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捞“刮骨”疗伤：张勇为豪赌买单 | 深网
原创 张睿 深网腾讯新闻
启动“啄木鸟计划”大半年，海底捞还在忍受闭店和调整带来的阵痛。
8月，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底捞”）发布2022年上半年盈利预警。公告显示，2022年上半年，海底捞收入预计超167亿元，净亏损约2.25亿元—2.97亿元。
对于亏损，海底捞给出两个原因，一是在“啄木鸟计划”下，受部分门店关停及2022年上半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发生的处置长期资产的一次性损失、减值损失等；二是国内2022年3月至5月疫情反复，若干餐厅在一段时间内停止营业或暂停堂食服务，但仍有固定开支及员工成本产生。
“啄木鸟计划”是海底捞董事会和管理层为提升业绩于2021年11月启动的一项措施。该计划包括4部分，比较重要的一条是，截至2021年底前逐步关停300家左右客流量相对较低及经营业绩不如预期的海底捞门店。
一个月后，“啄木鸟计划”的效果就呈现在海底捞的门店数量上。据海底捞2021年年报显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有260 家海底捞餐厅在“啄木鸟计划”下永久关闭，32家餐厅暂时停业休整。
不过短期内大规模关店并没能拯救海底捞当年盈利状况。2021年，海底捞一年亏损41.61亿元，这相当于过去三年海底捞净利润总和。2022年上半年，亏损仍在继续。
三年苦心经营换来的净利润一年就亏没了，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张勇当年在内部的一次反思：“餐饮行业是传统行业，有边界，不像互联网企业业务范围越⼤，成本越低。我们餐饮企业开两家店赚钱，开三家店可能就赔钱。开店多了能增收就不错了，更可能连增收都没有”。
亏损换来了“幡然醒悟”，但在2年前，张勇的想法和战略却截然相反。
张勇的错误预判
在2020年6月做出进一步扩店计划时，张勇或许没想到“变脸”会来的如此之快。不过将时间轴拉回2020年上半年，张勇做出扩店的计划或许也在“情理之中”。
2020年3月，海底捞迎来了创办以来的高光时刻。当月25日，海底捞发布了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未经审核全年业绩公告。这一年，海底捞的营收265.56亿元，净利润23.47亿元，创下了海底捞创办以来的历史新高（2015年至2018年，海底捞的净利润分别为4.11亿元、9.78亿元、11.94亿元、16.49亿元）。
从餐厅总数、平均翻台率及顾客人均消费看，这一年海底捞已经找到了平稳增长的节奏。截至2019年底，海底捞餐厅总数为768家，同比2018年的466家，增长了302家；这一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为4.8次/天；顾客人均消费为105.2元。
这些财务数据和经营指标都给了张勇及海底捞管理层一种错觉，海底捞即将在高速发展的路上“乘风破浪”。认为自己可以“功成身退”的张勇甚至在一个月后公布了“退休”计划。
2020年4月7日，张勇发了一封内部信，全面启动海底捞接班人计划。在这封内部信中，张勇提到，自己将在10至15年内退休，除施永宏、苟轶群、杨小丽以外的所有员工都有机会参与领导者接班计划。
当时的张勇意气风发。一句“我也想低调，可实力确实不允许呀！”将其彼时的斗志昂扬展现的淋漓尽致。
两个月后（2020年6月），基于“疫情在9⽉份就结束”的判断，张勇公布了大规模扩店的计划。
从理论上看，张勇的扩店逻辑是成立的。经营餐厅主要看三个指标：餐厅数量、平均翻台率和顾客人均消费额（单日经营收入=餐厅数量*平均翻台率*台数*顾客人均消费额）。在翻台率方面，部分海底捞门店24小时开业已经把平均翻台率做到了极致。在顾客人均消费方面，2020年6月之前，海底捞的人均消费也处于逐年增加的情况，如果再用提价来增加门店收入，恐怕会引发消费者的不满。所以，要保证营收的增长，扩店就成了唯一选择。
此外，有新消费投资人对《深网》透露了一个细节，“2020年餐饮企业的房租成本处于低位。受当年疫情的影响，大批小型餐馆企业都被迫关门退出，一些低价位黄金店铺被空置出来”。据普华永道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的餐饮企业比2019年少了63万家。
张勇的扩店计划很快有了成效。
2020年6月底，海底捞的门店数量为935家，半年后（2020年年底），海底捞的门店数量猛增至1298家，半年新开了363家新门店。这比2019年一年新增的门店数量还多。
但从财务指标上看，快速增长的门店数量并没有给海底捞带来预期中的规模效应。2020年这一年，海底捞营收286.14亿元，同比增速7.75%；净利润3.1亿元，同比增速-86.81%。营收和净利润的增速都在大幅下滑。
