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首个中医证候学流调 研制宣肺败毒颗粒入选“三药三方”】#特别聚焦#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公众健康造成巨大威胁。疫情期间，本市科研工作者和科技企业勇于担当、攻坚克难，一批重大科研成果取得重大突破，许多高科技产品直接作用于疫情防控一线。
在日前举办的天津市科技“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领衔开展的“新冠肺炎中西医结合救治与创新中药宣肺败毒颗粒研究”获得天津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奖一等奖。通过经典文献研究、临床经验总结和中药组分优化筛选，张伯礼院士团队研制出的宣肺败毒方，入选国家推荐的“三药三方”，得到广泛推广应用，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确疫情为“湿毒疫”
完成首个中医证候学流调
新冠肺炎刚出现的时候，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对它的认识都非常少。项目组成员、天津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主任张俊华介绍说，西医主要通过基因测序认识病毒，而中医重点关注的是被病毒感染的患者临床表现，也就是中医医生口中的证候。确定了证候，才能进行辨证论治。因此，张伯礼院士1月27日到达武汉后，就给项目组布置任务，开发临床数据采集系统，为证候学调查做准备。
项目组通过对1000余例新冠肺炎患者进行中医证候学调查，明确其中医病名为“湿毒疫”，明确中医证候特点和病因病机，支撑国家抗疫临床指南中医部分制定，为科学防治提供了依据。据了解，这也是我国首次完成的多中心大样本新冠肺炎中医证候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总结中医药疗效特点和规律
中西医结合治“新冠”
“认识了证候接着就是治疗，以及搜集与其相关的有价值数据。”张俊华说，天津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团队从事疾病核心指标集的研究，历经8年的实践建立了一套符合国际规范的技术流程。面对新冠肺炎疗效评价指标问题，他们开展应急研究，为了取得专家共识，张伯礼院士等数十名在一线救治的专家都参加了核心指标集遴选，最后形成了第一个新冠肺炎临床疗效评价核心指标集（COS-COVID）。这一成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特征研究小组的高度评价。
项目首次总结了中医药在新冠肺炎临床上的疗效特点和规律。通过对定点医院、方舱医院和隔离点2000余例不同分期患者的随机对照和队列研究，系统总结了中医药治疗的特点和优势，有效指导了中医药全程介入、针对性干预的科学施治策略。特别是对重症患者，在现代医学支持治疗的基础上，开启了中西医结合有效治疗新冠肺炎的模式。
宣肺败毒方
是“中药+科技”的产物
“从新型冠状病毒发现到现在，我们对病毒进入人体、引起炎症反应及器官损害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对临床有效方药，我们通过虚拟筛选和网络药理学分析等方法，探寻中药里哪些物质能起作用，再经过活性评价和临床评价优化，做到心里有底。”张院士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曾表示。
“能在应急状态下快速反应，进行新药研制，和我们多年的积累分不开。”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院副院长王涛说，“张伯礼院士一直强调，我们要围绕药效物质、作用机制‘两个相对清楚’开展深入研究，提高中药研发科技水平。20年前，我们就开始进行组分中药研究，构建了中药组分库。中药组分是中药里有限化学成分的集合，具有一定的生物活性，根据这些有活性的小单元集合在一起形成的治疗效果，我们就能判断从临床需求角度可以提供哪些相对应的活性组分了。”
通过十几年的积累，目前在天津中医药研究院1100平方米的组分库里，已存放了6万个中药组分，构建了这些组分化学结构、生物活性的数据库。
此次疫情发生后，根据整体证候表现，以麻杏石甘汤、麻杏薏甘汤、千金苇茎汤和葶苈大枣泻肺汤为基础，配合以组分库中筛选出的抑制病毒复制、保护肺组织损伤的中药成分，形成宣肺败毒方。
