【自剜病根→→→辽宁变了！】
辽宁振兴发展
必须解决好
营商环境和发展生态问题
重塑诚信政府
规范市场主体
双管齐下、同向发力
辽宁，在变！
以法治环境和信用环境建设为突破口，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经济社会事务。
营商环境建设重点在于信，关键在于政策要有稳定性、公信力，让人感到可信任。
从修复金融生态着手，运用法治手段重建信用基础。
只要我们用心用力把发展生态营造好，各方面要素必将在辽宁加快集聚。
法治、信用
是辽宁振兴发展的应有之义
今天，辽宁日报头版文章
带你聚焦
辽宁法治环境和信用环境建设
紧握法治长缨 净化信用环境
一个判断，已成为共识：辽宁振兴发展，不是靠上几个大项目就能实现，必须解决好营商环境、发展生态问题。
优化营商环境，辽宁过去一段时期用力颇大。制定地方性法规，组建专门机构，出台“最多跑一次”省政府规章……回头审视，发展生态虽有所改观，但并未根本改变。
一个追问，让辽宁反思：营商环境问题的“病根”，究竟在哪里？
一系列企业债务违约事件，给辽宁发展生态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同时，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也清晰显露出来：法治不彰、信用缺失。
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市场经济首先是信用经济，信用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二者一体两面，缺一不可。市场主体只有在一个公平、透明、平等、诚信的环境中，才能对未来看得清、可预期、有信心，才能有在一个地区放心投资、安心创业的动力和底气。
症结找准，施策才能精准。去年以来，辽宁省委、省政府深刻总结教训，将营商环境建设的着力点进一步聚焦到法治环境和信用环境上来。
重塑诚信政府，从约束职能部门和公务人员做起，知法用法、兑现承诺；规范市场主体，从修复金融生态着手，追逃废债、严惩失信。
双管齐下、同向发力。观念在变，行动在变，辽宁在变！
企业的疑难问题，第一时间解答
法治环境、信用环境是一个整体，代表着营商环境的最高层次，代表着投资者对一个地区的信心和预期，而预期有价值。
近些年，有关辽宁企业债务违约问题的消息不时从债券圈传来，且都“动静不小”。尽管相关方面及时采取措施，但影响依然不容忽视。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是一条朴素的道理。企业债务违约，其背后固然有经营遇到困难等客观原因，但同时也反映出法治观念淡薄、诚信缺失等问题。不仅如此，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口惠而实不至”现象，在过去一段时间也不时出现，让一些投资者不满。
辽宁有着灿烂辉煌的发展历史，有着质朴厚重的地域文化，信用和诚信一直是重要底色。性格豪爽、为人大气的辽宁人，绝非天然不讲诚信。之所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失信行为，有其特别成因。
辽宁作为曾经的老工业基地，是计划经济进入最早和退出最晚的地区之一，市场经济意识不强，因而在信用体系建设上有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过去一段时间，辽宁的政治生态遭到破坏，直接影响到营商环境与政商关系，违背经济规律的不作为、乱作为，引发了一系列政府失信行为。
“维护信用，扎实办事，引导预期向积极方向转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辽宁调研期间提出这一要求，深意由此可见。
教训惨痛，形势紧迫。如何破局，已是摆在辽宁人面前的一道重大课题。
今年1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国清在接受央媒专访时明确提出：“营商环境最重要的内容是法治环境和信用环境。”
这是省委在去年将营商环境建设提升到事关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作为“牛鼻子”工程加以强调推进之后，针对当前辽宁面临的紧迫问题作出的最新判断和进一步聚焦。
此后数月，无论是春节前夕赴省公安厅慰问、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赴地方调研，还是与中央新闻单位驻辽机构负责人座谈、会见来辽企业家等多个不同场合，“加强法治环境和信用环境建设”都是张国清每次必讲的重要内容。
|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这让我们看到了省委的决心。以法治环境和信用环境建设为突破口，全面改善发展环境，就是我们的重要任务。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经济社会事务，也是我们必修的一课。”敏锐感受到这一新变化的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政策法规处主任科员潘卓如是说。
把法治挺起来，把信用建起来，把预期撑起来。让政府守住底线、企业避开红线，一场艰巨而影响深远的“攻坚战”，已在辽宁打响。
“信”宜立，更在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守住信用，就必须运用法治手段依法依规约束政府和企业。
1695万元，终于还上了！对于沈阳金柏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来说，拿到这笔被拖欠数年的工程款，过程虽曲折，结局很圆满。
这家园林绿化设计施工企业，服务对象大多是各级政府部门，多年来因各种原因工程款屡被拖欠，企业生存发展受到极大影响。
得知这一情况后，省减轻企业负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采取挂牌督办机制，第一时间组织4个市19家拖欠主体召开专题调度会，采取多种办法清理欠款，终于在去年10月底，将公司被拖欠的无分歧欠款清偿完毕。
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营商环境建设重点不在于惠而在于信，并不是说政策优惠有多好，关键在于政策要有稳定性、公信力，让人感到可信任，这样的营商环境才是可持续的。”
“辽宁在信用立法方面在全国启动得较早，但法律的应用和执行更为关键。”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孙映雪坦言。
亮出法治的“武器”和“牙齿”，是治理政府和企业失信行为的最佳选择。眼下，辽宁各地各部门正紧握法治利器，瞄准信用建设薄弱点精准出击。
