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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华夏文明根在中原#咆哮万里的滔滔黄河，穿越晋陕高原后，突然折而向东，冲出豫西大峡谷，流入古老的中原腹地——郑州。这里一向被誉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人民，伴随着他们从猿到人，再向着现代人迈进。经过考古发现已证实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郑州地区嵩山东南麓，广泛分布有大量的距今5万至3万年的旧石器地点。其中有人类长期居住的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这些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系统地展示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聚落与栖息形态。
荥阳织机洞遗址位于郑州西南50公里处，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下层年代为5万年至3.5万年。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天成，极适宜古人类的生存与进化。织机洞遗址古人类文化涉及面很广，厚达24米，火堆遗存和灰烬层的发现，证明当时具有很高的用火能力。火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开始向着智人演化迈进。
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以食用粮食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进而结束了四处迁徙的生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氏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它们有着自己的部落名称和图腾标志，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有熊氏等。图腾是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是姓氏之源。
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该遗址为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所处年代距今8600年至10500年，其重要发现为细石器、局部磨光石器和素面夹粗砂陶片、大型石制品、人工搬运石块等。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7000年至9000年，以新郑西北7.5公里的裴李岗命名。当时已经出现原始锄耕农业和聚居的村落，先民们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裴李岗出土典型器物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遗物。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一般长70厘米左右，像鞋底状，是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
大约从仰韶中晚期开始，中原大地上邦国林立、群雄逐鹿，已经进入到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城邑这一新的聚落形态应运而生。
西山古城遗址坐落在郑州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距今5300年至4800年，城垣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学术界认为，这一时代的文化正是黄帝及其部族创建的，西山古城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西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距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距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距陈庄遗址约15公里。另外，许多著名的遗址也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而这些遗址中，规模超过西山古城的仅大河村一处，但是那里却没有发现城垣遗址，因而西山城址应该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要邑。
《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是否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族团发轫于郑州地区呢？
仰韶文化距今5000年至7000年，是黄河流域一支古老而强大的文化脉系，绵延数千年，纵横近万里，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又一处新石器时期的远古村落，它位于郑州市东北，柳林乡大河村西南约1公里的慢坡岗上，面积达40万平方米。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计有房基、窖穴、陶制品等。其中有一组四间东西相连的排房，共墙而建，墙壁残存最高部分达1米以上，基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过程。这组房基内出土器物相当丰富，其中一件双连壶和白衣彩陶钵格外引人注目，是大河村出土器物中最精美者。据最新报道，考古发现了大河村仰韶晚期城垣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属于同时期，其走向、性质、作用对重新审视遗址在郑州地区仰韶遗址群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增添了新的科学资料。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河洛地区，自古便有“天地之中”的说法，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调查和大规模勘探，已确定巩义双槐树遗址残存面积117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5300年。