对于业绩下滑，张勇曾在2021年6月举行的业务交流会上反思：“我对趋势的判断错了，去年（2020年）6⽉我进⼀步作出扩店的计划，现在看确实是盲⽬⾃信。当我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已经是今年（2021年）1⽉份，等我做出反应的时候已经是（2021年）3⽉份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在进一步扩店的规划下，海底捞的门店数量在2021年6月底达到1597家的峰值，半年扩店了299家。
门店运营未达预期，海底捞曾希望通过组织架构变革，精准识别每家门店所存在的问题。
2021年6月，海底捞将区域统筹教练模式改进为大、小区管理模式。各大区经理由原部分区域统筹教练和资深家族长担任。大区经理统筹各区域内的门店拓展、工程、选品、定价等工作。每个大区内分设多个小区，小区经理从资深家族长中选拔，他们直接对各自区域内门店进行现场巡视、考核和辅导。
从后来海底捞将原有小区经理岗位和家族长岗位合并以避免层级冗余来看，这次组织架构变革的效果乏善可陈。直到2021年11月正式推出了“啄木鸟计划”，海底捞才开始“刮骨”疗伤，由当时的海底捞副首席执行官杨利娟负责执行。
“杨小丽”临危受命
就在海底捞创始人张勇给自己制定“退休计划”时，他或许没想到，自己“退居二线”会来的这么快。
2022年3月1日，海底捞发布一则公告：杨利娟女士获委任为海底捞首席执行官，负责监督本集团的管理及战略发展，并继续负责“啄木鸟计划”的落实与推进。这意味着杨利娟正式接过海底捞CEO的权杖，成为海底捞新一任掌门人。
杨利娟就是张勇此前发布的“接班人计划内部信”中的“杨小丽”。在内部信中，张勇表述：“美丽而又能干的杨小丽也不能参与其中”，理由是，“其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但太贵了，对未来的董事会来讲，性价比确实不高”。
看来，为了提高公司的利润率，张勇此时已经开始考虑管理层的薪酬问题。
据公告显示，身为CEO的杨利娟的年度薪酬为270万元以及酌情绩效奖金和其他福利，有权收取年度董事袍金150万。不过按照公司规定，杨利娟的薪酬会根据市场水平及表现有年度调整。
张勇推翻自己之前制定的“接班人计划”，选择杨利娟成为自己的接班人，除了“啄木鸟计划”是海底捞及时止损、重整资源、强化内部管理、重新激活经营活力的重要举措外，更重要的是，杨利娟1995年就跟着张勇“打天下”，见证了海底捞从四川简阳的一家小餐馆逐步发展成国内最大火锅连锁集团。
从1995年至今的27年里，杨利娟从未离开过海底捞，一路从服务员做到CEO。她曾公开表示，“海底捞就是我的家”。而张勇则评价，“没有杨利娟，海底捞不会这么成功”。
虽然张勇本身非常反感“神话”海底捞，但从海底捞的业绩和财务状况看，杨利娟接手的是正在走下“神坛”的公司。
就在杨利娟接任海底捞CEO的22天后，海底捞发布了2021年全年业绩公告。这是一份让人沮丧财报。这一年，海底捞营收411.12亿元，同比增速43.68%；净利润为亏损41.61亿元，同比增速为-1444.29%。
这一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仅为3次/天，而2017年至2020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分别为5次/天、5次/天、4.8次/天及3.5次/天。国信证券曾测算，3 次/天的翻台率是海底捞单店的盈亏平衡线，跌破该数值，可以认为该店处于亏损状态。
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已跌至3次/天，这就意味着，接任CEO的杨利娟不仅要继续推行“啄木鸟计划”及时止损，还要通过多元化餐饮服务保持海底捞运营效率和公司营收的增长。
“刮骨”疗伤
缩减门店意味着海底捞或将在营收增长遭遇瓶颈。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海底捞还要经受资本市场的考验。
2018年9月26日，海底捞在港股上市，当天以17.82港元/股收盘。在此后的两年里，随着海底捞门店的扩张，其公司市值扶摇直上。2021年的2月16日，其股价达到了85.8港元/股的历史最高点，总市值超过4500亿港元。
图为海底捞上市以来市值走势图
快速扩张、市值攀升这是海底捞2021年之前的故事。随时海底捞门店调整及平均翻台率的下滑，海底捞的市值也一路走低。截至8月23日，海底捞收盘价为17.12港元/股，总市值为954亿港元。
在门店收缩的背景下，杨利娟开始在海底捞堂食服务之外寻找多元化餐饮服务。
2022年6月中旬，海底捞正式成立“海底捞社区营运事业部”，整合海底捞内外部资源，形成“外卖+社群+抖音直播+线上商城”的社区营运模式，针对海底捞社区用户特征，构建新的业务模型，优化社区运营业务的组织架构，强化会员和社群数字化运营能力，独立研发专售产品，以满足海底捞顾客和会员的需求。
截至目前，海底捞社区营运事业部已经推出了“青年套餐”等菜品及小龙虾、酸菜鱼、椒麻鱼等预制菜。据海底捞官方信息显示，整个5月份，海底捞全国门店提供的多种社区到家餐饮服务，累计创收近2亿元，总单量超过了60万单。
这些创新业务能让海底捞恢复“元气”、重返2019年时的辉煌吗？从海底捞的营收构成看，这并非一条容易走的路。
事实上，从2020年开始，海底捞就开始实施多品牌矩阵，先后推出汉舍中国菜、十八汆面馆、五谷三餐及苗师兄炒鸡等自营餐厅。从营收占比看，这些餐厅还处于起步阶段。
