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红尘
流光似水
谁与谁擦身而过
忘了曾经
忘了梦镜中美如烟花的一瞬
眼睁睁看那情在泪中融化
何不点燃心中那冰冷的烈火
将惆怅与满腹心事———焚烧化成灰随风零落
文字在我的稿纸上跳跃
留一串哭泣的墨和湿漉漉的歌
陷身一片月色
把今夜的相思
放飞月夜独自沉默
在沉默中保留那份美
静待岁月安好！【转】
https://t.cn/EyPFKKk
流光似水
谁与谁擦身而过
忘了曾经
忘了梦镜中美如烟花的一瞬
眼睁睁看那情在泪中融化
何不点燃心中那冰冷的烈火
将惆怅与满腹心事———焚烧化成灰随风零落
文字在我的稿纸上跳跃
留一串哭泣的墨和湿漉漉的歌
陷身一片月色
把今夜的相思
放飞月夜独自沉默
在沉默中保留那份美
静待岁月安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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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谈[超话]#【古物古衣[羞嗒嗒]】
从一个马镫图案谈谈中国马具的发展
及对于金铜漆镶嵌工艺的影响关系（十二）
明代在马具鞍镫工艺问题上，正和明代青铜镜子工艺一样，时代虽然比较近，历史文献也比较详悉，但一到必需联系实物来商讨举例时，特别是从“发展”上有所说明时，我们知识反而越加不具体!从日用铜镜子说，是因为大型镜子制作比较汉唐简陋，在工艺上多不足保留，却在玻璃镜子兴起以后，把它当成废铜熔化了的。鞍具不易从土中发现，则有两个原因：一是殉葬时纸作明器车马多当场焚化；二是坟墓中已无用真实马鞍殉葬的制度。但明代鞍具的制作用银风气，从记载上说“鋄银事件”还是可以知道。明代青铜金银加工技术，可分作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基本上发源于金银错，技术上有了进一步突破，因之演进成为一个新的生产部门的，是景泰年中“掐丝珐琅”的出现，“景泰蓝”因此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具世界性一个部门。早期景泰蓝属于国家官工业，主要生产品和果园厂漆器相近，是为装点宫廷需要产生的瓶炉圆器。到清代才做多方面发展，也有用作鞍镫的。由于不切实用，并且容易损坏，虽有鞍具制作，还是缺少发展性。
第二部分是直接由青铜加金技术演进而出，在仿古鼎炉彝器制作上加嵌金银丝花纹，有署名“石叟”的作品，在明清两代士大夫玩宣德炉成风气时期，十分流行。不过器物多仿作，因之真伪难分。又有虽同样直接由金银错技术发展，却用“剔红法”“堆花法”做成芝麻地或锦纹地加凸雕龙凤折枝花等等鼎炉瓶壶器物，厚鎏金，还影响到清代造办处制作，在明清铜工艺成就中自成一格的，有署名“胡文明”制器。数量种类虽不如石叟作品之多，艺术成就却比较高。但所作器物多属于当时所谓“清玩”一格，马具鞍镫还少见。又云南昆明元明以来就有“乌铜走银”技术，在继续生产小件日用品，直延续到现代。技术上有用近于唐宋人说的“识文隐起”法的，也有完全平嵌，如金银嵌和唐银平脱两种技术混合的。不过花纹既多用一般折枝花鸟文字，又多从墨盒等小件应用器物上发展，因之和石叟作品已同源异流，更不大容易看得出他和古代金银错彼此关系了。二十年前，中国偏西南各省区，山地行旅交通，用马力代步需要还相当多，因此马鞍具在这些地区，也还有一定生产量，昆明地方的马鞍，还常有用彩漆绘成精美图案的，因色漆重髹，磨光处红黑斑斓，十分美观，还可证《因话录》说的古犀皮色泽来源。马镫更有种种不同的式样，既可发现长柄把条子唐式铜马镫，也容易见到错金银做“毬路”“连钱”“狮子滚球”“双龙抢宝”等花纹的宋元明式马镫。其中也有可能就是元明旧作。重要是它的形制。值得加以收集，因为再过十来年，这些马具恐怕就快要消失了。云南乌铜走银技术的流传，唐式马镫的继续，正和云南槌金箔技术一样，据个人私见，它可能和唐代南诏时军队攻西川，掳掠四百特别技工回滇有密切关系。因此就技术说，它还反映唐代川蜀金工的成就，算得是古代“蜀郡西工”一个分支。
