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让老百姓自己做选择，想生就生，想不生就不生，让老百姓好好过个日子，有那么难吗？】【国师任泽平，请别侮辱国人的智商
】任泽平，又出来作妖了。
你要问我，最讨厌哪一类人?
我的回答，那绝对就是国师。
就是那些自以为掌握知识，通过权力，对人类进行各种规划的国师。
无论是在庙堂之上，还是野生的，都让人十分讨厌。
他们自以为高瞻远瞩，自以为运筹帷幄，把民众视为一颗颗棋子，以完成他们宏伟的目标。
他们生产和传播着错误的知识，给民众造成的悲剧数不胜数。
民众天生不愚蠢，他们最多是无知，而愚蠢的知识，正是这些国师们传授给他们的。
他们显得那么的儒雅，显得那么的有文化，其实他们是最烂的那么一群人，可以说，人类20世纪大多数灾难，都是间接的由他们造成的。
无论是苏联的计划经济，还是美国的大萧条，造成这些悲剧的背后，都有国师的理论为其背书。
当年的罗马俱乐部预测，资源即将耗尽，已经沦为笑柄。
后来，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又担心人口过多。
宋健，理工男，1931年12月29日出生于山东荣成，控制论、系统工程和航空航天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他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
宋健从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结果表明，如果生育2个孩子，我们整个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
如果在100年左右时间内，我们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水平，中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从淡水资源看，中国的水资源最多只能养育6.5亿人。
宋健的这套理论，最终导致了计划生育这一国策的实行。
他的那些的结论，只是一介不知世事的书生，躲在书屋里，在各种不切实际的假设的基础上，得出的荒谬的结论。
如今，任泽平、梁建章们开始接过宋健手中的接力棒，只是他们的理论变了，以前的理论是，人口太多，资源不够，现在的理论是，人口结构有问题，老龄化严重，出生率低严重威胁着国民经济。
别看他们的观点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但他们其实是一丘之貉，国师本色，看似忧国忧民，最终都将给社会带来无尽的灾难。
人口问题，我已经写过多篇文章，不想过多的重复。
只简单说一句，如果每一个家庭没问题，那怎么到了整个社会就有问题了呢？
家庭如果觉得有低生育率是危机，他们不会选择多生吗？每一个家庭都会权衡利弊，都会做出自己认为最正确的选择，怎么到了社会就是问题呢？
你们这些经济学家，脑袋里到底装什么稀烂的知识？
今天之所以，再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今天任泽平在其公众号的最新一篇文章《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中说：
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让未来更有活力，而且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和地方负担，我们研究认为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最务实有效可行。
这段话，再一次刷新了我的三观，你这不是侮辱国人的智商吗？
看出你这一段话的错误，需要学什么经济学吗？三岁小孩都知道你错的离谱。
让央行多印2万亿，而且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和地方的负担，而且让未来更有活力？
你怎么做到的？
钱就凭空印出了么？购买力就凭空获得了么？干嘛不叫央行直接每个人发一个亿呀，每个人都是亿万富翁呀。
每个人都是亿万富翁了，那还不臭屁呀，生十个也没问题呀。
呵呵，所以，任泽平，我觉得你2万亿还是不够，应该每个人发一个亿，你的问题马上解决。
国师啊国师，印了2万亿，稀释民众手中的购买力，怎么会不增加老百姓负担呢？
这很明显嘛，民众被稀释的购买力，就补贴给了生孩子的人嘛。
这就相当于，我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给了多生孩子的一笔钱，你说我负担怎么就不增加了？
而且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作为凯恩斯主义者的任泽平是根本认识不到的。
超发的2万亿，不仅重新配置民众手中财富，而且会给市场错误的信号，造成资源错配，降低经济效率，严重的甚至会造成经济危机。
比如，一家饭店突然生意好了，这给了他一个信号，他以为赚大钱的机会来了，他决定再扩大投资，把店面扩大了，或者再开了一家分店。
然而，这次他错了。增加的需求，其实是超发货币的结果，因为民众手中的钱变多了，于是消费增加了，但实际财富并没有增加。
当店主扩张之后才发现，原材料等等价格也开始上涨了，老板最终亏本了，扩大的投资打水漂了。
这就是由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错误投资的一个典型例子。
2万亿投入市场，货币的扩散是有过程的，有途径的，也是需要时间的，涨价是一个慢慢扩散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涨价到底是由生产端向消费端传递，还是由消费端向生产端传递，这要看货币发行的渠道。
2万亿如果是发给民众，民众大概率是消费，那么这个涨价过程，就会由消费端向生产端传递。
无论从哪端传递，都会引起资源的错配，降低经济效率，严重的会引起经济危机。
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就是因为长期信贷扩张，导致资源严重错配，最终酿成了经济危机。
任泽平，还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一个词，叫拉动内需。
这是一位典型的凯恩斯主义者，建议他好好学学萨伊定律。
萨伊定律告诉我们，是“供给创造了需求”。
注意，是需求，不是需要，需求和需要是两回事。
需要，是指欲望，我需要豪车、别墅、名表，当然这些都是只是我的妄想的，因为我没钱。
而需求，是一种能力，是满足你需要的能力。
萨伊的意思，你只有生产出了他人需求的产品或服务，才能用这些产品和服务去换取你的需求。
比如，我努力写文章，除了满足我的表达欲之外，也是满足读者的需求，只有这样才会有人给我打赏，给我转发，我才会有流量，才可以赚点零花钱。
然后我用这些零花钱，就买我需要的东西，这才是需求。
剔除货币，我其实是用我写的文章换取我需要的东西，这就是“供给创造需求”，也就是，我只有生产了（写文章），才会有满足我需要的能力。
道理非常简单，但像任泽平这样的经济学家们就是搞不清楚，他们会说，没有需求，经济怎么会发展呢？
想不通，继续想。
通过发钱来拉动内需，不仅仅不会拉动经济，反而会像前面说的，降低经济效率，严重的会造成经济危机，因为这种需求，是一种假需求。
最后，我想对任泽平这样的国师说一些肺腑之言。
国师呀国师呀。不就是生个孩子吗？
一下子不让你生，一下子各种政策鼓励你生？你到底是要闹哪样呀？
少点高瞻远瞩，少点运筹帷幄，少点忧国忧民，不好吗？
就让老百姓自己做选择，想生就生，想不生就不生，让老百姓好好过个日子，有那么难吗？【作者：一本正经的华仔】
】任泽平，又出来作妖了。
你要问我，最讨厌哪一类人?
我的回答，那绝对就是国师。
就是那些自以为掌握知识，通过权力，对人类进行各种规划的国师。
无论是在庙堂之上，还是野生的，都让人十分讨厌。
他们自以为高瞻远瞩，自以为运筹帷幄，把民众视为一颗颗棋子，以完成他们宏伟的目标。
他们生产和传播着错误的知识，给民众造成的悲剧数不胜数。
民众天生不愚蠢，他们最多是无知，而愚蠢的知识，正是这些国师们传授给他们的。
他们显得那么的儒雅，显得那么的有文化，其实他们是最烂的那么一群人，可以说，人类20世纪大多数灾难，都是间接的由他们造成的。
