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疫情# 【#扬州疫情“封城+全员核酸”模式如何调整#】一切始于7月20日，南京禄口机场出现的9名核酸阳性个案，紧接着，疫情迅疾外溢，出乎意料地难挡。截至8月18日，本轮疫情已波及全国近30个城市，感染者突破千人。
一名家住禄口机场高速出口附近的南京老人，在疫情暴发后第二天乘大巴前往扬州，成为扬州疫情的起点。至8月11日有重症26人、危重8人，累计病例数达485例，比南京多一倍，成为最严重的暴发地。
在这波疫情中，已有19个市（县）启动了全城或主城区全员核酸检测，波及至少5000万人。包括北京、广东在内的七地都发出提醒：非必要不出省（市、区）。
“封城”+全员核酸检测的强力抗疫举措，曾是扑灭2020年在武汉发生的疫情的最佳手段，此次在南京、扬州两地露出疲态。
扬州检测点爆雷，引发二次传播
从时间上看，9名禄口机场保洁人员检出核酸阳性前，德尔塔毒株已传播10天。南京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洁确认，保洁员病例的基因序列，与7月10日由俄罗斯入境的一架航班输入病例的基因序列一致。#南京疫情#
“核酸检测是‘侦察兵’，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环节，为精准进行疫情防控提供依据。”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率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指导检查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
出现在扬州广陵区湾头镇联合村的聚集性病例表明，扬州的防疫体系错失了核酸检测可能带来的机会，反而造成了更大规模的感染。
常住人口约456万的扬州，完成首轮核酸检测用了四天。
引爆燃点的是广陵区湾头镇下属的联合村检测点。流行病学调查详情显示，该检测点至少34人因与确诊病例王某密切接触被感染。
7月29日下午，王某按要求前往联合村检测点，做首次核酸检测。三天后，王某被确诊。此前数日，他在当地玉器城驻点上班，并曾出入KTV、棋牌室，均为人流密集场所。
患者行程轨迹显示，最早在7月31日，王某在检测点的密切接触者，已出现在防疫人员视野了。当天下午，两名检测点工作人员被带走，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同为王某的密接者，另一名工作人员7月31日下午仍在联合村检测点工作，一天后，她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整个扬州的大规模检测继续推进。8月1日，扬州第二轮主城区全员核酸检测启动。
8月4日清晨，曾出现在联合村检测点的确诊患者数已达8人。原计划启动的扬州主城区第三轮全员检测，被临时叫停。
王某的密切接触者陆续被带走集中隔离。但仍有至少五人尚在流调视线之外，他们正常上班，出入超市、菜场等人流密集场所，直至在新一轮流调或核酸检测中被发现。
8月5日，扬州重启主城区全员检测。在当天上午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扬州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介绍了本轮检测与前两轮的不同之处：在“黄码”人员集中的小区，设立独立检测点和通道；不具条件的，在大规模检测之后单独组织。“黄码”系曾途经中高风险区人员，应限制流动。
这场发布会还强调了核酸检测时的注意事项，包括分时段、规范佩戴口罩、保持1米以上安全距离等。
造成联合村检测点出现聚集性病例，不仅是核酸检测点设置不规范，还有现场组织混乱等问题。
8月8日，扬州市纪委监委发布通报，问责相关流调、采样人员。王某居住的邗江区流调隔离组、采样检测组负责人均受政务警告处分。包括广陵区委副书记在内的5人也受到党内警告、政务警告等处分。
问责理由是，7月29日至8月1日，在对王某核酸检测混采阳性进行复检的过程中，在隔离管控等环节工作失职，落实防控措施不实不细，造成疫情扩散。
这轮疫情中，许多地方暴露出检测点不规范。“紧急的情况下可以容忍，但长期来讲，（过于拥挤）可能存在促使病毒传染的隐患。”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姜庆五曾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提醒有关部门，应合理安排时间，同时增设排队缓冲区域，尽量把等候者之间的距离保持在1米，确保防疫工作不失序。要培训在一线的参与者群防群控，广泛发动志愿者参与防疫，是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出现后，各地应对突发疫情的常见做法。这一次，在扬州出了问题。
在纪委监委的通报中，扬州还有两处检测点出现了登记处设置不合理、外围队伍管理不到位、排队距离较近、人群聚集，以及排队较长、等待区“一米线”执行不严格等问题。
引发联合村检测点聚集性疫情的王某，身为政府工作人员，7月29日在该检测点的另一个身份是志愿者，有人看见，他曾与其他志愿者一起摘除口罩用餐。
联合村检测点聚集性疫情暴发第四天，联合村所在的广陵区，大规模招募志愿者。这一次，他们要求报名者出具48小时以内核酸阴性报告，以及健康码、行程码绿码。
在扬州已公布的检测点感染者中，还有一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尚无权威信源证实，他是在何种场景下被感染。
“我们采样组是单独的休息间，而且和其他志愿者是错峰吃饭的。”一位在长三角另一城市承担核酸采样任务的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除了采样那一刻，他们会避免与其他任何人或物产生不必要的交集。
这位采样人员来到检测点前，已经过防护标准培训，10人一组的混检，“我采完一组会做手消甚至换手套”，但每次手消毒需要花十多秒钟，有时还没做完，“下一个人就过来了。也有人采完以后，没戴好口罩就起身走了”。
一位扬州人在社交平台抱怨，担心采样过程中被工作人员碰到嘴巴。在采样前，没有看到对方给双手消毒。
扬州本轮疫情溯源，起自南京一名重点人员“失控”。
7月21日上午9时，64岁的毛某宁自南京乘大巴前往扬州。七天后，她被确诊为扬州本轮疫情1号病例。毛某宁在南京的住处位于江宁区，距离南京机场高速路出口仅500米。
禄口机场暴发疫情后规定，自7月21日零时，离开南京者须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毛某宁是在规定执行的首日早晨9时出发的，此时大多数检测点还未上班，成功登上大巴离开时，她家所在的区域已采取封控措施。
8月7日，江苏省纪委监委对禄口机场疫情防控不力相关人员进行了处理，东部机场副总经理汪超、应急救援部主任尹运文、服务部主任许永杰被立案审查，南京市副市长胡万进等7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南京卫健委主任方中友、江宁区卫健委主任姜立波等5人被免职。
