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峭的“至乐即道”观。
《庄子》说：“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也。”用今天比较通俗的话来讲，“穷”即人生之路坎坷曲折、前途黯澹，本来是容易使人产生消极情绪、悲观失望的，但真正“得道者”却能在逆境和困苦中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通”即人生道路平顺、通达，前途光明，而真正的“得道者”同样能心态正常，不骄不躁，永葆乐观向上的精神。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乐”的是“道”，对于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对立变化采取的是达观的、审美的角度，他的快乐和愉悦来自于对生命、生活采取的审美的（非功利的）“鉴赏”愉悦（即“乐”），而不在于人生之途是“穷”是“通”。
道教继承了这种辩证的审美人生观，并将它改造为道教修道理论的哲学和美学的基础。这在上清、全真派思想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典型。谭峭《化书》开宗明义就说：“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
是以古圣人穷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虚实相通，是谓大同。”谭峭从“道之委”和“道之用”这两相对立的方面，探讨了“道”在正反方向的变化过程：从“虚”到“实”（即“形”），又从“实”（“形”）到“虚”，一顺一逆，就是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对立和发展基本规律。这里，不但“虚”和“实”（“形”）是对立统一的，它们的运动变化的方向和过程是对立统一的，而且运动变化的结果也是对立统一的：即“万物”达到“形生”而“塞”，或“万物”达到“虚明”而“通”。
所以，谭峭总结说：“虚实相通，是谓大同。”用现代哲学语言来说，就是虚和实的对立统一和变化运动，才是最伟大的统一！按他的修炼理论，可能还要加上他的修炼体会，他才说修炼的要领是“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这个“忘”字，说出了道教修炼（即后世内丹之基础）的要点全在于是否保持对于世界和自我的“忘”的审美心态和审美的（无功利和超功利的）态度。而这种审美态度又来自修道者能否真正了解、参透“虚－实”和“通－塞”的对立和统一，对于人的生命来说，它们就是“死－生”的对立统一（“大同”）。这个“大同”，显然是先秦道家的“大通”提法的流变，而“大通”的（心理）状态正是了道者认为最美的。
谭峭将“道”与“俗”之间的审美差异，归结为“道－美”与世俗的物欲享受的冲突。他认为，世俗的物欲只能“滑”人心，而体“道”之美才可能得到真正的“乐”。他说：“金笾玉豆，食之饰也；鼓钟戛石，食之游也；张组设绣，食之惑也；穷禽竭兽，食之暴也；滋味厚薄，食之忿也；贵贱精粗，食之争也。欲之愈不止，求之愈不已；贫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在他看来，食器无论怎样雕琢精美，伴奏的乐器无论怎样美妙动听，室内陈设华丽加上歌舞伴食，也只能起到陪衬的、娱乐的作用，对于“食”的本质意义，并无多大的价值。即使是吃尽一切飞禽走兽，享受完一切美妙的味道，在饮食的花费上穷奢极欲，也只是满足了一时的物质欲望而已，并非得到了真正的美（即“道－美”）。
而欲壑难填，食物少了愈是感到肚皮空，而食物太丰富则再也体会不到美味了。耐人寻味的是，谭峭讨论“食”（以喻“道”）的时候，将他认为不利于人心修炼的那部分艺术美，也等同于“食”的本质（即“道”）之外的物欲享受加以排斥。这不是说他认为艺术美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有悖于“道－美”，而是强调艺术美在无助、或有碍人心的返归“真－朴”的情况下，就是多余的，也是不美的。他从宗教情怀与物质的、生理的欲望的冲突中，有意无意地探讨和揭示了纯艺术审美超越物欲的一面。他说，“欲之于人也如贼，人之于欲也如战。当战之际，锦绣珠玉不足为富，冠冕旌旗不足为贵，金石丝竹不闻其音，宫室台榭不见其丽。”他这个观点的哲学归趋，不消说是“唯心”一派，然而，从这段话所反映出他的哲学－美学的思辨水平来看，无疑是值得高度评价的。他对艺术美与“道”的关系的看法，也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呼唤美育反对物欲主义。这点上，他有复归庄子的趋向。
#道教[超话]##微博问道##学道入门##道教#