无论是苏联的计划经济，还是美国的大萧条，造成这些悲剧的背后，都有国师的理论为其背书。
当年的罗马俱乐部预测，资源即将耗尽，已经沦为笑柄。
后来，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又担心人口过多。
宋健，理工男，1931年12月29日出生于山东荣成，控制论、系统工程和航空航天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他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
宋健从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结果表明，如果生育2个孩子，我们整个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
如果在100年左右时间内，我们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水平，中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从淡水资源看，中国的水资源最多只能养育6.5亿人。
宋健的这套理论，最终导致了计划生育这一国策的实行。
他的那些的结论，只是一介不知世事的书生，躲在书屋里，在各种不切实际的假设的基础上，得出的荒谬的结论。
如今，任泽平、梁建章们开始接过宋健手中的接力棒，只是他们的理论变了，以前的理论是，人口太多，资源不够，现在的理论是，人口结构有问题，老龄化严重，出生率低严重威胁着国民经济。
别看他们的观点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但他们其实是一丘之貉，国师本色，看似忧国忧民，最终都将给社会带来无尽的灾难。
人口问题，我已经写过多篇文章，不想过多的重复。
只简单说一句，如果每一个家庭没问题，那怎么到了整个社会就有问题了呢？
家庭如果觉得有低生育率是危机，他们不会选择多生吗？每一个家庭都会权衡利弊，都会做出自己认为最正确的选择，怎么到了社会就是问题呢？
你们这些经济学家，脑袋里到底装什么稀烂的知识？
今天之所以，再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今天任泽平在其公众号的最新一篇文章《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中说：
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让未来更有活力，而且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和地方负担，我们研究认为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最务实有效可行。
这段话，再一次刷新了我的三观，你这不是侮辱国人的智商吗？
看出你这一段话的错误，需要学什么经济学吗？三岁小孩都知道你错的离谱。
让央行多印2万亿，而且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和地方的负担，而且让未来更有活力？
你怎么做到的？
钱就凭空印出了么？购买力就凭空获得了么？干嘛不叫央行直接每个人发一个亿呀，每个人都是亿万富翁呀。
每个人都是亿万富翁了，那还不臭屁呀，生十个也没问题呀。
呵呵，所以，任泽平，我觉得你2万亿还是不够，应该每个人发一个亿，你的问题马上解决。
国师啊国师，印了2万亿，稀释民众手中的购买力，怎么会不增加老百姓负担呢？
这很明显嘛，民众被稀释的购买力，就补贴给了生孩子的人嘛。
这就相当于，我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给了多生孩子的一笔钱，你说我负担怎么就不增加了？
而且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作为凯恩斯主义者的任泽平是根本认识不到的。
超发的2万亿，不仅重新配置民众手中财富，而且会给市场错误的信号，造成资源错配，降低经济效率，严重的甚至会造成经济危机。
比如，一家饭店突然生意好了，这给了他一个信号，他以为赚大钱的机会来了，他决定再扩大投资，把店面扩大了，或者再开了一家分店。
然而，这次他错了。增加的需求，其实是超发货币的结果，因为民众手中的钱变多了，于是消费增加了，但实际财富并没有增加。
当店主扩张之后才发现，原材料等等价格也开始上涨了，老板最终亏本了，扩大的投资打水漂了。
这就是由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错误投资的一个典型例子。
2万亿投入市场，货币的扩散是有过程的，有途径的，也是需要时间的，涨价是一个慢慢扩散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涨价到底是由生产端向消费端传递，还是由消费端向生产端传递，这要看货币发行的渠道。
2万亿如果是发给民众，民众大概率是消费，那么这个涨价过程，就会由消费端向生产端传递。
无论从哪端传递，都会引起资源的错配，降低经济效率，严重的会引起经济危机。
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就是因为长期信贷扩张，导致资源严重错配，最终酿成了经济危机。
任泽平，还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一个词，叫拉动内需。
这是一位典型的凯恩斯主义者，建议他好好学学萨伊定律。
萨伊定律告诉我们，是“供给创造了需求”。
注意，是需求，不是需要，需求和需要是两回事。
需要，是指欲望，我需要豪车、别墅、名表，当然这些都是只是我的妄想的，因为我没钱。
而需求，是一种能力，是满足你需要的能力。
萨伊的意思，你只有生产出了他人需求的产品或服务，才能用这些产品和服务去换取你的需求。
比如，我努力写文章，除了满足我的表达欲之外，也是满足读者的需求，只有这样才会有人给我打赏，给我转发，我才会有流量，才可以赚点零花钱。
然后我用这些零花钱，就买我需要的东西，这才是需求。
剔除货币，我其实是用我写的文章换取我需要的东西，这就是“供给创造需求”，也就是，我只有生产了（写文章），才会有满足我需要的能力。
道理非常简单，但像任泽平这样的经济学家们就是搞不清楚，他们会说，没有需求，经济怎么会发展呢？
想不通，继续想。
通过发钱来拉动内需，不仅仅不会拉动经济，反而会像前面说的，降低经济效率，严重的会造成经济危机，因为这种需求，是一种假需求。
最后，我想对任泽平这样的国师说一些肺腑之言。
国师呀国师呀。不就是生个孩子吗？
一下子不让你生，一下子各种政策鼓励你生？你到底是要闹哪样呀？
少点高瞻远瞩，少点运筹帷幄，少点忧国忧民，不好吗？
就让老百姓自己做选择，想生就生，想不生就不生，让老百姓好好过个日子，有那么难吗？【作者：一本正经的华仔】
倪光南院士被联想扫地出门过程！如今80余岁仍从未放弃
学术派 2021-12-01 23:05
学术派
与学术前沿同步，做最具创新的学问人。致力于推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着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学术派创建于2015年6月，至今运营已6年有余，2021年6月进行了认证迁移。本号“专注为学者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
9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学问之家
致力于做具有时代和民族担当的知识分子，独立思维，理性批判，高瞻远瞩，兼容并包，不人云亦云，不空穴来风，不偏执，做思想和时代的引领者，为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不懈奋斗。
公众号