2021年，海底捞其他餐厅经营收入为1.98亿元，营收占比仅为0.48%。除堂食服务外，海底捞也有外卖服务和调味品及食材销售。2021年，海底捞外卖收入为7.06亿元，营收占比为1.72%；调味品及食材销售为6.87亿元，营收占比为1.67%。
也就是说，海底捞的营收大头集中在海底捞餐厅的经营上，海底捞门店的营收占一直在95%以上。这就意味着，海底捞想要增长，还是要靠扩店及门店运营效率的提升。现在海底捞“闭店”止损无异于“刮骨疗伤”。
对于这一点，餐饮老将张勇“心知肚明”。他在去年6月的交流会上直言：“所有餐饮企业面临的困难，海底捞也会面临，盲目扩张的事肯定会发生，可是一旦整合好现在的门店，就还会继续扩张，这是使命”。
眼下，海底捞还能否保持业绩的持续增长？张勇在去年的交流会上表态，“作为海底捞最大的股东，我是不抱有希望的。任何企业都不会持续增长，苹果，亚马逊.......”。
从最新财报数据看，苹果、亚马逊等巨头确实也在经历增速下滑的难题。不过，张勇并没有说出下半句，因为在场的海底捞同僚并没有给他说下去的机会。
原创 张睿 深网腾讯新闻
启动“啄木鸟计划”大半年，海底捞还在忍受闭店和调整带来的阵痛。
8月，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底捞”）发布2022年上半年盈利预警。公告显示，2022年上半年，海底捞收入预计超167亿元，净亏损约2.25亿元—2.97亿元。
对于亏损，海底捞给出两个原因，一是在“啄木鸟计划”下，受部分门店关停及2022年上半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发生的处置长期资产的一次性损失、减值损失等；二是国内2022年3月至5月疫情反复，若干餐厅在一段时间内停止营业或暂停堂食服务，但仍有固定开支及员工成本产生。
“啄木鸟计划”是海底捞董事会和管理层为提升业绩于2021年11月启动的一项措施。该计划包括4部分，比较重要的一条是，截至2021年底前逐步关停300家左右客流量相对较低及经营业绩不如预期的海底捞门店。
一个月后，“啄木鸟计划”的效果就呈现在海底捞的门店数量上。据海底捞2021年年报显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有260 家海底捞餐厅在“啄木鸟计划”下永久关闭，32家餐厅暂时停业休整。
不过短期内大规模关店并没能拯救海底捞当年盈利状况。2021年，海底捞一年亏损41.61亿元，这相当于过去三年海底捞净利润总和。2022年上半年，亏损仍在继续。
三年苦心经营换来的净利润一年就亏没了，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张勇当年在内部的一次反思：“餐饮行业是传统行业，有边界，不像互联网企业业务范围越⼤，成本越低。我们餐饮企业开两家店赚钱，开三家店可能就赔钱。开店多了能增收就不错了，更可能连增收都没有”。
亏损换来了“幡然醒悟”，但在2年前，张勇的想法和战略却截然相反。
张勇的错误预判
在2020年6月做出进一步扩店计划时，张勇或许没想到“变脸”会来的如此之快。不过将时间轴拉回2020年上半年，张勇做出扩店的计划或许也在“情理之中”。
2020年3月，海底捞迎来了创办以来的高光时刻。当月25日，海底捞发布了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未经审核全年业绩公告。这一年，海底捞的营收265.56亿元，净利润23.47亿元，创下了海底捞创办以来的历史新高（2015年至2018年，海底捞的净利润分别为4.11亿元、9.78亿元、11.94亿元、16.49亿元）。
从餐厅总数、平均翻台率及顾客人均消费看，这一年海底捞已经找到了平稳增长的节奏。截至2019年底，海底捞餐厅总数为768家，同比2018年的466家，增长了302家；这一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为4.8次/天；顾客人均消费为105.2元。
这些财务数据和经营指标都给了张勇及海底捞管理层一种错觉，海底捞即将在高速发展的路上“乘风破浪”。认为自己可以“功成身退”的张勇甚至在一个月后公布了“退休”计划。
2020年4月7日，张勇发了一封内部信，全面启动海底捞接班人计划。在这封内部信中，张勇提到，自己将在10至15年内退休，除施永宏、苟轶群、杨小丽以外的所有员工都有机会参与领导者接班计划。
当时的张勇意气风发。一句“我也想低调，可实力确实不允许呀！”将其彼时的斗志昂扬展现的淋漓尽致。
两个月后（2020年6月），基于“疫情在9⽉份就结束”的判断，张勇公布了大规模扩店的计划。
从理论上看，张勇的扩店逻辑是成立的。经营餐厅主要看三个指标：餐厅数量、平均翻台率和顾客人均消费额（单日经营收入=餐厅数量*平均翻台率*台数*顾客人均消费额）。在翻台率方面，部分海底捞门店24小时开业已经把平均翻台率做到了极致。在顾客人均消费方面，2020年6月之前，海底捞的人均消费也处于逐年增加的情况，如果再用提价来增加门店收入，恐怕会引发消费者的不满。所以，要保证营收的增长，扩店就成了唯一选择。
此外，有新消费投资人对《深网》透露了一个细节，“2020年餐饮企业的房租成本处于低位。受当年疫情的影响，大批小型餐馆企业都被迫关门退出，一些低价位黄金店铺被空置出来”。据普华永道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的餐饮企业比2019年少了63万家。
