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建筑知识一点通#张驭寰#建筑#
1、中国古代城池，宫廷、庙宇、佛寺，陵墓、书院，会馆等各种类型之建筑都体现出一种军事防御思想。民居建筑中也是如此，每一户大宅都筑高墙、修炮台，设望楼、安设水井、开设后门，这一系列设计都体现出防御性。
2、中国古代从春秋一直到隋唐，都实行里坊制。里坊制不仅是居住单位，也是行政管理单位。通常连接坊与坊之间的道路称“街”，贯穿在坊内的道路称“巷”。里坊四周围有高墙，设里正、里卒看管把守，早启晚闭，傍晚街鼓一停，居民就不能在街上通行了。
3、现在的福建泉州城，一点也看不出古代的风貌了。实际上，泉州在宋代最为繁荣。
4、唐代对伽蓝七堂的规定，佛塔、大雄宝殿、经堂、钟鼓楼、藏经楼、僧房、斋堂。
5、汉代有“晨鼓暮钟”的司时制度，用钟鼓来报时。中钟的作用是召集僧众做法，早晚撞钟还可报时。鼓的作用是戒众进善，有如战场上击鼓以激发斗志。因此寺院不可无钟，不可无鼓。
6、“天下庄，数窦庄，窦庄是个小北京”。位于山西沁河河畔的窦庄，始建于明万历年间。
7、华表：常常建在主要门的前端，似柱非柱，似塔非塔，用它作为一种标识的陪衬建筑，把这一处建筑烘托起来。华表早在尧舜时期就已有之。帝尧为征集民众意见，在一根木柱上安放一块横木，称为“诽谤木”，后来作为明君纳谏的象征，被保留下来并成为后人所常见的石质“华表”。
8、古代建筑常见的陪衬建筑：乐楼、华表、石狮子、戏台、牌坊、大香炉、双阙、角楼、望楼、影壁、上马石
9、中国古代粮仓的种类是很多的。陕西“丰图义仓”是清末阎敬铭所建。“义仓”全部采用砖砌结构 建筑布局非常巧妙，利用城墙墙体作为仓房，节省材料。“义仓”的设计做到了防火、防水、通风、采光好。平均每间仓房可存粮7.5万公斤，粮食可存放十几年不坏。
中国早期的粮仓也是早期的学校--据考证，帝尧时期的米廪既是存粮食的仓库，又是老者颐养天年的场所，还是早期学校（庠）的雏形。那时，为了使老者不愁食物，帝尧特地将他们安置在粮仓。这些老人都是历尽世事而有经验的人，便将小孩子召集起来，传授经验知识。这样，粮仓又有了养老和学校的功用。
10、凡书院建筑，都分为三大部分：
一是：讲学部分，有讲堂、斋舍，以讲堂为中心；
二是：藏书的地方；
三是：祀神的地方，如文庙，文昌阁等专祠
11、如何使房屋防潮？过去造房时十分注意地下水，唯恐地下水位高，房屋易于潮湿，因此，在建筑房屋时都寻找高爽之地。
地面防潮，应当做灰土地面，即夯筑灰土层，表面拌细白灰、清灰混合砂浆，干涸之后相当坚固，这样可以防止潮气上升，外墙防潮也如此法。中国的“三七灰土”即最佳的石灰和土的体积比为3:7，用青灰浆砸平之后十分防潮。
外墙壁防潮，应在外墙壁之下半部，从地基地面上1.2米处，用石块砌筑，这一段石壁强即等于防水防潮墙壁，地下水不会渗透。
建造房屋时，大面积的地基、房基要选取高处、向阳、地下水深的位置，中国古代建筑为何有“高台榭，美宫室”之称呢？那就是造房子要在地基上下功夫，目的在于防水与防潮。
12、在很多民间居住房屋中，窗子开得小。在北方，窗子越大，冬天室内越冷；在南方，窗子越大，夏日室内越热。所以要开小窗。开小窗子屋内必然要黑暗的。
古时生活简单，在房间内部居住，主要是睡觉、休息，所以对光线的要求就没有那样强烈，对光度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了。
13、中国在唐代或唐代以前没有石灰，仅有白灰，砌砖壁体则用粘性黄土灰浆。如唐朝的砖墙，全部用黄色粘土来砌筑，至今砖墙坚固而不倒。这个方法已成为鉴定分析砖塔的建造年代的一个有力的证据，如用纯黄黏土做砂浆的塔就是唐代的塔。
到宋代，砌砖技术更进一步成熟，有石灰生产，用石灰和黄泥土和水之后，成为一种白灰粘土浆，用这样的灰浆砌塔，就更加坚固耐久。
到元明时代，砌体则用纯的白灰灰浆，这样更加坚固耐久。如全国各地的城墙、万里长城、砖墙等，各种壁体全部都用纯粹的白灰灰浆，不再不加入粘土。明清时期的一些大的砖石建筑，都大量使用白灰灰浆。白石灰的生产，解决了砖石砌体的一个大问题。
清代官式建筑及个别的重要建筑之中，往往用糯米煮浆加在石灰里，用它来砌砖缝，这样使灰浆干涸之后非常坚硬，用铁镐也敲不碎。
14、中国的高塔被称为“中国古代的多层建筑”，又称为“高层建筑”。因为中国古代除塔之外就没有高层建筑了，因而塔是高层建筑的代表。
中国早期用木材建造木塔，同时也用砖建造塔，这两种材料同时运用，用砖材最多能建造80多米高的塔。
中国早期建造材料简单，一直延续了7000多年，极少用金属。而始终用被后世称做“秦砖汉瓦”的土、木、砖、石。可就是这些材料，建成了无数的各种式样的宏大建筑，这足以说明中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
中国的木塔没有得到大的发展，就是因为不防火，每遇大火必然烧光。而假如没有地震发生，砖塔可保存2000年，但是要有计划的，每隔一段时间进行维修、保养，清理防水等维护工作。