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的会议室内，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联想中层以上的干部，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大家都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是都保持沉默，不敢妄议。随即，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起身发言，声泪俱下。他表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科教兴国——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院士坐在台下，镇定自若。会议散场，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离开。十年时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了背道而驰。
01
1939年8月1日，倪光南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时值抗战，从小就听父母讲述逃难的经历，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倪光南从那时起就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被人欺负。1961年7月，倪光南以5年全5分的成绩学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他当时在国外的年薪是国内工资的70倍。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毅然回国，并且自掏腰包，购买了足够研制几台汉字微机样机的关键器材，带回国内。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在倪光南的心中，有一个科技产业的兴国梦。柳传志在1970年进入计算所，相对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柳传志对他钦佩不已。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给了20万的启动资金，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但是公司业务还没开展起来，就被人骗走了14万。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冥思苦想之后，三个人一合计，想到了一个人——倪光南。为什么是倪光南呢？那时候，计算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无法处理汉字，没法推广普及。怎么办？只能研发出具备汉字处理功能的“汉字处理产品”。倪光南自掏腰包从国外买回来的关键器材，起了大作用。倪光南主持研发的第二项汉字处理的产品取得成功，技术转让给4家企业，一共生产了600台。在此基础上，倪光南课题组将LX-80移植到PC，继续推动联想式汉卡的开发工作。
对于柳传志抛出的橄榄枝，倪光南答应了，他相信柳传志能很好地推广他的科研成果。应邀出任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一门心思搞研发，不被外界所打扰。倪光南的加入，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1985年5月，公司推出了适用于PC机的第一型联想式汉卡，开始投放市场。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的倪光南，也由此和联想式汉卡连在了一起。联想式汉卡前后一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的利润，并且带动了包括计算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都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也因此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了47.6亿元。这十年时间，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然而随着国外电脑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汉卡已经江河日下，联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寻求创新。此时，一个不畏艰难的科学家，和一个谨慎行事的企业家，互相之间出现了裂痕。他们，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02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是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还是紧跟市场先赚钱？倪光南和柳传志关于发展方向的争论，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技术派”与“市场派”的一次决斗。倪光南坚定地认为，必须自主掌握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他计划对标Intel，从芯片设计入手发展“中国芯”。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中科院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但在最后一刻，此前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第一次说了“不”。柳传志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不是联想的实力可以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做大做强，再做技术开发。科学家并不在乎失败多少次，因为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够了。但是企业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为千古恨。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极度自信而又固执己见是他们的共同点，最终造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每次开会，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直到1995年6月的那次会议，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被迫离开联想。倪光南离开后，其主持的理想ASIC芯片、程控交换机等项目被陆续终止。1996年的一次大会上，联想从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转向“贸工技”。倪柳之争，划上句号。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因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屡次制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会如何？