| 辽宁公安机关出台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30项新举措
欠款必还是底线。政府拖欠款项的行为最令企业难以接受。辽宁着力将清欠工作作为推进企业纾难解困的重要举措，采取督查、黄色预警和给市长致函等措施推动欠款清偿。截至去年10月底，已偿还拖欠账款348.17亿元。14个市及省级政府部门、省属大型国企均完成了全年无分歧欠款应清尽清目标任务。
逃债必追是态度。企业恶意逃废债会引发金融风险，必须亮明严厉打击的坚决态度。在鞍山市，公安机关在全国创新组建、率先成立打击恶意逃废金融债务支队，连续开展“追月”行动，针对13类恶意逃废金融债务行为，破获了一批大要案件，追回欠贷3.3亿元，优化不良贷款8.9亿元。在全省，鞍山只是一“点”。目前，辽宁各地依法治理逃废债等行为都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失信必惩是原则。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辽宁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在全国率先开展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构建省、市、县三级信用数据征集体系，在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14个领域建立了信用监管制度，实现了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利剑高悬”。
“法”宜严，更在公。处理好严格执法与提高法律遵从度的关系，坚持客观公正、不枉不松，最终的目标，就是营造出公平、透明、平等的市场环境。
对此，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成林有更具体的解释：“对于各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而言，案件办理是否公正对安全感的影响最为深刻，对市场预期的影响最为直接，对创新创业的影响最为明显。”
近日，一份由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对涉企案件实行生产经营影响评估的报告办法（试行）》在企业界人士中引发不小反响。今后，人民法院办案时要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进行评估，这就极大降低了司法活动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辽宁政法系统近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释放了更多积极信号。
扎实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刀刃向内集中整治损害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突出问题。省公安厅推出涉企经济案件审批报备等5项机制；省检察院坚持“少捕慎诉”，清理涉民企“挂案”；省司法厅出台文件，针对在岗不尽职、办理不及时等37种损害营商环境行为作出明确问责规定……
胸怀赤诚，舞动长缨。上下同欲，气象万千。
4月6日，辽宁“十四五”规划纲要全文正式印发。“全面推进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赫然排在纲要第四章第一节，成为辽宁未来5年集中发力的重要任务。
在“十四五”开局之际，这向外界传达了一个鲜明信号：只要我们用心用力把发展生态营造好，各方面要素必将在辽宁加快集聚。
从修复金融生态着手，运用法治手段重建信用基础。省委、省政府精准部署，各地各部门务实行动，广大干部群众秉承“人人都是营商环境”原则恪守本分。
| 外资项目落户辽宁
潜移默化中，一个个看似细微的点滴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口碑在变。深耕辽宁10年的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说，营商环境变好了，信誉度高了，辽宁会有更好的前景，我们愿意做辽宁的宣传者。而在葫芦岛投资了三期项目的坤泰云著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建华则表示，正是看到了当初政府承诺修建的两条道路通车，我们才决定继续在这里投资。
信心在变。进入3月，国有金融机构在辽宁的活动愈加频繁。人民银行决定对辽宁增加240亿元再贷款额度，引导地方银行扩大对涉农、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信贷投放；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分别与阜新、朝阳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看中的是辽西北在未来国家发展战略中的独特区位优势；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分别与本溪、盘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看中的是当地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潜力。
预期在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在“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专家座谈会上直言：“过去人们认为东北的营商环境相对来说在国内是比较滞后的，但是我们看到辽宁在2020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增长是13.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辽宁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新的突破。”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也在关注辽宁、看好辽宁，最近，东方航空集团、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中国黄金集团、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等主要负责人纷纷率团来辽，就加强合作进行深入探讨。