15、中国古建筑中一般是用瓦来防水。瓦是用泥土做坯子，然后培烧，烧成浇水之后变为灰色。瓦是从西周开始出现的，到现在有近3000年的历史。
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就在建筑上使用琉璃瓦件作为装饰物。元代时，皇宫建筑大量使用琉璃瓦。宋《营造法式》中有明确规定。
琉璃瓦采用矿石原料高温烧制而成。
16、“秦砖汉瓦”这个词听起来虽然与建筑有关，但他本其实本源于金石学。据考古发现，西周时已有瓦，东周时已有砖。所谓“秦砖汉瓦”绝不是说秦时有砖而汉时有瓦。从金石学的角度看，“秦砖汉瓦”指的是秦代的画像砖和汉代的瓦。砖瓦的出现，虽早于秦汉，但秦汉两代的砖瓦，因其上刻有文字和图案而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也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中国古代城池，宫廷、庙宇、佛寺，陵墓、书院，会馆等各种类型之建筑都体现出一种军事防御思想。民居建筑中也是如此，每一户大宅都筑高墙、修炮台，设望楼、安设水井、开设后门，这一系列设计都体现出防御性。
2、中国古代从春秋一直到隋唐，都实行里坊制。里坊制不仅是居住单位，也是行政管理单位。通常连接坊与坊之间的道路称“街”，贯穿在坊内的道路称“巷”。里坊四周围有高墙，设里正、里卒看管把守，早启晚闭，傍晚街鼓一停，居民就不能在街上通行了。
3、现在的福建泉州城，一点也看不出古代的风貌了。实际上，泉州在宋代最为繁荣。
4、唐代对伽蓝七堂的规定，佛塔、大雄宝殿、经堂、钟鼓楼、藏经楼、僧房、斋堂。
5、汉代有“晨鼓暮钟”的司时制度，用钟鼓来报时。中钟的作用是召集僧众做法，早晚撞钟还可报时。鼓的作用是戒众进善，有如战场上击鼓以激发斗志。因此寺院不可无钟，不可无鼓。
6、“天下庄，数窦庄，窦庄是个小北京”。位于山西沁河河畔的窦庄，始建于明万历年间。
7、华表：常常建在主要门的前端，似柱非柱，似塔非塔，用它作为一种标识的陪衬建筑，把这一处建筑烘托起来。华表早在尧舜时期就已有之。帝尧为征集民众意见，在一根木柱上安放一块横木，称为“诽谤木”，后来作为明君纳谏的象征，被保留下来并成为后人所常见的石质“华表”。
8、古代建筑常见的陪衬建筑：乐楼、华表、石狮子、戏台、牌坊、大香炉、双阙、角楼、望楼、影壁、上马石
9、中国古代粮仓的种类是很多的。陕西“丰图义仓”是清末阎敬铭所建。“义仓”全部采用砖砌结构 建筑布局非常巧妙，利用城墙墙体作为仓房，节省材料。“义仓”的设计做到了防火、防水、通风、采光好。平均每间仓房可存粮7.5万公斤，粮食可存放十几年不坏。
中国早期的粮仓也是早期的学校--据考证，帝尧时期的米廪既是存粮食的仓库，又是老者颐养天年的场所，还是早期学校（庠）的雏形。那时，为了使老者不愁食物，帝尧特地将他们安置在粮仓。这些老人都是历尽世事而有经验的人，便将小孩子召集起来，传授经验知识。这样，粮仓又有了养老和学校的功用。
10、凡书院建筑，都分为三大部分：
一是：讲学部分，有讲堂、斋舍，以讲堂为中心；
二是：藏书的地方；
三是：祀神的地方，如文庙，文昌阁等专祠
11、如何使房屋防潮？过去造房时十分注意地下水，唯恐地下水位高，房屋易于潮湿，因此，在建筑房屋时都寻找高爽之地。
地面防潮，应当做灰土地面，即夯筑灰土层，表面拌细白灰、清灰混合砂浆，干涸之后相当坚固，这样可以防止潮气上升，外墙防潮也如此法。中国的“三七灰土”即最佳的石灰和土的体积比为3:7，用青灰浆砸平之后十分防潮。
外墙壁防潮，应在外墙壁之下半部，从地基地面上1.2米处，用石块砌筑，这一段石壁强即等于防水防潮墙壁，地下水不会渗透。
建造房屋时，大面积的地基、房基要选取高处、向阳、地下水深的位置，中国古代建筑为何有“高台榭，美宫室”之称呢？那就是造房子要在地基上下功夫，目的在于防水与防潮。
12、在很多民间居住房屋中，窗子开得小。在北方，窗子越大，冬天室内越冷；在南方，窗子越大，夏日室内越热。所以要开小窗。开小窗子屋内必然要黑暗的。
古时生活简单，在房间内部居住，主要是睡觉、休息，所以对光线的要求就没有那样强烈，对光度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了。
13、中国在唐代或唐代以前没有石灰，仅有白灰，砌砖壁体则用粘性黄土灰浆。如唐朝的砖墙，全部用黄色粘土来砌筑，至今砖墙坚固而不倒。这个方法已成为鉴定分析砖塔的建造年代的一个有力的证据，如用纯黄黏土做砂浆的塔就是唐代的塔。
到宋代，砌砖技术更进一步成熟，有石灰生产，用石灰和黄泥土和水之后，成为一种白灰粘土浆，用这样的灰浆砌塔，就更加坚固耐久。
到元明时代，砌体则用纯的白灰灰浆，这样更加坚固耐久。如全国各地的城墙、万里长城、砖墙等，各种壁体全部都用纯粹的白灰灰浆，不再不加入粘土。明清时期的一些大的砖石建筑，都大量使用白灰灰浆。白石灰的生产，解决了砖石砌体的一个大问题。
清代官式建筑及个别的重要建筑之中，往往用糯米煮浆加在石灰里，用它来砌砖缝，这样使灰浆干涸之后非常坚硬，用铁镐也敲不碎。
