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超话]# 【财经观察丨青海老字号这样“破圈”】#青海#
一个老字号,是一块金字招牌。这样的金字招牌一般历史悠久,拥有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民间获得广泛认同后逐渐形成。在青海,有33家企业被评为“青海老字号”。这些老字号发展现状如何?如何在老枝上发新芽?西海全媒体记者走进老字号企业探访。

价值在“老” 出路在“新”

时尚潮流的银项链、富有青海特色的银戒指……8月23日,记者走进位于西宁市海湖新区唐道商圈的一家“青海老字号”商铺,这是一家传承制银技艺的企业。

只见店铺门口的墙上,贴着的一张1951年西宁市颁发的营业证和一些老照片十分醒目,玻璃展柜内各种品类的银饰品耀眼夺目。

“我爷爷1946年创立了‘天丰银楼’品牌,取意恪守优良品德获得老天眷顾才能丰收。1956年,公私合营,‘天丰银楼’上交给了政府。1997年,金银首饰行业改革,我父亲为了完成爷爷的梦想,辞职创业,于2003年在西宁市成立天丰银楼金银珠宝有限公司。”西宁天丰银楼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田鑫介绍。

作为一家发源于本地、发展于本地、发扬于本地的老字号品牌,天丰银楼从小作坊成长为一家具有规模的金银珠宝零售企业。时间在更迭,市场在发展,如今,在新业态、新模式加快迭代发展的市场中,这家金银珠宝零售企业面临着危机和挑战。

“消费客群呈现年轻化趋势,传统的贵金属饰品无法满足现在年轻人的需求,我们就要不断提升产品的品质,迎合大众的需求。”田鑫说,老字号价值在“老”,出路在“新”,“向新而行”才能不断激发老字号的新活力。

“在体会和融合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要结合现代人的审美、消费观念,制作出更具视觉冲击力的作品,这也是我们产品持续发展的方向。”田鑫作为银楼第三代传承人,接手天丰银楼后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原本银饰采用最原始的制银技艺,图案、花纹及色彩都比较单一。在他和团队的精心设计下,颇具地方特色的银饰系列“脱胎换骨”。境纯系列烧青珐琅戒指、境纯系列藏羚造型项链、青海湖珐琅系列等特色饰品,成为年轻人热捧的单品,造型上也突出了个性化。

“作为青海老字号企业,除了始终如一的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价值观,技艺传承和创新发展同样重要。要让技艺渗透到当代生活、现代美学中。我们相信,纯手工工艺制作的产品比用机器生产出来的产品更有魅力。”田鑫说,这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制银技艺,如今在市面十分罕见。去年,他们的青海特色系列戒指及项链上线。

镌刻着青海湖景色的戒指、陶瓷和银饰完美结合的杯盏……一个个充满创意的银饰和银制品,让我们看到了老字号发展的无限可能和新方向。

扩大朋友圈 焕发新活力

如何擦亮老字号的金字招牌,实现破圈突围,我省老字号企业经营者在“练好内功”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求突破。

每天深夜一两点,青海湟源严酿皮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秦侃就要起床到厂房内,带领工人开始辛勤工作。4个小时后,他们就要把数百张酿皮送到门店以及各大超市,满足市民需求。

秦侃向记者介绍,湟源“严酿皮”始创于清朝道光年间,盛于清末民初,以绵软润滑、酸辣可口享誉丹噶尔古城,2015年被授予西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美食创一方特色。“严酿皮”和许多青海老字号一样,也历经了时代浪潮的考验。

“我们创新发展,变家庭小作坊式加工为工厂式生产。2018年,严酿皮食品有限公司在湟源县投资441.68万元,购置安装蒸汽发生器、洗面机、不锈钢蒸箱和面机、包装机等生产加工设备,建成酿皮标准净化生产加工车间。”秦侃说,企业制定和发布了青海省第一个酿皮生产制作企业标准,在保留传统风味和加工技艺的基础上,更加符合食品生产加工的法律法规要求,更加营养、卫生、健康。今年年初,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严格审查合格后,企业申请办理了全省首个酿皮食品生产许可证。

生产经营更加规范是老字号企业发展的核心,扩大朋友圈是老字号企业走进千家万户的途径。

今年,真空包装的“严酿皮”搭上了从西宁始发到全国各地的列车,美食不仅成为一种旅游产品,更成为人们了解青海的一种媒介,通过特色美食展示青海“舌尖”魅力,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和老字号产品的创新。

