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聚德烤鸭遇上“李鬼”，检察官查筛600余万条聊天记录发现……
2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15件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典型案例，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办理的张某某等8人假冒全聚德烤鸭案入选。
“在北京某地的一个库房，满地码放着成摞的纸箱，箱子里面存放着标有全聚德字样的手提袋、礼盒、专用酱袋、荷叶饼袋，经查，这些仿冒的外包装销往北京市丰台区、大兴区等地的多个黑作坊，数量高达20余万件。”丰台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刘亮回忆起办理这起假冒全聚德烤鸭案的经过，向记者坦言，该案中假烤鸭的产销已经形成了“上游提供假冒包材——中游小作坊加工制作——下游向导游销售——末端经由导游向游客出售”的全链条犯罪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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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包装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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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全聚德烤鸭
“食品类商品仿制成本低，消费群体又主要面向普通游客，如果不出手整治，外地来京旅游的游客，哪里分得清自己买的特产是‘李逵’还是‘李鬼’。”刘亮说着叹了口气。
发现“李鬼”：老字号的求助
近年来，不少老字号屡屡成为不良商人的目标，大量假冒产品出现在旅游市场，不仅给老字号企业的经济收益、品牌声誉造成损失，也因产品质量无法保障，严重损害游客的合法权益。
2019年3月，全聚德公司发现市场上有大量假冒该品牌的烤鸭销售，遂向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报案。报案后，公安机关商请检察机关介入侦查。丰台区检察院依托与市场监管部门、侦查机关建立的知识产权大要案提前会商机制，提前就案件基本情况、证据搜集固定、法律适用、打击层级等与侦查机关展开会商。
“全聚德作为中华老字号，在1999年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是我国第一例服务类中国驰名商标，也是多数来京游客较为青睐的首都特产品牌之一。”刘亮介绍，基于前期调查，发现开展假烤鸭制售活动的黑作坊以出租屋为据点，以家庭作坊式形成多个较为独立的犯罪团伙，并通过导游作为销售出口端，向来京游客兜售，形成了流水线型的制产销链条。“考虑到该案系全链条犯罪，且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类犯罪具有典型性、影响性，我们立即成立以第二检察部为骨干力量的专案组。”
5万多只假烤鸭被卖给游客
2018年起，谭某某等6人在丰台区、大兴区等地，成立多个造假黑作坊，以贴标方式将无牌散装烤鸭改头换面冒充全聚德品牌烤鸭。
其间，黑作坊主事先订购封口机、打码器、卷饼、酱，从烤鸭制造厂以20元左右价格购进真空包装烤鸭（俗称“白皮鸭），作坊成员利用封口机、打码器将“白皮鸭”全聚德包装袋、卷饼简单组装成假冒全聚德注册商标的烤鸭。因为工序非常简单，所以黑作坊往往呈现家庭式作案。比如谭某某就带着自己刚满十八岁的儿子一起制作假烤鸭。操持同样“营生”的，还有闵某某夫妇、高某某、王某某等人。
那么，假烤鸭又是如何避开市场监管，最终销售到消费者手中的呢？
像高某某等小黑作坊主一般为了实现成本最小化，会全程负责生产、加工、销售和配送。而像谭某某这种生产大户，为打开销路，除了小部分由自己销售外，大部分都卖给了“中间商”刘某某，刘某某再通过微信等方式向北京持证导游低价推销假冒全聚德烤鸭。
“我这有便宜的全聚德烤鸭，你要不要？”刘某某并不是有特别的路子，而是采取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在网上加入一些导游群，添加好友后再兜售。部分导游禁不住高额利润的诱惑，答应帮忙推销。久而久之，刘某某的名气也大了起来，导游们给他起了个绰号“鸭王”。
黑作坊按预订数目生产后，这些假全聚德烤鸭将被送往鸟巢、八达岭、颐和园等旅游景点或旅游大客车集散地，以40元至45元不等的价格卖给部分导游，导游再以一百多元的价格冒充全聚德烤鸭向来京游客进行推销。普通游客很难分辨出这些披着假外衣的冒牌全聚德烤鸭，且游客离京后即使发觉产品不对，一般也不会向导游追责。
在这个制售假的链条中，还有两个关键人物——林某某和张某某。
林某某（另案处理）是一个专门生产假冒包装材料的供应商。几个造假大户和林某某都有生意往来，黑作坊主通过微信与林某某约定假冒包装材料的数量、样式、规格，甚至防伪标识的样式，然后林某某按照要求进行生产。
林某某雇用运货的司机张某某，则是本案中负责运输、对接的，促成交易实际完成的重要角色。在包装材料生产完毕后，张某某会将成箱的包装材料运送到不同的黑作坊处。民警抓获他时，在库房里起获20余万件假冒全聚德的包装材料。
截至案发，这种制假售假产销链条持续时间两年有余，实际销售的假冒全聚德烤鸭数量高达5万多只，涉案金额达上百万元。
查筛600余万条微信聊天记录
丰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毅荣告诉记者，该案为北京市首例全链条打击制产销老字号品牌的犯罪案件，在提前介入阶段，专案组组长刘亮提出确定打击层级及重点打击对象，并就不同层级的涉案罪名及取证方向提出建议。
“在审查逮捕阶段，侦查机关向我们移送了15份手机取证报告，这些电子数据是认定本案犯罪事实的关键。”刘亮回忆，专案组全员放弃周末时间，加班加点从海量电子数据中筛选有价值的聊天记录，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从600余万条微信聊天记录中筛选出几千条销售假冒全聚德烤鸭的记录，这些记录对认定非法经营数额以及未销售的假全聚德烤鸭的价值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未销售的假全聚德烤鸭的价值如何确定？这成为摆在专案组面前的一个问题。在审查侦查卷宗时，检察官发现价格鉴定报告书认定的烤鸭单价是118元，鉴定机构作价依据是市场调查及全聚德公司的产品价格证明，但在梳理被告人微信聊天记录时发现，部分被告人线上销售假烤鸭的单价大约为45元。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1款之规定，专案组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未销售的产品价值以实际销售数额计算。
