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蜜酷爱买化妆品，尤其。跟她逛街，每个品牌，各种款，啥颜色，简直如数家珍。而我看了她，2021年立flag不买不买，全用到空瓶，用到铁皮。。。再说。
最近B站好多晒空瓶亮铁皮的。问闺蜜，为啥人家用的那么快啊？我真的努力消耗了，才空了两个瓶。闺蜜说那都是网红up主故意扔掉了，晒空瓶才有人相信好用跟风买。[笑cry]
下午陪亲戚买新春礼，他发现我对黄金柜台太熟悉了，几个大牌专柜导购都认识，主动和我打招呼，我也熟悉各品牌的商品。他问我，你这是买了多少金首饰？不，你应该问我，这是做了多少实地调研？十二年，三地四城8个商场。今天发现，我已经不想再买金饰了，购买欲的第一次终结。
今晚看了本好书，作者的观点，只有零星几条不支持，比如用手擦地。我是那种科技倡导者，有洗碗机，绝不手洗；有洗地机，绝不手擦。但更支持买少一点，生活就会多一点；更支持，每天花十分钟发呆，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更支持保留一点小而美好的物件，这是属于自己微小而真实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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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纪实 | 一湖碧波涌天外：走近万峰湖公益诉讼专案组】万峰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地处黔、桂、滇三省（区）结合部，是珠三角经济区的重要水源，其水质状况直接关系到沿岸数十万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珠江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2017年，中央第七环保督察组在贵州省督察时指出，“珠江流域万峰湖库区网箱面积7072亩，超过规划养殖面积3.93倍”，网箱养鱼无序发展，对万峰湖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小时候我们就爱来这里玩，又喝水，又用这个水洗头，有网箱的时候我们不敢喝、不敢洗头，水又臭又黑，我们都不敢喝。”万峰湖库区村民对记者说。
三省五县齐发力
2019年11月，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在贵州省黔西南州调研时发现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的案件线索，经初步调查，认为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和相关主体违法事实客观存在，符合公益诉讼检察立案条件。因万峰湖横跨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区）、五县，由其中一地办理存在困难，同年12月11日，最高检决定直接启动公益诉讼检察立案程序。最高检党组高度重视，张军检察长亲自部署，张雪樵副检察长担任主办检察官，第八检察厅抽调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区）检察机关47名公益诉讼业务骨干组成专案组，以一体化办案模式，集中开展线索摸排、调查取证、制发检察建议等工作。
“要想破解万峰湖治理难题，需要大量的办案力量，必须四级检察机关一体化办案，甚至以院为单位横向的也是一体化，仅仅靠公益诉讼一个部门或者一个院单打独斗，那是不可能的。”最高检第八检察厅一名主办检察官告诉记者。
在专案组的统一部署下，广西、云南、贵州三地检察机关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万峰湖专案工作情况。三地各级党委政府对该项工作均表示大力支持与配合，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专案工作的办理。
“采取集中统一的行动，督促三地联合行动，共同采取措施。充分发挥三地各级政府、生态环保、水利执法部门的职能，形成保护合力，促进有效的治理。”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对专案办理高度重视。
“三省（区）的主要领导都作出了批示，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并对相关行政职能部门落实好相关责任提出明确要求，这对我们开展公益诉讼办案工作是巨大的支持。”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农中校对记者说。
“在州委州政府领导下的部门合作制、上下一体制，我们把它叫作‘五级一体’，纵横相连，叫作‘一体化运作’，有力推动了办案工作的开展。”黔西南州副州长李淞对专案组工作给予肯定。
疫情期间办案脚步不停
