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省级外贸RCEP专题培训班在滁召开】根据2022年省级外贸专题培训安排，7月26日上午，由安徽省商务厅主办、安徽皖商通国际贸易服务公司承办的RCEP专题培训班（第二期）在滁州开班。安徽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陈海明出席开班式并致辞；省进出口商会党建指导员、名誉会长张丹宁，省商务厅贸管处处长干吉安、产业处处长宫寒，滁州市商务局局长陶学功出席开班式；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王敏智主持开班式。滁州市RCEP重点企业负责人、业务经理，以及各县、市（区）及以下企业，滁州市各市、县（区）商务局外贸科室负责人、各开发区经贸发展局和安徽自贸区滁州联动创新区相关人员120余人参加了本次培训。
陈海明在讲话中首先介绍了我省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情况。他指出，今年5月份以来，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稳增长的政策措施效果逐步显现，外贸运行出现积极变化。上半年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571.8亿美元，增长14.7%，增幅高于全国4.4个百分点，创下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其中，出口342.3亿美元，增长19.3%，增幅高于全国5.1个百分点；进口229.5亿美元，增长8.5%，增幅高于2.6个百分点。进出口总值在全国、中部分别排名第13、第2位，与去年同期持平。
近年来，滁州市商务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进出口完成30.87亿美元，绝对值排名第5位，增长14.7%，增幅与全省持平，列第9位；滁州联动创新区天长片区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12个，龙源昆宇投资102亿元的新能源电化学储能超级工厂、复星捷威动力投资100亿元的20GWh锂电池生产基地等一批重大项目签约落地，向省自贸办报送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新模式”改革创新经验；放心家政、社消零工作等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在日前召开的全省二季度商务经济运行调度电视电话会议上，被作为经验介绍向全省推广。
对于本次培训班，陈海明强调：
一、要高度重视RCEP市场的开拓。RCEP成员国与我省经济互补性较强，是我省重要的贸易伙伴。2021年，我省与RCEP国家的贸易额280.64亿美元，占全省进出口额26.2%，其中，成员国的东盟、日本、韩国分别是我省第二、第三、第六大贸易伙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RCEP实施生效对我省经贸发展的作用，郑栅洁书记先后批示“这是一个重大的对外开放、合作的机会，对我省来讲尤为重要”、“形成系统、务实的行动计划，争取外经、外贸等工作能上一个大台阶”、“重大机遇，多帮企业”。
为加快全面对接RCEP经贸新规则，引导企业更好把握RCEP带来的机遇，积极适应区域市场更加开放的环境和更加充分的竞争，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年初我厅会同合肥海关、省贸促会、省外办等部门，制定了“2022 RCEP安徽助企帮扶工作方案”，重点推进“五个一”，即贯彻落实一个文件、建立一个工作机制、开展一系列活动、举办一系列培训和做好一个平台；3月份，会同合肥海关、省贸促会等19个省有关部门，推动出台了《安徽省关于加快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经贸新规则扎实推进高水平开放实施意见》（皖开放办〔2022〕6号），力争2024年，全省与RCEP国家货物贸易占比达30%。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取得了较好成效。上半年，我省与RCEP国家的贸易额154.6亿美元、增长16.6%，高出全省平均增速1.9个百分点，占全省进出口27.0%。其中与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为全省外贸稳定快速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要用足用好RCEP各项规则。RCEP人口、贸易额和GDP均占世界约30%，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外贸的1/3在RCEP区域内实现。在关税优惠方面，协定生效后，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RCEP的原产地累积规则将原产地达标享受免税待遇大幅提升，这将提升中国与最大贸易伙伴东盟的贸易额，增加与日本、韩国的经贸往来。除了货物贸易，RCEP还涵盖服务贸易等20个方面，这将全面提升中国的服务贸易规模和水平，进而改善服务贸易长期逆差的情况。
省商务厅高度重视提升企业利用自贸协定的能力。本次培训班邀请商务部研究院亚洲所、浙江省商务厅、上海联合电子商务研究所、合肥海关、中信保总公司、安徽省委党校等多位知名专家和相关负责人授课，重点解读RCEP总体介绍及规则政策应用、RCEP协定货物贸易规则及市场准入相关政策等多个专题，并进行了2022年外贸总体形势、俄乌冲突对中国企业国际贸易环境影响分析，旨在指导企业用好协定优惠政策，提升企业对协定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增强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本领，积极开拓RCEP区域市场，更深层次参与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
