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年轻人躺平#
坐井观天的故事都知道吧。青蛙坐在井里，不知道外面的天空到底有多大，青蛙抬头能看见的天空只有井口大，在外飞翔的小鸟却能看到更大的天空。
我说这只青蛙就如同当今的“躺平”青年，会有人觉得像嘛？不像。对，不像！
那在往前推一段画面，青蛙曾经是一只敢平敢闯的青蛙 。一日，一只天鹅从它的井口飞过，自此，它深深地迷恋上天鹅优美的身姿。它想如果能够一吻芳泽，这一生才算活过，它跳出了井外，看到了外面的大千世界。它要去追寻，它曾经看到的那只天鹅，它一路翻山越岭，走过春秋冬夏，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它迷离了双眼。但是，它没有忘记它原本的目标，找到那只天鹅，一亲芳泽。
这一路，对于短腿的青蛙，艰难程度可以想象。一路上见到了黑心的毒蛇、狡猾的狐狸、致命的老鹰……青蛙就这样怀着它那颗赤子之心，磕磕盼盼地走着走着，一路上偶尔也曾看到天鹅的身影，它大叫着，嘶吼着，可惜距离太远太远，即便声音叫的喑哑，天鹅也根本没有听见。或许，天鹅听见了，它戏谑地看着青蛙，看着它滑稽的表演，心里想着你还不够努力，你还要再拼命一点！！！
终于，一直的努力，迎来了曙光。天鹅在一座峭壁上停了下来，这是一个机会，青蛙拼尽全力地向上爬，不怕嶙峋山石，不怕拦路猛兽，只为接近峰顶那一抹优美身形。就在即将接近天鹅时，天鹅振翅而飞，翅膀挂起的“微风”将青蛙刮下山崖，天鹅没有回头，对于它来说青蛙无足轻重，还妄想一亲芳泽。
青蛙滚落山崖，伤上加伤，它再次抬起头看着远去的天鹅，眼中没有了曾经的锋芒毕露，平静到了极点，好似再也没有什么能惊起一丝波澜。它没有再去追逐天鹅，它慢慢地朝着曾经的水井前进，一路上很慢，但是之前错过的风景，重新领略了一遍。
青蛙回到了井里，看着只有井口大小的天空，心里涌出一股满足，它说：“天，其实只有井口那么大！”它不在意井口上那些小鸟的嘲笑。它就守着它自己的一片小天空，舒适且满足。
和“躺平”青年一样，青蛙最后选择了安逸的生活，不是不想努力不想奋斗，是真的拼命之后发现真的没用，想要跨越阶层实在是太难太难，你也别和我说谁谁谁也是平民出身，最后怎么怎么成功。扪心自问，这样的人有多少？
老一辈总说我们这批年轻人身在福中不知福，他们内心固执地认为吃饱饭就是最大的幸福。是，我承认这个观点没错，但是也得看用在什么环境之下，老一辈的年代，当然是每天想着如何填饱肚子，偶尔吃一顿饱饭，便是天大的幸事。可环境变了啊，不再是那个只追求吃饱的年代了。
能吃饱的年代，就得和动物区分开了啊，追求精神食粮。但是，你看看那些前辈如同一座座大山，是你如何努力也翻不过去，与其饱受折磨而无法寸进为什么不选择“躺平”。
不是宣传消极观点，而是如同鲁迅说的一样，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躺平”青年也在发光，守着只有井口大的天空，做着自己所热爱的事，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他们只是避开了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他们也不再妄想大城市的繁华。守住内心原有的平静，朝着另一个方向努力。
当然，这里的“躺平”青年，不是那些混吃等死的没有积极向上念头的人，那不叫“躺平”应该叫“躺下”。“躺平”是换个目标，继续深耕努力，与之前的目标是相平的；“躺下”是没有目标，只顾享乐，慢慢沉沦。
“躺平”青年，见过井口外面的世界，但是外面的世界不适合自己，所以回到井里，守着自己不大的井，继续深耕。
虽然日子艰难，可以“躺平”但不能“躺下”。
坐井观天的故事都知道吧。青蛙坐在井里，不知道外面的天空到底有多大，青蛙抬头能看见的天空只有井口大，在外飞翔的小鸟却能看到更大的天空。
我说这只青蛙就如同当今的“躺平”青年，会有人觉得像嘛？不像。对，不像！
那在往前推一段画面，青蛙曾经是一只敢平敢闯的青蛙 。一日，一只天鹅从它的井口飞过，自此，它深深地迷恋上天鹅优美的身姿。它想如果能够一吻芳泽，这一生才算活过，它跳出了井外，看到了外面的大千世界。它要去追寻，它曾经看到的那只天鹅，它一路翻山越岭，走过春秋冬夏，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它迷离了双眼。但是，它没有忘记它原本的目标，找到那只天鹅，一亲芳泽。
这一路，对于短腿的青蛙，艰难程度可以想象。一路上见到了黑心的毒蛇、狡猾的狐狸、致命的老鹰……青蛙就这样怀着它那颗赤子之心，磕磕盼盼地走着走着，一路上偶尔也曾看到天鹅的身影，它大叫着，嘶吼着，可惜距离太远太远，即便声音叫的喑哑，天鹅也根本没有听见。或许，天鹅听见了，它戏谑地看着青蛙，看着它滑稽的表演，心里想着你还不够努力，你还要再拼命一点！！！
