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简称LSE，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并称“G5超级精英大学”，为伦敦大学联盟成员，也是英国金三角名校和罗素大学集团成员。LSE在社科学术界、金融界和政商界享有口碑。其最负盛名的经济系根据学术界常用的蒂尔堡大学经济系排名为全球第四位(2013-2017) ，根据QS排名为全球第五位，根据ARWU排名则为全球第八位，根据US News排名为全球第九，均为欧洲最高。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受欢迎的专业是人类学、犯罪学、国际关系和社会学。该校A-Level入学要求是A*AA-AAB，UCAS的平均分数要求是518分。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受欢迎的专业是人类学、犯罪学、国际关系和社会学。该校A-Level入学要求是A*AA-AAB，UCAS的平均分数要求是518分。
【食材丨从国粹到网红，咸蛋黄都做了些什么？】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不用表明真身，我们就知道这说的是咸鸭蛋。
从小，我们就被“带货博主”汪曾祺无意间灌输了“咸蛋黄网红定律”。他把咸鸭蛋吹得天花乱坠，并且首次在咸蛋黄面前认同了他不喜欢的袁枚，认为他说的咸鸭蛋吃法正确。这就像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人，因为追随同一个爱豆而一见倾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
于是，全国人民也对咸鸭蛋表达了宇宙大同的和谐，所有和它有关的食物都能大卖特卖。2007年上海的咸蛋黄青团、2013年武汉的咸蛋黄小龙虾、2015年新加坡的咸蛋黄鱼皮，再到今夏的咸蛋黄雪糕……但凡沾了咸蛋黄口味的边儿，定能一举成为当季食物界黑马。
然而在大叹咸蛋黄的醇美之余，我竟对它产生了一丝莫名的恐惧。咸蛋黄近年来热度不断，这会不会是一次蓄谋已久的市场行为？还是因为某些难言之隐，才禁锢了它长久以来深不可测的潜力？
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得从咸蛋黄首次被大量用作食材的历史——蛋黄莲蓉月饼聊起。
莲蓉月饼的历史起于1889年开业的广州老字号莲香楼。
莲香楼制饼用料工艺都极为考究，莲蓉月饼一经推出就深受市民欢迎。加之做莲蓉的莲子有“连子”之意，咸蛋黄更添一层“富贵”祝福，就这样，蛋黄莲蓉月饼霎时间成为了当时广州城内婚嫁伴手礼的高配之选。
说起来月饼里面的咸蛋黄，无论是单黄、双黄、三黄、乃至四黄，都只是莲蓉月饼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分支，历史不过数十年之久。
清代的时候火腿粽子已经出现，但不见各地风俗志有关于“蛋黄粽”的记述，所以将咸蛋黄包进火腿粽子的历史自然不会太久。
2007年，上海王家沙的“蛋黄豆沙青团”一经推出就广受当地民众追捧，几年之后，杏花楼“蛋黄肉松青团”的问世标志着节庆性质的中式糕点已经彻底进入了“咸蛋黄时代”。
当年主理莲香楼的陈师傅为了保证莲香月饼的蛋黄质量，认为腌制咸蛋一定要“够身”（咸度与时间均足）。要达到“够身”，咸蛋黄必须符合“过仙”这个指标，即打开一只咸鸭蛋放进装着水的玻璃杯，其蛋黄会被蛋白带得浮起，并可把轻轻放下去的铜仙（硬辅币）不沾蛋黄地拉过去。
彼时的咸蛋黄制作工艺尚停留在整蛋腌制的水平，而且出品并不稳定。要想做出一枚好的咸蛋黄月饼，不仅需要运气，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常见的整蛋腌制方式有三种：草木灰法、盐泥涂布法和浸渍法。
三种方式的区别只在于鸭蛋外部介质的不同，主要的原理却是一致的：利用蛋壳膜的半透膜属性，在渗透压的作用下将外界的盐分和蛋内的水分置换。随着蛋内水分的流失，液体也就逐渐转化为固体，实现“反沙”的口感。
但是这样的做法同样存在问题：一来是咸蛋白的处理，腌制后的蛋清含有高浓度的钠离子，直接食用不健康，也很难再作为食材加以利用，且咸蛋清如果不经处理直接丢弃，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还会污染环境。二来传统腌制法的生产周期较长，一般夏天需要20天左右，冬天则需要30天左右，又多为人工操作，劳动强度非常大。
这两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制约了许多咸蛋加工企业的发展。虽然有人尝试单独用蛋黄进行腌制，但是当时对于咸蛋黄的需求除了少数地方传统菜色之外，主要是用于制作蛋黄月饼、蛋黄酥等。而此类需求之下，保持蛋黄的完整形态仍是必要条件，如此看来，有蛋清加以缓冲保护的整蛋腌制工艺依然是当时最靠谱的方法。就这样，咸蛋黄的“网红化”进程遇到了瓶颈。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上海乍浦路、黄河路等美食街兴起，吸引了很多粤菜厨师，于是本地厨师和粤菜厨师互相取长，创新出了像咸蛋黄冬瓜这样的海派菜，俗称“模子菜”。从那时候起，咸蛋黄菜系开始在全国普及。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大众对咸蛋黄的需求已经和“完整性”无关，追求的仅是能包覆在菜品上的反沙口感和浓郁味道。因为需求的改变，腌蛋技艺彻底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蛋黄腌制技术。