即便是在被解聘之后，倪光南院士还是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然而事与愿违。被免去总工程师职务的他，成了一个闲人，什么工作也不需要做。1999年，联想对外发布公告，正式解聘倪光南。作为联想的创始人之一，倪光南离开了工作15年的联想，没拿到半点股份。扫地出门，不过如此。他却坦言：“自己终于解脱了，获得了新生。”刚刚离开联想，一个叫李德磊的人就找上门来。倪光南回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哟啊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的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李德磊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BBT是他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当时李德磊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BBT承担了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当时的中国芯片领域一片空白，BBT却磨练了一支CPU的技术队伍。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前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德磊找人、找钱、找资源，自己却分文未取。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备受瞩目。经过高级别专家鉴定会，“方舟1号”被推上技术神坛，国家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在众多部门的推动下，方舟科技顺利拿到巨额的政府采购。形势一片大好，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但是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李德磊把“宝”都押在了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客户供货。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信誉拉来的，不得已之下，倪光南只得离开。方舟芯片同样遭遇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人家根本不支持方舟的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2003年，随着政府采购的淡出，方舟芯片市场大幅下滑。作为一个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选择放弃。李德磊宣扬自研芯片没有市场，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这次芯片研发的夭折，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倪光南也为自己看错人而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03
历经了联想和方舟的两次挫折之后，倪光南再也没有加入一家公司。但他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倪光南院士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技术和信息被对方钳制，更大的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这些年，国外血的教训不少。国外因操作系统被黑客攻击、信息存储系统被非法监听的案例不胜枚举。Intel、ABM和ARM的芯片架构更是被爆出，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这几家公司的芯片，几乎应用于全球所有的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但是刀砍不到自己身上，就感觉不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受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倪光南说：“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是啊，如今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被国外的芯片技术“卡脖子”。再不寻求创新和突破，就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的强势崛起，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欢呼，为之摇旗呐喊。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核心技术依然过得很好，但是中国不一样。大国崛起，中美之间势必要在方方面面，都进行多番较量。倪光南院士惋惜道：“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有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者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多么艰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他说：“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很可惜，智者的先见之明，抵不过企业家眼里的真金白银。2013年，倪光南发起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希望统一标准，依靠应用商店模式建立一个软硬件生态系统。不过他也坦然表示，联盟的力量很有限，没资源也没钱，没人、没权、没用，只能表达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重视和引导。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从未停止过奔忙呼号。要做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要搞中国自己的芯片、半导体。可喜的是，如今从国家到企业终于决心要突破了。倪光南曾经的助手梁宁评价他：“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堂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不过对于名利，倪光南从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他自言道：“没做成事之前，可能会被当成堂吉诃德。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一定是可以的。”
学术派 2021-12-01 23:05
学术派
与学术前沿同步，做最具创新的学问人。致力于推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着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学术派创建于2015年6月，至今运营已6年有余，2021年6月进行了认证迁移。本号“专注为学者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
9篇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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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之家
致力于做具有时代和民族担当的知识分子，独立思维，理性批判，高瞻远瞩，兼容并包，不人云亦云，不空穴来风，不偏执，做思想和时代的引领者，为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不懈奋斗。
公众号
