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法华经》为火所烧争走出穴
（第六十五段）
【四面一时，其焰俱炽，栋梁椽柱，爆声震裂，摧折堕落，墙壁崩倒。诸鬼神等，扬声大叫。雕鹫诸鸟，鸠槃荼等，周慞惶怖，不能自出。恶兽毒虫，藏窜孔穴，毗舍闍鬼，亦住其中。薄福德故，为火所逼，共相残害，饮血啖肉。野干之属，并已前死。诸大恶兽，竟来食啖。臭烟烽燎，四面充塞。蜈蚣蛐蜒，毒蛇之类，为火所烧，争走出穴。鸠槃荼鬼，随取而食。】
世尊说：这忽然而起的大火，从“四面一时”燃烧，越烧越烈。这里说的“四面一时”是什么意思呢？是比喻四颠倒，即：
一、非常计常：是说人的四大五蕴和合之身，终将坏灭，非常住之身，而有人却计以为常。
二、非乐计乐：是说人生有生死病死、烦恼忧悲之苦、而有人却计以为乐。
三、非我计我：是说我为阿赖耶识攀缘四大，缘聚则生、缘散则灭之假我、而有人却计以为真我。
四、非净计净：是说我身有九窍流不净物、而有人却计身为净。
如此四种颠倒认识，违背“常、乐、我、净”四德，是众生因迷惑而生的颠倒妄见，这些颠倒妄见来自于无明，无明引燃五蕴之火，以此比喻色身毁损，生命无常。人在火宅中，受蕴火逼身，以此比喻人生三苦、八苦。“三苦”即：
1、苦苦：是指苦中有苦、苦上加苦、天灾之苦、人祸之苦、贫穷之苦、苦不堪言等种种苦。
2、坏苦：是指富贵变贫穷之苦、权贵罢官之苦、降职降薪之苦、失学失业之苦、破产衰败之苦、失财失恋之苦、得而复失之苦、从好变坏之种种苦。
3、行苦：是指祸从口出之苦、人微言轻之苦、受人诬陷诽谤之苦、好心被人误解之苦、事事不顺之苦；念念迁流、念念生灭、心生烦恼等种种苦。
而“八苦”则指众生轮回六道中所受的八种苦果，为四谛中苦谛之主要内容，即：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怨憎会苦；六、爱别离苦；七、求不得苦；八、五蕴炽盛苦。
“生苦”指人出生后至死亡前所受的苦；“老苦”指身心衰损、老迈体弱所承受的苦；“病苦”指身患疾病累积的苦；“死苦”指阳寿将近或天灾降临不幸而终时所受之苦；“怨憎会苦”指个人与有怨有恨的人不得已而同处之苦；“爱别离苦”指与亲人或爱人分居别离之苦；“求不得苦”指用尽手段尽了最大努力而无法如愿之苦；“五蕴炽盛苦”是对“假我之色、受、想、行、识”的身心产生执著，由此而生出种种烦恼之苦。
以上所说“四面一时”比喻的是四颠倒所生的三苦八苦，这些苦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时俱至，故称“四面一时”。那么“其焰俱炽”又是什么意思呢？“其焰俱炽”是在以上所说凡夫四颠倒外，再加二乘人的四颠倒，共喻为八倒，是“凡夫、二乘人”所迷执的八种颠倒。即凡夫执有为生灭之法为“常、乐、我、净”；二乘行者执无为涅槃之法为“非常、非乐、非我、非净”；故又称为凡小八倒。
“其焰俱炽”比喻的就是八颠倒，这八种颠倒引燃了无明之火，火势越来越大，燃遍了三界，大宅院的栋梁、椽木、房柱，在爆炸声中震裂，摧折的断木瓦砾，到处坠落，墙壁也在崩塌，整个宅院将毁于一旦。
这里说的“栋梁椽柱”比喻支撑身体的骨骼；“爆声震裂”比喻断命时；“摧折堕落、墙壁崩倒”比喻命终气绝，因缘离散，地水火风各归其位。
由此可见，这个大宅院正在烈火中毁灭，这比喻坏劫时期或人的死亡来临，这种状况，不仅人会感到恐惧，连“诸鬼神等、也扬声大叫。”“扬声大叫”比喻人在死前挣扎惨叫所生之恐怖。他们都在生死面前感到了绝望，而发出歇斯底里的叫唤。以此比喻五钝使和五利使之见思二惑，这见思二惑能断人生命和慧命，非常可怕。