2020年4月
因疫情原因，最高检专案组办案人员未能赴万峰湖现场办案，专案组经研判，将符合条件的22条案件线索交三地检察机关办理。三地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边抗疫、边办案，督促有关部门积极履职，保证了专案工作在疫情期间有序推进。
2020年7月
专案组通过召开视频调度会的方式，指导三地检察机关统一方向和步骤，落实专案工作部署。
2020年8月
疫情已相对平稳，专案组采取与相关行政机关共同巡湖、座谈等形式开展办案工作，督促有关部门积极履职。
2020年9月
张雪樵副检察长带队赴广西百色、贵州黔西南、云南曲靖等地，召开区域协作机制推进会，与当地党委政府及相关行政机关座谈，研究流域协同治理、长效治理问题。
2020年11月
专案组在云南曲靖召开办案推进会，研究交办案件线索审查、举办专案听证相关事项以及办案中存在的困难等问题，并对加大办案力度、提升办案质量、做好全案总结等工作作出部署。
经过一年的共同努力，专案组共摸排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类案件线索61条，交办或指定地方检察机关办理48条，立案45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案件44件，民事公益诉讼案件1件；经磋商解决6件，经制发诉前检察建议解决36件，经专家论证协调行政机关解决2件。办案中对检察机关制发的诉前检察建议，行政机关均依法按时回复。
听证会上建言献策
在三地三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下，万峰湖的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广西
广西拆除养殖网箱面积535960平方米，水上浮房682个，复垦被破坏的耕地21149.42平方米，清理垃圾约100立方米。累计投入整治经费2231.9万余元。
贵州
贵州省兴义市委市政府制定万峰湖流域水质提升方案，共检查万峰湖各支流沿线煤矿40余家、污水处理厂及垃圾填埋场43个，对排查发现的严重违法问题及时立案处罚9件。
云南
云南省曲靖市三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紧盯非法垂钓引发的污染问题，组织力量清理湖面钓台浮动设施184处，清理湖面及上游河道垃圾近3000吨（库区18吨、上游南盘江陆良段2929吨）。
万峰湖流域非法网箱养殖等湖面可视类污染问题已得到彻底治理，干支流等深层次污染问题治理也在稳步推进，同时引导湖区渔民转产上岸，稳定民情。
“我们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获得经济指标的好看，赢得短期效益，也不能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把子孙的饭给吃了。所以要整治、要转产，要让老百姓上岸发展，这是我们主要的考虑。”广西西林县委书记冉光富认为。
三省（区）共安置库区渔民10901余户，种植砂糖橘等经济林木25.8万余亩，产业转移相继投资4.2亿余元，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我们加大办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同时，要统筹推进当地生态优质特色的农产品质量溯源体系建设，让老百姓觉得环境也好了，生活也更富裕了，争取把万峰湖治理打造成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范本。”张雪樵高兴地说。
如今的万峰湖碧波荡漾，景色如画。为巩固办案成效，专案组以案件办理为切入点，积极推动湖区检察机关建立万峰湖流域跨区域公益诉讼检察协作机制，着力构建全流域协同保护万峰湖生态环境的滇黔桂检察共同体，形成同频共振、多方协同的万峰湖综合治理格局，完善常态化公益诉讼检察跨区域协作。
2020年10月27日
广西百色市院、贵州黔西南州院、云南曲靖市院共同签署了《关于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协作机制（试行）》，建立万峰湖流域五县（市）区域协作治理机制。
2020年10月19日、20日
三省水利厅相关部门人员共30余人联合对万峰湖进行了巡湖巡查。“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的落实，推进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沟通、协作，形成保护合力。
2020年9月16日至18日
广西百色市、贵州黔西南州、云南曲靖市人大常委会在广西隆林召开会议，共同签署了《百色市、黔西南州、曲靖市人大常委会跨区域协同立法合作协议》。
案件是否已经办结？办案效果好不好？不能检察机关自己说了算。
图片
2020年12月24日，“万峰湖专案”检察听证会召开。