在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的三重大型环壕遗址和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这座史前遗址是华夏集团文化与文明的载体，被专家学者命名为“河洛古国”，认为它很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地，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黄帝是上古传说中一位名动四海、彪炳千秋的大英雄。他首次实现了万国氏族部落的大融合，肇造中华文明，创造了文字和姓氏，发明了宫室城堡，以及宗教、天文学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伟大进程。《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从而黄帝被后世子孙尊奉为中华文明始祖。换言之，凡我中华儿女同为炎黄子孙，我们的祖根、主根皆在中原，在河南。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所谓的“河洛”，即黄河之南、伊洛水及嵩山周围一带。换言之，中原地区不仅是国家率先诞生的地方，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源头。
黄帝时代结束，终于迎来了万国林立、城池营垒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从而构建起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化序列。一切迹象表明它们和商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中间没有缺环。这说明伟大的华夏文明，瓜瓞绵绵从没有断线。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在河洛之间，至此河南就牢固确立了其“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考古学家曾经在登封王城岗发掘到一座带护城壕的大型城址，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从地望看，恰好与史书记载“禹都阳城”的地望相符合。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发现，对探索早期夏文化是一次重大突破。
新密新砦城址是河南境内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六大都邑之一，可能是历史记载中的“夏启之居”。夏传子家天下，禹直接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从而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商汤灭夏后，在郑州建立起第二个王权国家，距今3600年，并且在郑州留下一座雄伟而庄严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都”的认定，确立了该城在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迄今所知我国商代最早，而且最大的一座王都。
从考古发掘看，郑州商城延续使用时间大概有上百年历史。经过几代考古人数十年的考古发掘，除探明商城城垣遗址、宫殿遗址外，还发现大量的青铜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杜岭一号和杜岭二号大方鼎，虽然没有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铜方鼎大，却比它早1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郑韩故城南距郑州40公里，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遗址。郑国在此建都长达390年，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哀侯所灭。韩灭郑后，将国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于此，而后延续130多年，于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新郑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影响远非一般。
莲鹤方壶出土于新郑，出土时为一对，被誉为“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莲鹤方壶设计奇特，铸造精巧，给人一种华丽富贵之感。
列鼎制度是西周时期确立的贵族等级的体现。鼎在祭祀、宴飨、随葬时的数量，依贵族身份分为五等，天子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便是“藏礼于器”。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云扰幅裂。郑国曾用“九鼎八簋”向天下宣告自己的强盛，也向后人揭开了“礼崩乐坏”的历史事实。
中华5000年，以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原居民四处播迁的历史过程。华夏文明的火种也随之洒向大江以南、闽粤之地，随后走向世界。