越过社区封控和离宁核酸检测两道防线，毛某宁一路畅通抵达位于扬州邗江区的姐姐家，活动于饭店、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并连续四天前往扬州一家大型棋牌室打牌。
7月27日，邗江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对各居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出入查验健康码、行程码“两码”和疫苗接种记录，并要求有南京旅居史人员主动向社区报告。
然而，毛某宁未向所在社区报告。扬州警方8月3日通报显示，由于隐瞒行程，拒绝配合流行病学调查，毛某宁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一位家住南京江宁区的居民，在禄口机场疫情公布后曾主动向社区报告，她于7月16日途经禄口机场。7月24日，当地防疫办电话通知，要求其居家隔离。她告诉《财经》记者，虽然是居家隔离，仍要出门接受核酸检测。
回看5月底深圳盐田港疫情，也是港口工作人员核酸检测阳性而起。于是，深圳疫情防控指挥部将在港区工作的人员及其市内所住楼栋纳入管控，所有住户在7天内接受3次核酸检测。
深圳龙岗社区一住户曾告诉《财经》记者，在疫情发生的第三天，他们接到楼管电话，“通知我们在家，等待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做核酸检测”，等到中午，有四名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和一名小区保安，入户做核酸检测，口腔和鼻腔都采样。有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单元有一名住户在深圳盐田港工作。
因为封管区域的居民随意下楼，甚至外出购物，扬州通报了两处封闭管理不到位的小区。
有些居民对封闭小区生活保障不满。8月9日，一封署名为“扬州市邗江区四季园小区居民”的公开信在社交平台流传。信中称，社区物资配送乏力，蔬菜就在社区外的路边暴晒，却无法送达居民手中，还有人收到臭猪肉、米猪肉。
《扬州日报》8月11日的报道证实，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确在两天前接到了来自四季园小区的群众举报。
这是扬州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小区之一，有119栋楼实施封闭管理，8000余人居家隔离。上述公开信重点提到，自扬州疫情暴发以来，四季园确诊病例数已超50，却没有安排每天消毒，垃圾清运也不及时。
这让小区居民觉得不安，毕竟，就在前一天，邻居中还出现了多名新增确诊病例，而他们仍需下楼扔垃圾、取物资，不知何时就可能被感染。
8月9日，扬州卫健委发布《重要提醒！》，要求封闭区工作人员，在疾控机构指导下，对阳性检测人员活动场所进行终末消毒，对封控区进行一次全面消毒；每日对电梯、楼道等公共区域与设施以及单元门把手、快递柜等重点部位进行消毒两次。空调通风系统也要进行清洗和消毒处理。
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制科主任医师张守刚介绍，所谓终末消毒，是对传染源离开所在场所后，进行彻底的消毒，完全消灭残留在这些场所、物体上的存活的病原体，确保没有致病性微生物。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指出，一旦疫情大规模暴发，成本会更大，这样比较的话，目前的代价是值得的，但也到了系统分析防疫政策的成本收益的时候，这样可以使得我们的政策调整更加科学理性，更加从容主动。
目前检测技术、疫苗接种等已有进步，对病毒也有了更多的认识，防控政策是否有可能进行调整？
薛澜以入境14天隔离措施为例，假设一个人是病毒携带者，而且在14天隔离期之后才被发现，这种概率到底有多大？经过这一年多，应该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在此基础上，计算漏掉这一个人将使多少人感染，再计算管理、治疗产生的成本是多少。然后，对比这种隔离政策的经济社会成本，再做决策。
做这样的决策，“需要公共卫生专家、社会科学家、管理学专家等，坐下来一起分析给出建议”。薛澜解释，可能现在的“14+7”是更好的，那就继续坚持；但也许疫苗的普遍接种，以及核酸检测技术的提升能够更快识别出感染者，那么在对入境者行为适当限制的情况下缩短隔离期。
“和新冠病毒的战斗已进入相持阶段，对我们的挑战就是，专业机构如何把事情做得更专业，把该堵的漏洞堵上。”薛澜说。 N（财经、澎湃新闻）
一名家住禄口机场高速出口附近的南京老人，在疫情暴发后第二天乘大巴前往扬州，成为扬州疫情的起点。至8月11日有重症26人、危重8人，累计病例数达485例，比南京多一倍，成为最严重的暴发地。
在这波疫情中，已有19个市（县）启动了全城或主城区全员核酸检测，波及至少5000万人。包括北京、广东在内的七地都发出提醒：非必要不出省（市、区）。
“封城”+全员核酸检测的强力抗疫举措，曾是扑灭2020年在武汉发生的疫情的最佳手段，此次在南京、扬州两地露出疲态。
扬州检测点爆雷，引发二次传播
从时间上看，9名禄口机场保洁人员检出核酸阳性前，德尔塔毒株已传播10天。南京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洁确认，保洁员病例的基因序列，与7月10日由俄罗斯入境的一架航班输入病例的基因序列一致。#南京疫情#
“核酸检测是‘侦察兵’，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环节，为精准进行疫情防控提供依据。”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率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指导检查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
出现在扬州广陵区湾头镇联合村的聚集性病例表明，扬州的防疫体系错失了核酸检测可能带来的机会，反而造成了更大规模的感染。
常住人口约456万的扬州，完成首轮核酸检测用了四天。
引爆燃点的是广陵区湾头镇下属的联合村检测点。流行病学调查详情显示，该检测点至少34人因与确诊病例王某密切接触被感染。
7月29日下午，王某按要求前往联合村检测点，做首次核酸检测。三天后，王某被确诊。此前数日，他在当地玉器城驻点上班，并曾出入KTV、棋牌室，均为人流密集场所。
患者行程轨迹显示，最早在7月31日，王某在检测点的密切接触者，已出现在防疫人员视野了。当天下午，两名检测点工作人员被带走，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同为王某的密接者，另一名工作人员7月31日下午仍在联合村检测点工作，一天后，她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整个扬州的大规模检测继续推进。8月1日，扬州第二轮主城区全员核酸检测启动。