2020年12月24日，专案组围绕“办案工作成效”和“规范渔业生态养殖”两个议题在贵州省兴义市举行公开检察听证，听证员由三地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3名全国人大代表、4名专家学者组成，邀请了相关部委代表列席、三地市级政府领导参加、沿岸5县政府领导和群众代表旁听。听证会上，参加人员充分肯定了专案办理的成效，希望检察机关多办理此类案件，对开展渔业生态养殖建言献策。
听证会的召开，标志着“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公益诉讼专案”画上了句号。专案虽然结束了，但检察机关对万峰湖的保护不会结束，还会“没完没了”地关注并推进后续工作，不定期开展“回头看”活动，让万峰湖这一优美画卷永远绽放。
办案故事
“同心圆”
“1月8日，鲁布革乡组织党政班子、干部职工、渔民、学生、教师代表，共计60余人，在万峰湖边乃格码头进行增殖放流活动，共放流鲢、鳙鱼鱼苗近20万尾……”1月12日，我无意间看到罗平县电视台在报道题为“治污增鱼增殖放流——万峰湖整治持续深化”的新闻。万峰湖今非昔比，我参与办理万峰湖专案的经过也瞬间浮现眼前。
罗平县是万峰湖专案在云南的主战场。2020年1月，接到最高检关于办理万峰湖专案的指令后，我带着干警到万峰湖流域罗平段实地巡湖。现场查看发现，万峰湖沿线野外钓台及民宿商店零星遍布，废弃船舶随意摆放，湖面垃圾四处漂浮。万峰湖污染严重亟须治理，沿湖10多万渔民生计堪忧！必须妥善处理好办案与监督、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为此，我们多次走访调查听民声，主动向地方党委政府和上级检察院请示报告专案办理进度，积极与相关职能部门召开座谈会、现场办案会，一起商讨万峰湖长效常治对策。同时，加强与相邻的广西、贵州的兄弟检察院跨省协作，加快推进万峰湖治理长效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建立，通过万峰湖集中整治“同心圆”促进万峰湖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万峰湖专案是全国众多公益诉讼检察案件中的一个，我也只是众多参与专案办理检察官中的一员。但是，为期一年的办案过程，让我们收获了许多，有专案组成员们的革命友谊，有相关部门人员的理解支持，还有沿湖群众的信任……日前，最高检官宣“万峰湖专案结案”，意味着我们圆满完成了专案办理任务。但是，公益保护路途漫长，而我们，始终在路上。（云南省罗平县检察院检察长张国苍）
老渔船
在参与办理万峰湖专案中，为了摸排线索，我们经常前往较为偏远的乡镇，了解辖区万峰湖湖面及沿岸情况。
依稀记得，有一次我们驱车2个多小时到三江口镇安沙村，山路崎岖、路况极差，一路可谓惊心动魄。到村里后，由于地方偏僻，我们只能向村民借民用渔船，去查看万峰湖情况。民用渔船十分简陋，只有一个船篷，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站在船头四处查看，发现湖面有垃圾漂浮就拍照取证。在船上看不清湖岸边的垃圾，需要靠近岸边仔细查看，但由于渔船老旧，操作较为困难，经常无法在预计的地方靠岸。我们下船后，小心徒步一段路程，才能实地查看垃圾情况。
湖边大量的生活垃圾让人触目惊心。询问附近群众得知，很多垃圾都是无序垂钓的人留下的。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们及时向相关单位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加强对湖岸边无序垂钓问题的监管。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加大监管力度，湖边的垃圾污染问题随着垂钓问题的改善，也有了显著改观。（贵州省兴义市检察院检察官刘国建）
巡湖
作为专案组的成员，我和同事经常到万峰湖沿线巡查。
第一次巡查时，发现湖面有几个区域遍布星罗棋布的网箱，附近湖水颜色暗黑、有腥臭味，便用无人机拍下网箱养殖投喂鱼料、喷洒鱼药的情况，最终确定网箱养殖是湖面最大的污染源。办案中，隆林各族自治县、西林县检察院在湖面网箱养殖最严重的区域设立了水上检察室，体现了检察院“治理不好绝不收兵”的信心和决心。
办案需要对湖边金矿的土样水样和网箱养殖投料的水质进行检验，自治区检察院技术处就专门派出一个10人技术团队，跟随我们来到百色地区。正值5月，烈日当空，金矿区域扬尘很大且没有遮挡物，我们都自觉戴上草帽防晒，但因为需要在多处进行水质取样，还要用铁铲挖开尾矿堆取土，户外一晒几个小时下来，大家都是黑红黑红的。
取料并非一蹴而就，往往是下午先到湖面取了网箱养殖投料前的水样，然后在船上等候天黑投料后，再取投料后的水样。等大家回到水上检察室时，已是晚上9点了。
得知西林县水域有改装船排污的情况后，我们决定前往现场勘察。从西林县城到湖边，路窄弯多、道路坑洼，虽然开车只要2个多小时，但在车上不断被颠簸弹起，颇为不易。至今想起那些日子，我都觉得难忘。（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检察官陈燕倩）
来源：检察日报