《庄子》说：“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也。”用今天比较通俗的话来讲，“穷”即人生之路坎坷曲折、前途黯澹，本来是容易使人产生消极情绪、悲观失望的，但真正“得道者”却能在逆境和困苦中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通”即人生道路平顺、通达，前途光明，而真正的“得道者”同样能心态正常，不骄不躁，永葆乐观向上的精神。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乐”的是“道”，对于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对立变化采取的是达观的、审美的角度，他的快乐和愉悦来自于对生命、生活采取的审美的（非功利的）“鉴赏”愉悦（即“乐”），而不在于人生之途是“穷”是“通”。
道教继承了这种辩证的审美人生观，并将它改造为道教修道理论的哲学和美学的基础。这在上清、全真派思想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典型。谭峭《化书》开宗明义就说：“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
是以古圣人穷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虚实相通，是谓大同。”谭峭从“道之委”和“道之用”这两相对立的方面，探讨了“道”在正反方向的变化过程：从“虚”到“实”（即“形”），又从“实”（“形”）到“虚”，一顺一逆，就是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对立和发展基本规律。这里，不但“虚”和“实”（“形”）是对立统一的，它们的运动变化的方向和过程是对立统一的，而且运动变化的结果也是对立统一的：即“万物”达到“形生”而“塞”，或“万物”达到“虚明”而“通”。
所以，谭峭总结说：“虚实相通，是谓大同。”用现代哲学语言来说，就是虚和实的对立统一和变化运动，才是最伟大的统一！按他的修炼理论，可能还要加上他的修炼体会，他才说修炼的要领是“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这个“忘”字，说出了道教修炼（即后世内丹之基础）的要点全在于是否保持对于世界和自我的“忘”的审美心态和审美的（无功利和超功利的）态度。而这种审美态度又来自修道者能否真正了解、参透“虚－实”和“通－塞”的对立和统一，对于人的生命来说，它们就是“死－生”的对立统一（“大同”）。这个“大同”，显然是先秦道家的“大通”提法的流变，而“大通”的（心理）状态正是了道者认为最美的。
谭峭将“道”与“俗”之间的审美差异，归结为“道－美”与世俗的物欲享受的冲突。他认为，世俗的物欲只能“滑”人心，而体“道”之美才可能得到真正的“乐”。他说：“金笾玉豆，食之饰也；鼓钟戛石，食之游也；张组设绣，食之惑也；穷禽竭兽，食之暴也；滋味厚薄，食之忿也；贵贱精粗，食之争也。欲之愈不止，求之愈不已；贫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在他看来，食器无论怎样雕琢精美，伴奏的乐器无论怎样美妙动听，室内陈设华丽加上歌舞伴食，也只能起到陪衬的、娱乐的作用，对于“食”的本质意义，并无多大的价值。即使是吃尽一切飞禽走兽，享受完一切美妙的味道，在饮食的花费上穷奢极欲，也只是满足了一时的物质欲望而已，并非得到了真正的美（即“道－美”）。
而欲壑难填，食物少了愈是感到肚皮空，而食物太丰富则再也体会不到美味了。耐人寻味的是，谭峭讨论“食”（以喻“道”）的时候，将他认为不利于人心修炼的那部分艺术美，也等同于“食”的本质（即“道”）之外的物欲享受加以排斥。这不是说他认为艺术美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有悖于“道－美”，而是强调艺术美在无助、或有碍人心的返归“真－朴”的情况下，就是多余的，也是不美的。他从宗教情怀与物质的、生理的欲望的冲突中，有意无意地探讨和揭示了纯艺术审美超越物欲的一面。他说，“欲之于人也如贼，人之于欲也如战。当战之际，锦绣珠玉不足为富，冠冕旌旗不足为贵，金石丝竹不闻其音，宫室台榭不见其丽。”他这个观点的哲学归趋，不消说是“唯心”一派，然而，从这段话所反映出他的哲学－美学的思辨水平来看，无疑是值得高度评价的。他对艺术美与“道”的关系的看法，也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呼唤美育反对物欲主义。这点上，他有复归庄子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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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小人：女主脸型好看
思想小人：形态不错，就是颜色过渡的不太好
：笑起来也好看
：就是这个龈缘接触不太自然
：东方美～
：切端厚了点️
不是……我！还能不能安心看剧了！怎么就一直盯着人前牙贴面不放了[摊手][摊手][摊手]你耐自己何[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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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天窗[超话]#