既解眼前之困，又谋长远之功。目前，辽宁正在逐步推进一项项打基础利长远的工程。
今年2月26日、3月28日，辽宁相继召开全省农信机构改革动员会议、全省城商行改革动员会议。目标十分明确：牢牢守住不发生金融风险底线，切实保护企业和群众利益。
4月13日，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上，再次释放强烈信号：把法治环境建设作为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从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做起，更好服务辽宁振兴发展大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展环境的修复亦非一蹴而就。但只要意志坚定、心无旁骛，定有成效。法治辽宁、信用辽宁，是振兴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推动。
辽宁，使命重大，蓝图清晰，时至势成，众缘和合，已然迈上新的征途，正在掀开新的一页！
来源：辽宁日报
辽宁振兴发展
必须解决好
营商环境和发展生态问题
重塑诚信政府
规范市场主体
双管齐下、同向发力
辽宁，在变！
以法治环境和信用环境建设为突破口，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经济社会事务。
营商环境建设重点在于信，关键在于政策要有稳定性、公信力，让人感到可信任。
从修复金融生态着手，运用法治手段重建信用基础。
只要我们用心用力把发展生态营造好，各方面要素必将在辽宁加快集聚。
法治、信用
是辽宁振兴发展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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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聚焦
辽宁法治环境和信用环境建设
紧握法治长缨 净化信用环境
一个判断，已成为共识：辽宁振兴发展，不是靠上几个大项目就能实现，必须解决好营商环境、发展生态问题。
优化营商环境，辽宁过去一段时期用力颇大。制定地方性法规，组建专门机构，出台“最多跑一次”省政府规章……回头审视，发展生态虽有所改观，但并未根本改变。
一个追问，让辽宁反思：营商环境问题的“病根”，究竟在哪里？
一系列企业债务违约事件，给辽宁发展生态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同时，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也清晰显露出来：法治不彰、信用缺失。
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市场经济首先是信用经济，信用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二者一体两面，缺一不可。市场主体只有在一个公平、透明、平等、诚信的环境中，才能对未来看得清、可预期、有信心，才能有在一个地区放心投资、安心创业的动力和底气。
症结找准，施策才能精准。去年以来，辽宁省委、省政府深刻总结教训，将营商环境建设的着力点进一步聚焦到法治环境和信用环境上来。
重塑诚信政府，从约束职能部门和公务人员做起，知法用法、兑现承诺；规范市场主体，从修复金融生态着手，追逃废债、严惩失信。
双管齐下、同向发力。观念在变，行动在变，辽宁在变！
企业的疑难问题，第一时间解答
法治环境、信用环境是一个整体，代表着营商环境的最高层次，代表着投资者对一个地区的信心和预期，而预期有价值。
近些年，有关辽宁企业债务违约问题的消息不时从债券圈传来，且都“动静不小”。尽管相关方面及时采取措施，但影响依然不容忽视。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是一条朴素的道理。企业债务违约，其背后固然有经营遇到困难等客观原因，但同时也反映出法治观念淡薄、诚信缺失等问题。不仅如此，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口惠而实不至”现象，在过去一段时间也不时出现，让一些投资者不满。
辽宁有着灿烂辉煌的发展历史，有着质朴厚重的地域文化，信用和诚信一直是重要底色。性格豪爽、为人大气的辽宁人，绝非天然不讲诚信。之所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失信行为，有其特别成因。
辽宁作为曾经的老工业基地，是计划经济进入最早和退出最晚的地区之一，市场经济意识不强，因而在信用体系建设上有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过去一段时间，辽宁的政治生态遭到破坏，直接影响到营商环境与政商关系，违背经济规律的不作为、乱作为，引发了一系列政府失信行为。
“维护信用，扎实办事，引导预期向积极方向转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辽宁调研期间提出这一要求，深意由此可见。
教训惨痛，形势紧迫。如何破局，已是摆在辽宁人面前的一道重大课题。
今年1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国清在接受央媒专访时明确提出：“营商环境最重要的内容是法治环境和信用环境。”
这是省委在去年将营商环境建设提升到事关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作为“牛鼻子”工程加以强调推进之后，针对当前辽宁面临的紧迫问题作出的最新判断和进一步聚焦。
此后数月，无论是春节前夕赴省公安厅慰问、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赴地方调研，还是与中央新闻单位驻辽机构负责人座谈、会见来辽企业家等多个不同场合，“加强法治环境和信用环境建设”都是张国清每次必讲的重要内容。
|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这让我们看到了省委的决心。以法治环境和信用环境建设为突破口，全面改善发展环境，就是我们的重要任务。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经济社会事务，也是我们必修的一课。”敏锐感受到这一新变化的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政策法规处主任科员潘卓如是说。