在这火宅中还有“雕鹫诸鸟”：“雕”的形态像鹰一样，但比鹰大得多，翅膀宽大，身体粗壮，羽毛有褐色有近灰色的。雕强健有力，在空中盘旋，能看见和捕食地上的任何东西和动物。生长在西部的头部黄，眼睛红，羽毛颜色多样的，称鹫。鹫（jiù）是一种猛禽，毛色深褐，体大雄壮，嘴呈钩状，视力很强，腿部有羽毛，喜捕食野兔，小羊等。
在这火宅中还有“鸠槃荼等”：鸠槃荼是一种依靠吃人精气而维持生命的鬼、又译作厌魅鬼；瓮形鬼、冬瓜鬼。它们在这火宅中，“周慞惶怖，不能自出”：这比喻“雕鹫”诸多的鸟类和“鸠槃荼”等鬼类，得人身时不修出世法，始终都在生死恐怖中轮回，不能出离。
在这火宅中还有“恶兽毒虫，藏窜孔穴，毗舍闍鬼，亦住其中”。这里说的“恶兽”指虎狼类；“毒虫”指蛇、蜈蚣类；“毗舍闍”是类似罗刹的鬼神之一：音译又作毕舍遮、毗舍遮、臂舍柘。意为食血肉鬼、吃人精气鬼或癫狂鬼。以此比喻恶道中的众生，在火宅里，东藏西窜，于恐怖痛苦中想找一孔穴栖身。毗舍闍鬼也藏身于它们的孔穴之中。
以上所说的这些恶道众生，“薄福德故，为火所逼，共相残害，饮血啖肉”。这几句是什么意思呢？修心为功德、修身为福德；修五戒为福、修十善为德。这些众生不修五戒十善，福德很薄，难逃蕴火之灾，在这蕴火之灾中，不思忏悔，反而嗔恚心起，正如佛经中所说：他们互相残杀、互相吞食，今生人吃羊，来世人死变羊，羊死变人，你吃我、我吃你，轮回不休。福德薄的人，是难逃这种因果报应之苦的。
那么“野干之属，并已前死”又是什么意思呢？“野干”是一种非常聪明的野兽的名称。佛经记载：“像狐比狐小，可说佛法”。野干比喻为欲界的贪欲；“并已前死”比喻已灭了欲界的种种贪欲，进入修行次第，到了色界。
“诸大恶兽”则比喻大勇猛；“竟来食啖”比喻已彻底吞食了欲界的贪欲，脱离了欲界。“臭烟烽燎”比喻在色界，虽然灭了五欲尘境，见惑断了，但思惑犹存，思惑是很细的烦恼，细如“臭烟”、多如“烽燎”。这时的境界是“四面充塞”、“四面充塞”比喻四禅十八天。虽然修行进入了四禅，但仍然充满了思惑，未得真解脱。
而“蜈蚣蛐蜒，毒蛇之类，为火所烧，争走出穴”这几句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用毒蛇毒虫类比喻众生被蕴火所逼，认识到生死为大的严重性，开始修禅定，随着禅定功夫的深入，日渐进步，从四禅修到了四空天的无色界，即“争走出穴”之义。
但为什么要用这些毒虫毒蛇来比喻无色界呢？无色界即四空天，如果智慧不够，很容易将此处作涅槃城，如此则仍在轮回中，未出生死。这种想法是有毒的，会毒死自己，故以诸毒比喻。“鸠槃荼鬼”则比喻修行人在无色界里仅余微细惑未断，但已得到犹如“随取而食”的色身解脱自在。
（第六十五段）
【四面一时，其焰俱炽，栋梁椽柱，爆声震裂，摧折堕落，墙壁崩倒。诸鬼神等，扬声大叫。雕鹫诸鸟，鸠槃荼等，周慞惶怖，不能自出。恶兽毒虫，藏窜孔穴，毗舍闍鬼，亦住其中。薄福德故，为火所逼，共相残害，饮血啖肉。野干之属，并已前死。诸大恶兽，竟来食啖。臭烟烽燎，四面充塞。蜈蚣蛐蜒，毒蛇之类，为火所烧，争走出穴。鸠槃荼鬼，随取而食。】
世尊说：这忽然而起的大火，从“四面一时”燃烧，越烧越烈。这里说的“四面一时”是什么意思呢？是比喻四颠倒，即：
一、非常计常：是说人的四大五蕴和合之身，终将坏灭，非常住之身，而有人却计以为常。
二、非乐计乐：是说人生有生死病死、烦恼忧悲之苦、而有人却计以为乐。
三、非我计我：是说我为阿赖耶识攀缘四大，缘聚则生、缘散则灭之假我、而有人却计以为真我。
四、非净计净：是说我身有九窍流不净物、而有人却计身为净。
如此四种颠倒认识，违背“常、乐、我、净”四德，是众生因迷惑而生的颠倒妄见，这些颠倒妄见来自于无明，无明引燃五蕴之火，以此比喻色身毁损，生命无常。人在火宅中，受蕴火逼身，以此比喻人生三苦、八苦。“三苦”即：
