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小提琴寻找有缘的孩子”(故事的后来)
※
2017年的今天很高兴南部善心人士捐赠的两把小提琴，其中一把，透过台北市萤火虫志工团让我帮它找到了新主人，是一所东部偏乡小学，据说，学校的谢明贤主任得知这样的好消息，允诺愿意为这一把琴，在学校多开一门课，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而我除了转达善心人士，也希望邀请这把琴的原主人，可以拨空一天来学校为小朋友做一段小提琴演奏。
※
一来让孩子聆听音乐的美好，珍惜这把好琴，二来有着把好事“传承”的意味，其实我小时候是热爱乐器，但我们买不起，希望另外一把小提琴也能找到它的新主人，让音乐和善心人士的美意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
后记：故事的后来，我和春日国小谢明贤主任因为小提琴的缘分，和彼此对偏乡儿童教育问题有许多共识而成为好朋友，一直到他车祸意外过世前都保持联系。另外，第二把小提琴没有送出去，因为原主人有了其他的想法。
※
文字。摄影：酸梅猪 2022.08.17
图：台湾。花莲瑞穗春日国小(2017年台北市萤火虫志工团夏季活动影像纪录)
※
2017年的今天很高兴南部善心人士捐赠的两把小提琴，其中一把，透过台北市萤火虫志工团让我帮它找到了新主人，是一所东部偏乡小学，据说，学校的谢明贤主任得知这样的好消息，允诺愿意为这一把琴，在学校多开一门课，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而我除了转达善心人士，也希望邀请这把琴的原主人，可以拨空一天来学校为小朋友做一段小提琴演奏。
※
一来让孩子聆听音乐的美好，珍惜这把好琴，二来有着把好事“传承”的意味，其实我小时候是热爱乐器，但我们买不起，希望另外一把小提琴也能找到它的新主人，让音乐和善心人士的美意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
后记：故事的后来，我和春日国小谢明贤主任因为小提琴的缘分，和彼此对偏乡儿童教育问题有许多共识而成为好朋友，一直到他车祸意外过世前都保持联系。另外，第二把小提琴没有送出去，因为原主人有了其他的想法。
※
文字。摄影：酸梅猪 2022.08.17
图：台湾。花莲瑞穗春日国小(2017年台北市萤火虫志工团夏季活动影像纪录)
北魏书风的代表！原在朔州崇福寺，现藏台湾历史博物馆的九层石塔题记
文/殷宪 金石契 2022-05-07 19:53
《曹天度造九层石塔记》，为献文帝天安元年(466)的纪年造塔题记，与近年在大同地区发现的《叱干渴侯墓砖》同年。原在朔州崇福寺，现藏台湾历史博物馆（今塔刹犹存崇福寺，惜身首异处）。塔铭刻于一尊玲珑精巧的九级石塔下部，北魏天安元年(466)造于京师平城。塔周三面为供养人浮雕，一面刻题记。《魏书·释老志》云：“永宁寺七级浮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郦道元《水经注》称“其制甚妙，工在寡双”。我曾说过，云冈第六窟中心塔柱上层的四尊九级浮图及其他洞窟的诸多塔雕，该是“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峙相望”的真实写照。恰与永宁寺塔作于同年的曹天度造九层石塔更具有这样的意义。前已述及，太武帝始光元年(424)的《魏文朗造像题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北魏平城时期最早的造像题记。在云冈石窟三十多种题记中，较早的是十一窟太和七年(483)的《五十四人题记》。《曹天度塔记》虽然比《魏文朗题记》晚了四十多年，但却是有明确纪年的造于平城的早期佛塔造像题记。与武周山石窟寺相随相应，文成、献文时期平城内外民间雕石造佛的盛况于此可见一斑。
《曹天度塔记》凡十九行，满行八字，尚存一百一十五字：
夫至宗凝寂，弘之在/人。圣不自运，畅由表/感。是以仰慕者愿莫/不如，功务者因莫不/果。乃感竭家珍，造兹/石塔。饬（饰）仪丽晖，以□(释或解)/永或。愿/圣主契齐乾坤。运表/皇太后、皇太子□□/无穷。/群僚百辟，存亡宗（族？）。/延沉楚炭，有形未亥。/菩提是获。