第三部分是技术保存于长江下游和广东江西，大至床榻、屏风、衣柜、条案，小如酒盏茶盘，无不生产的金银嵌螺甸漆工艺，通称软螺甸金银嵌。这是最源远流长一个部门，因为金银嵌较早作品，虽只在春秋战国时墓葬发现，至于螺甸做装饰镶嵌，安阳侯家村彩绘浮雕龙纹残土上，就已有圆泡状蚌片发现。浚县辛村卫墓的螺甸镶嵌长方片，更近于在漆器上的残件。明代以来，因南方生产发展，海外通商贸易范围日益增加，市民阶级中的中产分子生活多比较富裕，特别是寄住在江浙如苏、杭、嘉、松、湖一带城市，直接或间接以靠掠夺劳动人民劳动果实为生的地主官僚商人富户，这些人的爱好，比宫廷中的爱好还更广泛地刺激了这部分生产品质的日新月异。正和其他许多种特殊工艺一样，嘉定、杭州、松江刻竹器，宜兴做陶壶，苏州嘉兴做缂丝，苏州雕玉、刻象牙，都得到发展机会。《髹饰录》在这一类漆器上，提起的名目就有几十种，可见技术上的多样性。这些不同加工技术当时都必然会反映到马鞍上。明人笔记称江西庐陵富户家中做螺甸漆器，床榻衣柜，当时都是聘请工人到家中定做，不计工本，不问年月。严嵩抄家时，留下一个财产底册，也提起很多这种大件床榻工艺美术品。(历史博物馆收藏漆器家具中，还有一对明代制作高及八尺的大柜，全部用软螺甸金银嵌法，表现元明人杂剧本事，人物不及二寸大，楼阁树木全用宋代界画法做成的。)当时还有用同一主题，一生专做小件器物的，例如苏州人江千里，就以做《西厢记》小件酒器茶盘而著名。
明代金银加工工艺，无论在种类和艺术成就上，虽然都有显明彰著的发展，时代又还近，但马鞍具可没有留下特别精美的东西。除前提两种原因，另外还有两个不同原因：（未完部分见评论区）[鲜花]
——摘自《古物之美》
从一个马镫图案谈谈中国马具的发展
及对于金铜漆镶嵌工艺的影响关系（十二）
明代在马具鞍镫工艺问题上，正和明代青铜镜子工艺一样，时代虽然比较近，历史文献也比较详悉，但一到必需联系实物来商讨举例时，特别是从“发展”上有所说明时，我们知识反而越加不具体!从日用铜镜子说，是因为大型镜子制作比较汉唐简陋，在工艺上多不足保留，却在玻璃镜子兴起以后，把它当成废铜熔化了的。鞍具不易从土中发现，则有两个原因：一是殉葬时纸作明器车马多当场焚化；二是坟墓中已无用真实马鞍殉葬的制度。但明代鞍具的制作用银风气，从记载上说“鋄银事件”还是可以知道。明代青铜金银加工技术，可分作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基本上发源于金银错，技术上有了进一步突破，因之演进成为一个新的生产部门的，是景泰年中“掐丝珐琅”的出现，“景泰蓝”因此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具世界性一个部门。早期景泰蓝属于国家官工业，主要生产品和果园厂漆器相近，是为装点宫廷需要产生的瓶炉圆器。到清代才做多方面发展，也有用作鞍镫的。由于不切实用，并且容易损坏，虽有鞍具制作，还是缺少发展性。
第二部分是直接由青铜加金技术演进而出，在仿古鼎炉彝器制作上加嵌金银丝花纹，有署名“石叟”的作品，在明清两代士大夫玩宣德炉成风气时期，十分流行。不过器物多仿作，因之真伪难分。又有虽同样直接由金银错技术发展，却用“剔红法”“堆花法”做成芝麻地或锦纹地加凸雕龙凤折枝花等等鼎炉瓶壶器物，厚鎏金，还影响到清代造办处制作，在明清铜工艺成就中自成一格的，有署名“胡文明”制器。数量种类虽不如石叟作品之多，艺术成就却比较高。但所作器物多属于当时所谓“清玩”一格，马具鞍镫还少见。又云南昆明元明以来就有“乌铜走银”技术，在继续生产小件日用品，直延续到现代。技术上有用近于唐宋人说的“识文隐起”法的，也有完全平嵌，如金银嵌和唐银平脱两种技术混合的。