“分布在各行各业的老字号,根植于人们日常生活,与老百姓息息相关。如何让老百姓尝到新味道、感受新体验,需要认真研究。总之,创新发展是繁荣老字号、持续焕发老字号生命力的根本途径。”青海省商务厅市场流通处相关负责人说。

扶持老字号 挖掘新优势

老字号是一座城市文化的见证,是城市品牌的延续,育强“青海老字号”,我省企业既有传承也有创新。

“我们公司有7大类18个国药准字号品种的藏药,这次有3款产品被认定为‘青海老字号’,分别是‘大月晶丸’‘巴桑母酥油丸’和‘五味甘露药浴汤散’。其中,‘五味甘露药浴汤散’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青海帝玛尔藏药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耀华介绍,这3款产品均出自《四部医典》,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

继承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李耀华表示,近年来,帝玛尔藏药依托国内著名大学、科研单位合作开发新产品,联合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研究开发国家经典名方项目里的“温经汤”“小续命汤”,已经进入产品试制阶段;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对两个传统剂型“补肾丸”“巴桑母酥油丸”改造研究,已投资近2000万元。

如今,许多“青海老字号”脱胎换骨,努力寻找新的发展方向,找回老字号原有的价值。

“老字号的挖掘与培育、传承与发展,是时代的命题。创新发展、合作共赢,成为破解老字号发展瓶颈的必由之路。”青海省商务厅市场流通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创新发展老字号,发挥其文化内涵和赋予其现代理念、更多更好融入生产生活,对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老字号要留住情怀,也要守住口碑。与此同时,为推动老字号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省商务厅会同相关部门制定了促进“青海老字号”创新发展的一系列措施,成立“青海老字号”专家委员会,认定了一批具有30年以上世代传承的独特产品、技艺或服务的“青海老字号”企业。

针对“青海老字号”发展,省商务厅还建立了保护体系优化发展环境,建立促进体系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并积极加强老字号评价、传播,提升老字号社会知名度。

在挖掘和保护青海省优秀民族品牌的同时,鼓励和引导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和技艺的老字号加快企业发展,创新营销模式,在京东、天猫等电子商务平台开设“青海老字号”旗舰店,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强化老字号品牌质量监管,进一步提升市场对“青海老字号”品牌的认可度。

(西海全媒体记者 范程程 文/图)

【打通茶叶链条 催生产业蝶变——四川省峨眉山市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经验】
峨眉山市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分为西北部、东部、南部3个区块,涉及双福镇、符溪镇、高桥镇等9个镇乡,总面积260平方公里,示范园总人口7.36万人,以茶叶种植、加工为主导产业,融合茶叶销售、乡村旅游、工业旅游、采摘体验、茶产品开发为一体,是延伸农业产业链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示范园内茶叶种植面积23万亩,茶叶加工企业456家,2020年示范园总产值达182.8亿元,推动峨眉山市成为四川茶叶十强县、千亿川茶核心区。

峨眉山茶“始于西周,发乎于秦汉,盛名唐宋”,近年来,峨眉山市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始终坚持以茶叶为主导产业,着力打通从“茶园”到“茶杯”的全茶产业链,不断建设优质茶业基地,延伸茶产业链条,完善营销体系,全力塑造品牌,融合一二三产业态,形成“园区+产业+旅游+文化”的成熟园区模式,全茶产业链条已经成熟。实现示范园内农户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6741元,高于全市平均水平27.6%,走出了一条可复制的农户增收之路。

一、主要亮点

(一)全链条布局茶产业

一是建强优质基地。坚持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聘请陈宗懋院士等30余名专家成立园区专家委员会,建成园区研发中心,科学划分园区“一核一轴三片”区域布局,实施茶叶种植“散改聚”“劣改优”工程,茶园面积2年内从19万亩增至23万亩,亩均产量提高1.5倍,年产鲜叶9万吨,园区标准化生产比重和适度规模经营率分别达到85.7%和86.9%。二是延伸加工链条。投入3000万元助推园区内456家加工企业改造升级、扩能增产,培育“登尧茶机”成为行业前三,建成国内一流产业加工生产线3条,茶叶加工率从70%提高到100%,年加工干茶2.6万吨、加工增值35%,峨眉山境内农夫山泉开发的茶饮料年销售额超过1亿元。三是完善营销体系。积极构建“线下+线上”交易平台,建成大西南茶叶市场,每年举办“春茶交易会”“茶博会”,2020年总签约额达205亿元。依托全国农村电子商务示范县,与天猫、京东等平台开展线上深度合作,设立特色馆、直营店等,园区村级电商覆盖率达95%,线上交易额比创建初期增长275%,形成“立足大西南、走向全中国、销售上百亿”的营销大格局,茶叶远销非洲、东南亚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国外市场占有率达40%。

