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11日，冀中文工团的杜敬和演员张洪被包围在日寇＂扫荡＂大合击圈里，他们分析，敌人把这么多人都包围在这里，不可能都带走，必然要从中挑选，而他们这样的年轻人肯定是被抓走的对象。因此两人决定，不顾敌人的机枪扫射，拼命也要往外跑，宁死不能被敌人抓住。
此前，冀中＂五一＂大＂扫荡＂， 日酋冈村宁次搞了一个方圆几十里的大合击圈，北边从滹沱河，南边从沧石路，西边从深泽至晋县线，东边从安平至深县线， 四面的鬼子伪军像拉网一样一齐往里压缩。但当时人们并不了解这种情况， 只是听到北边有敌人打枪就往南跑，听到西边有敌人打枪就往东跑。这样，敌人的合击圈越压缩越小，最后把人们赶到深泽、安平、束鹿三县交界的野地里，四面离村都较远。被包围在这合击圈里的人，成千上万，男女老幼都有，党政军民的干部、战士也夹杂在里边。敌人继续从四面打机枪，加上空中的飞机也往下打机枪，五面枪声不断。 人们试图跑出合击團，但哪一面也有敌人的步兵或骑兵，因此跑一段又回来了。
杜敬和张洪所在七分区文工团的几十位同志都被包围在大合击圈里，但大家已经跑散了。两人感到安平、東鹿不熟悉，就往熟悉的深泽境内跑。跑了一段，看到南面有敌人的马队跑过来了，西面有敌人的步兵从杜家庄东口出来，分为两股，一股往东南，一股往东北，成为一个钳形，以继续紧缩包围圈。敌人从飞机上打下来的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他们身边，把地上的土打得＂噗噗”地冒烟。他们看准了机会，敌人的马队还没跑到他们跟前，从杜家庄出来的两股敌人的尾巴都已出了村，这正是个空当。他们飞快地从一个交通沟里跑进了杜家庄村里，算是跳出了敌人合击圈。被包围在这个合击圈里的人们，很多被敌人带到安平县角邱村去了，许多人被杀害。
实际上，杜敬他们此时并没有跑出敌人的大合围圈，因为敌人的“拉网扫荡”是多层次的，这一波过去了， 不久可能又有一波过来，有时“扫荡”完这一片，回过头来又“扫荡”一次，有时是一队人马成东西向拉开，在野地里趟上一遍， 同时另一队人马成南北向拉开在野地里趟上一遍，好像梳头一样，叫“梳笼式扫荡”。因而，他们还得接着跑。
杜敬和张洪在杜家庄没有住脚，继续往西北方向走。每经过一个村，都看到敌人“扫荡”过后的凄惨景象。街上冷冷清清，因为绝大部分人都被敌人“拉网”拉走了，只剩下一些跑不动的老人，在街上哭泣落泪，有的是家里人被敌人打死了，有的是亲人被敌人抓走了，有的家里房子被烧了。
他们是黎明时分听到敌情后跑出来的，这时已到了下午，大半天还没吃饭，肚子早饿了。走到一个村，杜敬想起他在县文建会（文化建设委员会）工作时认识这村的文建会主任，于是到了他家，想找点东西吃。这家人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家，才供得起子弟读点书。所以那时的村文建会主任多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在乡知识分子。他们进了他家的大门，正好看见那位主任从二门里出来，说明来意后，这位过去见了面总是很热情的老熟人出乎杜敬的意料，很冷淡地支吾了两句就进去了。他们等了一会儿不见他出来，估计是从这个深宅大院的后门或旁门溜走了。这时杜敬才恍然大悟:环境变了，人也跟着变了。
他们又往前走，到了周家庄，张洪的姐姐家在这村。姐姐家里没人，他们掀开夹道里的锅，锅里有剩高粱面饼子。正吃着，张洪的姐姐哭哭啼啼地回家来了，原来她父亲被敌人打死了。她要张洪和她一起料理后事。张洪有些犹豫。因为他们估计，敌人从滹沱河往南拉了一次网，把绝地大部分人抓走了，回来时还会由南往北再拉一次。所以他们今天必须到滹沱河北去，才能躲过敌人。张洪要跟杜敬一起去，但出村不远，毕竟出于父子和姐弟之情，他又回去了。
傍晚，杜敬独自走到马铺村西，想从这里过河。河水很浅，挽一挽裤腿就可过去。但敌人已经把河封锁了，在河北岸，每隔一段就点起一堆火，并有骑兵来回巡逻。杜敬蹲在河南岸的一棵树下，观察了一会儿，摸清了敌人骑兵来回巡逻一趟所需要的时间，看准一个空子，就快速趟过河去了。
一到北岸，杜敬遇见一个穿破衣服的老头，一看就是个老贫农。他看出杜敬是个革命工作人员，立即十分关切地对他说:“唉呀! 同志啊，你这会子过河多危险呀，敌人的马队刚过去。”杜敬说:“我看见了，正是趁这个空子过来的。”那位老贫农急忙把他领进一个小交通沟，让他在五千村边上往北走，终于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天也黑了下来，才算比较安全了。
张洪是深泽县枣营村人，分手后杜敬再没有见到他，很大可能是牺牲了。杜敬也是深泽县人，他拼死拼活，总算闯了出来。此后他任《冀中导报》编辑部主任，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根据地从事党报党刊的编辑工作。2008年1月1日逝世，享年86岁。