不过花纹既多用一般折枝花鸟文字，又多从墨盒等小件应用器物上发展，因之和石叟作品已同源异流，更不大容易看得出他和古代金银错彼此关系了。二十年前，中国偏西南各省区，山地行旅交通，用马力代步需要还相当多，因此马鞍具在这些地区，也还有一定生产量，昆明地方的马鞍，还常有用彩漆绘成精美图案的，因色漆重髹，磨光处红黑斑斓，十分美观，还可证《因话录》说的古犀皮色泽来源。马镫更有种种不同的式样，既可发现长柄把条子唐式铜马镫，也容易见到错金银做“毬路”“连钱”“狮子滚球”“双龙抢宝”等花纹的宋元明式马镫。其中也有可能就是元明旧作。重要是它的形制。值得加以收集，因为再过十来年，这些马具恐怕就快要消失了。云南乌铜走银技术的流传，唐式马镫的继续，正和云南槌金箔技术一样，据个人私见，它可能和唐代南诏时军队攻西川，掳掠四百特别技工回滇有密切关系。因此就技术说，它还反映唐代川蜀金工的成就，算得是古代“蜀郡西工”一个分支。
第三部分是技术保存于长江下游和广东江西，大至床榻、屏风、衣柜、条案，小如酒盏茶盘，无不生产的金银嵌螺甸漆工艺，通称软螺甸金银嵌。这是最源远流长一个部门，因为金银嵌较早作品，虽只在春秋战国时墓葬发现，至于螺甸做装饰镶嵌，安阳侯家村彩绘浮雕龙纹残土上，就已有圆泡状蚌片发现。浚县辛村卫墓的螺甸镶嵌长方片，更近于在漆器上的残件。明代以来，因南方生产发展，海外通商贸易范围日益增加，市民阶级中的中产分子生活多比较富裕，特别是寄住在江浙如苏、杭、嘉、松、湖一带城市，直接或间接以靠掠夺劳动人民劳动果实为生的地主官僚商人富户，这些人的爱好，比宫廷中的爱好还更广泛地刺激了这部分生产品质的日新月异。正和其他许多种特殊工艺一样，嘉定、杭州、松江刻竹器，宜兴做陶壶，苏州嘉兴做缂丝，苏州雕玉、刻象牙，都得到发展机会。《髹饰录》在这一类漆器上，提起的名目就有几十种，可见技术上的多样性。这些不同加工技术当时都必然会反映到马鞍上。明人笔记称江西庐陵富户家中做螺甸漆器，床榻衣柜，当时都是聘请工人到家中定做，不计工本，不问年月。严嵩抄家时，留下一个财产底册，也提起很多这种大件床榻工艺美术品。(历史博物馆收藏漆器家具中，还有一对明代制作高及八尺的大柜，全部用软螺甸金银嵌法，表现元明人杂剧本事，人物不及二寸大，楼阁树木全用宋代界画法做成的。)当时还有用同一主题，一生专做小件器物的，例如苏州人江千里，就以做《西厢记》小件酒器茶盘而著名。
明代金银加工工艺，无论在种类和艺术成就上，虽然都有显明彰著的发展，时代又还近，但马鞍具可没有留下特别精美的东西。除前提两种原因，另外还有两个不同原因：（未完部分见评论区）[鲜花]
——摘自《古物之美》
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精选
世界上有一个地方，来自印度、波斯、希腊、中国的几大文明在此相遇交汇；世界上有一个地方，佛光不经意的一抹投影，居然成就了一段地老天荒的艺术传奇，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半部艺术史就在这里写就。这个地方叫敦煌，在中国甘肃、青海、新疆的交界处，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敦煌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历史文化景观。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10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尊。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传自西域的佛教，也是在莫高窟逐渐摆脱了高深奥妙的教义束缚，变得通俗简约、平易近人，开始着重展现因果报应、求福消灾、繁衍子孙、丰衣足食等内容，莫高窟从此也变成了人们进行巡礼斋会、日常娱乐的活动场所。
