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资讯# 【为什么要坚持“动态清零”？“动态清零”是否等同于全域静默、全员核酸？最新回复！】奥密克戎感染者中轻症和无症状比例高，我国防疫政策能选择“躺平”吗？
从国际上看，一些国家选择了所谓的“躺平”，它们是两种免疫状况并存。一是通过自然免疫，也就是群体免疫，让他们自然地感染，已经有比较多的民众感染了新冠病毒。另一个方面，也通过主动接种疫苗来获得主动免疫。我国主要是通过主动的疫苗免疫来增加抵抗力，建立免疫屏障。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体不足，资源配置也不平衡。“一老一小”疫苗接种率总体上还不够高，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冲击，如果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所谓“躺平”的策略，医疗卫生资源将会面临严重挤兑风险，大量有基础病的患者、老年人、儿童、孕妇等人群的身体健康将会受到威胁。同时，对经济社会发展也会产生严重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持我们的策略和措施不动摇。当然，也要不断优化完善防控措施，这也是一个时间窗口。如果加强疫苗接种，加快药物、疫苗等研发，我们就有可能抓住这个时机。
当具备了一些相关条件，比如疫苗接种覆盖率较高，尤其是老年人等脆弱人群接种覆盖率进一步提高，各地都做好了医疗资源、隔离床位、有效药物、物资供应、应急机制等方面的准备，同时有效药物可以广泛使用，病毒不出现更坏的、新的变异，而是更加温和，死亡风险是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利用“动态清零”给我们留出的时间窗口，做好这些相关的准备，一定能够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为何不能在一些地方“共存”，在另一些地方“动态清零”呢？
只有各地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努力控制住本地的疫情，才能赢得全国疫情防控的全面胜利。如果个别地方“动态清零”不坚决果断，搞变通，病毒就可能在当地生根，导致当地疫情迅速扩散，导致疫情外溢，甚至出现跨区域的传播，成为疫情的“传播器”和“放大器”，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的前提下，鼓励地方根据当地的疫情形势和特点，探索总结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进一步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精准的水平，努力用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防控效果。
“动态清零”是否等同于全域静默、全员核酸？
奥密克戎虽然具有传播性强、隐匿性强、无症状感染多这些特点，但是并不意味着就做不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和早治疗，就是我们说的“四早”。真正做到“四早”，我们就不一定需要做全市全员核酸，甚至全城封控，所以抗击奥密克戎并不意味着是全市全员的核酸，更不意味着是全市全域的封控。
但是在不清楚传染源的来源以及感染者的波及范围和接触人群的情况下，就有必要适当扩大管控范围，加强核酸检测，加强相应的管控措施。
总的来看，我国现在应该具备了“四早”的技术和手段，比如我们的核酸检测技术和已经广泛推广使用的抗原自测技术。在出现疫情的地方，将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实行有效组合，尽早发现可能的感染者。另外，法律上对疫情的报告有一系列的规定和要求。此外，我们有一套完备的监测体系，监测能力也正在进一步加强。两年多以来，我们已经积累了和新冠肺炎病毒斗争的经验，应急体系、救治体系、民众参与群防群控，部门联动，联防联控机制已经形成了一个最基本的经验，就是以快治快，特别是针对奥密克戎。只要把这些利用好，一定能落实“四早”，尽快用最小成本和代价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动态清零”政策对经济有哪些影响？
“动态清零”和经济发展、正常的生产生活之间是相互协同的，不是对立的。“动态清零”有三方面的子目标：一是有效保护身体健康、生命安全。二是有效保护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使经济发展免受病毒和疫情造成的冲击。三是有效保障老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
疫情、病毒才是拖累经济的罪魁祸首。大流行都会对各国的经济造成影响，各国的抗疫，实际上在各自的理念指导下采取的一系列策略和措施，目的都是为了尽量减少疫情和病毒带来的影响。但由于理念、方针、策略、措施的力度强度速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就体现出不同国家、不同地方抗疫效果和效益的差异。