此前，冀中＂五一＂大＂扫荡＂， 日酋冈村宁次搞了一个方圆几十里的大合击圈，北边从滹沱河，南边从沧石路，西边从深泽至晋县线，东边从安平至深县线， 四面的鬼子伪军像拉网一样一齐往里压缩。但当时人们并不了解这种情况， 只是听到北边有敌人打枪就往南跑，听到西边有敌人打枪就往东跑。这样，敌人的合击圈越压缩越小，最后把人们赶到深泽、安平、束鹿三县交界的野地里，四面离村都较远。被包围在这合击圈里的人，成千上万，男女老幼都有，党政军民的干部、战士也夹杂在里边。敌人继续从四面打机枪，加上空中的飞机也往下打机枪，五面枪声不断。 人们试图跑出合击團，但哪一面也有敌人的步兵或骑兵，因此跑一段又回来了。
杜敬和张洪所在七分区文工团的几十位同志都被包围在大合击圈里，但大家已经跑散了。两人感到安平、東鹿不熟悉，就往熟悉的深泽境内跑。跑了一段，看到南面有敌人的马队跑过来了，西面有敌人的步兵从杜家庄东口出来，分为两股，一股往东南，一股往东北，成为一个钳形，以继续紧缩包围圈。敌人从飞机上打下来的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他们身边，把地上的土打得＂噗噗”地冒烟。他们看准了机会，敌人的马队还没跑到他们跟前，从杜家庄出来的两股敌人的尾巴都已出了村，这正是个空当。他们飞快地从一个交通沟里跑进了杜家庄村里，算是跳出了敌人合击圈。被包围在这个合击圈里的人们，很多被敌人带到安平县角邱村去了，许多人被杀害。
实际上，杜敬他们此时并没有跑出敌人的大合围圈，因为敌人的“拉网扫荡”是多层次的，这一波过去了， 不久可能又有一波过来，有时“扫荡”完这一片，回过头来又“扫荡”一次，有时是一队人马成东西向拉开，在野地里趟上一遍， 同时另一队人马成南北向拉开在野地里趟上一遍，好像梳头一样，叫“梳笼式扫荡”。因而，他们还得接着跑。
杜敬和张洪在杜家庄没有住脚，继续往西北方向走。每经过一个村，都看到敌人“扫荡”过后的凄惨景象。街上冷冷清清，因为绝大部分人都被敌人“拉网”拉走了，只剩下一些跑不动的老人，在街上哭泣落泪，有的是家里人被敌人打死了，有的是亲人被敌人抓走了，有的家里房子被烧了。
他们是黎明时分听到敌情后跑出来的，这时已到了下午，大半天还没吃饭，肚子早饿了。走到一个村，杜敬想起他在县文建会（文化建设委员会）工作时认识这村的文建会主任，于是到了他家，想找点东西吃。这家人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家，才供得起子弟读点书。所以那时的村文建会主任多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在乡知识分子。他们进了他家的大门，正好看见那位主任从二门里出来，说明来意后，这位过去见了面总是很热情的老熟人出乎杜敬的意料，很冷淡地支吾了两句就进去了。他们等了一会儿不见他出来，估计是从这个深宅大院的后门或旁门溜走了。这时杜敬才恍然大悟:环境变了，人也跟着变了。
他们又往前走，到了周家庄，张洪的姐姐家在这村。姐姐家里没人，他们掀开夹道里的锅，锅里有剩高粱面饼子。正吃着，张洪的姐姐哭哭啼啼地回家来了，原来她父亲被敌人打死了。她要张洪和她一起料理后事。张洪有些犹豫。因为他们估计，敌人从滹沱河往南拉了一次网，把绝地大部分人抓走了，回来时还会由南往北再拉一次。所以他们今天必须到滹沱河北去，才能躲过敌人。张洪要跟杜敬一起去，但出村不远，毕竟出于父子和姐弟之情，他又回去了。
傍晚，杜敬独自走到马铺村西，想从这里过河。河水很浅，挽一挽裤腿就可过去。但敌人已经把河封锁了，在河北岸，每隔一段就点起一堆火，并有骑兵来回巡逻。杜敬蹲在河南岸的一棵树下，观察了一会儿，摸清了敌人骑兵来回巡逻一趟所需要的时间，看准一个空子，就快速趟过河去了。
一到北岸，杜敬遇见一个穿破衣服的老头，一看就是个老贫农。他看出杜敬是个革命工作人员，立即十分关切地对他说:“唉呀! 同志啊，你这会子过河多危险呀，敌人的马队刚过去。”杜敬说:“我看见了，正是趁这个空子过来的。”那位老贫农急忙把他领进一个小交通沟，让他在五千村边上往北走，终于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天也黑了下来，才算比较安全了。
张洪是深泽县枣营村人，分手后杜敬再没有见到他，很大可能是牺牲了。杜敬也是深泽县人，他拼死拼活，总算闯了出来。此后他任《冀中导报》编辑部主任，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根据地从事党报党刊的编辑工作。2008年1月1日逝世，享年86岁。
