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捞“刮骨”疗伤：张勇为豪赌买单 | 深网
原创 张睿 深网腾讯新闻
启动“啄木鸟计划”大半年，海底捞还在忍受闭店和调整带来的阵痛。
8月，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底捞”）发布2022年上半年盈利预警。公告显示，2022年上半年，海底捞收入预计超167亿元，净亏损约2.25亿元—2.97亿元。
对于亏损，海底捞给出两个原因，一是在“啄木鸟计划”下，受部分门店关停及2022年上半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发生的处置长期资产的一次性损失、减值损失等；二是国内2022年3月至5月疫情反复，若干餐厅在一段时间内停止营业或暂停堂食服务，但仍有固定开支及员工成本产生。
“啄木鸟计划”是海底捞董事会和管理层为提升业绩于2021年11月启动的一项措施。该计划包括4部分，比较重要的一条是，截至2021年底前逐步关停300家左右客流量相对较低及经营业绩不如预期的海底捞门店。
一个月后，“啄木鸟计划”的效果就呈现在海底捞的门店数量上。据海底捞2021年年报显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有260 家海底捞餐厅在“啄木鸟计划”下永久关闭，32家餐厅暂时停业休整。
不过短期内大规模关店并没能拯救海底捞当年盈利状况。2021年，海底捞一年亏损41.61亿元，这相当于过去三年海底捞净利润总和。2022年上半年，亏损仍在继续。
三年苦心经营换来的净利润一年就亏没了，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张勇当年在内部的一次反思：“餐饮行业是传统行业，有边界，不像互联网企业业务范围越⼤，成本越低。我们餐饮企业开两家店赚钱，开三家店可能就赔钱。开店多了能增收就不错了，更可能连增收都没有”。
亏损换来了“幡然醒悟”，但在2年前，张勇的想法和战略却截然相反。
张勇的错误预判
在2020年6月做出进一步扩店计划时，张勇或许没想到“变脸”会来的如此之快。不过将时间轴拉回2020年上半年，张勇做出扩店的计划或许也在“情理之中”。
2020年3月，海底捞迎来了创办以来的高光时刻。当月25日，海底捞发布了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未经审核全年业绩公告。这一年，海底捞的营收265.56亿元，净利润23.47亿元，创下了海底捞创办以来的历史新高（2015年至2018年，海底捞的净利润分别为4.11亿元、9.78亿元、11.94亿元、16.49亿元）。
从餐厅总数、平均翻台率及顾客人均消费看，这一年海底捞已经找到了平稳增长的节奏。截至2019年底，海底捞餐厅总数为768家，同比2018年的466家，增长了302家；这一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为4.8次/天；顾客人均消费为105.2元。
这些财务数据和经营指标都给了张勇及海底捞管理层一种错觉，海底捞即将在高速发展的路上“乘风破浪”。认为自己可以“功成身退”的张勇甚至在一个月后公布了“退休”计划。
2020年4月7日，张勇发了一封内部信，全面启动海底捞接班人计划。在这封内部信中，张勇提到，自己将在10至15年内退休，除施永宏、苟轶群、杨小丽以外的所有员工都有机会参与领导者接班计划。
当时的张勇意气风发。一句“我也想低调，可实力确实不允许呀！”将其彼时的斗志昂扬展现的淋漓尽致。
两个月后（2020年6月），基于“疫情在9⽉份就结束”的判断，张勇公布了大规模扩店的计划。
从理论上看，张勇的扩店逻辑是成立的。经营餐厅主要看三个指标：餐厅数量、平均翻台率和顾客人均消费额（单日经营收入=餐厅数量*平均翻台率*台数*顾客人均消费额）。在翻台率方面，部分海底捞门店24小时开业已经把平均翻台率做到了极致。在顾客人均消费方面，2020年6月之前，海底捞的人均消费也处于逐年增加的情况，如果再用提价来增加门店收入，恐怕会引发消费者的不满。所以，要保证营收的增长，扩店就成了唯一选择。
此外，有新消费投资人对《深网》透露了一个细节，“2020年餐饮企业的房租成本处于低位。受当年疫情的影响，大批小型餐馆企业都被迫关门退出，一些低价位黄金店铺被空置出来”。据普华永道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的餐饮企业比2019年少了63万家。
张勇的扩店计划很快有了成效。
2020年6月底，海底捞的门店数量为935家，半年后（2020年年底），海底捞的门店数量猛增至1298家，半年新开了363家新门店。这比2019年一年新增的门店数量还多。
但从财务指标上看，快速增长的门店数量并没有给海底捞带来预期中的规模效应。2020年这一年，海底捞营收286.14亿元，同比增速7.75%；净利润3.1亿元，同比增速-86.81%。营收和净利润的增速都在大幅下滑。
对于业绩下滑，张勇曾在2021年6月举行的业务交流会上反思：“我对趋势的判断错了，去年（2020年）6⽉我进⼀步作出扩店的计划，现在看确实是盲⽬⾃信。当我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已经是今年（2021年）1⽉份，等我做出反应的时候已经是（2021年）3⽉份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在进一步扩店的规划下，海底捞的门店数量在2021年6月底达到1597家的峰值，半年扩店了299家。
门店运营未达预期，海底捞曾希望通过组织架构变革，精准识别每家门店所存在的问题。
2021年6月，海底捞将区域统筹教练模式改进为大、小区管理模式。各大区经理由原部分区域统筹教练和资深家族长担任。大区经理统筹各区域内的门店拓展、工程、选品、定价等工作。每个大区内分设多个小区，小区经理从资深家族长中选拔，他们直接对各自区域内门店进行现场巡视、考核和辅导。
从后来海底捞将原有小区经理岗位和家族长岗位合并以避免层级冗余来看，这次组织架构变革的效果乏善可陈。直到2021年11月正式推出了“啄木鸟计划”，海底捞才开始“刮骨”疗伤，由当时的海底捞副首席执行官杨利娟负责执行。
“杨小丽”临危受命
就在海底捞创始人张勇给自己制定“退休计划”时，他或许没想到，自己“退居二线”会来的这么快。
2022年3月1日，海底捞发布一则公告：杨利娟女士获委任为海底捞首席执行官，负责监督本集团的管理及战略发展，并继续负责“啄木鸟计划”的落实与推进。这意味着杨利娟正式接过海底捞CEO的权杖，成为海底捞新一任掌门人。
杨利娟就是张勇此前发布的“接班人计划内部信”中的“杨小丽”。在内部信中，张勇表述：“美丽而又能干的杨小丽也不能参与其中”，理由是，“其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但太贵了，对未来的董事会来讲，性价比确实不高”。
看来，为了提高公司的利润率，张勇此时已经开始考虑管理层的薪酬问题。
据公告显示，身为CEO的杨利娟的年度薪酬为270万元以及酌情绩效奖金和其他福利，有权收取年度董事袍金150万。不过按照公司规定，杨利娟的薪酬会根据市场水平及表现有年度调整。
张勇推翻自己之前制定的“接班人计划”，选择杨利娟成为自己的接班人，除了“啄木鸟计划”是海底捞及时止损、重整资源、强化内部管理、重新激活经营活力的重要举措外，更重要的是，杨利娟1995年就跟着张勇“打天下”，见证了海底捞从四川简阳的一家小餐馆逐步发展成国内最大火锅连锁集团。
从1995年至今的27年里，杨利娟从未离开过海底捞，一路从服务员做到CEO。她曾公开表示，“海底捞就是我的家”。而张勇则评价，“没有杨利娟，海底捞不会这么成功”。
