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邪教宣传】农村留守妇女为何易入邪教

妇女是家庭的“半边天”。如果“半边天”出现问题，整个家庭的“天”就塌了。当前，社会劳动结构催生了农村留守妇女问题。近几年全能神等邪教活动案件频发，农村妇女易入邪教的问题随之暴露出来，需要积极做好防范。

一、全能神邪教活动案件显示，传教人员多为农村中年妇女

以全能神邪教组织为例，自2012年以来，全能神借“世界末日”谣言兴风作浪，一度成为公共事件，从全国各地案件侦破处理情况来看，参与邪教活动的大多数为农村妇女。武汉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37名全能神邪教人员，其中中年妇女居多；福建晋江警方在磁灶张林村某民宅内，抓获了34名发传单宣扬“世界末日”言论人员，其中除了4名男子，30名为中年妇女。武汉东西湖警方组织警力，对辖区几处租住地展开突查，抓获涉嫌传播恐慌信息的江某等5名外来务工人员，均为中年妇女，据江某交代，听说地球即将毁灭，她特别悲观，觉得干活没有用了，家庭也没有用了，便不做家务、不管家庭。

二、农村留守妇女缘何易入邪教？

根据各地打击处理情况和媒体报道的事例看，这些邪教妇女群体的结构有些共同特点：一是中年妇女偏多；二是农村妇女偏多；三是留守妇女偏多。这几个特点结合起来就是“农村留守妇女”。为什么农村留守妇女容易被拉入教？

第一，农村是邪教经常光顾的地方。农村相对城镇来讲，文化设施缺少，健身娱乐活动缺乏，各种迷信根深蒂固，且社会治安管理机制比较薄弱。

第二，“避灾”心理被邪教利用。农村中年妇女，多为儿女长成，或在外读书，或在外工作。丈夫正直壮年外出务工，由于没什么文化，从事的是体力活，有的为了收入高点，铤而走险，从事建筑、矿山等高危行业。这个时候的妇女，心里的愿望是家庭稳定，家人平安。这种心理也容易被邪教利用。邪教人员打着“传福音”、“消灾避难”的幌子，农村妇女极易中招。

第三，内心空虚感被邪教利用。举家在外，妇女、儿童、老人留守家中，成了当今农村家庭生活现状。农村留守妇女除了侍弄点糊口粮食和小菜外，基本没什么农活了。单调乏味的生活，空闲难捱的时光更是让她们心理空虚。邪教人员来传教，对农村留守妇女来说，既感新鲜，又觉好玩，在“试试看”的心理下加入组织。加入组织后，参加群体活动，接触“教友”，在组织里受点“表扬”、“鼓励”，这些都能极大地满足了她们充实感、成就感等心理需求，所以她们外出传教也很卖力。

第四，热心、善良的本质被邪教利用。农村妇女大多善良、热心，也喜欢听新奇的东西，且甄别能力不强，所以邪教人员容易搭讪、靠近，给邪教入侵提供了便利。邪教人员首先称赞农村妇女她们“你也是好人”，先戴高帽，再欺骗说“做这事是好事”，施加压力，似乎不“做这事”就不是好人。去年“世界末日”传谣期间，多数妇女是被“做好事”、“救人”的邪说蒙蔽而走上“传福音”的道路。

第五，警惕感缺失被邪教利用。农村留守妇女独自在家，成了自由身，自主性倍增。无管束、我行我素的行为在留守妇女中得到集中表现。有事没有家人商量与监督，遇事无旁人和家人提醒，缺乏警惕感，容易偏听偏信，人云亦云，导致易入邪教。

三、农村留守妇女误入邪教易致行为偏激

农村妇女沦为“传教”人员，在社会上散布谣言，制造恐慌，替邪教组织拉人敛财，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危害家庭是农村夫妇误入邪教后的潜在威胁，比如长期在外“传教”不回家，对家事不上心，不关心了，对子女、老人不管不问了，对农活置之不理了。危害大的，还是农村妇女误入邪教后，心理和身体健康受到摧残，容易走极端。

留守妇女有其生理与心理特点：一是有的留守妇女因为长期独守空房，孤独感、失落感、空虚感常常莫名袭来，心情不稳定；二是中年妇女走进更年期，导致内分泌失调，易烦容怒；三是农村妇女对生活有压力，对家庭现状有积怨；四是多数女性没男性豁达、看得开，容易自寻烦恼。这些心理特征容易导致误入邪教的妇女情绪偏激走极端。

四、如何防止农村留守妇女受邪教诱骗

透过全能神风波看，农村妇女易入邪教已经成为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反映了农村留守妇女的系列问题，不是小事，不可小视。首先，宣传教育要引导。对农村人口反邪教思想的宣传教育要加强，让村民普遍掌握反邪教知识，提高识别邪教、防范邪教、拒绝邪教、举报邪教的能力。其次，家庭关爱要充分，家庭成员相互沟通，相互问候，及时了解家人心理问题，存在矛盾早发现早解决，充分体现家庭和谐与温暖。最后，每个人尤其农村妇女都要加强自身的素养，多掌握一些反邪教知识，去除迷信心理，崇尚科学思想，心存警惕感，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被骗入教的几率不就大大下降了吗？