张勇的扩店计划很快有了成效。
2020年6月底，海底捞的门店数量为935家，半年后（2020年年底），海底捞的门店数量猛增至1298家，半年新开了363家新门店。这比2019年一年新增的门店数量还多。
但从财务指标上看，快速增长的门店数量并没有给海底捞带来预期中的规模效应。2020年这一年，海底捞营收286.14亿元，同比增速7.75%；净利润3.1亿元，同比增速-86.81%。营收和净利润的增速都在大幅下滑。
对于业绩下滑，张勇曾在2021年6月举行的业务交流会上反思：“我对趋势的判断错了，去年（2020年）6⽉我进⼀步作出扩店的计划，现在看确实是盲⽬⾃信。当我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已经是今年（2021年）1⽉份，等我做出反应的时候已经是（2021年）3⽉份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在进一步扩店的规划下，海底捞的门店数量在2021年6月底达到1597家的峰值，半年扩店了299家。
门店运营未达预期，海底捞曾希望通过组织架构变革，精准识别每家门店所存在的问题。
2021年6月，海底捞将区域统筹教练模式改进为大、小区管理模式。各大区经理由原部分区域统筹教练和资深家族长担任。大区经理统筹各区域内的门店拓展、工程、选品、定价等工作。每个大区内分设多个小区，小区经理从资深家族长中选拔，他们直接对各自区域内门店进行现场巡视、考核和辅导。
从后来海底捞将原有小区经理岗位和家族长岗位合并以避免层级冗余来看，这次组织架构变革的效果乏善可陈。直到2021年11月正式推出了“啄木鸟计划”，海底捞才开始“刮骨”疗伤，由当时的海底捞副首席执行官杨利娟负责执行。
“杨小丽”临危受命
就在海底捞创始人张勇给自己制定“退休计划”时，他或许没想到，自己“退居二线”会来的这么快。
2022年3月1日，海底捞发布一则公告：杨利娟女士获委任为海底捞首席执行官，负责监督本集团的管理及战略发展，并继续负责“啄木鸟计划”的落实与推进。这意味着杨利娟正式接过海底捞CEO的权杖，成为海底捞新一任掌门人。
杨利娟就是张勇此前发布的“接班人计划内部信”中的“杨小丽”。在内部信中，张勇表述：“美丽而又能干的杨小丽也不能参与其中”，理由是，“其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但太贵了，对未来的董事会来讲，性价比确实不高”。
看来，为了提高公司的利润率，张勇此时已经开始考虑管理层的薪酬问题。
据公告显示，身为CEO的杨利娟的年度薪酬为270万元以及酌情绩效奖金和其他福利，有权收取年度董事袍金150万。不过按照公司规定，杨利娟的薪酬会根据市场水平及表现有年度调整。
张勇推翻自己之前制定的“接班人计划”，选择杨利娟成为自己的接班人，除了“啄木鸟计划”是海底捞及时止损、重整资源、强化内部管理、重新激活经营活力的重要举措外，更重要的是，杨利娟1995年就跟着张勇“打天下”，见证了海底捞从四川简阳的一家小餐馆逐步发展成国内最大火锅连锁集团。
从1995年至今的27年里，杨利娟从未离开过海底捞，一路从服务员做到CEO。她曾公开表示，“海底捞就是我的家”。而张勇则评价，“没有杨利娟，海底捞不会这么成功”。
虽然张勇本身非常反感“神话”海底捞，但从海底捞的业绩和财务状况看，杨利娟接手的是正在走下“神坛”的公司。
就在杨利娟接任海底捞CEO的22天后，海底捞发布了2021年全年业绩公告。这是一份让人沮丧财报。这一年，海底捞营收411.12亿元，同比增速43.68%；净利润为亏损41.61亿元，同比增速为-1444.29%。
这一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仅为3次/天，而2017年至2020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分别为5次/天、5次/天、4.8次/天及3.5次/天。国信证券曾测算，3 次/天的翻台率是海底捞单店的盈亏平衡线，跌破该数值，可以认为该店处于亏损状态。
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已跌至3次/天，这就意味着，接任CEO的杨利娟不仅要继续推行“啄木鸟计划”及时止损，还要通过多元化餐饮服务保持海底捞运营效率和公司营收的增长。
“刮骨”疗伤
缩减门店意味着海底捞或将在营收增长遭遇瓶颈。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海底捞还要经受资本市场的考验。
2018年9月26日，海底捞在港股上市，当天以17.82港元/股收盘。在此后的两年里，随着海底捞门店的扩张，其公司市值扶摇直上。2021年的2月16日，其股价达到了85.8港元/股的历史最高点，总市值超过4500亿港元。
图为海底捞上市以来市值走势图
快速扩张、市值攀升这是海底捞2021年之前的故事。随时海底捞门店调整及平均翻台率的下滑，海底捞的市值也一路走低。截至8月23日，海底捞收盘价为17.12港元/股，总市值为954亿港元。
在门店收缩的背景下，杨利娟开始在海底捞堂食服务之外寻找多元化餐饮服务。
2022年6月中旬，海底捞正式成立“海底捞社区营运事业部”，整合海底捞内外部资源，形成“外卖+社群+抖音直播+线上商城”的社区营运模式，针对海底捞社区用户特征，构建新的业务模型，优化社区运营业务的组织架构，强化会员和社群数字化运营能力，独立研发专售产品，以满足海底捞顾客和会员的需求。