为战胜疫情所采取的一些具体防控措施，会造成短暂性的生活不便和短暂的社会经济活动影响，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动态清零”总方针特别强调的是精准，要精准平衡抗疫和经济发展、正常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以宏观视角、群体视角、动态视角来看待平衡问题。具体说，我们可能在实行某些具体策略和措施的时候，在短期之内，牺牲了一些局部地区和一部分人的生活便利性，使局部地区的经济在短时间内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我们可以换取最广大地区、最广大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这个是具有成本效益的，这也是一种平衡。
“动态清零”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到底是什么？
在计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成本和收益的时候，首先应该明确局部和整体的关系、短期和长期的关系。二是，在评价抗疫的成本和收益时，不仅仅是经济或者是货币的成本和收益。因为生命是无价的，生命也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应该是一个系统的观点，要算大账、总体账、动态算账，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民生账。
成本包括直接的成本，比如疫苗接种、方舱建设、核酸检测，都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也会引发一些间接成本，比如抗疫会限制局部地区的一部分人的流动性，由于这种流动性限制，可能会造成一些经济上的影响。还有无形的成本，比如隔离人员，特别是在封控区或者管控区的人员，在家隔离会产生焦虑不安等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在算抗疫策略和措施收益时，也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多层次的，包括直接收益、间接收益、无形收益。我国有效避免了疫情大规模的流行和暴发，保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有效避免了人均期望寿命折损，维护了最广大地区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我国2020年的经济发展，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增长了8.1%，两年平均增长5.1%，经济增速居全球主要经济体前列。2022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8%。这种态势已经证明，“动态清零”符合中国国情，较好地平衡了疫情的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中国所采取的“动态清零”总方针和一系列抗疫举措，相当于为中国14亿人民购买了一份应对疫情变化、病毒变异传播等不确定因素的保险，购买保险的成本是牺牲一小部分人的消费，目的是为了整体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动态清零”还促进了数字经济发展，利用的远程医疗、大数据技术等，促进了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力保障了民生，更保护了脆弱人群。同时，通过联防联控，通过社区治理能力提升，也促进了公共服务部门间、政府和社会间、上级政府到基层社区治理部门间的有效衔接和联动。
为什么说我国疫情防控进入“第四阶段”？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了全方位综合防控“科学精准、动态清零”的第四个阶段。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无症状感染者比例高、隐匿性传播强等特点，总结各地防控经验、不断完善防控的各项措施。
在防控措施上，明确主攻方向，分清防控措施的优先次序，以“空间换时间”，把社区防控摆在了重要位置。第一时间把风险人群控制在管控范围内，阳性感染者应治尽治，密切接触者应隔尽隔，尽可能对次密接进行集中隔离，力争最短时间阻断疫情传播的链条。
推进抗原+核酸筛查，以最快的速度发现感染者。公安、工信、公卫“三公（工）”协同开展流调，准确判定风险人群范围，精准采取防控措施。在疫情处置的组织管理上，更加协同高效，以快制快，以集中统筹为原则，确保核酸检测、流调、隔离转运、社区管控等各环节协调联动，最大程度压缩初筛阳性到完成转运的时间，以疫情高发地区为重点，集中优势力量，组织实施好重点区域的攻坚，迅速遏制疫情传播势头。
如何保证抗疫和提供正常的医疗服务两不误？
当前，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呈现多点散发和局部规模性疫情交织的态势，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一些地区因受疫情的影响，一些区域进行了封控和管控，群众的就医也受到了影响。针对这个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第一，保障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国家卫生健康委部署，要求各地设立“黄码”医院，开通“云门诊”，对于危急重症患者，在核酸检测结果不明的情况下，要及时启动和规范使用急诊、抢救室、手术室、病房设立的缓冲区域，医务人员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和急危重症抢救的制度，做好个人防护，及时有效地进行救治，不以任何理由推诿拒绝、延误治疗。