虽然张勇本身非常反感“神话”海底捞，但从海底捞的业绩和财务状况看，杨利娟接手的是正在走下“神坛”的公司。
就在杨利娟接任海底捞CEO的22天后，海底捞发布了2021年全年业绩公告。这是一份让人沮丧财报。这一年，海底捞营收411.12亿元，同比增速43.68%；净利润为亏损41.61亿元，同比增速为-1444.29%。
这一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仅为3次/天，而2017年至2020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分别为5次/天、5次/天、4.8次/天及3.5次/天。国信证券曾测算，3 次/天的翻台率是海底捞单店的盈亏平衡线，跌破该数值，可以认为该店处于亏损状态。
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已跌至3次/天，这就意味着，接任CEO的杨利娟不仅要继续推行“啄木鸟计划”及时止损，还要通过多元化餐饮服务保持海底捞运营效率和公司营收的增长。
“刮骨”疗伤
缩减门店意味着海底捞或将在营收增长遭遇瓶颈。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海底捞还要经受资本市场的考验。
2018年9月26日，海底捞在港股上市，当天以17.82港元/股收盘。在此后的两年里，随着海底捞门店的扩张，其公司市值扶摇直上。2021年的2月16日，其股价达到了85.8港元/股的历史最高点，总市值超过4500亿港元。
图为海底捞上市以来市值走势图
快速扩张、市值攀升这是海底捞2021年之前的故事。随时海底捞门店调整及平均翻台率的下滑，海底捞的市值也一路走低。截至8月23日，海底捞收盘价为17.12港元/股，总市值为954亿港元。
在门店收缩的背景下，杨利娟开始在海底捞堂食服务之外寻找多元化餐饮服务。
2022年6月中旬，海底捞正式成立“海底捞社区营运事业部”，整合海底捞内外部资源，形成“外卖+社群+抖音直播+线上商城”的社区营运模式，针对海底捞社区用户特征，构建新的业务模型，优化社区运营业务的组织架构，强化会员和社群数字化运营能力，独立研发专售产品，以满足海底捞顾客和会员的需求。
截至目前，海底捞社区营运事业部已经推出了“青年套餐”等菜品及小龙虾、酸菜鱼、椒麻鱼等预制菜。据海底捞官方信息显示，整个5月份，海底捞全国门店提供的多种社区到家餐饮服务，累计创收近2亿元，总单量超过了60万单。
这些创新业务能让海底捞恢复“元气”、重返2019年时的辉煌吗？从海底捞的营收构成看，这并非一条容易走的路。
事实上，从2020年开始，海底捞就开始实施多品牌矩阵，先后推出汉舍中国菜、十八汆面馆、五谷三餐及苗师兄炒鸡等自营餐厅。从营收占比看，这些餐厅还处于起步阶段。
2021年，海底捞其他餐厅经营收入为1.98亿元，营收占比仅为0.48%。除堂食服务外，海底捞也有外卖服务和调味品及食材销售。2021年，海底捞外卖收入为7.06亿元，营收占比为1.72%；调味品及食材销售为6.87亿元，营收占比为1.67%。
也就是说，海底捞的营收大头集中在海底捞餐厅的经营上，海底捞门店的营收占一直在95%以上。这就意味着，海底捞想要增长，还是要靠扩店及门店运营效率的提升。现在海底捞“闭店”止损无异于“刮骨疗伤”。
对于这一点，餐饮老将张勇“心知肚明”。他在去年6月的交流会上直言：“所有餐饮企业面临的困难，海底捞也会面临，盲目扩张的事肯定会发生，可是一旦整合好现在的门店，就还会继续扩张，这是使命”。
眼下，海底捞还能否保持业绩的持续增长？张勇在去年的交流会上表态，“作为海底捞最大的股东，我是不抱有希望的。任何企业都不会持续增长，苹果，亚马逊.......”。
从最新财报数据看，苹果、亚马逊等巨头确实也在经历增速下滑的难题。不过，张勇并没有说出下半句，因为在场的海底捞同僚并没有给他说下去的机会。
原创 张睿 深网腾讯新闻
启动“啄木鸟计划”大半年，海底捞还在忍受闭店和调整带来的阵痛。
8月，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底捞”）发布2022年上半年盈利预警。公告显示，2022年上半年，海底捞收入预计超167亿元，净亏损约2.25亿元—2.97亿元。
对于亏损，海底捞给出两个原因，一是在“啄木鸟计划”下，受部分门店关停及2022年上半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发生的处置长期资产的一次性损失、减值损失等；二是国内2022年3月至5月疫情反复，若干餐厅在一段时间内停止营业或暂停堂食服务，但仍有固定开支及员工成本产生。
“啄木鸟计划”是海底捞董事会和管理层为提升业绩于2021年11月启动的一项措施。该计划包括4部分，比较重要的一条是，截至2021年底前逐步关停300家左右客流量相对较低及经营业绩不如预期的海底捞门店。
一个月后，“啄木鸟计划”的效果就呈现在海底捞的门店数量上。据海底捞2021年年报显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有260 家海底捞餐厅在“啄木鸟计划”下永久关闭，32家餐厅暂时停业休整。
不过短期内大规模关店并没能拯救海底捞当年盈利状况。2021年，海底捞一年亏损41.61亿元，这相当于过去三年海底捞净利润总和。2022年上半年，亏损仍在继续。
三年苦心经营换来的净利润一年就亏没了，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张勇当年在内部的一次反思：“餐饮行业是传统行业，有边界，不像互联网企业业务范围越⼤，成本越低。我们餐饮企业开两家店赚钱，开三家店可能就赔钱。开店多了能增收就不错了，更可能连增收都没有”。
亏损换来了“幡然醒悟”，但在2年前，张勇的想法和战略却截然相反。
张勇的错误预判
在2020年6月做出进一步扩店计划时，张勇或许没想到“变脸”会来的如此之快。不过将时间轴拉回2020年上半年，张勇做出扩店的计划或许也在“情理之中”。
2020年3月，海底捞迎来了创办以来的高光时刻。当月25日，海底捞发布了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未经审核全年业绩公告。这一年，海底捞的营收265.56亿元，净利润23.47亿元，创下了海底捞创办以来的历史新高（2015年至2018年，海底捞的净利润分别为4.11亿元、9.78亿元、11.94亿元、16.49亿元）。
从餐厅总数、平均翻台率及顾客人均消费看，这一年海底捞已经找到了平稳增长的节奏。截至2019年底，海底捞餐厅总数为768家，同比2018年的466家，增长了302家；这一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为4.8次/天；顾客人均消费为105.2元。
这些财务数据和经营指标都给了张勇及海底捞管理层一种错觉，海底捞即将在高速发展的路上“乘风破浪”。认为自己可以“功成身退”的张勇甚至在一个月后公布了“退休”计划。
2020年4月7日，张勇发了一封内部信，全面启动海底捞接班人计划。在这封内部信中，张勇提到，自己将在10至15年内退休，除施永宏、苟轶群、杨小丽以外的所有员工都有机会参与领导者接班计划。
当时的张勇意气风发。一句“我也想低调，可实力确实不允许呀！”将其彼时的斗志昂扬展现的淋漓尽致。
两个月后（2020年6月），基于“疫情在9⽉份就结束”的判断，张勇公布了大规模扩店的计划。
从理论上看，张勇的扩店逻辑是成立的。经营餐厅主要看三个指标：餐厅数量、平均翻台率和顾客人均消费额（单日经营收入=餐厅数量*平均翻台率*台数*顾客人均消费额）。在翻台率方面，部分海底捞门店24小时开业已经把平均翻台率做到了极致。在顾客人均消费方面，2020年6月之前，海底捞的人均消费也处于逐年增加的情况，如果再用提价来增加门店收入，恐怕会引发消费者的不满。所以，要保证营收的增长，扩店就成了唯一选择。