坊子融媒编辑：杨敏 彭海程

#红楼梦##旧时光美人#

元春从普通的史官晋封为贤德妃，她在宫里的生活，真的幸福吗？

转自漫读经典

幸福与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贾元春当初进宫，是去当史官的，书中说她“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作女史去了”。

默默无闻多年，突然传来喜讯，“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

用秦可卿的话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喜事”，有着“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

在世俗的眼里，幸福到极致了。

但是，要问一个人过得是否幸福，不能用旁人的眼光去看，得从元春的自我感受去分析。



那么，当上贤德妃的元春到底幸不幸福？

其实，她既是不幸的，又是幸福的。

从个体感受来说，她是不幸的，但从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角度来说，她又是幸福的。

从个体层面来看，被迫入宫的元春，毫无幸福可言。

所谓个体层面，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很显然，从这个层面来看，元春毫无幸福可言。

据书中的信息透露，入宫非她所愿，宫里的生活也过得战战兢兢，

因为她在省亲里对贾母、王夫人说了这样一句话：

“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

“送我”，代表入宫并非她自愿，而是应父母的要求而去；

“不得见人”，常年见不到家人，是个没有自由可言的地方。



深宫内院，别说自由，规矩也是极严的，其一言一行都需要格外谨慎。

元春其实是向往自由的，这在她对龄官的态度可以看出来。

当龄官对“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作”时。

元春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甚喜，命不可难为了这女孩子”。

在元春看来，龄官这种维护自由的个性难能可贵，她自己做不到，也不能做，所以她想保护龄官的这种自由。

这也是元春了不起的地方：牺牲自我，成全他人。

但她越是这样做，越体现出她在宫中生活的艰难。

所以，在与父亲贾政的对话中，她真情流露：

“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

相比于众人艳羡的“富贵已极”，她更愿意像普通人那样享受“天伦之乐”。



元春向往自由，却被家人送进最不自由的深宫，这种强烈的对比，说明元春过得一点都不幸福。

从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角度来看，元春为家族带来了荣耀，完成了使命，她是幸福的。

生而为人，或多或少负有责任或使命，不能完全为自己而活。

不过，有的人不肯去承担责任和使命，有的人却心甘情愿把责任和使命挑在肩上，哪怕牺牲自我也在所不惜。

元春是贾府第四代的长姐，父亲是“自幼酷爱读书，原欲以科甲出身”的贾政。

注意这里所传达的信息：

第四代，君子之泽，三代而衰，

第四代说明很难再享受祖荫了，需要重新奋发；

父亲贾政爱读书、有参加科甲的意愿，说明贾政是个崇尚奋发之人。

所以，做贾政的子女，不能像贾府其他子弟一样“安富尊荣”。

于是，我们看到，长子贾珠“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子”，成家和立业都非常积极。

作为长姐的元春同样不能享受千金小姐的娇贵生活，而是被精心培养，在“贤孝才德”上都出类拔萃，然后入了宫当女史。



由此可知，元春被父亲贾政寄予厚望。

尤其是哥哥贾珠去世之后，她身上的责任更重了。

再加上弟弟宝玉“顽劣异常，极恶读书”，贾府第四代子弟中再难找出一个能帮助家族重新焕发生机的人。

于是，元春成了全家族唯一的希望。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也成了元春在“那不得见人的地方”支撑下去的动力。

她成功了，而且是超预期的成功，不但被封为贤德妃，而且拥有了衣锦还乡的机会，让宁荣两府有了新的风光。



这种成功的感受，是幸福的。

她不为自己的荣华富贵感觉到幸福，她却为自己完成了责任和使命而倍感幸福。

她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和祖母、母亲的培养，这是一种走过漫长黑暗终于迎来光明的幸福，

她为家族带来了荣耀，也让家族的地位再上了一个台阶，成为了皇亲国戚。

一边是作为个体的不幸，一边是完成了责任和使命的幸福，这就是作者特意刻画的人物形象：牺牲个体幸福，全身心为家族奉献。

通过这样的对比，突出了元春命运的悲剧性：作为第四代的长女，她必须为了家庭牺牲自己。

同时，作者给予了元春高度评价：勇于担当，耐得住深宫的孤独寂寞，愿意背负家族赋予她的责任和使命。

而这一切，正好与贾宝玉的逃避责任、“于国于家无望”相对照，对应了“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的主旨。

#红楼梦##旧时光美人#

#每日一善[超话]#人有善念，天必佑之。生活自有自己的因果循环，它不满足于任何人的私心贪欲。善，是人性中所蕴藏的一种最柔软，最有力量的情怀。不管如何艰难，坚持善良；不管多么孤独，坚守人格的崇尚。一直善良下去，只问自心，不问得失。你的善良，或许不会马上回报，但一定会在另外的空间节点，得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