1、苦苦：是指苦中有苦、苦上加苦、天灾之苦、人祸之苦、贫穷之苦、苦不堪言等种种苦。
2、坏苦：是指富贵变贫穷之苦、权贵罢官之苦、降职降薪之苦、失学失业之苦、破产衰败之苦、失财失恋之苦、得而复失之苦、从好变坏之种种苦。
3、行苦：是指祸从口出之苦、人微言轻之苦、受人诬陷诽谤之苦、好心被人误解之苦、事事不顺之苦；念念迁流、念念生灭、心生烦恼等种种苦。
而“八苦”则指众生轮回六道中所受的八种苦果，为四谛中苦谛之主要内容，即：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怨憎会苦；六、爱别离苦；七、求不得苦；八、五蕴炽盛苦。
“生苦”指人出生后至死亡前所受的苦；“老苦”指身心衰损、老迈体弱所承受的苦；“病苦”指身患疾病累积的苦；“死苦”指阳寿将近或天灾降临不幸而终时所受之苦；“怨憎会苦”指个人与有怨有恨的人不得已而同处之苦；“爱别离苦”指与亲人或爱人分居别离之苦；“求不得苦”指用尽手段尽了最大努力而无法如愿之苦；“五蕴炽盛苦”是对“假我之色、受、想、行、识”的身心产生执著，由此而生出种种烦恼之苦。
以上所说“四面一时”比喻的是四颠倒所生的三苦八苦，这些苦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时俱至，故称“四面一时”。那么“其焰俱炽”又是什么意思呢？“其焰俱炽”是在以上所说凡夫四颠倒外，再加二乘人的四颠倒，共喻为八倒，是“凡夫、二乘人”所迷执的八种颠倒。即凡夫执有为生灭之法为“常、乐、我、净”；二乘行者执无为涅槃之法为“非常、非乐、非我、非净”；故又称为凡小八倒。
“其焰俱炽”比喻的就是八颠倒，这八种颠倒引燃了无明之火，火势越来越大，燃遍了三界，大宅院的栋梁、椽木、房柱，在爆炸声中震裂，摧折的断木瓦砾，到处坠落，墙壁也在崩塌，整个宅院将毁于一旦。
这里说的“栋梁椽柱”比喻支撑身体的骨骼；“爆声震裂”比喻断命时；“摧折堕落、墙壁崩倒”比喻命终气绝，因缘离散，地水火风各归其位。
由此可见，这个大宅院正在烈火中毁灭，这比喻坏劫时期或人的死亡来临，这种状况，不仅人会感到恐惧，连“诸鬼神等、也扬声大叫。”“扬声大叫”比喻人在死前挣扎惨叫所生之恐怖。他们都在生死面前感到了绝望，而发出歇斯底里的叫唤。以此比喻五钝使和五利使之见思二惑，这见思二惑能断人生命和慧命，非常可怕。
在这火宅中还有“雕鹫诸鸟”：“雕”的形态像鹰一样，但比鹰大得多，翅膀宽大，身体粗壮，羽毛有褐色有近灰色的。雕强健有力，在空中盘旋，能看见和捕食地上的任何东西和动物。生长在西部的头部黄，眼睛红，羽毛颜色多样的，称鹫。鹫（jiù）是一种猛禽，毛色深褐，体大雄壮，嘴呈钩状，视力很强，腿部有羽毛，喜捕食野兔，小羊等。
在这火宅中还有“鸠槃荼等”：鸠槃荼是一种依靠吃人精气而维持生命的鬼、又译作厌魅鬼；瓮形鬼、冬瓜鬼。它们在这火宅中，“周慞惶怖，不能自出”：这比喻“雕鹫”诸多的鸟类和“鸠槃荼”等鬼类，得人身时不修出世法，始终都在生死恐怖中轮回，不能出离。
在这火宅中还有“恶兽毒虫，藏窜孔穴，毗舍闍鬼，亦住其中”。这里说的“恶兽”指虎狼类；“毒虫”指蛇、蜈蚣类；“毗舍闍”是类似罗刹的鬼神之一：音译又作毕舍遮、毗舍遮、臂舍柘。意为食血肉鬼、吃人精气鬼或癫狂鬼。以此比喻恶道中的众生，在火宅里，东藏西窜，于恐怖痛苦中想找一孔穴栖身。毗舍闍鬼也藏身于它们的孔穴之中。
以上所说的这些恶道众生，“薄福德故，为火所逼，共相残害，饮血啖肉”。这几句是什么意思呢？修心为功德、修身为福德；修五戒为福、修十善为德。这些众生不修五戒十善，福德很薄，难逃蕴火之灾，在这蕴火之灾中，不思忏悔，反而嗔恚心起，正如佛经中所说：他们互相残杀、互相吞食，今生人吃羊，来世人死变羊，羊死变人，你吃我、我吃你，轮回不休。福德薄的人，是难逃这种因果报应之苦的。