此外，有新消费投资人对《深网》透露了一个细节，“2020年餐饮企业的房租成本处于低位。受当年疫情的影响，大批小型餐馆企业都被迫关门退出，一些低价位黄金店铺被空置出来”。据普华永道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的餐饮企业比2019年少了63万家。
张勇的扩店计划很快有了成效。
2020年6月底，海底捞的门店数量为935家，半年后（2020年年底），海底捞的门店数量猛增至1298家，半年新开了363家新门店。这比2019年一年新增的门店数量还多。
但从财务指标上看，快速增长的门店数量并没有给海底捞带来预期中的规模效应。2020年这一年，海底捞营收286.14亿元，同比增速7.75%；净利润3.1亿元，同比增速-86.81%。营收和净利润的增速都在大幅下滑。
对于业绩下滑，张勇曾在2021年6月举行的业务交流会上反思：“我对趋势的判断错了，去年（2020年）6⽉我进⼀步作出扩店的计划，现在看确实是盲⽬⾃信。当我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已经是今年（2021年）1⽉份，等我做出反应的时候已经是（2021年）3⽉份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在进一步扩店的规划下，海底捞的门店数量在2021年6月底达到1597家的峰值，半年扩店了299家。
门店运营未达预期，海底捞曾希望通过组织架构变革，精准识别每家门店所存在的问题。
2021年6月，海底捞将区域统筹教练模式改进为大、小区管理模式。各大区经理由原部分区域统筹教练和资深家族长担任。大区经理统筹各区域内的门店拓展、工程、选品、定价等工作。每个大区内分设多个小区，小区经理从资深家族长中选拔，他们直接对各自区域内门店进行现场巡视、考核和辅导。
从后来海底捞将原有小区经理岗位和家族长岗位合并以避免层级冗余来看，这次组织架构变革的效果乏善可陈。直到2021年11月正式推出了“啄木鸟计划”，海底捞才开始“刮骨”疗伤，由当时的海底捞副首席执行官杨利娟负责执行。
“杨小丽”临危受命
就在海底捞创始人张勇给自己制定“退休计划”时，他或许没想到，自己“退居二线”会来的这么快。
2022年3月1日，海底捞发布一则公告：杨利娟女士获委任为海底捞首席执行官，负责监督本集团的管理及战略发展，并继续负责“啄木鸟计划”的落实与推进。这意味着杨利娟正式接过海底捞CEO的权杖，成为海底捞新一任掌门人。
杨利娟就是张勇此前发布的“接班人计划内部信”中的“杨小丽”。在内部信中，张勇表述：“美丽而又能干的杨小丽也不能参与其中”，理由是，“其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但太贵了，对未来的董事会来讲，性价比确实不高”。
看来，为了提高公司的利润率，张勇此时已经开始考虑管理层的薪酬问题。
据公告显示，身为CEO的杨利娟的年度薪酬为270万元以及酌情绩效奖金和其他福利，有权收取年度董事袍金150万。不过按照公司规定，杨利娟的薪酬会根据市场水平及表现有年度调整。
张勇推翻自己之前制定的“接班人计划”，选择杨利娟成为自己的接班人，除了“啄木鸟计划”是海底捞及时止损、重整资源、强化内部管理、重新激活经营活力的重要举措外，更重要的是，杨利娟1995年就跟着张勇“打天下”，见证了海底捞从四川简阳的一家小餐馆逐步发展成国内最大火锅连锁集团。
从1995年至今的27年里，杨利娟从未离开过海底捞，一路从服务员做到CEO。她曾公开表示，“海底捞就是我的家”。而张勇则评价，“没有杨利娟，海底捞不会这么成功”。
虽然张勇本身非常反感“神话”海底捞，但从海底捞的业绩和财务状况看，杨利娟接手的是正在走下“神坛”的公司。
就在杨利娟接任海底捞CEO的22天后，海底捞发布了2021年全年业绩公告。这是一份让人沮丧财报。这一年，海底捞营收411.12亿元，同比增速43.68%；净利润为亏损41.61亿元，同比增速为-1444.29%。
这一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仅为3次/天，而2017年至2020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分别为5次/天、5次/天、4.8次/天及3.5次/天。国信证券曾测算，3 次/天的翻台率是海底捞单店的盈亏平衡线，跌破该数值，可以认为该店处于亏损状态。
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已跌至3次/天，这就意味着，接任CEO的杨利娟不仅要继续推行“啄木鸟计划”及时止损，还要通过多元化餐饮服务保持海底捞运营效率和公司营收的增长。
“刮骨”疗伤
缩减门店意味着海底捞或将在营收增长遭遇瓶颈。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海底捞还要经受资本市场的考验。
2018年9月26日，海底捞在港股上市，当天以17.82港元/股收盘。在此后的两年里，随着海底捞门店的扩张，其公司市值扶摇直上。2021年的2月16日，其股价达到了85.8港元/股的历史最高点，总市值超过4500亿港元。
图为海底捞上市以来市值走势图
快速扩张、市值攀升这是海底捞2021年之前的故事。随时海底捞门店调整及平均翻台率的下滑，海底捞的市值也一路走低。截至8月23日，海底捞收盘价为17.12港元/股，总市值为954亿港元。
在门店收缩的背景下，杨利娟开始在海底捞堂食服务之外寻找多元化餐饮服务。
2022年6月中旬，海底捞正式成立“海底捞社区营运事业部”，整合海底捞内外部资源，形成“外卖+社群+抖音直播+线上商城”的社区营运模式，针对海底捞社区用户特征，构建新的业务模型，优化社区运营业务的组织架构，强化会员和社群数字化运营能力，独立研发专售产品，以满足海底捞顾客和会员的需求。
截至目前，海底捞社区营运事业部已经推出了“青年套餐”等菜品及小龙虾、酸菜鱼、椒麻鱼等预制菜。据海底捞官方信息显示，整个5月份，海底捞全国门店提供的多种社区到家餐饮服务，累计创收近2亿元，总单量超过了60万单。
这些创新业务能让海底捞恢复“元气”、重返2019年时的辉煌吗？从海底捞的营收构成看，这并非一条容易走的路。
事实上，从2020年开始，海底捞就开始实施多品牌矩阵，先后推出汉舍中国菜、十八汆面馆、五谷三餐及苗师兄炒鸡等自营餐厅。从营收占比看，这些餐厅还处于起步阶段。
2021年，海底捞其他餐厅经营收入为1.98亿元，营收占比仅为0.48%。除堂食服务外，海底捞也有外卖服务和调味品及食材销售。2021年，海底捞外卖收入为7.06亿元，营收占比为1.72%；调味品及食材销售为6.87亿元，营收占比为1.67%。
也就是说，海底捞的营收大头集中在海底捞餐厅的经营上，海底捞门店的营收占一直在95%以上。这就意味着，海底捞想要增长，还是要靠扩店及门店运营效率的提升。现在海底捞“闭店”止损无异于“刮骨疗伤”。
对于这一点，餐饮老将张勇“心知肚明”。他在去年6月的交流会上直言：“所有餐饮企业面临的困难，海底捞也会面临，盲目扩张的事肯定会发生，可是一旦整合好现在的门店，就还会继续扩张，这是使命”。
眼下，海底捞还能否保持业绩的持续增长？张勇在去年的交流会上表态，“作为海底捞最大的股东，我是不抱有希望的。任何企业都不会持续增长，苹果，亚马逊.......”。
从最新财报数据看，苹果、亚马逊等巨头确实也在经历增速下滑的难题。不过，张勇并没有说出下半句，因为在场的海底捞同僚并没有给他说下去的机会。
新加坡为啥突然火了？(2)
以下文章来源于投中网 ，作者张楠
02 | 高效的体制
YCCHUHAI
纵览新加坡几十年间，你会很容易得到它“从边缘到中心”的观察结论，但除了“CEO”的各种决策得当之外，更重要的是体制建设对路，高效廉洁的政府，良好的营商环境，乃至清洁的街道、花园般的城市，都是富豪与中产用钱、用脚投票的理由。