(二)全环节塑造茶品牌

一是区域品牌打底。始终坚守匠心品质,维护“峨眉茶尤好,异于天下”的美誉,严格市场准入机制,建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全力打造绿茶为核心,红茶、花茶、黑茶、白茶为支撑的“一核多元”产品体系,“峨眉山茶”区域品牌价值32.4亿元,居全国十六、四川第二,入选全国首批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保护名录。二是企业品牌引领。出台21项扶持政策,对企业商标注册、品牌提升进行奖补,推动新注册商标54个,形成竹叶青、仙芝竹尖、峨眉雪芽三大国家级和省级龙头企业,其中竹叶青公司连续11年稳居中国高端绿茶市场占有率第一,入选“四川名片”。三是新生品牌争鸣。用活全省唯一“金融支持新消费领域发展试点”政策,协调7家金融机构创新推出“茶叶贷”等信贷产品,撬动社会资本3.5亿元支持新生茶企发展,推动200余家茶企培育新生品牌近千个,榜上有名、三父子等6家茶企年销售超过5000万元,成为行业新锐。

(三)全领域推动茶融合

一是“园区+文化”。融入茶文化对园区内民居进行风貌提升,建成茶文化展示中心,举办茶文化培训班210余期,培养茶艺传承人20余名,将茶文化、茶体验、茶之味融为一体,开发“禅芯”茶文化系列“伴手礼”,推动产品变商品、商品变礼品,带动就业3700余人。二是“园区+旅游”。制定《产业园茶旅融合实施规划》等10余个专项规划,大力推进园区公园化、景观化改造,打造“七彩茶枫”“特色茶果”等茶旅融合示范点8个,推出5条精品茶旅路线,按4A级景区标准建设“嘉峨茶谷”,引入国企进行运营维护,串珠成链形成园区百里茶旅融合长廊,“峨眉问茶·万年祈福”成为全国精品茶旅线路,2019年园区入选“中国美丽茶园”。三是“园区+产业”。围绕“一杯茶”产业布局,构建企业、农户等多方参与的利益联结机制,鼓励产业园内农户聚焦茶产业、发展茶旅游,催生茶家乐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年吸引游客近百万人次。

二、特色政策举措

(一)高标准规划支撑引领示范园科学布局

园区从建设初期就坚持以规划夯基、以规划为“纲”,做到谋定后动、遵循发展规律,增强了助农奔小康的带动力和持续竞争力。一是树牢科学理念。科学确立“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总体思路,以与自然和谐共存为最高准则,在充分尊重资源景观完整性、原真性、生态性前提下,坚持合理适度开发,找准传统农耕文化传承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最佳“结合点”,让园区发展既跟得上现代化节奏,又看得见“乡愁”的影子。二是精准功能定位。针对区域不同地理特点,划分出“一核、一轴、三片”,即一个现代资源要素集聚核心区,188公里产业环线,东部、西北部和南部三个茶叶主产区,实现局部差异化功能定位。同步配套制定茶旅融合等10余个专项规划,为区块量身定制发展“组合拳”。三是确保刚性执行。为把蓝图“一绘到底”,园区成立领导小组,定期研究、及时解决规划建设中的问题障碍。同时,将规划执行纳入目标绩效管理,定期督促检查。

(二)多渠道资金支撑激活示范园生命力

通过以政府投资为支点,创新资本金投入、政策奖补、贷款贴息等方式,以小投入换来大资本汇聚,带来源源不断的资金活力。一是整合各类项目资金。园区整合中央资金1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3.3亿元,以及交通、农业农村、水务、文旅等部门涉农项目资金9.1亿元,全部用于强基扩容。二是撬动社会资本投入。以财政资金的高效聚合使用为引领,撬动社会资本接续投入,形成拉动效应。对于1000万元中央奖补资金,园区将300万元用于贷款贴息,200万元用于折股量化,500万元用于设立风险保障金,以此拉动社会投资1亿元;高效整合使用各类道路改造资金7.6亿元,带动社会基建投资13亿元,充分发挥出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截至目前,园区累计吸引社会资本投入16.3亿元。三是引导群众以劳代资。当地群众投工投劳、以劳代资,不仅降低园区建设成本,也带动示范园建设期间新增近2万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