除了制售假烤鸭的金额确定外，还有罪名定性。据了解，审查起诉阶段，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罪名是假冒注册商标罪，但在前期充分沟通、夯实证据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专案组认为这一项罪名不能准确评价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为精准、全面指控犯罪，“最终我们决定改变移送罪名，以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对张某某提起公诉（当时林某某尚未到案），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谭某某等6人提起公诉，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刘某某提起公诉。”刘亮说。
2019年12月20日，丰台区检察院以上述罪名对张某某等8人向法院提起公诉。
8名被告人全部认罪认罚
“我错了，我认罪认罚，我现在想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希望检察机关对我提出较轻的量刑建议，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请法庭给我一次机会、请检察院给我一次机会。”2020年8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北京市检察院相关领导来到丰台区检察院通过视频形式，观摩该案法庭审理，在最后陈述阶段，唯一一名不认罪的被告人闵某某在法庭上表示认罪认罚。
刘亮告诉记者，在坚持认罪认罚“三个适用”原则和“三无一有”工作要求的基础上，专案组做足了功课：借助“北京政法案例库”智库平台对全市类案裁判文书进行研判，根据在案证据情况和全案犯罪事实、法律情节，针对每名被告人计算出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区间，以保证被告人有较为稳定的心理预期。
同时，针对部分被告人及辩护律师在犯罪事实等方面的疑义，探索部分证据开示的方法，向其展示审查梳理犯罪数额的计算方法及部分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充分运用证据进行说服，促成审查起诉阶段7名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
法院开庭审理阶段，作为公诉人出庭的刘亮和丰台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邓莉莉，通过对同案犯认罪认罚与否在量刑建议幅度上的区分及法庭教育，成功说服闵某某当庭认罪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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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聚德公司向检察机关赠送锦旗
最终，丰台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全部采纳丰台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张某某等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至三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3万元至22万元不等。
护航老字号品牌发展
2019年9月24日，丰台区检察院邀请全聚德公司开展座谈，并向全聚德公司提出一系列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建议，为企业产权保护、抵御风险和规范经营提供指引。
办案过程中，全聚德公司多次向丰台区检察院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诉求，但知识产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为了强化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全面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丰台区检察院专门就“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深入开展调研，一方面积极就相关法律问题向最高检、北京市院报送法律适用请示，同时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探索进行研判，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文章，获得相关专家和实务部门的关注。
“这种情况未来肯定会再面临，只有将理论研究融入检察工作之中，积极利用基础理论研究深入思考，促进实务中重大疑难问题解决，才是谋长久解决之道的钥匙。”刘亮说。
本案中，部分导游的参与，无疑是这个制假售假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专案组发现，肖某某、李某某等数十名导游，在明知谭某某等人销售的烤鸭系非正规渠道的假冒产品，仍以40元至45元的价格大量从谭某某等人处订购，并以110元至128元的价格向游客兜售，部分旅行社甚至默许导游对游客兜售不合格产品，并与导游约定按照比例抽成，“这暴露出，假烤鸭案并不是孤例，旅游业部分领域执业规范及行业监管失范。”刘亮说。
为整饬旅游市场秩序、保护老字号品牌，2020年5月，丰台区检察院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制发了检察建议，提出追究涉案导游及旅行社行政责任、严格旅游从业人员行业准入标准、加强对旅行社宣传指导和执法监督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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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同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交流座谈