这套体制又是怎么来的呢？
先是心态。
“新加坡是极其清晰的自我认识到了边缘，化边缘为动力，而不是被边缘所诅咒”，项飚如此评价新加坡的现代化过程，对他来说，认识到这种边缘“把原来那些大的象征性、符号性、固定性的思维，那种自大解放出来了。”
怎么理解这句话？什么叫象征性、符号性的思维？除了美国这类政治案例，商业上可以从Tiktok最近的一件事找到线索。
去年十月，Tiktok在英国上线电商业务，但表现上远不如国内抖音电商那般突出，字节跳动高管JoshuaMa作为Tiktok欧洲电商的负责人，对员工表示“作为一个‘资本家’，我认为没有任何公司必须提供产假。”
这句话捅了大篓子，《金融时报》称，Tiktok激进的企业精神与英国员工的办公环境背道而驰，这一文化冲突不仅引发了离职潮，还让舆论只注意到Tiktok快速崛起的背后，牺牲的作为人的东西，很快JoshuaMa就被从相关位置撤下。
按理说作为一家跨国公司高管，说这种话简直“蠢透了”，但这就是项飚所谓“位于中心的那种自大”，考虑的角度从来只有自己高管的身份、Tiktok是热门公司、抖音电商国内的成功这些“象征性、符号性”的东西，没有考虑到员工作为人的尊严、具体执行细节乃至更为深远的影响，“被自我的论述淹没”。
所以，这么看的话，新加坡的“边缘”反倒有其优点。
边缘倒并不是指地理位置，新加坡占据的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被称为东亚的“海上生命线”，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逼仄的土地面积与人口等资源的匮乏，不被重视才是新加坡“边缘”的实意。
有句老话叫“平地抠饼”，新加坡就有点这个意思，怎么把“饼”给扣出来，前面讲了作为CEO的战略能力、心态，接下来就得看细节。
虽然李光耀作为“百年不遇的优秀政治家”，李显龙也是优秀的继任者，都为新加坡规划了精确的战略，但“化边缘为动力”只靠政治家动动嘴显然没法实现，需要激发政府部门、市场主体乃至公民等多方动能。
比如新冠疫情以来，民众和外界对新加坡的疫情政策多有褒贬，但至少对冯佳来说，新加坡政府的考虑、执行都非常高效、细致，她和老公在国内是小有所成的创业者，拿过一轮数百万元的天使轮融资，虽说发展谈不上迅猛但日子过的也算滋润，2018年初的一件大事，再加上一直想出去看看的好奇，让冯佳打定了移民的主意。
由于还得照顾国内生意，一开始目的地就瞄准了新加坡，夫妻俩在当地成立了一家AI招聘公司，一来可以拿个身份，二来也抱着创业的心态，但异国经营困难重重，现在基本成了一家空壳公司，不过自2020年以来，冯佳至少拿到了三次政府发放的疫情补助。
冯佳向我介绍，新加坡政府会按照行业类别，给中小企业发放现金以覆盖工资等运营成本，对于食阁这类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线下企业，亦或是因居家办公导致的办公室空置，还有不同程度的租金补助，个人层面发放了大量的消费券，甚至技能培训、考证，“政府都给你买单”。
相比于她在国内的公司，冯佳认为新加坡人“身在福中不知福”，“直接把钱打到公司账户，连领都不用领。”
新加坡连续第十年位列“全球廉洁国家”前十名，在世界银行《2020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排名第二位。如今我们对新加坡的评价是什么？高效廉洁的政府、花园般干净整洁的城市，安全的人身和营商环境，而这一切都是新加坡人“卷”出来的。
03 | “惊输”的民间文化
YCCHUHAI
总的来说，好的CEO，好的机制，也要施予好的团队上才能产生共鸣，这就应该谈到新加坡人所谓的“国民性”了。
在我看来，更广泛的新加坡人来说，他们的自驱力，更多来自那个叫做“惊输”的国民迷思，而这个文化驱动出来的状态，有点像“内卷”。
但是，新加坡的“卷”并不是封闭市场熵增的无效竞争，只是描述新加坡市场化竞争的实际和残酷，以及在这种环境下人的状态。
程欣2010年在新加坡从事海商法，呆了近四年时间，她比较深刻的体会是，“新加坡不允许有任何北欧式的福利存在，有很强的危机意识。”
一方面，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深谙儒家文化，比如组屋就是“居者有其屋，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产物；但另一方面，新加坡信奉全面的市场化运作，导致政策经常会跟随市场变化。项飚说，“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新加坡政府不断搞这个、改那个，这很累”，但他进一步解释，建设是需要投入的，需要细致的计划和行动，换句话说，“卷”是新加坡必然且持续的状态。
拿资本市场来说，前一阵蔚来汽车在新交所挂牌，着实为新交所带了一波势能，陈庆给投中网的回复中，数次强调新加坡非常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会根据市场的变化和需求，调整和适应市场的变化，除了政策以外，将通过国际化和高市场化程度的运作，欢迎中概股在新加坡落地。
就连区块链与web3——我一直认为与传统交易所有竞争关系——也被陈庆看做是机遇，“新交所是亚洲多元资产交易的门户，我们的价值在于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管理风险。在拥抱新科技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机会”，她表示新交所与淡马锡的数码资产合资企业Marketnode就利用了相关技术。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日前刚宣布推出称为守护者计划（ProjectGuardian）的试点项目，在批发融资市场探索去中心化金融的潜在应用。该项目将由星展银行（DBS）、摩根大通（JPMorgan）和Marketnode牵头，创建一个由代币化债券和存款组成的许可流动资金池，通过公共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来落实担保借贷。
所以我理解新加坡的市场化实质是被动地吸纳一切，包括移民、web3乃至于东西方的不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大量文化、商业、金融等方向上的碰撞，由此将创造出属于新加坡的、独特的新东西。
但融合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摩擦、不适应症乃至阵痛，承受者只能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民众。用项飚的说法，新加坡的存在实际违反了历史自然规律，所以要不断努力走在历史前头，“永远不能把任何东西认为是自然而然的”。
冯佳告诉我，惊输（Kiasu）的意思是怕输，怕事事落后于人，据说是源自闽南语的“惊死（怕死）”，这可能就是新加坡立国以来，在由边缘向中心迈进的过程中，儒家文化与全面市场化结合的产物。
程欣也谈到，新加坡到处能看到六七十岁在食阁打工的老人，“在新加坡，法律不会给人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们未必不是“惊输”的代价。
根据Sleepseeker的研究，新加坡是目前世界上最疲劳的国家，疲劳评分为7.20，其次是墨西哥7.01、巴西6.28，其他进入前10名的国家还有美国5.57、日本5.32、英国4.82、新西兰4.74、澳大利亚4.72、中国4.59和加拿大4.39。