天安元年，岁次鹑火/侣登蕤宾五日，□□/内小曹天度，为亡□/颖宁亡息玄明于/平城造。
《曹天度塔记》笔力雄健，方重厚密，始则导源《魏文朗》，中则堪比《钦文姬辰》，末则遗及《郑长猷》《杨大眼》《魏灵藏》。在平城魏碑中，《魏文朗》可谓“草昧初构，已有王气矣”。此评同样适用于《曹天度》和《钦文姬辰》。就三石而较，《魏文朗》最率意，《钦文姬辰》略肃整，《曹天度》则在二者之间。三石的共性比差异更多。《曹天度》与《魏文朗》的两个“子”字同出一辙。《曹天度》与《钦文姬辰》中共有的“楚”“延”“内”“仪”“岁”“之”等字的用笔和体势几乎看不出时间的差异。而二记书迹上部两侧的耸肩，长横起落的波磔，以及字形相近的“蕤”“豫”“护”等字的上疏下密，也颇相类。康有为说，这种书风是“卫氏嫡派”。《魏书·崔玄伯传》谓：“崔浩曾祖崔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悦传子潜，潜传玄伯。世不替业。”这种书风是否与崔浩父子有关呢？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另外还有几点要述及：
其一，关于释文，首句“夫至宗凝寂，弘之在人”，“在人”，以往研究者皆作“由人”，细审实误也，今改。第二句，前人皆释为“圣不自运，畅由来感”，今以字形和文义改“来”为“表”，释句为“畅由表感”。第三句，“是以仰慕者愿莫不如，功务者因莫不果”，前人均释为“是以仰慕者悲叹不如，功务者因莫不果”。我将 “悲叹”正为“愿莫”，这样一个对偶句出来了，词顺了，意也达了。2005年，张焯君《云冈石窟编年史》将付梓，以书稿示我。适逢本人为日本《金石书学》撰写《平城时期金石刻书迹考释》特集，于《曹天度塔发愿文》改释上述数字，且以此和盘托于张焯君，张遂在过录史树青先生《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文载《文物》1980年第一期)释文时，将我的改释文字或在录文中用括弧标出，如(悲叹)（莫愿），或在脚注中标明，如“来，拓片又似表字”，而“由”改“在”是其后葛世民先生欲撰写《北魏曹天度石塔考》(后刊于《文物世界》2008年第4期)时，向我借拓本并请释其要义，我在串解此愿文时又读出的。葛文中引用的释文，已采用我的新释法。
其二，功德主曹天度不见于《魏书》《北史》，但其职位不低。“内小”当为“内行内小”。《南巡碑》碑阴还可辨识二十一位“内行内小”的随行官员，且指其为“内侍之官”。这反映了孝文帝改制前的官制。
其三，天安元年的书刻时间令人生疑。题记中的“圣主”是献文帝，皇太后当为文明太后冯氏，皇太子无疑是孝文帝了。但孝文帝出生于皇兴元年(467)八月，天安元年（466）皇太子尚未出生，岂能为其祈福？以书迹观之，其刻不伪，是不是造塔像在天安元年，刻题记已在第二年八月甚至册封皇太子以后呢？
其四，“岁次鹑火，侣登蕤宾五日”，鹑火，古代与十二辰相配之纪年法中的第七位“午”，天安元年为丙午年。蕤宾，古代以律吕纪月的五月，侣登蕤宾即吕登蕤宾，蕤宾五日即五月五日。造塔题字在天安元年端午。
本期栏目内容得到了殷雪年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欲览更多内容，敬请关注金石契微信公众号。
文/殷宪 金石契 2022-05-07 19:53
《曹天度造九层石塔记》，为献文帝天安元年(466)的纪年造塔题记，与近年在大同地区发现的《叱干渴侯墓砖》同年。原在朔州崇福寺，现藏台湾历史博物馆（今塔刹犹存崇福寺，惜身首异处）。塔铭刻于一尊玲珑精巧的九级石塔下部，北魏天安元年(466)造于京师平城。塔周三面为供养人浮雕，一面刻题记。《魏书·释老志》云：“永宁寺七级浮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郦道元《水经注》称“其制甚妙，工在寡双”。我曾说过，云冈第六窟中心塔柱上层的四尊九级浮图及其他洞窟的诸多塔雕，该是“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峙相望”的真实写照。恰与永宁寺塔作于同年的曹天度造九层石塔更具有这样的意义。前已述及，太武帝始光元年(424)的《魏文朗造像题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北魏平城时期最早的造像题记。在云冈石窟三十多种题记中，较早的是十一窟太和七年(483)的《五十四人题记》。《曹天度塔记》虽然比《魏文朗题记》晚了四十多年，但却是有明确纪年的造于平城的早期佛塔造像题记。与武周山石窟寺相随相应，文成、献文时期平城内外民间雕石造佛的盛况于此可见一斑。
