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89年至2011年间签署的182项和平协议的分析表明，当妇女参与和平进程时，协议至少持续两年的可能性增加了20%，协议至少持续15年的可能性增加了35%。这并不一定是因为女性更擅长谈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与女性的谈判目的有关。克莱尔·卡斯蒂勒霍作为研究脆弱国家的治理和权利方面的专家，曾指出：“女性常将男性精英向来忽视的重要问题提上和平建设的议程”，比如程序和机构的包容性、可得性，以及地方和非正式领域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和以往一样，女性的存在填补了数据缺口——而且是重要的缺口。最近的量化数据分析发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那些视女性为二等公民、将其排除在权力岗位之外的国家不太可能实现和平。换句话说：缩小性别数据缺口确实对每个人都更好。
—— 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看不见的女性》

他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至今没有改变。长期以来，我们就这样人为地分割出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用户籍制度把人分为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将几亿农民拒之于城市之外；用统购统派制度把吃的粮食也分为农业粮和商品粮，让农民供养市民；用劳动制度把人分为工人和农民，又将农民拒之于工厂之外；用工资福利制度把人分为有权享受和无权享受的两种人，最后将农民拒之于一切社会保障的制度之外……
他说，这种把城市和农村截然分割，对城市、市民是一套，对农村、农民又是一套的“一国两策”的体制，就使得中国的农民，无论在教育、医疗、劳动保障、养老、福利这些社会待遇上，还是在流通、交换、分配、就业、税赋这些经济待遇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衡。
城乡之间人为划定的“楚河汉界”，就成了中国亿万农民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使得每一个农民，打娘胎里一出来，注定就是这个社会的“二等公民”。
“农民的这种负担不光是沉重的，而且是带有歧视性的。”陆学艺说到动情时，会突然变得慷慨激昂，对农民处境的关切溢于言表。“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凡是一种经济或社会问题，既不是某一个乡、某一县、某一省的，而是普遍化了的，又不是一年、两年，而是长期解决不了的，这就不会是一般的工作问题，也不是加强领导等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这方面的政策有问题，这方面的体制有问题。”

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朱庆芳提供的资料上也可以看出，一九七八年城市职工平均工资为六百一十五元，而同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摊到一百三十四元，市民平均工资已经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四点五倍！一九九九年城市职工平均工资增加到八千三百四十六元，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虽然也得到了提高，但仅为两千两百一十元，就是说，市民平均工资比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了六千一百三十六元！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由于通货膨胀等原因，一九七八年的一百元人民币，到了一九九九年就只相当于二十二元六角，货币贬值到了百分之七十七，按逆指标计算，年递减百分之七点一，这样算下来，一九九九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两千两百一十元，其实只相当于一九七八年的九十七元七角八分，与一九七八年的人均纯收入一百三十四元相比，实际收入已经在下降。二〇〇〇年之后，城乡间的这种差距就被拉得更大。

原理并不复杂，甚至不需要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就可以一目了然：如果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与价值相等，它的比价线AB，就为1，但是，正因为出现了远离AB比价线、呈剪刀张开的AD与AC两条线，工农业产品间的“隐性负担”就落到了农民的身上。简言之，工业品是被提高到脱离了本身的实际价值卖给农民的，而农民的农副产品又是被大大压低了本身的实有价值卖出的，这一切全是靠国家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实现的。

所以现在农村父母都让孩子拼命读书，恨不得自己替孩子学，只要不在农村就行。因为他们怕了，他们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父母之爱子，为之计深远。

但时代变了，在你全球化趋势和中美脱钩不可逆的形势下。
我们应对的是双循环、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
这和乡村振兴又是紧密关联的，
再考虑到国家对中西部硬件设施的投资规模（高速路、铁路、机场），
那么，未来，不出几年，城市的情况将进一步恶化，在城市生存会更加艰难，
所以，年轻人的出路，未来最好的出路，实在中西部、在农村，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在内循环，有条件和有能力的，特别是想创业发财的，
应该将目光移到这方面来。

8月27日周六午饭后带娃来到高新区的FLC，下午三点多就封小区只进不出了。以为只封28号周日一天，可能是不想人们周末乱跑，结果变成8.28-8.31市内四区居家办公。高新区自认为属于裕华区，也跟着封。然而市政府给四个区发爱心券，没有高新区的，理由是高新区是自主封控，不属于市四区……..真行[赞]瞬间觉得高新区的居民都是二等公民了[允悲]8.31又发通知延长到9.1晚24点。然后今天，9月一号，又发了个不太看得懂的官方通知，基本意思就是不解封，继续封。估算一下大概是九月四号下午两点可以出家门在小区里溜达了[笑cry]心情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