三、要积极应对RCEP带来的挑战。RCEP的生效将拉升区域经济发展和推进经济一体化。RCEP高水平的开放，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挑战。一是或将导致部分产业外移。RCEP生效会加剧行业和企业的竞争，在东盟等土地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生产的产品，进入中国将更具有价格竞争力，部分制造业特别是一些技术含量不高、易被进口替代的低端产业有可能加速向东盟国家转移。二是制造业企业将面临更大挑战。RCEP实施意味着各成员国的企业在RCEP大市场上同台竞技，在此过程中，企业将面临更高标准、规则等方方面面的竞争压力。此前，我省产能仍主要集中在加工、组装而非创造上，之后，随着劳动力红利耗散，更要求我们的企业加强研发、不断创新，增强国际竞争力。
陈海明最后指出，举办此次培训是省商务厅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高质量实施RCEP工作、加强面向企业专题培训有关部署的重要举措，后期省商务厅还将在省级外贸专题培训中，安排RCEP相关专题和内容，深度分析RCEP对我省的影响，适时解读RCEP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希望滁州市以此次RCEP专题培训班为契机和动力，充分认识RCEP的战略意义、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帮助企业高水平利用RCEP优惠政策，促进更多企业充分融入RCEP大市场，为全省稳住外贸基本盘、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积极的贡献。https://t.cn/A6a32fFr
陈海明在讲话中首先介绍了我省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情况。他指出，今年5月份以来，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稳增长的政策措施效果逐步显现，外贸运行出现积极变化。上半年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571.8亿美元，增长14.7%，增幅高于全国4.4个百分点，创下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其中，出口342.3亿美元，增长19.3%，增幅高于全国5.1个百分点；进口229.5亿美元，增长8.5%，增幅高于2.6个百分点。进出口总值在全国、中部分别排名第13、第2位，与去年同期持平。
近年来，滁州市商务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进出口完成30.87亿美元，绝对值排名第5位，增长14.7%，增幅与全省持平，列第9位；滁州联动创新区天长片区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12个，龙源昆宇投资102亿元的新能源电化学储能超级工厂、复星捷威动力投资100亿元的20GWh锂电池生产基地等一批重大项目签约落地，向省自贸办报送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新模式”改革创新经验；放心家政、社消零工作等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在日前召开的全省二季度商务经济运行调度电视电话会议上，被作为经验介绍向全省推广。
对于本次培训班，陈海明强调：
一、要高度重视RCEP市场的开拓。RCEP成员国与我省经济互补性较强，是我省重要的贸易伙伴。2021年，我省与RCEP国家的贸易额280.64亿美元，占全省进出口额26.2%，其中，成员国的东盟、日本、韩国分别是我省第二、第三、第六大贸易伙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RCEP实施生效对我省经贸发展的作用，郑栅洁书记先后批示“这是一个重大的对外开放、合作的机会，对我省来讲尤为重要”、“形成系统、务实的行动计划，争取外经、外贸等工作能上一个大台阶”、“重大机遇，多帮企业”。
为加快全面对接RCEP经贸新规则，引导企业更好把握RCEP带来的机遇，积极适应区域市场更加开放的环境和更加充分的竞争，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年初我厅会同合肥海关、省贸促会、省外办等部门，制定了“2022 RCEP安徽助企帮扶工作方案”，重点推进“五个一”，即贯彻落实一个文件、建立一个工作机制、开展一系列活动、举办一系列培训和做好一个平台；3月份，会同合肥海关、省贸促会等19个省有关部门，推动出台了《安徽省关于加快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经贸新规则扎实推进高水平开放实施意见》（皖开放办〔2022〕6号），力争2024年，全省与RCEP国家货物贸易占比达30%。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取得了较好成效。上半年，我省与RCEP国家的贸易额154.6亿美元、增长16.6%，高出全省平均增速1.9个百分点，占全省进出口27.0%。其中与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为全省外贸稳定快速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要用足用好RCEP各项规则。RCEP人口、贸易额和GDP均占世界约30%，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外贸的1/3在RCEP区域内实现。在关税优惠方面，协定生效后，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RCEP的原产地累积规则将原产地达标享受免税待遇大幅提升，这将提升中国与最大贸易伙伴东盟的贸易额，增加与日本、韩国的经贸往来。除了货物贸易，RCEP还涵盖服务贸易等20个方面，这将全面提升中国的服务贸易规模和水平，进而改善服务贸易长期逆差的情况。