截至目前，海底捞社区营运事业部已经推出了“青年套餐”等菜品及小龙虾、酸菜鱼、椒麻鱼等预制菜。据海底捞官方信息显示，整个5月份，海底捞全国门店提供的多种社区到家餐饮服务，累计创收近2亿元，总单量超过了60万单。
这些创新业务能让海底捞恢复“元气”、重返2019年时的辉煌吗？从海底捞的营收构成看，这并非一条容易走的路。
事实上，从2020年开始，海底捞就开始实施多品牌矩阵，先后推出汉舍中国菜、十八汆面馆、五谷三餐及苗师兄炒鸡等自营餐厅。从营收占比看，这些餐厅还处于起步阶段。
2021年，海底捞其他餐厅经营收入为1.98亿元，营收占比仅为0.48%。除堂食服务外，海底捞也有外卖服务和调味品及食材销售。2021年，海底捞外卖收入为7.06亿元，营收占比为1.72%；调味品及食材销售为6.87亿元，营收占比为1.67%。
也就是说，海底捞的营收大头集中在海底捞餐厅的经营上，海底捞门店的营收占一直在95%以上。这就意味着，海底捞想要增长，还是要靠扩店及门店运营效率的提升。现在海底捞“闭店”止损无异于“刮骨疗伤”。
对于这一点，餐饮老将张勇“心知肚明”。他在去年6月的交流会上直言：“所有餐饮企业面临的困难，海底捞也会面临，盲目扩张的事肯定会发生，可是一旦整合好现在的门店，就还会继续扩张，这是使命”。
眼下，海底捞还能否保持业绩的持续增长？张勇在去年的交流会上表态，“作为海底捞最大的股东，我是不抱有希望的。任何企业都不会持续增长，苹果，亚马逊.......”。
从最新财报数据看，苹果、亚马逊等巨头确实也在经历增速下滑的难题。不过，张勇并没有说出下半句，因为在场的海底捞同僚并没有给他说下去的机会。
#维权时间#以违规考勤为由辞退职工 4种情形属违法
上下班打卡是用人单位广泛使用的一种考勤方式，很多用人单位还将其作为一项工作制度列入严重违纪管理的范畴。然而，现实中总有一些劳动者基于各种原因委托他人替自己“打卡”或代他人“打卡”，进而导致考勤记录无法真实反映劳动者的出勤情况，违反用人单位的工作秩序管理制度。对于这种违规考勤，如果实施者的目的是掩盖迟到、早退、缺勤等违纪行为，用人单位通过落实规章制度规定或合同约定予以约束是必要的、有效的，且不为法律所禁止，但若遇到以下4种特殊情形用人单位仍任性解聘劳动者则属于违法。
【情形1】 为了工作互换打卡，虽属违纪但不严重
郭兵和李伟军均系公司生产线班长，因工作需要二人时常换班。为了方便工作，他们从2020年开始便互换考勤感应卡打卡上班。其中，最典型的一次是2020年9月14日。
当天是郭兵的休息日，因其下属辞职，他只好放弃休息。为不违反每周连续6天上班必须休息1天的规定，他与次日休息的李伟军在14日和15日互换了考勤感应卡。为此，他还特意向主管领导说明了换班的事情。事后，公司竟以他们二人互换打卡的行为属于严重违纪为由，决定解除他们的劳动合同。
经审理，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裁决公司向他们二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公司诉至法院，也未获得支持。
【评析】
认定劳动者“代打卡”行为是否构成严重违纪时，并非单纯的审查其是否存在“代打卡”行为，重点应考量的因素是：劳动者是否实际出勤、主观上是否存在谋取不正当利益等。
本案中，郭兵和李伟军虽有“代打卡”行为，但他们属因为工作需要而换班，并非为了掩盖迟到或旷工等违纪行为而欺骗公司或骗取不正当利益，况且其行为也未给公司造成任何损失。在他们没有谋取私利的主观故意和过错的情况下，其行为虽然不妥且表面上违反公司制度，但未达到严重违纪的程度，不得适用解除劳动关系等畸重的惩戒措施。
【情形2】依照规定补记考勤，代为打卡并非违纪
郜树森所在公司《员工手册》规定：从业人员，上下班一律亲自打卡。从业人员若上下班托人或代人刷卡超过3次，公司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关系。2021年3月25日，公司决定解聘郜树森，理由是他作为部门经理却长期指使其他员工为自己代打卡、补考勤，该行为构成严重违纪。次日，郜树森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经查，补考勤系公司考勤系统中的一部分，由专人操作、专人审查，是一项健全的考勤制度。本案中，公司也认可补考勤这种考勤模式。郜树森作为公司外联人员、采购负责人，工作时间不固定且长期在外，确有补考勤的需要。此外，郜树森补考勤现象持续一年多时间，公司每月向其支付的工资并未对其补考勤情况作相应扣除，更未与其沟通此事。据此，仲裁裁决公司应向郜树森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评析】
用人单位依法经民主程序通过的制度规章，对劳动者具有结束力。如果郜树森实际存在3次以委托他人代为打卡情形，公司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但本案真实情况是：公司补考勤管理系统进行补考勤是由专人操作、专人审核通过的。且公司设立补考勤制度表明对特殊岗位人员允许在合理范围内予以补考勤，更何况这种补考勤并非系郜树森委托他人违法操作，更不能等同代为打卡。结合公司每月工资正常向郜树森发放，从未对郜树森补考勤行为予以制止、纠正等，均可证明郜树森并不存在委托他人代打卡行为，公司也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当然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
