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中华文明的“根”——古村落保护利用观察与思考

提起古村落，人们的脑海里自然而然想起了江西婺源、安徽宏村和浙江八卦村。的确，有着5000年历史的中国，从有人类以来，就逐水草而居，形成了一个个不同的村落，而后逐渐发展成了村镇。这样的古村镇，在孕育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悠久、深厚、复杂的历史演变，而我国多样的地理环境、丰富的人文土壤，又滋养铸成了一个个呈现出不同时代特点、异域风情特色、格调鲜明独特的古村镇瑰宝。

以江南水乡古村落的发展为例。江南，河道如织、石桥纵横，呈现出典型的水乡景致。世世代代的居民住着传统建筑，或粉墙黛瓦、或高墙深院、或雕梁画栋，形成独具江南特色的亮丽风景。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农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发达的农耕经济让原始的古村落又催生出集镇，工商业萌生并蓬勃发展。在传统古村落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朴素的人文理念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文人雅士的直接参与，江南大地孕育出一种“士大夫文化”，而士、工、农、商各界的彼此互补融合，更是构建起具有特色的江南乡土文化。江南水乡古村落大多蕴涵书卷气，富有文化气质。

急速消逝的古村落亟待保护

古村落，已成为农耕文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是维系华夏子孙文化认同的纽带，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各项水利移民、生态建设、工程项目中，一些古村落“不可避免地解体或遭到破坏”。2000年国内有360万个古村落，而到2010年降为270万个。这意味着，10年消失了90万个古村落，其中不乏见证历史创造、文化景观、农耕时代的乡土建筑，古村落正以每天超过上百个的速度加速消亡。

随着古村落中那些古老的宗祠、村街、戏台、水井等有形遗产的消失，一些古村名、古镇名、古街名也淡出人们的记忆，其所附带的历史文化信息逐渐消失，有的地名仅存在于历代文章典籍之中。传统村落正在瓦解。文化学者冯骥才指出，在社会转型期，我们遥远的根，大量的历史文化财富，大部分散落在这些孤立的村落里。

古村落留住了城市的“根”，代表一座城市的“乡愁”。因为古村落就像一个综合自然博物馆，囊括了古建筑、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只有活态存在的民俗文化，才能不断演绎村落的传统，延续村落的精神，增强城市的凝聚力。尊重、保护前人留下的优秀遗产，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一份集体记忆，也是保存中华农耕文明之根。没有了根，文化的传承就断了血脉!

城镇化进程中古村落凸显困境

东莞，地处改革开放第一线，是在工业文明中崛起的城市。然而，在现代文明的掩映下依然可见城市肌理中流淌着的5000多年的东江文明、岭南文化。它们的载体就是代表着农耕文明时期人类聚居形式的古村落。

曾经盛极一时的东莞古村落，经过明清以来的战火、自然灾害等，逐渐走向式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东莞城镇化指数达到88.7%，工业文明带来机械思维的造城发展模式，让古村落的数量变得屈指可数。茶山超朗村和牛过蓢村是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古村落之一。牛过蓢村村民回忆了当时的惊险过程：2006年东莞启动了生态园建设征地，牛过蓢被划进了征地红线。当时，有人就去查族谱，发现牛过蓢立村于南宋时期，有着800多年历史。大家都舍不得这个老村子，就集思广益想办法。最终，通过努力将麦氏宗祠、接龙门等古建筑列入不可移动文物，使牛过蓢村的80间明清古建筑，村中遍布的古民居、书屋、祠堂等建筑，以及树龄为104年至764年的33棵古树得以完整保存下来，也成为了珠三角地区自然环境和优良生态的代表。而茶山超朗村的保护同样惊心动魄，近七八年来，他们“与推土机赛跑”，270多名村民宁可放弃拆迁补偿，也要换取古村的完整保留，他们将一座近乎被人遗忘古村落，变成了“中国景观村落”。