2017年，中央第七环保督察组在贵州省督察时指出，“珠江流域万峰湖库区网箱面积7072亩，超过规划养殖面积3.93倍”，网箱养鱼无序发展，对万峰湖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小时候我们就爱来这里玩，又喝水，又用这个水洗头，有网箱的时候我们不敢喝、不敢洗头，水又臭又黑，我们都不敢喝。”万峰湖库区村民对记者说。
三省五县齐发力
2019年11月，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在贵州省黔西南州调研时发现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的案件线索，经初步调查，认为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和相关主体违法事实客观存在，符合公益诉讼检察立案条件。因万峰湖横跨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区）、五县，由其中一地办理存在困难，同年12月11日，最高检决定直接启动公益诉讼检察立案程序。最高检党组高度重视，张军检察长亲自部署，张雪樵副检察长担任主办检察官，第八检察厅抽调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区）检察机关47名公益诉讼业务骨干组成专案组，以一体化办案模式，集中开展线索摸排、调查取证、制发检察建议等工作。
“要想破解万峰湖治理难题，需要大量的办案力量，必须四级检察机关一体化办案，甚至以院为单位横向的也是一体化，仅仅靠公益诉讼一个部门或者一个院单打独斗，那是不可能的。”最高检第八检察厅一名主办检察官告诉记者。
在专案组的统一部署下，广西、云南、贵州三地检察机关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万峰湖专案工作情况。三地各级党委政府对该项工作均表示大力支持与配合，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专案工作的办理。
“采取集中统一的行动，督促三地联合行动，共同采取措施。充分发挥三地各级政府、生态环保、水利执法部门的职能，形成保护合力，促进有效的治理。”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对专案办理高度重视。
“三省（区）的主要领导都作出了批示，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并对相关行政职能部门落实好相关责任提出明确要求，这对我们开展公益诉讼办案工作是巨大的支持。”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农中校对记者说。
“在州委州政府领导下的部门合作制、上下一体制，我们把它叫作‘五级一体’，纵横相连，叫作‘一体化运作’，有力推动了办案工作的开展。”黔西南州副州长李淞对专案组工作给予肯定。
疫情期间办案脚步不停
2020年4月
因疫情原因，最高检专案组办案人员未能赴万峰湖现场办案，专案组经研判，将符合条件的22条案件线索交三地检察机关办理。三地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边抗疫、边办案，督促有关部门积极履职，保证了专案工作在疫情期间有序推进。
2020年7月
专案组通过召开视频调度会的方式，指导三地检察机关统一方向和步骤，落实专案工作部署。
2020年8月
疫情已相对平稳，专案组采取与相关行政机关共同巡湖、座谈等形式开展办案工作，督促有关部门积极履职。
2020年9月
张雪樵副检察长带队赴广西百色、贵州黔西南、云南曲靖等地，召开区域协作机制推进会，与当地党委政府及相关行政机关座谈，研究流域协同治理、长效治理问题。
2020年11月
专案组在云南曲靖召开办案推进会，研究交办案件线索审查、举办专案听证相关事项以及办案中存在的困难等问题，并对加大办案力度、提升办案质量、做好全案总结等工作作出部署。
经过一年的共同努力，专案组共摸排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类案件线索61条，交办或指定地方检察机关办理48条，立案45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案件44件，民事公益诉讼案件1件；经磋商解决6件，经制发诉前检察建议解决36件，经专家论证协调行政机关解决2件。办案中对检察机关制发的诉前检察建议，行政机关均依法按时回复。
听证会上建言献策
在三地三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下，万峰湖的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广西
广西拆除养殖网箱面积535960平方米，水上浮房682个，复垦被破坏的耕地21149.42平方米，清理垃圾约100立方米。累计投入整治经费2231.9万余元。
贵州