平均年工作时间上，新加坡排名第二，为2238小时，墨西哥以2255小时位居榜首，仅比新加坡高17个小时，中国以2174名列第三。
对于那些想要移民新加坡的人来说，如果不能适应这种文化，恐怕也呆不长久，冯佳在新加坡呆了三年多时间，不打算留在这里，除了拿不到的PR和高额的开销，用冯佳的话说，“新加坡政府对移民的政策一直在变，标准越来越高”，更何况以她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去一个更适合“躺平”的地方。
以下文章来源于投中网 ，作者张楠
02 | 高效的体制
YCCHUHAI
纵览新加坡几十年间，你会很容易得到它“从边缘到中心”的观察结论，但除了“CEO”的各种决策得当之外，更重要的是体制建设对路，高效廉洁的政府，良好的营商环境，乃至清洁的街道、花园般的城市，都是富豪与中产用钱、用脚投票的理由。
这套体制又是怎么来的呢？
先是心态。
“新加坡是极其清晰的自我认识到了边缘，化边缘为动力，而不是被边缘所诅咒”，项飚如此评价新加坡的现代化过程，对他来说，认识到这种边缘“把原来那些大的象征性、符号性、固定性的思维，那种自大解放出来了。”
怎么理解这句话？什么叫象征性、符号性的思维？除了美国这类政治案例，商业上可以从Tiktok最近的一件事找到线索。
去年十月，Tiktok在英国上线电商业务，但表现上远不如国内抖音电商那般突出，字节跳动高管JoshuaMa作为Tiktok欧洲电商的负责人，对员工表示“作为一个‘资本家’，我认为没有任何公司必须提供产假。”
这句话捅了大篓子，《金融时报》称，Tiktok激进的企业精神与英国员工的办公环境背道而驰，这一文化冲突不仅引发了离职潮，还让舆论只注意到Tiktok快速崛起的背后，牺牲的作为人的东西，很快JoshuaMa就被从相关位置撤下。
按理说作为一家跨国公司高管，说这种话简直“蠢透了”，但这就是项飚所谓“位于中心的那种自大”，考虑的角度从来只有自己高管的身份、Tiktok是热门公司、抖音电商国内的成功这些“象征性、符号性”的东西，没有考虑到员工作为人的尊严、具体执行细节乃至更为深远的影响，“被自我的论述淹没”。
所以，这么看的话，新加坡的“边缘”反倒有其优点。
边缘倒并不是指地理位置，新加坡占据的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被称为东亚的“海上生命线”，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逼仄的土地面积与人口等资源的匮乏，不被重视才是新加坡“边缘”的实意。
有句老话叫“平地抠饼”，新加坡就有点这个意思，怎么把“饼”给扣出来，前面讲了作为CEO的战略能力、心态，接下来就得看细节。
虽然李光耀作为“百年不遇的优秀政治家”，李显龙也是优秀的继任者，都为新加坡规划了精确的战略，但“化边缘为动力”只靠政治家动动嘴显然没法实现，需要激发政府部门、市场主体乃至公民等多方动能。
比如新冠疫情以来，民众和外界对新加坡的疫情政策多有褒贬，但至少对冯佳来说，新加坡政府的考虑、执行都非常高效、细致，她和老公在国内是小有所成的创业者，拿过一轮数百万元的天使轮融资，虽说发展谈不上迅猛但日子过的也算滋润，2018年初的一件大事，再加上一直想出去看看的好奇，让冯佳打定了移民的主意。
由于还得照顾国内生意，一开始目的地就瞄准了新加坡，夫妻俩在当地成立了一家AI招聘公司，一来可以拿个身份，二来也抱着创业的心态，但异国经营困难重重，现在基本成了一家空壳公司，不过自2020年以来，冯佳至少拿到了三次政府发放的疫情补助。
冯佳向我介绍，新加坡政府会按照行业类别，给中小企业发放现金以覆盖工资等运营成本，对于食阁这类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线下企业，亦或是因居家办公导致的办公室空置，还有不同程度的租金补助，个人层面发放了大量的消费券，甚至技能培训、考证，“政府都给你买单”。
相比于她在国内的公司，冯佳认为新加坡人“身在福中不知福”，“直接把钱打到公司账户，连领都不用领。”
新加坡连续第十年位列“全球廉洁国家”前十名，在世界银行《2020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排名第二位。如今我们对新加坡的评价是什么？高效廉洁的政府、花园般干净整洁的城市，安全的人身和营商环境，而这一切都是新加坡人“卷”出来的。
03 | “惊输”的民间文化
YCCHUHAI
总的来说，好的CEO，好的机制，也要施予好的团队上才能产生共鸣，这就应该谈到新加坡人所谓的“国民性”了。
在我看来，更广泛的新加坡人来说，他们的自驱力，更多来自那个叫做“惊输”的国民迷思，而这个文化驱动出来的状态，有点像“内卷”。
但是，新加坡的“卷”并不是封闭市场熵增的无效竞争，只是描述新加坡市场化竞争的实际和残酷，以及在这种环境下人的状态。
程欣2010年在新加坡从事海商法，呆了近四年时间，她比较深刻的体会是，“新加坡不允许有任何北欧式的福利存在，有很强的危机意识。”
一方面，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深谙儒家文化，比如组屋就是“居者有其屋，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产物；但另一方面，新加坡信奉全面的市场化运作，导致政策经常会跟随市场变化。项飚说，“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新加坡政府不断搞这个、改那个，这很累”，但他进一步解释，建设是需要投入的，需要细致的计划和行动，换句话说，“卷”是新加坡必然且持续的状态。
拿资本市场来说，前一阵蔚来汽车在新交所挂牌，着实为新交所带了一波势能，陈庆给投中网的回复中，数次强调新加坡非常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会根据市场的变化和需求，调整和适应市场的变化，除了政策以外，将通过国际化和高市场化程度的运作，欢迎中概股在新加坡落地。
就连区块链与web3——我一直认为与传统交易所有竞争关系——也被陈庆看做是机遇，“新交所是亚洲多元资产交易的门户，我们的价值在于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管理风险。在拥抱新科技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机会”，她表示新交所与淡马锡的数码资产合资企业Marketnode就利用了相关技术。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日前刚宣布推出称为守护者计划（ProjectGuardian）的试点项目，在批发融资市场探索去中心化金融的潜在应用。该项目将由星展银行（DBS）、摩根大通（JPMorgan）和Marketnode牵头，创建一个由代币化债券和存款组成的许可流动资金池，通过公共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来落实担保借贷。
所以我理解新加坡的市场化实质是被动地吸纳一切，包括移民、web3乃至于东西方的不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大量文化、商业、金融等方向上的碰撞，由此将创造出属于新加坡的、独特的新东西。
但融合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摩擦、不适应症乃至阵痛，承受者只能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民众。用项飚的说法，新加坡的存在实际违反了历史自然规律，所以要不断努力走在历史前头，“永远不能把任何东西认为是自然而然的”。