14、中国的高塔被称为“中国古代的多层建筑”，又称为“高层建筑”。因为中国古代除塔之外就没有高层建筑了，因而塔是高层建筑的代表。
中国早期用木材建造木塔，同时也用砖建造塔，这两种材料同时运用，用砖材最多能建造80多米高的塔。
中国早期建造材料简单，一直延续了7000多年，极少用金属。而始终用被后世称做“秦砖汉瓦”的土、木、砖、石。可就是这些材料，建成了无数的各种式样的宏大建筑，这足以说明中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
中国的木塔没有得到大的发展，就是因为不防火，每遇大火必然烧光。而假如没有地震发生，砖塔可保存2000年，但是要有计划的，每隔一段时间进行维修、保养，清理防水等维护工作。
15、中国古建筑中一般是用瓦来防水。瓦是用泥土做坯子，然后培烧，烧成浇水之后变为灰色。瓦是从西周开始出现的，到现在有近3000年的历史。
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就在建筑上使用琉璃瓦件作为装饰物。元代时，皇宫建筑大量使用琉璃瓦。宋《营造法式》中有明确规定。
琉璃瓦采用矿石原料高温烧制而成。
16、“秦砖汉瓦”这个词听起来虽然与建筑有关，但他本其实本源于金石学。据考古发现，西周时已有瓦，东周时已有砖。所谓“秦砖汉瓦”绝不是说秦时有砖而汉时有瓦。从金石学的角度看，“秦砖汉瓦”指的是秦代的画像砖和汉代的瓦。砖瓦的出现，虽早于秦汉，但秦汉两代的砖瓦，因其上刻有文字和图案而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也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形而上学是纯粹的、理性的、关于存在物“一般”和关于存在物的主要领域中各自整体的认知。在这一形而上学中，发生着某种“逾越”，这一“逾越”是对总是能够呈现出特殊和部分经验的东西的超出。通过对感性事物的逾越，这一认知力图把捉超感性的存在物。可是，“它的进程”“至今依然处在某种纯粹的四下摸索之中，而且最为糟糕的是，它仅仅是在纯粹的概念中四下摸索”。
形而上学对其主张的观点缺乏某种有说服力的证明。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赋予了形而上学所想要成为的东西的内在可能性呢？对形而上学的内在可能性进行划界，在这一意义上为形而上学进行某种奠基。这一奠基现在首先必须对准形而上学的终极目标，这也就是说，指向特殊形而上学的本质规定性。因为在某种特别的意义上，这就是关于超感性存在物的认知。然而，对这样的认知之内在可能性的发问，发现自己又退回到了更普遍的发问，即对存在物本身的一般公开状态的内在可能性进行发问。现在，奠基就是要弄清某种与涉及存在物的关联活动的本质，在此之中，这一存在物自己显现自身，而所有关于它的陈述都由此从而成为可说明的。
不过，这样的一种涉及存在物的关联活动的可能性中包含有什么呢？有某种“指引”来指明使得如此的关联活动成为可能的东西吗？事实上这就是自然研究者们的操作程序。在他们面前，“升起了...…一束亮光。他们理解到，理性仅只看到它自己根据自己的筹划而产生出来的东西，理性必须带着它的依据恒常法则而来的判断原理走在前面，并必须强迫自然回答它的发问，但理性一定不要让自身似乎仅仅听任自然牵着鼻子走”。
这个为某种一般自然“预先筹划的计划”，首先将存在物的存在法理预先给了出来，而所有正在探究的问题都应当能够和存在物的存在法理关联起来。这一先行的、有关存在物的存在计划被包括在相关的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中。因此，使得与存在物的关系（在存在物层面上的认知）成为可能的东西，就是对存在之法理的先行领会，就是存在论的认知。
对于这一在存在物层面上的经验与存在论认知之间的根本性条件关联，数学自然科学提供出了一些启示。但它为形而上学的奠基的所起的作用也就仅限于此。因为有关这一条件关联的启示还远非问题的解决，它仅只是一个方向上的指引，而在这一方向上，首先必须去寻找在其根本的普遍性上被领会的问题。我们是否就能够在那里找到它以及到底能不能找到，换句话说，特殊形而上学的理念在根本上是否只可以依照实证的（科学）认知的概念来裁度，这恰恰是应当首先要决定的事情。
对特殊的形而上学之内在可能性的筹划，越过了对存在物之可能性的发问，回溯到了去询问使得存在物层面上的认知成为可能的东西的可能性问题。但这是对在先的存在领悟之本质的疑问，亦即疑问最广泛意义上的存在论认知的本质。然而，对存在论的内在可能性的疑难就蕴含着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进行发问。为特殊形而上学的奠基的企图就在自身中迫使自己回到了询问一般形而上学之本质的问题。