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犹如一株巨大的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而这棵大树的根就在中原，其冠犹如繁星布满天际。（网信郑州）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人民，伴随着他们从猿到人，再向着现代人迈进。经过考古发现已证实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郑州地区嵩山东南麓，广泛分布有大量的距今5万至3万年的旧石器地点。其中有人类长期居住的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这些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系统地展示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聚落与栖息形态。
荥阳织机洞遗址位于郑州西南50公里处，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下层年代为5万年至3.5万年。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天成，极适宜古人类的生存与进化。织机洞遗址古人类文化涉及面很广，厚达24米，火堆遗存和灰烬层的发现，证明当时具有很高的用火能力。火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开始向着智人演化迈进。
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以食用粮食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进而结束了四处迁徙的生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氏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它们有着自己的部落名称和图腾标志，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有熊氏等。图腾是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是姓氏之源。
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该遗址为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所处年代距今8600年至10500年，其重要发现为细石器、局部磨光石器和素面夹粗砂陶片、大型石制品、人工搬运石块等。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7000年至9000年，以新郑西北7.5公里的裴李岗命名。当时已经出现原始锄耕农业和聚居的村落，先民们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裴李岗出土典型器物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遗物。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一般长70厘米左右，像鞋底状，是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
大约从仰韶中晚期开始，中原大地上邦国林立、群雄逐鹿，已经进入到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城邑这一新的聚落形态应运而生。
西山古城遗址坐落在郑州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距今5300年至4800年，城垣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学术界认为，这一时代的文化正是黄帝及其部族创建的，西山古城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西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距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距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距陈庄遗址约15公里。另外，许多著名的遗址也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而这些遗址中，规模超过西山古城的仅大河村一处，但是那里却没有发现城垣遗址，因而西山城址应该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要邑。
《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是否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族团发轫于郑州地区呢？
仰韶文化距今5000年至7000年，是黄河流域一支古老而强大的文化脉系，绵延数千年，纵横近万里，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又一处新石器时期的远古村落，它位于郑州市东北，柳林乡大河村西南约1公里的慢坡岗上，面积达40万平方米。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计有房基、窖穴、陶制品等。其中有一组四间东西相连的排房，共墙而建，墙壁残存最高部分达1米以上，基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过程。这组房基内出土器物相当丰富，其中一件双连壶和白衣彩陶钵格外引人注目，是大河村出土器物中最精美者。据最新报道，考古发现了大河村仰韶晚期城垣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属于同时期，其走向、性质、作用对重新审视遗址在郑州地区仰韶遗址群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增添了新的科学资料。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河洛地区，自古便有“天地之中”的说法，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调查和大规模勘探，已确定巩义双槐树遗址残存面积117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5300年。
