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 碳中和##节能减排##双碳目标#
【关于产业园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分析】
国际经验
（一）现代环保主义兴起，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成为共识。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万就警告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但一直未引起社会关注。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寂静的春天》出版为起点，西方国家掀起了现代环保运动，才开始反思对自然“索取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新模式。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个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灵活机制：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此后，虽然经历了《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等波折，但总体上，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二）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指导碳达峰、碳中和进程。2019年9月20日，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了《气候行动计划2030》，并进而于2019年11月15日在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碳中和的目标与时间；同年12月，欧盟推出《欧洲绿色新政》作为引领欧洲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指导文件；2020年3月，《欧盟气候法》草案被提交至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拟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各成员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三）产业结构轻量化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发途径。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在比较优势的推动下，产业结构顺应各国的资源禀赋自然演化，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金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两轮转移之后，总体上形成了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新兴市场国家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布格局。
（四）新兴市场通过绿色低碳改造也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结构普遍偏重，但一些国家通过绿色循环低碳改造，也探索出了主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觉途径。韩国蔚山国家工业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蔚山国家工业园是韩国于1962年开始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以汽车、石油化工、造船、有色金属和造纸业等重工业为主要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五）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在世界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诸多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市场经济手段之一。
（六）强化碳税政策工具使用可能会成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增加税赋来提高含碳化石能源价格，以促进能效提高和资源节约利用，相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
（七）提前布局能源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能源转型的趋势是通过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碳排放，建立低碳甚至零碳的能源系统。零碳能源的实现，一方面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另一方面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八）绿色金融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能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金融可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领域：一方面控制并收紧涉及化石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通过资本向传统化石燃料企业施压，迫使其向低碳燃料供应商转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方式，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更环保的领域，以绿色投融资，促进能源转型、能源可持续性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国内现状
（一）建立组织保障与考核体系。我国于2007年6月12日便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家应对气候最高议事机构。自“十二五”开始，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重要领域和重大工程，分类确定省级碳排放控制目标。
（二）制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壮大，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6.9%；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均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三）注重能源结构调整与节能提效。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建立能效“领跑者”制度，健全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强化节能法规标准约束，发布实施340多项国家节能标准。
（四）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先后在10个省（市）和77个城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在组织领导、配套政策、市场机制、统计体系、评价考核、协同示范和合作交流等方面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和制度创新。
（五）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我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2010年至2020年，全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约1.08亿亩；“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造林5.45亿亩、森林抚育6.37亿亩；截至2020年年末，全国森林面积2.2亿公顷。
（六）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治理。作为《巴黎协定》（2015）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与全球各国开展气候对话和务实合作，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已与35个发展中国家签署39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积极参与国际《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推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七）完善法规政策体系。2010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14年，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首个应对气候专项规划；2020年，启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2021年，我国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挑战和机遇
（一）挑战。一是能源消耗大，碳排放总量偏高，减碳的压力偏大。产业园区通常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产出集聚地和能源生产、消耗的大户，因而也就成为碳排放的高地。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测算，2015年，全国213家国家级经开区的能源消费总计为3.89亿吨标准煤，占同期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按照碳排放测算，则为1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同期全国排放的9.4%，减碳的压力和空间均很大。
二是碳排放以工业（包括能源活动）排放为主，减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偏大偏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2016》测算，能源和工业生产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我国碳排放的99.9%。不同于传统城市以人口聚集为主，开发区突出表现为产业集聚。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开发区也通常集聚了当地主要的制造企业，消耗着大部分的能源。因而，在碳排放结构上，工业排放一般占据开发区碳排放的大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存量企业的低碳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任务艰巨。一旦碳减排进程过快、要求过高，企业技术改造的成本负担沉重，如果再叠加改造的技术可行性受限，短期内对开发区经济增长的压力巨大。
三是产业结构偏重，加剧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压力。近年来，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要求下，各地纷纷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但在当下，多数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仍然偏重，高固投、高资本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艰巨。
（二）机遇。一是节能减排基础较好，单位碳排放相对较低。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保守测算，2015年，全国工业园区贡献了约50%的全国工业增加值，即117484亿元，其二氧化碳排放为282324万吨，由此估算出工业园区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2.4吨/万元，比同期全国水平低39%。
二是产业链集聚效应明显，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基础深厚。作为产业集聚的物理区域，产业园区一般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核心产业构建产业链条，集聚上下游企业，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地。因此，产业园区天然具备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集聚的禀赋，市场要素从上游企业向中下游企业传递的过程，本身就契合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的要求。
三是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和供给相对集中，低碳改造的交易成本较低，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在水电气热等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方面，多数产业园区通常采取管委会下属企业集中供给的模式，即园区管委会通过设立专门的企业，集中提供园区企业的水、电、蒸汽、天然气等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料。因此，对这些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进行集约式和低碳化改造，尤其是构建综合能源管理体系，统筹水电气热的循环生产和在不同时段的转换储备，在技术上和制度协调上都具有可行性。