终于，一直的努力，迎来了曙光。天鹅在一座峭壁上停了下来，这是一个机会，青蛙拼尽全力地向上爬，不怕嶙峋山石，不怕拦路猛兽，只为接近峰顶那一抹优美身形。就在即将接近天鹅时，天鹅振翅而飞，翅膀挂起的“微风”将青蛙刮下山崖，天鹅没有回头，对于它来说青蛙无足轻重，还妄想一亲芳泽。
青蛙滚落山崖，伤上加伤，它再次抬起头看着远去的天鹅，眼中没有了曾经的锋芒毕露，平静到了极点，好似再也没有什么能惊起一丝波澜。它没有再去追逐天鹅，它慢慢地朝着曾经的水井前进，一路上很慢，但是之前错过的风景，重新领略了一遍。
青蛙回到了井里，看着只有井口大小的天空，心里涌出一股满足，它说：“天，其实只有井口那么大！”它不在意井口上那些小鸟的嘲笑。它就守着它自己的一片小天空，舒适且满足。
和“躺平”青年一样，青蛙最后选择了安逸的生活，不是不想努力不想奋斗，是真的拼命之后发现真的没用，想要跨越阶层实在是太难太难，你也别和我说谁谁谁也是平民出身，最后怎么怎么成功。扪心自问，这样的人有多少？
老一辈总说我们这批年轻人身在福中不知福，他们内心固执地认为吃饱饭就是最大的幸福。是，我承认这个观点没错，但是也得看用在什么环境之下，老一辈的年代，当然是每天想着如何填饱肚子，偶尔吃一顿饱饭，便是天大的幸事。可环境变了啊，不再是那个只追求吃饱的年代了。
能吃饱的年代，就得和动物区分开了啊，追求精神食粮。但是，你看看那些前辈如同一座座大山，是你如何努力也翻不过去，与其饱受折磨而无法寸进为什么不选择“躺平”。
不是宣传消极观点，而是如同鲁迅说的一样，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躺平”青年也在发光，守着只有井口大的天空，做着自己所热爱的事，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他们只是避开了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他们也不再妄想大城市的繁华。守住内心原有的平静，朝着另一个方向努力。
当然，这里的“躺平”青年，不是那些混吃等死的没有积极向上念头的人，那不叫“躺平”应该叫“躺下”。“躺平”是换个目标，继续深耕努力，与之前的目标是相平的；“躺下”是没有目标，只顾享乐，慢慢沉沦。
“躺平”青年，见过井口外面的世界，但是外面的世界不适合自己，所以回到井里，守着自己不大的井，继续深耕。
虽然日子艰难，可以“躺平”但不能“躺下”。
历史上的今天
1937年5月29日，著名歌手美空云雀诞生。 她是昭和年代日本歌谣界的代表人物，有“昭和歌姬”“歌谣界的女王”等美誉。
日本的大众音乐，“战后”始于何时？
战后日本流行歌谣深受驻日盟军总司令（GHQ）主导的广播节目“歌唱比赛”以及驻军俱乐部的影响。不过，日本大众音乐并没有因为二战结束而脱胎换骨。本文作者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战后初期，来验证一段日本战后的歌谣史。
【战后第一首爆红歌曲《苹果之歌》】
要说象征了“战后”社会中明朗和自由氛围的歌谣，首先浮现于脑海的大概就是《苹果之歌》和《东京布吉乌吉》。这两首歌在战争刚结束的几年间，的确非常受欢迎。不过，它们同时也反映了战后社会与战前、战时的一脉相承，并且我们还不能忘记另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这类歌曲的流行，在文化层面上更多的是受到否定的。
《苹果之歌》是战后首支爆红的流行歌曲。日本战败后的1945年10月，电影《微风》首映，这首歌便是该片中的插曲。也就是说，这首歌是在战时创作的。在战争末期，对战争和炮火后苦难生活的感伤描述渐渐淡化，社会更希望通过明快的、富于娱乐性的表现方式来抚慰受伤的心灵。《微风》和《苹果之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电影主题曲在发行唱片后走红”这种“搭配销售”模式成为惯用做法是在1938年的电影《爱染桂下情》之后，其主题曲《旅途夜风》的作曲者万城目正，同时也是《苹果之歌》的作曲者。
【被进步派知识分子认作为“恶俗流行歌曲”】
其实仔细一想，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后初期流行的歌曲无论是制作方式还是歌手、作词作曲家这类创作人员、以致曲调等，都是和之前一脉相承的。而当时致力于启蒙、普及“民主”、“进步”艺术文化的知识分子们，紧紧抓住“一脉相承”这一点，激烈地批判这些乐曲“旧态依然”，是“反动”的。当时的代表性音乐评论家之一园部三郎这样评论《苹果之歌》：
“不妨试着思考一下最近的流行歌曲《苹果之歌》。那些歌词可有一行是触及到人民自身的生活和心情的深处了？亦或是表露了人类的感情了？只是堆砌了一些毫无意义的词句，旋律也丝毫不能打动人，而且，歌舞乐气息浓厚的伴奏也是在不知不觉间令人对异国情调心向神往。在这个人民不抱希望、不动脑思考的颓废的时代，商业主义十分精明巧妙地利用了人民的弱点和盲目，正在一点点恢复旧自由主义末期的潮流，令人民陷入没有精神、没有气力的状态之中。”（园部三郎《民众音乐论》p.35）
