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地铁大兴机场线、前门大街、礼士书房……不久前，北京市推出100个网红打卡地，拉动文旅新消费。这些网红打卡地涵盖了“吃、住、行、游、购、娱”各环节的文旅体验和消费场景，展现了首都的城市新面貌、古都新风尚、时尚新地标、消费新场景。
这正是：
榜单携在手，
出行乐无忧。
古都展新貌，
景美客自留。
这正是：
榜单携在手，
出行乐无忧。
古都展新貌，
景美客自留。
【网红打卡，正在摧毁城市旅游】
上周，首届北京网红打卡地榜单公布，上榜的100个网红打卡地涵盖了“吃、住、行、游、购、娱”各环节的文旅体验和消费场景，极具北京特色、深受市民和游客欢迎，展现了首都的城市新面貌、古都新风尚、时尚新地标、消费新场景。
两周前，来自四川甘孜理塘县城的藏族小伙丁真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意外走红，被签约为当地旅游推广大使，以带动这一偏远小城的旅游业发展，首次直播便有1600w+的观看人次。网红，似乎正在成为城市旅游的一张金牌名片……
#氪君领读#：
1、城市想象力的透支
2、从网红城市到“共振城市”
3、从碎片化到系统化的文化输出
本文来自：“空间秘探”，作者：许柚，详情请阅读：https://t.cn/A6GEId9A
上周，首届北京网红打卡地榜单公布，上榜的100个网红打卡地涵盖了“吃、住、行、游、购、娱”各环节的文旅体验和消费场景，极具北京特色、深受市民和游客欢迎，展现了首都的城市新面貌、古都新风尚、时尚新地标、消费新场景。
两周前，来自四川甘孜理塘县城的藏族小伙丁真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意外走红，被签约为当地旅游推广大使，以带动这一偏远小城的旅游业发展，首次直播便有1600w+的观看人次。网红，似乎正在成为城市旅游的一张金牌名片……
#氪君领读#：
1、城市想象力的透支
2、从网红城市到“共振城市”
3、从碎片化到系统化的文化输出
本文来自：“空间秘探”，作者：许柚，详情请阅读：https://t.cn/A6GEId9A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古老围棋棋经
随着1980年在唐代寿昌城遗址的一次考古发现，古人的围棋子再次呈现在我们眼前。当人们追溯这些围棋子的来源时，又发现了一份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珍贵文献，而考证的对象则是深藏在异国的中国最古老《碁经》（碁通“棋”）。
唐代古城再现围棋子
唐代寿昌城遗址，即在今天距敦煌市西南一百四十里的阳关镇。唐武德二年时(公元619年)拆分敦煌县设置寿昌县，隶属沙州。永徽元年(650)废止，乾封二年(667)再次设立，开元二十六年(738)又废为乡。建中年间(780—783)复置为县，属于沙州归义军，辖寿昌一乡。
现在古城遗址内到处是沙丘，东、西、北三面仅存断续城垣，南面只存墙基。城墙全为红胶土版筑，夯土中夹有灰、红陶片及汉代遗物。残墙高低不等，最高处为4米。
1980年，敦煌县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前身）工作人员在唐代寿昌城遗址中发掘出土了66枚围棋子，其中黑色41枚，白色25枚，多为花岗岩石制成，有少量几颗是玉石质地。这些棋子虽经历风沙掩埋，但出土时依旧能看出其是经过精细的磨制。棋子的形状呈圆饼形，中间凸起。中圆直径为1.2厘米，中厚为0.75厘米，重量为12克左右。敦煌博物馆研究人员萧巍曾在《丝绸之路》（2012年第12期）上发表《浅论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兼谈围棋的发展历史》将这一情况加以介绍。
根据《通典》卷六记载:“天下诸郡每年常贡，按令文，诸郡贡献皆尽当土所出……敦煌郡贡棋子廿具”。唐高祖李渊登基当皇帝的第一年，下诏全国各郡县贡品中，敦煌郡需贡围棋子二十具，可以想见早在唐以前，敦煌寿昌县就以制造围棋子而在京都长安享有盛名。
又据《唐地志》(天宝初年(公元742年)的写本，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现存敦煌市博物馆)记载:“都四千六百九十，贡棋子”。“都四千六百九十”是说敦煌郡到京城长安的距离，“贡棋子”是指敦煌每年向朝廷上贡棋子。也就是说从武德元年到天宝初年的一百多年中，敦煌郡每年都会向朝廷贡送棋子二十具。如果每具按当时流行的17×17道围棋格局布子，需黑、白子289枚，二十具就是5780枚了。这在当时无机械化的生产情况下，仅用手工磨制，确实是需要非常大的工作量。
