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那时的马云已经已经大学毕业两年，并在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从事基础英语教学工作。谁能想到，那时的他正在孕育一个伟大的梦想，成为一个让中国女人又爱又恨的男人。
26岁！那时的马化腾已经大学毕业四年，拥有四年软件开发经验。谁能想到在下一年他会注册一个叫做腾讯的公司，在接下来的20几年内改变了中国人的通讯方式。
26岁！那时的刘强东已经大学毕业2年，在大学期间，学社会学的他写过程序、开过餐厅、还顺便创办了京东。自成一体的电商模式可以在与淘宝的竞争中分得一杯羹。
26岁！我还没有毕业，还不知道自己未来想要什么。呸，真菜。
26岁！那时的马化腾已经大学毕业四年，拥有四年软件开发经验。谁能想到在下一年他会注册一个叫做腾讯的公司，在接下来的20几年内改变了中国人的通讯方式。
26岁！那时的刘强东已经大学毕业2年，在大学期间，学社会学的他写过程序、开过餐厅、还顺便创办了京东。自成一体的电商模式可以在与淘宝的竞争中分得一杯羹。
26岁！我还没有毕业，还不知道自己未来想要什么。呸，真菜。
#如何终止已发生的家暴#【杀人的语言：每三天就有一位女性死在伴侣手里，他们却拒绝称其为“杀害女性”】
四年来，法国媒体人苏菲·古里昂试图发起一场语言战争。
这位来自巴黎的“战士”持续追踪互联网上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新闻，她发现大部分标题在尽力模糊焦点：“汤太热，他杀了他妻子”，“一场由变质干酪引发的家暴”，“激情之路”。
古里昂在社交平台Tumblr上将所有这类新闻标上“杀人的语言”标签。目的是让公众注意到，媒体正在抹去这些家庭谋杀案的真实动机——她们因为是女性而被杀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杀害女性”指通常由男性犯下的案件，由伴侣或前伴侣实施，并涉及持续的虐待和威胁。据法新社统计，法国每年有120-150起“杀害女性”案件，这意味着每三天就有一位女性死在伴侣的手中，这一数字高于大多数欧盟国家。但在2017年之前，很难在法国媒体上发现“杀害女性（féminicide）”这一专有名词的痕迹。
“家庭暴力可以被简单地归类于‘殴打’、‘凶杀’、‘抛尸’一类刺激的社会新闻吗？不，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家庭内部谋杀中，有80%的死者是女性。” 古里昂说，“这不是激情犯罪，这是‘占有欲’杀人。语言的使用将决定人们的态度。”
事实上，“杀害女性”在法语同根的其他语言中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意大利、西班牙、拉丁美洲，“杀害女性”是日常词汇。
1992年，南非社会学家戴安娜·罗素的著作《杀害女性：一种政治解读》成为研究这一社会问题的先驱读本。在她的启发下，从1993年起，墨西哥人类学家马塞拉·拉加德将墨西哥北部华雷斯城的众多妇女失踪事件命名为“杀害女性（femicidio）”案件。
“杀害女性”一词的使用激发了许多拉美女权主义者的斗志，他们组织活动抗议杀害女性的现象，并督促国家进行司法改革，如今“杀害女性”在一些拉美国家已被定为一种刑事犯罪。
但在法语中，直到2015版的《小罗贝尔词典》，“杀害女性”才正式被接纳。这本国民词典因其对于新词汇的创新而闻名，编辑团队每年都要从当年的媒体报道中选择新的词汇进入下一版字典。2014年，“生态责任”、“女同性恋恐惧症”、“纯素食主义”经过评委会投票后都被纳入词典，但此前从未有人说起过“杀害女性”。
在编写2015年版词典时，总编玛丽·海伦·德利沃注意到，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个词语已经出现在法律中，她决定跳过表决流程，直接将“杀害女性”写进词典。《小罗贝尔词典》对“杀害女性”的定义是：“阳性名词，基于性别而专门对女性或女孩实施的谋杀。”
德利沃说：“我接受过法国第一位女词典编撰人约赛特·雷-杜波夫的指导。她是一位用女权主义促进法语变革的语言学家，她不惧怕改变和批评，她认为词典应该是开放而具有人性的。而女权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
对于法国社会大众来说，“杀害女性”这种说法很长一段时间来，都没有被接受。
2008年，检察官帕特里克·波雷特在一项谋杀女性调查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杀害女性”。
从那以后，尽管女权主义组织以及一些社会运动家们积极使用这一词汇，它在大众媒体上依然很少出现。
直到2016年，“杀害女性”才第一次出现在法国的政治领域，时任女性权益国务秘书劳伦斯·罗西尼奥在这年底的一次政府部门会议上使用了这个词。“我当时有些迟疑，”她说，“因为它让我联想到伊拉克的雅兹迪妇女遭遇的屠杀。但其实不就是这样吗？一件件个人犯罪堆积起来，就是一场社会的大型杀戮。”
又过了一年，2017年底，这个词开始广泛地出现在公众讨论中，起因是一起杀妻案。
2017年10月，在法国东部的一片树林中，有人发现了29岁的亚历克西娅·达瓦尔被烧焦的尸体。她的丈夫乔纳森·达瓦尔在参加哀悼会、扮演了几个月痛失妻子的悲情丈夫之后，最终于2018年1月承认家暴并谋杀了他的妻子。
但是，媒体在报道这起案件时，却拒绝使用“杀害女性”这样的字眼。