单独腌制咸蛋黄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最开始的盐窝法最为粗暴，直接在湿盐堆上挖坑，放入鸭蛋黄，上面再撒上一层盐，把蛋黄死死地封在里面，时间为2-100小时不等，取出蛋黄之后把上面的浮盐去掉就可以直接用于烹饪。
这样的做法看似是整蛋腌制的取巧版本，少了一个蛋清传递盐分的过程，自然省了不少时间，但是在掩埋的过程中，盐粒的粗糙表面非常容易破坏蛋黄膜，蛋黄渗入盐里，造成的浪费相当大。
可不管怎么说，盐窝法都是中国人对腌制工艺的一次挑战，虽不完美，但终究是找到了改良的方向。好在此时的食品工业水平已经能支持更多的大胆尝试：半透膜法、冷/热变性法和模具定型干腌法应运而生。
配合三种腌制方法诞生的工业产品叫“腌制剂”，主要的作用是助凝。比起传统用食盐析出水分助凝的方式，腌制剂能起到替代作用，使蛋黄更快进入半固体状态，在保证效率的同时也解决了咸蛋黄过咸的问题。
这样三种做法成型的蛋黄虽然并非完整的球形，但是因为盐分可控，腌制的时间和温度也不会受到蛋清的干扰，所以能更稳定地形成反沙口感和咸度，更适合被用于咸蛋黄菜系的菜品烹调之中。
就这样，咸蛋黄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等待之后，终于迎来了属于它的破茧成蝶。而分离出的新鲜蛋白也可以被用于烹饪其他菜肴和制作药品，终于不用再作为蛋黄的陪衬遭人嫌弃。
很多时候，人类对于金黄色的食物没有抵抗力。想想金灿灿的芒果，黄澄澄鸡油菌、火候刚好的鸭皮……在生物发展的进程中，黄色的食物往往象征着丰收、成熟、饱满，这种巴普洛夫式的条件反射早就融入了我们的基因。
咸蛋黄的火爆并非偶然。大多数时候，菜色的发展依赖于科技的进步，但是新科技的研发也同样需要参考市场价值。当一切条件业已成型，餐桌也就迎来了最好的季节——咸蛋黄就是其中一个例证。
来源： Food&Wine
从小，我们就被“带货博主”汪曾祺无意间灌输了“咸蛋黄网红定律”。他把咸鸭蛋吹得天花乱坠，并且首次在咸蛋黄面前认同了他不喜欢的袁枚，认为他说的咸鸭蛋吃法正确。这就像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人，因为追随同一个爱豆而一见倾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
于是，全国人民也对咸鸭蛋表达了宇宙大同的和谐，所有和它有关的食物都能大卖特卖。2007年上海的咸蛋黄青团、2013年武汉的咸蛋黄小龙虾、2015年新加坡的咸蛋黄鱼皮，再到今夏的咸蛋黄雪糕……但凡沾了咸蛋黄口味的边儿，定能一举成为当季食物界黑马。
然而在大叹咸蛋黄的醇美之余，我竟对它产生了一丝莫名的恐惧。咸蛋黄近年来热度不断，这会不会是一次蓄谋已久的市场行为？还是因为某些难言之隐，才禁锢了它长久以来深不可测的潜力？
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得从咸蛋黄首次被大量用作食材的历史——蛋黄莲蓉月饼聊起。
莲蓉月饼的历史起于1889年开业的广州老字号莲香楼。
莲香楼制饼用料工艺都极为考究，莲蓉月饼一经推出就深受市民欢迎。加之做莲蓉的莲子有“连子”之意，咸蛋黄更添一层“富贵”祝福，就这样，蛋黄莲蓉月饼霎时间成为了当时广州城内婚嫁伴手礼的高配之选。
说起来月饼里面的咸蛋黄，无论是单黄、双黄、三黄、乃至四黄，都只是莲蓉月饼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分支，历史不过数十年之久。
清代的时候火腿粽子已经出现，但不见各地风俗志有关于“蛋黄粽”的记述，所以将咸蛋黄包进火腿粽子的历史自然不会太久。
2007年，上海王家沙的“蛋黄豆沙青团”一经推出就广受当地民众追捧，几年之后，杏花楼“蛋黄肉松青团”的问世标志着节庆性质的中式糕点已经彻底进入了“咸蛋黄时代”。
当年主理莲香楼的陈师傅为了保证莲香月饼的蛋黄质量，认为腌制咸蛋一定要“够身”（咸度与时间均足）。要达到“够身”，咸蛋黄必须符合“过仙”这个指标，即打开一只咸鸭蛋放进装着水的玻璃杯，其蛋黄会被蛋白带得浮起，并可把轻轻放下去的铜仙（硬辅币）不沾蛋黄地拉过去。
彼时的咸蛋黄制作工艺尚停留在整蛋腌制的水平，而且出品并不稳定。要想做出一枚好的咸蛋黄月饼，不仅需要运气，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常见的整蛋腌制方式有三种：草木灰法、盐泥涂布法和浸渍法。
三种方式的区别只在于鸭蛋外部介质的不同，主要的原理却是一致的：利用蛋壳膜的半透膜属性，在渗透压的作用下将外界的盐分和蛋内的水分置换。随着蛋内水分的流失，液体也就逐渐转化为固体，实现“反沙”的口感。
但是这样的做法同样存在问题：一来是咸蛋白的处理，腌制后的蛋清含有高浓度的钠离子，直接食用不健康，也很难再作为食材加以利用，且咸蛋清如果不经处理直接丢弃，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还会污染环境。二来传统腌制法的生产周期较长，一般夏天需要20天左右，冬天则需要30天左右，又多为人工操作，劳动强度非常大。