但是，在这样开始为形而上学奠基之际，康德就使自己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展开了直接的对话。现在，存在论第一次从根本上成了疑难,随之而来的就是传统形而上学大厦的第一次、也是最内 在的震荡。一般形而上学迄今在处理ens commune（一般存在物）的“普遍性”时的那种不可规定性和自明性都消失不见了。奠基的发问第一次要求澄清普遍化的方式，并由此澄清包含在对存在之法理的认知中的逾越特性。至于康德自己是否达到了对这一问题的完全澄清，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说康德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并首先将它提了出来，就已经足够了。但因此也就变得清楚了，存在论原本完全不是要为实证的科学奠基。它的必要性和作用植基于某种“更高的旨趣”，即伴随着人类理性自身而来的旨趣。不过，既然一般的形而上学现在为特殊的形而上学提供了必要的"“准备”，那么，在为前者奠基的过程中后者的本质规定性也就必须自身发生改变。
形而上学的奠基在整体上就叫存在论的内在可能性的开显。这就是在康德“哥白尼式的转向”的标题下总被误解的东西的真实意义，而它之所以是真实的，因为它是形而上学的（以形而上学为其唯一主题）。“迄今为止，人们假定，我们的一切认知都必须以对象为准，可是，通过概念先天地构成有关对象的某物，并由此来扩展我们的知识的所有尝试，都在这一假定下以失败告终。因此，我们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倘若假设对象必须以我们的判定为准，形而上学的任务是否可获得更好的进展呢？这样的假设已经更好地与所要求的关于对象的先天性认知的可能性一致。这一认知应当在对象被给与我们之前，就已确立了关于对象的某种东西”。
康德这里要说的是：并非“所有的认知”都是在存在物层面上的认知。而且，举凡有存在物的认知的地方，存在物的认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某种存在论认知存在。经过哥白尼式的转向，“旧有的”在认知与存在物之间“符合”意义上的真理观所受到的冲击极小，以至于可以说哥白尼式的转向假设了这一真理观，甚至，它首先就是这一真理观的基础。 只有当某个存在物作为存在物率先已经开放了出来，也就是说，在其存在之法理中被呈现，在物层面上的认知才有可能和存在物(对象)机符合。
诸对象，亦即它们的存在物层面上的可规定性，必定会和这后一种认知相符合。存在物的开放性（存在物层面上的真理）围绕着存在物的存在之法理的开显性（存在论的真理）。但是，存在物层面上的认知绝无可能自为地去符合“于”对象，因为倘若没有存在论的认知，存在物层面上的认知绝不会有某种可能的它向之去符合的东西。
于是就很清楚借助于询问存在论本身的内在可能性，传统形而上学的奠基工作才得以启端。但是，为什么这一奠基就变成为一种“纯粹理性批判”呢？
康德将存在论的可能性之疑难归结为这样的问题：“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对这一提问方式的阐释力求说明，为形而上学的奠基是作为对纯粹理性的批判来进行的。对存在论认知的可能性的发问要求对这一存在论认知有某种先行的特征描述。在这一提问方式中，康德和传统做法一样，将认识把握为判断。那么，在存在论领会中，现在有着怎样的认知方式呢？这正是存在物在其中得到知晓的认知方式。但是，那种在此被知晓的东西,不管它是如何一再被经验到和被规定，都属于存在物。
在存在论认知中，这一被知晓的存在物的“是什么”，在所有存在物的经验之前——虽然正是为了这些存在物的经验——就已被先天地提供了出来。康德将某种提供出存在物的“实质内容”的认知以及那显明存在物自身的认知，称为是“综合的”。这样，对存在论认知的可能性的发问就变成了去疑问先天综合判断的本质。
关于存在物之存在的具有实质内容的判断之合法性，不能在经验中予以根本性的判定；因为有关存在物的经验本身，总已经由存在物的存在论领悟所引导，而这种存在物的存在领悟，又理应经由经验，从某个确定的方向来通达。因此，存在论的认知，是一种依据那非依照经验而来的根据（原理）所进行的判断。
但是，康德将我们的、从先天原理出发来认知的能力，称为“纯粹理性”。纯粹理性是“这样的一种理性，它含有绝对先天地认知事物的诸原理”。因此，只要那些包含在理性中的原理构成了某种先天认知的可能性，对存在论认知的可能性的暴露就必然变成为对纯粹理性之本质的澄清。但是，对纯粹理性之本质的界定，同时也就是对其非本质的有所区别的限定，从而也就是对其本质的可能性的限制和节制（批判）。形而上学奠基作为存在论之本质的暴露，就是“纯粹理性批判”。”