四是企业科技含量普遍较高、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较强，对低碳改造的微观基础相对扎实。产业园区汇集了当地的优势资源和企业，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体表现为：园区企业普遍具备一定的软硬件实力，不少企业甚至是行业龙头，具备开展低碳改造的意识和条件；部分园区不乏提供生产流程改造方案和服务的企业，低碳改造的产业生态相对完善。
五是金融资源相对富足，低碳改造的资金支持相对有力。产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地，通常是金融机构关注和服务的重点，不少园区本身也是区域金融的集聚区，如泰达开发区汇聚了所有牌照类型的金融机构，是国内少有的“全牌照”开发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天津市的近五分之一。在“双碳”成为国家战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充裕的金融资源有力支撑了绿色低碳改造的进程。
六是“双碳”战略提供了园区发展的全新赛道。我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传统的模式需要转型，传统的市场需要切换和提升，产业园区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而“双碳”战略提供了全新的投资机会，培育了全新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批新兴企业，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领域。对于产业园区而言，既意味着新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机遇，更是存量企业改造升级的市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可以成为园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路径考量
（一）以市场力量为主，政府推动为辅，兼顾“双碳”工作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把以往忽略的外部性重新施加给每个市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双碳”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行为。当然，从事关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来看，“双碳”工作也同时具有社会性。因此，在推进“双碳”工作时，应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利用好政府在纠正市场扭曲和引导合理预期中的积极作用，兼顾绿色低碳、零碳发展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二）紧扣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做好顶层设计。碳达峰、碳中和是未来三四十年持续推进的战略工作，因此，如何结合全球、全国的规划，同时符合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财税实力等实际，制定园区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这对有序推进“双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以能源系统重构为基础，建设综合能源体系，实现能源系统绿色清洁低碳化。鉴于能源消费形成的碳排放在产业园区排放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份额，园区减碳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重构传统高碳、偏煤的能源系统，以煤改天然气为开端，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配套储能设施建设，加大外购绿电比例，理顺能源生产、传输、消费之间的价格形成机制，构建以传统能源为基础、多种清洁能源共同参与、各种能源形态智能转换的分布式能源综合管理体系，以此作为园区发展的基础设施，为推进园区低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引导存量企业流程再造和工艺重塑，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最终的实践主体。落
（五）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共同推进园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培育新兴“双碳”产业，引导建立循环共生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高附加值和绿色低碳化。
（六）善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打造绿色低碳金融生态。鼓励金融机构善用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的“双碳”政策工具，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并不断丰富绿色低碳金融产品，提升服务“双碳”发展的能力，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绿色评级、咨询、保险、投融资等“双碳”金融机构，完善碳配额和碳减排交易市场，稳步扩大交易品种和市场规模，构建服务“双碳”、品类丰富、风险可控的绿色金融生态。
（七）开发碳税、低碳补贴等财税工具，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和研发固碳技术、工艺。
（八）加强与周边城市一体化低碳改造，扩大循环利用范围，增大正向溢出效应。
责任编辑：原健凇
#产业园区#
【关于产业园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分析】
国际经验
（一）现代环保主义兴起，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成为共识。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万就警告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但一直未引起社会关注。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寂静的春天》出版为起点，西方国家掀起了现代环保运动，才开始反思对自然“索取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新模式。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个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灵活机制：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此后，虽然经历了《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等波折，但总体上，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二）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指导碳达峰、碳中和进程。2019年9月20日，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了《气候行动计划2030》，并进而于2019年11月15日在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碳中和的目标与时间；同年12月，欧盟推出《欧洲绿色新政》作为引领欧洲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指导文件；2020年3月，《欧盟气候法》草案被提交至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拟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各成员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三）产业结构轻量化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发途径。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在比较优势的推动下，产业结构顺应各国的资源禀赋自然演化，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金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两轮转移之后，总体上形成了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新兴市场国家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布格局。
（四）新兴市场通过绿色低碳改造也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结构普遍偏重，但一些国家通过绿色循环低碳改造，也探索出了主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觉途径。韩国蔚山国家工业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蔚山国家工业园是韩国于1962年开始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以汽车、石油化工、造船、有色金属和造纸业等重工业为主要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五）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在世界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诸多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市场经济手段之一。
（六）强化碳税政策工具使用可能会成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增加税赋来提高含碳化石能源价格，以促进能效提高和资源节约利用，相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
（七）提前布局能源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能源转型的趋势是通过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碳排放，建立低碳甚至零碳的能源系统。零碳能源的实现，一方面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另一方面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八）绿色金融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能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金融可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领域：一方面控制并收紧涉及化石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通过资本向传统化石燃料企业施压，迫使其向低碳燃料供应商转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方式，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更环保的领域，以绿色投融资，促进能源转型、能源可持续性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国内现状
（一）建立组织保障与考核体系。我国于2007年6月12日便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家应对气候最高议事机构。自“十二五”开始，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重要领域和重大工程，分类确定省级碳排放控制目标。
（二）制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壮大，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6.9%；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均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三）注重能源结构调整与节能提效。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建立能效“领跑者”制度，健全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强化节能法规标准约束，发布实施340多项国家节能标准。
（四）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先后在10个省（市）和77个城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在组织领导、配套政策、市场机制、统计体系、评价考核、协同示范和合作交流等方面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和制度创新。