就这样，对流行歌曲（唱片公司创作的大众歌谣）的敌意，被20世纪50年代开始抬头的左翼音乐运动（以合唱为主的“歌声运动”，音乐鉴赏团体“劳音”——“劳动者音乐协议会”的简称等）继承，经过整个昭和30年代（1955～1964年），用具体的音乐实践活动创造了巨大的影响力。
再举一个例子证明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对流行歌曲的避讳。据说电影导演今井正十分讨厌在自己导演的电影《青色山脉》中使用服部良一作曲的主题歌。
后来这首“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明快歌声”成为了战后民主主义的象征，并在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调查（1981年TBS、1989年NHK）中被选为“日本人最喜爱歌曲”第一名。然而，当时对于今井正这位东京帝国大学退学的社会派导演来说，这首歌却只是低俗和软弱的。
【GHQ主导的广播节目“竞展歌喉”大受欢迎】
《苹果之歌》的流行，是无法像后来那样通过计算销售唱片数量来衡量的。唱片厂都在空袭中毁于一旦，还有材料短缺的问题。当然，平民百姓也没有那个购买力。这首歌的流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走了一条极具“战后特色”的路径。即通过在“竞展歌喉”（日本放送协会NHK在1946年开始播放的一个业余歌唱比赛节目，参赛者均来自一般听众——译注）这个赛歌中反复歌唱而变得脍炙人口。
“竞展歌喉”从1946年1月播出以后，转瞬间爆红。最初它是遵照驻日盟军总司令（GHQ）下达的广播民主化命令而策划出来的。普通老百姓的歌声自然与专业歌手的高超演唱技巧无法相比，然而这些歌声却在公共电波上播放了。此前，广播只是用于传达政府命令的，这样的事情无法令人想象。因此，在这一点上，也有很多人感受到了“民主主义”的气息。
然而，这个节目并非与战争的记忆无缘。节目制作的灵感来源于军队内部的“表演大会”。而且，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和广播作为一种生活中必要的信息传播手段（如空袭、配给和出征等）在战争中得到迅速普及有关。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忘记。
没过多久，“竞展歌喉”这种歌唱比赛便不再仅限于在广播里播放了，它让那些爱好唱歌的一般百姓登上舞台角逐歌唱水平，演变成为一种全新的娱乐形式，并逐渐普及。渐渐地，唱片公司也开始用这种方式公开进行海选，岛仓千代子、北岛三郎、都春美等歌手相继出现。战前的唱片歌手大都是音乐学校出身或是有名作曲家或歌手的弟子，因此，像歌唱大赛这种积极选拔“业余歌手”的赛制，与各个电影公司挖掘新人而举行的“新面孔”海选一样，可称得上具有“战后特色”。
【“竞展歌喉”初赛落选的美空云雀】
这个“竞展歌喉”时代的典型人物，就是从非专业儿童歌手一跃成为明星的美空云雀。美空云雀的父亲在横滨开鱼店，最初小美空云雀只是在父亲出于爱好组建的非专业乐团唱歌，参加歌唱比赛后，她迅速扩展活动舞台，很快就成为横跨唱片界和电影界的战后最受欢迎的超级明星。
她出演的第一部电影是《赛歌迷时代》，在影片中她演唱了《东京布吉乌吉》。当时，她所唱的笠置静子的歌曲，比许多大人唱的都好，可以称得上是“布吉乌吉神童”（这句评价，来自《苹果之歌》的作词者Sato Hachiro所写的报纸专栏的题目，他曾经贬斥过云雀）。
然而，在赛歌时代横空出世的美空云雀，却不符合“竞展歌喉”的“本家”NHK广播节目的价值观。曾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插曲。她参加NHK“竞展歌喉”预选赛时，连表示不合格的铃声都没响，意味着无法评审。即便在她成为明星之后，杂志的报道里还介绍过NHK音乐节目导演丸山铁雄（战后民主主义的头目、政治学家丸山真男的哥哥）的一段话：“如果现在美空云雀参加歌唱比赛，恐怕我仍然不会敲响铃声。”
【广播界讨厌“流行歌”的说法，改称为“歌谣曲”】
也就是说，“竞展歌喉”节目把外行人唱歌当成大众娱乐加以推广，进而演变成一种新的表演方式，但同时它作为广播节目，始终又是一个平台，用于启蒙和普及节目制作人所提倡的理想音乐。昭和20年代后半期（1950～1954年），“Tonko小调”等与喧嚣的酒色场所有着不解之缘的“宴席小调”风行至极，但是这类流行歌曲在NHK的“竞展歌喉”上不曾出现过。入选参赛的业余歌手，都是那些用近似西洋艺术唱法演唱艺术歌曲（大多数是专门为了NHK广播创作的“广播歌谣”）的人们。
再往前追溯，针对在昭和初期的现代文化中最先繁荣起来唱片、有声电影这类商业性娱乐，广播电台对它们一向持以批判态度，并一直自主地致力于创造一种健全的、适合家庭的、具有较高艺术性的大众音乐。