省商务厅高度重视提升企业利用自贸协定的能力。本次培训班邀请商务部研究院亚洲所、浙江省商务厅、上海联合电子商务研究所、合肥海关、中信保总公司、安徽省委党校等多位知名专家和相关负责人授课，重点解读RCEP总体介绍及规则政策应用、RCEP协定货物贸易规则及市场准入相关政策等多个专题，并进行了2022年外贸总体形势、俄乌冲突对中国企业国际贸易环境影响分析，旨在指导企业用好协定优惠政策，提升企业对协定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增强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本领，积极开拓RCEP区域市场，更深层次参与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
三、要积极应对RCEP带来的挑战。RCEP的生效将拉升区域经济发展和推进经济一体化。RCEP高水平的开放，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挑战。一是或将导致部分产业外移。RCEP生效会加剧行业和企业的竞争，在东盟等土地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生产的产品，进入中国将更具有价格竞争力，部分制造业特别是一些技术含量不高、易被进口替代的低端产业有可能加速向东盟国家转移。二是制造业企业将面临更大挑战。RCEP实施意味着各成员国的企业在RCEP大市场上同台竞技，在此过程中，企业将面临更高标准、规则等方方面面的竞争压力。此前，我省产能仍主要集中在加工、组装而非创造上，之后，随着劳动力红利耗散，更要求我们的企业加强研发、不断创新，增强国际竞争力。
陈海明最后指出，举办此次培训是省商务厅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高质量实施RCEP工作、加强面向企业专题培训有关部署的重要举措，后期省商务厅还将在省级外贸专题培训中，安排RCEP相关专题和内容，深度分析RCEP对我省的影响，适时解读RCEP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希望滁州市以此次RCEP专题培训班为契机和动力，充分认识RCEP的战略意义、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帮助企业高水平利用RCEP优惠政策，促进更多企业充分融入RCEP大市场，为全省稳住外贸基本盘、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积极的贡献。https://t.cn/A6a32fFr
检察日报：袭击辅警同样可构成袭警罪！
《刑法修正案》（十一）自2021年3月1日实施以来新增了袭警罪这个罪名。但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存在一个错误认识，即认为“辅警不是警察”，认为只有打了警察才构成袭警罪。否则，打了辅警只要达不到轻伤，就没事，不用负刑事责任。请看一下这个案例2021年6月的某天早上，交警部门在某条主干道一红绿灯处附近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整治，遇刘某未佩戴头盔驾驶一辆轻便摩托车逆行经过该路段，遂要求刘某下车接受检查。刘某拒不配合，被现场执勤的交警陈某、辅警人员王某截停。为防止刘某驾车逃跑，交警陈某在查验刘某身份同时，指挥辅警王某将刘某的摩托车钥匙拔出。刘某见王某并非警察，只是一个辅警时，顿时嚣张跋扈起来，对王某破口大骂，质问王某有何权力拔其车钥匙，让其熄火。交警陈某和辅警王某与其理论，并告知其未佩戴头盔、驾车逆行等行为违法时，刘某突然从摩托车上跳下掌掴王某，并用脚踢踹王某，致王某受轻微伤。现场执勤的交警及辅警人员见状，遂上前将刘某制服。随后，刘某涉嫌袭警罪被立案侦查，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刘某辩解称，自己不敢打警察，也没有打警察，只是打了辅警而已，不构成袭警罪。说到这里，这里要告诉大家，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辅警虽是警察辅助人员，但他们是在公安民警指挥下实施的行为亦属执法行为，应视同民警执法。民警、辅警的执法行为具有一体性和整体性，不可分割。事发时，交警陈某、辅警王某对刘某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检查，属于执法行为，应当将两人的行为视为一个整体的执法行为。刘某对辅警王某的殴打，实际上也是侵害了警察的执法行为，此时，王某在法律上等同于警察，所以，依据我国《刑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刘某“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其行为已构成袭警罪。最终，刘某被以“袭警罪”被提起公诉，法院也判处刘某有期徒刑六个月。（来源：黄埔检察）
检察日报：暴力袭击辅警也可构成袭警罪
来源：《检察日报》2021年12月21日第7版。作者：李建超、刘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摘录】
警务辅助人员在警察的管理和监督下开展辅助性工作，是警察执法行为的依附，应当以“执法共同体”的概念实质性判断“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范畴，不应机械地将警务辅助人员排除在外。
【全文】
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袭警罪以来，囿于现实状况的复杂性和对刑法条文理解的多重性，司法实践中对袭警罪保护对象、暴力程度、处断标准等存有分歧，亟须出台司法解释统一规范，以便更加精准打击袭警犯罪，维护警察执法权威，巩固和谐警民关系。
警务辅助人员是否属于袭警罪保护对象