把法治挺起来，把信用建起来，把预期撑起来。让政府守住底线、企业避开红线，一场艰巨而影响深远的“攻坚战”，已在辽宁打响。
“信”宜立，更在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守住信用，就必须运用法治手段依法依规约束政府和企业。
1695万元，终于还上了！对于沈阳金柏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来说，拿到这笔被拖欠数年的工程款，过程虽曲折，结局很圆满。
这家园林绿化设计施工企业，服务对象大多是各级政府部门，多年来因各种原因工程款屡被拖欠，企业生存发展受到极大影响。
得知这一情况后，省减轻企业负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采取挂牌督办机制，第一时间组织4个市19家拖欠主体召开专题调度会，采取多种办法清理欠款，终于在去年10月底，将公司被拖欠的无分歧欠款清偿完毕。
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营商环境建设重点不在于惠而在于信，并不是说政策优惠有多好，关键在于政策要有稳定性、公信力，让人感到可信任，这样的营商环境才是可持续的。”
“辽宁在信用立法方面在全国启动得较早，但法律的应用和执行更为关键。”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孙映雪坦言。
亮出法治的“武器”和“牙齿”，是治理政府和企业失信行为的最佳选择。眼下，辽宁各地各部门正紧握法治利器，瞄准信用建设薄弱点精准出击。
| 辽宁公安机关出台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30项新举措
欠款必还是底线。政府拖欠款项的行为最令企业难以接受。辽宁着力将清欠工作作为推进企业纾难解困的重要举措，采取督查、黄色预警和给市长致函等措施推动欠款清偿。截至去年10月底，已偿还拖欠账款348.17亿元。14个市及省级政府部门、省属大型国企均完成了全年无分歧欠款应清尽清目标任务。
逃债必追是态度。企业恶意逃废债会引发金融风险，必须亮明严厉打击的坚决态度。在鞍山市，公安机关在全国创新组建、率先成立打击恶意逃废金融债务支队，连续开展“追月”行动，针对13类恶意逃废金融债务行为，破获了一批大要案件，追回欠贷3.3亿元，优化不良贷款8.9亿元。在全省，鞍山只是一“点”。目前，辽宁各地依法治理逃废债等行为都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失信必惩是原则。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辽宁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在全国率先开展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构建省、市、县三级信用数据征集体系，在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14个领域建立了信用监管制度，实现了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利剑高悬”。
“法”宜严，更在公。处理好严格执法与提高法律遵从度的关系，坚持客观公正、不枉不松，最终的目标，就是营造出公平、透明、平等的市场环境。
对此，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成林有更具体的解释：“对于各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而言，案件办理是否公正对安全感的影响最为深刻，对市场预期的影响最为直接，对创新创业的影响最为明显。”
近日，一份由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对涉企案件实行生产经营影响评估的报告办法（试行）》在企业界人士中引发不小反响。今后，人民法院办案时要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进行评估，这就极大降低了司法活动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辽宁政法系统近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释放了更多积极信号。
扎实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刀刃向内集中整治损害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突出问题。省公安厅推出涉企经济案件审批报备等5项机制；省检察院坚持“少捕慎诉”，清理涉民企“挂案”；省司法厅出台文件，针对在岗不尽职、办理不及时等37种损害营商环境行为作出明确问责规定……
胸怀赤诚，舞动长缨。上下同欲，气象万千。
4月6日，辽宁“十四五”规划纲要全文正式印发。“全面推进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赫然排在纲要第四章第一节，成为辽宁未来5年集中发力的重要任务。
在“十四五”开局之际，这向外界传达了一个鲜明信号：只要我们用心用力把发展生态营造好，各方面要素必将在辽宁加快集聚。
从修复金融生态着手，运用法治手段重建信用基础。省委、省政府精准部署，各地各部门务实行动，广大干部群众秉承“人人都是营商环境”原则恪守本分。
| 外资项目落户辽宁
潜移默化中，一个个看似细微的点滴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口碑在变。深耕辽宁10年的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说，营商环境变好了，信誉度高了，辽宁会有更好的前景，我们愿意做辽宁的宣传者。而在葫芦岛投资了三期项目的坤泰云著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建华则表示，正是看到了当初政府承诺修建的两条道路通车，我们才决定继续在这里投资。
信心在变。进入3月，国有金融机构在辽宁的活动愈加频繁。人民银行决定对辽宁增加240亿元再贷款额度，引导地方银行扩大对涉农、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信贷投放；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分别与阜新、朝阳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看中的是辽西北在未来国家发展战略中的独特区位优势；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分别与本溪、盘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看中的是当地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潜力。