“歌谣曲”这个词，原本就是广播电台为了避免使用流行歌这个词，与唱片公司策划制作的大众流行歌相区别而创造出来的替换词。
全文请看 日本网https://t.cn/A6VobLpG
#日本# #流行歌曲# #歌手# #美空云雀# #大众# #歌曲#
1937年5月29日，著名歌手美空云雀诞生。 她是昭和年代日本歌谣界的代表人物，有“昭和歌姬”“歌谣界的女王”等美誉。
日本的大众音乐，“战后”始于何时？
战后日本流行歌谣深受驻日盟军总司令（GHQ）主导的广播节目“歌唱比赛”以及驻军俱乐部的影响。不过，日本大众音乐并没有因为二战结束而脱胎换骨。本文作者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战后初期，来验证一段日本战后的歌谣史。
【战后第一首爆红歌曲《苹果之歌》】
要说象征了“战后”社会中明朗和自由氛围的歌谣，首先浮现于脑海的大概就是《苹果之歌》和《东京布吉乌吉》。这两首歌在战争刚结束的几年间，的确非常受欢迎。不过，它们同时也反映了战后社会与战前、战时的一脉相承，并且我们还不能忘记另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这类歌曲的流行，在文化层面上更多的是受到否定的。
《苹果之歌》是战后首支爆红的流行歌曲。日本战败后的1945年10月，电影《微风》首映，这首歌便是该片中的插曲。也就是说，这首歌是在战时创作的。在战争末期，对战争和炮火后苦难生活的感伤描述渐渐淡化，社会更希望通过明快的、富于娱乐性的表现方式来抚慰受伤的心灵。《微风》和《苹果之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电影主题曲在发行唱片后走红”这种“搭配销售”模式成为惯用做法是在1938年的电影《爱染桂下情》之后，其主题曲《旅途夜风》的作曲者万城目正，同时也是《苹果之歌》的作曲者。
【被进步派知识分子认作为“恶俗流行歌曲”】
其实仔细一想，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后初期流行的歌曲无论是制作方式还是歌手、作词作曲家这类创作人员、以致曲调等，都是和之前一脉相承的。而当时致力于启蒙、普及“民主”、“进步”艺术文化的知识分子们，紧紧抓住“一脉相承”这一点，激烈地批判这些乐曲“旧态依然”，是“反动”的。当时的代表性音乐评论家之一园部三郎这样评论《苹果之歌》：
“不妨试着思考一下最近的流行歌曲《苹果之歌》。那些歌词可有一行是触及到人民自身的生活和心情的深处了？亦或是表露了人类的感情了？只是堆砌了一些毫无意义的词句，旋律也丝毫不能打动人，而且，歌舞乐气息浓厚的伴奏也是在不知不觉间令人对异国情调心向神往。在这个人民不抱希望、不动脑思考的颓废的时代，商业主义十分精明巧妙地利用了人民的弱点和盲目，正在一点点恢复旧自由主义末期的潮流，令人民陷入没有精神、没有气力的状态之中。”（园部三郎《民众音乐论》p.35）
就这样，对流行歌曲（唱片公司创作的大众歌谣）的敌意，被20世纪50年代开始抬头的左翼音乐运动（以合唱为主的“歌声运动”，音乐鉴赏团体“劳音”——“劳动者音乐协议会”的简称等）继承，经过整个昭和30年代（1955～1964年），用具体的音乐实践活动创造了巨大的影响力。
再举一个例子证明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对流行歌曲的避讳。据说电影导演今井正十分讨厌在自己导演的电影《青色山脉》中使用服部良一作曲的主题歌。
后来这首“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明快歌声”成为了战后民主主义的象征，并在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调查（1981年TBS、1989年NHK）中被选为“日本人最喜爱歌曲”第一名。然而，当时对于今井正这位东京帝国大学退学的社会派导演来说，这首歌却只是低俗和软弱的。
【GHQ主导的广播节目“竞展歌喉”大受欢迎】
《苹果之歌》的流行，是无法像后来那样通过计算销售唱片数量来衡量的。唱片厂都在空袭中毁于一旦，还有材料短缺的问题。当然，平民百姓也没有那个购买力。这首歌的流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走了一条极具“战后特色”的路径。即通过在“竞展歌喉”（日本放送协会NHK在1946年开始播放的一个业余歌唱比赛节目，参赛者均来自一般听众——译注）这个赛歌中反复歌唱而变得脍炙人口。
“竞展歌喉”从1946年1月播出以后，转瞬间爆红。最初它是遵照驻日盟军总司令（GHQ）下达的广播民主化命令而策划出来的。普通老百姓的歌声自然与专业歌手的高超演唱技巧无法相比，然而这些歌声却在公共电波上播放了。此前，广播只是用于传达政府命令的，这样的事情无法令人想象。因此，在这一点上，也有很多人感受到了“民主主义”的气息。