冯佳告诉我，惊输（Kiasu）的意思是怕输，怕事事落后于人，据说是源自闽南语的“惊死（怕死）”，这可能就是新加坡立国以来，在由边缘向中心迈进的过程中，儒家文化与全面市场化结合的产物。
程欣也谈到，新加坡到处能看到六七十岁在食阁打工的老人，“在新加坡，法律不会给人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们未必不是“惊输”的代价。
根据Sleepseeker的研究，新加坡是目前世界上最疲劳的国家，疲劳评分为7.20，其次是墨西哥7.01、巴西6.28，其他进入前10名的国家还有美国5.57、日本5.32、英国4.82、新西兰4.74、澳大利亚4.72、中国4.59和加拿大4.39。
平均年工作时间上，新加坡排名第二，为2238小时，墨西哥以2255小时位居榜首，仅比新加坡高17个小时，中国以2174名列第三。
对于那些想要移民新加坡的人来说，如果不能适应这种文化，恐怕也呆不长久，冯佳在新加坡呆了三年多时间，不打算留在这里，除了拿不到的PR和高额的开销，用冯佳的话说，“新加坡政府对移民的政策一直在变，标准越来越高”，更何况以她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去一个更适合“躺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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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多地有序用电 有色、化工等高载能行业短期供需受影响】
此次限电更多是因为高温少雨的天气，高载能企业需要让电于民，从而达到供电平衡。而且目前限电范围较小，时间短，多个行业处于生产淡季，因此影响有限。
全国多地异常高温持续，导致电力负荷激增。
为确保电网系统平稳运行，保障居民用电，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相继启动有序用电模式，提倡节约用电，要求工业企业错峰生产“让电于民”，其中高载能行业更是被首先要求让电于民的行业，部分企业已经出现停产或面临停产的情况。
受访专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此次限电更多是因为高温少雨的天气，高载能企业需要让电于民，从而达到供电平衡。而且目前限电范围较小，时间短，多个行业处于生产淡季，因此影响有限。但也说明，在极端天气下，可再生能源占比较高的电力网络在保障生产和消费双侧的稳定性还有待提升，对新能源产业链供应和关键金属供应等潜在风险也要保持长期关注。
重点压限“两高”用电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四川、重庆、湖北、安徽、浙江、上海、江苏、山东、辽宁等十余个地区先后发布了有序用电的相关通知，且多地明确优先保障民生用电，重点压限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用电。
比如，此次情况最紧张的四川省，已启动三级保供电调控措施，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在《四川省2022年迎峰度夏部分高载能行业停产让电于民实施方案》中，明确从8月14日至20日对部分高载能企业实施停产让电于民的调控，让出用电负荷约700万千瓦，全力缓解供电压力。此后，四川省人民政府官网又发布通知，将对全省工业限电停产的期限延长至8月25日24时。
去年出现大范围拉闸限电的辽宁省，也在今年的《有序用电方案》中提出，当全省范围内出现长时间、大负荷有序用电时，省内部分企业以轮替停产或有序轮替限制部分生产负荷。目前，各地将首先限制本地区“两高”用户用电，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还可在综合研判出负荷缺口趋势基础上，对个别高耗能行业整体实施有序用电。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此次限电更多是因为高温少雨的天气，去年拉闸限电主要是因为强劲的经济恢复动能带来用电量的提升，叠加煤价上涨，火电公司存在亏损，两者有着本质区别。要想解决居民用电的紧张，要限制用电量大的高载能企业，调配一些电量用于居民用电，从而达到供电平衡。
“目前，我国工业用电占比在六七成左右，而四大高载能行业又是工业中的主要耗电门类。此轮错峰用电、限电范围较小，也不会让企业停产很久，造不成太大的影响。但在一段时间内，水电大省和沿海省份仍有可能采取需求侧响应和高载能企业轮岗检修的方式来保障高峰时段用电。”林伯强说。
事实上，早在7月份，整体工业以及高载能行业的用电量就已经出现下滑。中电联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工业用电量5032亿千瓦时，同比下降0.1%，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60.5%。其中，四大高载能行业用电量合计1959亿千瓦时，同比下降0.6%。
具体来看，7月份，化工行业用电量48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3%;建材行业用电量368亿千瓦时，同比下降2.4%;黑色金属冶炼行业用电量485亿千瓦时，同比下降12.5%;有色金属冶炼行业用电量6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
光大银行金融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除了多地引导高载能行业在极端高温天气下有序用电，7月份高载能行业景气总体走低也是造成7月工业用电量出现下滑的原因。从7月份制造业PMI中的行业指数来看，纺织、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行业PMI继续位于收缩区间，明显低于制造业总体水平。据目前的情况看，预计8月份高载能行业的用电量仍将保持相对低位。
大宗商品及关键材料表现不一
限电限产给大宗商品及关键材料的短期供需关系造成一定影响。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策略官陈果表示，回顾历史上近三次限电限产，在限电限产矛盾较为突出时段，化工和有色金属板块往往会出现明显的上涨，但在限电缓解后，该板块又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
其中，四川是磷化工、能源化工等产业链的产能集中地，钛白粉、肥料等化工品的产量在全国占比较大。从产能占比来看，钛白粉，草甘膦等磷化工产业链受影响可能较大。
最近，钛白粉涨势再起。8月16日，四川攀枝花市钛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发布调价函称，鉴于当前钛白粉生产成本过高，结合目前国际钛白粉市场行情，决定对金红石型钛白粉国内客户上调500元/吨，国际客户上调80美金/吨;对锐钛型钛白粉国内客户上调500元/吨，国际客户上调80美金/吨。供给偏紧情况下，价格受到支撑。若限电时间超预期延长，则可能影响范围会大大增加。
此外，四川云集了大量锂盐、电池材料和动力电池产能，碳酸锂近日已开始小幅上涨，8月19日报价47.9万元/吨，较8月15日上涨3000元/吨。
据SMM(上海有色网)统计，本轮限电预计会导致行业8月碳酸锂减产1120吨，氢氧化锂1690吨，三元材料500吨，磷酸铁锂5200万元/吨，石墨化材料产量300吨左右，占行业比重分别为3%、8%、1%和5%。当前锂盐供需紧张格局将进一步加剧，并且需求端逐渐进入旺季，多种因素助推锂盐价格进一步上涨。