《曹天度塔记》凡十九行，满行八字，尚存一百一十五字：
夫至宗凝寂，弘之在/人。圣不自运，畅由表/感。是以仰慕者愿莫/不如，功务者因莫不/果。乃感竭家珍，造兹/石塔。饬（饰）仪丽晖，以□(释或解)/永或。愿/圣主契齐乾坤。运表/皇太后、皇太子□□/无穷。/群僚百辟，存亡宗（族？）。/延沉楚炭，有形未亥。/菩提是获。
天安元年，岁次鹑火/侣登蕤宾五日，□□/内小曹天度，为亡□/颖宁亡息玄明于/平城造。
《曹天度塔记》笔力雄健，方重厚密，始则导源《魏文朗》，中则堪比《钦文姬辰》，末则遗及《郑长猷》《杨大眼》《魏灵藏》。在平城魏碑中，《魏文朗》可谓“草昧初构，已有王气矣”。此评同样适用于《曹天度》和《钦文姬辰》。就三石而较，《魏文朗》最率意，《钦文姬辰》略肃整，《曹天度》则在二者之间。三石的共性比差异更多。《曹天度》与《魏文朗》的两个“子”字同出一辙。《曹天度》与《钦文姬辰》中共有的“楚”“延”“内”“仪”“岁”“之”等字的用笔和体势几乎看不出时间的差异。而二记书迹上部两侧的耸肩，长横起落的波磔，以及字形相近的“蕤”“豫”“护”等字的上疏下密，也颇相类。康有为说，这种书风是“卫氏嫡派”。《魏书·崔玄伯传》谓：“崔浩曾祖崔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悦传子潜，潜传玄伯。世不替业。”这种书风是否与崔浩父子有关呢？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另外还有几点要述及：
其一，关于释文，首句“夫至宗凝寂，弘之在人”，“在人”，以往研究者皆作“由人”，细审实误也，今改。第二句，前人皆释为“圣不自运，畅由来感”，今以字形和文义改“来”为“表”，释句为“畅由表感”。第三句，“是以仰慕者愿莫不如，功务者因莫不果”，前人均释为“是以仰慕者悲叹不如，功务者因莫不果”。我将 “悲叹”正为“愿莫”，这样一个对偶句出来了，词顺了，意也达了。2005年，张焯君《云冈石窟编年史》将付梓，以书稿示我。适逢本人为日本《金石书学》撰写《平城时期金石刻书迹考释》特集，于《曹天度塔发愿文》改释上述数字，且以此和盘托于张焯君，张遂在过录史树青先生《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文载《文物》1980年第一期)释文时，将我的改释文字或在录文中用括弧标出，如(悲叹)（莫愿），或在脚注中标明，如“来，拓片又似表字”，而“由”改“在”是其后葛世民先生欲撰写《北魏曹天度石塔考》(后刊于《文物世界》2008年第4期)时，向我借拓本并请释其要义，我在串解此愿文时又读出的。葛文中引用的释文，已采用我的新释法。
其二，功德主曹天度不见于《魏书》《北史》，但其职位不低。“内小”当为“内行内小”。《南巡碑》碑阴还可辨识二十一位“内行内小”的随行官员，且指其为“内侍之官”。这反映了孝文帝改制前的官制。
其三，天安元年的书刻时间令人生疑。题记中的“圣主”是献文帝，皇太后当为文明太后冯氏，皇太子无疑是孝文帝了。但孝文帝出生于皇兴元年(467)八月，天安元年（466）皇太子尚未出生，岂能为其祈福？以书迹观之，其刻不伪，是不是造塔像在天安元年，刻题记已在第二年八月甚至册封皇太子以后呢？
其四，“岁次鹑火，侣登蕤宾五日”，鹑火，古代与十二辰相配之纪年法中的第七位“午”，天安元年为丙午年。蕤宾，古代以律吕纪月的五月，侣登蕤宾即吕登蕤宾，蕤宾五日即五月五日。造塔题字在天安元年端午。
本期栏目内容得到了殷雪年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欲览更多内容，敬请关注金石契微信公众号。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