预期在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在“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专家座谈会上直言：“过去人们认为东北的营商环境相对来说在国内是比较滞后的，但是我们看到辽宁在2020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增长是13.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辽宁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新的突破。”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也在关注辽宁、看好辽宁，最近，东方航空集团、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中国黄金集团、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等主要负责人纷纷率团来辽，就加强合作进行深入探讨。
既解眼前之困，又谋长远之功。目前，辽宁正在逐步推进一项项打基础利长远的工程。
今年2月26日、3月28日，辽宁相继召开全省农信机构改革动员会议、全省城商行改革动员会议。目标十分明确：牢牢守住不发生金融风险底线，切实保护企业和群众利益。
4月13日，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上，再次释放强烈信号：把法治环境建设作为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从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做起，更好服务辽宁振兴发展大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展环境的修复亦非一蹴而就。但只要意志坚定、心无旁骛，定有成效。法治辽宁、信用辽宁，是振兴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推动。
辽宁，使命重大，蓝图清晰，时至势成，众缘和合，已然迈上新的征途，正在掀开新的一页！
来源：辽宁日报
#每日科普#【抗日战争双方军事实力悬殊，日本何以最终战败？连犯四大战略错误】截至1938年底，日军现役师团也才扩充到34个，其中关内战场部署了24个，占比已达70%强，因此在华中方面军和华北方面军纷纷因为兵力不足而请援时，东京大本营却无兵可派。
然而在1945年上半年，其师团总数却扩充到160多个，仅仅猬集在本土的军队就有59个师团240万之众，这些军队几乎没有投入作战就向美军缴械投降了，如此巨大的反差，还没有看出问题来么：日本人早干嘛去了？
李宗仁回忆抗日战争时，曾经心有余悸地写道：如果日本及早进行全国动员，首批派遣30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恐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进而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
但是日本人没有这么干，未在第一时间倾举国兵力来犯，只是在华北和华东用部分兵力与中国军队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除第11军外几无其他深入性作战，而这种“逐次增兵”的添油战术正是兵家大忌。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逐次增兵逐渐扩大作战地域呢？这就是陆相杉山元的理论，只要在华北重创中国军队主力，并且占领若干大城市，那么肯定“中国三个月就会投降”。
所以这就是日本人的第一个毛病，即在战略上的预判错误。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日军参谋本部也认为，只要在华北方向占领平津、石家庄一线，则南京政府就会求和，然后日本人就可以攫取华北的利益成立第二个“伪满洲国”。然而国民政府非但没有求和，在华北继续抵抗的同时，还在淞沪地区主动攻击日本海军陆战队，这下子日本人的思路就零乱了。
然后怎么办？只能就是再增兵上海，在华东地区开始大打，而在此之前，东京大本营并没有用兵华东的计划，淞沪会战期间，日本陆军从两个师团逐渐增加到七个师团，再从一个“上海派遣军”扩充到下辖两个军的“华中派遣军”，兵力达到了九个师团另二个旅团、海军第3和第4舰队主力及大部分空军力量。再然后是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还是未降，日本人就有点懵圈了。
华东战事也暴露了日本人第二个毛病，即李宗仁所说的“添油战术”，这是战术层面的错误，其实也蕴含着战略眼光的不足，那就是对于侵华战争，日本方面从一开始就缺乏整体的战略部署，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打法。基本上是中国军队在哪里跟日军发生冲突，就增兵哪里进行“惩膺”，至于在这些地区打赢了以后下一步怎么办，除了坐等重庆政府求和或者投降外，日本没有深度的筹谋。
武汉会战是一个分割线，日本人想当然地以为，既然国民政府撤到了华中的武汉，那么攻取这座大城市后一定会取得希望的结果，于是调动近30万人马又西进武汉，等到武汉沦陷后东京大本营惊讶地发现，国民政府撤入川渝，却仍然没有乞降的打算。于是日本人迷茫了，因为之前没有这种情况下的预案，下面怎么办，东京的军部和内阁吵成一团。
于是日本人犯下了第三个战略错误，他们把战略方针从最初的“速战速决”改成了“以战养战”，冈村宁次等前线将领要求增兵，一举攻入陕西和四川，可是东京不干，内阁说财政快破产了，军部说不好再进行大规模动员，所以要求前线日军仅以巩固占领区为任务，不再发起大规模攻势。所以在1939年前后，侵华日军有一个明显的作战停顿期，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深刻地指出：敌初期对华策略，以为短时间内即可将我主力击溃，使我停止抵抗。敌占武汉后，见我军主力仍在，且转入西北和西南险要地区，遂停止西进不再深入。而于政治上，扶持伪组织，在军事上掠夺物资以战养战，并以海军封锁我出海口和国际路线，以空军轰炸我政治经济中心，企图动摇我士气民气，使我抗战不能持久。