在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的三重大型环壕遗址和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这座史前遗址是华夏集团文化与文明的载体，被专家学者命名为“河洛古国”，认为它很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地，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黄帝是上古传说中一位名动四海、彪炳千秋的大英雄。他首次实现了万国氏族部落的大融合，肇造中华文明，创造了文字和姓氏，发明了宫室城堡，以及宗教、天文学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伟大进程。《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从而黄帝被后世子孙尊奉为中华文明始祖。换言之，凡我中华儿女同为炎黄子孙，我们的祖根、主根皆在中原，在河南。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所谓的“河洛”，即黄河之南、伊洛水及嵩山周围一带。换言之，中原地区不仅是国家率先诞生的地方，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源头。
黄帝时代结束，终于迎来了万国林立、城池营垒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从而构建起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化序列。一切迹象表明它们和商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中间没有缺环。这说明伟大的华夏文明，瓜瓞绵绵从没有断线。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在河洛之间，至此河南就牢固确立了其“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考古学家曾经在登封王城岗发掘到一座带护城壕的大型城址，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从地望看，恰好与史书记载“禹都阳城”的地望相符合。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发现，对探索早期夏文化是一次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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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汤灭夏后，在郑州建立起第二个王权国家，距今3600年，并且在郑州留下一座雄伟而庄严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都”的认定，确立了该城在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迄今所知我国商代最早，而且最大的一座王都。
从考古发掘看，郑州商城延续使用时间大概有上百年历史。经过几代考古人数十年的考古发掘，除探明商城城垣遗址、宫殿遗址外，还发现大量的青铜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杜岭一号和杜岭二号大方鼎，虽然没有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铜方鼎大，却比它早1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郑韩故城南距郑州40公里，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遗址。郑国在此建都长达390年，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哀侯所灭。韩灭郑后，将国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于此，而后延续130多年，于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新郑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影响远非一般。
莲鹤方壶出土于新郑，出土时为一对，被誉为“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莲鹤方壶设计奇特，铸造精巧，给人一种华丽富贵之感。
列鼎制度是西周时期确立的贵族等级的体现。鼎在祭祀、宴飨、随葬时的数量，依贵族身份分为五等，天子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便是“藏礼于器”。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云扰幅裂。郑国曾用“九鼎八簋”向天下宣告自己的强盛，也向后人揭开了“礼崩乐坏”的历史事实。
中华5000年，以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原居民四处播迁的历史过程。华夏文明的火种也随之洒向大江以南、闽粤之地，随后走向世界。
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犹如一株巨大的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而这棵大树的根就在中原，其冠犹如繁星布满天际。（网信郑州）
苏东坡《醉翁操序》质疑
笔者藏有无名书法手迹一本（后通称藏本），内容与苏东坡《醉翁操序》（后通称世本）内容相同，但文字差异极大（见附件）。该本高30厘米，宽17厘米，麻纸。正文楷书22页，约176个字，其中一页下端钤印两枚，只有“南音”二字可读，封面封底用旧蓝印格草纸衬垫，蓝格内有字有印，印文不可读。
《醉翁操序》是苏轼讲述自己为宋人沈遵《醉翁吟》曲填词始末的一篇短序。笔者将藏本与世本对读后产生了以下疑问：
一、 藏本写作水平明显高于世本，举例如下：