8月4日清晨，曾出现在联合村检测点的确诊患者数已达8人。原计划启动的扬州主城区第三轮全员检测，被临时叫停。
王某的密切接触者陆续被带走集中隔离。但仍有至少五人尚在流调视线之外，他们正常上班，出入超市、菜场等人流密集场所，直至在新一轮流调或核酸检测中被发现。
8月5日，扬州重启主城区全员检测。在当天上午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扬州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介绍了本轮检测与前两轮的不同之处：在“黄码”人员集中的小区，设立独立检测点和通道；不具条件的，在大规模检测之后单独组织。“黄码”系曾途经中高风险区人员，应限制流动。
这场发布会还强调了核酸检测时的注意事项，包括分时段、规范佩戴口罩、保持1米以上安全距离等。
造成联合村检测点出现聚集性病例，不仅是核酸检测点设置不规范，还有现场组织混乱等问题。
8月8日，扬州市纪委监委发布通报，问责相关流调、采样人员。王某居住的邗江区流调隔离组、采样检测组负责人均受政务警告处分。包括广陵区委副书记在内的5人也受到党内警告、政务警告等处分。
问责理由是，7月29日至8月1日，在对王某核酸检测混采阳性进行复检的过程中，在隔离管控等环节工作失职，落实防控措施不实不细，造成疫情扩散。
这轮疫情中，许多地方暴露出检测点不规范。“紧急的情况下可以容忍，但长期来讲，（过于拥挤）可能存在促使病毒传染的隐患。”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姜庆五曾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提醒有关部门，应合理安排时间，同时增设排队缓冲区域，尽量把等候者之间的距离保持在1米，确保防疫工作不失序。要培训在一线的参与者群防群控，广泛发动志愿者参与防疫，是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出现后，各地应对突发疫情的常见做法。这一次，在扬州出了问题。
在纪委监委的通报中，扬州还有两处检测点出现了登记处设置不合理、外围队伍管理不到位、排队距离较近、人群聚集，以及排队较长、等待区“一米线”执行不严格等问题。
引发联合村检测点聚集性疫情的王某，身为政府工作人员，7月29日在该检测点的另一个身份是志愿者，有人看见，他曾与其他志愿者一起摘除口罩用餐。
联合村检测点聚集性疫情暴发第四天，联合村所在的广陵区，大规模招募志愿者。这一次，他们要求报名者出具48小时以内核酸阴性报告，以及健康码、行程码绿码。
在扬州已公布的检测点感染者中，还有一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尚无权威信源证实，他是在何种场景下被感染。
“我们采样组是单独的休息间，而且和其他志愿者是错峰吃饭的。”一位在长三角另一城市承担核酸采样任务的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除了采样那一刻，他们会避免与其他任何人或物产生不必要的交集。
这位采样人员来到检测点前，已经过防护标准培训，10人一组的混检，“我采完一组会做手消甚至换手套”，但每次手消毒需要花十多秒钟，有时还没做完，“下一个人就过来了。也有人采完以后，没戴好口罩就起身走了”。
一位扬州人在社交平台抱怨，担心采样过程中被工作人员碰到嘴巴。在采样前，没有看到对方给双手消毒。
扬州本轮疫情溯源，起自南京一名重点人员“失控”。
7月21日上午9时，64岁的毛某宁自南京乘大巴前往扬州。七天后，她被确诊为扬州本轮疫情1号病例。毛某宁在南京的住处位于江宁区，距离南京机场高速路出口仅500米。
禄口机场暴发疫情后规定，自7月21日零时，离开南京者须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毛某宁是在规定执行的首日早晨9时出发的，此时大多数检测点还未上班，成功登上大巴离开时，她家所在的区域已采取封控措施。
8月7日，江苏省纪委监委对禄口机场疫情防控不力相关人员进行了处理，东部机场副总经理汪超、应急救援部主任尹运文、服务部主任许永杰被立案审查，南京市副市长胡万进等7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南京卫健委主任方中友、江宁区卫健委主任姜立波等5人被免职。
越过社区封控和离宁核酸检测两道防线，毛某宁一路畅通抵达位于扬州邗江区的姐姐家，活动于饭店、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并连续四天前往扬州一家大型棋牌室打牌。
7月27日，邗江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对各居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出入查验健康码、行程码“两码”和疫苗接种记录，并要求有南京旅居史人员主动向社区报告。
然而，毛某宁未向所在社区报告。扬州警方8月3日通报显示，由于隐瞒行程，拒绝配合流行病学调查，毛某宁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一位家住南京江宁区的居民，在禄口机场疫情公布后曾主动向社区报告，她于7月16日途经禄口机场。7月24日，当地防疫办电话通知，要求其居家隔离。她告诉《财经》记者，虽然是居家隔离，仍要出门接受核酸检测。
回看5月底深圳盐田港疫情，也是港口工作人员核酸检测阳性而起。于是，深圳疫情防控指挥部将在港区工作的人员及其市内所住楼栋纳入管控，所有住户在7天内接受3次核酸检测。
深圳龙岗社区一住户曾告诉《财经》记者，在疫情发生的第三天，他们接到楼管电话，“通知我们在家，等待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做核酸检测”，等到中午，有四名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和一名小区保安，入户做核酸检测，口腔和鼻腔都采样。有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单元有一名住户在深圳盐田港工作。
因为封管区域的居民随意下楼，甚至外出购物，扬州通报了两处封闭管理不到位的小区。
有些居民对封闭小区生活保障不满。8月9日，一封署名为“扬州市邗江区四季园小区居民”的公开信在社交平台流传。信中称，社区物资配送乏力，蔬菜就在社区外的路边暴晒，却无法送达居民手中，还有人收到臭猪肉、米猪肉。
《扬州日报》8月11日的报道证实，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确在两天前接到了来自四季园小区的群众举报。
这是扬州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小区之一，有119栋楼实施封闭管理，8000余人居家隔离。上述公开信重点提到，自扬州疫情暴发以来，四季园确诊病例数已超50，却没有安排每天消毒，垃圾清运也不及时。
这让小区居民觉得不安，毕竟，就在前一天，邻居中还出现了多名新增确诊病例，而他们仍需下楼扔垃圾、取物资，不知何时就可能被感染。