索菲·古里昂在她的Tumblr“杀人的语言”中分析了媒体的处理方式：起初案情不甚明了，媒体在提到这位“慢跑中遇害的女性”时不断称赞她的好性格；但当越来越多的线索指向她的丈夫时，她成为了一个“具有压倒性性格并带有暴力色彩”的女人，许多新闻标题都直接采用了嫌疑人律师的话，却没有具体的解释加以证明。
这让许多女权人士不满，女权主义记者组织“让我们占据头版”开始利用媒体力量对此类报道提出异议。她们认为，记者不应该陷入流量的陷阱，充满煽动性但偏离痛点的标题、描述案件时暧昧的措辞，营造了一种有罪不罚的氛围。
为此“让我们占据头版”向记者们推荐了一些写作辅助程序，通过自查用词和表述，改善媒体报道家庭暴力的方式。
大型媒体机构也行动起来。2017年开始，《解放报》将“杀害妇女”列为专栏，对最新发生的案件进行深入报道。2019年《世界报》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为犯罪者及受害者重建一份具有警示意义的档案。
负责男女平等的国务秘书玛莱娜·希亚帕也参与其中，2018年1月她在接受BFM-TV采访时说：“人们不能对这样的表述方式视而不见。十多年前‘杀害女性’就已经出现在魁北克的法语中。公开使用这个词，我们才能在这个问题上走出第一步。”
通过希亚帕在政府中的呼吁，这一问题被纳入政治议程。2019年9月3日至11月25日，法国政府举行了一系列反对家庭暴力的圆桌会议，总理菲利普在9月3日的讲话中明确使用了“杀害女性”一词。
科兹是司法界少有使用这个词的人。她尝试说服更多同僚，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将这一术语包含在刑法内。
律师克拉里斯·塞雷认为：“如果说因为受害者是女性，‘杀害女性’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犯罪，这会让法律的普遍性遭到质疑。”
还有一些媒体对使用“杀害女性”一词表示质疑。《基督教家庭》周刊发表过一篇批判使用“杀害女性”的文章，“这个荒谬的字眼表明了在最残酷的女权主义者中盛行的对男性的仇恨。那么在谈到谋杀案件时为什么不用‘杀害黑人’或‘杀害白人’呢？”《玛丽安》周刊的记者娜塔莎·波洛妮则说，“生搬硬凑一个新词作为口号毫无意义，这是在消除现实的复杂性。”
当然，也有一股力量支持将“杀害女性”写入法律。女律师凯瑟琳·勒·玛格莱斯认为：“必须在刑法中列入‘杀害女性’罪名。因为法律还具有象征性和教育意义。但是法学家始终是最谨慎的，他们不承认我们处于父权社会，法律仍然在维持这种暴力。”
国务秘书希亚帕也希望“杀害女性”能出现在法律中，但她认为不一定创造新的罪名，而是要使“伴侣谋杀案”被大众正视，并在审判时有法所依。
作为家庭暴力问题的专家，法律史学家维多利亚·瓦诺看待这个词汇时的态度更为中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词精准地点明事实，这是好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恐怕它将使社会两极分化——女权主义者在一侧，而深觉自己男性气概受损的人在另一侧。风险在于，掌权者通常属于后者，因此在家暴问题上这可能促使他们采取倒退的政策。”
即便如此，在法国司法界，这个词的使用仍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2019年9月26日，在法国第95省法院大楼主审判室，法院院长格温诺拉·乔利-科兹欢迎24位新法官。现场有200位听众，包括法律专业人士、政治人物、警官、社会团体成员。
一番程式化的介绍后，科兹开始讲道：“2019年本地区已发生4起杀害女性案件。‘杀害女性’是我们对男性杀害自己妻子或伴侣的犯罪行为的命名，他们出于占据、支配、妒忌和控制等想法而选择了杀戮。在司法领域中使用这个词语更加明确了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连续性。”
这是科兹法官第一次发表这样的演讲，但她收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馈。一些男法官告诉她，“您太夸张了，不必如此过头”，其他人则向她说，“杀害女性”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的词，但是通过这次演讲，他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个社会问题。
不过，在司法讨论之外，“杀害女性”一词已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巴黎的塞纳-圣丹尼，可以很容易从远处就看到蓝色的屋顶，红色、绿色和黄色墙壁的“女性之家”，这是一家位于德拉方丹医院的女性救助机构。塞纳-圣但尼是家庭暴力最严重的地区，“女性之家”的医生、心理学家、婚姻顾问和律师们，长期以来为遭受不幸的女性尽可能提供帮助。
33岁的助产士玛蒂尔德·德雷斯派恩，在一间装饰着阿兰达蒂·罗伊、玛丽·居里和可可·香奈儿肖像的大房间里工作。去年10月的一个下午，她在这里向《世界报》介绍了她在“女性之家”的故事。
在她去年接待过的求助者中，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让她印象深刻。这位女士大学毕业，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去年5月，在充满嫉妒和侮辱的气氛中，她的丈夫打了她，导致她胃内出血。她被送到重症监护室，住院两个星期，而她的丈夫被预防性拘留。