公安系统警务辅助人员种类较多，除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规定的文职辅警和勤务辅警外，个别地方还招录有协勤等临时用工人员。这些警务辅助人员单独开展工作或者协助人民警察一同执行任务比较常见，单独或者与人民警察一起遭受暴力袭击也时有发生。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对警务辅助人员是否属于袭警罪保护对象存有困惑，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
根据刑法学一般原理，袭警罪规定的“人民警察”应与作为前置法的人民警察法保持一致，结合《意见》，警务辅助人员是面向社会招聘，为公安机关日常运转和警务活动提供辅助支持的非警察身份人员，不具有独立从事执法执勤工作的资格。对于警务辅助人员单独工作时遭受暴力袭击的，不构成袭警罪。但是警务辅助人员与警察一同执法时，无论是单独遭受侵害还是共同遭受侵害均构成袭警罪。警务辅助人员在警察的管理和监督下开展辅助性工作，是警察执法行为的依附，应当以“执法共同体”的概念实质性判断“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范畴，不应机械地将警务辅助人员排除在外。通常情况下，袭警犯罪具有随机性、偶发性，行为人实施暴力袭击时并未理性区分，导致警察与警务辅助人员处于同等危险境地。如果仅因缺乏特定身份或者编制而在法律保护上区别对待，将执法整体性人为分割为因身份而异的执法个体，与袭警罪立法目的和保护法益不相符。
“暴力袭击”的标准认定
刑法条文对暴力袭击的方式、程度等缺乏具体描述。实践中，有的办案人员认为袭警罪系行为犯，与警察“动手”即构罪；有的办案人员认为“袭击”具有主动性、攻击性，一般的反抗行为以及轻微的肢体冲突不构成袭警罪。
基于刑法条文规定的原则性，有必要结合现实语境对袭警罪的“暴力袭击”作出合理解释。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袭击”即乘其不备、突然打击，本身即带有暴力攻击性。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应当理解为主动与警察对抗、以暴力方式攻击警察。对于那些为摆脱警察强行控制实施的挣扎性反抗性行为，虽然与民警有肢体冲突甚至轻微抓伤、咬伤民警，也不应认定为袭警犯罪，这也符合刑法期待可能性原理。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立法机关将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放在一个条文中规范，作出“暴力袭击”与“暴力阻碍”两种不同表述，体现了两罪对暴力性质与程度的不同要求。即袭警罪的暴力性质侧重于攻击，妨害公务罪的暴力性质侧重于阻碍，袭警罪的暴力程度明显大于妨害公务罪的暴力程度，否则也无需将原本属于妨害公务罪的加重情形升级为独立罪名。
从目的解释和执法效果来看，刑法增设袭警罪，旨在维护警察执法权威、营造敬畏法律的良好氛围。但司法实践中将推搡、撕扯等轻微肢体冲突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袭警行为作为犯罪处理，判处拘役、缓刑等轻缓刑罚，不仅惩治教育效果不好，还影响警察执法形象和良好警民关系。因此，从执法效果上考虑，对于一些暴力程度不高、情节显著轻微、悔改态度明显的袭警行为，应当运用刑法总则“但书”条款作出罪处理，不宜泛化打击。
职务合法性正当性的审查
警察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和方式执行职务，受到法律保护。但不文明不规范执法激化矛盾、引发行为人反抗，如警察履职时不当使用强制措施，行为人使用轻微暴力抵抗的，能否认定为袭警罪存在分歧。有的观点认为执法态度生硬、方式粗暴或者言语不文明，不影响职务行为合法性以及袭警罪的认定；有的观点认为因瑕疵或不当执法激化矛盾的，对于是否构成袭警罪需要综合评估主观过错的大小。
检察机关在办理因不当执法引发的袭警案件时应当全面审查、谨慎入罪。
第一，审查职务行为的合法性。职务行为的合法性既要符合实体规范，具备抽象的法律规范授权和具体的职务权限，又要符合程序规范，履行相应的审批、告知程序。如果实施人民警察法及有关禁令禁止实施的行为时遭受暴力袭击的，不宜认定为袭警罪。
第二，审查职务行为的正当性。人民警察法及相关制度明确了执法执勤时适用不同措施的情形，如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或者威胁公共安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依法予以拘留或者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等。一般不得超范围采取强制措施，超范围采取措施属于执法不当甚至违法。办案中不能单纯以警察个人或者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为依据判断是否属于超范围采取措施，需要综合考虑执法现场情况、矛盾冲突激化因素、罪过程度等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刑罚处断严与宽的适用
检察机关在办理袭警案件时，应当充分运用法律政策正确处理严与宽的关系，实现司法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
在罪名的选择上凸显体系化保护，暴力袭击警察并非一律以袭警罪定罪处罚，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故意杀人或伤害等罪名构成了对人民警察执法的体系化保护。对于使用间接暴力、以威胁等方式阻碍警察执法执勤的，可以适用妨害公务罪进行处罚；对于打击报复、故意杀害警察的，可以适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甚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名进行处罚。