由此可见，宣肺败毒方是中医古代验方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通过对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中医院、江夏方舱医院等临床疗效评价，发现这个方子有确切的疗效，在改善新冠症状、退热、减轻咳嗽、憋喘、乏力等方面都有较好的效果。另外，对于降低C反应蛋白、提高淋巴细胞计数等客观指标方面效果明显。
疫情中，张伯礼院士带领团队建立了应对突发疫情中医药介入模式，形成临床救治与科学研究协同攻关机制和应急状态下中药新药发现模式和关键技术，通过对经典文献研究、临床经验总结和现代化的中药组分筛选，成功研制了宣肺败毒方，入选国家推荐的“三药三方”，在全国推广应用。
这是全市中医药同仁
共同努力的结果
天津在生物医药领域有着很强优势，生物医药产业是我市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我市相关企业在疫苗、检测技术和产品研发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张伯礼院士在奖颁典礼现场表示，在中医药领域，我们具有长期积淀的实力，拥有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中医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特别是近年来通过实施大项目、完善创新体系建设、促进产学研合作等举措推动中药产业快速发展，在组分中药、中药先进制造、中药国际化等方面均发挥了引领作用。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关心重视和大力支持，是全市中医药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
（来源：搜狐天津，作者：张昭）
https://t.cn/A6A4XBlH
在日前举办的天津市科技“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领衔开展的“新冠肺炎中西医结合救治与创新中药宣肺败毒颗粒研究”获得天津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奖一等奖。通过经典文献研究、临床经验总结和中药组分优化筛选，张伯礼院士团队研制出的宣肺败毒方，入选国家推荐的“三药三方”，得到广泛推广应用，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确疫情为“湿毒疫”
完成首个中医证候学流调
新冠肺炎刚出现的时候，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对它的认识都非常少。项目组成员、天津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主任张俊华介绍说，西医主要通过基因测序认识病毒，而中医重点关注的是被病毒感染的患者临床表现，也就是中医医生口中的证候。确定了证候，才能进行辨证论治。因此，张伯礼院士1月27日到达武汉后，就给项目组布置任务，开发临床数据采集系统，为证候学调查做准备。
项目组通过对1000余例新冠肺炎患者进行中医证候学调查，明确其中医病名为“湿毒疫”，明确中医证候特点和病因病机，支撑国家抗疫临床指南中医部分制定，为科学防治提供了依据。据了解，这也是我国首次完成的多中心大样本新冠肺炎中医证候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总结中医药疗效特点和规律
中西医结合治“新冠”
“认识了证候接着就是治疗，以及搜集与其相关的有价值数据。”张俊华说，天津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团队从事疾病核心指标集的研究，历经8年的实践建立了一套符合国际规范的技术流程。面对新冠肺炎疗效评价指标问题，他们开展应急研究，为了取得专家共识，张伯礼院士等数十名在一线救治的专家都参加了核心指标集遴选，最后形成了第一个新冠肺炎临床疗效评价核心指标集（COS-COVID）。这一成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特征研究小组的高度评价。