第一次咨询中，这位女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丈夫从监狱里出来。“她不想让三个孩子没有父亲，并且认为伤害她并不是丈夫的本意。” 玛蒂尔德回忆，“我意识到，这是种精神控制，于是立即跟她解释，她丈夫所做的是一次‘杀害妇女’的犯罪。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我需要帮助她意识到她的丈夫有多危险。”
后来，她慢慢意识到了丈夫对她造成伤害的事实。三个月后，她告诉玛蒂尔德，她已经告诉了周围的亲朋好友，“如果最终她丈夫被判入狱，那是因为他确确实实对她实施了家庭暴力”。
玛蒂尔德发现，自从“杀害女性”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后，她用起来更容易了。她说：“女性应该明白，‘杀害女性’不仅仅是因为伴侣关系出现问题，我们遭受暴力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使用这个词汇，直面这个问题，这让女性减少‘负罪’的想法，不再忍气吞声，而是采取行动。”
而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使用“杀害女性”一词的意义十分重大。
2017年吉兰案的受害者妹妹桑德琳说：“我们必须停止为这些家庭暴力事件找借口。当我的姐姐被杀，在女儿面前被烧死时，‘我太爱她了所以我杀了她’，这样的解读让我恶心。当你爱的时候，你不会杀人。”
吉兰的名字同其他家暴案件的死者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去年11月法国15万人参与的反对“杀害女性”游行中。
当人们举着她们的照片，“杀害女性”的字样随着标牌和墙上的涂鸦出现在大街小巷时，它提醒人们家庭暴力的广泛存在，就像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西蒙·波伏娃所说：“命名就是为了揭露，而揭露就是在行动。”
四年来，法国媒体人苏菲·古里昂试图发起一场语言战争。
这位来自巴黎的“战士”持续追踪互联网上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新闻，她发现大部分标题在尽力模糊焦点：“汤太热，他杀了他妻子”，“一场由变质干酪引发的家暴”，“激情之路”。
古里昂在社交平台Tumblr上将所有这类新闻标上“杀人的语言”标签。目的是让公众注意到，媒体正在抹去这些家庭谋杀案的真实动机——她们因为是女性而被杀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杀害女性”指通常由男性犯下的案件，由伴侣或前伴侣实施，并涉及持续的虐待和威胁。据法新社统计，法国每年有120-150起“杀害女性”案件，这意味着每三天就有一位女性死在伴侣的手中，这一数字高于大多数欧盟国家。但在2017年之前，很难在法国媒体上发现“杀害女性（féminicide）”这一专有名词的痕迹。
“家庭暴力可以被简单地归类于‘殴打’、‘凶杀’、‘抛尸’一类刺激的社会新闻吗？不，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家庭内部谋杀中，有80%的死者是女性。” 古里昂说，“这不是激情犯罪，这是‘占有欲’杀人。语言的使用将决定人们的态度。”
事实上，“杀害女性”在法语同根的其他语言中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意大利、西班牙、拉丁美洲，“杀害女性”是日常词汇。
1992年，南非社会学家戴安娜·罗素的著作《杀害女性：一种政治解读》成为研究这一社会问题的先驱读本。在她的启发下，从1993年起，墨西哥人类学家马塞拉·拉加德将墨西哥北部华雷斯城的众多妇女失踪事件命名为“杀害女性（femicidio）”案件。
“杀害女性”一词的使用激发了许多拉美女权主义者的斗志，他们组织活动抗议杀害女性的现象，并督促国家进行司法改革，如今“杀害女性”在一些拉美国家已被定为一种刑事犯罪。
但在法语中，直到2015版的《小罗贝尔词典》，“杀害女性”才正式被接纳。这本国民词典因其对于新词汇的创新而闻名，编辑团队每年都要从当年的媒体报道中选择新的词汇进入下一版字典。2014年，“生态责任”、“女同性恋恐惧症”、“纯素食主义”经过评委会投票后都被纳入词典，但此前从未有人说起过“杀害女性”。
在编写2015年版词典时，总编玛丽·海伦·德利沃注意到，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个词语已经出现在法律中，她决定跳过表决流程，直接将“杀害女性”写进词典。《小罗贝尔词典》对“杀害女性”的定义是：“阳性名词，基于性别而专门对女性或女孩实施的谋杀。”
德利沃说：“我接受过法国第一位女词典编撰人约赛特·雷-杜波夫的指导。她是一位用女权主义促进法语变革的语言学家，她不惧怕改变和批评，她认为词典应该是开放而具有人性的。而女权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
对于法国社会大众来说，“杀害女性”这种说法很长一段时间来，都没有被接受。
2008年，检察官帕特里克·波雷特在一项谋杀女性调查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杀害女性”。
