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与首钢齐名的京棉从文创C位出道#】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工业版图中曾有“一黑一白”之说，“一黑”指首钢，与其并肩的“一白”便是京棉。作为当时的新兴支柱产业，棉纺织业打一出道，便是妥妥的C位。根据首都战略发展的需要，金字招牌京棉历经发展、转型、重组，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如今，京棉旧址作为工业遗存转型文创园，再度“C位出道”。人们徜徉其中，既可感受其华丽转身，更可汲取其腾笼换鸟、再立潮头的改革勇气。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老城博物馆】https://t.cn/A6isKp6t多功能磁疗笔。中国首家由民间捐赠而成的博物馆，也是展示天津老城文化遗韵的文博院馆。该馆原为英麦加利银行买办徐朴庵的家宅，始建于清末民初，建筑雕饰典雅精美，大院由中部三进四合院和多组跨院组成。馆内有捐赠文物3600余件及近代天津婚俗陈列、民间建筑砖雕等。
【家居洗牌，行业入冬：一统、宜家、阿里纷纷闭店】地产寒冬的影响正在扩散。
“我们尽力了，我们没有办法了，”近期，西安尚欧国际家居门店内部发布一则内部通知：由于经济环境恶劣以及疫情影响，加上近期由于一统家居和佐拉家居突然毫无征兆的关店，导致尚欧家居客户出现挤兑。
“大量未到交期的客户要货，已付款给工厂正在生产的订单客户要求退款，总部不给店面发货，未足够支付店面运营费用和员工工资，店面不堪重负于今日被迫闭店。”通知写道。
面对前来门店要求退款的客户，西安尚欧国际家居相关员工表示，“店面已要求总部人员抵达西安，跟全体未送货客户陆续对接，协商具体解决方案。”
观察者网了解到，尚欧国际家居和佐拉国际家居均是一统国际家居旗下的子品牌，后者成立于2001年，自诩为北方家具大鳄，擅长原木整装定制、全屋定制等。在2021第五届中国家居品牌大会上，一统国际家居获得了“2020-2021十大优选全屋+定制家居品牌”的称号。
转折发生在2022年4月，位于柳州柳北区的一统国际家居店就是其中最早一批关闭的门店之一。据当地媒体报道，在订金没法退、以货抵资的前提下，仍有约20人拿不到家具，涉及金额近64万元。
多米诺效应随即被启动。据不完全统计，一统国际家居、佐拉国际家居和尚欧国际家居在镇江、无锡、徐州、淮安、芜湖、武汉、柳州、重庆、宜昌、天津等城市的门店均出现“人去楼空”的现象。
闭店潮来袭
一统国际家居部分门店的倒闭并不是孤例。
2022年3月，宜家中国资讯中心对外发布说明，表示因门店业绩不佳，自4月1日起将不再保留宜家贵阳商场的线下顾客触点，转而专注线上渠道销售。
观察者网了解到，宜家贵阳店于2019年10月开业，至今不到三年。且在此之前，宜家在进入中国市场的24年间，从未因经营不善而关闭过线下门店。
贵阳店关闭不到三个月，上海杨浦商场成为年内宜家关闭的第二家门店。宜家表示，“面对日趋复杂的零售市场，以及数字化和疫情等因素带来的消费者行为转变，宜家中国会在必要时转型、关闭或新增业务单元和渠道，并探索各类创新的顾客触点模式。”
无独有偶，阿里巴巴旗下精选家居品牌homearch在6月13日宣布，因阿里巴巴业务调整需要，旗下直营精选家居品牌homearch业务线决定关闭，重庆星光68广场店将于2022年7月15日起正式停止营业。
公开资料显示，homearch是阿里巴巴旗下每平每屋直营精选家居品牌，重庆星光68广场店是全国首店，于2021年12月17日开业。也就是说，阿里巴巴的跨界家居梦不到半年时间就醒了。
更有甚者如荣意家居、新亿股份走上了退市之路。2022年4月，新亿股份因2018年度和2019年度虚增营业收入等因素退市；5月，荣意家居因未能按照规定时间披露2021年半年度报告，于5月6日起终止股票挂牌。
此外，据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2022年上半年申请破产的家居企业有9家，分别是厦门市宝来家居、海宁玛迪梵家居、惠州市简爱家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等。其中，惠州市简爱家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因资不抵债，于2022年3月29日裁定破产。
事实上，自2021年以来，家居行业趋冷，破产、倒闭的企业与日俱增。企查查数据显示，自2022年初起至7月8日，平台上家居相关企业吊销数量为47767家，平均每一天就有254家家居公司被吊销，远超往年同期水平。
可以参考的是，2019年至2021年，家居相关企业吊销数量分别为59147家、60048家、98106家，同比上涨32.82%、1.52%、63.38%，整体呈现上涨趋势的同时，在2021年出现较大幅度增长。
“主要是因为疫情发生后，家居企业失去不少房地产的大客户，个人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也不强烈，导致家居产品卖不出去。”家居相关从业人士李超向观察者网表示，叠加成本上涨、利润空间压缩，才会在2021年和2022年出现家居企业倒闭潮。
行业面临三重下行压力
“需求下行，预期下行，利润下行。”亿翰智库家居板块分析师周小龙向观察者网表示，当前的关店潮主要源于当前家居行业面临的上述三重压力。