（五）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我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2010年至2020年，全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约1.08亿亩；“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造林5.45亿亩、森林抚育6.37亿亩；截至2020年年末，全国森林面积2.2亿公顷。
（六）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治理。作为《巴黎协定》（2015）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与全球各国开展气候对话和务实合作，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已与35个发展中国家签署39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积极参与国际《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推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七）完善法规政策体系。2010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14年，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首个应对气候专项规划；2020年，启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2021年，我国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挑战和机遇
（一）挑战。一是能源消耗大，碳排放总量偏高，减碳的压力偏大。产业园区通常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产出集聚地和能源生产、消耗的大户，因而也就成为碳排放的高地。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测算，2015年，全国213家国家级经开区的能源消费总计为3.89亿吨标准煤，占同期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按照碳排放测算，则为1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同期全国排放的9.4%，减碳的压力和空间均很大。
二是碳排放以工业（包括能源活动）排放为主，减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偏大偏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2016》测算，能源和工业生产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我国碳排放的99.9%。不同于传统城市以人口聚集为主，开发区突出表现为产业集聚。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开发区也通常集聚了当地主要的制造企业，消耗着大部分的能源。因而，在碳排放结构上，工业排放一般占据开发区碳排放的大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存量企业的低碳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任务艰巨。一旦碳减排进程过快、要求过高，企业技术改造的成本负担沉重，如果再叠加改造的技术可行性受限，短期内对开发区经济增长的压力巨大。
三是产业结构偏重，加剧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压力。近年来，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要求下，各地纷纷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但在当下，多数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仍然偏重，高固投、高资本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艰巨。
（二）机遇。一是节能减排基础较好，单位碳排放相对较低。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保守测算，2015年，全国工业园区贡献了约50%的全国工业增加值，即117484亿元，其二氧化碳排放为282324万吨，由此估算出工业园区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2.4吨/万元，比同期全国水平低39%。
二是产业链集聚效应明显，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基础深厚。作为产业集聚的物理区域，产业园区一般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核心产业构建产业链条，集聚上下游企业，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地。因此，产业园区天然具备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集聚的禀赋，市场要素从上游企业向中下游企业传递的过程，本身就契合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的要求。
三是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和供给相对集中，低碳改造的交易成本较低，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在水电气热等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方面，多数产业园区通常采取管委会下属企业集中供给的模式，即园区管委会通过设立专门的企业，集中提供园区企业的水、电、蒸汽、天然气等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料。因此，对这些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进行集约式和低碳化改造，尤其是构建综合能源管理体系，统筹水电气热的循环生产和在不同时段的转换储备，在技术上和制度协调上都具有可行性。
四是企业科技含量普遍较高、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较强，对低碳改造的微观基础相对扎实。产业园区汇集了当地的优势资源和企业，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体表现为：园区企业普遍具备一定的软硬件实力，不少企业甚至是行业龙头，具备开展低碳改造的意识和条件；部分园区不乏提供生产流程改造方案和服务的企业，低碳改造的产业生态相对完善。
五是金融资源相对富足，低碳改造的资金支持相对有力。产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地，通常是金融机构关注和服务的重点，不少园区本身也是区域金融的集聚区，如泰达开发区汇聚了所有牌照类型的金融机构，是国内少有的“全牌照”开发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天津市的近五分之一。在“双碳”成为国家战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充裕的金融资源有力支撑了绿色低碳改造的进程。
六是“双碳”战略提供了园区发展的全新赛道。我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传统的模式需要转型，传统的市场需要切换和提升，产业园区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而“双碳”战略提供了全新的投资机会，培育了全新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批新兴企业，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领域。对于产业园区而言，既意味着新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机遇，更是存量企业改造升级的市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可以成为园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路径考量
（一）以市场力量为主，政府推动为辅，兼顾“双碳”工作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把以往忽略的外部性重新施加给每个市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双碳”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行为。当然，从事关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来看，“双碳”工作也同时具有社会性。因此，在推进“双碳”工作时，应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利用好政府在纠正市场扭曲和引导合理预期中的积极作用，兼顾绿色低碳、零碳发展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二）紧扣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做好顶层设计。碳达峰、碳中和是未来三四十年持续推进的战略工作，因此，如何结合全球、全国的规划，同时符合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财税实力等实际，制定园区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这对有序推进“双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以能源系统重构为基础，建设综合能源体系，实现能源系统绿色清洁低碳化。鉴于能源消费形成的碳排放在产业园区排放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份额，园区减碳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重构传统高碳、偏煤的能源系统，以煤改天然气为开端，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配套储能设施建设，加大外购绿电比例，理顺能源生产、传输、消费之间的价格形成机制，构建以传统能源为基础、多种清洁能源共同参与、各种能源形态智能转换的分布式能源综合管理体系，以此作为园区发展的基础设施，为推进园区低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引导存量企业流程再造和工艺重塑，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最终的实践主体。落
（五）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共同推进园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培育新兴“双碳”产业，引导建立循环共生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高附加值和绿色低碳化。
（六）善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打造绿色低碳金融生态。鼓励金融机构善用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的“双碳”政策工具，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并不断丰富绿色低碳金融产品，提升服务“双碳”发展的能力，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绿色评级、咨询、保险、投融资等“双碳”金融机构，完善碳配额和碳减排交易市场，稳步扩大交易品种和市场规模，构建服务“双碳”、品类丰富、风险可控的绿色金融生态。
（七）开发碳税、低碳补贴等财税工具，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和研发固碳技术、工艺。
（八）加强与周边城市一体化低碳改造，扩大循环利用范围，增大正向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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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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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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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车攻略#15万落地选了这几款自主车，隔壁合资车车主都竖大拇指！
随着自主品牌车型竞争力逐渐增强，如今在15万元自主品牌车型选择更为丰富，自主品牌逐渐发力，在不同车型上都缩小了与合资品牌的差距，今天小编就介绍几款自主品牌车型。根据车型不同分为轿车、SUV、MPV四大块。
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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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克作为吉利旗下全新品牌，车型采用数字命名方式命名，领克03则是首款轿车车型，外观采用家族化设计，分体式大灯与进气格栅相连，仿佛一张大嘴，配合下方包围獠牙状的设计，整体运功风格满满。动力方面提供1.5T三缸发动机和2.0T发动机可供选择，二者都分为高低功率两种调校，传动匹配的是7速DCT和8/6速手自一体，最低配则是提供6速手动变速箱。