【情形3】上班遭遇特殊情况，没有打卡不是违规
按照公司规定及劳动合同约定，若宋薇一年内累计旷工3天以上、无故迟到早退累计超过7次，公司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且不支付经济补偿金。2022年3月3日，公司以宋薇多次未按规定打卡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宋薇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后，公司提交考勤打卡记录证明宋薇一年内存在上班迟到7次、下班5次未打卡等违纪情况。但该记录的员工签字处为空白，没有宋薇的相关确认信息。宋薇则提交同岗位其他2名员工的打卡记录，他们在同样的时间也存在未打卡的情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原因是公司负责人在职工会议上口头表示疫情期间下班不再要求必须打卡。
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综合衡量双方提交的证据，仲裁机构认为，公司提交的考勤打卡记录未经宋薇签字确认，不能证明其主张，故裁决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向宋薇支付赔偿金。
【评析】
本案中，公司认定宋薇5次下班未打卡，其唯一证据是考勤打卡记录。由于打卡记录系公司自行制作，且该打卡记录未经宋薇的签字确认，在宋薇对该打卡记录不认可的情况下就不具备相应的证据效力。与此同时，公司未提供其他能够证明宋薇未打卡属违纪的证据，而宋薇提交了公司负责人在职工大会上明确提出“疫情期间下班不一律要求必须打卡”录音，还有同岗位员工未打卡的证据。二者相较，宋薇提交的证据效力明显大于公司提交的证据。据此，仲裁机构不采信公司的主张及其理由，裁决支持宋薇的主张。
【情形4】虽然违规打卡属实，辞退程序不能违法
公司经民主程序制定的《奖惩管理制度》规定：2个警告合并1次记过，年度内受过3次记过或2次记过性停岗的，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一律无偿解除劳动合同。2022年3月26日，公司以贾玉梁在半年内存在5次委托他人代打卡考勤行为，以严重违纪为由将其辞退。
本案诉至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后，经查实，贾玉梁虽存在5次委托他人代为打卡情形，但其中3次确实出勤了，只不过迟到一段时间。而《奖惩管理制度》明确规定：“若委托人已出勤者，每次按旷工半天处理并给予警告处分……连续旷工达3天（含）或一个自然年度内累计旷工达6天的，视为严重违纪，可给予无偿解除劳动关系处理。”可是，公司未按此规定在给予贾玉梁警告处分后再解除劳动合同，该做法属明显不当且不符合该管理制度制定的处理原则。
此外，依据公司《奖惩管理制度》“年度内受过三次记过或两次记过性停岗的，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一律无偿解除劳动合同”之规定，经折算，贾玉梁所犯错误并不符合该规定的适用条件，公司的行为属于小错重罚。据此，裁决公司应向贾玉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评析】
根据公司《奖惩管理制度》规定，2个警告合并1次记过，年度内受过3次记过或2次记过性停岗的，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一律无偿解除劳动合同。作为该项制度的制定者，公司应当严格按照自己制定的规范行事。然而，在贾玉梁的行为并不满足无偿解除劳动关系的条件下，公司错误地适用相应规章制度给予其处分既违规又违法，应当向贾玉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本文当事人均为化名）
（据劳动午报消息 杨学友 检察官）
上下班打卡是用人单位广泛使用的一种考勤方式，很多用人单位还将其作为一项工作制度列入严重违纪管理的范畴。然而，现实中总有一些劳动者基于各种原因委托他人替自己“打卡”或代他人“打卡”，进而导致考勤记录无法真实反映劳动者的出勤情况，违反用人单位的工作秩序管理制度。对于这种违规考勤，如果实施者的目的是掩盖迟到、早退、缺勤等违纪行为，用人单位通过落实规章制度规定或合同约定予以约束是必要的、有效的，且不为法律所禁止，但若遇到以下4种特殊情形用人单位仍任性解聘劳动者则属于违法。
【情形1】 为了工作互换打卡，虽属违纪但不严重
郭兵和李伟军均系公司生产线班长，因工作需要二人时常换班。为了方便工作，他们从2020年开始便互换考勤感应卡打卡上班。其中，最典型的一次是2020年9月14日。
当天是郭兵的休息日，因其下属辞职，他只好放弃休息。为不违反每周连续6天上班必须休息1天的规定，他与次日休息的李伟军在14日和15日互换了考勤感应卡。为此，他还特意向主管领导说明了换班的事情。事后，公司竟以他们二人互换打卡的行为属于严重违纪为由，决定解除他们的劳动合同。