而结论却是：“结果适得其反，我军民愈战愈奋，愈挫愈坚，出敌预料”（白崇禧原文），换句话说，日本人在战略上的摇摆和不定，使其军事上的优势和战术上的优秀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先是速战速决方案的破产，然后是以战养战的希望破灭。因为日本是个缺乏资源的岛国，它根本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跟拥有4亿多人口和广袤国土的中国相持下去，无异自讨苦吃。
至于日本人的第四个毛病，其实是前一个错误衍生出来的，它的军需物资基本是从美国和东南亚进口的，由于其未能“速战速决”搞定中国，也就没可能出现美英所希望的“北犯苏俄”之局面，于是西方越来越不耐烦，态度从绥靖趋于强硬，经济制裁逐步升级。同时，日本人若想切断国民政府获得外援的通道，又必须逼迫西方关闭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等交通线，双方矛盾升级。
在这样的局面下，日本人再次修改了“以苏俄为最终大敌”的国策，开始从北上转而变成“南进”，因为它必须要获得维持战争的物资，必须封闭重庆政府的国际通道。所以在1941年上半年，终于武装进入越南，从而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和强烈不满，禁运石油、禁运钢铁、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然而日本付出了几十万死鬼和数百亿军费才吃到嘴里的肉，怎么可能吐出来？
美日谈判破裂，日本人叫嚣“不惜一战”，仅1941年底到1942年初就动员了50万人，新组了九个师团和一堆混成旅团，准备跟美国人死磕，这回军部也不嚷嚷缺兵了，裕仁也同意第二次大规模动员了，早干嘛去了？其实这也是岛国民族的心理和生理弱点，无论是侵华战争还是太平洋战争初期，总是有“小贼入室”的状态，而缺乏整体的战略考量。
既然跟美国也开打了，日本人战败的结果已经无解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然而在1945年上半年，其师团总数却扩充到160多个，仅仅猬集在本土的军队就有59个师团240万之众，这些军队几乎没有投入作战就向美军缴械投降了，如此巨大的反差，还没有看出问题来么：日本人早干嘛去了？
李宗仁回忆抗日战争时，曾经心有余悸地写道：如果日本及早进行全国动员，首批派遣30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恐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进而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
但是日本人没有这么干，未在第一时间倾举国兵力来犯，只是在华北和华东用部分兵力与中国军队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除第11军外几无其他深入性作战，而这种“逐次增兵”的添油战术正是兵家大忌。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逐次增兵逐渐扩大作战地域呢？这就是陆相杉山元的理论，只要在华北重创中国军队主力，并且占领若干大城市，那么肯定“中国三个月就会投降”。
所以这就是日本人的第一个毛病，即在战略上的预判错误。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日军参谋本部也认为，只要在华北方向占领平津、石家庄一线，则南京政府就会求和，然后日本人就可以攫取华北的利益成立第二个“伪满洲国”。然而国民政府非但没有求和，在华北继续抵抗的同时，还在淞沪地区主动攻击日本海军陆战队，这下子日本人的思路就零乱了。
然后怎么办？只能就是再增兵上海，在华东地区开始大打，而在此之前，东京大本营并没有用兵华东的计划，淞沪会战期间，日本陆军从两个师团逐渐增加到七个师团，再从一个“上海派遣军”扩充到下辖两个军的“华中派遣军”，兵力达到了九个师团另二个旅团、海军第3和第4舰队主力及大部分空军力量。再然后是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还是未降，日本人就有点懵圈了。
华东战事也暴露了日本人第二个毛病，即李宗仁所说的“添油战术”，这是战术层面的错误，其实也蕴含着战略眼光的不足，那就是对于侵华战争，日本方面从一开始就缺乏整体的战略部署，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打法。基本上是中国军队在哪里跟日军发生冲突，就增兵哪里进行“惩膺”，至于在这些地区打赢了以后下一步怎么办，除了坐等重庆政府求和或者投降外，日本没有深度的筹谋。
武汉会战是一个分割线，日本人想当然地以为，既然国民政府撤到了华中的武汉，那么攻取这座大城市后一定会取得希望的结果，于是调动近30万人马又西进武汉，等到武汉沦陷后东京大本营惊讶地发现，国民政府撤入川渝，却仍然没有乞降的打算。于是日本人迷茫了，因为之前没有这种情况下的预案，下面怎么办，东京的军部和内阁吵成一团。
于是日本人犯下了第三个战略错误，他们把战略方针从最初的“速战速决”改成了“以战养战”，冈村宁次等前线将领要求增兵，一举攻入陕西和四川，可是东京不干，内阁说财政快破产了，军部说不好再进行大规模动员，所以要求前线日军仅以巩固占领区为任务，不再发起大规模攻势。所以在1939年前后，侵华日军有一个明显的作战停顿期，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深刻地指出：敌初期对华策略，以为短时间内即可将我主力击溃，使我停止抵抗。敌占武汉后，见我军主力仍在，且转入西北和西南险要地区，遂停止西进不再深入。而于政治上，扶持伪组织，在军事上掠夺物资以战养战，并以海军封锁我出海口和国际路线，以空军轰炸我政治经济中心，企图动摇我士气民气，使我抗战不能持久。
而结论却是：“结果适得其反，我军民愈战愈奋，愈挫愈坚，出敌预料”（白崇禧原文），换句话说，日本人在战略上的摇摆和不定，使其军事上的优势和战术上的优秀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先是速战速决方案的破产，然后是以战养战的希望破灭。因为日本是个缺乏资源的岛国，它根本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跟拥有4亿多人口和广袤国土的中国相持下去，无异自讨苦吃。