从目前遗留的古村落来看，东莞古建筑多为明清时期建造，是典型的岭南建筑，以祠堂、民居和庙宇为主。一类是以明清广府文化建筑为主流的古村落，以石排的塘尾村和茶山的南社村为代表;一类是以清代修建的土楼、围屋为主的客家古村落，以清溪的铁场下围和塘厦的龙背岭村为代表。

除了城镇化之外，在社会进步的历史浪潮中，人为因素也使古村落逐渐消失了。随着人口越来越多、生活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农耕时代遗留至今的狭小古村落，已经无法适应现代人的需求。特别是现代人要水电、马桶、宽大马路和煤气等现代化配备，古村落无法满足，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搬离了古村落。而具有中国砖木结构建筑特点的古村落，一旦出现空心化现象，就会加剧衰败。例如，谢岗镇的谢岗村是一座7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很多古建筑已经废弃，部分建筑倒塌破损严重，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空心村。

冯骥才这样说，“如果一个民族农村的文化没有了，那么这个民族文化的根就基本上没有了。”

糅合现代与历史留住古村落

岸芷轩里，茶韵悠然，古书飘香。原来的一处荒地，用了本地的茅草、环保的免烧砖、透水的三合土等乡土材料，经我国台湾建筑师之手搭建而成的“岸芷轩”，每天都吸引着年轻人来这里读书、品茶。沿着村中傍水蜿蜒的碎石小路，路过荷塘，精致的民居自然散落，门前是木头垛起的柴扉，墙头绽放着美丽的各色小花……河南信阳郝堂是一个更像乡村的村子，当人们走进这山水画般的小村庄，也就走入到了内心深处的故乡。

不过，2011年以前的郝堂村，还是一个隐没在大别深山中的小山村，人口2300多，有一多半的村民在外谋生，留守在村中的只有老人和小孩。改造过程中，他们定了三项尊重、四个不准的原则，即尊重自然环境、尊重村庄肌理、尊重群众意愿，不挖山、不砍树、不扒房、不填塘，只要农户不签字就坚持原样。村民张厚建是第一个改造的，也因此被称为“一号院”。当时，改造了建筑结构、功能造型、室内装修以及庭院景观和生态系统等，将青砖楼、马头墙等豫南民居传统元素充分融入了时代中，费用花了不到8万元，政府还补贴了2万多元。结果，“一号院”还没改造完，就有六七户人家主动要求改造。

“房屋就地改造，道路依旧曲折，充分尊重传统的邻里关系与空间布局”是他们的经验，而郝堂村也成了年轻人的天堂，他们做到了给年轻人未来，给鸟空间、让民俗绽放。

从全国范围来看，直到上世纪末，国内才开始发掘古村落的价值。2003年，由冯骥才亲自设计保护方案、抢救的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成中国第一个古村落保护的样板。

现在，在众人看来，古村落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之一。然而，在发展古村落旅游业的热潮中，如何让传统文化得到保护、传承和延续，却是亟待解决的头号难题。

山东省旅游局规划财务处副处长师振亚坦言：游客对古村落的关注主要着眼于建筑风貌和生活方式两方面，希望传统的形态能够永远留存。但现实无法将某个时期形态完全原封不动地定格或固定下来供人观赏。村落是活态的传承，传承中有遗传也有变异，在当今时代，变异较为明显。“我们不能自己住在水电气暖齐全的楼房里，却期望古村落中的村民永远点着煤油灯、使用旱厕和烧柴的灶台;我们也不能期望村里的老大娘热情地给你倒着水喝，做着农家饭吃，当按价收费时，内心又生‘世风日下’之感。”

住进了高楼大厦的现代人开始反思，是不是房子越高越好、越大越好呢?其实未必。有一些人已经发现，根据自然环境特点设计的中国古民居，可能才是最宜居的。北京门头沟区有54个风貌完好的古村落，占了该市古村落的七成，最早的古村落起源于东汉。目前，门头沟区已经出现了村民的回流，很多村民从城市里回到古建筑居住。

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古村落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重要，或成为城市延续文脉的场所，成为看得见、摸得着和留得住的“乡愁”。

《中国信息报》首席记者 田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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