贵州省兴义市委市政府制定万峰湖流域水质提升方案，共检查万峰湖各支流沿线煤矿40余家、污水处理厂及垃圾填埋场43个，对排查发现的严重违法问题及时立案处罚9件。
云南
云南省曲靖市三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紧盯非法垂钓引发的污染问题，组织力量清理湖面钓台浮动设施184处，清理湖面及上游河道垃圾近3000吨（库区18吨、上游南盘江陆良段2929吨）。
万峰湖流域非法网箱养殖等湖面可视类污染问题已得到彻底治理，干支流等深层次污染问题治理也在稳步推进，同时引导湖区渔民转产上岸，稳定民情。
“我们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获得经济指标的好看，赢得短期效益，也不能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把子孙的饭给吃了。所以要整治、要转产，要让老百姓上岸发展，这是我们主要的考虑。”广西西林县委书记冉光富认为。
三省（区）共安置库区渔民10901余户，种植砂糖橘等经济林木25.8万余亩，产业转移相继投资4.2亿余元，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我们加大办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同时，要统筹推进当地生态优质特色的农产品质量溯源体系建设，让老百姓觉得环境也好了，生活也更富裕了，争取把万峰湖治理打造成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范本。”张雪樵高兴地说。
如今的万峰湖碧波荡漾，景色如画。为巩固办案成效，专案组以案件办理为切入点，积极推动湖区检察机关建立万峰湖流域跨区域公益诉讼检察协作机制，着力构建全流域协同保护万峰湖生态环境的滇黔桂检察共同体，形成同频共振、多方协同的万峰湖综合治理格局，完善常态化公益诉讼检察跨区域协作。
2020年10月27日
广西百色市院、贵州黔西南州院、云南曲靖市院共同签署了《关于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协作机制（试行）》，建立万峰湖流域五县（市）区域协作治理机制。
2020年10月19日、20日
三省水利厅相关部门人员共30余人联合对万峰湖进行了巡湖巡查。“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的落实，推进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沟通、协作，形成保护合力。
2020年9月16日至18日
广西百色市、贵州黔西南州、云南曲靖市人大常委会在广西隆林召开会议，共同签署了《百色市、黔西南州、曲靖市人大常委会跨区域协同立法合作协议》。
案件是否已经办结？办案效果好不好？不能检察机关自己说了算。
图片
2020年12月24日，“万峰湖专案”检察听证会召开。
2020年12月24日，专案组围绕“办案工作成效”和“规范渔业生态养殖”两个议题在贵州省兴义市举行公开检察听证，听证员由三地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3名全国人大代表、4名专家学者组成，邀请了相关部委代表列席、三地市级政府领导参加、沿岸5县政府领导和群众代表旁听。听证会上，参加人员充分肯定了专案办理的成效，希望检察机关多办理此类案件，对开展渔业生态养殖建言献策。
听证会的召开，标志着“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公益诉讼专案”画上了句号。专案虽然结束了，但检察机关对万峰湖的保护不会结束，还会“没完没了”地关注并推进后续工作，不定期开展“回头看”活动，让万峰湖这一优美画卷永远绽放。
办案故事
“同心圆”
“1月8日，鲁布革乡组织党政班子、干部职工、渔民、学生、教师代表，共计60余人，在万峰湖边乃格码头进行增殖放流活动，共放流鲢、鳙鱼鱼苗近20万尾……”1月12日，我无意间看到罗平县电视台在报道题为“治污增鱼增殖放流——万峰湖整治持续深化”的新闻。万峰湖今非昔比，我参与办理万峰湖专案的经过也瞬间浮现眼前。
罗平县是万峰湖专案在云南的主战场。2020年1月，接到最高检关于办理万峰湖专案的指令后，我带着干警到万峰湖流域罗平段实地巡湖。现场查看发现，万峰湖沿线野外钓台及民宿商店零星遍布，废弃船舶随意摆放，湖面垃圾四处漂浮。万峰湖污染严重亟须治理，沿湖10多万渔民生计堪忧！必须妥善处理好办案与监督、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为此，我们多次走访调查听民声，主动向地方党委政府和上级检察院请示报告专案办理进度，积极与相关职能部门召开座谈会、现场办案会，一起商讨万峰湖长效常治对策。同时，加强与相邻的广西、贵州的兄弟检察院跨省协作，加快推进万峰湖治理长效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建立，通过万峰湖集中整治“同心圆”促进万峰湖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万峰湖专案是全国众多公益诉讼检察案件中的一个，我也只是众多参与专案办理检察官中的一员。但是，为期一年的办案过程，让我们收获了许多，有专案组成员们的革命友谊，有相关部门人员的理解支持，还有沿湖群众的信任……日前，最高检官宣“万峰湖专案结案”，意味着我们圆满完成了专案办理任务。但是，公益保护路途漫长，而我们，始终在路上。（云南省罗平县检察院检察长张国苍）