这两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制约了许多咸蛋加工企业的发展。虽然有人尝试单独用蛋黄进行腌制，但是当时对于咸蛋黄的需求除了少数地方传统菜色之外，主要是用于制作蛋黄月饼、蛋黄酥等。而此类需求之下，保持蛋黄的完整形态仍是必要条件，如此看来，有蛋清加以缓冲保护的整蛋腌制工艺依然是当时最靠谱的方法。就这样，咸蛋黄的“网红化”进程遇到了瓶颈。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上海乍浦路、黄河路等美食街兴起，吸引了很多粤菜厨师，于是本地厨师和粤菜厨师互相取长，创新出了像咸蛋黄冬瓜这样的海派菜，俗称“模子菜”。从那时候起，咸蛋黄菜系开始在全国普及。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大众对咸蛋黄的需求已经和“完整性”无关，追求的仅是能包覆在菜品上的反沙口感和浓郁味道。因为需求的改变，腌蛋技艺彻底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蛋黄腌制技术。
单独腌制咸蛋黄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最开始的盐窝法最为粗暴，直接在湿盐堆上挖坑，放入鸭蛋黄，上面再撒上一层盐，把蛋黄死死地封在里面，时间为2-100小时不等，取出蛋黄之后把上面的浮盐去掉就可以直接用于烹饪。
这样的做法看似是整蛋腌制的取巧版本，少了一个蛋清传递盐分的过程，自然省了不少时间，但是在掩埋的过程中，盐粒的粗糙表面非常容易破坏蛋黄膜，蛋黄渗入盐里，造成的浪费相当大。
可不管怎么说，盐窝法都是中国人对腌制工艺的一次挑战，虽不完美，但终究是找到了改良的方向。好在此时的食品工业水平已经能支持更多的大胆尝试：半透膜法、冷/热变性法和模具定型干腌法应运而生。
配合三种腌制方法诞生的工业产品叫“腌制剂”，主要的作用是助凝。比起传统用食盐析出水分助凝的方式，腌制剂能起到替代作用，使蛋黄更快进入半固体状态，在保证效率的同时也解决了咸蛋黄过咸的问题。
这样三种做法成型的蛋黄虽然并非完整的球形，但是因为盐分可控，腌制的时间和温度也不会受到蛋清的干扰，所以能更稳定地形成反沙口感和咸度，更适合被用于咸蛋黄菜系的菜品烹调之中。
就这样，咸蛋黄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等待之后，终于迎来了属于它的破茧成蝶。而分离出的新鲜蛋白也可以被用于烹饪其他菜肴和制作药品，终于不用再作为蛋黄的陪衬遭人嫌弃。
很多时候，人类对于金黄色的食物没有抵抗力。想想金灿灿的芒果，黄澄澄鸡油菌、火候刚好的鸭皮……在生物发展的进程中，黄色的食物往往象征着丰收、成熟、饱满，这种巴普洛夫式的条件反射早就融入了我们的基因。
咸蛋黄的火爆并非偶然。大多数时候，菜色的发展依赖于科技的进步，但是新科技的研发也同样需要参考市场价值。当一切条件业已成型，餐桌也就迎来了最好的季节——咸蛋黄就是其中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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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世界秩序将向何处去 | 《文化纵横》2月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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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手记
2018年逝去，2019年来临。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大的时代新旧转换的关键期。自2008 年以来，至少有三大因素在重新塑造全球秩序，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三大因素的走势日益明确，其带给世界的变数也日益不确定。它们分别是：逆全球化潮流、新技术革命、中国崛起。
第一，肇始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秩序变动，已经在地缘政治、全球治理、社会思潮演变等方面持续发酵，演化出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政、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等逆全球化潮流。这一潮流不断冲击着冷战结束以来高歌猛进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世界正出现卡尔·波兰尼预言的“钟摆效应”，继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之后， 出现了与其相悖的反向运动——公平正义、社会保护、反全球化…… 这一保护主义反向运动来势如此凶猛，以致自由主义国际意识形态迅速退潮，在此基础上建构的WTO、IMF 等世界事务处理机制无不摇摇欲坠，而更新版的北美自贸协定、TPP11，以及正紧锣密鼓酝酿的RCEP，正日益呈现出区域化、圈子化的特征。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正处于交替转换的关键当口。
回顾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形，历史正呈现惊人的重复迹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动，其内在的规律，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反资本扩张的社会保护浪潮，会伴随资本运动达致极不平衡时自发产生，并作为资本运动的矫治手段追求新的平衡。而伴随社会保护浪潮兴起的，则是既有秩序的瓦解、民族主义意识的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民族国家间矛盾的加剧与激化。可以预料，未来几十年，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运行秩序中，其内在规律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世界秩序将大不相同，而2018年正是这一秩序转换的关键之年。