1、世本序文尾句：恨此曲之无词，乃谱其声，而请於东坡居士以补之云。
藏本序文尾句：此曲无词，乃谱其声，请於东坡居士，然后声词皆备。
此段世本用了21个字，最后一句拖泥带水，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结束句，藏本用了20个字，明明白白给了一个“声词皆备”的结果。谁优谁劣，一读就知。
2、世本首句：“琅琊幽谷，山水奇丽，泉鸣空涧，若中音会，醉翁喜辄欣然忘归。”
藏本首句：“庆历中，欧阳公谪，字守滁州。琅琊幽谷，山川奇丽，鸣泉飞瀑，声若环佩。公於听忘归”
世本对事因、人物、地点、时间交代不清，让读者想当然去猜（琅琊古代有多个地方，自诩醉翁的文人不少）。藏本把人物、事因、时间、地点说得清清楚楚，全序反而比世本少用了11个字，文字水平明显高于世本。
3、世本句：翁虽为作歌，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词》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辞以制曲。虽粗合韵度而琴声为词所绳的，非天成也。
藏本句：遵援琴，作歌以遗，公并为醉翁引。以叙其事。然调不佳，为知琴者所惜。
世本句是讲沈曲被《醉翁引》词所绳呢，还是好事者制曲被《醉翁引》词所绳呢？读而不知，藏本却明确的告诉我们欧阳修的词与沈曲不合，让知琴者惋惜，语言表达能力明显高于世本。
4、沈遵是知道欧阳修写了《醉翁亭记》，“僧智山作亭其上,公刻石为记”，“ 沈遵闻之往游”的，是《醉翁引》曲产生的起源，这么重要的事情在世本中却只字未提，世本该写的不写，不该写的要写，所以让人读起来迷雾重重
，藏本文字精炼，文脉清楚，没有悬念让后人去胡思乱猜。
二、世本所述与历史事实不符
1， 世本“然有其声而无其辞。翁虽为作歌，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词》作《醉翁引》”句中的“翁”指欧阳修，字面的意思是欧阳修第一次写词，结果音词不合，又依《楚辞》填了第二次词，但历史事实是欧阳修填词却只有一次，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及藏本所述都与历史事实一致。
2， 世本称沈曲为《醉翁操》。但欧阳修赠给沈遵的两首诗和序均称没有填词的沈曲为《醉翁吟》，藏本也是如此，从藏本“公并为醉翁引”句中可知，欧阳修将写词后的曲叫《醉翁引》，可见苏东坡对此曲名称的来龙去脉是很清楚的，何来《醉翁操》之说呢？惜字如金的苏轼又怎么会随便改字呢？
三、藏本的地位
1、 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关于《醉翁吟》的记录，大部分文字与藏本相同，说明藏本来之有因，但藏本结构紧密，文字洗炼，非大家所能及，《渑水燕谈录》却结构松驰，文字啰嗦、如果藏本是后人依《渑水燕谈录》抄录整理，文章叙事的准确性、文学水平不可能超过大文豪苏轼的，笔者认为藏本才是《醉翁吟》的原序，是王辟之引用了苏轼的序，说明藏本才是《醉翁吟》的原序。
2、 《醉翁吟序》早期是靠传抄流播的，南宋编入《东坡词集》时，距苏东坡去世已经百年，加之战乱与信息交通落后，编者没有看到原序，而是根据讹误较多的抄本编入的，所以与原序存在极大的差异，后来由于不断的被翻刻，形成了错误的定论。藏本的出现对世本产生了合理的质疑。
四、书法风格的比较：
由于苏轼严格意义上的楷书手稿几乎绝迹，所以笔者只能选择存世碑文进行比较，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能够了解书法风格，结构及运笔规律，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见最后一张照片）。
附件1：世本原文
琅琊幽谷，山水奇丽，泉鸣空涧，若中音会，醉翁喜辄欣然忘归。既去十余年，而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然有其声而无其辞。翁虽为作歌，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词》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辞以制曲。虽粗合韵度而琴声为词所绳的，非天成也。后三十余年，翁既捐馆舍，遵亦没久矣。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特妙于琴，恨此曲之无词，乃谱其声，而请于东坡居士以补之云
附件2：藏本原文
庆历中，欧阳公谪，字守滁州。琅琊幽谷，山川奇丽，鸣泉飞瀑，声若环佩。公於听忘归。僧智山作亭其上,公刻石为记，以遗州人，即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闻而往游，以琴写其声，为醉翁吟。盖宫声三叠，后会公河朔，遵援琴，作歌以遗，公并为醉翁引。以叙其事。然调不佳，为知琴者所惜。后三十余年，公薨遵亦没。有庐山道人崔闲，遵客也，妙於琴理，常恨此曲无词，乃谱其声，请於东坡居士，以补其缺，然后声词皆备。
附件3：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原文
庆历中，欧阳文中公谪守滁州，有琅琊幽山川奇丽，鸣泉飞瀑，声若环佩。公临听忘归。僧智仙作亭其上,公刻石为记，以遗州人，即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闻而往游。愛其山水秀绝。以琴写其声，为《醉翁操》，盖宫声三叠。后会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词以遗遵，并为文以叙其事，然词不主音，为知琴者所惜，后三十余年，公薨遵亦没，其后有庐山道人崔闲，遵客也，妙於琴理，常恨此曲无词，乃谱其声，请於东坡居士字瞻，以补其缺。
方其补词，闲为玄其声，居士依为词，顷刻而就，无所点窜，然后声词皆备，遂为琴中绝妙，好事争取传。遵之子为比丘，号本觉法真禅师，居士书以与之，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应。沈君信手弹琴而与泉合，居士纵笔作词而与琴合，此必有真同声者。
笔者才力疏浅，无力进行深入研究，有兴趣进行学木研究者，笔者愿意无偿提供帮助，联系电话：18996576009
笔者藏有无名书法手迹一本（后通称藏本），内容与苏东坡《醉翁操序》（后通称世本）内容相同，但文字差异极大（见附件）。该本高30厘米，宽17厘米，麻纸。正文楷书22页，约176个字，其中一页下端钤印两枚，只有“南音”二字可读，封面封底用旧蓝印格草纸衬垫，蓝格内有字有印，印文不可读。