老渔船
在参与办理万峰湖专案中，为了摸排线索，我们经常前往较为偏远的乡镇，了解辖区万峰湖湖面及沿岸情况。
依稀记得，有一次我们驱车2个多小时到三江口镇安沙村，山路崎岖、路况极差，一路可谓惊心动魄。到村里后，由于地方偏僻，我们只能向村民借民用渔船，去查看万峰湖情况。民用渔船十分简陋，只有一个船篷，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站在船头四处查看，发现湖面有垃圾漂浮就拍照取证。在船上看不清湖岸边的垃圾，需要靠近岸边仔细查看，但由于渔船老旧，操作较为困难，经常无法在预计的地方靠岸。我们下船后，小心徒步一段路程，才能实地查看垃圾情况。
湖边大量的生活垃圾让人触目惊心。询问附近群众得知，很多垃圾都是无序垂钓的人留下的。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们及时向相关单位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加强对湖岸边无序垂钓问题的监管。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加大监管力度，湖边的垃圾污染问题随着垂钓问题的改善，也有了显著改观。（贵州省兴义市检察院检察官刘国建）
巡湖
作为专案组的成员，我和同事经常到万峰湖沿线巡查。
第一次巡查时，发现湖面有几个区域遍布星罗棋布的网箱，附近湖水颜色暗黑、有腥臭味，便用无人机拍下网箱养殖投喂鱼料、喷洒鱼药的情况，最终确定网箱养殖是湖面最大的污染源。办案中，隆林各族自治县、西林县检察院在湖面网箱养殖最严重的区域设立了水上检察室，体现了检察院“治理不好绝不收兵”的信心和决心。
办案需要对湖边金矿的土样水样和网箱养殖投料的水质进行检验，自治区检察院技术处就专门派出一个10人技术团队，跟随我们来到百色地区。正值5月，烈日当空，金矿区域扬尘很大且没有遮挡物，我们都自觉戴上草帽防晒，但因为需要在多处进行水质取样，还要用铁铲挖开尾矿堆取土，户外一晒几个小时下来，大家都是黑红黑红的。
取料并非一蹴而就，往往是下午先到湖面取了网箱养殖投料前的水样，然后在船上等候天黑投料后，再取投料后的水样。等大家回到水上检察室时，已是晚上9点了。
得知西林县水域有改装船排污的情况后，我们决定前往现场勘察。从西林县城到湖边，路窄弯多、道路坑洼，虽然开车只要2个多小时，但在车上不断被颠簸弹起，颇为不易。至今想起那些日子，我都觉得难忘。（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检察官陈燕倩）
来源：检察日报
#每日科普#【抗日战争双方军事实力悬殊，日本何以最终战败？连犯四大战略错误】截至1938年底，日军现役师团也才扩充到34个，其中关内战场部署了24个，占比已达70%强，因此在华中方面军和华北方面军纷纷因为兵力不足而请援时，东京大本营却无兵可派。
然而在1945年上半年，其师团总数却扩充到160多个，仅仅猬集在本土的军队就有59个师团240万之众，这些军队几乎没有投入作战就向美军缴械投降了，如此巨大的反差，还没有看出问题来么：日本人早干嘛去了？
李宗仁回忆抗日战争时，曾经心有余悸地写道：如果日本及早进行全国动员，首批派遣30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恐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进而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
但是日本人没有这么干，未在第一时间倾举国兵力来犯，只是在华北和华东用部分兵力与中国军队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除第11军外几无其他深入性作战，而这种“逐次增兵”的添油战术正是兵家大忌。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逐次增兵逐渐扩大作战地域呢？这就是陆相杉山元的理论，只要在华北重创中国军队主力，并且占领若干大城市，那么肯定“中国三个月就会投降”。
所以这就是日本人的第一个毛病，即在战略上的预判错误。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日军参谋本部也认为，只要在华北方向占领平津、石家庄一线，则南京政府就会求和，然后日本人就可以攫取华北的利益成立第二个“伪满洲国”。然而国民政府非但没有求和，在华北继续抵抗的同时，还在淞沪地区主动攻击日本海军陆战队，这下子日本人的思路就零乱了。