从那以后，尽管女权主义组织以及一些社会运动家们积极使用这一词汇，它在大众媒体上依然很少出现。
直到2016年，“杀害女性”才第一次出现在法国的政治领域，时任女性权益国务秘书劳伦斯·罗西尼奥在这年底的一次政府部门会议上使用了这个词。“我当时有些迟疑，”她说，“因为它让我联想到伊拉克的雅兹迪妇女遭遇的屠杀。但其实不就是这样吗？一件件个人犯罪堆积起来，就是一场社会的大型杀戮。”
又过了一年，2017年底，这个词开始广泛地出现在公众讨论中，起因是一起杀妻案。
2017年10月，在法国东部的一片树林中，有人发现了29岁的亚历克西娅·达瓦尔被烧焦的尸体。她的丈夫乔纳森·达瓦尔在参加哀悼会、扮演了几个月痛失妻子的悲情丈夫之后，最终于2018年1月承认家暴并谋杀了他的妻子。
但是，媒体在报道这起案件时，却拒绝使用“杀害女性”这样的字眼。
索菲·古里昂在她的Tumblr“杀人的语言”中分析了媒体的处理方式：起初案情不甚明了，媒体在提到这位“慢跑中遇害的女性”时不断称赞她的好性格；但当越来越多的线索指向她的丈夫时，她成为了一个“具有压倒性性格并带有暴力色彩”的女人，许多新闻标题都直接采用了嫌疑人律师的话，却没有具体的解释加以证明。
这让许多女权人士不满，女权主义记者组织“让我们占据头版”开始利用媒体力量对此类报道提出异议。她们认为，记者不应该陷入流量的陷阱，充满煽动性但偏离痛点的标题、描述案件时暧昧的措辞，营造了一种有罪不罚的氛围。
为此“让我们占据头版”向记者们推荐了一些写作辅助程序，通过自查用词和表述，改善媒体报道家庭暴力的方式。
大型媒体机构也行动起来。2017年开始，《解放报》将“杀害妇女”列为专栏，对最新发生的案件进行深入报道。2019年《世界报》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为犯罪者及受害者重建一份具有警示意义的档案。
负责男女平等的国务秘书玛莱娜·希亚帕也参与其中，2018年1月她在接受BFM-TV采访时说：“人们不能对这样的表述方式视而不见。十多年前‘杀害女性’就已经出现在魁北克的法语中。公开使用这个词，我们才能在这个问题上走出第一步。”
通过希亚帕在政府中的呼吁，这一问题被纳入政治议程。2019年9月3日至11月25日，法国政府举行了一系列反对家庭暴力的圆桌会议，总理菲利普在9月3日的讲话中明确使用了“杀害女性”一词。
科兹是司法界少有使用这个词的人。她尝试说服更多同僚，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将这一术语包含在刑法内。
律师克拉里斯·塞雷认为：“如果说因为受害者是女性，‘杀害女性’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犯罪，这会让法律的普遍性遭到质疑。”
还有一些媒体对使用“杀害女性”一词表示质疑。《基督教家庭》周刊发表过一篇批判使用“杀害女性”的文章，“这个荒谬的字眼表明了在最残酷的女权主义者中盛行的对男性的仇恨。那么在谈到谋杀案件时为什么不用‘杀害黑人’或‘杀害白人’呢？”《玛丽安》周刊的记者娜塔莎·波洛妮则说，“生搬硬凑一个新词作为口号毫无意义，这是在消除现实的复杂性。”
当然，也有一股力量支持将“杀害女性”写入法律。女律师凯瑟琳·勒·玛格莱斯认为：“必须在刑法中列入‘杀害女性’罪名。因为法律还具有象征性和教育意义。但是法学家始终是最谨慎的，他们不承认我们处于父权社会，法律仍然在维持这种暴力。”
国务秘书希亚帕也希望“杀害女性”能出现在法律中，但她认为不一定创造新的罪名，而是要使“伴侣谋杀案”被大众正视，并在审判时有法所依。
作为家庭暴力问题的专家，法律史学家维多利亚·瓦诺看待这个词汇时的态度更为中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词精准地点明事实，这是好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恐怕它将使社会两极分化——女权主义者在一侧，而深觉自己男性气概受损的人在另一侧。风险在于，掌权者通常属于后者，因此在家暴问题上这可能促使他们采取倒退的政策。”
即便如此，在法国司法界，这个词的使用仍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2019年9月26日，在法国第95省法院大楼主审判室，法院院长格温诺拉·乔利-科兹欢迎24位新法官。现场有200位听众，包括法律专业人士、政治人物、警官、社会团体成员。
一番程式化的介绍后，科兹开始讲道：“2019年本地区已发生4起杀害女性案件。‘杀害女性’是我们对男性杀害自己妻子或伴侣的犯罪行为的命名，他们出于占据、支配、妒忌和控制等想法而选择了杀戮。在司法领域中使用这个词语更加明确了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连续性。”
这是科兹法官第一次发表这样的演讲，但她收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馈。一些男法官告诉她，“您太夸张了，不必如此过头”，其他人则向她说，“杀害女性”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的词，但是通过这次演讲，他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个社会问题。