然而，这个节目并非与战争的记忆无缘。节目制作的灵感来源于军队内部的“表演大会”。而且，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和广播作为一种生活中必要的信息传播手段（如空袭、配给和出征等）在战争中得到迅速普及有关。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忘记。
没过多久，“竞展歌喉”这种歌唱比赛便不再仅限于在广播里播放了，它让那些爱好唱歌的一般百姓登上舞台角逐歌唱水平，演变成为一种全新的娱乐形式，并逐渐普及。渐渐地，唱片公司也开始用这种方式公开进行海选，岛仓千代子、北岛三郎、都春美等歌手相继出现。战前的唱片歌手大都是音乐学校出身或是有名作曲家或歌手的弟子，因此，像歌唱大赛这种积极选拔“业余歌手”的赛制，与各个电影公司挖掘新人而举行的“新面孔”海选一样，可称得上具有“战后特色”。
【“竞展歌喉”初赛落选的美空云雀】
这个“竞展歌喉”时代的典型人物，就是从非专业儿童歌手一跃成为明星的美空云雀。美空云雀的父亲在横滨开鱼店，最初小美空云雀只是在父亲出于爱好组建的非专业乐团唱歌，参加歌唱比赛后，她迅速扩展活动舞台，很快就成为横跨唱片界和电影界的战后最受欢迎的超级明星。
她出演的第一部电影是《赛歌迷时代》，在影片中她演唱了《东京布吉乌吉》。当时，她所唱的笠置静子的歌曲，比许多大人唱的都好，可以称得上是“布吉乌吉神童”（这句评价，来自《苹果之歌》的作词者Sato Hachiro所写的报纸专栏的题目，他曾经贬斥过云雀）。
然而，在赛歌时代横空出世的美空云雀，却不符合“竞展歌喉”的“本家”NHK广播节目的价值观。曾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插曲。她参加NHK“竞展歌喉”预选赛时，连表示不合格的铃声都没响，意味着无法评审。即便在她成为明星之后，杂志的报道里还介绍过NHK音乐节目导演丸山铁雄（战后民主主义的头目、政治学家丸山真男的哥哥）的一段话：“如果现在美空云雀参加歌唱比赛，恐怕我仍然不会敲响铃声。”
【广播界讨厌“流行歌”的说法，改称为“歌谣曲”】
也就是说，“竞展歌喉”节目把外行人唱歌当成大众娱乐加以推广，进而演变成一种新的表演方式，但同时它作为广播节目，始终又是一个平台，用于启蒙和普及节目制作人所提倡的理想音乐。昭和20年代后半期（1950～1954年），“Tonko小调”等与喧嚣的酒色场所有着不解之缘的“宴席小调”风行至极，但是这类流行歌曲在NHK的“竞展歌喉”上不曾出现过。入选参赛的业余歌手，都是那些用近似西洋艺术唱法演唱艺术歌曲（大多数是专门为了NHK广播创作的“广播歌谣”）的人们。
再往前追溯，针对在昭和初期的现代文化中最先繁荣起来唱片、有声电影这类商业性娱乐，广播电台对它们一向持以批判态度，并一直自主地致力于创造一种健全的、适合家庭的、具有较高艺术性的大众音乐。
“歌谣曲”这个词，原本就是广播电台为了避免使用流行歌这个词，与唱片公司策划制作的大众流行歌相区别而创造出来的替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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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流行歌曲# #歌手# #美空云雀# #大众# #歌曲#
有多少职场内卷以绩效考核之名？
文｜读者：小渔
风起于青萍之末。年前，不知从哪个角落就冒出了公司要进行绩效改革的传闻。一时之间，同事之间开始互相探口风，打听消息的真实性。在茶水间打开水，在楼道等电梯、在食堂打饭菜的间隙，总能听到一些窃窃私语，讨论绩效怎么改、什么时候开始改。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感，笼罩着所有人。
果然，绩效改革的大锤在大家欢欢喜喜地过完年后，终于落了地。简单而言，绩效改革取消了基础绩效，采用按照工作量“计件算分”、“按分算绩效工资”的原则。分给每个部门池子里的钱不变，但每个人拿到手的数量有了较大差别。如果你拿的工资少了，说明必然有人“拿走”了你的部分。
这只锤子打在不同人身上，作用力是不同的。比如我所在的部门业务性质特殊，同一级别的人被指派的工作量大体一致，因此没有感受到改革切肤的阵痛。但与我相熟的其他几个部门的同事却叫苦不迭，怨声载道。他们说，绩效改革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彻底扭转了工作状态，还让职场心态、同事关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比如一个同事说，她亲眼看着一个职场前辈跑到领导面前，问是否能将一个项目交给他做。那是一个又苦又累、没什么营养的常规性差事。放在过去，大家一般都心照不宣地假装不闻不问，避之唯恐不及。如今，同事们却像被集体赶入了丛林里的野兽，这里闻闻，那里嗅嗅，抓紧时间抢占地盘和资源。