目前，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对涉案旅行社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对涉案导游给予处以行政罚款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并将涉案旅行社和导游员信息纳入旅游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同时，该局建立《旅游行业自律公约》，倡导全市旅行社、景区等行业企业及从业人员文明规范经营。此外，该局还将探索监管职能延伸拓展，尤其是将“老字号”品牌纳入“北京礼物”的一体化宣传与推广，切实推动“老字号”企业的持续繁荣发展。
“丰台区检察院将继续为保护老字号知识产权、服务首都经济发展贡献检察智慧，提供有力的检察服务保障。”丰台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李继征表示，要让游客们买到货真价实的“老字号”。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2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15件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典型案例，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办理的张某某等8人假冒全聚德烤鸭案入选。
“在北京某地的一个库房，满地码放着成摞的纸箱，箱子里面存放着标有全聚德字样的手提袋、礼盒、专用酱袋、荷叶饼袋，经查，这些仿冒的外包装销往北京市丰台区、大兴区等地的多个黑作坊，数量高达20余万件。”丰台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刘亮回忆起办理这起假冒全聚德烤鸭案的经过，向记者坦言，该案中假烤鸭的产销已经形成了“上游提供假冒包材——中游小作坊加工制作——下游向导游销售——末端经由导游向游客出售”的全链条犯罪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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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包装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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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全聚德烤鸭
“食品类商品仿制成本低，消费群体又主要面向普通游客，如果不出手整治，外地来京旅游的游客，哪里分得清自己买的特产是‘李逵’还是‘李鬼’。”刘亮说着叹了口气。
发现“李鬼”：老字号的求助
近年来，不少老字号屡屡成为不良商人的目标，大量假冒产品出现在旅游市场，不仅给老字号企业的经济收益、品牌声誉造成损失，也因产品质量无法保障，严重损害游客的合法权益。
2019年3月，全聚德公司发现市场上有大量假冒该品牌的烤鸭销售，遂向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报案。报案后，公安机关商请检察机关介入侦查。丰台区检察院依托与市场监管部门、侦查机关建立的知识产权大要案提前会商机制，提前就案件基本情况、证据搜集固定、法律适用、打击层级等与侦查机关展开会商。
“全聚德作为中华老字号，在1999年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是我国第一例服务类中国驰名商标，也是多数来京游客较为青睐的首都特产品牌之一。”刘亮介绍，基于前期调查，发现开展假烤鸭制售活动的黑作坊以出租屋为据点，以家庭作坊式形成多个较为独立的犯罪团伙，并通过导游作为销售出口端，向来京游客兜售，形成了流水线型的制产销链条。“考虑到该案系全链条犯罪，且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类犯罪具有典型性、影响性，我们立即成立以第二检察部为骨干力量的专案组。”
5万多只假烤鸭被卖给游客
2018年起，谭某某等6人在丰台区、大兴区等地，成立多个造假黑作坊，以贴标方式将无牌散装烤鸭改头换面冒充全聚德品牌烤鸭。
其间，黑作坊主事先订购封口机、打码器、卷饼、酱，从烤鸭制造厂以20元左右价格购进真空包装烤鸭（俗称“白皮鸭），作坊成员利用封口机、打码器将“白皮鸭”全聚德包装袋、卷饼简单组装成假冒全聚德注册商标的烤鸭。因为工序非常简单，所以黑作坊往往呈现家庭式作案。比如谭某某就带着自己刚满十八岁的儿子一起制作假烤鸭。操持同样“营生”的，还有闵某某夫妇、高某某、王某某等人。
那么，假烤鸭又是如何避开市场监管，最终销售到消费者手中的呢？
像高某某等小黑作坊主一般为了实现成本最小化，会全程负责生产、加工、销售和配送。而像谭某某这种生产大户，为打开销路，除了小部分由自己销售外，大部分都卖给了“中间商”刘某某，刘某某再通过微信等方式向北京持证导游低价推销假冒全聚德烤鸭。
“我这有便宜的全聚德烤鸭，你要不要？”刘某某并不是有特别的路子，而是采取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在网上加入一些导游群，添加好友后再兜售。部分导游禁不住高额利润的诱惑，答应帮忙推销。久而久之，刘某某的名气也大了起来，导游们给他起了个绰号“鸭王”。
黑作坊按预订数目生产后，这些假全聚德烤鸭将被送往鸟巢、八达岭、颐和园等旅游景点或旅游大客车集散地，以40元至45元不等的价格卖给部分导游，导游再以一百多元的价格冒充全聚德烤鸭向来京游客进行推销。普通游客很难分辨出这些披着假外衣的冒牌全聚德烤鸭，且游客离京后即使发觉产品不对，一般也不会向导游追责。
在这个制售假的链条中，还有两个关键人物——林某某和张某某。
林某某（另案处理）是一个专门生产假冒包装材料的供应商。几个造假大户和林某某都有生意往来，黑作坊主通过微信与林某某约定假冒包装材料的数量、样式、规格，甚至防伪标识的样式，然后林某某按照要求进行生产。
林某某雇用运货的司机张某某，则是本案中负责运输、对接的，促成交易实际完成的重要角色。在包装材料生产完毕后，张某某会将成箱的包装材料运送到不同的黑作坊处。民警抓获他时，在库房里起获20余万件假冒全聚德的包装材料。
截至案发，这种制假售假产销链条持续时间两年有余，实际销售的假冒全聚德烤鸭数量高达5万多只，涉案金额达上百万元。
查筛600余万条微信聊天记录
丰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毅荣告诉记者，该案为北京市首例全链条打击制产销老字号品牌的犯罪案件，在提前介入阶段，专案组组长刘亮提出确定打击层级及重点打击对象，并就不同层级的涉案罪名及取证方向提出建议。