内饰同样采用家族化设计，大面积翻毛皮材质的使用，营造了不俗的运动感，配合着全液晶仪表和中控大屏幕，科技感也不差，做工精致，用料扎实。中控台上使用了大面积的软性材质进行覆盖，整个操作区域明显偏向于驾驶员一侧，此外该车还于中控台细节之处加入了大量镀铬饰条，金属质感的按键，大大提升了车内的档次感和运动感。

比亚迪 秦PLUS DM-i
秦PLUS外观将沿用比亚迪经典的“Dragon Face”设计语言。车首是醒目的汉字LOGO，使用了巨大的进气格栅，对比纯电车型的封闭式设计，这张大嘴显然给足了气势。左右两边箭羽式设计的大灯组，让前脸看上去更加醒目。侧面比亚迪秦PLUS DM-i也是用上了溜背式设计，让车身看起来更加时尚。众多中国元素的使用，可以看出作为自主品牌的比亚迪在设计上的用心，对国民的审美观念拿捏得很到位。秦PLUS DM-i中最大的亮点，便是EHS电混系统。它是由骁云1.5L四缸自然吸气发动机配以电机以及大家非常喜欢的刀片电池组组合而成，其中55km版本电机总功率为132千瓦，120km版本电机总功率为145千瓦。刀片电池容量分别为8.32千瓦时与18.32千瓦时。续航轻松破千。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了环抱式驾舱设计并将中控设计的偏向于主驾驶侧，配合中控台简洁的线条，让其整体极具层次感。同时，该车还配备了悬浮式液晶仪表+悬浮式大尺寸中控屏，配合三辐式平底多功能方向盘，使其整体科技感得到很好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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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饰则是采用双联屏设计，悬浮式中控大屏幕可以完成大部分操作，极大的减少了实体按键，科技感十足，配合底部贯穿式空调出风口，中控台整体层次感鲜明。浅色系的配色，简约而美观。