同事说，她看着那位前辈，就像看着一只饥饿的狮子，对着一块不剩多少肉的骨头，还啃得津津有味。一阵寒意从她的脚底冒出，一股脑蹿上了脊背，让她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绩效改革是残酷的，它板着一张严肃的脸，挥舞手中的长鞭，驱策大家使劲向前跑。在这个过程中，想维持好看的吃相就变得比较困难了。前几天下班时在电梯碰到同事，问她去哪儿。她无奈地说下楼吃个饭，之后得回办公室加班——她正费尽心思地研究有哪些新项目，手上还有一摞资料要看。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农业的内卷化》中，用爪哇岛为例，生动形象地讲述了“内卷”的概念。爪哇岛位于印度尼西亚，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海岛。在资源有限，人口又不断增长的压力下，勤奋的爪哇人民不断增加在每一亩土地上投放的劳动力，精耕细作，却未能得到与之匹配的农业产出。
农业的内卷化的概念引申到今日的职场，指代的是一种不正常的白热化竞争。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人们只能在一个系统中内耗，不断提高工作时长与强度，并在不必要的事情上耗费大量精力，找不到职业的价值与意义。
有媒体曾在网上发起过一项职场内卷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程度上感受到职场内卷的受访者竟超过了96%。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工作重复无意义、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加班严重是职场内卷中最常见的现象。我的同事就抱怨，工作强度高了不少，但大家争来争去，体现在工资上也就一两千块的差别，挺没劲的。
事实上，绩效考核并不见得都不好，毕竟这体现了多劳多得和奖勤罚懒的初衷。一个兢兢业业的职场“老黄牛”和只会甩锅的“摸鱼族”，待遇当然要有所区分。但是，当绩效考核到达某种极致，对人的负面压迫高于正向激励时，它的味道就变质了。
比如，在内卷重灾区的互联网行业，KPI、OKR等耳熟能详的绩效考核制度，让无数大厂社畜不得不接受“996”常态化，生活被工作无情绑架。我们单位的绩效改革已经算温和了，因为绩效只是影响工资多寡。在某些实行末尾淘汰制的企业，绩效改革直接决定饭碗和生存。大家可不得铆足了劲，让自己卷起来么？
为什么绩效考核就像洪水猛兽，让人既畏惧又无法不在意？首先，直接原因是绩效与钱袋子、晋升通道绑定了，而且这种绑定是单一的。在高度内卷化的职场中，人们疲于奔命，鲜少有人还有精力去从事副业，因此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
绩效高，不仅意味着当前收入更可观，也意味着晋升的可能性更大，未来的收入预期也更高。因此，人们又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绩效这片贫瘠的土壤中，希望能再多种出几斤米来。这是一个不断变本加厉的死循环，无数人在这一亩三分田中绕来绕去，像走不出去的迷宫。
薛兆丰曾经说，“让你996的不是你的老板，而是其他愿意996的人。”只要生活在人群当中，人似乎就永远逃不开同辈压力。读书时，每次月考放榜，学校便在公告栏里贴一张大红纸，按照分数依次往下排。工作后，绩效考核就像每月的放榜时刻。大家盯着工资条上浮动的数字，有人喜笑颜开，就有人愁云惨淡。
吊车尾的感觉，永远是令人不舒服的。在自然界，跑得最慢的羊，似乎都能嗅到狮子在身后张开血盆大口的危险气息。即使经过这么多年的自然进化，“恐惧落后于人”依然深深地写在人类的基因里，时刻在耳边提醒着，“太慢了”，“跑快点”，“再快点”……
面对内卷化的职场，要么顽强加入，要么选择退出，似乎很难找到第三个通道。前阵子，有媒体报道了“城市蹲族”，引发许多讨论。“城市蹲族”大多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家庭出身也不错，但却选择宅在家里。他们控制自己的消费，维持低欲望的生活，打零工一两个月，赚够了钱就辞职，继续家里蹲。
这让我想起了玛丽-法郎士·阿兹布鲁克在《不服从》里的观点，即面对不合理的制度，除了违法、造反等暴力途径，“懈怠”也是不服从的一种重要表现。书里提到，“坚持不懈的懒惰也需要决心：要尽全部力量去抵抗社会要求人人工作的命令。”当蹲族、躺族、三和大神等群体开始引起社会注意，也正说明，“不工作”已成为一些人抵抗内卷、修复心灵的选择。
正如日剧《凪的新生活》里，28岁的大岛凪曾经是一个典型的社畜，谨言慎行，不抱怨工作，竭力讨好同事。终于，在一次晕倒住院后，她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她辞了工作，退了房，扔掉所有家具，租住在乡下的一间小房子里，过极简主义的生活。她只带了一床被子过去，日用品选最便宜的，领最低保险金生活，每天精打细算，却在简单的生活中，找到了风平浪静的快乐。