古代战士出征，怎么解决生理问题？勾践有个高招，后人沿用千年
古制有“军中无女”的说法，认为军营中不应该有女人。可古代的当兵年龄，又大体在15岁到60岁之间，其后虽然数千年间上下浮动，但总归还是以20岁到40余岁之间的青壮年为主，
他们身体强壮，精力旺盛自然不用多说，但只要是人，就会有人的自然特征。古代战争比较频繁，战士常年出征在外，倘若有了生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不管不问？官面上自然省事，然而战士毕竟是凡人，没有很高的思想觉悟，常年压抑下来，肯定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比如强抢民女，祸害良人等等，久而久之也会影响与老百姓的关系，损害王者之师的形象，一两件还可以以军法处置，倘若形成规模，单靠律法很难完美解决。
因为强行压制导致战士的不满，并由此引发“营啸”或者更大的事端，也不是多稀罕的事。春秋时期的“瓜代之约”，就是因为战士常年在外，孤独无依，齐襄公又没有很好的疏导，终于引发战士不满，从而让连称、管至父利用了。
退一万步讲，军心不稳，还怎么打仗，不能打仗，国君的利益怎么来？因此，在解决战士生理问题方面，就有君王想出一些方法，其中最为经典的，就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高招，因为非常有效，所以还被后人沿用千年，到底什么高招呢？
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记录在《越绝书·卷八》当中，曰：句践将伐吴，徙寡妇致独山上，以为死士示，得专一也。什么意思？
勾践讨伐吴国之前，精选国中寡妇送至军中以鼓舞士气，结果还真得到了士卒的效忠。不是说“军中无女”吗？那么勾践打仗之前为何一反常例，精选寡妇送到军中，他想干嘛？答案显而易见[允悲]
因为此事不怎么光彩，所以某些典籍当中还说的比较隐晦，将勾践的这一高招，称之为 “卒妻制”的发端。
也就是说勾践以后军中就有“卒妻”了，那么，“卒妻”是什么意思？士卒的妻子，哪个士卒的妻子，言下之意已经不用多说了。
正因为这一高招能“得（战士）专一”，所以后人就沿用下来后，到了西汉，尤其是汉武帝时期，更是以制度的形势固定下来，《汉武帝外传》当中说：至汉武始置卒妻，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
当然，这种“卒妻”还有更直接的说法，《唐代社会概略》当中就有记载，汉武帝将勾践的这一高招规范化，制度化，并在军中推而广之，从此，“军中无女”就遮遮掩掩，成为一种传说。
那么，汉武帝是怎么制度化，规范化的呢？
主要体现在“卒妻”的选择和职责上，“卒妻”的选择：勾践选的是国中寡妇，汉武帝相对进步了一些，放过了寡妇，除俘虏之外还专门选择罪人妻女，不是小罪，是重罪、死罪，一个人犯罪，妻女就能给送到军中，主要职责有三条：献技、呈身、侍宿。
字面上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白，不用多做解释，当然，对这一制度，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拥护的人很多，反对的，最有名的就是汉武帝时投降匈奴的李陵。
《汉书·李广苏建传》当中说：
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
李陵打了败仗，士气不振，他也很纳闷，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是军中的女人还没杀干净的缘故吗？原来，李陵很不喜欢带“卒妻”出征，刚出征时，就将这些女人全部杀掉，结果第二天就打了大胜仗，斩杀匈奴3000余人，由此，他更成了“军中无女”的忠实粉丝，可现在居然打了败仗，而且士气一蹶不振，难道是有战士不听话，偷偷藏了几个“卒妻”的缘故。
不用多说，李陵将的认识当然是错误的，他怎么能将打败仗以及士气不振的原因，归纳到那些可怜的女子头上呢，后人当然也不糊涂，并没有因为李陵而废弃“卒妻制”，依旧或明或暗，或多或少的沿用。
魏晋时期，还是“死罪重者，妻子皆以补兵”，
唐朝，浪漫的朝代，不是单纯的将这一项野蛮的制度继承下来，而且还说的非常浪漫。
唐代大诗人岑参就在《玉门关盖将军歌》当中说：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
这是史上唯一一首写“卒妻”的诗，看这首诗能让人产生一个错觉。他们哪里是打仗，简直就是芙蓉帐暖度春宵。然而唐诗虽然浪漫，但所谓的“卒妻”，依旧换汤不换药，职责依旧是是那三样，选择的范围依旧是俘虏、罪人。
到宋元，尤其是元朝，再加上当时所谓的“贱民”都是些弱势，命运哪里能由自己做主，“卒妻”就这么痛苦的挣扎着。
好在到了明朝以后，朱元璋“乃搜军中所掠妇女纵还家”（《明史·卷一》）。
因为元军做的太过分，引起百姓不满，所以废除这一制度。至此这项由勾践发端，并被后人沿用千年的高招终于停止。
但就这一件事而言，朱元璋就做了一件大好事， 许多孤苦无依的“卒妻”，从此得以堂堂正正的嫁人，生活，她们终于得救了。
参考文献：《越绝书》、《汉书》、《元史》、《明史》《全唐诗》、《中国婚姻史》等
古代战士出征，怎么解决生理问题？勾践有个高招，后人沿用千年