至于日本人的第四个毛病，其实是前一个错误衍生出来的，它的军需物资基本是从美国和东南亚进口的，由于其未能“速战速决”搞定中国，也就没可能出现美英所希望的“北犯苏俄”之局面，于是西方越来越不耐烦，态度从绥靖趋于强硬，经济制裁逐步升级。同时，日本人若想切断国民政府获得外援的通道，又必须逼迫西方关闭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等交通线，双方矛盾升级。
在这样的局面下，日本人再次修改了“以苏俄为最终大敌”的国策，开始从北上转而变成“南进”，因为它必须要获得维持战争的物资，必须封闭重庆政府的国际通道。所以在1941年上半年，终于武装进入越南，从而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和强烈不满，禁运石油、禁运钢铁、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然而日本付出了几十万死鬼和数百亿军费才吃到嘴里的肉，怎么可能吐出来？
美日谈判破裂，日本人叫嚣“不惜一战”，仅1941年底到1942年初就动员了50万人，新组了九个师团和一堆混成旅团，准备跟美国人死磕，这回军部也不嚷嚷缺兵了，裕仁也同意第二次大规模动员了，早干嘛去了？其实这也是岛国民族的心理和生理弱点，无论是侵华战争还是太平洋战争初期，总是有“小贼入室”的状态，而缺乏整体的战略考量。
既然跟美国也开打了，日本人战败的结果已经无解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每日科普#【抗日战争双方军事实力悬殊，日本何以最终战败？连犯四大战略错误】截至1938年底，日军现役师团也才扩充到34个，其中关内战场部署了24个，占比已达70%强，因此在华中方面军和华北方面军纷纷因为兵力不足而请援时，东京大本营却无兵可派。
然而在1945年上半年，其师团总数却扩充到160多个，仅仅猬集在本土的军队就有59个师团240万之众，这些军队几乎没有投入作战就向美军缴械投降了，如此巨大的反差，还没有看出问题来么：日本人早干嘛去了？
李宗仁回忆抗日战争时，曾经心有余悸地写道：如果日本及早进行全国动员，首批派遣30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恐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进而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
但是日本人没有这么干，未在第一时间倾举国兵力来犯，只是在华北和华东用部分兵力与中国军队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除第11军外几无其他深入性作战，而这种“逐次增兵”的添油战术正是兵家大忌。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逐次增兵逐渐扩大作战地域呢？这就是陆相杉山元的理论，只要在华北重创中国军队主力，并且占领若干大城市，那么肯定“中国三个月就会投降”。
所以这就是日本人的第一个毛病，即在战略上的预判错误。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日军参谋本部也认为，只要在华北方向占领平津、石家庄一线，则南京政府就会求和，然后日本人就可以攫取华北的利益成立第二个“伪满洲国”。然而国民政府非但没有求和，在华北继续抵抗的同时，还在淞沪地区主动攻击日本海军陆战队，这下子日本人的思路就零乱了。
然后怎么办？只能就是再增兵上海，在华东地区开始大打，而在此之前，东京大本营并没有用兵华东的计划，淞沪会战期间，日本陆军从两个师团逐渐增加到七个师团，再从一个“上海派遣军”扩充到下辖两个军的“华中派遣军”，兵力达到了九个师团另二个旅团、海军第3和第4舰队主力及大部分空军力量。再然后是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还是未降，日本人就有点懵圈了。
华东战事也暴露了日本人第二个毛病，即李宗仁所说的“添油战术”，这是战术层面的错误，其实也蕴含着战略眼光的不足，那就是对于侵华战争，日本方面从一开始就缺乏整体的战略部署，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打法。基本上是中国军队在哪里跟日军发生冲突，就增兵哪里进行“惩膺”，至于在这些地区打赢了以后下一步怎么办，除了坐等重庆政府求和或者投降外，日本没有深度的筹谋。
武汉会战是一个分割线，日本人想当然地以为，既然国民政府撤到了华中的武汉，那么攻取这座大城市后一定会取得希望的结果，于是调动近30万人马又西进武汉，等到武汉沦陷后东京大本营惊讶地发现，国民政府撤入川渝，却仍然没有乞降的打算。于是日本人迷茫了，因为之前没有这种情况下的预案，下面怎么办，东京的军部和内阁吵成一团。
于是日本人犯下了第三个战略错误，他们把战略方针从最初的“速战速决”改成了“以战养战”，冈村宁次等前线将领要求增兵，一举攻入陕西和四川，可是东京不干，内阁说财政快破产了，军部说不好再进行大规模动员，所以要求前线日军仅以巩固占领区为任务，不再发起大规模攻势。所以在1939年前后，侵华日军有一个明显的作战停顿期，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深刻地指出：敌初期对华策略，以为短时间内即可将我主力击溃，使我停止抵抗。敌占武汉后，见我军主力仍在，且转入西北和西南险要地区，遂停止西进不再深入。而于政治上，扶持伪组织，在军事上掠夺物资以战养战，并以海军封锁我出海口和国际路线，以空军轰炸我政治经济中心，企图动摇我士气民气，使我抗战不能持久。
而结论却是：“结果适得其反，我军民愈战愈奋，愈挫愈坚，出敌预料”（白崇禧原文），换句话说，日本人在战略上的摇摆和不定，使其军事上的优势和战术上的优秀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先是速战速决方案的破产，然后是以战养战的希望破灭。因为日本是个缺乏资源的岛国，它根本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跟拥有4亿多人口和广袤国土的中国相持下去，无异自讨苦吃。
至于日本人的第四个毛病，其实是前一个错误衍生出来的，它的军需物资基本是从美国和东南亚进口的，由于其未能“速战速决”搞定中国，也就没可能出现美英所希望的“北犯苏俄”之局面，于是西方越来越不耐烦，态度从绥靖趋于强硬，经济制裁逐步升级。同时，日本人若想切断国民政府获得外援的通道，又必须逼迫西方关闭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等交通线，双方矛盾升级。
在这样的局面下，日本人再次修改了“以苏俄为最终大敌”的国策，开始从北上转而变成“南进”，因为它必须要获得维持战争的物资，必须封闭重庆政府的国际通道。所以在1941年上半年，终于武装进入越南，从而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和强烈不满，禁运石油、禁运钢铁、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然而日本付出了几十万死鬼和数百亿军费才吃到嘴里的肉，怎么可能吐出来？