那么“野干之属，并已前死”又是什么意思呢？“野干”是一种非常聪明的野兽的名称。佛经记载：“像狐比狐小，可说佛法”。野干比喻为欲界的贪欲；“并已前死”比喻已灭了欲界的种种贪欲，进入修行次第，到了色界。
“诸大恶兽”则比喻大勇猛；“竟来食啖”比喻已彻底吞食了欲界的贪欲，脱离了欲界。“臭烟烽燎”比喻在色界，虽然灭了五欲尘境，见惑断了，但思惑犹存，思惑是很细的烦恼，细如“臭烟”、多如“烽燎”。这时的境界是“四面充塞”、“四面充塞”比喻四禅十八天。虽然修行进入了四禅，但仍然充满了思惑，未得真解脱。
而“蜈蚣蛐蜒，毒蛇之类，为火所烧，争走出穴”这几句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用毒蛇毒虫类比喻众生被蕴火所逼，认识到生死为大的严重性，开始修禅定，随着禅定功夫的深入，日渐进步，从四禅修到了四空天的无色界，即“争走出穴”之义。
但为什么要用这些毒虫毒蛇来比喻无色界呢？无色界即四空天，如果智慧不够，很容易将此处作涅槃城，如此则仍在轮回中，未出生死。这种想法是有毒的，会毒死自己，故以诸毒比喻。“鸠槃荼鬼”则比喻修行人在无色界里仅余微细惑未断，但已得到犹如“随取而食”的色身解脱自在。
#你因为什么恐婚# #有没有哪些时刻你觉得对方值得托付# 今天分享一个故事。故事的女主角像一颗棱角很多的石头，害怕碰上另一块石头，在彼此碰撞中遍体鳞伤。可幸运的是，她爱的人恰好是一团棉花，让她觉得平静、安心。
爱情本来就是稀缺品，双方恰好合适更是难得，她说：“那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抓住眼前的这个人？让那些虚无缥缈的恐惧阻挡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最近，恐婚多年的我终于和男友领了证，正式结为夫妻了。
其实在此之前，我是一个“老恐婚人”，对婚姻充满了疑虑与恐惧。作为一个快要迈入30岁大关的大龄女青年，这两年，我看着朋友们相继步入婚姻的殿堂。会替朋友们高兴是真的，参加婚礼时为别人的爱情感动也是常有的事，可我内心对结婚却一直不抱有期待和憧憬，尽管我有一个相恋多年的男友，尽管我们深爱彼此、从未想过与对方分开。
对于结婚，我一贯奉行的原则是“不主动提起、不积极推进”，简而言之，就是消极回避策略。前两年，男友由于工作原因身处海外，疫情又让国际旅行难上加难，结婚一事便被搁置了。客观上，这给我的“结婚拖延症”提供了绝佳的说辞。每当家人催促、朋友问起，我便将两手一摊，摆出无可奈何的表情，将结不了婚的罪过推给异国与疫情，仿佛不是“我不想”，而是“我不能”。
去年年末，男友从国外回来，我俩结束了异国恋。记得平安夜那天晚上，我们到附近的餐馆吃饭，沿途经过灯光璀璨、圣诞气息浓郁的商圈，他便给我拍了几张照片。回家路上，我翻他的手机相册，想看看拍摄成果，却一不小心划到了前面的一张照片——一颗钻石戒指，正闪闪亮亮地出现在屏幕的正中。那个瞬间，我的心里“咯噔”一下，马上意识到，男友是准备向我求婚了。
求婚计划猝不及防地被我识破，男友感到崩溃，一边挠着头皮，一边连连哀嚎“大意”与“失策”。可在那个本该充满粉红色泡泡、并配上几滴热泪的幸福时刻，我却感到不知所措，脑子里的千头万绪像一团乱麻。我知道，当结婚这件事终于被提上日程，模样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没有理由再拖延，得开始仔细地观察它、研究它，并勇敢地面对它、走向它。