不过，在司法讨论之外，“杀害女性”一词已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巴黎的塞纳-圣丹尼，可以很容易从远处就看到蓝色的屋顶，红色、绿色和黄色墙壁的“女性之家”，这是一家位于德拉方丹医院的女性救助机构。塞纳-圣但尼是家庭暴力最严重的地区，“女性之家”的医生、心理学家、婚姻顾问和律师们，长期以来为遭受不幸的女性尽可能提供帮助。
33岁的助产士玛蒂尔德·德雷斯派恩，在一间装饰着阿兰达蒂·罗伊、玛丽·居里和可可·香奈儿肖像的大房间里工作。去年10月的一个下午，她在这里向《世界报》介绍了她在“女性之家”的故事。
在她去年接待过的求助者中，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让她印象深刻。这位女士大学毕业，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去年5月，在充满嫉妒和侮辱的气氛中，她的丈夫打了她，导致她胃内出血。她被送到重症监护室，住院两个星期，而她的丈夫被预防性拘留。
第一次咨询中，这位女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丈夫从监狱里出来。“她不想让三个孩子没有父亲，并且认为伤害她并不是丈夫的本意。” 玛蒂尔德回忆，“我意识到，这是种精神控制，于是立即跟她解释，她丈夫所做的是一次‘杀害妇女’的犯罪。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我需要帮助她意识到她的丈夫有多危险。”
后来，她慢慢意识到了丈夫对她造成伤害的事实。三个月后，她告诉玛蒂尔德，她已经告诉了周围的亲朋好友，“如果最终她丈夫被判入狱，那是因为他确确实实对她实施了家庭暴力”。
玛蒂尔德发现，自从“杀害女性”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后，她用起来更容易了。她说：“女性应该明白，‘杀害女性’不仅仅是因为伴侣关系出现问题，我们遭受暴力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使用这个词汇，直面这个问题，这让女性减少‘负罪’的想法，不再忍气吞声，而是采取行动。”
而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使用“杀害女性”一词的意义十分重大。
2017年吉兰案的受害者妹妹桑德琳说：“我们必须停止为这些家庭暴力事件找借口。当我的姐姐被杀，在女儿面前被烧死时，‘我太爱她了所以我杀了她’，这样的解读让我恶心。当你爱的时候，你不会杀人。”
吉兰的名字同其他家暴案件的死者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去年11月法国15万人参与的反对“杀害女性”游行中。
当人们举着她们的照片，“杀害女性”的字样随着标牌和墙上的涂鸦出现在大街小巷时，它提醒人们家庭暴力的广泛存在，就像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西蒙·波伏娃所说：“命名就是为了揭露，而揭露就是在行动。”
#如何终止已发生的家暴#【奖励女性写作的“斯特拉奖”，给了探讨澳大利亚家暴问题的书】4月14日，记者杰西·希尔（Jess Hill）凭借《瞧你逼我做了什么：权力、控制和家庭虐待》（See What You Made Me Do：Power, Control and Domestic Abuse）获得今年的斯特拉奖（Stella Prize），奖金为5万澳元。
这本书是希尔对澳大利亚家庭虐待问题为期4年的调查结果，她讲述遭受家暴的妇女与儿童的幸存者故事，探讨了家庭暴力的规模、危害、原因和解决办法。
斯特拉奖斯得名于澳大利亚传奇女作家斯特拉·玛丽亚·萨拉·迈尔斯·弗兰克林（Stella Maria Sarah Miles Franklin）。该奖项希望抵制澳大利亚文学奖中对女性的偏见，所以专门奖励女作家。今年是第八届，《瞧你逼我做了什么》是第一本获此殊荣的新闻类作品。
因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的颁奖典礼在网上举行。澳大利亚前总理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是嘉宾之一，她说：“解决文学界的性别偏见问题至关重要。如果妇女的声音过多地被排除在我们的故事讲述之外，那么我们就无法编织出更具包容性和更丰富的共同文化。”
评委会主席Louise Swinn称，希尔的书有着惊人的力量，仔细破除了我们对家庭虐待问题所有相关的懒惰和陈旧谎言。这本书不仅吸引了人们对这场危机的关注，还为改革提供了解决方案。统计数字令人震惊，希尔的非凡行动号召不可忽视。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需要写这本书。在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庇护所运营以来的四十年里，没有人写过一本书揭露这个国家私下和公开的家庭虐待现象。这一点必须得到纠正。"希尔在获奖感言中说。
据《悉尼先驱晨报》，新冠疫情的流行改变了希尔的计划，变成在互联网上和亲朋好友聚会庆祝。同时，她关心现在澳大利亚的脆弱状况会如何影响那些易受伤害的妇女。根据联合国上周发布的新冠疫情对妇女影响的政策简报，这次疫情会加重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希尔觉得，尽管经济情况不一定是家庭暴力的原因，但它可能增加家暴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政府新的工资补贴计划可能帮助减少家庭暴力。