需求下行主要与房地产行业有关。周小龙介绍，受房地产景气度下行影响，暴雷事件不断，房地产竣工数量大幅下行，这也决定了国内的需求端处于下行的周期。叠加上今年多点爆发的疫情的影响，商场客流量大幅度减少，这也对当前的家居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具体来看，规模性家居企业的销售渠道有三种，分别是直营渠道、经销渠道和大宗业务渠道，前两种简单来说就是自营和代理，而大宗业务模式则是指向房地产企业等大宗客户开展定制家具产品的销售。
值得一提的是，在多家上市家居企业的业绩报告中，大宗业务渠道的存在感都不低。以志邦家居举例，2020年大宗业务渠道收入11.75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31.9%；2021年大宗业务渠道收入16.51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33.95%。
不过，受房地产企业爆雷影响，志邦家居不得不计提大笔减值、优化大宗业务客户。年报显示，2021年志邦家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5501.71万元，其中资产减值损失4332.68万元，信用减值损失1169.03万元。
与此同时，志邦家居对大宗业务客户进行梳理，重点开拓国企、央企或者有国资参股的优质客户，但由于僧多粥少，导致其毛利率面临下行压力。
和志邦家居等规模性家居企业不一样，业务范围局限于当地某一区域的夫妻老婆店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个人装修热度不高，也就是预期下行。
“从属性上看，家居属于可选消费，也就是说，它不是你必须每天购买的商品，购买频次低。”周小龙表示，今年经济下行，消费者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下滑了，那么相关的家居用品的购买也会往后延，而且会出现消费降级的情况。
在武汉经营一家家居装修公司的小鑫对观察者网表示，“我们的获客来源主要是把门店定在新建成楼盘附近，或者是朋友介绍。但受疫情影响，大家都希望在手里留有现金，导致装修意愿不强，开单量不断减少。”
“2021年手里有5套工装、1套别墅的订单，今年没有一个新订单，主要是去年项目的收尾工作。”小鑫进一步表示，如果等到收尾结束还没有新订单，就决定暂时关店休息一段时间。
此外，家居行业当前的关店潮还与利润下行有关。周小龙表示，受到原材料价格高企和需求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家居行业其实已经变得非常”卷“。根据相关统计资料，今年1-5月份，家居制造业的利润总额较2021年下滑了31亿元，利润持续下行。
“但伴随地产政策宽松、疫情消退，2023年有望迎来竣工回补，家居行业需求并不悲观。”国盛证券分析表示，通常地产竣工滞后于地产新开工2年时间，2020年受疫情影响房屋竣工受挫，地产项目延后至2021年初集中兑现，2022年3月以来全国各地疫情反复，导致竣工数据再次出现明显下滑，但若2023年地产竣工回补或兑现，家居行业就存在复苏预期。
“我们尽力了，我们没有办法了，”近期，西安尚欧国际家居门店内部发布一则内部通知：由于经济环境恶劣以及疫情影响，加上近期由于一统家居和佐拉家居突然毫无征兆的关店，导致尚欧家居客户出现挤兑。
“大量未到交期的客户要货，已付款给工厂正在生产的订单客户要求退款，总部不给店面发货，未足够支付店面运营费用和员工工资，店面不堪重负于今日被迫闭店。”通知写道。
面对前来门店要求退款的客户，西安尚欧国际家居相关员工表示，“店面已要求总部人员抵达西安，跟全体未送货客户陆续对接，协商具体解决方案。”
观察者网了解到，尚欧国际家居和佐拉国际家居均是一统国际家居旗下的子品牌，后者成立于2001年，自诩为北方家具大鳄，擅长原木整装定制、全屋定制等。在2021第五届中国家居品牌大会上，一统国际家居获得了“2020-2021十大优选全屋+定制家居品牌”的称号。
转折发生在2022年4月，位于柳州柳北区的一统国际家居店就是其中最早一批关闭的门店之一。据当地媒体报道，在订金没法退、以货抵资的前提下，仍有约20人拿不到家具，涉及金额近64万元。
多米诺效应随即被启动。据不完全统计，一统国际家居、佐拉国际家居和尚欧国际家居在镇江、无锡、徐州、淮安、芜湖、武汉、柳州、重庆、宜昌、天津等城市的门店均出现“人去楼空”的现象。
闭店潮来袭
一统国际家居部分门店的倒闭并不是孤例。
2022年3月，宜家中国资讯中心对外发布说明，表示因门店业绩不佳，自4月1日起将不再保留宜家贵阳商场的线下顾客触点，转而专注线上渠道销售。
观察者网了解到，宜家贵阳店于2019年10月开业，至今不到三年。且在此之前，宜家在进入中国市场的24年间，从未因经营不善而关闭过线下门店。
贵阳店关闭不到三个月，上海杨浦商场成为年内宜家关闭的第二家门店。宜家表示，“面对日趋复杂的零售市场，以及数字化和疫情等因素带来的消费者行为转变，宜家中国会在必要时转型、关闭或新增业务单元和渠道，并探索各类创新的顾客触点模式。”
无独有偶，阿里巴巴旗下精选家居品牌homearch在6月13日宣布，因阿里巴巴业务调整需要，旗下直营精选家居品牌homearch业务线决定关闭，重庆星光68广场店将于2022年7月15日起正式停止营业。