项目首次总结了中医药在新冠肺炎临床上的疗效特点和规律。通过对定点医院、方舱医院和隔离点2000余例不同分期患者的随机对照和队列研究，系统总结了中医药治疗的特点和优势，有效指导了中医药全程介入、针对性干预的科学施治策略。特别是对重症患者，在现代医学支持治疗的基础上，开启了中西医结合有效治疗新冠肺炎的模式。
宣肺败毒方
是“中药+科技”的产物
“从新型冠状病毒发现到现在，我们对病毒进入人体、引起炎症反应及器官损害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对临床有效方药，我们通过虚拟筛选和网络药理学分析等方法，探寻中药里哪些物质能起作用，再经过活性评价和临床评价优化，做到心里有底。”张院士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曾表示。
“能在应急状态下快速反应，进行新药研制，和我们多年的积累分不开。”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院副院长王涛说，“张伯礼院士一直强调，我们要围绕药效物质、作用机制‘两个相对清楚’开展深入研究，提高中药研发科技水平。20年前，我们就开始进行组分中药研究，构建了中药组分库。中药组分是中药里有限化学成分的集合，具有一定的生物活性，根据这些有活性的小单元集合在一起形成的治疗效果，我们就能判断从临床需求角度可以提供哪些相对应的活性组分了。”
通过十几年的积累，目前在天津中医药研究院1100平方米的组分库里，已存放了6万个中药组分，构建了这些组分化学结构、生物活性的数据库。
此次疫情发生后，根据整体证候表现，以麻杏石甘汤、麻杏薏甘汤、千金苇茎汤和葶苈大枣泻肺汤为基础，配合以组分库中筛选出的抑制病毒复制、保护肺组织损伤的中药成分，形成宣肺败毒方。
由此可见，宣肺败毒方是中医古代验方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通过对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中医院、江夏方舱医院等临床疗效评价，发现这个方子有确切的疗效，在改善新冠症状、退热、减轻咳嗽、憋喘、乏力等方面都有较好的效果。另外，对于降低C反应蛋白、提高淋巴细胞计数等客观指标方面效果明显。
疫情中，张伯礼院士带领团队建立了应对突发疫情中医药介入模式，形成临床救治与科学研究协同攻关机制和应急状态下中药新药发现模式和关键技术，通过对经典文献研究、临床经验总结和现代化的中药组分筛选，成功研制了宣肺败毒方，入选国家推荐的“三药三方”，在全国推广应用。
这是全市中医药同仁
共同努力的结果
天津在生物医药领域有着很强优势，生物医药产业是我市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我市相关企业在疫苗、检测技术和产品研发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张伯礼院士在奖颁典礼现场表示，在中医药领域，我们具有长期积淀的实力，拥有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中医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特别是近年来通过实施大项目、完善创新体系建设、促进产学研合作等举措推动中药产业快速发展，在组分中药、中药先进制造、中药国际化等方面均发挥了引领作用。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关心重视和大力支持，是全市中医药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
（来源：搜狐天津，作者：张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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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照样过是生命的需要，虽然忧心一直不曾真正离开。想象居家如长假，又觉得是难得的应该去珍惜。以这样的角度再看身边的一切也确实给自己添了些平时没有的另一种内存。
居家自有居家的好处，人微与远离疫区确实又容易让人偷生，远离市区的工作室此时变得可贵，毕竟是宅在自己的私人空间，不借着喝茶、看书、画画和网上讲课又能干些什么呢？30余天来，有意让自己用好这特异的日常，生了些思维平远与聚焦的不同。居家十几天后，我有意的少看手机，电脑基本不上，电视基本不开，将视线多望望窗外，翻翻自己的藏茶，捡出些漏网老铁和老肉桂喝，赏赏器物，玩玩樸石，回忆些旅途，也会去跑步机上出出汗，总之，让自己的居家变得有安排。