形而上学对其主张的观点缺乏某种有说服力的证明。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赋予了形而上学所想要成为的东西的内在可能性呢？对形而上学的内在可能性进行划界，在这一意义上为形而上学进行某种奠基。这一奠基现在首先必须对准形而上学的终极目标，这也就是说，指向特殊形而上学的本质规定性。因为在某种特别的意义上，这就是关于超感性存在物的认知。然而，对这样的认知之内在可能性的发问，发现自己又退回到了更普遍的发问，即对存在物本身的一般公开状态的内在可能性进行发问。现在，奠基就是要弄清某种与涉及存在物的关联活动的本质，在此之中，这一存在物自己显现自身，而所有关于它的陈述都由此从而成为可说明的。
不过，这样的一种涉及存在物的关联活动的可能性中包含有什么呢？有某种“指引”来指明使得如此的关联活动成为可能的东西吗？事实上这就是自然研究者们的操作程序。在他们面前，“升起了...…一束亮光。他们理解到，理性仅只看到它自己根据自己的筹划而产生出来的东西，理性必须带着它的依据恒常法则而来的判断原理走在前面，并必须强迫自然回答它的发问，但理性一定不要让自身似乎仅仅听任自然牵着鼻子走”。
这个为某种一般自然“预先筹划的计划”，首先将存在物的存在法理预先给了出来，而所有正在探究的问题都应当能够和存在物的存在法理关联起来。这一先行的、有关存在物的存在计划被包括在相关的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中。因此，使得与存在物的关系（在存在物层面上的认知）成为可能的东西，就是对存在之法理的先行领会，就是存在论的认知。
对于这一在存在物层面上的经验与存在论认知之间的根本性条件关联，数学自然科学提供出了一些启示。但它为形而上学的奠基的所起的作用也就仅限于此。因为有关这一条件关联的启示还远非问题的解决，它仅只是一个方向上的指引，而在这一方向上，首先必须去寻找在其根本的普遍性上被领会的问题。我们是否就能够在那里找到它以及到底能不能找到，换句话说，特殊形而上学的理念在根本上是否只可以依照实证的（科学）认知的概念来裁度，这恰恰是应当首先要决定的事情。
对特殊的形而上学之内在可能性的筹划，越过了对存在物之可能性的发问，回溯到了去询问使得存在物层面上的认知成为可能的东西的可能性问题。但这是对在先的存在领悟之本质的疑问，亦即疑问最广泛意义上的存在论认知的本质。然而，对存在论的内在可能性的疑难就蕴含着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进行发问。为特殊形而上学的奠基的企图就在自身中迫使自己回到了询问一般形而上学之本质的问题。
但是，在这样开始为形而上学奠基之际，康德就使自己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展开了直接的对话。现在，存在论第一次从根本上成了疑难,随之而来的就是传统形而上学大厦的第一次、也是最内 在的震荡。一般形而上学迄今在处理ens commune（一般存在物）的“普遍性”时的那种不可规定性和自明性都消失不见了。奠基的发问第一次要求澄清普遍化的方式，并由此澄清包含在对存在之法理的认知中的逾越特性。至于康德自己是否达到了对这一问题的完全澄清，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说康德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并首先将它提了出来，就已经足够了。但因此也就变得清楚了，存在论原本完全不是要为实证的科学奠基。它的必要性和作用植基于某种“更高的旨趣”，即伴随着人类理性自身而来的旨趣。不过，既然一般的形而上学现在为特殊的形而上学提供了必要的"“准备”，那么，在为前者奠基的过程中后者的本质规定性也就必须自身发生改变。
形而上学的奠基在整体上就叫存在论的内在可能性的开显。这就是在康德“哥白尼式的转向”的标题下总被误解的东西的真实意义，而它之所以是真实的，因为它是形而上学的（以形而上学为其唯一主题）。“迄今为止，人们假定，我们的一切认知都必须以对象为准，可是，通过概念先天地构成有关对象的某物，并由此来扩展我们的知识的所有尝试，都在这一假定下以失败告终。因此，我们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倘若假设对象必须以我们的判定为准，形而上学的任务是否可获得更好的进展呢？这样的假设已经更好地与所要求的关于对象的先天性认知的可能性一致。这一认知应当在对象被给与我们之前，就已确立了关于对象的某种东西”。
康德这里要说的是：并非“所有的认知”都是在存在物层面上的认知。而且，举凡有存在物的认知的地方，存在物的认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某种存在论认知存在。经过哥白尼式的转向，“旧有的”在认知与存在物之间“符合”意义上的真理观所受到的冲击极小，以至于可以说哥白尼式的转向假设了这一真理观，甚至，它首先就是这一真理观的基础。 只有当某个存在物作为存在物率先已经开放了出来，也就是说，在其存在之法理中被呈现，在物层面上的认知才有可能和存在物(对象)机符合。