SUV
哈弗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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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方面，哈弗H6采用了“未来美学”的设计方向，整体风格简约大气。全系标配的12.3英寸中控液晶屏以及部分车型提供的12.3英寸全液晶仪表搭配，营造出了不错的科技感。全新造型的方向盘视觉效果、手感都非常出色，挡杆与周围按键布局也都采用了新的设计。中控台采用了大量软质材料包裹，提升了内饰整体的质感。

长安 CS75PLUS
长安CS75 PLUS同样销量榜上有名，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外观方面采用“御岳动感”格栅设计同时，还将汲取了“战斗机元素”设计风格，整体视觉效果十分突出。同时，独特的“战斗机式”雾灯盖板设计，搭配横向纵向延伸的红色装饰亮条，提升视觉张力。

内饰方面，新车整体采用了上黑下红的色调搭配，并在中控台、车门饰板、挡把区域等处加入高光黑元素进行点缀，质感突出。同时还配备由全液晶仪表+大尺寸中控液晶屏组成的一体式贯穿屏设计，科技感得到很好提升。

红旗HS5
近两年红旗也是热度居高不下，作为经典自主品牌，HS5作为旗下SUV车型关注度也很高，外观设计方面，可以看到红旗品牌在向着更为时尚且更符合家用的方向转变，设计上不再是红旗车型上世纪那种中庸保守的风格，换上新的设计语言，车身圆润，细节处理更具时尚气息，HS5看起来就是一款大方俊朗的SUV。从“高山飞瀑，中流砥柱”的进气格栅到“气贯山河”的前立标，从HS5身上可以看到很多红旗品牌的家族式设计，但同时也有一些是其独有的，如箭羽式的灯组造型和四颗LED矩阵式的雾灯灯组。动力方面采用2.0T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65kw峰值扭矩为340N.m，搭配的是爱信的6AT变速箱。

进入车内给人的感觉还真是符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定位，在设计，配置，用料和工艺上都向同价位区间豪华品牌看齐。红旗智能座舱HC2.0系统最醒目的设计就是双12.3英寸屏幕，双屏拼接的做法跟奔驰品牌的内饰设计较为神似，中控面板触摸式按键科技感较强，而且按下去能有声音回馈。