然后怎么办？只能就是再增兵上海，在华东地区开始大打，而在此之前，东京大本营并没有用兵华东的计划，淞沪会战期间，日本陆军从两个师团逐渐增加到七个师团，再从一个“上海派遣军”扩充到下辖两个军的“华中派遣军”，兵力达到了九个师团另二个旅团、海军第3和第4舰队主力及大部分空军力量。再然后是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还是未降，日本人就有点懵圈了。
华东战事也暴露了日本人第二个毛病，即李宗仁所说的“添油战术”，这是战术层面的错误，其实也蕴含着战略眼光的不足，那就是对于侵华战争，日本方面从一开始就缺乏整体的战略部署，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打法。基本上是中国军队在哪里跟日军发生冲突，就增兵哪里进行“惩膺”，至于在这些地区打赢了以后下一步怎么办，除了坐等重庆政府求和或者投降外，日本没有深度的筹谋。
武汉会战是一个分割线，日本人想当然地以为，既然国民政府撤到了华中的武汉，那么攻取这座大城市后一定会取得希望的结果，于是调动近30万人马又西进武汉，等到武汉沦陷后东京大本营惊讶地发现，国民政府撤入川渝，却仍然没有乞降的打算。于是日本人迷茫了，因为之前没有这种情况下的预案，下面怎么办，东京的军部和内阁吵成一团。
于是日本人犯下了第三个战略错误，他们把战略方针从最初的“速战速决”改成了“以战养战”，冈村宁次等前线将领要求增兵，一举攻入陕西和四川，可是东京不干，内阁说财政快破产了，军部说不好再进行大规模动员，所以要求前线日军仅以巩固占领区为任务，不再发起大规模攻势。所以在1939年前后，侵华日军有一个明显的作战停顿期，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深刻地指出：敌初期对华策略，以为短时间内即可将我主力击溃，使我停止抵抗。敌占武汉后，见我军主力仍在，且转入西北和西南险要地区，遂停止西进不再深入。而于政治上，扶持伪组织，在军事上掠夺物资以战养战，并以海军封锁我出海口和国际路线，以空军轰炸我政治经济中心，企图动摇我士气民气，使我抗战不能持久。
而结论却是：“结果适得其反，我军民愈战愈奋，愈挫愈坚，出敌预料”（白崇禧原文），换句话说，日本人在战略上的摇摆和不定，使其军事上的优势和战术上的优秀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先是速战速决方案的破产，然后是以战养战的希望破灭。因为日本是个缺乏资源的岛国，它根本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跟拥有4亿多人口和广袤国土的中国相持下去，无异自讨苦吃。
至于日本人的第四个毛病，其实是前一个错误衍生出来的，它的军需物资基本是从美国和东南亚进口的，由于其未能“速战速决”搞定中国，也就没可能出现美英所希望的“北犯苏俄”之局面，于是西方越来越不耐烦，态度从绥靖趋于强硬，经济制裁逐步升级。同时，日本人若想切断国民政府获得外援的通道，又必须逼迫西方关闭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等交通线，双方矛盾升级。
在这样的局面下，日本人再次修改了“以苏俄为最终大敌”的国策，开始从北上转而变成“南进”，因为它必须要获得维持战争的物资，必须封闭重庆政府的国际通道。所以在1941年上半年，终于武装进入越南，从而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和强烈不满，禁运石油、禁运钢铁、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然而日本付出了几十万死鬼和数百亿军费才吃到嘴里的肉，怎么可能吐出来？
美日谈判破裂，日本人叫嚣“不惜一战”，仅1941年底到1942年初就动员了50万人，新组了九个师团和一堆混成旅团，准备跟美国人死磕，这回军部也不嚷嚷缺兵了，裕仁也同意第二次大规模动员了，早干嘛去了？其实这也是岛国民族的心理和生理弱点，无论是侵华战争还是太平洋战争初期，总是有“小贼入室”的状态，而缺乏整体的战略考量。
既然跟美国也开打了，日本人战败的结果已经无解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然而在1945年上半年，其师团总数却扩充到160多个，仅仅猬集在本土的军队就有59个师团240万之众，这些军队几乎没有投入作战就向美军缴械投降了，如此巨大的反差，还没有看出问题来么：日本人早干嘛去了？
李宗仁回忆抗日战争时，曾经心有余悸地写道：如果日本及早进行全国动员，首批派遣30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恐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进而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