《醉翁操序》是苏轼讲述自己为宋人沈遵《醉翁吟》曲填词始末的一篇短序。笔者将藏本与世本对读后产生了以下疑问：
一、 藏本写作水平明显高于世本，举例如下：
1、世本序文尾句：恨此曲之无词，乃谱其声，而请於东坡居士以补之云。
藏本序文尾句：此曲无词，乃谱其声，请於东坡居士，然后声词皆备。
此段世本用了21个字，最后一句拖泥带水，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结束句，藏本用了20个字，明明白白给了一个“声词皆备”的结果。谁优谁劣，一读就知。
2、世本首句：“琅琊幽谷，山水奇丽，泉鸣空涧，若中音会，醉翁喜辄欣然忘归。”
藏本首句：“庆历中，欧阳公谪，字守滁州。琅琊幽谷，山川奇丽，鸣泉飞瀑，声若环佩。公於听忘归”
世本对事因、人物、地点、时间交代不清，让读者想当然去猜（琅琊古代有多个地方，自诩醉翁的文人不少）。藏本把人物、事因、时间、地点说得清清楚楚，全序反而比世本少用了11个字，文字水平明显高于世本。
3、世本句：翁虽为作歌，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词》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辞以制曲。虽粗合韵度而琴声为词所绳的，非天成也。
藏本句：遵援琴，作歌以遗，公并为醉翁引。以叙其事。然调不佳，为知琴者所惜。
世本句是讲沈曲被《醉翁引》词所绳呢，还是好事者制曲被《醉翁引》词所绳呢？读而不知，藏本却明确的告诉我们欧阳修的词与沈曲不合，让知琴者惋惜，语言表达能力明显高于世本。
4、沈遵是知道欧阳修写了《醉翁亭记》，“僧智山作亭其上,公刻石为记”，“ 沈遵闻之往游”的，是《醉翁引》曲产生的起源，这么重要的事情在世本中却只字未提，世本该写的不写，不该写的要写，所以让人读起来迷雾重重
，藏本文字精炼，文脉清楚，没有悬念让后人去胡思乱猜。
二、世本所述与历史事实不符
1， 世本“然有其声而无其辞。翁虽为作歌，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词》作《醉翁引》”句中的“翁”指欧阳修，字面的意思是欧阳修第一次写词，结果音词不合，又依《楚辞》填了第二次词，但历史事实是欧阳修填词却只有一次，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及藏本所述都与历史事实一致。
2， 世本称沈曲为《醉翁操》。但欧阳修赠给沈遵的两首诗和序均称没有填词的沈曲为《醉翁吟》，藏本也是如此，从藏本“公并为醉翁引”句中可知，欧阳修将写词后的曲叫《醉翁引》，可见苏东坡对此曲名称的来龙去脉是很清楚的，何来《醉翁操》之说呢？惜字如金的苏轼又怎么会随便改字呢？
三、藏本的地位
1、 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关于《醉翁吟》的记录，大部分文字与藏本相同，说明藏本来之有因，但藏本结构紧密，文字洗炼，非大家所能及，《渑水燕谈录》却结构松驰，文字啰嗦、如果藏本是后人依《渑水燕谈录》抄录整理，文章叙事的准确性、文学水平不可能超过大文豪苏轼的，笔者认为藏本才是《醉翁吟》的原序，是王辟之引用了苏轼的序，说明藏本才是《醉翁吟》的原序。
2、 《醉翁吟序》早期是靠传抄流播的，南宋编入《东坡词集》时，距苏东坡去世已经百年，加之战乱与信息交通落后，编者没有看到原序，而是根据讹误较多的抄本编入的，所以与原序存在极大的差异，后来由于不断的被翻刻，形成了错误的定论。藏本的出现对世本产生了合理的质疑。
四、书法风格的比较：
由于苏轼严格意义上的楷书手稿几乎绝迹，所以笔者只能选择存世碑文进行比较，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能够了解书法风格，结构及运笔规律，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见最后一张照片）。
附件1：世本原文
琅琊幽谷，山水奇丽，泉鸣空涧，若中音会，醉翁喜辄欣然忘归。既去十余年，而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然有其声而无其辞。翁虽为作歌，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词》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辞以制曲。虽粗合韵度而琴声为词所绳的，非天成也。后三十余年，翁既捐馆舍，遵亦没久矣。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特妙于琴，恨此曲之无词，乃谱其声，而请于东坡居士以补之云
附件2：藏本原文
庆历中，欧阳公谪，字守滁州。琅琊幽谷，山川奇丽，鸣泉飞瀑，声若环佩。公於听忘归。僧智山作亭其上,公刻石为记，以遗州人，即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闻而往游，以琴写其声，为醉翁吟。盖宫声三叠，后会公河朔，遵援琴，作歌以遗，公并为醉翁引。以叙其事。然调不佳，为知琴者所惜。后三十余年，公薨遵亦没。有庐山道人崔闲，遵客也，妙於琴理，常恨此曲无词，乃谱其声，请於东坡居士，以补其缺，然后声词皆备。
附件3：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原文
庆历中，欧阳文中公谪守滁州，有琅琊幽山川奇丽，鸣泉飞瀑，声若环佩。公临听忘归。僧智仙作亭其上,公刻石为记，以遗州人，即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闻而往游。愛其山水秀绝。以琴写其声，为《醉翁操》，盖宫声三叠。后会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词以遗遵，并为文以叙其事，然词不主音，为知琴者所惜，后三十余年，公薨遵亦没，其后有庐山道人崔闲，遵客也，妙於琴理，常恨此曲无词，乃谱其声，请於东坡居士字瞻，以补其缺。
方其补词，闲为玄其声，居士依为词，顷刻而就，无所点窜，然后声词皆备，遂为琴中绝妙，好事争取传。遵之子为比丘，号本觉法真禅师，居士书以与之，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应。沈君信手弹琴而与泉合，居士纵笔作词而与琴合，此必有真同声者。
笔者才力疏浅，无力进行深入研究，有兴趣进行学木研究者，笔者愿意无偿提供帮助，联系电话：1899657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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