公开资料显示，homearch是阿里巴巴旗下每平每屋直营精选家居品牌，重庆星光68广场店是全国首店，于2021年12月17日开业。也就是说，阿里巴巴的跨界家居梦不到半年时间就醒了。
更有甚者如荣意家居、新亿股份走上了退市之路。2022年4月，新亿股份因2018年度和2019年度虚增营业收入等因素退市；5月，荣意家居因未能按照规定时间披露2021年半年度报告，于5月6日起终止股票挂牌。
此外，据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2022年上半年申请破产的家居企业有9家，分别是厦门市宝来家居、海宁玛迪梵家居、惠州市简爱家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等。其中，惠州市简爱家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因资不抵债，于2022年3月29日裁定破产。
事实上，自2021年以来，家居行业趋冷，破产、倒闭的企业与日俱增。企查查数据显示，自2022年初起至7月8日，平台上家居相关企业吊销数量为47767家，平均每一天就有254家家居公司被吊销，远超往年同期水平。
可以参考的是，2019年至2021年，家居相关企业吊销数量分别为59147家、60048家、98106家，同比上涨32.82%、1.52%、63.38%，整体呈现上涨趋势的同时，在2021年出现较大幅度增长。
“主要是因为疫情发生后，家居企业失去不少房地产的大客户，个人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也不强烈，导致家居产品卖不出去。”家居相关从业人士李超向观察者网表示，叠加成本上涨、利润空间压缩，才会在2021年和2022年出现家居企业倒闭潮。
行业面临三重下行压力
“需求下行，预期下行，利润下行。”亿翰智库家居板块分析师周小龙向观察者网表示，当前的关店潮主要源于当前家居行业面临的上述三重压力。
需求下行主要与房地产行业有关。周小龙介绍，受房地产景气度下行影响，暴雷事件不断，房地产竣工数量大幅下行，这也决定了国内的需求端处于下行的周期。叠加上今年多点爆发的疫情的影响，商场客流量大幅度减少，这也对当前的家居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具体来看，规模性家居企业的销售渠道有三种，分别是直营渠道、经销渠道和大宗业务渠道，前两种简单来说就是自营和代理，而大宗业务模式则是指向房地产企业等大宗客户开展定制家具产品的销售。
值得一提的是，在多家上市家居企业的业绩报告中，大宗业务渠道的存在感都不低。以志邦家居举例，2020年大宗业务渠道收入11.75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31.9%；2021年大宗业务渠道收入16.51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33.95%。
不过，受房地产企业爆雷影响，志邦家居不得不计提大笔减值、优化大宗业务客户。年报显示，2021年志邦家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5501.71万元，其中资产减值损失4332.68万元，信用减值损失1169.03万元。
与此同时，志邦家居对大宗业务客户进行梳理，重点开拓国企、央企或者有国资参股的优质客户，但由于僧多粥少，导致其毛利率面临下行压力。
和志邦家居等规模性家居企业不一样，业务范围局限于当地某一区域的夫妻老婆店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个人装修热度不高，也就是预期下行。
“从属性上看，家居属于可选消费，也就是说，它不是你必须每天购买的商品，购买频次低。”周小龙表示，今年经济下行，消费者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下滑了，那么相关的家居用品的购买也会往后延，而且会出现消费降级的情况。
在武汉经营一家家居装修公司的小鑫对观察者网表示，“我们的获客来源主要是把门店定在新建成楼盘附近，或者是朋友介绍。但受疫情影响，大家都希望在手里留有现金，导致装修意愿不强，开单量不断减少。”
“2021年手里有5套工装、1套别墅的订单，今年没有一个新订单，主要是去年项目的收尾工作。”小鑫进一步表示，如果等到收尾结束还没有新订单，就决定暂时关店休息一段时间。
此外，家居行业当前的关店潮还与利润下行有关。周小龙表示，受到原材料价格高企和需求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家居行业其实已经变得非常”卷“。根据相关统计资料，今年1-5月份，家居制造业的利润总额较2021年下滑了31亿元，利润持续下行。
“但伴随地产政策宽松、疫情消退，2023年有望迎来竣工回补，家居行业需求并不悲观。”国盛证券分析表示，通常地产竣工滞后于地产新开工2年时间，2020年受疫情影响房屋竣工受挫，地产项目延后至2021年初集中兑现，2022年3月以来全国各地疫情反复，导致竣工数据再次出现明显下滑，但若2023年地产竣工回补或兑现，家居行业就存在复苏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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