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综合考量犯罪手段、犯罪情节、危害后果、社会影响等因素，特别是对于执法不规范等事出有因的暴力袭警行为，从严把握入罪标准，合理提出量刑建议。如对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没有前科劣迹、主动道歉获得谅解、尚未造成轻微伤以上后果等情形的案件，依法不捕不诉或者提出缓刑量刑建议。当然，对于主观恶性较大、采取严重暴力危及人身安全的袭警犯罪，依法提出从重量刑建议，并监督法院从严适用缓刑，发挥警示威慑作用。
推动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阻碍警察执法执勤的具体情形及相应处罚措施，做好刑事处罚与治安处罚的有机衔接，构建起对袭警行为从治安处罚到刑事处罚的惩罚体系。通过法律保护的严密化、犯罪处断的精细化，推动形成尊重警察执法权威、巩固警民和谐关系的良好氛围。
《刑法修正案》（十一）自2021年3月1日实施以来新增了袭警罪这个罪名。但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存在一个错误认识，即认为“辅警不是警察”，认为只有打了警察才构成袭警罪。否则，打了辅警只要达不到轻伤，就没事，不用负刑事责任。请看一下这个案例2021年6月的某天早上，交警部门在某条主干道一红绿灯处附近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整治，遇刘某未佩戴头盔驾驶一辆轻便摩托车逆行经过该路段，遂要求刘某下车接受检查。刘某拒不配合，被现场执勤的交警陈某、辅警人员王某截停。为防止刘某驾车逃跑，交警陈某在查验刘某身份同时，指挥辅警王某将刘某的摩托车钥匙拔出。刘某见王某并非警察，只是一个辅警时，顿时嚣张跋扈起来，对王某破口大骂，质问王某有何权力拔其车钥匙，让其熄火。交警陈某和辅警王某与其理论，并告知其未佩戴头盔、驾车逆行等行为违法时，刘某突然从摩托车上跳下掌掴王某，并用脚踢踹王某，致王某受轻微伤。现场执勤的交警及辅警人员见状，遂上前将刘某制服。随后，刘某涉嫌袭警罪被立案侦查，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刘某辩解称，自己不敢打警察，也没有打警察，只是打了辅警而已，不构成袭警罪。说到这里，这里要告诉大家，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辅警虽是警察辅助人员，但他们是在公安民警指挥下实施的行为亦属执法行为，应视同民警执法。民警、辅警的执法行为具有一体性和整体性，不可分割。事发时，交警陈某、辅警王某对刘某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检查，属于执法行为，应当将两人的行为视为一个整体的执法行为。刘某对辅警王某的殴打，实际上也是侵害了警察的执法行为，此时，王某在法律上等同于警察，所以，依据我国《刑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刘某“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其行为已构成袭警罪。最终，刘某被以“袭警罪”被提起公诉，法院也判处刘某有期徒刑六个月。（来源：黄埔检察）
检察日报：暴力袭击辅警也可构成袭警罪
来源：《检察日报》2021年12月21日第7版。作者：李建超、刘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摘录】
警务辅助人员在警察的管理和监督下开展辅助性工作，是警察执法行为的依附，应当以“执法共同体”的概念实质性判断“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范畴，不应机械地将警务辅助人员排除在外。
【全文】
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袭警罪以来，囿于现实状况的复杂性和对刑法条文理解的多重性，司法实践中对袭警罪保护对象、暴力程度、处断标准等存有分歧，亟须出台司法解释统一规范，以便更加精准打击袭警犯罪，维护警察执法权威，巩固和谐警民关系。
警务辅助人员是否属于袭警罪保护对象
公安系统警务辅助人员种类较多，除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规定的文职辅警和勤务辅警外，个别地方还招录有协勤等临时用工人员。这些警务辅助人员单独开展工作或者协助人民警察一同执行任务比较常见，单独或者与人民警察一起遭受暴力袭击也时有发生。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对警务辅助人员是否属于袭警罪保护对象存有困惑，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
根据刑法学一般原理，袭警罪规定的“人民警察”应与作为前置法的人民警察法保持一致，结合《意见》，警务辅助人员是面向社会招聘，为公安机关日常运转和警务活动提供辅助支持的非警察身份人员，不具有独立从事执法执勤工作的资格。对于警务辅助人员单独工作时遭受暴力袭击的，不构成袭警罪。但是警务辅助人员与警察一同执法时，无论是单独遭受侵害还是共同遭受侵害均构成袭警罪。警务辅助人员在警察的管理和监督下开展辅助性工作，是警察执法行为的依附，应当以“执法共同体”的概念实质性判断“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范畴，不应机械地将警务辅助人员排除在外。通常情况下，袭警犯罪具有随机性、偶发性，行为人实施暴力袭击时并未理性区分，导致警察与警务辅助人员处于同等危险境地。如果仅因缺乏特定身份或者编制而在法律保护上区别对待，将执法整体性人为分割为因身份而异的执法个体，与袭警罪立法目的和保护法益不相符。
“暴力袭击”的标准认定
刑法条文对暴力袭击的方式、程度等缺乏具体描述。实践中，有的办案人员认为袭警罪系行为犯，与警察“动手”即构罪；有的办案人员认为“袭击”具有主动性、攻击性，一般的反抗行为以及轻微的肢体冲突不构成袭警罪。