经审理，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裁决公司向他们二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公司诉至法院，也未获得支持。
【评析】
认定劳动者“代打卡”行为是否构成严重违纪时，并非单纯的审查其是否存在“代打卡”行为，重点应考量的因素是：劳动者是否实际出勤、主观上是否存在谋取不正当利益等。
本案中，郭兵和李伟军虽有“代打卡”行为，但他们属因为工作需要而换班，并非为了掩盖迟到或旷工等违纪行为而欺骗公司或骗取不正当利益，况且其行为也未给公司造成任何损失。在他们没有谋取私利的主观故意和过错的情况下，其行为虽然不妥且表面上违反公司制度，但未达到严重违纪的程度，不得适用解除劳动关系等畸重的惩戒措施。
【情形2】依照规定补记考勤，代为打卡并非违纪
郜树森所在公司《员工手册》规定：从业人员，上下班一律亲自打卡。从业人员若上下班托人或代人刷卡超过3次，公司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关系。2021年3月25日，公司决定解聘郜树森，理由是他作为部门经理却长期指使其他员工为自己代打卡、补考勤，该行为构成严重违纪。次日，郜树森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经查，补考勤系公司考勤系统中的一部分，由专人操作、专人审查，是一项健全的考勤制度。本案中，公司也认可补考勤这种考勤模式。郜树森作为公司外联人员、采购负责人，工作时间不固定且长期在外，确有补考勤的需要。此外，郜树森补考勤现象持续一年多时间，公司每月向其支付的工资并未对其补考勤情况作相应扣除，更未与其沟通此事。据此，仲裁裁决公司应向郜树森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评析】
用人单位依法经民主程序通过的制度规章，对劳动者具有结束力。如果郜树森实际存在3次以委托他人代为打卡情形，公司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但本案真实情况是：公司补考勤管理系统进行补考勤是由专人操作、专人审核通过的。且公司设立补考勤制度表明对特殊岗位人员允许在合理范围内予以补考勤，更何况这种补考勤并非系郜树森委托他人违法操作，更不能等同代为打卡。结合公司每月工资正常向郜树森发放，从未对郜树森补考勤行为予以制止、纠正等，均可证明郜树森并不存在委托他人代打卡行为，公司也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当然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
【情形3】上班遭遇特殊情况，没有打卡不是违规
按照公司规定及劳动合同约定，若宋薇一年内累计旷工3天以上、无故迟到早退累计超过7次，公司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且不支付经济补偿金。2022年3月3日，公司以宋薇多次未按规定打卡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宋薇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后，公司提交考勤打卡记录证明宋薇一年内存在上班迟到7次、下班5次未打卡等违纪情况。但该记录的员工签字处为空白，没有宋薇的相关确认信息。宋薇则提交同岗位其他2名员工的打卡记录，他们在同样的时间也存在未打卡的情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原因是公司负责人在职工会议上口头表示疫情期间下班不再要求必须打卡。
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综合衡量双方提交的证据，仲裁机构认为，公司提交的考勤打卡记录未经宋薇签字确认，不能证明其主张，故裁决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向宋薇支付赔偿金。
【评析】
本案中，公司认定宋薇5次下班未打卡，其唯一证据是考勤打卡记录。由于打卡记录系公司自行制作，且该打卡记录未经宋薇的签字确认，在宋薇对该打卡记录不认可的情况下就不具备相应的证据效力。与此同时，公司未提供其他能够证明宋薇未打卡属违纪的证据，而宋薇提交了公司负责人在职工大会上明确提出“疫情期间下班不一律要求必须打卡”录音，还有同岗位员工未打卡的证据。二者相较，宋薇提交的证据效力明显大于公司提交的证据。据此，仲裁机构不采信公司的主张及其理由，裁决支持宋薇的主张。
【情形4】虽然违规打卡属实，辞退程序不能违法
公司经民主程序制定的《奖惩管理制度》规定：2个警告合并1次记过，年度内受过3次记过或2次记过性停岗的，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一律无偿解除劳动合同。2022年3月26日，公司以贾玉梁在半年内存在5次委托他人代打卡考勤行为，以严重违纪为由将其辞退。