诸对象，亦即它们的存在物层面上的可规定性，必定会和这后一种认知相符合。存在物的开放性（存在物层面上的真理）围绕着存在物的存在之法理的开显性（存在论的真理）。但是，存在物层面上的认知绝无可能自为地去符合“于”对象，因为倘若没有存在论的认知，存在物层面上的认知绝不会有某种可能的它向之去符合的东西。
于是就很清楚借助于询问存在论本身的内在可能性，传统形而上学的奠基工作才得以启端。但是，为什么这一奠基就变成为一种“纯粹理性批判”呢？
康德将存在论的可能性之疑难归结为这样的问题：“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对这一提问方式的阐释力求说明，为形而上学的奠基是作为对纯粹理性的批判来进行的。对存在论认知的可能性的发问要求对这一存在论认知有某种先行的特征描述。在这一提问方式中，康德和传统做法一样，将认识把握为判断。那么，在存在论领会中，现在有着怎样的认知方式呢？这正是存在物在其中得到知晓的认知方式。但是，那种在此被知晓的东西,不管它是如何一再被经验到和被规定，都属于存在物。
在存在论认知中，这一被知晓的存在物的“是什么”，在所有存在物的经验之前——虽然正是为了这些存在物的经验——就已被先天地提供了出来。康德将某种提供出存在物的“实质内容”的认知以及那显明存在物自身的认知，称为是“综合的”。这样，对存在论认知的可能性的发问就变成了去疑问先天综合判断的本质。
关于存在物之存在的具有实质内容的判断之合法性，不能在经验中予以根本性的判定；因为有关存在物的经验本身，总已经由存在物的存在论领悟所引导，而这种存在物的存在领悟，又理应经由经验，从某个确定的方向来通达。因此，存在论的认知，是一种依据那非依照经验而来的根据（原理）所进行的判断。
但是，康德将我们的、从先天原理出发来认知的能力，称为“纯粹理性”。纯粹理性是“这样的一种理性，它含有绝对先天地认知事物的诸原理”。因此，只要那些包含在理性中的原理构成了某种先天认知的可能性，对存在论认知的可能性的暴露就必然变成为对纯粹理性之本质的澄清。但是，对纯粹理性之本质的界定，同时也就是对其非本质的有所区别的限定，从而也就是对其本质的可能性的限制和节制（批判）。形而上学奠基作为存在论之本质的暴露，就是“纯粹理性批判”。”
墙盘
时代：西周中期前段（恭王世）
出土情况：1976年12月，扶风县法门公社（镇）庄白村1号西周铜器窖藏出土。
现藏：宝鸡市周原博物馆
铭文字数：内底铸铭文18行284字（含合文3、重文5）。
铭文大意：在古代文王，初步地做到政事和谐，上帝降给他美德，一切大定，他完全掌握各方面，聚合并接纳了万国。强有力的武王，就征伐四方，达到了殷朝的农民，是永久的。大大地巩固远祖，奋起击伐夷童（指伐纣）。有法度的聪明的成王，在各方面授予概括的治国纲要，用以开始治理周国。渊深明哲的康王，就端正亿万疆土。宏伟的厚重的昭王，大规模地打搫楚荆，因爲巡守而到南方。恭敬的显赫的穆王，用型范表率来教诲，继缜安定了现在天子，天子周到地继承了文王武王的绵长的光烈。天子长寿，没有病痛。宣示上下，十分美好，很大的谋划。昊天照临着，没有什麽败坏。上帝的后代夏和神巫明保的授予天子以美好的命令：“厚厚的福，丰收的年景，四方以及外族没有不来扬手朝见。”安静的隐居的高祖，在微国很好地的居住。当武王己经斩伐殷王朝之后，微族史官烈祖就来见武王，武王则命令周公安排居住土地，让他住在岐周。通达而惠爱的乙祖，来配他的君长的远大规划，纳入于心腹之臣。善良英明的亚祖祖辛，分立宗支，蕃育子孙，繁多的福，许多喜庆，齐齐整整，焕发光彩，应该受到禋祀。竭忠尽力的文考乙公，极其明智，德行纯粹，没有人讥刺，耕种收获，经营管理。正是君长孝父母，友兄弟，史墙从早到晚不敢坠失，每天努力做事。墙不敢败坏。对扬天子大的显赫的好命令，用来做宝藏的彝器。烈祖文考好的积蓄，给了墙你的田租。福禄来临，头髪由白转黄，脸皮干枯而长寿，恭敬地服事其君长，一万年永久宝用。（唐兰先生译文）
扶风庄白一号西周窖藏共出土青铜器一百零三件。造型瑰伟，大小有差，纹饰富丽，种类繁多。这一百多件铜器是西周时期微氏家族历代子孙所做，涉及高祖、剌（烈）祖（商）、乙祖、亚祖祖辛（折）、文考乙公（丰）、墙、、白先父八代，历时商末周初至厉王时期，代代相传，几乎涵盖了西周的整个王世。微氏家族与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的单氏家族不同，他不是姬姓贵族，而是周初投靠周王的殷商贵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西周政治生活中占得一席之地，其后裔子孙世代担任史官。从同出的墙盘的铭文中可以看出身为史管的墙，文采华丽，措辞优美，行文对仗处处尽显文人功底。墙盘的作器者墙是微氏家族的第六代，处于共王时期。
庄白一号窖藏所出青铜器，不仅对研究整个西周时期青铜器器型、纹饰的发展演变规律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对于窥探西周金文书法的演变有着重大意义。