第二，正在扑面而来的新技术革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尚无法明确估量其对现存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冲击效应。从目前中国人正亲历的信息技术革命看，它至少在以下方面剧烈地改变了现有秩序：（1）它重新组织了实体经济的运行形态和组织形态，并正在不断向更广泛的实体经济领域扩展，凡不适应这一信息革命变迁的组织和产业均迅速遭到淘汰；（2）它大幅度降低了资本流动的成本，使跨国、跨行业、跨区域的资本流通效率不断提高，资本组成形态日益灵活多样。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政府、劳动的谈判议价权不断下降，以地域范围为组织原则的民族国家的控制力日益减弱；（3）由于信息的快速流动，使得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的能力大幅提高，这大大增加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对行政效能形成严峻挑战。这是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面对的全新问题。（4）在信息技术浪潮奔涌之时， 实体性的技术突破却遭遇瓶颈，如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等进展缓慢，人类物质领域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革命性改变。在此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缺乏物质生产技术革命的支持， 它对于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形态的重组，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未可知。
第三，中国崛起，是冷战结束以来动摇传统国际秩序的关键变量。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根本特征是其不平衡性。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秩序中，这种不平衡性又沿着民族国家的边界而发生变迁。每隔几十年，便有新的国家崛起，对既有的国际格局产生重大挑战。从西班牙、荷兰，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 300 年来世界强国此起彼落，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运动不平衡的全球规律。今日中国崛起， 正日益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并不断动摇原有资本主义体系的平衡性， 成为传统强国的最大挑战。
然而今日中国的崛起，也面临着改革开放40 年来最为严峻的挑战。首先，2018 年，以中兴事件为标志，中美贸易战拉开帷幕，成为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的表征之一。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美式全球化模式内在矛盾的尖锐化表现——全球化红利分配高度不平衡引发的国际秩序失衡。这也标志着以美国赤字贸易为支撑的世界贸易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走到极限。
另外，中国内部的“增量改革”进入艰难的爬坡过坎阶段，“存量改革”也遭遇巨大瓶颈。当前的增量改革主要任务，一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二为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外部资源空间的拓展。但转型升级与外部资源空间的开辟都是既需要更多的时间，也需要消化处理大量的内外部问题。以发展求改革，以增量空间化解存量结构的矛盾，这一过去惯用的主要手段，目前正在遭遇重大挑战。与此同时，经过30 多年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在推动中国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生成新的社会问题。看一下我们生活中的高房价，以及沉重的教育负担和出奇低下的生育率，就能知道人们的焦虑所在。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必然以进一步的社会保护为前提，没有保护，就没有改革。社会保护已然成为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主要前提条件。