“在审查逮捕阶段，侦查机关向我们移送了15份手机取证报告，这些电子数据是认定本案犯罪事实的关键。”刘亮回忆，专案组全员放弃周末时间，加班加点从海量电子数据中筛选有价值的聊天记录，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从600余万条微信聊天记录中筛选出几千条销售假冒全聚德烤鸭的记录，这些记录对认定非法经营数额以及未销售的假全聚德烤鸭的价值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未销售的假全聚德烤鸭的价值如何确定？这成为摆在专案组面前的一个问题。在审查侦查卷宗时，检察官发现价格鉴定报告书认定的烤鸭单价是118元，鉴定机构作价依据是市场调查及全聚德公司的产品价格证明，但在梳理被告人微信聊天记录时发现，部分被告人线上销售假烤鸭的单价大约为45元。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1款之规定，专案组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未销售的产品价值以实际销售数额计算。
除了制售假烤鸭的金额确定外，还有罪名定性。据了解，审查起诉阶段，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罪名是假冒注册商标罪，但在前期充分沟通、夯实证据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专案组认为这一项罪名不能准确评价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为精准、全面指控犯罪，“最终我们决定改变移送罪名，以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对张某某提起公诉（当时林某某尚未到案），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谭某某等6人提起公诉，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刘某某提起公诉。”刘亮说。
2019年12月20日，丰台区检察院以上述罪名对张某某等8人向法院提起公诉。
8名被告人全部认罪认罚
“我错了，我认罪认罚，我现在想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希望检察机关对我提出较轻的量刑建议，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请法庭给我一次机会、请检察院给我一次机会。”2020年8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北京市检察院相关领导来到丰台区检察院通过视频形式，观摩该案法庭审理，在最后陈述阶段，唯一一名不认罪的被告人闵某某在法庭上表示认罪认罚。
刘亮告诉记者，在坚持认罪认罚“三个适用”原则和“三无一有”工作要求的基础上，专案组做足了功课：借助“北京政法案例库”智库平台对全市类案裁判文书进行研判，根据在案证据情况和全案犯罪事实、法律情节，针对每名被告人计算出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区间，以保证被告人有较为稳定的心理预期。
同时，针对部分被告人及辩护律师在犯罪事实等方面的疑义，探索部分证据开示的方法，向其展示审查梳理犯罪数额的计算方法及部分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充分运用证据进行说服，促成审查起诉阶段7名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
法院开庭审理阶段，作为公诉人出庭的刘亮和丰台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邓莉莉，通过对同案犯认罪认罚与否在量刑建议幅度上的区分及法庭教育，成功说服闵某某当庭认罪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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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聚德公司向检察机关赠送锦旗
最终，丰台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全部采纳丰台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张某某等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至三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3万元至22万元不等。
护航老字号品牌发展
2019年9月24日，丰台区检察院邀请全聚德公司开展座谈，并向全聚德公司提出一系列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建议，为企业产权保护、抵御风险和规范经营提供指引。
办案过程中，全聚德公司多次向丰台区检察院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诉求，但知识产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为了强化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全面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丰台区检察院专门就“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深入开展调研，一方面积极就相关法律问题向最高检、北京市院报送法律适用请示，同时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探索进行研判，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文章，获得相关专家和实务部门的关注。
“这种情况未来肯定会再面临，只有将理论研究融入检察工作之中，积极利用基础理论研究深入思考，促进实务中重大疑难问题解决，才是谋长久解决之道的钥匙。”刘亮说。
本案中，部分导游的参与，无疑是这个制假售假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专案组发现，肖某某、李某某等数十名导游，在明知谭某某等人销售的烤鸭系非正规渠道的假冒产品，仍以40元至45元的价格大量从谭某某等人处订购，并以110元至128元的价格向游客兜售，部分旅行社甚至默许导游对游客兜售不合格产品，并与导游约定按照比例抽成，“这暴露出，假烤鸭案并不是孤例，旅游业部分领域执业规范及行业监管失范。”刘亮说。