但是日本人没有这么干，未在第一时间倾举国兵力来犯，只是在华北和华东用部分兵力与中国军队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除第11军外几无其他深入性作战，而这种“逐次增兵”的添油战术正是兵家大忌。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逐次增兵逐渐扩大作战地域呢？这就是陆相杉山元的理论，只要在华北重创中国军队主力，并且占领若干大城市，那么肯定“中国三个月就会投降”。
所以这就是日本人的第一个毛病，即在战略上的预判错误。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日军参谋本部也认为，只要在华北方向占领平津、石家庄一线，则南京政府就会求和，然后日本人就可以攫取华北的利益成立第二个“伪满洲国”。然而国民政府非但没有求和，在华北继续抵抗的同时，还在淞沪地区主动攻击日本海军陆战队，这下子日本人的思路就零乱了。
然后怎么办？只能就是再增兵上海，在华东地区开始大打，而在此之前，东京大本营并没有用兵华东的计划，淞沪会战期间，日本陆军从两个师团逐渐增加到七个师团，再从一个“上海派遣军”扩充到下辖两个军的“华中派遣军”，兵力达到了九个师团另二个旅团、海军第3和第4舰队主力及大部分空军力量。再然后是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还是未降，日本人就有点懵圈了。
华东战事也暴露了日本人第二个毛病，即李宗仁所说的“添油战术”，这是战术层面的错误，其实也蕴含着战略眼光的不足，那就是对于侵华战争，日本方面从一开始就缺乏整体的战略部署，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打法。基本上是中国军队在哪里跟日军发生冲突，就增兵哪里进行“惩膺”，至于在这些地区打赢了以后下一步怎么办，除了坐等重庆政府求和或者投降外，日本没有深度的筹谋。
武汉会战是一个分割线，日本人想当然地以为，既然国民政府撤到了华中的武汉，那么攻取这座大城市后一定会取得希望的结果，于是调动近30万人马又西进武汉，等到武汉沦陷后东京大本营惊讶地发现，国民政府撤入川渝，却仍然没有乞降的打算。于是日本人迷茫了，因为之前没有这种情况下的预案，下面怎么办，东京的军部和内阁吵成一团。
于是日本人犯下了第三个战略错误，他们把战略方针从最初的“速战速决”改成了“以战养战”，冈村宁次等前线将领要求增兵，一举攻入陕西和四川，可是东京不干，内阁说财政快破产了，军部说不好再进行大规模动员，所以要求前线日军仅以巩固占领区为任务，不再发起大规模攻势。所以在1939年前后，侵华日军有一个明显的作战停顿期，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深刻地指出：敌初期对华策略，以为短时间内即可将我主力击溃，使我停止抵抗。敌占武汉后，见我军主力仍在，且转入西北和西南险要地区，遂停止西进不再深入。而于政治上，扶持伪组织，在军事上掠夺物资以战养战，并以海军封锁我出海口和国际路线，以空军轰炸我政治经济中心，企图动摇我士气民气，使我抗战不能持久。
而结论却是：“结果适得其反，我军民愈战愈奋，愈挫愈坚，出敌预料”（白崇禧原文），换句话说，日本人在战略上的摇摆和不定，使其军事上的优势和战术上的优秀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先是速战速决方案的破产，然后是以战养战的希望破灭。因为日本是个缺乏资源的岛国，它根本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跟拥有4亿多人口和广袤国土的中国相持下去，无异自讨苦吃。
至于日本人的第四个毛病，其实是前一个错误衍生出来的，它的军需物资基本是从美国和东南亚进口的，由于其未能“速战速决”搞定中国，也就没可能出现美英所希望的“北犯苏俄”之局面，于是西方越来越不耐烦，态度从绥靖趋于强硬，经济制裁逐步升级。同时，日本人若想切断国民政府获得外援的通道，又必须逼迫西方关闭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等交通线，双方矛盾升级。
在这样的局面下，日本人再次修改了“以苏俄为最终大敌”的国策，开始从北上转而变成“南进”，因为它必须要获得维持战争的物资，必须封闭重庆政府的国际通道。所以在1941年上半年，终于武装进入越南，从而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和强烈不满，禁运石油、禁运钢铁、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然而日本付出了几十万死鬼和数百亿军费才吃到嘴里的肉，怎么可能吐出来？
美日谈判破裂，日本人叫嚣“不惜一战”，仅1941年底到1942年初就动员了50万人，新组了九个师团和一堆混成旅团，准备跟美国人死磕，这回军部也不嚷嚷缺兵了，裕仁也同意第二次大规模动员了，早干嘛去了？其实这也是岛国民族的心理和生理弱点，无论是侵华战争还是太平洋战争初期，总是有“小贼入室”的状态，而缺乏整体的战略考量。
既然跟美国也开打了，日本人战败的结果已经无解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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