敦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佛教艺术。敦煌壁画更是以其宏伟壮观的构图、合理的布局，还有充满节奏感的线条色彩，绘制成一幅幅灵动的画面。这些壁画从其内容上可大致分为经变画、本生故事画、中国传统神话题材画、佛教史迹故事画、尊像画、供养画和装饰图案画等七类；从绘画艺术本身大致可分为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装饰图等。
造型上传神生动。北凉至北魏，敦煌壁画的菩萨还都是西域神貌，细条粗画，立体感强。之后魏晋风骨逐渐显现，佛像的身材由粗短变得修长、纤细、轻盈，有的秀骨清相，有的呈病态之美。隋朝时期，中原与西域风格交融，人物的形象更具备中国气息，造型非常趋向于东方人的形象。唐朝时期，国家统一兴盛，大唐的自信也流露出来，尤其是女性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女性美充分呈现出来，更多用重色晕染法突出人物的立体感，表情形象更加丰满生动。值得一提的是，盛唐时期，敦煌还出现了吴派画风，“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画面呈现出自信、恬静、素淡自然的气息。还有经典的飞天造型，这些体态修长、婀娜多姿、彩带飘扬的飞天把行云流水的动感交织在这些壮丽的场面中，可谓“天衣飞扬，满壁生动”。其中最大的飞天高2.5米，最小的不到5厘米。
绘画色彩上饱满热情。敦煌早期壁画，基本是以暖色调为主，壁画设色厚重浓丽，线描挺拔，风格朴拙浑厚，人物形象主要采取凹凸晕染法，带有浓郁的西域风格。后期敷彩明快清爽、清新脱俗，逐渐呈现出中原风格。敦煌壁画到了隋唐时期开始大放光彩，颜色以黑、白、红、绿、青为主，风格开始变得亮丽、华美。唐初期的壁画开创了敦煌石窟壁画色彩最富丽、绚烂时期的开端，当时使用的颜料主要有石青、石绿、朱砂、银朱朱、赭石、墨等，常用叠晕和渲染两种赋彩方法。敦煌壁画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五色之变”配色规律。从莫高窟最有代表性的唐代洞窟中，我们可见到这种配色传统。其色彩有主客之分，敷彩朴实无华，彩色相和，以形写神，随类赋彩，用自然色彩塑造万物，以达到气韵生动的最高境界。
莫高窟第112窟中唐保存较好，其壁画的色彩基本保持原样，未产生氧化变色。南壁的“观音无量寿经变伎乐”图，依颜色面积大小，运用了赤、绿、黄、白、黑五色。大面积不同明度和纯度的红色与适当的纯度较高的绿、黄色相间，其中还穿插着少量的黑色和白色。使画面色彩既协调统一又丰富多彩、鲜艳夺目，充分体现出师法自然、彩色相和、气韵生动的最高境界。 技法上兼容并蓄。由于人们的视觉审美各不相同，壁画风格也会多种多样。南北朝时期，西域技法对敦煌佛教艺术有很大的影响。北魏晚期到西魏，西域画技法逐渐淡化了异域风格。北周时代，西域风格的佛、菩萨形象又重新在敦煌壁画中出现。西魏时的中原式造型风格与西域式造型并存于洞窟中。隋唐以后，敦煌很快融入了中原式的新风格，如莫高窟第103窟中的东壁壁画维摩诘像，人物形象虬髯云鬓、狡谲健达，画面色彩雅致和谐，线条流畅而苍劲有力，是典型的中原式造型，在技法上的艺术造诣达到了顶峰。敦煌壁画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和包容性，中原式与西域式造型、民族性和世界性的风格都在壁画中得到了完整统一。