本案诉至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后，经查实，贾玉梁虽存在5次委托他人代为打卡情形，但其中3次确实出勤了，只不过迟到一段时间。而《奖惩管理制度》明确规定：“若委托人已出勤者，每次按旷工半天处理并给予警告处分……连续旷工达3天（含）或一个自然年度内累计旷工达6天的，视为严重违纪，可给予无偿解除劳动关系处理。”可是，公司未按此规定在给予贾玉梁警告处分后再解除劳动合同，该做法属明显不当且不符合该管理制度制定的处理原则。
此外，依据公司《奖惩管理制度》“年度内受过三次记过或两次记过性停岗的，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一律无偿解除劳动合同”之规定，经折算，贾玉梁所犯错误并不符合该规定的适用条件，公司的行为属于小错重罚。据此，裁决公司应向贾玉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评析】
根据公司《奖惩管理制度》规定，2个警告合并1次记过，年度内受过3次记过或2次记过性停岗的，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一律无偿解除劳动合同。作为该项制度的制定者，公司应当严格按照自己制定的规范行事。然而，在贾玉梁的行为并不满足无偿解除劳动关系的条件下，公司错误地适用相应规章制度给予其处分既违规又违法，应当向贾玉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本文当事人均为化名）
（据劳动午报消息 杨学友 检察官）
当孟子义看到别人聊天时用了波浪号做结尾，很娇羞地说：“我好喜欢发波浪号。”吴昕很好奇地问：“怎么讲？”孟子义继续嗲嗲地说：“如果男生给我发波浪号的话，我就能感受到他在给我撒娇。”
吴昕：“哦，这个是撒娇。”
孟子义：“对呀，我觉得这就是撒娇的感觉呀。”
吴昕追问：“那一个波浪号跟两个波浪号有区别吗？”
孟子义很坚定地说：“有区别，双倍的甜。”
李承铉不理解了，问：“他这个是撒娇的意思吗？因为我也常常有发这个东西。”杨颖听到，捂着嘴巴偷笑。李承铉忙解释；“我就觉得一个点结束太过坚定的感觉了，他就说有一个～～”
汪苏泷帮忙补充：“稍微委婉一点。”
李承铉：“对～”
我也喜欢用波浪号（～），我的感觉不是撒娇，反而像李承铉说得那样：感觉稍微委婉一点～～
其实真的有人分类过，不同的符号给人带去的感觉是真不一样，例如感叹号，会有有种很强的逼迫感，一种让人焦虑的感觉油然而生。因为频繁使用感叹号的人，一般性子都比较急，且以自我为中心，自己的情绪表达胜过一切，而往往不在意别人的感受。
而聊天中经常使用句号的人，相对比较严谨，每句话显得都经过了深思熟虑，想完打好字，然后加上句号，以表示自己该说的话说完了。
聊天中经常用“~”的人，往往比较温柔，在乎对方胜过自己，一般软妹子和暖男喜欢使用。
聊天中喜欢用省略号的人，往往比较闷骚，有话不爽快表达，一肚子意见又不说，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一段话说完，却不使用任何标点符号的人，往往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易察觉别人的情绪。
是不是不说不发现，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中暗藏了人们的性格与特点，是一个人内心的映射。
那么，你是哪一种类型的人呢？
吴昕：“哦，这个是撒娇。”
孟子义：“对呀，我觉得这就是撒娇的感觉呀。”
吴昕追问：“那一个波浪号跟两个波浪号有区别吗？”
孟子义很坚定地说：“有区别，双倍的甜。”
李承铉不理解了，问：“他这个是撒娇的意思吗？因为我也常常有发这个东西。”杨颖听到，捂着嘴巴偷笑。李承铉忙解释；“我就觉得一个点结束太过坚定的感觉了，他就说有一个～～”
汪苏泷帮忙补充：“稍微委婉一点。”
李承铉：“对～”
我也喜欢用波浪号（～），我的感觉不是撒娇，反而像李承铉说得那样：感觉稍微委婉一点～～
其实真的有人分类过，不同的符号给人带去的感觉是真不一样，例如感叹号，会有有种很强的逼迫感，一种让人焦虑的感觉油然而生。因为频繁使用感叹号的人，一般性子都比较急，且以自我为中心，自己的情绪表达胜过一切，而往往不在意别人的感受。
而聊天中经常使用句号的人，相对比较严谨，每句话显得都经过了深思熟虑，想完打好字，然后加上句号，以表示自己该说的话说完了。
聊天中经常用“~”的人，往往比较温柔，在乎对方胜过自己，一般软妹子和暖男喜欢使用。
聊天中喜欢用省略号的人，往往比较闷骚，有话不爽快表达，一肚子意见又不说，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一段话说完，却不使用任何标点符号的人，往往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易察觉别人的情绪。
是不是不说不发现，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中暗藏了人们的性格与特点，是一个人内心的映射。
那么，你是哪一种类型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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