剧中有一个片段让我印象深刻：大岛凪从外头捡回来一个风扇，并精心地给它刷上鲜艳的明黄色颜料。炎炎夏日，这只风扇就像一朵开在室内的向日葵，陪她说话，给她勇气。看来，获得快乐似乎并不难，有充足的闲暇、足够低的欲望，一把旧风扇也可以很珍贵。
但是“退出”这个选项，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是奢侈的。有房贷要付、父母赡养要花钱、子女教育支出水涨船高……每一项都让人对“退出”望而却步，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卷。有调查就显示，上班族们普遍认为，只有存款达到了10万元，才敢裸辞。
去年，我有一个朋友潇洒地选择了裸辞，逃离那个让她身心俱疲的公司，跟凌晨一点还给她打夺命连环call的老板说了再见。她宅在家中，读想看很久的书，补一直没时间追的剧，偶尔参加旅行兴趣小组，和驴友一起爬山玩水。无数次加班赶材料的我，刷到她的朋友圈，都感到满心的羡慕。
但她也跟我说，自己过去工作几年攒了一笔钱，能够支撑一年半载游手好闲的生活。同时，她的父母极度宽容，能够理解她，并放手让她去探索自我。显然，裸辞是有门槛的，需要一定的实力、足够的勇气、亲人的支持。但这几个要素，又有多少人能同时满足呢？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文｜读者：小渔
风起于青萍之末。年前，不知从哪个角落就冒出了公司要进行绩效改革的传闻。一时之间，同事之间开始互相探口风，打听消息的真实性。在茶水间打开水，在楼道等电梯、在食堂打饭菜的间隙，总能听到一些窃窃私语，讨论绩效怎么改、什么时候开始改。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感，笼罩着所有人。
果然，绩效改革的大锤在大家欢欢喜喜地过完年后，终于落了地。简单而言，绩效改革取消了基础绩效，采用按照工作量“计件算分”、“按分算绩效工资”的原则。分给每个部门池子里的钱不变，但每个人拿到手的数量有了较大差别。如果你拿的工资少了，说明必然有人“拿走”了你的部分。
这只锤子打在不同人身上，作用力是不同的。比如我所在的部门业务性质特殊，同一级别的人被指派的工作量大体一致，因此没有感受到改革切肤的阵痛。但与我相熟的其他几个部门的同事却叫苦不迭，怨声载道。他们说，绩效改革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彻底扭转了工作状态，还让职场心态、同事关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比如一个同事说，她亲眼看着一个职场前辈跑到领导面前，问是否能将一个项目交给他做。那是一个又苦又累、没什么营养的常规性差事。放在过去，大家一般都心照不宣地假装不闻不问，避之唯恐不及。如今，同事们却像被集体赶入了丛林里的野兽，这里闻闻，那里嗅嗅，抓紧时间抢占地盘和资源。
同事说，她看着那位前辈，就像看着一只饥饿的狮子，对着一块不剩多少肉的骨头，还啃得津津有味。一阵寒意从她的脚底冒出，一股脑蹿上了脊背，让她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绩效改革是残酷的，它板着一张严肃的脸，挥舞手中的长鞭，驱策大家使劲向前跑。在这个过程中，想维持好看的吃相就变得比较困难了。前几天下班时在电梯碰到同事，问她去哪儿。她无奈地说下楼吃个饭，之后得回办公室加班——她正费尽心思地研究有哪些新项目，手上还有一摞资料要看。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农业的内卷化》中，用爪哇岛为例，生动形象地讲述了“内卷”的概念。爪哇岛位于印度尼西亚，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海岛。在资源有限，人口又不断增长的压力下，勤奋的爪哇人民不断增加在每一亩土地上投放的劳动力，精耕细作，却未能得到与之匹配的农业产出。
农业的内卷化的概念引申到今日的职场，指代的是一种不正常的白热化竞争。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人们只能在一个系统中内耗，不断提高工作时长与强度，并在不必要的事情上耗费大量精力，找不到职业的价值与意义。
有媒体曾在网上发起过一项职场内卷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程度上感受到职场内卷的受访者竟超过了96%。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工作重复无意义、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加班严重是职场内卷中最常见的现象。我的同事就抱怨，工作强度高了不少，但大家争来争去，体现在工资上也就一两千块的差别，挺没劲的。