敦煌壁画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曾经承载的宗教功能。每一副壁画背后都有其想要传达的原初旨意。如“舍身”是敦煌壁画的一个重要主题，摹本作品《萨那太子本生图》就是一个佛本生故事。故事大意是说，摩诃国有3位王子同行出游，见一母虎产幼虎数只后异常衰弱，迫于饥饿，欲食幼虎。于是萨那太子将其他两位太子支走，脱去衣服赤身置于虎前，但母虎因力衰无法啖食。萨那便走上山岗，用尖锐的干竹将身体刺破，跳下山崖。母虎舐其血、食其肉，恢复了体力。萨那太子的二位兄长返回后，见弟弟被母虎食后只剩下了尸骨，便回宫告知父王母，几人来到山林抱尸痛哭。随后收拾遗骨，起塔供养。敦煌壁画中有很多反映释迦牟尼前生累世修行，经过无数次的善行转世，历经磨难，最后修行成佛的故事。佛陀的无限慈悲与伟大智慧悉数涵盖、融化在这些壁画故事里，为当年走进敦煌的信仰者提供着精神上的启迪。
敦煌壁画的变迁，其实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交融发展的结果。西域的佛教，穿越万水千山而来，那些丝绸之路上的伟大行者，从法显到玄奘，从鸠摩罗什到真谛，他们以奇绝的生命旅程，为中华大地引进了一种珍贵的精神文化。佛教的魅力就在于使这片承载了太多战鼓马蹄的土地，聆听到来自西天的轻柔神秘的声音。张力充盈的敦煌宗教艺术形象，大都如敦煌飞天一样，成功地打通了宗教与世俗的界限，两千年来，这种无形无质的宗教力量，曾让亿万浮躁、喧嚣的心灵逐渐沉静、安宁下来。
（来源：佛教图片 如有侵权 请联系我们删除）
世界上有一个地方，来自印度、波斯、希腊、中国的几大文明在此相遇交汇；世界上有一个地方，佛光不经意的一抹投影，居然成就了一段地老天荒的艺术传奇，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半部艺术史就在这里写就。这个地方叫敦煌，在中国甘肃、青海、新疆的交界处，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敦煌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历史文化景观。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10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尊。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传自西域的佛教，也是在莫高窟逐渐摆脱了高深奥妙的教义束缚，变得通俗简约、平易近人，开始着重展现因果报应、求福消灾、繁衍子孙、丰衣足食等内容，莫高窟从此也变成了人们进行巡礼斋会、日常娱乐的活动场所。
敦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佛教艺术。敦煌壁画更是以其宏伟壮观的构图、合理的布局，还有充满节奏感的线条色彩，绘制成一幅幅灵动的画面。这些壁画从其内容上可大致分为经变画、本生故事画、中国传统神话题材画、佛教史迹故事画、尊像画、供养画和装饰图案画等七类；从绘画艺术本身大致可分为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装饰图等。
造型上传神生动。北凉至北魏，敦煌壁画的菩萨还都是西域神貌，细条粗画，立体感强。之后魏晋风骨逐渐显现，佛像的身材由粗短变得修长、纤细、轻盈，有的秀骨清相，有的呈病态之美。隋朝时期，中原与西域风格交融，人物的形象更具备中国气息，造型非常趋向于东方人的形象。唐朝时期，国家统一兴盛，大唐的自信也流露出来，尤其是女性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女性美充分呈现出来，更多用重色晕染法突出人物的立体感，表情形象更加丰满生动。值得一提的是，盛唐时期，敦煌还出现了吴派画风，“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画面呈现出自信、恬静、素淡自然的气息。还有经典的飞天造型，这些体态修长、婀娜多姿、彩带飘扬的飞天把行云流水的动感交织在这些壮丽的场面中，可谓“天衣飞扬，满壁生动”。其中最大的飞天高2.5米，最小的不到5厘米。