墙盘铭文内容涉及西周历史、政治、社会经济各个方面。铭文分前后两段，前段颂扬西周王朝文、武、成、康、昭、穆、共七代周王的主要业绩。文王安宁百姓，抚恤四方；武王征伐商纣，确立周朝；成王以法治国，绥靖四方；康王分封诸侯，巩固周疆；昭王南征荆楚，南国贯行；穆王殷勤执政，巩固基业。后段追孝祈福，自叙微氏家族中，自从远祖微子启弃商归周后，世代担任史官，并得到周王信任，反映出周王不计前嫌广纳人才的明智之举。如此丰富的内容，无愧墙盘“青铜史书”的称号。
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史官在西周王朝非常活跃而且地位很高的官职。这些史官是世袭的，他们可以利用职务去记载、积累大量的史料，并进行整理。史官负有如实记录君王大臣言行的责任，对至高无上的君王权力也起到一定的制约与监督，因而也处在如履薄冰的境地。
墙，又称史墙，是丰的儿子，的父亲，死后庙号为“丁公”。从墙盘的铭文得知，微氏高祖在“微”地建立邦国。“微国”的地点，有学者认为是今天的山西潞城，作为周人同盟曾经参与过武王伐纣的战争；也有学者认为是商朝王子微子的封地，微子不忍商纣王的残暴愤而向周投诚。墙作为微氏家族的第六代，在周朝作史官。从所铸墙盘的铭文中便可看出墙的文采非凡，可堪史官重任。墙下笔洋洋洒洒二百八十字，全铭叙事铿锵，论次井然，措词精炼，情韵激越，加以行款栉比，书体遒隽，相比较同样记述家族史的逨盘，墙盘的辞藻与文学功底更胜一筹。在传世的千百篇金文中实属罕见，可以窥见墙任史官之职的非凡才识和严谨治史的态度。
自宋代金石学兴起以来，金石彝器的功用很大程度上在于证经补史。时值当下，铭文对于考古学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墙盘全篇共284字，前半部分叙述文王至恭王的主要事迹和历史评价，后半部分为家族历史。学界以往对于西周王世的了解多来自于传世的古代文献典籍，多有偏颇或存疑。作为一手资料的出土文献，墙盘铭文则解决了这些问题。从墙盘铭文中我们得知，器主墙来自世代为史官的微史家族。他在铭文中共记录有文、武、成、康、昭、穆六位先王，并对每位先王作以历史评价。这是西周当朝官方的正统历史观，虽有在人物评价上有溢美的成分，但对于历史事迹却是真实可信的。可以说，从文王到穆王，墙盘记述的就是半部西周史，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而后半部分对于微史家族的记载，则是家族兴衰的记录，相当于后世的族谱。从铭文可以看到，微史家族世代为史官，并辅佐历代周王，周王命周公在岐周赐予其采邑，供其世代居住。而微史家族历代也尽心尽力工作，不敢有所废怠。这些记录对于史学家研究西周官制以及家族史都是很重要的材料。墙盘的重要性还在于其铭文的艺术价值，作为西周中期金文成熟的标志，其在西周金文书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笔画间再无早期笔墨的波磔；线条两端圆润光滑却不失挺劲，没有早先笔锋的出挑，是标准“玉箸体”的体现。在章法上极为讲究，行气贵贯通、疏密统一。字体浑厚有力，结构错落有致，通篇风格质朴典雅。史墙盘还反映了西周时期的文学艺术成就。它的铭文以四言为主，辞藻华丽，自成段落，读来朗朗上口，是我国已知的最早的一篇带有骈体风格的文章，对后世文学也有一定的影响。墙盘铭文布局上下间隔大于左右间隔，点线较粗，笔势圆泽厚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西周中期铭文的特点，勘称一篇优秀的书法作品。
时代：西周中期前段（恭王世）
出土情况：1976年12月，扶风县法门公社（镇）庄白村1号西周铜器窖藏出土。
现藏：宝鸡市周原博物馆
铭文字数：内底铸铭文18行284字（含合文3、重文5）。
铭文大意：在古代文王，初步地做到政事和谐，上帝降给他美德，一切大定，他完全掌握各方面，聚合并接纳了万国。强有力的武王，就征伐四方，达到了殷朝的农民，是永久的。大大地巩固远祖，奋起击伐夷童（指伐纣）。有法度的聪明的成王，在各方面授予概括的治国纲要，用以开始治理周国。渊深明哲的康王，就端正亿万疆土。宏伟的厚重的昭王，大规模地打搫楚荆，因爲巡守而到南方。恭敬的显赫的穆王，用型范表率来教诲，继缜安定了现在天子，天子周到地继承了文王武王的绵长的光烈。天子长寿，没有病痛。宣示上下，十分美好，很大的谋划。昊天照临着，没有什麽败坏。上帝的后代夏和神巫明保的授予天子以美好的命令：“厚厚的福，丰收的年景，四方以及外族没有不来扬手朝见。”安静的隐居的高祖，在微国很好地的居住。当武王己经斩伐殷王朝之后，微族史官烈祖就来见武王，武王则命令周公安排居住土地，让他住在岐周。通达而惠爱的乙祖，来配他的君长的远大规划，纳入于心腹之臣。善良英明的亚祖祖辛，分立宗支，蕃育子孙，繁多的福，许多喜庆，齐齐整整，焕发光彩，应该受到禋祀。竭忠尽力的文考乙公，极其明智，德行纯粹，没有人讥刺，耕种收获，经营管理。正是君长孝父母，友兄弟，史墙从早到晚不敢坠失，每天努力做事。墙不敢败坏。对扬天子大的显赫的好命令，用来做宝藏的彝器。烈祖文考好的积蓄，给了墙你的田租。福禄来临，头髪由白转黄，脸皮干枯而长寿，恭敬地服事其君长，一万年永久宝用。（唐兰先生译文）