#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他是开国上将许世友的儿子许光，是新中国第一批本科海军军官，正当前程似锦时，父亲许世友对他说：“你别干了，回老家去吧。”
当时正在吃饭的许光一口饭差点没咽下去，他仔细思忖了一会，自己工作兢兢业业，也没犯什么错误啊，父亲这是闹哪出啊。
许世友口气很强硬地说：“你回家去照顾你奶奶。”
许光说：“照顾奶奶也用不着让我辞职啊，将奶奶接到身边不就行了。”
许世友给儿子碗里夹了一片肉，拍拍儿子的肩膀说：“你还要去孝敬革命老区的人民。”
许光这才是白父亲的真正用意，虽然八百个不愿意，但是作为一个军人，军命难违，作为一个儿子，父命难违。
父亲心里记挂着河南新县的乡亲们，在抗战时期，新县先后走出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主力军。
当时，人口不足10万的新县，有5.5万儿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作为幸存者之一的许世友对那段时期刻骨铭心。对新县人民充满感恩。
说执行就执行，许光完成工作交接后就动身去了新县，进入了新县人武部做一个小干部。本来就喝茶看报就行了，可是许光就不愿意。他为新县的贫困担忧，缺水，也没有通电。
他本来工资也不高，却省吃俭用，从自己的工资中挤出10万元来，用来资助红军后代读书，为红军遗霜养老送终。
1969年，他要为县里筹建微波站。微波站都要建在山顶上，去往山顶根本没有车能通行的路。机械设备都得靠人力扛到山顶，就连几吨重的水泥杆，都是人力一步步搬到山顶。
许光带着工人们从山下到山顶来来回回300天，才让新县通上电。
许光的所做所为，领导们看在眼里，他们一致决定给许光升职到区领导，要知道作为区领导，不仅待遇好，工作也许没有那么辛苦，而且升职加薪这不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终极目标吗？
然而，许光却拒绝了，理由是：我是带着父亲的使命来的我还是决定留在老区工作，扎根老区，为老区人民敬孝。
这一干就是一生，许光直到去世都还留在老区工作，拒绝升职。
佩服许世友将军父子舍小爱，为人民奉献大爱的高风亮节。斯人已去，高风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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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在吃饭的许光一口饭差点没咽下去，他仔细思忖了一会，自己工作兢兢业业，也没犯什么错误啊，父亲这是闹哪出啊。
许世友口气很强硬地说：“你回家去照顾你奶奶。”
许光说：“照顾奶奶也用不着让我辞职啊，将奶奶接到身边不就行了。”
许世友给儿子碗里夹了一片肉，拍拍儿子的肩膀说：“你还要去孝敬革命老区的人民。”
许光这才是白父亲的真正用意，虽然八百个不愿意，但是作为一个军人，军命难违，作为一个儿子，父命难违。
父亲心里记挂着河南新县的乡亲们，在抗战时期，新县先后走出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主力军。
当时，人口不足10万的新县，有5.5万儿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作为幸存者之一的许世友对那段时期刻骨铭心。对新县人民充满感恩。
说执行就执行，许光完成工作交接后就动身去了新县，进入了新县人武部做一个小干部。本来就喝茶看报就行了，可是许光就不愿意。他为新县的贫困担忧，缺水，也没有通电。
他本来工资也不高，却省吃俭用，从自己的工资中挤出10万元来，用来资助红军后代读书，为红军遗霜养老送终。
1969年，他要为县里筹建微波站。微波站都要建在山顶上，去往山顶根本没有车能通行的路。机械设备都得靠人力扛到山顶，就连几吨重的水泥杆，都是人力一步步搬到山顶。
许光带着工人们从山下到山顶来来回回300天，才让新县通上电。
许光的所做所为，领导们看在眼里，他们一致决定给许光升职到区领导，要知道作为区领导，不仅待遇好，工作也许没有那么辛苦，而且升职加薪这不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终极目标吗？
然而，许光却拒绝了，理由是：我是带着父亲的使命来的我还是决定留在老区工作，扎根老区，为老区人民敬孝。
这一干就是一生，许光直到去世都还留在老区工作，拒绝升职。
佩服许世友将军父子舍小爱，为人民奉献大爱的高风亮节。斯人已去，高风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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