8月9日，扬州卫健委发布《重要提醒！》，要求封闭区工作人员，在疾控机构指导下，对阳性检测人员活动场所进行终末消毒，对封控区进行一次全面消毒；每日对电梯、楼道等公共区域与设施以及单元门把手、快递柜等重点部位进行消毒两次。空调通风系统也要进行清洗和消毒处理。
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制科主任医师张守刚介绍，所谓终末消毒，是对传染源离开所在场所后，进行彻底的消毒，完全消灭残留在这些场所、物体上的存活的病原体，确保没有致病性微生物。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指出，一旦疫情大规模暴发，成本会更大，这样比较的话，目前的代价是值得的，但也到了系统分析防疫政策的成本收益的时候，这样可以使得我们的政策调整更加科学理性，更加从容主动。
目前检测技术、疫苗接种等已有进步，对病毒也有了更多的认识，防控政策是否有可能进行调整？
薛澜以入境14天隔离措施为例，假设一个人是病毒携带者，而且在14天隔离期之后才被发现，这种概率到底有多大？经过这一年多，应该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在此基础上，计算漏掉这一个人将使多少人感染，再计算管理、治疗产生的成本是多少。然后，对比这种隔离政策的经济社会成本，再做决策。
做这样的决策，“需要公共卫生专家、社会科学家、管理学专家等，坐下来一起分析给出建议”。薛澜解释，可能现在的“14+7”是更好的，那就继续坚持；但也许疫苗的普遍接种，以及核酸检测技术的提升能够更快识别出感染者，那么在对入境者行为适当限制的情况下缩短隔离期。
“和新冠病毒的战斗已进入相持阶段，对我们的挑战就是，专业机构如何把事情做得更专业，把该堵的漏洞堵上。”薛澜说。 N（财经、澎湃新闻）
【一颗葡萄的故事：小果子带动小村奔小康】天津城郊西北角的一个小村子里，80%以上的村民从事着棚室葡萄生产，可能很多人没听过这个村的名字，但这里产出的葡萄，或许曾经上过您的餐桌。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胡柳子村，这个227户、人口756人的村子，现有棚室葡萄面积800余亩，陆地葡萄面积200亩，年产葡萄1200吨，蔬菜1600吨，年产值1600万元，俨然已成为天津市葡萄生产的代表之一。
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如今已远近闻名的胡柳子葡萄，是如何一路发展壮大，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的？
京津冀市场的“香饽饽”
62岁的杨恩会在家乡胡柳子村栽种葡萄已经三十多年了，说起村里这个远近闻名的特产，他言语中充满自豪：“在京津冀这一片土地上，无论是北京新发地，还是天津王顶堤、廊坊等几个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跟人提武清区胡柳子村，对方可能还要反应一会，可要是喊一声‘胡柳子葡萄’，保准立刻就有反应，因为在这些批发市场里，没有不知道我们这儿出的葡萄的，我们的葡萄在这些地方卖得很不错，知名度也特别高。”
杨恩会所言不虚，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2017年，“胡柳子葡萄”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近年，由胡柳子村两委牵头成立的天津市金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胡柳子葡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祥文介绍，这样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整个天津市也仅有二十余家。
目前，胡柳子村每个大棚一年能产出葡萄三四千斤。除了栽种葡萄外，这些大棚也栽种一些绿色蔬菜。杨恩会介绍，2000年前后全市葡萄种植尚少时，一个大棚每年的收入最高能达到两万多元，现如今一个大棚收入也能维持在一万元以上。
虽然胡柳子葡萄多年来已经打出了名气，也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无论问哪位老于农事的种植户，他都会告诉你，照料大棚葡萄可不是一件轻松事。今年70岁的田宗江是胡柳子村的村民，谈起多年来“泡”在大棚里的日子，他感慨颇多。
“大棚的一个优势，是产出的葡萄比户外陆地的提前一个月，但夏天大棚里的高温也让人够受的，密不透风的棚里，最高时能达到快四十度，特别是中午，大棚里几乎待不住人，经常是下午四点多才能进来继续干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勤来勤看，从4月底葡萄树发芽，到7月底采熟上市，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棚里照顾果树，生怕一个疏忽，就毁了一年的收成。”
田宗江告诉记者，葡萄栽种并非越多越好，一个大棚里有多少树、每棵树上有多少枝都是有定额的，超出这个数字，虽然产量会提升，但果子的质量就会明显下降，为了保证葡萄品质，种植户要付出很多汗水。
“树上的枝条一般保持在5枝，多了要随时剪掉；树的高度也要控制，才能让果树不流失养分；葡萄需水多，一年里浇水的次数不少；树旁的杂草要勤除，否则就和葡萄树争抢养分；肥料也要精挑细选，比如现在7月份正是‘上色’（指葡萄由绿变红的发育阶段）的关键期，更要施肥补钾，维持营养，简直一步也错不得……”提起养护葡萄树的种种环节，田宗江如数家珍。
即便栽种的一切环节都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实施，果农有时也会因意外而损失一年的收成，“种植业或多或少都有靠天吃饭的因素，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果树偶尔染上霜霉病、白腐病，再如春天一阵旋风掀开大棚顶，还有突然一阵冰雹，把葡萄果实打碎……”田宗江说到这里，感慨似的轻轻摇了摇头。他表示，正是这种悉心照料，才造就了如今胡柳子葡萄的口碑和市场。
从“单打独斗”到稳定批发
胡柳子葡萄如今广受市场认可，但时间倒回二十多年前，胡柳子村的村民们对种植葡萄能否成功是心里没底的。从发端到成熟，数百亩的大棚葡萄，小小的胡柳子村奋斗了二十多年。
最早，胡柳子村仅有三四户村民试验性地种起葡萄，但由于基础设施简陋、技术不成熟，以及市场不稳定，每年仅仅是多发展几亩地、几户人参与进来，种植规模一直上不来。
谭祥文如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最初村里葡萄是如何一步一步艰难地打开市场。“最早试验种葡萄的几户农户，基本是单打独斗，每次葡萄收成，都是用自行车或者电动三轮车驮着几箱葡萄到天津市区摆摊卖，一天能卖二十多斤，每天起早摸黑地往返，很辛苦。”