虽然困难重重，但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任务而言，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这就需要在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均遭遇瓶颈之际，加大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为了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进行痛苦的利益调整。而欲达成社会共识，则离不开社会权利的主张，离不开对各阶层人民为了整体利益而进行的教育和深入的思想讨论。可以预期，“呼吁社会”、“社会出场”，将可能成为深化改革之际的主导潮流，相应地，“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协商”会再度成为主导性话语，引领中国第三个30 年改革开放的未来走向。
2018 年，在判断当代世界局势时，中共中央得出结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何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上分析之“逆全球化”、“新技术革命”、“中国崛起”， 都将是影响未来世界的重大变量。分析这些变量，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当代世界与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旧转换的关键期，正处在旧的规律正在消退、新的规律正在展开、并将长时段左右我们工作生活的新周期。
毛泽东曾在《实践论》中说过：“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着眼推移转变， 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面对2018 年的急剧变化，在中美贸易战、经济下行、2019 年充满不确定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应该抓住长期趋势，不为眼前迷雾困扰，透过现象看本质。世界与中国正在发生本质性、阶段性的转换，纠缠于既往的矛盾将使人们丧失把握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能力和眼光；而新时代与新周期的展开，将要求我们以新的视角重新理解过去，重新认识现实，并奋力开辟新的未来。
2019 年已经到来，作为一本思想评论类杂志，《文化纵横》愿与思想界同仁一道， 推动新旧周期的转换，更加能动性地认识和把握未来。
本文系杨平社长为《文化纵横》2019年2月刊撰写的编辑手记。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号。
— 本期目录 —
▍文化纵横十周年
“价值重建论坛暨《文化纵横》杂志创刊十周年”活动在京举行
文化重建，任重而道远
程路
探索思想文化事业的公益发展模式
杨平
全球变局下的公共知识危机——《文化纵横》十周年论坛综述
王儒西
▍封面选题：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
国家与发展：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
郑永年
中国工业化成本的解决之道
王立胜
城乡社会：理解中国城乡关系的新概念
熊万胜
土地批租与中国的快速城镇化
李宽
▍后发国家发展道路
莫迪的“印度梦”：印度国家能力建设的三重任务
毛克疾
中国方案与非洲自主工业化的新可能
周瑾艳
▍历史观
革命与文明：“新中国研究”的方法与理论
吴重庆 柏奕旻
▍治道
元代行省制：中国央地关系的转捩点
舒健
▍世界观
塔里克·拉玛丹：一个欧洲穆斯林的境遇
姜晓鲲
▍观察·社会
小微信贷的政策悖论：推动发展与制造不平等
卢宁
▍为政笔记
把文章写在大地上——一个七八级中文系学生的人文情怀与城市理想实践
王军
▍焦点
“堵式减负”困局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
陆一
▍地方
古村落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
罗 杨 张 凯 梁继红 张 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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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手记
2018年逝去，2019年来临。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大的时代新旧转换的关键期。自2008 年以来，至少有三大因素在重新塑造全球秩序，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三大因素的走势日益明确，其带给世界的变数也日益不确定。它们分别是：逆全球化潮流、新技术革命、中国崛起。