为整饬旅游市场秩序、保护老字号品牌，2020年5月，丰台区检察院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制发了检察建议，提出追究涉案导游及旅行社行政责任、严格旅游从业人员行业准入标准、加强对旅行社宣传指导和执法监督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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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同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交流座谈
目前，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对涉案旅行社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对涉案导游给予处以行政罚款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并将涉案旅行社和导游员信息纳入旅游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同时，该局建立《旅游行业自律公约》，倡导全市旅行社、景区等行业企业及从业人员文明规范经营。此外，该局还将探索监管职能延伸拓展，尤其是将“老字号”品牌纳入“北京礼物”的一体化宣传与推广，切实推动“老字号”企业的持续繁荣发展。
“丰台区检察院将继续为保护老字号知识产权、服务首都经济发展贡献检察智慧，提供有力的检察服务保障。”丰台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李继征表示，要让游客们买到货真价实的“老字号”。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鸢回头》读书笔记2
不妨站在今天人类的立场，想象一下我们与两千五百年后人类的关系。我们大约会在两种担忧之间徘徊。第一种担忧，是彼时的人类几乎忘记了我们，尽管他们仍然是我们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直系后代（但愿如此，然而谁能保证不出现其他情况呢？而且这需要进化论在那时仍然有效），但在社会意义上，文化或哲学上，甚至在科学史中，他们对我们的光荣成就弃若敝屣。我们日常念诵的伟大名字，“如泪水消失在雨水中”，只有最显赫的几个，尚保存在历史教材中，却只是在几本最为厚重、只有学者才会光顾的历史书中；我们的连绵战争以及伴随的血汗和歌谣，给缩写为书中的一页，我们引以为豪的科技成就，被形容为粗糙的工具；我们自以为相当成熟的世界观，哲学或物理学的，挤入历史书的首章首节，给漫不经心地贴上“原始”标签；还令我们伤心的，是他们明明继承着我们的经验，却对我们辛辛苦苦总结及传递的生活制度，我们视如瑰宝的格言，我们的教训、禁忌和伦理，以及把一切融合起来的风俗，或者一无所知，或者满不在乎，或者当作猎奇的对象，只留在追求奇异风格的酒吧的墙饰上（假设酒吧这一伟大事物会流传到那个时候）。
第二种担忧与此相反。哪一种未来更可怕，是前面形容的，还是另一种对我们来说亲切然而绝望的景象？设想两千五百年之后的人，在拥有我们无法想象的先进技术的同时，仍然保留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愚蠢和偏见；仍然歧视或仇恨与己不同的人；仍然用火把和石头对付让他们恐惧的先知；仍然同我们一样绞尽脑汁，把珍贵的智力用于如何在队列中占些便宜；仍然头脑薄弱而意志坚决，无视明明可以依赖的知识与教训。这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我们之前，世界上曾有许多区域，两千年里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进步。我们甚至不知道，停滞与进步，哪一种更是人类的常态。
假设我们知道今天某个人的著作，某些规定性的解释，在一千年或两千五百年后，仍被奉为金科玉律，我们是应该欢喜还是应该悲哀？这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确实有一些是难以（如果不是永不）变化的，那么，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将长期有效。不过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方面的智慧，并不是人类智慧中最精华的部分，实际上，任何时代的人都能够独立地产生这样一批经验，在这些地方，我们之所以使用古典的格言，主要的原因不是我们必须经由前人的教导，而是我们乐于采用现成的表述。
自汉代以降的两千年里，中国社会的演化异常缓慢，如果不是佛教的传人，作为读者，我们大概更难感受到明显的精神变迁。孔子的时代问题，便一直给确定为一件不存在的事情，他的形象，超越时代，像每个人的邻家老人。
然而他不是。他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登过的最高的山是泰山，欣赏过的最美音乐是名为“韶”的宫廷乐舞，喜欢精致的食物，讨厌粗野的人。他是一个智者、有德行的人、搜集书籍的人、长寿的人。他是时代的教师、君主的宾客，由于不谙权术，没有成为他想成为的政治家。他关心的中心问题也是春秋时代很多人的共同理想，即建成一种很少纷争、秩序井然的合理社会。他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目标，用伦理语言予以形容，至于如何实现，他也想不出办法（复古主义本身就证明着没有办法）；所以《论语》的精华不是政治，而是合理的个人生活、德行的个人实践，如何与世风对抗又不陷入激烈危险的情绪。
儒家在战国至汉初的胜利，不在于他们在辩论中处于上风（可以参考好辩的孟子对竞争者的批判，那大多是浅薄的），不在于他们的政治理论更深刻完善（特别是相比法家而言），而在于他们比其他派别更广博、包容，善于改造他人的理论，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人多。孔子无意中建立了最大的门派，在政治上，这一派别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清晰的面目和明显的参与。但继承着孔子的风格。也由于他们的出身，他们几乎垄断了对既有的礼乐制度的解释（而另一些激进的派别不屑于此），民间的图书，也大半在他们手中；君主转过头去时，战国的儒者转而向失意的同行传播自己的声音，蛰伏在战火中，等待机会。当天下厌倦了纷争，君主寻求一种有威严的平静时，他们的保守特征便闪闪发光了。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儒家需要孔子来充当精神上的王，没有这样一位教主，儒家不过是图书馆员和保守派官吏的混合体，很难在王朝的频繁更替中维持自己。两千年来，国灭了又兴，人生了又死，唯孔子不朽。孔子的政治目标是乌托邦式的，甚至可以说是非政治的，至于途径，他并没有给出可能会令后世的尊奉者为难的具体建议，作为日常语录的《论语》，因为语境往往不明，更是易于引用，易于解释。这些都使孔子成为友好的工具，孔子的地位高，大家都欢喜。