上世纪90年代末，转机逐渐出现。1997年，谭祥文起任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他发现，当时天津市区卖葡萄的商家并不多，但市场上需求却不小，特别是春节前后几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水果，于是这一年春节，他联系到天津站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请对方来批发村里的葡萄，结果葡萄的销量特别好，批发商后来还来到村里，定下了来年还要来村收葡萄的约定。
胡柳子村趁热打铁，正是在这一年，村里决心开始统一规划，拿出最靠近公路、土地状况最好的地发展棚植葡萄，逐渐突破了此前三四户试验种植的局限，开始做大规模。
“当时村里种葡萄最大的难题有两方面，一是大棚、交通等硬件条件不足，二是种植葡萄的专门技术缺乏。”谭祥文介绍道，“为了给村民种葡萄创造最好的条件，村里给进出村的主干道做了硬化，统一定制了大棚薄膜，给大棚的面积做了统一规划，还修了送水管道，方便大棚的供水。”
眼见大规模种葡萄的硬件逐渐齐备，但栽种技术的培养非一日两日可成。当年天津市内栽种葡萄的农户尚属少数，很多栽种技术需要专业人员培训。胡柳子村与天津市农科院展开合作，由专家来到村里，传授村民温度控制、水肥管理等方面的种植知识，每次，都有百八十位村民前来听讲，情绪很高。几年间，大家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提高。
引进新种、拓展渠道 小村葡萄仍在进步
如今，胡柳子葡萄早已在京津冀等地的批发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打响了品牌，但在谭祥文眼中，村里来之不易的特产想要持续发展，还需要克服不少问题，这也将是村委会未来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推动品种的改良，胡柳子葡萄目前以‘乍娜’这个品种为主，这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引进的品种，优势是产量高、成熟早，但它有容易裂果的弊端。比如去年的几场大雨和冰雹，就打坏了村民不少葡萄，收成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最近正在尝试引进蜜光、巨胜等品种，目前已经做了小范围的试验。”谭祥文表示，新品种的考察需要时间，如果合适，将来会在村里做进一步推广。
此外，水源缺乏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胡柳子葡萄的继续发展。胡柳子村的地上水资源相对匮乏，以前，村民浇灌大多用机井的水，随着大部分机井因防止地表沉降禁用后，浇灌大棚的水源成了个问题。谭祥文介绍，为此，村里近年来修了泵站，来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
随着电商销售水果的趋势不断发展，村里也在考虑在未来发展批发市场以外的线上零售模式，正为此探索保证发货、提高知名度的途径，以拓展销售渠道。
“未来，胡柳子两委将继续在产前、产中、产后等阶段持续保证村民的劳动成果。我们有信心让胡柳子葡萄的牌子越来越响亮，将村子建设得更美好，让村民奔向幸福的小康生活。”谭祥文说道。https://t.cn/A6fQWqL3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胡柳子村，这个227户、人口756人的村子，现有棚室葡萄面积800余亩，陆地葡萄面积200亩，年产葡萄1200吨，蔬菜1600吨，年产值1600万元，俨然已成为天津市葡萄生产的代表之一。
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如今已远近闻名的胡柳子葡萄，是如何一路发展壮大，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的？
京津冀市场的“香饽饽”
62岁的杨恩会在家乡胡柳子村栽种葡萄已经三十多年了，说起村里这个远近闻名的特产，他言语中充满自豪：“在京津冀这一片土地上，无论是北京新发地，还是天津王顶堤、廊坊等几个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跟人提武清区胡柳子村，对方可能还要反应一会，可要是喊一声‘胡柳子葡萄’，保准立刻就有反应，因为在这些批发市场里，没有不知道我们这儿出的葡萄的，我们的葡萄在这些地方卖得很不错，知名度也特别高。”
杨恩会所言不虚，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2017年，“胡柳子葡萄”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近年，由胡柳子村两委牵头成立的天津市金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胡柳子葡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祥文介绍，这样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整个天津市也仅有二十余家。
目前，胡柳子村每个大棚一年能产出葡萄三四千斤。除了栽种葡萄外，这些大棚也栽种一些绿色蔬菜。杨恩会介绍，2000年前后全市葡萄种植尚少时，一个大棚每年的收入最高能达到两万多元，现如今一个大棚收入也能维持在一万元以上。
虽然胡柳子葡萄多年来已经打出了名气，也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无论问哪位老于农事的种植户，他都会告诉你，照料大棚葡萄可不是一件轻松事。今年70岁的田宗江是胡柳子村的村民，谈起多年来“泡”在大棚里的日子，他感慨颇多。
“大棚的一个优势，是产出的葡萄比户外陆地的提前一个月，但夏天大棚里的高温也让人够受的，密不透风的棚里，最高时能达到快四十度，特别是中午，大棚里几乎待不住人，经常是下午四点多才能进来继续干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勤来勤看，从4月底葡萄树发芽，到7月底采熟上市，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棚里照顾果树，生怕一个疏忽，就毁了一年的收成。”
田宗江告诉记者，葡萄栽种并非越多越好，一个大棚里有多少树、每棵树上有多少枝都是有定额的，超出这个数字，虽然产量会提升，但果子的质量就会明显下降，为了保证葡萄品质，种植户要付出很多汗水。
“树上的枝条一般保持在5枝，多了要随时剪掉；树的高度也要控制，才能让果树不流失养分；葡萄需水多，一年里浇水的次数不少；树旁的杂草要勤除，否则就和葡萄树争抢养分；肥料也要精挑细选，比如现在7月份正是‘上色’（指葡萄由绿变红的发育阶段）的关键期，更要施肥补钾，维持营养，简直一步也错不得……”提起养护葡萄树的种种环节，田宗江如数家珍。
即便栽种的一切环节都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实施，果农有时也会因意外而损失一年的收成，“种植业或多或少都有靠天吃饭的因素，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果树偶尔染上霜霉病、白腐病，再如春天一阵旋风掀开大棚顶，还有突然一阵冰雹，把葡萄果实打碎……”田宗江说到这里，感慨似的轻轻摇了摇头。他表示，正是这种悉心照料，才造就了如今胡柳子葡萄的口碑和市场。