美日谈判破裂，日本人叫嚣“不惜一战”，仅1941年底到1942年初就动员了50万人，新组了九个师团和一堆混成旅团，准备跟美国人死磕，这回军部也不嚷嚷缺兵了，裕仁也同意第二次大规模动员了，早干嘛去了？其实这也是岛国民族的心理和生理弱点，无论是侵华战争还是太平洋战争初期，总是有“小贼入室”的状态，而缺乏整体的战略考量。
既然跟美国也开打了，日本人战败的结果已经无解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然而在1945年上半年，其师团总数却扩充到160多个，仅仅猬集在本土的军队就有59个师团240万之众，这些军队几乎没有投入作战就向美军缴械投降了，如此巨大的反差，还没有看出问题来么：日本人早干嘛去了？
李宗仁回忆抗日战争时，曾经心有余悸地写道：如果日本及早进行全国动员，首批派遣30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恐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进而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
但是日本人没有这么干，未在第一时间倾举国兵力来犯，只是在华北和华东用部分兵力与中国军队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除第11军外几无其他深入性作战，而这种“逐次增兵”的添油战术正是兵家大忌。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逐次增兵逐渐扩大作战地域呢？这就是陆相杉山元的理论，只要在华北重创中国军队主力，并且占领若干大城市，那么肯定“中国三个月就会投降”。
所以这就是日本人的第一个毛病，即在战略上的预判错误。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日军参谋本部也认为，只要在华北方向占领平津、石家庄一线，则南京政府就会求和，然后日本人就可以攫取华北的利益成立第二个“伪满洲国”。然而国民政府非但没有求和，在华北继续抵抗的同时，还在淞沪地区主动攻击日本海军陆战队，这下子日本人的思路就零乱了。
然后怎么办？只能就是再增兵上海，在华东地区开始大打，而在此之前，东京大本营并没有用兵华东的计划，淞沪会战期间，日本陆军从两个师团逐渐增加到七个师团，再从一个“上海派遣军”扩充到下辖两个军的“华中派遣军”，兵力达到了九个师团另二个旅团、海军第3和第4舰队主力及大部分空军力量。再然后是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还是未降，日本人就有点懵圈了。
华东战事也暴露了日本人第二个毛病，即李宗仁所说的“添油战术”，这是战术层面的错误，其实也蕴含着战略眼光的不足，那就是对于侵华战争，日本方面从一开始就缺乏整体的战略部署，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打法。基本上是中国军队在哪里跟日军发生冲突，就增兵哪里进行“惩膺”，至于在这些地区打赢了以后下一步怎么办，除了坐等重庆政府求和或者投降外，日本没有深度的筹谋。
武汉会战是一个分割线，日本人想当然地以为，既然国民政府撤到了华中的武汉，那么攻取这座大城市后一定会取得希望的结果，于是调动近30万人马又西进武汉，等到武汉沦陷后东京大本营惊讶地发现，国民政府撤入川渝，却仍然没有乞降的打算。于是日本人迷茫了，因为之前没有这种情况下的预案，下面怎么办，东京的军部和内阁吵成一团。
于是日本人犯下了第三个战略错误，他们把战略方针从最初的“速战速决”改成了“以战养战”，冈村宁次等前线将领要求增兵，一举攻入陕西和四川，可是东京不干，内阁说财政快破产了，军部说不好再进行大规模动员，所以要求前线日军仅以巩固占领区为任务，不再发起大规模攻势。所以在1939年前后，侵华日军有一个明显的作战停顿期，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深刻地指出：敌初期对华策略，以为短时间内即可将我主力击溃，使我停止抵抗。敌占武汉后，见我军主力仍在，且转入西北和西南险要地区，遂停止西进不再深入。而于政治上，扶持伪组织，在军事上掠夺物资以战养战，并以海军封锁我出海口和国际路线，以空军轰炸我政治经济中心，企图动摇我士气民气，使我抗战不能持久。
而结论却是：“结果适得其反，我军民愈战愈奋，愈挫愈坚，出敌预料”（白崇禧原文），换句话说，日本人在战略上的摇摆和不定，使其军事上的优势和战术上的优秀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先是速战速决方案的破产，然后是以战养战的希望破灭。因为日本是个缺乏资源的岛国，它根本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跟拥有4亿多人口和广袤国土的中国相持下去，无异自讨苦吃。
至于日本人的第四个毛病，其实是前一个错误衍生出来的，它的军需物资基本是从美国和东南亚进口的，由于其未能“速战速决”搞定中国，也就没可能出现美英所希望的“北犯苏俄”之局面，于是西方越来越不耐烦，态度从绥靖趋于强硬，经济制裁逐步升级。同时，日本人若想切断国民政府获得外援的通道，又必须逼迫西方关闭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等交通线，双方矛盾升级。
在这样的局面下，日本人再次修改了“以苏俄为最终大敌”的国策，开始从北上转而变成“南进”，因为它必须要获得维持战争的物资，必须封闭重庆政府的国际通道。所以在1941年上半年，终于武装进入越南，从而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和强烈不满，禁运石油、禁运钢铁、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然而日本付出了几十万死鬼和数百亿军费才吃到嘴里的肉，怎么可能吐出来？
美日谈判破裂，日本人叫嚣“不惜一战”，仅1941年底到1942年初就动员了50万人，新组了九个师团和一堆混成旅团，准备跟美国人死磕，这回军部也不嚷嚷缺兵了，裕仁也同意第二次大规模动员了，早干嘛去了？其实这也是岛国民族的心理和生理弱点，无论是侵华战争还是太平洋战争初期，总是有“小贼入室”的状态，而缺乏整体的战略考量。
既然跟美国也开打了，日本人战败的结果已经无解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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