我国的棋谱《忘忧清乐集》(原本现藏北京图书馆)编撰于公元1100年左右，记载象棋的《事林广记》成书于13世纪。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藏有一卷出自敦煌藏经洞的《碁经》（编号为S.5574），这卷《碁经》于1907年被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带往英国。由于当时的西方研究者不懂围棋，这份重要文献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直到1933年，清华大学张荫摩教授在英国见到此件，回国后对这卷珍贵的《碁经》作了报道，并录介了《碁经》中附录的《梁武帝碁评要略》，但这一推介仅在古史学界有影响，没有引起大范围注意。1936年，向达先生在大英博物馆检阅敦煌经卷时，也看到了《碁经》，并在1957年收入其专著《唐代西安与西域文明》之中。1960年，中国科学院获得全部英藏敦煌遗书显微胶片，编出总目，将此卷命名为《碁经》。1963年，成恩元先生对《碁经》进行研究，并在《围棋》月刊1964年1－7期上刊文发表，从此《敦煌棋经》才广为棋界所知。而《敦煌棋经》的全文则在1985年才通过《中国围棋》面世。1990年，蜀蓉棋艺出版社出版了成恩元先生的专著《敦煌棋经笺证》，对《敦煌棋经》作了全面的考证。《碁经》卷首缺损，没有正式篇名和作者，但卷末有“碁經一卷”四字，因此也可以认为篇名即“棋经”，自成恩元先生的系列研究称其为《敦煌棋经》后也就约定成俗了。
成恩元先生考证《碁经》的撰写年代为北周（557－581）。因为《碁经》中把“黑子”都写为“乌子”，北周太祖宇文泰，字“黑獺”，为避尊讳，北周专门下诏改“黑”为“乌”。从內容看，《碁经》之文字、棋法、术语都明显比唐宋更为古奥；提到的人物、典故也无南北朝以后；其书法也保留北魏遗风，尤其是有一些北朝时期特有的、唐以后不用的别体字，因此断定《碁经》年代为北周。
虽然中国的棋类书籍早在唐朝就已经非常丰富，史书中有记载的有数十种。最早的围棋专著、西晋马朗的二十九卷《围棋势》是成书于公元3世纪。只不过因为年代太久，这些书早已失传。所以，这卷北周的《碁经》是现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围棋棋谱。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经卷中也多有提到围棋，比如敦煌遗书S.4571《维摩诘经讲经文》提到：“若至博弈戏处，辄从度人。”意思是维摩诘经常到下棋处，借观棋之机说法度人。P.2718《王梵志诗一卷》则提到：“围棋出专能。”说明弈棋必须具有专门的思维能力。S.5725还记载了“玉女降，帝与之围棋甚娱”的故事。
敦煌石窟中已知的“对弈图”有三幅：莫高窟第61窟（五代）西壁佛传故事画中屏风画第21扇，绘有《悉达多太子弈棋图》；第454窟（宋）东壁门北上部的《维摩诘经变》中有一幅《对弈图》；榆林窟第32窟（五代）北壁也有《维摩诘经变·对弈图》。
来源：敦煌研究院，作者：付华林
随着1980年在唐代寿昌城遗址的一次考古发现，古人的围棋子再次呈现在我们眼前。当人们追溯这些围棋子的来源时，又发现了一份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珍贵文献，而考证的对象则是深藏在异国的中国最古老《碁经》（碁通“棋”）。
唐代古城再现围棋子
唐代寿昌城遗址，即在今天距敦煌市西南一百四十里的阳关镇。唐武德二年时(公元619年)拆分敦煌县设置寿昌县，隶属沙州。永徽元年(650)废止，乾封二年(667)再次设立，开元二十六年(738)又废为乡。建中年间(780—783)复置为县，属于沙州归义军，辖寿昌一乡。
现在古城遗址内到处是沙丘，东、西、北三面仅存断续城垣，南面只存墙基。城墙全为红胶土版筑，夯土中夹有灰、红陶片及汉代遗物。残墙高低不等，最高处为4米。
1980年，敦煌县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前身）工作人员在唐代寿昌城遗址中发掘出土了66枚围棋子，其中黑色41枚，白色25枚，多为花岗岩石制成，有少量几颗是玉石质地。这些棋子虽经历风沙掩埋，但出土时依旧能看出其是经过精细的磨制。棋子的形状呈圆饼形，中间凸起。中圆直径为1.2厘米，中厚为0.75厘米，重量为12克左右。敦煌博物馆研究人员萧巍曾在《丝绸之路》（2012年第12期）上发表《浅论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兼谈围棋的发展历史》将这一情况加以介绍。