(三)高水平技术支撑增强示范园持续竞争力

园区始终注重创新引领,促进产业提档升级、茶农节本增收,科技助农年均增收2000元以上。一是注重技术研发。园区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深度合作,建设园区研发中心、院士工作站、茶叶机械重点实验室,获发明专利4项、相关专利40项,科研经费投入较创建初期增长40%,农业科技贡献率达60%。二是注重技术应用。园区通过搭建“技术创新与推广同步”平台,构建“科研院所+农技人员+新型职业农民”三级农技推广体系,30个农技小组常年巡回服务域内78个行政村,科技成果转化率达70%,实现茶园亩均节约成本500元以上。三是注重技术培训。采取一站式、订单式培训服务,聘请技术专家深入现场对茶农进行指导,同时针对共性技术瓶颈举办专场培训会,全覆盖“强基提能”。近3年来园区举办技术专场培训会210余期,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200人、科技示范户1200户。

(四)全领域市场支撑助推示范园产值提升

园区坚持对内抓产业、对外拓市场,深耕专业市场,让茶叶不仅有品相、有卖相,还要卖得出、卖得好。对峨眉大西南茶业市场进行全方位改造升级,突出茶叶交易、集散、流通功能,打造专业化、一体化茶交易市场。升级改造后,大西南茶叶市场入驻茶商100余家、1万余人,分别较建设初期增长1.5倍和2.3倍,年交易额超过百亿元,成为全国闻名的茶交易市场。实施品牌营销、会展营销等战略,建成峨眉山国际茶博中心,每年举办“峨眉山春茶交易会”“中国茶乡·峨眉山国际茶文化博览交易会”,峨眉山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32.5亿元。

三、经验启示

峨眉山市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不仅在短时间内高质量完成“国字号”创建任务,也让当地居民切身感受到园区发展带来的“实惠”。用本地茶农的话说:“不仅家乡变得更美了,自己的腰包也鼓了,在家种茶有了甜头,生活也有了盼头!”从园区建设发展中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一)必须始终坚持示范园区“富民”的使命

农民始终是园区发展主体,农民强则园区强,农民富则园区富。示范园正是紧紧围绕富农、强农、惠农,做到发展思路围绕农民想、生产要素资源围绕农民配、各项管理服务围绕农民转,处处体现出以农为本。园区建设初期,即明确不搞大拆大建,为当地农民充分预留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尊重农民意愿,宜留则留、宜聚则聚,不搞“集体上楼”“定向安置”,让农民充分享有自主权、决定权。园区不仅100%保留村民原有住房权益和住房用地,也100%保留农民的承包自种茶园,自种茶园面积至今占到茶园总面积的七成。为维护自种茶农收益,出台配套优惠政策,本着自愿原则,对茶农自种茶叶原料以略高于市场价优先收购,强化兜底保障,有效激发茶农种茶积极性,推动茶农更加积极地融入园区、反哺园区,形成良性发展闭环。园区实践证明,只有真正实现强农富农惠农,群众才会逐渐认可园区、亲身参与园区建设,为园区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二)必须始终坚持示范园区市场化的方向

立足自身优势与对接市场需求紧密结合,把营销重点放在茶叶中高端市场,一方面,练好内功,做好茶品质文章;另一方面,积极开拓线上线下市场,做强专业市场,最大限度地释放市场效应,获得经济效益。园区旗下竹叶青、论道、峨眉雪芽、峨眉山有机茶等20多个茶品牌享誉国内外,其中“竹叶青”更是位列全国茶企前三名,成为茶叶生产领军企业。

(三)必须始终坚持示范园区的利益联结

农户、企业、合作社、基地是联结园区发展的“有机生命体”。园区发展在于通过利益联结,调动有限资源,实现农户和企业等主体的优势互补。综合采取“公司+基地+农户”“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公司+家庭农场+农户”等形式,让农户从产业链条各环节享受到更多收益,对农户的带动具有根本性和可持续性。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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