第二，要满足特殊群体的就医需求。对封控区内血液透析的患者、放化疗等肿瘤患者，以及孕产妇和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地方疫情防控部门要做好调查和统计，要建立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切实落实好连续的医疗服务保障。对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可通过开具长处方等方式，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做好服务，满足医疗服务的需求。
第三，完善发生疫情地区的医疗保障。疫情防控期间，提高统筹的层级，加强部门联动，科学设置120等急救电话和便民服务的渠道，确保群众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打得通、联系上、找到人、看上病”。封控区和管控区要不断完善应急状态下的医疗服务管理的运行机制，安排专家团队对有需要的人员提供咨询和评估，需要外出就医的，要点对点接送，闭环管理，让看病需求的居民能够出得了小区的门，进得去医院的门。
第四，统筹医疗机构内部的疫情防控和医疗服务工作。进一步强化医疗机构内的疫情监测预警，完善突发疫情处置的流程，一旦发现确诊病例，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在及时有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的同时，要报告给当地疾病防控指挥部门，统筹做好医院的疫情防控和社会的疫情防控。对于发现病例的医疗机构，不能因疫情的处置一关了之、一封了之，在采取封管控措施后，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保障急诊、透析室、手术室、重症监护室、分娩室等重点科室医疗服务的连续性，确保急危重症患者得到及时救治，尽最大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医疗机构正常医疗服务的影响。
目前我国老年人疫苗接种情况如何？
截至4月28日，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覆盖人数达到2亿2708.8万人，完成全程接种2亿1515.5万人。覆盖人数和全程接种人数分别占老年人口的86.01%和81.49%。加强免疫接种已完成1亿6042.5万人。
（来源/河南疾控 编辑/范书霞）
从国际上看，一些国家选择了所谓的“躺平”，它们是两种免疫状况并存。一是通过自然免疫，也就是群体免疫，让他们自然地感染，已经有比较多的民众感染了新冠病毒。另一个方面，也通过主动接种疫苗来获得主动免疫。我国主要是通过主动的疫苗免疫来增加抵抗力，建立免疫屏障。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体不足，资源配置也不平衡。“一老一小”疫苗接种率总体上还不够高，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冲击，如果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所谓“躺平”的策略，医疗卫生资源将会面临严重挤兑风险，大量有基础病的患者、老年人、儿童、孕妇等人群的身体健康将会受到威胁。同时，对经济社会发展也会产生严重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持我们的策略和措施不动摇。当然，也要不断优化完善防控措施，这也是一个时间窗口。如果加强疫苗接种，加快药物、疫苗等研发，我们就有可能抓住这个时机。
当具备了一些相关条件，比如疫苗接种覆盖率较高，尤其是老年人等脆弱人群接种覆盖率进一步提高，各地都做好了医疗资源、隔离床位、有效药物、物资供应、应急机制等方面的准备，同时有效药物可以广泛使用，病毒不出现更坏的、新的变异，而是更加温和，死亡风险是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利用“动态清零”给我们留出的时间窗口，做好这些相关的准备，一定能够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为何不能在一些地方“共存”，在另一些地方“动态清零”呢？
只有各地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努力控制住本地的疫情，才能赢得全国疫情防控的全面胜利。如果个别地方“动态清零”不坚决果断，搞变通，病毒就可能在当地生根，导致当地疫情迅速扩散，导致疫情外溢，甚至出现跨区域的传播，成为疫情的“传播器”和“放大器”，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的前提下，鼓励地方根据当地的疫情形势和特点，探索总结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进一步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精准的水平，努力用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防控效果。
“动态清零”是否等同于全域静默、全员核酸？
奥密克戎虽然具有传播性强、隐匿性强、无症状感染多这些特点，但是并不意味着就做不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和早治疗，就是我们说的“四早”。真正做到“四早”，我们就不一定需要做全市全员核酸，甚至全城封控，所以抗击奥密克戎并不意味着是全市全员的核酸，更不意味着是全市全域的封控。