吉利 星越L
最近上市的吉利星越L基于CMA架构打造，外观方面，从车头来看家族式盾型格栅很彰显气质，两侧大灯的日间行车灯也为两层式设计，前保险杠多处采用镀铬装饰条，既精致又有气场。全系采用了沃尔沃Drive-E 2.0TD发动机，提供高低功率组合，与之匹配的是7速DCT/8AT变速箱。

内饰方面采用中控横向三联屏设计，科技感满满，加入了玫瑰金的装饰条，营造了吉利独特的豪华氛围。副驾驶前的那块屏幕可以满足观看电影之类的娱乐项目。

MPV
广汽传祺M6 Pro
M6 Pro运用展风翼设计风格，镀铬点阵装饰条将矩阵式LED日行灯与前保险杠下包围融入到一起，让运用大面积黑色钢琴烤漆的前格栅不显沉闷，并加入时尚元素。采用1.5T发动机+7DCT变速箱组合，最大功率为124kW，峰值扭矩达265N·m，日常使用完全够用了。

内饰则是采用了大量软质材料包裹，贯穿式大屏幕，科技感十足，空调出风口通过饰条相连，分隔开上下两部分整体层次分明，保留了部分实体按键，实用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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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主品牌车型竞争力逐渐增强，如今在15万元自主品牌车型选择更为丰富，自主品牌逐渐发力，在不同车型上都缩小了与合资品牌的差距，今天小编就介绍几款自主品牌车型。根据车型不同分为轿车、SUV、MPV四大块。
轿车
领克 03
领克作为吉利旗下全新品牌，车型采用数字命名方式命名，领克03则是首款轿车车型，外观采用家族化设计，分体式大灯与进气格栅相连，仿佛一张大嘴，配合下方包围獠牙状的设计，整体运功风格满满。动力方面提供1.5T三缸发动机和2.0T发动机可供选择，二者都分为高低功率两种调校，传动匹配的是7速DCT和8/6速手自一体，最低配则是提供6速手动变速箱。

内饰同样采用家族化设计，大面积翻毛皮材质的使用，营造了不俗的运动感，配合着全液晶仪表和中控大屏幕，科技感也不差，做工精致，用料扎实。中控台上使用了大面积的软性材质进行覆盖，整个操作区域明显偏向于驾驶员一侧，此外该车还于中控台细节之处加入了大量镀铬饰条，金属质感的按键，大大提升了车内的档次感和运动感。

比亚迪 秦PLUS DM-i
秦PLUS外观将沿用比亚迪经典的“Dragon Face”设计语言。车首是醒目的汉字LOGO，使用了巨大的进气格栅，对比纯电车型的封闭式设计，这张大嘴显然给足了气势。左右两边箭羽式设计的大灯组，让前脸看上去更加醒目。侧面比亚迪秦PLUS DM-i也是用上了溜背式设计，让车身看起来更加时尚。众多中国元素的使用，可以看出作为自主品牌的比亚迪在设计上的用心，对国民的审美观念拿捏得很到位。秦PLUS DM-i中最大的亮点，便是EHS电混系统。它是由骁云1.5L四缸自然吸气发动机配以电机以及大家非常喜欢的刀片电池组组合而成，其中55km版本电机总功率为132千瓦，120km版本电机总功率为145千瓦。刀片电池容量分别为8.32千瓦时与18.32千瓦时。续航轻松破千。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了环抱式驾舱设计并将中控设计的偏向于主驾驶侧，配合中控台简洁的线条，让其整体极具层次感。同时，该车还配备了悬浮式液晶仪表+悬浮式大尺寸中控屏，配合三辐式平底多功能方向盘，使其整体科技感得到很好地提升。

广汽埃安 AION S PLUS
AION S Plus使用了一套全新的前脸造型，灵感来源于ENO.146概念车，使用了全新的“星空战舰”设计语言。下方的黑色格栅具有主动开关的功能，能够根据工况来调节格栅的开闭。同时AION S Plus采用了超低风阻的外观设计，新车提供410km、510km和602km三种续航里程版本车型。