做一个可怕的假设。假设《论语》这本书，在下个星期的什么时候突然消失了，我们会怎么样？我的猜想是，几无感觉。原因之一，是《论语》已经渗入我们的文化，特别是语言，它的影响早巳不依赖独立的文本；原因之二，是《论语》与现代生活的距离是遥远的，有时我们觉得《论语》中的命题和论断常读常新，如在谈论我们眼前的事，那不过是因为人类生活状态的延续造成了《论语》的这种适用特征，这并不是它的精彩之处，反倒是里面一些平淡无奇的部分。在人类永远不可能解决也不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如对人要不要和气，和气到什么程度），《论语》有一些很好的处理建议，但对一些人类必须解决以获得进步的问题，遥远的孔子没有回答的责任。
我绝不相信一个黄口小儿会打心眼里喜欢哇啦哇啦背诵他所不理解的东西，不然，世上怎么会有糖果与戒尺？
初中生正当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年岁，他的兴趣像藤蔓一样四处爬伸，有时缠绕住一种事物，有时一触便离开。他品尝各种滋味，形成自己的口味；他观看他人的表达，以鼓励或压制自己的情感；他模仿所有，来找成人世界的人口。他像一个贪婪、急切而且不择手段的程序员，四处拷贝别人的代码，以凑成自己的世界版本，而他的个性，正等待发生。有些书令他发展自己的见解或情感，却往往羞于发布，除非是积攒至盛，才被我们视为轻狂的表达；有些书，他想那既然对成人是重要的，想必有大道理在里面，或者有些用处一其实他本来并无兴趣，而在这类勉强的阅读中，谁也无法判断，他收获的是什么，他的接受与抵抗到底是什么比例。
向未成年人推荐读物，本身就是冒险。我们采取哪种方式呢？我们固然可以用保守的姿态，将各种书本不加分别地摊在他面前，有点像抓周，任他采撷，但这样做，未免拋弃了我们的责任。有人反对干涉，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一旦为人父母，看到孩子被色彩鲜艳的封面吸引，或者把手伸向他明知其为不像一读的书，会不会暗中着急，会不会另动心思，将他认为有价值的读物，摆在更显著的位置，或使用其他一些伎俩。如果父母把书买到家里，那时已经按自己的喜好过滤一遍；如果带孩子到书店，会不会用价格、版本等理由拒绝孩子的索要呢？在我看来，父母依据自己口味以及对孩子的期望为其选择读物，这本身毫无过错，理由之一是在我们所议论的年龄上，孩子并不会全盘接受父母的塑造，家庭不是监狱，学校和街道也不是。如果因为处处存在的强迫与诱导，有人将所有成长环境比喻为监狱，那也无妨，因为这样的监狱有无数种，其间的歧异足以让少年人拥有发展的自由。如果将来孩子没有成为我们所期望的人，我们用不着为当年诱使他阅读过某一本书而后悔，因为没有一本书有那样的能力，使人不再有自我纠正的机会。我们所要小心的，不是引导孩子的资格，而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或之前，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特别是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是否在中年之后变得狭窄了。
我们或许采取激进的办法，毫不掩饰地劝诱甚至强迫孩子读某些书，特别是那些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即使怀着厌恨之心，阅读后也将受益的书。这样做时，我们指望有朝一日，孩子会感谢我们，或者即或不然，他也被影响了，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式。
多数人走中间路线，免于过度控制的风险，也承当应有之责。然而，在这种方针下，为孩子购买、推荐著作，不但没有省心，反而更费思量。前两种家长，或者以丰富的名义，随意买一批书即可，或者只考虑自己的意愿，干脆从书架上选出自己喜爱的书，搬到孩子的卧室。而既不愿把孩子的成长交付靠不住的运气，也不想限制他的内心发展的父母，难免对有些书犹豫起来。
幸运的是，不是所有的书都需要再三掂量。多数读物，本身的性质并没有在流传的过程中给埋没、扭曲；或者，一些书自身足够强壮，如同有自我清洗的功能，里面的故事或道理，足以克服简介或序言所代表的先人之见，洗掉一代代读者或研究家设下的装饰。即便（或尤其）对少年来说，丰富生动的细节和显豁晓畅的论述，因其朴素而拥有吸引力，作为父母，正可放心地将书推荐给孩子，而且，这样的书是很多的。
不妨站在今天人类的立场，想象一下我们与两千五百年后人类的关系。我们大约会在两种担忧之间徘徊。第一种担忧，是彼时的人类几乎忘记了我们，尽管他们仍然是我们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直系后代（但愿如此，然而谁能保证不出现其他情况呢？而且这需要进化论在那时仍然有效），但在社会意义上，文化或哲学上，甚至在科学史中，他们对我们的光荣成就弃若敝屣。我们日常念诵的伟大名字，“如泪水消失在雨水中”，只有最显赫的几个，尚保存在历史教材中，却只是在几本最为厚重、只有学者才会光顾的历史书中；我们的连绵战争以及伴随的血汗和歌谣，给缩写为书中的一页，我们引以为豪的科技成就，被形容为粗糙的工具；我们自以为相当成熟的世界观，哲学或物理学的，挤入历史书的首章首节，给漫不经心地贴上“原始”标签；还令我们伤心的，是他们明明继承着我们的经验，却对我们辛辛苦苦总结及传递的生活制度，我们视如瑰宝的格言，我们的教训、禁忌和伦理，以及把一切融合起来的风俗，或者一无所知，或者满不在乎，或者当作猎奇的对象，只留在追求奇异风格的酒吧的墙饰上（假设酒吧这一伟大事物会流传到那个时候）。
第二种担忧与此相反。哪一种未来更可怕，是前面形容的，还是另一种对我们来说亲切然而绝望的景象？设想两千五百年之后的人，在拥有我们无法想象的先进技术的同时，仍然保留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愚蠢和偏见；仍然歧视或仇恨与己不同的人；仍然用火把和石头对付让他们恐惧的先知；仍然同我们一样绞尽脑汁，把珍贵的智力用于如何在队列中占些便宜；仍然头脑薄弱而意志坚决，无视明明可以依赖的知识与教训。这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我们之前，世界上曾有许多区域，两千年里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进步。我们甚至不知道，停滞与进步，哪一种更是人类的常态。