事实上，绩效考核并不见得都不好，毕竟这体现了多劳多得和奖勤罚懒的初衷。一个兢兢业业的职场“老黄牛”和只会甩锅的“摸鱼族”，待遇当然要有所区分。但是，当绩效考核到达某种极致，对人的负面压迫高于正向激励时，它的味道就变质了。
比如，在内卷重灾区的互联网行业，KPI、OKR等耳熟能详的绩效考核制度，让无数大厂社畜不得不接受“996”常态化，生活被工作无情绑架。我们单位的绩效改革已经算温和了，因为绩效只是影响工资多寡。在某些实行末尾淘汰制的企业，绩效改革直接决定饭碗和生存。大家可不得铆足了劲，让自己卷起来么？
为什么绩效考核就像洪水猛兽，让人既畏惧又无法不在意？首先，直接原因是绩效与钱袋子、晋升通道绑定了，而且这种绑定是单一的。在高度内卷化的职场中，人们疲于奔命，鲜少有人还有精力去从事副业，因此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
绩效高，不仅意味着当前收入更可观，也意味着晋升的可能性更大，未来的收入预期也更高。因此，人们又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绩效这片贫瘠的土壤中，希望能再多种出几斤米来。这是一个不断变本加厉的死循环，无数人在这一亩三分田中绕来绕去，像走不出去的迷宫。
薛兆丰曾经说，“让你996的不是你的老板，而是其他愿意996的人。”只要生活在人群当中，人似乎就永远逃不开同辈压力。读书时，每次月考放榜，学校便在公告栏里贴一张大红纸，按照分数依次往下排。工作后，绩效考核就像每月的放榜时刻。大家盯着工资条上浮动的数字，有人喜笑颜开，就有人愁云惨淡。
吊车尾的感觉，永远是令人不舒服的。在自然界，跑得最慢的羊，似乎都能嗅到狮子在身后张开血盆大口的危险气息。即使经过这么多年的自然进化，“恐惧落后于人”依然深深地写在人类的基因里，时刻在耳边提醒着，“太慢了”，“跑快点”，“再快点”……
面对内卷化的职场，要么顽强加入，要么选择退出，似乎很难找到第三个通道。前阵子，有媒体报道了“城市蹲族”，引发许多讨论。“城市蹲族”大多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家庭出身也不错，但却选择宅在家里。他们控制自己的消费，维持低欲望的生活，打零工一两个月，赚够了钱就辞职，继续家里蹲。
这让我想起了玛丽-法郎士·阿兹布鲁克在《不服从》里的观点，即面对不合理的制度，除了违法、造反等暴力途径，“懈怠”也是不服从的一种重要表现。书里提到，“坚持不懈的懒惰也需要决心：要尽全部力量去抵抗社会要求人人工作的命令。”当蹲族、躺族、三和大神等群体开始引起社会注意，也正说明，“不工作”已成为一些人抵抗内卷、修复心灵的选择。
正如日剧《凪的新生活》里，28岁的大岛凪曾经是一个典型的社畜，谨言慎行，不抱怨工作，竭力讨好同事。终于，在一次晕倒住院后，她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她辞了工作，退了房，扔掉所有家具，租住在乡下的一间小房子里，过极简主义的生活。她只带了一床被子过去，日用品选最便宜的，领最低保险金生活，每天精打细算，却在简单的生活中，找到了风平浪静的快乐。
剧中有一个片段让我印象深刻：大岛凪从外头捡回来一个风扇，并精心地给它刷上鲜艳的明黄色颜料。炎炎夏日，这只风扇就像一朵开在室内的向日葵，陪她说话，给她勇气。看来，获得快乐似乎并不难，有充足的闲暇、足够低的欲望，一把旧风扇也可以很珍贵。
但是“退出”这个选项，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是奢侈的。有房贷要付、父母赡养要花钱、子女教育支出水涨船高……每一项都让人对“退出”望而却步，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卷。有调查就显示，上班族们普遍认为，只有存款达到了10万元，才敢裸辞。
去年，我有一个朋友潇洒地选择了裸辞，逃离那个让她身心俱疲的公司，跟凌晨一点还给她打夺命连环call的老板说了再见。她宅在家中，读想看很久的书，补一直没时间追的剧，偶尔参加旅行兴趣小组，和驴友一起爬山玩水。无数次加班赶材料的我，刷到她的朋友圈，都感到满心的羡慕。
但她也跟我说，自己过去工作几年攒了一笔钱，能够支撑一年半载游手好闲的生活。同时，她的父母极度宽容，能够理解她，并放手让她去探索自我。显然，裸辞是有门槛的，需要一定的实力、足够的勇气、亲人的支持。但这几个要素，又有多少人能同时满足呢？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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