而在钢铁、水泥等传统高载能行业上，减产的影响则相对较弱。重庆某建材企业销售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受到房地产持续低迷的影响，今年上半年钢铁、水泥等建材生产存在明显的供需错位，库存高企。部分企业已经因为大幅亏损而主动减产停产，而夏季又是传统淡季，由于高温，下游工地施工进展也相对缓慢，有序用电目前造成的影响可能并不大，反而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供需矛盾，因此部分局地建材出现回涨。接下来要看限电要求能否在9月前结束，以免耽误“金九银十”的旺季供应。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被视为耗电大户的电解铝行业，此次受到限电关联度也较为有限。虽然目前四川省内电解铝企业已开始降负荷生产，但四川地区的电解铝产能在全国占比相对较小。
SMM数据显示，中国电解铝建成产能约4448万吨，7月份的运行产能约4140万吨，产能开工率93%左右。山东、内蒙古、新疆、云南和甘肃等地的建成产能位居前五，总计占全国产能的65%。而四川总计建成产能约为120万吨，占全国总产能的2.7%左右。
有业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为了保证供能稳定、降本增效，绝大部分的电解铝厂都设有自建电厂，依靠网电生产的产能并不多，而且近几年的电解铝产业转移趋势较为明显，正在逐渐向内蒙古、云南、甘肃等能源富集、供能稳定的地区迁徙。因此，本轮限电对电解铝行业的整体影响有限。
工业电气化需优化供能结构
近日印发的《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已将“推动工业用能电气化”作为节能降碳的重要任务。随着工业终端用能电气化的比例不断提升，如何保证电力系统供能稳定也显得越发重要。
比如，本次限电对独立电弧炉钢厂的影响较为明显，停产、减产钢厂明显增加。除四川短流程钢厂集中停产、减产外，安徽、重庆、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据Mysteel调研，截至8月18日，全国85家独立电弧炉钢厂，平均开工率55.53%，周环比下降1.81%，月环比增加10.46%;产能利用率为40.08%，周环比减少4.73%，月环比增加6.69%。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未来电力生产结构将更多靠新能源，工业企业的生产节奏可能也要在一定程度上随季节而动。季节性灵活工业负荷，可能是未来新型电力系统灵活性的重要来源。而且要充分考虑到新能源多发满发时，发电成本与储能成本的关系平衡。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提速和深入，高峰电价的调节作用也会更加明显。
“四川现在面临的电力挑战，未来其他省份也可能遇到。”袁家海认为，此次极端天气下的四川电力紧张，也是对未来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预警，目前我国正在构建的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在生产和消费双侧的稳定性都还有待提升。在电源侧，风电和光伏随机波动性大，水电调节能力不足，受来水影响大。在消费侧，未来电力负荷越来越向三产和居民用电转移，随机性也变强。如果极端天气频繁发生，保证电力系统双侧平衡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类似今年的区域性、季节性供电紧张可能会随天气状况再次发生。”陈果分析，一方面，目前新能源装机和稳定性还难以满足持续增加的电力负荷。另一方面，例如云南、四川等水电发电占比较高的省份，一旦遇上高温干旱天气，水电供给大幅下降，居民用电负荷激增，很容易产生电力供需错配情况。
袁家海表示，为了构建电力系统安全，短期亟需一系列制度“组合拳”，包括建立健全煤电总量管理机制、多能源市场衔接机制、省间互济机制、电价激励机制、容量市场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等制度。长期来看，必须要真正实现“源网荷储”一体化，对新能源产业链供应和关键金属供应等潜在风险也要保持长期关注。
【高温下多地有序用电 有色、化工等高载能行业短期供需受影响】
此次限电更多是因为高温少雨的天气，高载能企业需要让电于民，从而达到供电平衡。而且目前限电范围较小，时间短，多个行业处于生产淡季，因此影响有限。
全国多地异常高温持续，导致电力负荷激增。
为确保电网系统平稳运行，保障居民用电，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相继启动有序用电模式，提倡节约用电，要求工业企业错峰生产“让电于民”，其中高载能行业更是被首先要求让电于民的行业，部分企业已经出现停产或面临停产的情况。
受访专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此次限电更多是因为高温少雨的天气，高载能企业需要让电于民，从而达到供电平衡。而且目前限电范围较小，时间短，多个行业处于生产淡季，因此影响有限。但也说明，在极端天气下，可再生能源占比较高的电力网络在保障生产和消费双侧的稳定性还有待提升，对新能源产业链供应和关键金属供应等潜在风险也要保持长期关注。
重点压限“两高”用电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四川、重庆、湖北、安徽、浙江、上海、江苏、山东、辽宁等十余个地区先后发布了有序用电的相关通知，且多地明确优先保障民生用电，重点压限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用电。
比如，此次情况最紧张的四川省，已启动三级保供电调控措施，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在《四川省2022年迎峰度夏部分高载能行业停产让电于民实施方案》中，明确从8月14日至20日对部分高载能企业实施停产让电于民的调控，让出用电负荷约700万千瓦，全力缓解供电压力。此后，四川省人民政府官网又发布通知，将对全省工业限电停产的期限延长至8月25日24时。
去年出现大范围拉闸限电的辽宁省，也在今年的《有序用电方案》中提出，当全省范围内出现长时间、大负荷有序用电时，省内部分企业以轮替停产或有序轮替限制部分生产负荷。目前，各地将首先限制本地区“两高”用户用电，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还可在综合研判出负荷缺口趋势基础上，对个别高耗能行业整体实施有序用电。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此次限电更多是因为高温少雨的天气，去年拉闸限电主要是因为强劲的经济恢复动能带来用电量的提升，叠加煤价上涨，火电公司存在亏损，两者有着本质区别。要想解决居民用电的紧张，要限制用电量大的高载能企业，调配一些电量用于居民用电，从而达到供电平衡。
“目前，我国工业用电占比在六七成左右，而四大高载能行业又是工业中的主要耗电门类。此轮错峰用电、限电范围较小，也不会让企业停产很久，造不成太大的影响。但在一段时间内，水电大省和沿海省份仍有可能采取需求侧响应和高载能企业轮岗检修的方式来保障高峰时段用电。”林伯强说。