古制有“军中无女”的说法，认为军营中不应该有女人。可古代的当兵年龄，又大体在15岁到60岁之间，其后虽然数千年间上下浮动，但总归还是以20岁到40余岁之间的青壮年为主，
他们身体强壮，精力旺盛自然不用多说，但只要是人，就会有人的自然特征。古代战争比较频繁，战士常年出征在外，倘若有了生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不管不问？官面上自然省事，然而战士毕竟是凡人，没有很高的思想觉悟，常年压抑下来，肯定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比如强抢民女，祸害良人等等，久而久之也会影响与老百姓的关系，损害王者之师的形象，一两件还可以以军法处置，倘若形成规模，单靠律法很难完美解决。
因为强行压制导致战士的不满，并由此引发“营啸”或者更大的事端，也不是多稀罕的事。春秋时期的“瓜代之约”，就是因为战士常年在外，孤独无依，齐襄公又没有很好的疏导，终于引发战士不满，从而让连称、管至父利用了。
退一万步讲，军心不稳，还怎么打仗，不能打仗，国君的利益怎么来？因此，在解决战士生理问题方面，就有君王想出一些方法，其中最为经典的，就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高招，因为非常有效，所以还被后人沿用千年，到底什么高招呢？
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记录在《越绝书·卷八》当中，曰：句践将伐吴，徙寡妇致独山上，以为死士示，得专一也。什么意思？
勾践讨伐吴国之前，精选国中寡妇送至军中以鼓舞士气，结果还真得到了士卒的效忠。不是说“军中无女”吗？那么勾践打仗之前为何一反常例，精选寡妇送到军中，他想干嘛？答案显而易见[允悲]
因为此事不怎么光彩，所以某些典籍当中还说的比较隐晦，将勾践的这一高招，称之为 “卒妻制”的发端。
也就是说勾践以后军中就有“卒妻”了，那么，“卒妻”是什么意思？士卒的妻子，哪个士卒的妻子，言下之意已经不用多说了。
正因为这一高招能“得（战士）专一”，所以后人就沿用下来后，到了西汉，尤其是汉武帝时期，更是以制度的形势固定下来，《汉武帝外传》当中说：至汉武始置卒妻，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
当然，这种“卒妻”还有更直接的说法，《唐代社会概略》当中就有记载，汉武帝将勾践的这一高招规范化，制度化，并在军中推而广之，从此，“军中无女”就遮遮掩掩，成为一种传说。
那么，汉武帝是怎么制度化，规范化的呢？
主要体现在“卒妻”的选择和职责上，“卒妻”的选择：勾践选的是国中寡妇，汉武帝相对进步了一些，放过了寡妇，除俘虏之外还专门选择罪人妻女，不是小罪，是重罪、死罪，一个人犯罪，妻女就能给送到军中，主要职责有三条：献技、呈身、侍宿。
字面上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白，不用多做解释，当然，对这一制度，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拥护的人很多，反对的，最有名的就是汉武帝时投降匈奴的李陵。
《汉书·李广苏建传》当中说：
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
李陵打了败仗，士气不振，他也很纳闷，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是军中的女人还没杀干净的缘故吗？原来，李陵很不喜欢带“卒妻”出征，刚出征时，就将这些女人全部杀掉，结果第二天就打了大胜仗，斩杀匈奴3000余人，由此，他更成了“军中无女”的忠实粉丝，可现在居然打了败仗，而且士气一蹶不振，难道是有战士不听话，偷偷藏了几个“卒妻”的缘故。
不用多说，李陵将的认识当然是错误的，他怎么能将打败仗以及士气不振的原因，归纳到那些可怜的女子头上呢，后人当然也不糊涂，并没有因为李陵而废弃“卒妻制”，依旧或明或暗，或多或少的沿用。
魏晋时期，还是“死罪重者，妻子皆以补兵”，
唐朝，浪漫的朝代，不是单纯的将这一项野蛮的制度继承下来，而且还说的非常浪漫。
唐代大诗人岑参就在《玉门关盖将军歌》当中说：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
这是史上唯一一首写“卒妻”的诗，看这首诗能让人产生一个错觉。他们哪里是打仗，简直就是芙蓉帐暖度春宵。然而唐诗虽然浪漫，但所谓的“卒妻”，依旧换汤不换药，职责依旧是是那三样，选择的范围依旧是俘虏、罪人。
到宋元，尤其是元朝，再加上当时所谓的“贱民”都是些弱势，命运哪里能由自己做主，“卒妻”就这么痛苦的挣扎着。
好在到了明朝以后，朱元璋“乃搜军中所掠妇女纵还家”（《明史·卷一》）。
因为元军做的太过分，引起百姓不满，所以废除这一制度。至此这项由勾践发端，并被后人沿用千年的高招终于停止。
但就这一件事而言，朱元璋就做了一件大好事， 许多孤苦无依的“卒妻”，从此得以堂堂正正的嫁人，生活，她们终于得救了。
参考文献：《越绝书》、《汉书》、《元史》、《明史》《全唐诗》、《中国婚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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