根据《通典》卷六记载:“天下诸郡每年常贡，按令文，诸郡贡献皆尽当土所出……敦煌郡贡棋子廿具”。唐高祖李渊登基当皇帝的第一年，下诏全国各郡县贡品中，敦煌郡需贡围棋子二十具，可以想见早在唐以前，敦煌寿昌县就以制造围棋子而在京都长安享有盛名。
又据《唐地志》(天宝初年(公元742年)的写本，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现存敦煌市博物馆)记载:“都四千六百九十，贡棋子”。“都四千六百九十”是说敦煌郡到京城长安的距离，“贡棋子”是指敦煌每年向朝廷上贡棋子。也就是说从武德元年到天宝初年的一百多年中，敦煌郡每年都会向朝廷贡送棋子二十具。如果每具按当时流行的17×17道围棋格局布子，需黑、白子289枚，二十具就是5780枚了。这在当时无机械化的生产情况下，仅用手工磨制，确实是需要非常大的工作量。
我国的棋谱《忘忧清乐集》(原本现藏北京图书馆)编撰于公元1100年左右，记载象棋的《事林广记》成书于13世纪。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藏有一卷出自敦煌藏经洞的《碁经》（编号为S.5574），这卷《碁经》于1907年被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带往英国。由于当时的西方研究者不懂围棋，这份重要文献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直到1933年，清华大学张荫摩教授在英国见到此件，回国后对这卷珍贵的《碁经》作了报道，并录介了《碁经》中附录的《梁武帝碁评要略》，但这一推介仅在古史学界有影响，没有引起大范围注意。1936年，向达先生在大英博物馆检阅敦煌经卷时，也看到了《碁经》，并在1957年收入其专著《唐代西安与西域文明》之中。1960年，中国科学院获得全部英藏敦煌遗书显微胶片，编出总目，将此卷命名为《碁经》。1963年，成恩元先生对《碁经》进行研究，并在《围棋》月刊1964年1－7期上刊文发表，从此《敦煌棋经》才广为棋界所知。而《敦煌棋经》的全文则在1985年才通过《中国围棋》面世。1990年，蜀蓉棋艺出版社出版了成恩元先生的专著《敦煌棋经笺证》，对《敦煌棋经》作了全面的考证。《碁经》卷首缺损，没有正式篇名和作者，但卷末有“碁經一卷”四字，因此也可以认为篇名即“棋经”，自成恩元先生的系列研究称其为《敦煌棋经》后也就约定成俗了。
成恩元先生考证《碁经》的撰写年代为北周（557－581）。因为《碁经》中把“黑子”都写为“乌子”，北周太祖宇文泰，字“黑獺”，为避尊讳，北周专门下诏改“黑”为“乌”。从內容看，《碁经》之文字、棋法、术语都明显比唐宋更为古奥；提到的人物、典故也无南北朝以后；其书法也保留北魏遗风，尤其是有一些北朝时期特有的、唐以后不用的别体字，因此断定《碁经》年代为北周。
虽然中国的棋类书籍早在唐朝就已经非常丰富，史书中有记载的有数十种。最早的围棋专著、西晋马朗的二十九卷《围棋势》是成书于公元3世纪。只不过因为年代太久，这些书早已失传。所以，这卷北周的《碁经》是现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围棋棋谱。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经卷中也多有提到围棋，比如敦煌遗书S.4571《维摩诘经讲经文》提到：“若至博弈戏处，辄从度人。”意思是维摩诘经常到下棋处，借观棋之机说法度人。P.2718《王梵志诗一卷》则提到：“围棋出专能。”说明弈棋必须具有专门的思维能力。S.5725还记载了“玉女降，帝与之围棋甚娱”的故事。
敦煌石窟中已知的“对弈图”有三幅：莫高窟第61窟（五代）西壁佛传故事画中屏风画第21扇，绘有《悉达多太子弈棋图》；第454窟（宋）东壁门北上部的《维摩诘经变》中有一幅《对弈图》；榆林窟第32窟（五代）北壁也有《维摩诘经变·对弈图》。
来源：敦煌研究院，作者：付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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