基于刑法条文规定的原则性，有必要结合现实语境对袭警罪的“暴力袭击”作出合理解释。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袭击”即乘其不备、突然打击，本身即带有暴力攻击性。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应当理解为主动与警察对抗、以暴力方式攻击警察。对于那些为摆脱警察强行控制实施的挣扎性反抗性行为，虽然与民警有肢体冲突甚至轻微抓伤、咬伤民警，也不应认定为袭警犯罪，这也符合刑法期待可能性原理。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立法机关将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放在一个条文中规范，作出“暴力袭击”与“暴力阻碍”两种不同表述，体现了两罪对暴力性质与程度的不同要求。即袭警罪的暴力性质侧重于攻击，妨害公务罪的暴力性质侧重于阻碍，袭警罪的暴力程度明显大于妨害公务罪的暴力程度，否则也无需将原本属于妨害公务罪的加重情形升级为独立罪名。
从目的解释和执法效果来看，刑法增设袭警罪，旨在维护警察执法权威、营造敬畏法律的良好氛围。但司法实践中将推搡、撕扯等轻微肢体冲突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袭警行为作为犯罪处理，判处拘役、缓刑等轻缓刑罚，不仅惩治教育效果不好，还影响警察执法形象和良好警民关系。因此，从执法效果上考虑，对于一些暴力程度不高、情节显著轻微、悔改态度明显的袭警行为，应当运用刑法总则“但书”条款作出罪处理，不宜泛化打击。
职务合法性正当性的审查
警察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和方式执行职务，受到法律保护。但不文明不规范执法激化矛盾、引发行为人反抗，如警察履职时不当使用强制措施，行为人使用轻微暴力抵抗的，能否认定为袭警罪存在分歧。有的观点认为执法态度生硬、方式粗暴或者言语不文明，不影响职务行为合法性以及袭警罪的认定；有的观点认为因瑕疵或不当执法激化矛盾的，对于是否构成袭警罪需要综合评估主观过错的大小。
检察机关在办理因不当执法引发的袭警案件时应当全面审查、谨慎入罪。
第一，审查职务行为的合法性。职务行为的合法性既要符合实体规范，具备抽象的法律规范授权和具体的职务权限，又要符合程序规范，履行相应的审批、告知程序。如果实施人民警察法及有关禁令禁止实施的行为时遭受暴力袭击的，不宜认定为袭警罪。
第二，审查职务行为的正当性。人民警察法及相关制度明确了执法执勤时适用不同措施的情形，如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或者威胁公共安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依法予以拘留或者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等。一般不得超范围采取强制措施，超范围采取措施属于执法不当甚至违法。办案中不能单纯以警察个人或者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为依据判断是否属于超范围采取措施，需要综合考虑执法现场情况、矛盾冲突激化因素、罪过程度等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刑罚处断严与宽的适用
检察机关在办理袭警案件时，应当充分运用法律政策正确处理严与宽的关系，实现司法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
在罪名的选择上凸显体系化保护，暴力袭击警察并非一律以袭警罪定罪处罚，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故意杀人或伤害等罪名构成了对人民警察执法的体系化保护。对于使用间接暴力、以威胁等方式阻碍警察执法执勤的，可以适用妨害公务罪进行处罚；对于打击报复、故意杀害警察的，可以适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甚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名进行处罚。
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综合考量犯罪手段、犯罪情节、危害后果、社会影响等因素，特别是对于执法不规范等事出有因的暴力袭警行为，从严把握入罪标准，合理提出量刑建议。如对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没有前科劣迹、主动道歉获得谅解、尚未造成轻微伤以上后果等情形的案件，依法不捕不诉或者提出缓刑量刑建议。当然，对于主观恶性较大、采取严重暴力危及人身安全的袭警犯罪，依法提出从重量刑建议，并监督法院从严适用缓刑，发挥警示威慑作用。
推动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阻碍警察执法执勤的具体情形及相应处罚措施，做好刑事处罚与治安处罚的有机衔接，构建起对袭警行为从治安处罚到刑事处罚的惩罚体系。通过法律保护的严密化、犯罪处断的精细化，推动形成尊重警察执法权威、巩固警民和谐关系的良好氛围。
【考古表明：现代中国人独立起源，并非从非洲迁徙而来】
关于现代智人的起源，如今最广为人知的是“非洲起源说”。上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采用DNA技术，研究发现非洲诞生出现代人类，然后从非洲走向世界各地。早期认为，非洲智人彻底取代了各地的早期智人或直立人，这就是“完全取代假说”；后来认为，迁徙到世界各地的非洲智人，吸取了当地人的少量基因，这就是“同化假说”。
与“非洲起源说”大约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多地区起源说”，即人类是在多个地区起源的。之所以会出现“多地区起源说”，原因在于DNA技术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100%肯定人类起源于非洲，同时很多考古遗存也与“非洲起源说”相悖。
除此之外，前些年中国学者黄石，提出了DNA技术新理论，通过一系列基因研究，提出了“人类东亚起源说”，彻底颠覆了“非洲起源说”。
那么，从现在发现的信息来看，中国人到底是独立起源，还是起源于非洲？事实上，虽然主流基因研究不太支持，但考古证据却表明“中国独立起源”。
基因溯源人类起源存在不确定性
1983年，科学家们根据线粒体DNA系统发育树，构建了首个现代人起源的分子模型，认为现代人起源于亚洲。