回到家以后，男友将钻戒从一个隐秘的角落找了出来。我抚摸着晶莹的钻石，神情严肃地告诉他，自己其实一直挺恐婚的。男友问我在恐惧什么，我想了想说：“婚姻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它有关于责任、忠诚，还需要容忍、迁就，要牺牲很多自由，让渡很多自我。维系一段婚姻，我觉得非常难，很考验耐心和智慧。”听我说罢，男友握了握我的手，告诉我结婚不是一件着急的事，他向我求婚，更多是想向我表达他的决心——想与我共度一生的决心。我们可以慢慢来。
我很感激男友的真诚与宽容，这极大地安抚了我的焦虑。在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里，我经常反复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会恐婚？以及我到底应不应该结婚？
其实除了和男友说的那些，我恐婚的理由还有很多。客观上，由于我与男友目前在不同城市工作，未来一段时间里我可能会到男友所在的城市生活，涉及到换工作。30岁的女性，已婚未孕在职场中意味着什么，每个人心里都很明白。我害怕这个身份让我没法找到称心的工作，更害怕自我独立性的丧失。同时，结婚以后往往就要开始考虑生育，一旦有了孩子，生活状态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还没有做好迎接这些变化的准备。
但这些只是表层的东西。更深层次的原因，我是一个月之前才发现的。那天我和一个朋友聊天，说起了恐婚。我说我在亲密关系中非常排斥争吵，因为我就是听着父母的吵架成长起来的。在父母的关系中，我听过无数的恶语相向，见识过他们的歇斯底里和互相算计，唯独没有感受到伴侣间应有的尊重、心疼与爱意。所以我从小就在想，婚姻不一定是安全和温暖的港湾，有时它甚至就是风暴本身。如果结婚并不能让日子更好过，那么这个婚不如不结。一个人孤单也总比两个人互相伤害要强。
我过去一直不曾细想父母的婚姻状态对自己的婚姻观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仿佛不去想就不存在什么影响。直到那天和朋友聊天，说起父母间的怨怼，鲜少在别人面前哭泣的我开始控制不住地流眼泪，我才发现原来这个伤疤是这么深、那么疼。于是我意识到，我之所以恐惧结婚，最重要的原因是原生家庭的不幸福，让我对能够拥有美满婚姻这件事严重缺乏信心。
不久之后，我与男友之间发生的一件事，又让我更深入地思考了“是否应该结婚”这个问题。
事情非常小，小得几乎不值一提。那阵子，男友来到我的城市。某天中午，他躺在床上准备睡午觉，手机却突然响了。家里的床是靠墙的，但床垫与墙壁之间有一道无法完全闭合的缝隙，男友伸手去拿手机时，不小心将手机推进了那道缝隙之中。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他曾不慎将平板的触控笔掉到缝隙里头，后来费了一番周折才把床移出，取回了触控笔。
因此我有些生气，一时没有控制住情绪，朝他发了脾气，责备他老犯同样的错误。男友只是安静地听我说话，没有打断，也没有反驳，像一个乖巧的孩子，和我一起将床垫挪开，耐心地用工具将手机小心翼翼地移出，又一起将床物归原位。
一切流程结束以后，我坐在卧室的沙发上，心情尚未完全平复，既为这件事带来的麻烦烦躁，也因为向男友发了脾气感到情绪低落。可是两三分钟后，我就听到了男友发出的鼾声，轻柔、和缓——很明显，那是一种毫无心事的鼾声。
那一刻我忍不住笑了，心里直呼“牛X”，又觉得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的男友非常可爱。我发现，在无数件不起眼的小事中，是他的“粗线条”和“不计较”，让一场场可能爆发的争吵消失于无形。这既是出于爱与包容，也源于他的性格。正是因为本性里的“温柔”，让他能自自然然地面对我的一些“坚硬”，不会心存委屈，也从不觉得有什么勉强和压抑。