但是在不清楚传染源的来源以及感染者的波及范围和接触人群的情况下，就有必要适当扩大管控范围，加强核酸检测，加强相应的管控措施。
总的来看，我国现在应该具备了“四早”的技术和手段，比如我们的核酸检测技术和已经广泛推广使用的抗原自测技术。在出现疫情的地方，将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实行有效组合，尽早发现可能的感染者。另外，法律上对疫情的报告有一系列的规定和要求。此外，我们有一套完备的监测体系，监测能力也正在进一步加强。两年多以来，我们已经积累了和新冠肺炎病毒斗争的经验，应急体系、救治体系、民众参与群防群控，部门联动，联防联控机制已经形成了一个最基本的经验，就是以快治快，特别是针对奥密克戎。只要把这些利用好，一定能落实“四早”，尽快用最小成本和代价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动态清零”政策对经济有哪些影响？
“动态清零”和经济发展、正常的生产生活之间是相互协同的，不是对立的。“动态清零”有三方面的子目标：一是有效保护身体健康、生命安全。二是有效保护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使经济发展免受病毒和疫情造成的冲击。三是有效保障老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
疫情、病毒才是拖累经济的罪魁祸首。大流行都会对各国的经济造成影响，各国的抗疫，实际上在各自的理念指导下采取的一系列策略和措施，目的都是为了尽量减少疫情和病毒带来的影响。但由于理念、方针、策略、措施的力度强度速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就体现出不同国家、不同地方抗疫效果和效益的差异。
为战胜疫情所采取的一些具体防控措施，会造成短暂性的生活不便和短暂的社会经济活动影响，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动态清零”总方针特别强调的是精准，要精准平衡抗疫和经济发展、正常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以宏观视角、群体视角、动态视角来看待平衡问题。具体说，我们可能在实行某些具体策略和措施的时候，在短期之内，牺牲了一些局部地区和一部分人的生活便利性，使局部地区的经济在短时间内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我们可以换取最广大地区、最广大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这个是具有成本效益的，这也是一种平衡。
“动态清零”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到底是什么？
在计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成本和收益的时候，首先应该明确局部和整体的关系、短期和长期的关系。二是，在评价抗疫的成本和收益时，不仅仅是经济或者是货币的成本和收益。因为生命是无价的，生命也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应该是一个系统的观点，要算大账、总体账、动态算账，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民生账。
成本包括直接的成本，比如疫苗接种、方舱建设、核酸检测，都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也会引发一些间接成本，比如抗疫会限制局部地区的一部分人的流动性，由于这种流动性限制，可能会造成一些经济上的影响。还有无形的成本，比如隔离人员，特别是在封控区或者管控区的人员，在家隔离会产生焦虑不安等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在算抗疫策略和措施收益时，也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多层次的，包括直接收益、间接收益、无形收益。我国有效避免了疫情大规模的流行和暴发，保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有效避免了人均期望寿命折损，维护了最广大地区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我国2020年的经济发展，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增长了8.1%，两年平均增长5.1%，经济增速居全球主要经济体前列。2022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8%。这种态势已经证明，“动态清零”符合中国国情，较好地平衡了疫情的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中国所采取的“动态清零”总方针和一系列抗疫举措，相当于为中国14亿人民购买了一份应对疫情变化、病毒变异传播等不确定因素的保险，购买保险的成本是牺牲一小部分人的消费，目的是为了整体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动态清零”还促进了数字经济发展，利用的远程医疗、大数据技术等，促进了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力保障了民生，更保护了脆弱人群。同时，通过联防联控，通过社区治理能力提升，也促进了公共服务部门间、政府和社会间、上级政府到基层社区治理部门间的有效衔接和联动。