1987年，西方学者采用DNA技术，比较了全世界各地女性的线粒体DNA，发现非洲裔女性的线粒体DNA多样性最高，于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非洲起源说”，指出现代人有一个5万年前的共同祖母，即“夏娃假说”。2000年左右，遗传学家又采用Y染色体从父系视角进行追溯，提出“亚当假说”。中国学者金力的分子遗传学研究，也支持“人类起源于非洲说”。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宿兵：“几乎所有过去20多年遗传学研究的证据都支持现代人非洲起源的假说。DNA的特点是代代相传，没有间隔或断裂；并且，DNA复制的错误率，即基因突变的速率是基本恒定的，这是利用分子钟进行年代推断的根据。”
当然，通过对比欧洲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研究发现现代人身上还保留着20%的尼安德特人基因，因此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完全取代假说”被推翻。因此，后来的非洲起源说，认为非洲智人是现代人基因的主要来源。
然而，现在DNA技术手段，是依据活人的DNA变异程度，往上推测出群体的历史。遗传学者认为非洲人基因更为丰富，意味着变异多、传承的代数多，因此存在时间更长。但这种研究方法的前提之一是“基因突变的速率是恒定的”。
古人类学家、中科院院士、“多地进化学说”权威吴新智，认为用突变率计算人类起源时间这套方法值得商榷：“就好比生活于4.5万年前的古西伯利亚人，检测其正染色体、Y染色体、线粒体得出的突变速率是不一样的。所以，假定速率恒定有一定问题。2000年，人们又发现了6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这个突变速率又要改。”
前些年，中南大学教授黄石提出“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通过一系列基因研究发现了“现代人Y染色体和线粒体出自东亚的分子证据”，于是黄石宣称“现代人类（现代智人）起源于湖南已获人类分子学支持”。
都是顶尖学者，都是通过基因技术，但不同方法、不同理论，得出的结论却不同。何况，还存在采集的样本广泛性问题，古人类样本是否有效，研究的碱基对过少（人类有30亿碱基对，上世纪末时只研究300对）等问题。因此，至少从目前来看，基因技术溯源人类的起源，似乎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其中主要建立在基因技术上的“非洲起源说”，尽管如今也似乎更具说服力，但还是一种假说，并不是真相。
中国人会是独立起源吗？
对于人类起源的探索，除了基因研究之外，还有化石、文化等的研究，而化石、文化研究的结论，并不支持“非洲起源说”的“完全取代假说”或“同化假说”，反而更支持独立起源。
上世纪30年代，德国学者魏登瑞研究北京人化石，以及黄种人数十项特征之后，得出了“中国人是从中国猿人到现代人连续进化”的结论。
过去的研究中，学者还发现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距今20到70万年的北京人等等古人类，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有“铲形门齿”，而今天大约有80%—90%的现代中国人有“铲形门齿”，黑人只占11.6%，白种人只占8.4%！
也就是说，“铲形门齿”是中国人的关键特征之一，传承到现代至少已有170万年，在非洲、欧美却非常少见，这是“中国独立起源”的有力证据之一。
从石器文化上看，“非洲起源说”也有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按照“非洲起源的同化假说”，大约6万年前非洲晚期智人来到东亚，大部分取代了当地原住民。根据非洲考古显示，当时非洲智人的石器主要属于“第三模式”。然而考古显示，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使用的是“第一模式”，比“第三模式”要落后一些。如果是“非洲起源的同化假说”，那么为何当时中国智人还会摒弃先进的“第三模式”，而继续使用落后的“第一模式”？
2007年，在广西崇左的智人洞，专家发现了一块下颌骨，距今超过10万年，下颌骨上有着“萌芽状态的颏隆突”。“颏隆突”是现代人的特征之一，“萌芽状态的颏隆突”是一个进化过渡形态。早前，在非洲发现类似的一块有着“萌芽状态的颏隆突”的下颌骨，一度被认为“非洲起源说”的关键证据之一。但在中国有着同样的发现，说明非洲存在的向现代人的进化过程，在中国也存在过。
通过对中国发现的化石、人体类型、经济活动等研究，发现几十万年前的直立人，到现代人之间，形态上有着相似性，同时中国境内发现的2000多处的石器，总体上是一脉相承，没有外来文化的痕迹，据此一些学者判断认为“中国境内发现化石的古人类是中国人的祖先”。
总之，从基因研究上来说，更倾向于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但单从“铲形门齿”、石器文化、广西智人洞下颌骨上看，现代中国人不可能源自非洲，而是本土独立起源的。当然，中国出土的遗骨上存在外来痕迹，说明的确吸收了一些外来基因，但现代中国人主要还是居住在中国的族群连续进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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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智人的起源，如今最广为人知的是“非洲起源说”。上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采用DNA技术，研究发现非洲诞生出现代人类，然后从非洲走向世界各地。早期认为，非洲智人彻底取代了各地的早期智人或直立人，这就是“完全取代假说”；后来认为，迁徙到世界各地的非洲智人，吸取了当地人的少量基因，这就是“同化假说”。