从“单打独斗”到稳定批发
胡柳子葡萄如今广受市场认可，但时间倒回二十多年前，胡柳子村的村民们对种植葡萄能否成功是心里没底的。从发端到成熟，数百亩的大棚葡萄，小小的胡柳子村奋斗了二十多年。
最早，胡柳子村仅有三四户村民试验性地种起葡萄，但由于基础设施简陋、技术不成熟，以及市场不稳定，每年仅仅是多发展几亩地、几户人参与进来，种植规模一直上不来。
谭祥文如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最初村里葡萄是如何一步一步艰难地打开市场。“最早试验种葡萄的几户农户，基本是单打独斗，每次葡萄收成，都是用自行车或者电动三轮车驮着几箱葡萄到天津市区摆摊卖，一天能卖二十多斤，每天起早摸黑地往返，很辛苦。”
上世纪90年代末，转机逐渐出现。1997年，谭祥文起任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他发现，当时天津市区卖葡萄的商家并不多，但市场上需求却不小，特别是春节前后几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水果，于是这一年春节，他联系到天津站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请对方来批发村里的葡萄，结果葡萄的销量特别好，批发商后来还来到村里，定下了来年还要来村收葡萄的约定。
胡柳子村趁热打铁，正是在这一年，村里决心开始统一规划，拿出最靠近公路、土地状况最好的地发展棚植葡萄，逐渐突破了此前三四户试验种植的局限，开始做大规模。
“当时村里种葡萄最大的难题有两方面，一是大棚、交通等硬件条件不足，二是种植葡萄的专门技术缺乏。”谭祥文介绍道，“为了给村民种葡萄创造最好的条件，村里给进出村的主干道做了硬化，统一定制了大棚薄膜，给大棚的面积做了统一规划，还修了送水管道，方便大棚的供水。”
眼见大规模种葡萄的硬件逐渐齐备，但栽种技术的培养非一日两日可成。当年天津市内栽种葡萄的农户尚属少数，很多栽种技术需要专业人员培训。胡柳子村与天津市农科院展开合作，由专家来到村里，传授村民温度控制、水肥管理等方面的种植知识，每次，都有百八十位村民前来听讲，情绪很高。几年间，大家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提高。
引进新种、拓展渠道 小村葡萄仍在进步
如今，胡柳子葡萄早已在京津冀等地的批发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打响了品牌，但在谭祥文眼中，村里来之不易的特产想要持续发展，还需要克服不少问题，这也将是村委会未来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推动品种的改良，胡柳子葡萄目前以‘乍娜’这个品种为主，这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引进的品种，优势是产量高、成熟早，但它有容易裂果的弊端。比如去年的几场大雨和冰雹，就打坏了村民不少葡萄，收成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最近正在尝试引进蜜光、巨胜等品种，目前已经做了小范围的试验。”谭祥文表示，新品种的考察需要时间，如果合适，将来会在村里做进一步推广。
此外，水源缺乏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胡柳子葡萄的继续发展。胡柳子村的地上水资源相对匮乏，以前，村民浇灌大多用机井的水，随着大部分机井因防止地表沉降禁用后，浇灌大棚的水源成了个问题。谭祥文介绍，为此，村里近年来修了泵站，来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
随着电商销售水果的趋势不断发展，村里也在考虑在未来发展批发市场以外的线上零售模式，正为此探索保证发货、提高知名度的途径，以拓展销售渠道。
“未来，胡柳子两委将继续在产前、产中、产后等阶段持续保证村民的劳动成果。我们有信心让胡柳子葡萄的牌子越来越响亮，将村子建设得更美好，让村民奔向幸福的小康生活。”谭祥文说道。https://t.cn/A6fQWqL3
【一颗葡萄的故事：小果子带动小村奔小康】天津城郊西北角的一个小村子里，80%以上的村民从事着棚室葡萄生产，可能很多人没听过这个村的名字，但这里产出的葡萄，或许曾经上过您的餐桌。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胡柳子村，这个227户、人口756人的村子，现有棚室葡萄面积800余亩，陆地葡萄面积200亩，年产葡萄1200吨，蔬菜1600吨，年产值1600万元，俨然已成为天津市葡萄生产的代表之一。
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如今已远近闻名的胡柳子葡萄，是如何一路发展壮大，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的？
京津冀市场的“香饽饽”
62岁的杨恩会在家乡胡柳子村栽种葡萄已经三十多年了，说起村里这个远近闻名的特产，他言语中充满自豪：“在京津冀这一片土地上，无论是北京新发地，还是天津王顶堤、廊坊等几个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跟人提武清区胡柳子村，对方可能还要反应一会，可要是喊一声‘胡柳子葡萄’，保准立刻就有反应，因为在这些批发市场里，没有不知道我们这儿出的葡萄的，我们的葡萄在这些地方卖得很不错，知名度也特别高。”
杨恩会所言不虚，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2017年，“胡柳子葡萄”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近年，由胡柳子村两委牵头成立的天津市金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胡柳子葡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祥文介绍，这样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整个天津市也仅有二十余家。
目前，胡柳子村每个大棚一年能产出葡萄三四千斤。除了栽种葡萄外，这些大棚也栽种一些绿色蔬菜。杨恩会介绍，2000年前后全市葡萄种植尚少时，一个大棚每年的收入最高能达到两万多元，现如今一个大棚收入也能维持在一万元以上。
虽然胡柳子葡萄多年来已经打出了名气，也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无论问哪位老于农事的种植户，他都会告诉你，照料大棚葡萄可不是一件轻松事。今年70岁的田宗江是胡柳子村的村民，谈起多年来“泡”在大棚里的日子，他感慨颇多。