事实上，流行病影响了希尔的收入状况，减少了许多工作机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也将家暴问题和新冠疫情联系在一起。
希尔觉得，现在我们需要“更有创意”地让妇女与服务机构联系，比如在法国，妇女在药店使用一个暗语，就能引发家暴服务机构的回应。“在全球危机中，离开受虐待的关系可能看起来格外令人生畏。但是，妇女需要知道庇护所开放而且安全，这一点非常重要”，她对《卫报》说。
而且，“这不是一项仅仅通过政客自己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合作和社区介入。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会出现社会崩溃，这正如应对目前新冠的论点一样。但是，我们的社会已经存在家庭暴力带来的崩溃。这就像一个看不见的点，从这个点上回荡着破坏，而我们不明白它到底会回荡到什么程度。”希尔对美国广播公司（ABC）说。
在《瞧你逼我做了什么》中，希尔称，在人口近2500万的澳大利亚，每周至少有一名女性遭亲密伴侣谋杀。她估计，大约每两分钟就有一起家庭暴力事件报案。
“家庭暴力也涉及刑事犯罪行为，但糟糕的是这些事情不会写在案情记录上。受害者最可怕的经历可能永远不会被警方记录，或者让法官理解全貌”，她在书中写道，“命令妻子怎么打扮、如何打扫房间、准许她买哪些杂货、让她感觉一无是处或产生愧疚感，这些确实不是‘犯罪行为’。不过，这却是家暴谋杀案的‘危险信号’。当犯罪发生之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相比之前的研究和报道，希尔注意到了家庭暴力中的儿童幸存者，“儿童幸存者知道所有藏身处，也知道争吵尖叫声开始时该如何让自己消失。当妈妈哭泣的时候，他们抱着妈妈，然后帮忙清洗血迹”。
澳大利亚圣母大学研究媒体的副教授Camilla Nelson在非盈利媒体《对话》（The Conversation）的一篇书评中称，希尔叙述和采访儿童幸存者的故事构成了这本书最令人不寒而栗的部分。
这一群体长期处于忽视状态，几乎没有可靠资料显示有多少儿童受到家庭暴力影响。据澳洲犯罪学研究所经常被引用的小型样本调查估计，比例大约为23％，而希尔引用的其他研究大多认为数字还要更高。在关于家庭暴力的新闻报道中也很少会出现儿童，因为记者担心采访儿童会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希尔称，在澳洲的家事法庭等司法机构上，儿童的声音并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传达。
所以，最后的结果变成，孩子的定位往往沦为家长的附属品、财产或延伸物。
记者柴静曾在《看见》中说：“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
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据中国妇联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2.7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有16%的女性承认遭受过配偶的暴力。但是在现实中，很少人会采取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即使报案，据《人民日报》（海外版），目前中国基层法院对因家庭暴力构不成伤害罪的自诉案件，最后80%都以调解和撤诉处理。
关于施暴者，媒体人梁文道在音频节目《八分》推荐的《有一种伤害，以爱为名》（Why Does He Do That?）做过分析。作者兰迪·班克罗夫特是研究家庭暴力的专家，经手案例超过二千件。
在班克罗夫特看来，施暴者内心有一套权力意识，扭曲了对“爱”的看法。这种人爱的往往是自己想象中的理想状态。当他发现对方不符合理想时，就会出现极端情绪表现，让对方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够好，进而心理操控。并且，这些人会默认男女之间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施暴男性会认为女性有责任和义务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而且得首先照顾他的需要。
“很不幸的是，这种扭曲其实一度是我们社会默许的正常状态，那就是‘父权社会’。家暴这么普遍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结构，以及支撑着社会结构，又在社会结构中被不断培育滋养的这套‘父权’意识。”梁文道说。
这套结构性反思固然深刻，但在希尔那里，家暴犯罪者之所以更常攻击女性，是因为他们内心有种“耻辱感”，这种耻辱感与传统定义的男子气概相违背，而后者告诉他们有权掌控一切，媒体将这种心态称为“有害的男子气概”（toxic masculinity）。我们以为可以借由体制完全根除这种心态，彷彿透过提升公民意识的运动就能解决。但她觉得，虽然公民意识运动具有正面作用，但继续指责父权制度并不足够。