与“非洲起源说”大约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多地区起源说”，即人类是在多个地区起源的。之所以会出现“多地区起源说”，原因在于DNA技术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100%肯定人类起源于非洲，同时很多考古遗存也与“非洲起源说”相悖。
除此之外，前些年中国学者黄石，提出了DNA技术新理论，通过一系列基因研究，提出了“人类东亚起源说”，彻底颠覆了“非洲起源说”。
那么，从现在发现的信息来看，中国人到底是独立起源，还是起源于非洲？事实上，虽然主流基因研究不太支持，但考古证据却表明“中国独立起源”。
基因溯源人类起源存在不确定性
1983年，科学家们根据线粒体DNA系统发育树，构建了首个现代人起源的分子模型，认为现代人起源于亚洲。
1987年，西方学者采用DNA技术，比较了全世界各地女性的线粒体DNA，发现非洲裔女性的线粒体DNA多样性最高，于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非洲起源说”，指出现代人有一个5万年前的共同祖母，即“夏娃假说”。2000年左右，遗传学家又采用Y染色体从父系视角进行追溯，提出“亚当假说”。中国学者金力的分子遗传学研究，也支持“人类起源于非洲说”。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宿兵：“几乎所有过去20多年遗传学研究的证据都支持现代人非洲起源的假说。DNA的特点是代代相传，没有间隔或断裂；并且，DNA复制的错误率，即基因突变的速率是基本恒定的，这是利用分子钟进行年代推断的根据。”
当然，通过对比欧洲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研究发现现代人身上还保留着20%的尼安德特人基因，因此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完全取代假说”被推翻。因此，后来的非洲起源说，认为非洲智人是现代人基因的主要来源。
然而，现在DNA技术手段，是依据活人的DNA变异程度，往上推测出群体的历史。遗传学者认为非洲人基因更为丰富，意味着变异多、传承的代数多，因此存在时间更长。但这种研究方法的前提之一是“基因突变的速率是恒定的”。
古人类学家、中科院院士、“多地进化学说”权威吴新智，认为用突变率计算人类起源时间这套方法值得商榷：“就好比生活于4.5万年前的古西伯利亚人，检测其正染色体、Y染色体、线粒体得出的突变速率是不一样的。所以，假定速率恒定有一定问题。2000年，人们又发现了6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这个突变速率又要改。”
前些年，中南大学教授黄石提出“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通过一系列基因研究发现了“现代人Y染色体和线粒体出自东亚的分子证据”，于是黄石宣称“现代人类（现代智人）起源于湖南已获人类分子学支持”。
都是顶尖学者，都是通过基因技术，但不同方法、不同理论，得出的结论却不同。何况，还存在采集的样本广泛性问题，古人类样本是否有效，研究的碱基对过少（人类有30亿碱基对，上世纪末时只研究300对）等问题。因此，至少从目前来看，基因技术溯源人类的起源，似乎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其中主要建立在基因技术上的“非洲起源说”，尽管如今也似乎更具说服力，但还是一种假说，并不是真相。
中国人会是独立起源吗？
对于人类起源的探索，除了基因研究之外，还有化石、文化等的研究，而化石、文化研究的结论，并不支持“非洲起源说”的“完全取代假说”或“同化假说”，反而更支持独立起源。
上世纪30年代，德国学者魏登瑞研究北京人化石，以及黄种人数十项特征之后，得出了“中国人是从中国猿人到现代人连续进化”的结论。
过去的研究中，学者还发现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距今20到70万年的北京人等等古人类，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有“铲形门齿”，而今天大约有80%—90%的现代中国人有“铲形门齿”，黑人只占11.6%，白种人只占8.4%！
也就是说，“铲形门齿”是中国人的关键特征之一，传承到现代至少已有170万年，在非洲、欧美却非常少见，这是“中国独立起源”的有力证据之一。
从石器文化上看，“非洲起源说”也有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按照“非洲起源的同化假说”，大约6万年前非洲晚期智人来到东亚，大部分取代了当地原住民。根据非洲考古显示，当时非洲智人的石器主要属于“第三模式”。然而考古显示，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使用的是“第一模式”，比“第三模式”要落后一些。如果是“非洲起源的同化假说”，那么为何当时中国智人还会摒弃先进的“第三模式”，而继续使用落后的“第一模式”？
2007年，在广西崇左的智人洞，专家发现了一块下颌骨，距今超过10万年，下颌骨上有着“萌芽状态的颏隆突”。“颏隆突”是现代人的特征之一，“萌芽状态的颏隆突”是一个进化过渡形态。早前，在非洲发现类似的一块有着“萌芽状态的颏隆突”的下颌骨，一度被认为“非洲起源说”的关键证据之一。但在中国有着同样的发现，说明非洲存在的向现代人的进化过程，在中国也存在过。
通过对中国发现的化石、人体类型、经济活动等研究，发现几十万年前的直立人，到现代人之间，形态上有着相似性，同时中国境内发现的2000多处的石器，总体上是一脉相承，没有外来文化的痕迹，据此一些学者判断认为“中国境内发现化石的古人类是中国人的祖先”。
总之，从基因研究上来说，更倾向于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但单从“铲形门齿”、石器文化、广西智人洞下颌骨上看，现代中国人不可能源自非洲，而是本土独立起源的。当然，中国出土的遗骨上存在外来痕迹，说明的确吸收了一些外来基因，但现代中国人主要还是居住在中国的族群连续进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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