“大棚的一个优势，是产出的葡萄比户外陆地的提前一个月，但夏天大棚里的高温也让人够受的，密不透风的棚里，最高时能达到快四十度，特别是中午，大棚里几乎待不住人，经常是下午四点多才能进来继续干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勤来勤看，从4月底葡萄树发芽，到7月底采熟上市，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棚里照顾果树，生怕一个疏忽，就毁了一年的收成。”
田宗江告诉记者，葡萄栽种并非越多越好，一个大棚里有多少树、每棵树上有多少枝都是有定额的，超出这个数字，虽然产量会提升，但果子的质量就会明显下降，为了保证葡萄品质，种植户要付出很多汗水。
“树上的枝条一般保持在5枝，多了要随时剪掉；树的高度也要控制，才能让果树不流失养分；葡萄需水多，一年里浇水的次数不少；树旁的杂草要勤除，否则就和葡萄树争抢养分；肥料也要精挑细选，比如现在7月份正是‘上色’（指葡萄由绿变红的发育阶段）的关键期，更要施肥补钾，维持营养，简直一步也错不得……”提起养护葡萄树的种种环节，田宗江如数家珍。
即便栽种的一切环节都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实施，果农有时也会因意外而损失一年的收成，“种植业或多或少都有靠天吃饭的因素，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果树偶尔染上霜霉病、白腐病，再如春天一阵旋风掀开大棚顶，还有突然一阵冰雹，把葡萄果实打碎……”田宗江说到这里，感慨似的轻轻摇了摇头。他表示，正是这种悉心照料，才造就了如今胡柳子葡萄的口碑和市场。
从“单打独斗”到稳定批发
胡柳子葡萄如今广受市场认可，但时间倒回二十多年前，胡柳子村的村民们对种植葡萄能否成功是心里没底的。从发端到成熟，数百亩的大棚葡萄，小小的胡柳子村奋斗了二十多年。
最早，胡柳子村仅有三四户村民试验性地种起葡萄，但由于基础设施简陋、技术不成熟，以及市场不稳定，每年仅仅是多发展几亩地、几户人参与进来，种植规模一直上不来。
谭祥文如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最初村里葡萄是如何一步一步艰难地打开市场。“最早试验种葡萄的几户农户，基本是单打独斗，每次葡萄收成，都是用自行车或者电动三轮车驮着几箱葡萄到天津市区摆摊卖，一天能卖二十多斤，每天起早摸黑地往返，很辛苦。”
上世纪90年代末，转机逐渐出现。1997年，谭祥文起任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他发现，当时天津市区卖葡萄的商家并不多，但市场上需求却不小，特别是春节前后几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水果，于是这一年春节，他联系到天津站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请对方来批发村里的葡萄，结果葡萄的销量特别好，批发商后来还来到村里，定下了来年还要来村收葡萄的约定。
胡柳子村趁热打铁，正是在这一年，村里决心开始统一规划，拿出最靠近公路、土地状况最好的地发展棚植葡萄，逐渐突破了此前三四户试验种植的局限，开始做大规模。
“当时村里种葡萄最大的难题有两方面，一是大棚、交通等硬件条件不足，二是种植葡萄的专门技术缺乏。”谭祥文介绍道，“为了给村民种葡萄创造最好的条件，村里给进出村的主干道做了硬化，统一定制了大棚薄膜，给大棚的面积做了统一规划，还修了送水管道，方便大棚的供水。”
眼见大规模种葡萄的硬件逐渐齐备，但栽种技术的培养非一日两日可成。当年天津市内栽种葡萄的农户尚属少数，很多栽种技术需要专业人员培训。胡柳子村与天津市农科院展开合作，由专家来到村里，传授村民温度控制、水肥管理等方面的种植知识，每次，都有百八十位村民前来听讲，情绪很高。几年间，大家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提高。
引进新种、拓展渠道 小村葡萄仍在进步
如今，胡柳子葡萄早已在京津冀等地的批发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打响了品牌，但在谭祥文眼中，村里来之不易的特产想要持续发展，还需要克服不少问题，这也将是村委会未来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推动品种的改良，胡柳子葡萄目前以‘乍娜’这个品种为主，这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引进的品种，优势是产量高、成熟早，但它有容易裂果的弊端。比如去年的几场大雨和冰雹，就打坏了村民不少葡萄，收成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最近正在尝试引进蜜光、巨胜等品种，目前已经做了小范围的试验。”谭祥文表示，新品种的考察需要时间，如果合适，将来会在村里做进一步推广。
此外，水源缺乏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胡柳子葡萄的继续发展。胡柳子村的地上水资源相对匮乏，以前，村民浇灌大多用机井的水，随着大部分机井因防止地表沉降禁用后，浇灌大棚的水源成了个问题。谭祥文介绍，为此，村里近年来修了泵站，来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
随着电商销售水果的趋势不断发展，村里也在考虑在未来发展批发市场以外的线上零售模式，正为此探索保证发货、提高知名度的途径，以拓展销售渠道。
“未来，胡柳子两委将继续在产前、产中、产后等阶段持续保证村民的劳动成果。我们有信心让胡柳子葡萄的牌子越来越响亮，将村子建设得更美好，让村民奔向幸福的小康生活。”谭祥文说道。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胡柳子村，这个227户、人口756人的村子，现有棚室葡萄面积800余亩，陆地葡萄面积200亩，年产葡萄1200吨，蔬菜1600吨，年产值1600万元，俨然已成为天津市葡萄生产的代表之一。
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如今已远近闻名的胡柳子葡萄，是如何一路发展壮大，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的？
京津冀市场的“香饽饽”
62岁的杨恩会在家乡胡柳子村栽种葡萄已经三十多年了，说起村里这个远近闻名的特产，他言语中充满自豪：“在京津冀这一片土地上，无论是北京新发地，还是天津王顶堤、廊坊等几个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跟人提武清区胡柳子村，对方可能还要反应一会，可要是喊一声‘胡柳子葡萄’，保准立刻就有反应，因为在这些批发市场里，没有不知道我们这儿出的葡萄的，我们的葡萄在这些地方卖得很不错，知名度也特别高。”