她说，公众与媒体舆论的问题在于：犯罪者的模样始终“扑朔迷离”。在媒体报道中，犯罪者的行为在语言和象征方面并不重要，暴力经常被视为纯粹“离奇、无法解释或出乎意料”的行为，而这些模糊不清的词汇反倒掩盖了残酷的现实。
有时，受害者（多数为女性）的生活、希望与梦想更加受到注意，许多人最爱提出的问题是“她们干嘛不离开就好？”，却很少去质疑或严肃看待犯罪者的行为。
希尔认为，社会必须改变对家庭暴力的误解，严肃看待犯罪者的行为，而不是让一味指责受害者的公开言论蔓延。“如果我们能做到这点，我们就能阻止犯罪者──不是在未来几十年，而是现在。”
所以，她觉得我们现在不该去质问“幸存者为何不离开？”或发起另一场可能在20年后才产生影响力的公民运动，而该在司法程序方面注入更多资金，并将焦点摆在犯罪者身上，让他们承担应负的罪责。
Camilla Nelson介绍称，希尔以北卡罗来纳州高点市（High Point）的干预政策为例，该政策成功地将高点市的家庭谋杀率降低了一半。此前，这座城市的家庭暴力谋杀率是全美平均的两倍之多。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州伯克市的“为正义再投资”专案，也让家庭暴力相关的暴力事件减少了39％。希尔呼吁，司法与执法单位应该把家暴犯罪者视为打击犯罪的重点，而不只是一个“行动口号”。
在接受《卫报》的采访中，她希望《瞧你逼我做了什么》的获奖能够吸引更多读者，从而有利于家暴问题的解决。
“如果有更多人能够理解这些，我们将拥有一个运转更好的社会。对我来说，现在的状况不好，几百万人正在经受家庭虐待，却不被澳大利亚其他地区所理解。遭受家暴的数字惊人，我想把这些告诉每个精神科医生、每个警察、每个心理学家、每个法官。”
这本书是希尔对澳大利亚家庭虐待问题为期4年的调查结果，她讲述遭受家暴的妇女与儿童的幸存者故事，探讨了家庭暴力的规模、危害、原因和解决办法。
斯特拉奖斯得名于澳大利亚传奇女作家斯特拉·玛丽亚·萨拉·迈尔斯·弗兰克林（Stella Maria Sarah Miles Franklin）。该奖项希望抵制澳大利亚文学奖中对女性的偏见，所以专门奖励女作家。今年是第八届，《瞧你逼我做了什么》是第一本获此殊荣的新闻类作品。
因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的颁奖典礼在网上举行。澳大利亚前总理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是嘉宾之一，她说：“解决文学界的性别偏见问题至关重要。如果妇女的声音过多地被排除在我们的故事讲述之外，那么我们就无法编织出更具包容性和更丰富的共同文化。”
评委会主席Louise Swinn称，希尔的书有着惊人的力量，仔细破除了我们对家庭虐待问题所有相关的懒惰和陈旧谎言。这本书不仅吸引了人们对这场危机的关注，还为改革提供了解决方案。统计数字令人震惊，希尔的非凡行动号召不可忽视。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需要写这本书。在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庇护所运营以来的四十年里，没有人写过一本书揭露这个国家私下和公开的家庭虐待现象。这一点必须得到纠正。"希尔在获奖感言中说。
据《悉尼先驱晨报》，新冠疫情的流行改变了希尔的计划，变成在互联网上和亲朋好友聚会庆祝。同时，她关心现在澳大利亚的脆弱状况会如何影响那些易受伤害的妇女。根据联合国上周发布的新冠疫情对妇女影响的政策简报，这次疫情会加重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希尔觉得，尽管经济情况不一定是家庭暴力的原因，但它可能增加家暴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政府新的工资补贴计划可能帮助减少家庭暴力。
事实上，流行病影响了希尔的收入状况，减少了许多工作机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也将家暴问题和新冠疫情联系在一起。
希尔觉得，现在我们需要“更有创意”地让妇女与服务机构联系，比如在法国，妇女在药店使用一个暗语，就能引发家暴服务机构的回应。“在全球危机中，离开受虐待的关系可能看起来格外令人生畏。但是，妇女需要知道庇护所开放而且安全，这一点非常重要”，她对《卫报》说。
而且，“这不是一项仅仅通过政客自己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合作和社区介入。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会出现社会崩溃，这正如应对目前新冠的论点一样。但是，我们的社会已经存在家庭暴力带来的崩溃。这就像一个看不见的点，从这个点上回荡着破坏，而我们不明白它到底会回荡到什么程度。”希尔对美国广播公司（ABC）说。
在《瞧你逼我做了什么》中，希尔称，在人口近2500万的澳大利亚，每周至少有一名女性遭亲密伴侣谋杀。她估计，大约每两分钟就有一起家庭暴力事件报案。
“家庭暴力也涉及刑事犯罪行为，但糟糕的是这些事情不会写在案情记录上。受害者最可怕的经历可能永远不会被警方记录，或者让法官理解全貌”，她在书中写道，“命令妻子怎么打扮、如何打扫房间、准许她买哪些杂货、让她感觉一无是处或产生愧疚感，这些确实不是‘犯罪行为’。不过，这却是家暴谋杀案的‘危险信号’。当犯罪发生之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相比之前的研究和报道，希尔注意到了家庭暴力中的儿童幸存者，“儿童幸存者知道所有藏身处，也知道争吵尖叫声开始时该如何让自己消失。当妈妈哭泣的时候，他们抱着妈妈，然后帮忙清洗血迹”。