内饰则是采用双联屏设计，悬浮式中控大屏幕可以完成大部分操作，极大的减少了实体按键，科技感十足，配合底部贯穿式空调出风口，中控台整体层次感鲜明。浅色系的配色，简约而美观。

SUV
哈弗H6
外观设计的很时尚，进气格栅的样式比较宽大，周边的线条描述的很平顺，编织样式的中网营造出一定的高级感，前大灯组的内部透镜层次感分明，点亮之后的辨识度很高，雾灯区是三角形的样式，凸显整车运动范。动力方面提供1.5T和2.0T发动机，与之匹配的是7速双离合变速箱。作为SUV的霸榜车型，H6有着丰富的车型选择，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内部方面，哈弗H6采用了“未来美学”的设计方向，整体风格简约大气。全系标配的12.3英寸中控液晶屏以及部分车型提供的12.3英寸全液晶仪表搭配，营造出了不错的科技感。全新造型的方向盘视觉效果、手感都非常出色，挡杆与周围按键布局也都采用了新的设计。中控台采用了大量软质材料包裹，提升了内饰整体的质感。

长安 CS75PLUS
长安CS75 PLUS同样销量榜上有名，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外观方面采用“御岳动感”格栅设计同时，还将汲取了“战斗机元素”设计风格，整体视觉效果十分突出。同时，独特的“战斗机式”雾灯盖板设计，搭配横向纵向延伸的红色装饰亮条，提升视觉张力。

内饰方面，新车整体采用了上黑下红的色调搭配，并在中控台、车门饰板、挡把区域等处加入高光黑元素进行点缀，质感突出。同时还配备由全液晶仪表+大尺寸中控液晶屏组成的一体式贯穿屏设计，科技感得到很好提升。

红旗HS5
近两年红旗也是热度居高不下，作为经典自主品牌，HS5作为旗下SUV车型关注度也很高，外观设计方面，可以看到红旗品牌在向着更为时尚且更符合家用的方向转变，设计上不再是红旗车型上世纪那种中庸保守的风格，换上新的设计语言，车身圆润，细节处理更具时尚气息，HS5看起来就是一款大方俊朗的SUV。从“高山飞瀑，中流砥柱”的进气格栅到“气贯山河”的前立标，从HS5身上可以看到很多红旗品牌的家族式设计，但同时也有一些是其独有的，如箭羽式的灯组造型和四颗LED矩阵式的雾灯灯组。动力方面采用2.0T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65kw峰值扭矩为340N.m，搭配的是爱信的6AT变速箱。

进入车内给人的感觉还真是符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定位，在设计，配置，用料和工艺上都向同价位区间豪华品牌看齐。红旗智能座舱HC2.0系统最醒目的设计就是双12.3英寸屏幕，双屏拼接的做法跟奔驰品牌的内饰设计较为神似，中控面板触摸式按键科技感较强，而且按下去能有声音回馈。


吉利 星越L
最近上市的吉利星越L基于CMA架构打造，外观方面，从车头来看家族式盾型格栅很彰显气质，两侧大灯的日间行车灯也为两层式设计，前保险杠多处采用镀铬装饰条，既精致又有气场。全系采用了沃尔沃Drive-E 2.0TD发动机，提供高低功率组合，与之匹配的是7速DCT/8AT变速箱。

内饰方面采用中控横向三联屏设计，科技感满满，加入了玫瑰金的装饰条，营造了吉利独特的豪华氛围。副驾驶前的那块屏幕可以满足观看电影之类的娱乐项目。

MPV
广汽传祺M6 Pro
M6 Pro运用展风翼设计风格，镀铬点阵装饰条将矩阵式LED日行灯与前保险杠下包围融入到一起，让运用大面积黑色钢琴烤漆的前格栅不显沉闷，并加入时尚元素。采用1.5T发动机+7DCT变速箱组合，最大功率为124kW，峰值扭矩达265N·m，日常使用完全够用了。

内饰则是采用了大量软质材料包裹，贯穿式大屏幕，科技感十足，空调出风口通过饰条相连，分隔开上下两部分整体层次分明，保留了部分实体按键，实用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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