身边的东西总是常常在视线里，因为“熟悉”，看着反而不在意，也只有在不在意中成了我“忘我”的去处，在意了又回了正常。借日常之物走神其实就象微距镜头，清晰了一个点，虚化了一大片，在这个虚里有我感兴趣的东西。
居家的空间是小的，所见也是小物，生活用品是主要的视觉元素，这让我无意地会因反复注视一些身边的物品而想起“格物致知”来。我常常会通过对这些寻常物的慢慢探究，幻化自己与物的位置，不一定时有感受，但与物沟通获得安慰却是真切的。比如，在我几年前从法国的旧货市场淘来的1927年艺术家手签的铸铜盘上放了两颗冬笋，来自江西铜拔山里的两颗小笋尖在这法国的器物里呆了三年，从鲜嫩健硕笋衣紧裹绒毛密布的食物变成真正的干笋，样子仍是好看得让我心动，甚至觉得它的笋衣的松弛与天然里带着坦荡，肌理与色彩妙不可言，好似我能进到它的身体里体会它生命发芽与迁徙至我的茶台成为我视线记忆的全过程。这样的散淡式游想是否可称为格物呢？我在窗前看着外面的竹子迎风摇曳，下午的暖阳照在竹子上，闪出的一些不同的折光，让人心潮起伏又让人无限安静，阵阵瑟瑟沙沙的竹叶之声透过窗来反而增加了了不得的柔和与密匝生气。我没从这样浪漫的竹子里格出什么致知来，只是发呆的觉得从未觉出过这风吹竹叶的样子与声音竟然这么的美！一时六神无主，突然一想，美是否就是格物致知里的万物规律中之共性与智慧的表征呢，或是王阳明说的良知呢。
作为艺术家，所谓的格物其实都是主观与感性的，且多是情绪化的，是真正意义的唯心。而唯心的情感常常又是变化的，比如我每日的喝茶，对茶的“格物”我不仅是迷恋着漫长而安静的“袖手旁观”，而且还是品饮进自己的身体，体会着真正的物我相融，这种格物方式更是带来致知的多样性，而这样的多样性反而让我觉得“格物致知”就是万物本身，就是生命的共存的形式。
“格物致知”自东汉郑玄之后，经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至王阳明都有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本质上也是感性的。感性既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也是中国词语的博大精深与奥妙无穷带来的诗意化结果，更是时间积累之下代代文人认知与智慧与当时代碎片化的个体认识的集合与演化。王阳明面对竹子格物实践的经历流传甚广。我常在想，王先生面对竹子不吃不喝几日至昏迷抬回到底格出了什么？是借竹形竹态竹影竹气来观竹本身，还是借竹观风观雨观日观月还是观自然？是观生观死还是观己观心？是推导还是类比？是冥想还是幻想？他自己没细说，终是没有格出“致知”来。可见这几个字不易，正因不易，又是《大学》之本，故引来许多人的“执”。但可以想象，他的格物致知方式也是“袖手旁观”的方式，这一点是我喜欢的，类似参悟。他的论述也很符他的时代：“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良知”二字是王阳明的格物高度，也是他的“心学”。
如何格物致知，其高低并非选择的物的某个具体对象，而是万物，“格”的是万物的共性，其实就是自然的大道。任何物都秉有自然共性的因子，发现并导向对人对己致知，从大道又回到个体生命才是真致知。由此，可格的物是因缘和合中的任何之物，致知的也可是个体感知的高低自知。恍然，格物致知其实是人性是阅历是情怀是生命对一切所见之物的心象之观，于任何个体均为他们独自的良知与善感。
格物永远是进行时，这个让我更好奇。此时此刻此地地景此形此情此心此感此字此唯一。既是唯一，那致知又如何通达永恒？既唯一，即已是永恒。
思维冥游是我生活中往来无形的朋友，它追随于我，我却常常成不了它的主人。我只能自己感谢自己的职业，它让我可格的“物”比许多人更多样，不仅只是自然之物，还有太多的人造之物；不仅可以格经典的遗产之物，更可肆意的格自己的“造物”，这让我觉得自己的“世界很大”。尤其格自己所创作的物时产生的无碍与自由更是我得于自我安慰与自我信任的特殊途径。长时间格物并获得新觉的状态是“忘我”，甚至常常觉得自己就是被自己注视和被自己“格”的“物”，只是我这受过教育的“物”之于天真的自己更难被“致知”。
原来“格物”的本质是于物于己时时的鲜活。
居家自有居家的好处，人微与远离疫区确实又容易让人偷生，远离市区的工作室此时变得可贵，毕竟是宅在自己的私人空间，不借着喝茶、看书、画画和网上讲课又能干些什么呢？30余天来，有意让自己用好这特异的日常，生了些思维平远与聚焦的不同。居家十几天后，我有意的少看手机，电脑基本不上，电视基本不开，将视线多望望窗外，翻翻自己的藏茶，捡出些漏网老铁和老肉桂喝，赏赏器物，玩玩樸石，回忆些旅途，也会去跑步机上出出汗，总之，让自己的居家变得有安排。