这一点我过去便发现了，但那一刻我想到的是，和他结为夫妻，我们一定不会重蹈我父母的覆辙。我们不会为了生活的鸡毛蒜皮而揪着对方吵一个晚上，也不会斤斤计较到底谁为对方付出得更多。他能轻松地接住和化解我的情绪，让本来就不是“事儿”的“事儿”自然而然地过去；他也能够跟我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共同解决或大或小的难题。
归根结底，我在亲密关系中的核心需求是亲密与温暖。我像一颗棱角很多的石头，若碰上另一块石头，势必会在彼此碰撞中遍体鳞伤。可幸运的是，我爱的人恰好是一团棉花，他轻轻地接住我、柔柔地裹着我，让我觉得平静、安心。爱情本来就是稀缺品，而双方恰好合适就更是难得，那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抓住眼前的这个人？让那些虚无缥缈的恐惧阻挡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于是就在那个中午，听着男友的鼾声，我决定，我要跟他结婚。
过去半年里，我对婚姻的思考，其实更多是对自我的反复追问，不断弄清楚自己欠缺了什么，渴望在亲密关系中得到什么。我现在觉得，“应不应该结婚”是个伪命题，结婚本就没有什么应该与不应该的。更重要的，其实是“是否应该和这个人结婚”，是另一半能否让你对未来有期待、有信心，让你觉得和ta结婚是可取的、是值得的。
很多人说，结婚需要一些冲动。但我觉得，经过这么多犹疑摇摆、深思熟虑后，我还是勇敢地选择了结婚，那么未来的路我也一定会走得更坚定。对于悲观的我而言，结婚依然是一场“九死一生”的豪赌，但至少与我一起下注的这个人让我看到了“一生”的胜算。于是我愿意放下所有恐惧与顾虑，和他一起，去争取那点微小的幸福的可能性。这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爱情的罗曼蒂克与婚姻的英雄主义。
最后，前两天男友问我，有没有哪些时刻让我觉得他是值得托付的。我笑了笑，说是那天中午他那泰然自若、简单可爱的鼾声。他回忆起来后笑岔了气，我也忍不住和他一起笑了起来——我想，我喜欢的迷恋的也离不开的，或许正是藏在相处细节里的这些点点滴滴了吧。】
文｜读者：米立
爱情本来就是稀缺品，双方恰好合适更是难得，她说：“那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抓住眼前的这个人？让那些虚无缥缈的恐惧阻挡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最近，恐婚多年的我终于和男友领了证，正式结为夫妻了。
其实在此之前，我是一个“老恐婚人”，对婚姻充满了疑虑与恐惧。作为一个快要迈入30岁大关的大龄女青年，这两年，我看着朋友们相继步入婚姻的殿堂。会替朋友们高兴是真的，参加婚礼时为别人的爱情感动也是常有的事，可我内心对结婚却一直不抱有期待和憧憬，尽管我有一个相恋多年的男友，尽管我们深爱彼此、从未想过与对方分开。
对于结婚，我一贯奉行的原则是“不主动提起、不积极推进”，简而言之，就是消极回避策略。前两年，男友由于工作原因身处海外，疫情又让国际旅行难上加难，结婚一事便被搁置了。客观上，这给我的“结婚拖延症”提供了绝佳的说辞。每当家人催促、朋友问起，我便将两手一摊，摆出无可奈何的表情，将结不了婚的罪过推给异国与疫情，仿佛不是“我不想”，而是“我不能”。