事实上，早在7月份，整体工业以及高载能行业的用电量就已经出现下滑。中电联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工业用电量5032亿千瓦时，同比下降0.1%，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60.5%。其中，四大高载能行业用电量合计1959亿千瓦时，同比下降0.6%。
具体来看，7月份，化工行业用电量48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3%;建材行业用电量368亿千瓦时，同比下降2.4%;黑色金属冶炼行业用电量485亿千瓦时，同比下降12.5%;有色金属冶炼行业用电量6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
光大银行金融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除了多地引导高载能行业在极端高温天气下有序用电，7月份高载能行业景气总体走低也是造成7月工业用电量出现下滑的原因。从7月份制造业PMI中的行业指数来看，纺织、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行业PMI继续位于收缩区间，明显低于制造业总体水平。据目前的情况看，预计8月份高载能行业的用电量仍将保持相对低位。
大宗商品及关键材料表现不一
限电限产给大宗商品及关键材料的短期供需关系造成一定影响。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策略官陈果表示，回顾历史上近三次限电限产，在限电限产矛盾较为突出时段，化工和有色金属板块往往会出现明显的上涨，但在限电缓解后，该板块又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
其中，四川是磷化工、能源化工等产业链的产能集中地，钛白粉、肥料等化工品的产量在全国占比较大。从产能占比来看，钛白粉，草甘膦等磷化工产业链受影响可能较大。
最近，钛白粉涨势再起。8月16日，四川攀枝花市钛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发布调价函称，鉴于当前钛白粉生产成本过高，结合目前国际钛白粉市场行情，决定对金红石型钛白粉国内客户上调500元/吨，国际客户上调80美金/吨;对锐钛型钛白粉国内客户上调500元/吨，国际客户上调80美金/吨。供给偏紧情况下，价格受到支撑。若限电时间超预期延长，则可能影响范围会大大增加。
此外，四川云集了大量锂盐、电池材料和动力电池产能，碳酸锂近日已开始小幅上涨，8月19日报价47.9万元/吨，较8月15日上涨3000元/吨。
据SMM(上海有色网)统计，本轮限电预计会导致行业8月碳酸锂减产1120吨，氢氧化锂1690吨，三元材料500吨，磷酸铁锂5200万元/吨，石墨化材料产量300吨左右，占行业比重分别为3%、8%、1%和5%。当前锂盐供需紧张格局将进一步加剧，并且需求端逐渐进入旺季，多种因素助推锂盐价格进一步上涨。
而在钢铁、水泥等传统高载能行业上，减产的影响则相对较弱。重庆某建材企业销售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受到房地产持续低迷的影响，今年上半年钢铁、水泥等建材生产存在明显的供需错位，库存高企。部分企业已经因为大幅亏损而主动减产停产，而夏季又是传统淡季，由于高温，下游工地施工进展也相对缓慢，有序用电目前造成的影响可能并不大，反而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供需矛盾，因此部分局地建材出现回涨。接下来要看限电要求能否在9月前结束，以免耽误“金九银十”的旺季供应。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被视为耗电大户的电解铝行业，此次受到限电关联度也较为有限。虽然目前四川省内电解铝企业已开始降负荷生产，但四川地区的电解铝产能在全国占比相对较小。
SMM数据显示，中国电解铝建成产能约4448万吨，7月份的运行产能约4140万吨，产能开工率93%左右。山东、内蒙古、新疆、云南和甘肃等地的建成产能位居前五，总计占全国产能的65%。而四川总计建成产能约为120万吨，占全国总产能的2.7%左右。
有业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为了保证供能稳定、降本增效，绝大部分的电解铝厂都设有自建电厂，依靠网电生产的产能并不多，而且近几年的电解铝产业转移趋势较为明显，正在逐渐向内蒙古、云南、甘肃等能源富集、供能稳定的地区迁徙。因此，本轮限电对电解铝行业的整体影响有限。
工业电气化需优化供能结构
近日印发的《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已将“推动工业用能电气化”作为节能降碳的重要任务。随着工业终端用能电气化的比例不断提升，如何保证电力系统供能稳定也显得越发重要。
比如，本次限电对独立电弧炉钢厂的影响较为明显，停产、减产钢厂明显增加。除四川短流程钢厂集中停产、减产外，安徽、重庆、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据Mysteel调研，截至8月18日，全国85家独立电弧炉钢厂，平均开工率55.53%，周环比下降1.81%，月环比增加10.46%;产能利用率为40.08%，周环比减少4.73%，月环比增加6.69%。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未来电力生产结构将更多靠新能源，工业企业的生产节奏可能也要在一定程度上随季节而动。季节性灵活工业负荷，可能是未来新型电力系统灵活性的重要来源。而且要充分考虑到新能源多发满发时，发电成本与储能成本的关系平衡。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提速和深入，高峰电价的调节作用也会更加明显。
“四川现在面临的电力挑战，未来其他省份也可能遇到。”袁家海认为，此次极端天气下的四川电力紧张，也是对未来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预警，目前我国正在构建的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在生产和消费双侧的稳定性都还有待提升。在电源侧，风电和光伏随机波动性大，水电调节能力不足，受来水影响大。在消费侧，未来电力负荷越来越向三产和居民用电转移，随机性也变强。如果极端天气频繁发生，保证电力系统双侧平衡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类似今年的区域性、季节性供电紧张可能会随天气状况再次发生。”陈果分析，一方面，目前新能源装机和稳定性还难以满足持续增加的电力负荷。另一方面，例如云南、四川等水电发电占比较高的省份，一旦遇上高温干旱天气，水电供给大幅下降，居民用电负荷激增，很容易产生电力供需错配情况。
袁家海表示，为了构建电力系统安全，短期亟需一系列制度“组合拳”，包括建立健全煤电总量管理机制、多能源市场衔接机制、省间互济机制、电价激励机制、容量市场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等制度。长期来看，必须要真正实现“源网荷储”一体化，对新能源产业链供应和关键金属供应等潜在风险也要保持长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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