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的会议室内，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联想中层以上的干部，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大家都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是都保持沉默，不敢妄议。随即，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起身发言，声泪俱下。他表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科教兴国——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院士坐在台下，镇定自若。会议散场，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离开。十年时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了背道而驰。
01
1939年8月1日，倪光南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时值抗战，从小就听父母讲述逃难的经历，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倪光南从那时起就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被人欺负。1961年7月，倪光南以5年全5分的成绩学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他当时在国外的年薪是国内工资的70倍。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毅然回国，并且自掏腰包，购买了足够研制几台汉字微机样机的关键器材，带回国内。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在倪光南的心中，有一个科技产业的兴国梦。柳传志在1970年进入计算所，相对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柳传志对他钦佩不已。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给了20万的启动资金，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但是公司业务还没开展起来，就被人骗走了14万。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冥思苦想之后，三个人一合计，想到了一个人——倪光南。为什么是倪光南呢？那时候，计算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无法处理汉字，没法推广普及。怎么办？只能研发出具备汉字处理功能的“汉字处理产品”。倪光南自掏腰包从国外买回来的关键器材，起了大作用。倪光南主持研发的第二项汉字处理的产品取得成功，技术转让给4家企业，一共生产了600台。在此基础上，倪光南课题组将LX-80移植到PC，继续推动联想式汉卡的开发工作。
对于柳传志抛出的橄榄枝，倪光南答应了，他相信柳传志能很好地推广他的科研成果。应邀出任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一门心思搞研发，不被外界所打扰。倪光南的加入，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1985年5月，公司推出了适用于PC机的第一型联想式汉卡，开始投放市场。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的倪光南，也由此和联想式汉卡连在了一起。联想式汉卡前后一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的利润，并且带动了包括计算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都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也因此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了47.6亿元。这十年时间，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然而随着国外电脑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汉卡已经江河日下，联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寻求创新。此时，一个不畏艰难的科学家，和一个谨慎行事的企业家，互相之间出现了裂痕。他们，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02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是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还是紧跟市场先赚钱？倪光南和柳传志关于发展方向的争论，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技术派”与“市场派”的一次决斗。倪光南坚定地认为，必须自主掌握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他计划对标Intel，从芯片设计入手发展“中国芯”。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中科院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但在最后一刻，此前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第一次说了“不”。柳传志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不是联想的实力可以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做大做强，再做技术开发。科学家并不在乎失败多少次，因为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够了。但是企业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为千古恨。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极度自信而又固执己见是他们的共同点，最终造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每次开会，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直到1995年6月的那次会议，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被迫离开联想。倪光南离开后，其主持的理想ASIC芯片、程控交换机等项目被陆续终止。1996年的一次大会上，联想从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转向“贸工技”。倪柳之争，划上句号。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因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屡次制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会如何？