去年年末，男友从国外回来，我俩结束了异国恋。记得平安夜那天晚上，我们到附近的餐馆吃饭，沿途经过灯光璀璨、圣诞气息浓郁的商圈，他便给我拍了几张照片。回家路上，我翻他的手机相册，想看看拍摄成果，却一不小心划到了前面的一张照片——一颗钻石戒指，正闪闪亮亮地出现在屏幕的正中。那个瞬间，我的心里“咯噔”一下，马上意识到，男友是准备向我求婚了。
求婚计划猝不及防地被我识破，男友感到崩溃，一边挠着头皮，一边连连哀嚎“大意”与“失策”。可在那个本该充满粉红色泡泡、并配上几滴热泪的幸福时刻，我却感到不知所措，脑子里的千头万绪像一团乱麻。我知道，当结婚这件事终于被提上日程，模样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没有理由再拖延，得开始仔细地观察它、研究它，并勇敢地面对它、走向它。
回到家以后，男友将钻戒从一个隐秘的角落找了出来。我抚摸着晶莹的钻石，神情严肃地告诉他，自己其实一直挺恐婚的。男友问我在恐惧什么，我想了想说：“婚姻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它有关于责任、忠诚，还需要容忍、迁就，要牺牲很多自由，让渡很多自我。维系一段婚姻，我觉得非常难，很考验耐心和智慧。”听我说罢，男友握了握我的手，告诉我结婚不是一件着急的事，他向我求婚，更多是想向我表达他的决心——想与我共度一生的决心。我们可以慢慢来。
我很感激男友的真诚与宽容，这极大地安抚了我的焦虑。在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里，我经常反复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会恐婚？以及我到底应不应该结婚？
其实除了和男友说的那些，我恐婚的理由还有很多。客观上，由于我与男友目前在不同城市工作，未来一段时间里我可能会到男友所在的城市生活，涉及到换工作。30岁的女性，已婚未孕在职场中意味着什么，每个人心里都很明白。我害怕这个身份让我没法找到称心的工作，更害怕自我独立性的丧失。同时，结婚以后往往就要开始考虑生育，一旦有了孩子，生活状态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还没有做好迎接这些变化的准备。
但这些只是表层的东西。更深层次的原因，我是一个月之前才发现的。那天我和一个朋友聊天，说起了恐婚。我说我在亲密关系中非常排斥争吵，因为我就是听着父母的吵架成长起来的。在父母的关系中，我听过无数的恶语相向，见识过他们的歇斯底里和互相算计，唯独没有感受到伴侣间应有的尊重、心疼与爱意。所以我从小就在想，婚姻不一定是安全和温暖的港湾，有时它甚至就是风暴本身。如果结婚并不能让日子更好过，那么这个婚不如不结。一个人孤单也总比两个人互相伤害要强。
我过去一直不曾细想父母的婚姻状态对自己的婚姻观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仿佛不去想就不存在什么影响。直到那天和朋友聊天，说起父母间的怨怼，鲜少在别人面前哭泣的我开始控制不住地流眼泪，我才发现原来这个伤疤是这么深、那么疼。于是我意识到，我之所以恐惧结婚，最重要的原因是原生家庭的不幸福，让我对能够拥有美满婚姻这件事严重缺乏信心。
不久之后，我与男友之间发生的一件事，又让我更深入地思考了“是否应该结婚”这个问题。
事情非常小，小得几乎不值一提。那阵子，男友来到我的城市。某天中午，他躺在床上准备睡午觉，手机却突然响了。家里的床是靠墙的，但床垫与墙壁之间有一道无法完全闭合的缝隙，男友伸手去拿手机时，不小心将手机推进了那道缝隙之中。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他曾不慎将平板的触控笔掉到缝隙里头，后来费了一番周折才把床移出，取回了触控笔。