澳大利亚圣母大学研究媒体的副教授Camilla Nelson在非盈利媒体《对话》（The Conversation）的一篇书评中称，希尔叙述和采访儿童幸存者的故事构成了这本书最令人不寒而栗的部分。
这一群体长期处于忽视状态，几乎没有可靠资料显示有多少儿童受到家庭暴力影响。据澳洲犯罪学研究所经常被引用的小型样本调查估计，比例大约为23％，而希尔引用的其他研究大多认为数字还要更高。在关于家庭暴力的新闻报道中也很少会出现儿童，因为记者担心采访儿童会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希尔称，在澳洲的家事法庭等司法机构上，儿童的声音并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传达。
所以，最后的结果变成，孩子的定位往往沦为家长的附属品、财产或延伸物。
记者柴静曾在《看见》中说：“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
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据中国妇联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2.7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有16%的女性承认遭受过配偶的暴力。但是在现实中，很少人会采取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即使报案，据《人民日报》（海外版），目前中国基层法院对因家庭暴力构不成伤害罪的自诉案件，最后80%都以调解和撤诉处理。
关于施暴者，媒体人梁文道在音频节目《八分》推荐的《有一种伤害，以爱为名》（Why Does He Do That?）做过分析。作者兰迪·班克罗夫特是研究家庭暴力的专家，经手案例超过二千件。
在班克罗夫特看来，施暴者内心有一套权力意识，扭曲了对“爱”的看法。这种人爱的往往是自己想象中的理想状态。当他发现对方不符合理想时，就会出现极端情绪表现，让对方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够好，进而心理操控。并且，这些人会默认男女之间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施暴男性会认为女性有责任和义务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而且得首先照顾他的需要。
“很不幸的是，这种扭曲其实一度是我们社会默许的正常状态，那就是‘父权社会’。家暴这么普遍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结构，以及支撑着社会结构，又在社会结构中被不断培育滋养的这套‘父权’意识。”梁文道说。
这套结构性反思固然深刻，但在希尔那里，家暴犯罪者之所以更常攻击女性，是因为他们内心有种“耻辱感”，这种耻辱感与传统定义的男子气概相违背，而后者告诉他们有权掌控一切，媒体将这种心态称为“有害的男子气概”（toxic masculinity）。我们以为可以借由体制完全根除这种心态，彷彿透过提升公民意识的运动就能解决。但她觉得，虽然公民意识运动具有正面作用，但继续指责父权制度并不足够。
她说，公众与媒体舆论的问题在于：犯罪者的模样始终“扑朔迷离”。在媒体报道中，犯罪者的行为在语言和象征方面并不重要，暴力经常被视为纯粹“离奇、无法解释或出乎意料”的行为，而这些模糊不清的词汇反倒掩盖了残酷的现实。
有时，受害者（多数为女性）的生活、希望与梦想更加受到注意，许多人最爱提出的问题是“她们干嘛不离开就好？”，却很少去质疑或严肃看待犯罪者的行为。
希尔认为，社会必须改变对家庭暴力的误解，严肃看待犯罪者的行为，而不是让一味指责受害者的公开言论蔓延。“如果我们能做到这点，我们就能阻止犯罪者──不是在未来几十年，而是现在。”
所以，她觉得我们现在不该去质问“幸存者为何不离开？”或发起另一场可能在20年后才产生影响力的公民运动，而该在司法程序方面注入更多资金，并将焦点摆在犯罪者身上，让他们承担应负的罪责。
Camilla Nelson介绍称，希尔以北卡罗来纳州高点市（High Point）的干预政策为例，该政策成功地将高点市的家庭谋杀率降低了一半。此前，这座城市的家庭暴力谋杀率是全美平均的两倍之多。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州伯克市的“为正义再投资”专案，也让家庭暴力相关的暴力事件减少了39％。希尔呼吁，司法与执法单位应该把家暴犯罪者视为打击犯罪的重点，而不只是一个“行动口号”。
在接受《卫报》的采访中，她希望《瞧你逼我做了什么》的获奖能够吸引更多读者，从而有利于家暴问题的解决。
“如果有更多人能够理解这些，我们将拥有一个运转更好的社会。对我来说，现在的状况不好，几百万人正在经受家庭虐待，却不被澳大利亚其他地区所理解。遭受家暴的数字惊人，我想把这些告诉每个精神科医生、每个警察、每个心理学家、每个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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