第一，肇始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秩序变动，已经在地缘政治、全球治理、社会思潮演变等方面持续发酵，演化出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政、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等逆全球化潮流。这一潮流不断冲击着冷战结束以来高歌猛进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世界正出现卡尔·波兰尼预言的“钟摆效应”，继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之后， 出现了与其相悖的反向运动——公平正义、社会保护、反全球化…… 这一保护主义反向运动来势如此凶猛，以致自由主义国际意识形态迅速退潮，在此基础上建构的WTO、IMF 等世界事务处理机制无不摇摇欲坠，而更新版的北美自贸协定、TPP11，以及正紧锣密鼓酝酿的RCEP，正日益呈现出区域化、圈子化的特征。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正处于交替转换的关键当口。
回顾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形，历史正呈现惊人的重复迹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动，其内在的规律，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反资本扩张的社会保护浪潮，会伴随资本运动达致极不平衡时自发产生，并作为资本运动的矫治手段追求新的平衡。而伴随社会保护浪潮兴起的，则是既有秩序的瓦解、民族主义意识的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民族国家间矛盾的加剧与激化。可以预料，未来几十年，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运行秩序中，其内在规律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世界秩序将大不相同，而2018年正是这一秩序转换的关键之年。
第二，正在扑面而来的新技术革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尚无法明确估量其对现存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冲击效应。从目前中国人正亲历的信息技术革命看，它至少在以下方面剧烈地改变了现有秩序：（1）它重新组织了实体经济的运行形态和组织形态，并正在不断向更广泛的实体经济领域扩展，凡不适应这一信息革命变迁的组织和产业均迅速遭到淘汰；（2）它大幅度降低了资本流动的成本，使跨国、跨行业、跨区域的资本流通效率不断提高，资本组成形态日益灵活多样。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政府、劳动的谈判议价权不断下降，以地域范围为组织原则的民族国家的控制力日益减弱；（3）由于信息的快速流动，使得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的能力大幅提高，这大大增加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对行政效能形成严峻挑战。这是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面对的全新问题。（4）在信息技术浪潮奔涌之时， 实体性的技术突破却遭遇瓶颈，如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等进展缓慢，人类物质领域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革命性改变。在此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缺乏物质生产技术革命的支持， 它对于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形态的重组，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未可知。
第三，中国崛起，是冷战结束以来动摇传统国际秩序的关键变量。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根本特征是其不平衡性。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秩序中，这种不平衡性又沿着民族国家的边界而发生变迁。每隔几十年，便有新的国家崛起，对既有的国际格局产生重大挑战。从西班牙、荷兰，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 300 年来世界强国此起彼落，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运动不平衡的全球规律。今日中国崛起， 正日益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并不断动摇原有资本主义体系的平衡性， 成为传统强国的最大挑战。
然而今日中国的崛起，也面临着改革开放40 年来最为严峻的挑战。首先，2018 年，以中兴事件为标志，中美贸易战拉开帷幕，成为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的表征之一。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美式全球化模式内在矛盾的尖锐化表现——全球化红利分配高度不平衡引发的国际秩序失衡。这也标志着以美国赤字贸易为支撑的世界贸易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走到极限。