绘画色彩上饱满热情。敦煌早期壁画，基本是以暖色调为主，壁画设色厚重浓丽，线描挺拔，风格朴拙浑厚，人物形象主要采取凹凸晕染法，带有浓郁的西域风格。后期敷彩明快清爽、清新脱俗，逐渐呈现出中原风格。敦煌壁画到了隋唐时期开始大放光彩，颜色以黑、白、红、绿、青为主，风格开始变得亮丽、华美。唐初期的壁画开创了敦煌石窟壁画色彩最富丽、绚烂时期的开端，当时使用的颜料主要有石青、石绿、朱砂、银朱朱、赭石、墨等，常用叠晕和渲染两种赋彩方法。敦煌壁画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五色之变”配色规律。从莫高窟最有代表性的唐代洞窟中，我们可见到这种配色传统。其色彩有主客之分，敷彩朴实无华，彩色相和，以形写神，随类赋彩，用自然色彩塑造万物，以达到气韵生动的最高境界。
莫高窟第112窟中唐保存较好，其壁画的色彩基本保持原样，未产生氧化变色。南壁的“观音无量寿经变伎乐”图，依颜色面积大小，运用了赤、绿、黄、白、黑五色。大面积不同明度和纯度的红色与适当的纯度较高的绿、黄色相间，其中还穿插着少量的黑色和白色。使画面色彩既协调统一又丰富多彩、鲜艳夺目，充分体现出师法自然、彩色相和、气韵生动的最高境界。 技法上兼容并蓄。由于人们的视觉审美各不相同，壁画风格也会多种多样。南北朝时期，西域技法对敦煌佛教艺术有很大的影响。北魏晚期到西魏，西域画技法逐渐淡化了异域风格。北周时代，西域风格的佛、菩萨形象又重新在敦煌壁画中出现。西魏时的中原式造型风格与西域式造型并存于洞窟中。隋唐以后，敦煌很快融入了中原式的新风格，如莫高窟第103窟中的东壁壁画维摩诘像，人物形象虬髯云鬓、狡谲健达，画面色彩雅致和谐，线条流畅而苍劲有力，是典型的中原式造型，在技法上的艺术造诣达到了顶峰。敦煌壁画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和包容性，中原式与西域式造型、民族性和世界性的风格都在壁画中得到了完整统一。
敦煌壁画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曾经承载的宗教功能。每一副壁画背后都有其想要传达的原初旨意。如“舍身”是敦煌壁画的一个重要主题，摹本作品《萨那太子本生图》就是一个佛本生故事。故事大意是说，摩诃国有3位王子同行出游，见一母虎产幼虎数只后异常衰弱，迫于饥饿，欲食幼虎。于是萨那太子将其他两位太子支走，脱去衣服赤身置于虎前，但母虎因力衰无法啖食。萨那便走上山岗，用尖锐的干竹将身体刺破，跳下山崖。母虎舐其血、食其肉，恢复了体力。萨那太子的二位兄长返回后，见弟弟被母虎食后只剩下了尸骨，便回宫告知父王母，几人来到山林抱尸痛哭。随后收拾遗骨，起塔供养。敦煌壁画中有很多反映释迦牟尼前生累世修行，经过无数次的善行转世，历经磨难，最后修行成佛的故事。佛陀的无限慈悲与伟大智慧悉数涵盖、融化在这些壁画故事里，为当年走进敦煌的信仰者提供着精神上的启迪。
敦煌壁画的变迁，其实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交融发展的结果。西域的佛教，穿越万水千山而来，那些丝绸之路上的伟大行者，从法显到玄奘，从鸠摩罗什到真谛，他们以奇绝的生命旅程，为中华大地引进了一种珍贵的精神文化。佛教的魅力就在于使这片承载了太多战鼓马蹄的土地，聆听到来自西天的轻柔神秘的声音。张力充盈的敦煌宗教艺术形象，大都如敦煌飞天一样，成功地打通了宗教与世俗的界限，两千年来，这种无形无质的宗教力量，曾让亿万浮躁、喧嚣的心灵逐渐沉静、安宁下来。
（来源：佛教图片 如有侵权 请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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