扶风庄白一号西周窖藏共出土青铜器一百零三件。造型瑰伟，大小有差，纹饰富丽，种类繁多。这一百多件铜器是西周时期微氏家族历代子孙所做，涉及高祖、剌（烈）祖（商）、乙祖、亚祖祖辛（折）、文考乙公（丰）、墙、、白先父八代，历时商末周初至厉王时期，代代相传，几乎涵盖了西周的整个王世。微氏家族与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的单氏家族不同，他不是姬姓贵族，而是周初投靠周王的殷商贵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西周政治生活中占得一席之地，其后裔子孙世代担任史官。从同出的墙盘的铭文中可以看出身为史管的墙，文采华丽，措辞优美，行文对仗处处尽显文人功底。墙盘的作器者墙是微氏家族的第六代，处于共王时期。
庄白一号窖藏所出青铜器，不仅对研究整个西周时期青铜器器型、纹饰的发展演变规律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对于窥探西周金文书法的演变有着重大意义。
墙盘铭文内容涉及西周历史、政治、社会经济各个方面。铭文分前后两段，前段颂扬西周王朝文、武、成、康、昭、穆、共七代周王的主要业绩。文王安宁百姓，抚恤四方；武王征伐商纣，确立周朝；成王以法治国，绥靖四方；康王分封诸侯，巩固周疆；昭王南征荆楚，南国贯行；穆王殷勤执政，巩固基业。后段追孝祈福，自叙微氏家族中，自从远祖微子启弃商归周后，世代担任史官，并得到周王信任，反映出周王不计前嫌广纳人才的明智之举。如此丰富的内容，无愧墙盘“青铜史书”的称号。
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史官在西周王朝非常活跃而且地位很高的官职。这些史官是世袭的，他们可以利用职务去记载、积累大量的史料，并进行整理。史官负有如实记录君王大臣言行的责任，对至高无上的君王权力也起到一定的制约与监督，因而也处在如履薄冰的境地。
墙，又称史墙，是丰的儿子，的父亲，死后庙号为“丁公”。从墙盘的铭文得知，微氏高祖在“微”地建立邦国。“微国”的地点，有学者认为是今天的山西潞城，作为周人同盟曾经参与过武王伐纣的战争；也有学者认为是商朝王子微子的封地，微子不忍商纣王的残暴愤而向周投诚。墙作为微氏家族的第六代，在周朝作史官。从所铸墙盘的铭文中便可看出墙的文采非凡，可堪史官重任。墙下笔洋洋洒洒二百八十字，全铭叙事铿锵，论次井然，措词精炼，情韵激越，加以行款栉比，书体遒隽，相比较同样记述家族史的逨盘，墙盘的辞藻与文学功底更胜一筹。在传世的千百篇金文中实属罕见，可以窥见墙任史官之职的非凡才识和严谨治史的态度。
自宋代金石学兴起以来，金石彝器的功用很大程度上在于证经补史。时值当下，铭文对于考古学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墙盘全篇共284字，前半部分叙述文王至恭王的主要事迹和历史评价，后半部分为家族历史。学界以往对于西周王世的了解多来自于传世的古代文献典籍，多有偏颇或存疑。作为一手资料的出土文献，墙盘铭文则解决了这些问题。从墙盘铭文中我们得知，器主墙来自世代为史官的微史家族。他在铭文中共记录有文、武、成、康、昭、穆六位先王，并对每位先王作以历史评价。这是西周当朝官方的正统历史观，虽有在人物评价上有溢美的成分，但对于历史事迹却是真实可信的。可以说，从文王到穆王，墙盘记述的就是半部西周史，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而后半部分对于微史家族的记载，则是家族兴衰的记录，相当于后世的族谱。从铭文可以看到，微史家族世代为史官，并辅佐历代周王，周王命周公在岐周赐予其采邑，供其世代居住。而微史家族历代也尽心尽力工作，不敢有所废怠。这些记录对于史学家研究西周官制以及家族史都是很重要的材料。墙盘的重要性还在于其铭文的艺术价值，作为西周中期金文成熟的标志，其在西周金文书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笔画间再无早期笔墨的波磔；线条两端圆润光滑却不失挺劲，没有早先笔锋的出挑，是标准“玉箸体”的体现。在章法上极为讲究，行气贵贯通、疏密统一。字体浑厚有力，结构错落有致，通篇风格质朴典雅。史墙盘还反映了西周时期的文学艺术成就。它的铭文以四言为主，辞藻华丽，自成段落，读来朗朗上口，是我国已知的最早的一篇带有骈体风格的文章，对后世文学也有一定的影响。墙盘铭文布局上下间隔大于左右间隔，点线较粗，笔势圆泽厚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西周中期铭文的特点，勘称一篇优秀的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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