杨恩会所言不虚，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2017年，“胡柳子葡萄”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近年，由胡柳子村两委牵头成立的天津市金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胡柳子葡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祥文介绍，这样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整个天津市也仅有二十余家。
目前，胡柳子村每个大棚一年能产出葡萄三四千斤。除了栽种葡萄外，这些大棚也栽种一些绿色蔬菜。杨恩会介绍，2000年前后全市葡萄种植尚少时，一个大棚每年的收入最高能达到两万多元，现如今一个大棚收入也能维持在一万元以上。
虽然胡柳子葡萄多年来已经打出了名气，也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无论问哪位老于农事的种植户，他都会告诉你，照料大棚葡萄可不是一件轻松事。今年70岁的田宗江是胡柳子村的村民，谈起多年来“泡”在大棚里的日子，他感慨颇多。
“大棚的一个优势，是产出的葡萄比户外陆地的提前一个月，但夏天大棚里的高温也让人够受的，密不透风的棚里，最高时能达到快四十度，特别是中午，大棚里几乎待不住人，经常是下午四点多才能进来继续干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勤来勤看，从4月底葡萄树发芽，到7月底采熟上市，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棚里照顾果树，生怕一个疏忽，就毁了一年的收成。”
田宗江告诉记者，葡萄栽种并非越多越好，一个大棚里有多少树、每棵树上有多少枝都是有定额的，超出这个数字，虽然产量会提升，但果子的质量就会明显下降，为了保证葡萄品质，种植户要付出很多汗水。
“树上的枝条一般保持在5枝，多了要随时剪掉；树的高度也要控制，才能让果树不流失养分；葡萄需水多，一年里浇水的次数不少；树旁的杂草要勤除，否则就和葡萄树争抢养分；肥料也要精挑细选，比如现在7月份正是‘上色’（指葡萄由绿变红的发育阶段）的关键期，更要施肥补钾，维持营养，简直一步也错不得……”提起养护葡萄树的种种环节，田宗江如数家珍。
即便栽种的一切环节都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实施，果农有时也会因意外而损失一年的收成，“种植业或多或少都有靠天吃饭的因素，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果树偶尔染上霜霉病、白腐病，再如春天一阵旋风掀开大棚顶，还有突然一阵冰雹，把葡萄果实打碎……”田宗江说到这里，感慨似的轻轻摇了摇头。他表示，正是这种悉心照料，才造就了如今胡柳子葡萄的口碑和市场。
从“单打独斗”到稳定批发
胡柳子葡萄如今广受市场认可，但时间倒回二十多年前，胡柳子村的村民们对种植葡萄能否成功是心里没底的。从发端到成熟，数百亩的大棚葡萄，小小的胡柳子村奋斗了二十多年。
最早，胡柳子村仅有三四户村民试验性地种起葡萄，但由于基础设施简陋、技术不成熟，以及市场不稳定，每年仅仅是多发展几亩地、几户人参与进来，种植规模一直上不来。
谭祥文如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最初村里葡萄是如何一步一步艰难地打开市场。“最早试验种葡萄的几户农户，基本是单打独斗，每次葡萄收成，都是用自行车或者电动三轮车驮着几箱葡萄到天津市区摆摊卖，一天能卖二十多斤，每天起早摸黑地往返，很辛苦。”
上世纪90年代末，转机逐渐出现。1997年，谭祥文起任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他发现，当时天津市区卖葡萄的商家并不多，但市场上需求却不小，特别是春节前后几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水果，于是这一年春节，他联系到天津站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请对方来批发村里的葡萄，结果葡萄的销量特别好，批发商后来还来到村里，定下了来年还要来村收葡萄的约定。
胡柳子村趁热打铁，正是在这一年，村里决心开始统一规划，拿出最靠近公路、土地状况最好的地发展棚植葡萄，逐渐突破了此前三四户试验种植的局限，开始做大规模。
“当时村里种葡萄最大的难题有两方面，一是大棚、交通等硬件条件不足，二是种植葡萄的专门技术缺乏。”谭祥文介绍道，“为了给村民种葡萄创造最好的条件，村里给进出村的主干道做了硬化，统一定制了大棚薄膜，给大棚的面积做了统一规划，还修了送水管道，方便大棚的供水。”
眼见大规模种葡萄的硬件逐渐齐备，但栽种技术的培养非一日两日可成。当年天津市内栽种葡萄的农户尚属少数，很多栽种技术需要专业人员培训。胡柳子村与天津市农科院展开合作，由专家来到村里，传授村民温度控制、水肥管理等方面的种植知识，每次，都有百八十位村民前来听讲，情绪很高。几年间，大家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提高。
引进新种、拓展渠道 小村葡萄仍在进步
如今，胡柳子葡萄早已在京津冀等地的批发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打响了品牌，但在谭祥文眼中，村里来之不易的特产想要持续发展，还需要克服不少问题，这也将是村委会未来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推动品种的改良，胡柳子葡萄目前以‘乍娜’这个品种为主，这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引进的品种，优势是产量高、成熟早，但它有容易裂果的弊端。比如去年的几场大雨和冰雹，就打坏了村民不少葡萄，收成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最近正在尝试引进蜜光、巨胜等品种，目前已经做了小范围的试验。”谭祥文表示，新品种的考察需要时间，如果合适，将来会在村里做进一步推广。
此外，水源缺乏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胡柳子葡萄的继续发展。胡柳子村的地上水资源相对匮乏，以前，村民浇灌大多用机井的水，随着大部分机井因防止地表沉降禁用后，浇灌大棚的水源成了个问题。谭祥文介绍，为此，村里近年来修了泵站，来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
随着电商销售水果的趋势不断发展，村里也在考虑在未来发展批发市场以外的线上零售模式，正为此探索保证发货、提高知名度的途径，以拓展销售渠道。
“未来，胡柳子两委将继续在产前、产中、产后等阶段持续保证村民的劳动成果。我们有信心让胡柳子葡萄的牌子越来越响亮，将村子建设得更美好，让村民奔向幸福的小康生活。”谭祥文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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