为什么说我国疫情防控进入“第四阶段”？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了全方位综合防控“科学精准、动态清零”的第四个阶段。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无症状感染者比例高、隐匿性传播强等特点，总结各地防控经验、不断完善防控的各项措施。
在防控措施上，明确主攻方向，分清防控措施的优先次序，以“空间换时间”，把社区防控摆在了重要位置。第一时间把风险人群控制在管控范围内，阳性感染者应治尽治，密切接触者应隔尽隔，尽可能对次密接进行集中隔离，力争最短时间阻断疫情传播的链条。
推进抗原+核酸筛查，以最快的速度发现感染者。公安、工信、公卫“三公（工）”协同开展流调，准确判定风险人群范围，精准采取防控措施。在疫情处置的组织管理上，更加协同高效，以快制快，以集中统筹为原则，确保核酸检测、流调、隔离转运、社区管控等各环节协调联动，最大程度压缩初筛阳性到完成转运的时间，以疫情高发地区为重点，集中优势力量，组织实施好重点区域的攻坚，迅速遏制疫情传播势头。
如何保证抗疫和提供正常的医疗服务两不误？
当前，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呈现多点散发和局部规模性疫情交织的态势，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一些地区因受疫情的影响，一些区域进行了封控和管控，群众的就医也受到了影响。针对这个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第一，保障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国家卫生健康委部署，要求各地设立“黄码”医院，开通“云门诊”，对于危急重症患者，在核酸检测结果不明的情况下，要及时启动和规范使用急诊、抢救室、手术室、病房设立的缓冲区域，医务人员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和急危重症抢救的制度，做好个人防护，及时有效地进行救治，不以任何理由推诿拒绝、延误治疗。
第二，要满足特殊群体的就医需求。对封控区内血液透析的患者、放化疗等肿瘤患者，以及孕产妇和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地方疫情防控部门要做好调查和统计，要建立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切实落实好连续的医疗服务保障。对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可通过开具长处方等方式，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做好服务，满足医疗服务的需求。
第三，完善发生疫情地区的医疗保障。疫情防控期间，提高统筹的层级，加强部门联动，科学设置120等急救电话和便民服务的渠道，确保群众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打得通、联系上、找到人、看上病”。封控区和管控区要不断完善应急状态下的医疗服务管理的运行机制，安排专家团队对有需要的人员提供咨询和评估，需要外出就医的，要点对点接送，闭环管理，让看病需求的居民能够出得了小区的门，进得去医院的门。
第四，统筹医疗机构内部的疫情防控和医疗服务工作。进一步强化医疗机构内的疫情监测预警，完善突发疫情处置的流程，一旦发现确诊病例，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在及时有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的同时，要报告给当地疾病防控指挥部门，统筹做好医院的疫情防控和社会的疫情防控。对于发现病例的医疗机构，不能因疫情的处置一关了之、一封了之，在采取封管控措施后，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保障急诊、透析室、手术室、重症监护室、分娩室等重点科室医疗服务的连续性，确保急危重症患者得到及时救治，尽最大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医疗机构正常医疗服务的影响。
目前我国老年人疫苗接种情况如何？
截至4月28日，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覆盖人数达到2亿2708.8万人，完成全程接种2亿1515.5万人。覆盖人数和全程接种人数分别占老年人口的86.01%和81.49%。加强免疫接种已完成1亿6042.5万人。
（来源/河南疾控 编辑/范书霞）
【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他每次出去喝酒怎么叫也叫不回家，每次都说特殊，每次都有借口，对我的生气无动于衷，答应过我的全做不到，我已经让出很多步了，他却依旧如此，他总是觉得自己开心完了第二天睡个好觉再来找我说几句话我们就能和好。 是的我承认，我爱他所以我心软，但在此之前的每个夜晚我独自一人承受的委屈和似是被欺骗被背叛的感觉却难以消除，他让我觉得自己很蠢且不受尊重，我的心每天都被拿起来狠狠摔在地上，一次又一次，明知道他是这种最令我讨厌的人，却还是每晚都等他回家，只为了和他说几句话。男人的心在外，就永远都不会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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