另外，中国内部的“增量改革”进入艰难的爬坡过坎阶段，“存量改革”也遭遇巨大瓶颈。当前的增量改革主要任务，一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二为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外部资源空间的拓展。但转型升级与外部资源空间的开辟都是既需要更多的时间，也需要消化处理大量的内外部问题。以发展求改革，以增量空间化解存量结构的矛盾，这一过去惯用的主要手段，目前正在遭遇重大挑战。与此同时，经过30 多年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在推动中国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生成新的社会问题。看一下我们生活中的高房价，以及沉重的教育负担和出奇低下的生育率，就能知道人们的焦虑所在。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必然以进一步的社会保护为前提，没有保护，就没有改革。社会保护已然成为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主要前提条件。
虽然困难重重，但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任务而言，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这就需要在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均遭遇瓶颈之际，加大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为了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进行痛苦的利益调整。而欲达成社会共识，则离不开社会权利的主张，离不开对各阶层人民为了整体利益而进行的教育和深入的思想讨论。可以预期，“呼吁社会”、“社会出场”，将可能成为深化改革之际的主导潮流，相应地，“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协商”会再度成为主导性话语，引领中国第三个30 年改革开放的未来走向。
2018 年，在判断当代世界局势时，中共中央得出结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何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上分析之“逆全球化”、“新技术革命”、“中国崛起”， 都将是影响未来世界的重大变量。分析这些变量，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当代世界与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旧转换的关键期，正处在旧的规律正在消退、新的规律正在展开、并将长时段左右我们工作生活的新周期。
毛泽东曾在《实践论》中说过：“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着眼推移转变， 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面对2018 年的急剧变化，在中美贸易战、经济下行、2019 年充满不确定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应该抓住长期趋势，不为眼前迷雾困扰，透过现象看本质。世界与中国正在发生本质性、阶段性的转换，纠缠于既往的矛盾将使人们丧失把握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能力和眼光；而新时代与新周期的展开，将要求我们以新的视角重新理解过去，重新认识现实，并奋力开辟新的未来。
2019 年已经到来，作为一本思想评论类杂志，《文化纵横》愿与思想界同仁一道， 推动新旧周期的转换，更加能动性地认识和把握未来。
本文系杨平社长为《文化纵横》2019年2月刊撰写的编辑手记。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号。
— 本期目录 —
▍文化纵横十周年
“价值重建论坛暨《文化纵横》杂志创刊十周年”活动在京举行
文化重建，任重而道远
程路
探索思想文化事业的公益发展模式
杨平
全球变局下的公共知识危机——《文化纵横》十周年论坛综述
王儒西
▍封面选题：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
国家与发展：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
郑永年
中国工业化成本的解决之道
王立胜
城乡社会：理解中国城乡关系的新概念
熊万胜
土地批租与中国的快速城镇化
李宽
▍后发国家发展道路
莫迪的“印度梦”：印度国家能力建设的三重任务
毛克疾
中国方案与非洲自主工业化的新可能
周瑾艳
▍历史观
革命与文明：“新中国研究”的方法与理论
吴重庆 柏奕旻
▍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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