身边的东西总是常常在视线里，因为“熟悉”，看着反而不在意，也只有在不在意中成了我“忘我”的去处，在意了又回了正常。借日常之物走神其实就象微距镜头，清晰了一个点，虚化了一大片，在这个虚里有我感兴趣的东西。
居家的空间是小的，所见也是小物，生活用品是主要的视觉元素，这让我无意地会因反复注视一些身边的物品而想起“格物致知”来。我常常会通过对这些寻常物的慢慢探究，幻化自己与物的位置，不一定时有感受，但与物沟通获得安慰却是真切的。比如，在我几年前从法国的旧货市场淘来的1927年艺术家手签的铸铜盘上放了两颗冬笋，来自江西铜拔山里的两颗小笋尖在这法国的器物里呆了三年，从鲜嫩健硕笋衣紧裹绒毛密布的食物变成真正的干笋，样子仍是好看得让我心动，甚至觉得它的笋衣的松弛与天然里带着坦荡，肌理与色彩妙不可言，好似我能进到它的身体里体会它生命发芽与迁徙至我的茶台成为我视线记忆的全过程。这样的散淡式游想是否可称为格物呢？我在窗前看着外面的竹子迎风摇曳，下午的暖阳照在竹子上，闪出的一些不同的折光，让人心潮起伏又让人无限安静，阵阵瑟瑟沙沙的竹叶之声透过窗来反而增加了了不得的柔和与密匝生气。我没从这样浪漫的竹子里格出什么致知来，只是发呆的觉得从未觉出过这风吹竹叶的样子与声音竟然这么的美！一时六神无主，突然一想，美是否就是格物致知里的万物规律中之共性与智慧的表征呢，或是王阳明说的良知呢。
作为艺术家，所谓的格物其实都是主观与感性的，且多是情绪化的，是真正意义的唯心。而唯心的情感常常又是变化的，比如我每日的喝茶，对茶的“格物”我不仅是迷恋着漫长而安静的“袖手旁观”，而且还是品饮进自己的身体，体会着真正的物我相融，这种格物方式更是带来致知的多样性，而这样的多样性反而让我觉得“格物致知”就是万物本身，就是生命的共存的形式。
“格物致知”自东汉郑玄之后，经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至王阳明都有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本质上也是感性的。感性既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也是中国词语的博大精深与奥妙无穷带来的诗意化结果，更是时间积累之下代代文人认知与智慧与当时代碎片化的个体认识的集合与演化。王阳明面对竹子格物实践的经历流传甚广。我常在想，王先生面对竹子不吃不喝几日至昏迷抬回到底格出了什么？是借竹形竹态竹影竹气来观竹本身，还是借竹观风观雨观日观月还是观自然？是观生观死还是观己观心？是推导还是类比？是冥想还是幻想？他自己没细说，终是没有格出“致知”来。可见这几个字不易，正因不易，又是《大学》之本，故引来许多人的“执”。但可以想象，他的格物致知方式也是“袖手旁观”的方式，这一点是我喜欢的，类似参悟。他的论述也很符他的时代：“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良知”二字是王阳明的格物高度，也是他的“心学”。
如何格物致知，其高低并非选择的物的某个具体对象，而是万物，“格”的是万物的共性，其实就是自然的大道。任何物都秉有自然共性的因子，发现并导向对人对己致知，从大道又回到个体生命才是真致知。由此，可格的物是因缘和合中的任何之物，致知的也可是个体感知的高低自知。恍然，格物致知其实是人性是阅历是情怀是生命对一切所见之物的心象之观，于任何个体均为他们独自的良知与善感。
格物永远是进行时，这个让我更好奇。此时此刻此地地景此形此情此心此感此字此唯一。既是唯一，那致知又如何通达永恒？既唯一，即已是永恒。
思维冥游是我生活中往来无形的朋友，它追随于我，我却常常成不了它的主人。我只能自己感谢自己的职业，它让我可格的“物”比许多人更多样，不仅只是自然之物，还有太多的人造之物；不仅可以格经典的遗产之物，更可肆意的格自己的“造物”，这让我觉得自己的“世界很大”。尤其格自己所创作的物时产生的无碍与自由更是我得于自我安慰与自我信任的特殊途径。长时间格物并获得新觉的状态是“忘我”，甚至常常觉得自己就是被自己注视和被自己“格”的“物”，只是我这受过教育的“物”之于天真的自己更难被“致知”。
原来“格物”的本质是于物于己时时的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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