因此我有些生气，一时没有控制住情绪，朝他发了脾气，责备他老犯同样的错误。男友只是安静地听我说话，没有打断，也没有反驳，像一个乖巧的孩子，和我一起将床垫挪开，耐心地用工具将手机小心翼翼地移出，又一起将床物归原位。
一切流程结束以后，我坐在卧室的沙发上，心情尚未完全平复，既为这件事带来的麻烦烦躁，也因为向男友发了脾气感到情绪低落。可是两三分钟后，我就听到了男友发出的鼾声，轻柔、和缓——很明显，那是一种毫无心事的鼾声。
那一刻我忍不住笑了，心里直呼“牛X”，又觉得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的男友非常可爱。我发现，在无数件不起眼的小事中，是他的“粗线条”和“不计较”，让一场场可能爆发的争吵消失于无形。这既是出于爱与包容，也源于他的性格。正是因为本性里的“温柔”，让他能自自然然地面对我的一些“坚硬”，不会心存委屈，也从不觉得有什么勉强和压抑。
这一点我过去便发现了，但那一刻我想到的是，和他结为夫妻，我们一定不会重蹈我父母的覆辙。我们不会为了生活的鸡毛蒜皮而揪着对方吵一个晚上，也不会斤斤计较到底谁为对方付出得更多。他能轻松地接住和化解我的情绪，让本来就不是“事儿”的“事儿”自然而然地过去；他也能够跟我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共同解决或大或小的难题。
归根结底，我在亲密关系中的核心需求是亲密与温暖。我像一颗棱角很多的石头，若碰上另一块石头，势必会在彼此碰撞中遍体鳞伤。可幸运的是，我爱的人恰好是一团棉花，他轻轻地接住我、柔柔地裹着我，让我觉得平静、安心。爱情本来就是稀缺品，而双方恰好合适就更是难得，那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抓住眼前的这个人？让那些虚无缥缈的恐惧阻挡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于是就在那个中午，听着男友的鼾声，我决定，我要跟他结婚。
过去半年里，我对婚姻的思考，其实更多是对自我的反复追问，不断弄清楚自己欠缺了什么，渴望在亲密关系中得到什么。我现在觉得，“应不应该结婚”是个伪命题，结婚本就没有什么应该与不应该的。更重要的，其实是“是否应该和这个人结婚”，是另一半能否让你对未来有期待、有信心，让你觉得和ta结婚是可取的、是值得的。
很多人说，结婚需要一些冲动。但我觉得，经过这么多犹疑摇摆、深思熟虑后，我还是勇敢地选择了结婚，那么未来的路我也一定会走得更坚定。对于悲观的我而言，结婚依然是一场“九死一生”的豪赌，但至少与我一起下注的这个人让我看到了“一生”的胜算。于是我愿意放下所有恐惧与顾虑，和他一起，去争取那点微小的幸福的可能性。这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爱情的罗曼蒂克与婚姻的英雄主义。
最后，前两天男友问我，有没有哪些时刻让我觉得他是值得托付的。我笑了笑，说是那天中午他那泰然自若、简单可爱的鼾声。他回忆起来后笑岔了气，我也忍不住和他一起笑了起来——我想，我喜欢的迷恋的也离不开的，或许正是藏在相处细节里的这些点点滴滴了吧。】
文｜读者：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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