即便是在被解聘之后，倪光南院士还是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然而事与愿违。被免去总工程师职务的他，成了一个闲人，什么工作也不需要做。1999年，联想对外发布公告，正式解聘倪光南。作为联想的创始人之一，倪光南离开了工作15年的联想，没拿到半点股份。扫地出门，不过如此。他却坦言：“自己终于解脱了，获得了新生。”刚刚离开联想，一个叫李德磊的人就找上门来。倪光南回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哟啊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的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李德磊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BBT是他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当时李德磊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BBT承担了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当时的中国芯片领域一片空白，BBT却磨练了一支CPU的技术队伍。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前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德磊找人、找钱、找资源，自己却分文未取。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备受瞩目。经过高级别专家鉴定会，“方舟1号”被推上技术神坛，国家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在众多部门的推动下，方舟科技顺利拿到巨额的政府采购。形势一片大好，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但是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李德磊把“宝”都押在了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客户供货。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信誉拉来的，不得已之下，倪光南只得离开。方舟芯片同样遭遇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人家根本不支持方舟的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2003年，随着政府采购的淡出，方舟芯片市场大幅下滑。作为一个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选择放弃。李德磊宣扬自研芯片没有市场，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这次芯片研发的夭折，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倪光南也为自己看错人而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03
历经了联想和方舟的两次挫折之后，倪光南再也没有加入一家公司。但他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倪光南院士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技术和信息被对方钳制，更大的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这些年，国外血的教训不少。国外因操作系统被黑客攻击、信息存储系统被非法监听的案例不胜枚举。Intel、ABM和ARM的芯片架构更是被爆出，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这几家公司的芯片，几乎应用于全球所有的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但是刀砍不到自己身上，就感觉不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受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倪光南说：“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是啊，如今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被国外的芯片技术“卡脖子”。再不寻求创新和突破，就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的强势崛起，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欢呼，为之摇旗呐喊。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核心技术依然过得很好，但是中国不一样。大国崛起，中美之间势必要在方方面面，都进行多番较量。倪光南院士惋惜道：“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有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者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多么艰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他说：“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很可惜，智者的先见之明，抵不过企业家眼里的真金白银。2013年，倪光南发起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希望统一标准，依靠应用商店模式建立一个软硬件生态系统。不过他也坦然表示，联盟的力量很有限，没资源也没钱，没人、没权、没用，只能表达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重视和引导。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从未停止过奔忙呼号。要做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要搞中国自己的芯片、半导体。可喜的是，如今从国家到企业终于决心要突破了。倪光南曾经的助手梁宁评价他：“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堂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不过对于名利，倪光南从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他自言道：“没做成事之前，可能会被当成堂吉诃德。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一定是可以的。”
#情感[超话]##遇见美好#
今天和朋友一起吃饭有被他的话启发到：
“我一个月是五六千的工资怎么了，他知道我就指着工资活的？！我好赖有份工作，他凭什么瞧不起我，他有什么，无业游民，要钱没钱要房没房，我就算再不济也是个小领导，请他吃饭是看得起他，他瞧不起我，我还瞧不起他了，有啥嘞！”
是啊，当今社会，收起那些自以为孤傲的不逊吧，你只是芸芸众生的一小粒尘埃罢了，我们拿什么来支撑自己的高傲，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doge] https://t.cn/RxBHU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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