假设我们知道今天某个人的著作，某些规定性的解释，在一千年或两千五百年后，仍被奉为金科玉律，我们是应该欢喜还是应该悲哀？这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确实有一些是难以（如果不是永不）变化的，那么，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将长期有效。不过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方面的智慧，并不是人类智慧中最精华的部分，实际上，任何时代的人都能够独立地产生这样一批经验，在这些地方，我们之所以使用古典的格言，主要的原因不是我们必须经由前人的教导，而是我们乐于采用现成的表述。
自汉代以降的两千年里，中国社会的演化异常缓慢，如果不是佛教的传人，作为读者，我们大概更难感受到明显的精神变迁。孔子的时代问题，便一直给确定为一件不存在的事情，他的形象，超越时代，像每个人的邻家老人。
然而他不是。他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登过的最高的山是泰山，欣赏过的最美音乐是名为“韶”的宫廷乐舞，喜欢精致的食物，讨厌粗野的人。他是一个智者、有德行的人、搜集书籍的人、长寿的人。他是时代的教师、君主的宾客，由于不谙权术，没有成为他想成为的政治家。他关心的中心问题也是春秋时代很多人的共同理想，即建成一种很少纷争、秩序井然的合理社会。他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目标，用伦理语言予以形容，至于如何实现，他也想不出办法（复古主义本身就证明着没有办法）；所以《论语》的精华不是政治，而是合理的个人生活、德行的个人实践，如何与世风对抗又不陷入激烈危险的情绪。
儒家在战国至汉初的胜利，不在于他们在辩论中处于上风（可以参考好辩的孟子对竞争者的批判，那大多是浅薄的），不在于他们的政治理论更深刻完善（特别是相比法家而言），而在于他们比其他派别更广博、包容，善于改造他人的理论，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人多。孔子无意中建立了最大的门派，在政治上，这一派别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清晰的面目和明显的参与。但继承着孔子的风格。也由于他们的出身，他们几乎垄断了对既有的礼乐制度的解释（而另一些激进的派别不屑于此），民间的图书，也大半在他们手中；君主转过头去时，战国的儒者转而向失意的同行传播自己的声音，蛰伏在战火中，等待机会。当天下厌倦了纷争，君主寻求一种有威严的平静时，他们的保守特征便闪闪发光了。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儒家需要孔子来充当精神上的王，没有这样一位教主，儒家不过是图书馆员和保守派官吏的混合体，很难在王朝的频繁更替中维持自己。两千年来，国灭了又兴，人生了又死，唯孔子不朽。孔子的政治目标是乌托邦式的，甚至可以说是非政治的，至于途径，他并没有给出可能会令后世的尊奉者为难的具体建议，作为日常语录的《论语》，因为语境往往不明，更是易于引用，易于解释。这些都使孔子成为友好的工具，孔子的地位高，大家都欢喜。
做一个可怕的假设。假设《论语》这本书，在下个星期的什么时候突然消失了，我们会怎么样？我的猜想是，几无感觉。原因之一，是《论语》已经渗入我们的文化，特别是语言，它的影响早巳不依赖独立的文本；原因之二，是《论语》与现代生活的距离是遥远的，有时我们觉得《论语》中的命题和论断常读常新，如在谈论我们眼前的事，那不过是因为人类生活状态的延续造成了《论语》的这种适用特征，这并不是它的精彩之处，反倒是里面一些平淡无奇的部分。在人类永远不可能解决也不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如对人要不要和气，和气到什么程度），《论语》有一些很好的处理建议，但对一些人类必须解决以获得进步的问题，遥远的孔子没有回答的责任。
我绝不相信一个黄口小儿会打心眼里喜欢哇啦哇啦背诵他所不理解的东西，不然，世上怎么会有糖果与戒尺？
初中生正当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年岁，他的兴趣像藤蔓一样四处爬伸，有时缠绕住一种事物，有时一触便离开。他品尝各种滋味，形成自己的口味；他观看他人的表达，以鼓励或压制自己的情感；他模仿所有，来找成人世界的人口。他像一个贪婪、急切而且不择手段的程序员，四处拷贝别人的代码，以凑成自己的世界版本，而他的个性，正等待发生。有些书令他发展自己的见解或情感，却往往羞于发布，除非是积攒至盛，才被我们视为轻狂的表达；有些书，他想那既然对成人是重要的，想必有大道理在里面，或者有些用处一其实他本来并无兴趣，而在这类勉强的阅读中，谁也无法判断，他收获的是什么，他的接受与抵抗到底是什么比例。
向未成年人推荐读物，本身就是冒险。我们采取哪种方式呢？我们固然可以用保守的姿态，将各种书本不加分别地摊在他面前，有点像抓周，任他采撷，但这样做，未免拋弃了我们的责任。有人反对干涉，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一旦为人父母，看到孩子被色彩鲜艳的封面吸引，或者把手伸向他明知其为不像一读的书，会不会暗中着急，会不会另动心思，将他认为有价值的读物，摆在更显著的位置，或使用其他一些伎俩。如果父母把书买到家里，那时已经按自己的喜好过滤一遍；如果带孩子到书店，会不会用价格、版本等理由拒绝孩子的索要呢？在我看来，父母依据自己口味以及对孩子的期望为其选择读物，这本身毫无过错，理由之一是在我们所议论的年龄上，孩子并不会全盘接受父母的塑造，家庭不是监狱，学校和街道也不是。如果因为处处存在的强迫与诱导，有人将所有成长环境比喻为监狱，那也无妨，因为这样的监狱有无数种，其间的歧异足以让少年人拥有发展的自由。如果将来孩子没有成为我们所期望的人，我们用不着为当年诱使他阅读过某一本书而后悔，因为没有一本书有那样的能力，使人不再有自我纠正的机会。我们所要小心的，不是引导孩子的资格，而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或之前，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特别是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是否在中年之后变得狭窄了。
我们或许采取激进的办法，毫不掩饰地劝诱甚至强迫孩子读某些书，特别是那些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即使怀着厌恨之心，阅读后也将受益的书。这样做时，我们指望有朝一日，孩子会感谢我们，或者即或不然，他也被影响了，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式。
多数人走中间路线，免于过度控制的风险，也承当应有之责。然而，在这种方针下，为孩子购买、推荐著作，不但没有省心，反而更费思量。前两种家长，或者以丰富的名义，随意买一批书即可，或者只考虑自己的意愿，干脆从书架上选出自己喜爱的书，搬到孩子的卧室。而既不愿把孩子的成长交付靠不住的运气，也不想限制他的内心发展的父母，难免对有些书犹豫起来。
幸运的是，不是所有的书都需要再三掂量。多数读物，本身的性质并没有在流传的过程中给埋没、扭曲；或者，一些书自身足够强壮，如同有自我清洗的功能，里面的故事或道理，足以克服简介或序言所代表的先人之见，洗掉一代代读者或研究家设下的装饰。即便（或尤其）对少年来说，丰富生动的细节和显豁晓畅的论述，因其朴素而拥有吸引力，作为父母，正可放心地将书推荐给孩子，而且，这样的书是很多的。
《丹青一峰：黄公望纪念馆》，李烨编著
李烨先生乃是常熟市图书馆馆长，而此前他曾任常熟市博物馆馆长，想来这两项工作的结合，使得他既懂文物，也懂文献，而本书恰是两者结合的产物，虽然这部书不是学术论文性的高头讲章，但同样可以看到李馆长的功底所在。
此前一段，我写到了黄公望，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看到多篇李馆长所写相应论文，由此而让我得知，他乃是黄公望研究专家，而去年我们在常熟见面时，却只字未听他提到这类话题。但我阅读他的论文，可以看到他在论述方面的客观与公允，虽然黄公望是常熟的一张名片，但李馆长在论述之时，依然会谈到正反两方面的看法和态度，这正是谨严学者所具备的优良素质。
李烨的这本专著从中国山水画的起源讲起，他在文中称，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山水画，而到南北朝时期，这种绘画风格得以确立，接下来他用一大段话讲述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历史，而后提到了元四家的崛起，到这一段，才是该专著叙述的主体。对于元代绘画风貌，李烨在文中有如下简述：
元代绘画主要特点是重神韵，不求形似，笔墨不刻意物象之实体，无论山石树木多带有抽象的精神意味，并以生拙平淡的意趣表现萧疏、幽寂、宁静、清逸的境界。
接下来，当然要谈到南北宗问题，黄公望当然属于南宗一派，李烨认为此派对中国绘画史影响巨大，尤其是其中的元四家：“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山水画开始成为中国画坛的主流，而其中以黄公望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
关于黄公望的绘画，李烨在文中简述到：
黄公望是一位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山水画家。在师法上以董、巨为主，博取众家，既有别于王蒙的繁密，又不同于倪瓒的简淡，介于两者之间，系简繁适中之体，把单一的水墨变化为浅绛变幻的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常熟为何能诞生像黄公望这样举世闻名的大画家呢？李烨认为跟当地的人文环境有着直接关联，而后他讲述了常熟的人文历史，他的叙述一直追述到了商代的巫咸，接下来，李烨又讲到了姜太公，以及姜太公的钓鱼处尚湖。而常熟图书馆跟某家文化机构合作，在尚湖边又建起了分馆，上次我前往常熟，正是在此分馆举办了一场讲座，由此而饱览了尚湖的美景。当然他的文中一定会讲到“孔门十哲”之一的言偃，言子是孔子弟子中惟一的南方学生，正是他把儒家文化传播到了南方，而他的墓依然处在虞山。
有了这样的追述，也就可以看出黄公望的底蕴所在，而李馆长在文中又一路讲下来，一直讲到了宋元。关于这个时期的文化繁荣，李烨提到在宋庆元二年，常熟出版了第一部县志，可惜此志已失传，如今常熟现在最早的县志为《重修琴川志》，此书由元代至正年间由县令卢镇修纂。李馆长提到了该书对常熟文化历史的重要性，然其所配书影我却看着十分眼熟，后来终于想明白，此图用的乃是我的所藏，见此令我颇感高兴，看来我也算为常熟的文化建设做出了一点点的贡献。
李烨先生乃是常熟市图书馆馆长，而此前他曾任常熟市博物馆馆长，想来这两项工作的结合，使得他既懂文物，也懂文献，而本书恰是两者结合的产物，虽然这部书不是学术论文性的高头讲章，但同样可以看到李馆长的功底所在。
此前一段，我写到了黄公望，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看到多篇李馆长所写相应论文，由此而让我得知，他乃是黄公望研究专家，而去年我们在常熟见面时，却只字未听他提到这类话题。但我阅读他的论文，可以看到他在论述方面的客观与公允，虽然黄公望是常熟的一张名片，但李馆长在论述之时，依然会谈到正反两方面的看法和态度，这正是谨严学者所具备的优良素质。
李烨的这本专著从中国山水画的起源讲起，他在文中称，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山水画，而到南北朝时期，这种绘画风格得以确立，接下来他用一大段话讲述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历史，而后提到了元四家的崛起，到这一段，才是该专著叙述的主体。对于元代绘画风貌，李烨在文中有如下简述：
元代绘画主要特点是重神韵，不求形似，笔墨不刻意物象之实体，无论山石树木多带有抽象的精神意味，并以生拙平淡的意趣表现萧疏、幽寂、宁静、清逸的境界。
接下来，当然要谈到南北宗问题，黄公望当然属于南宗一派，李烨认为此派对中国绘画史影响巨大，尤其是其中的元四家：“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山水画开始成为中国画坛的主流，而其中以黄公望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
关于黄公望的绘画，李烨在文中简述到：
黄公望是一位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山水画家。在师法上以董、巨为主，博取众家，既有别于王蒙的繁密，又不同于倪瓒的简淡，介于两者之间，系简繁适中之体，把单一的水墨变化为浅绛变幻的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常熟为何能诞生像黄公望这样举世闻名的大画家呢？李烨认为跟当地的人文环境有着直接关联，而后他讲述了常熟的人文历史，他的叙述一直追述到了商代的巫咸，接下来，李烨又讲到了姜太公，以及姜太公的钓鱼处尚湖。而常熟图书馆跟某家文化机构合作，在尚湖边又建起了分馆，上次我前往常熟，正是在此分馆举办了一场讲座，由此而饱览了尚湖的美景。当然他的文中一定会讲到“孔门十哲”之一的言偃，言子是孔子弟子中惟一的南方学生，正是他把儒家文化传播到了南方，而他的墓依然处在虞山。
有了这样的追述，也就可以看出黄公望的底蕴所在，而李馆长在文中又一路讲下来，一直讲到了宋元。关于这个时期的文化繁荣，李烨提到在宋庆元二年，常熟出版了第一部县志，可惜此志已失传，如今常熟现在最早的县志为《重修琴川志》，此书由元代至正年间由县令卢镇修纂。李馆长提到了该书对常熟文化历史的重要性，然其所配书影我却看着十分眼熟，后来终于想明白，此图用的乃是我的所藏，见此令我颇感高兴，看来我也算为常熟的文化建设做出了一点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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