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祖在觅罪了不可得的当下，二祖就顺著三祖的心意说，为你忏好罪了。达摩祖师来了以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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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禅宗的忏罪法门

二祖传法给三祖，却没有初祖对他那么严厉。（《指月录》卷四）

『祖遂造少室，逮得法，至北齐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来设礼而问祖曰：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祖曰：将罪来与汝忏。士良久曰：觅罪了不可得。祖曰：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见和尚，已知是僧，未审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祖深器之，即为剃发。曰：是吾宝也，宜名僧璨。』

二祖向初祖求“安心”，而三祖向二祖是求“安身”。

依佛法来讲，身体上的病，是由“业力”所生。业通三世因果，所以有先天的五官不全，身体的残疾与怪病等。“业”由“心”造，而身没有离开心，因此，心物是一体的两面，也就是心物一元。可是，佛法特重于心，以心为根本，心转，物亦随之转。如要治身，不如治心。三祖在悟到罪性无自性以后，一切病症，都渐渐的痊愈了。

三祖要二祖忏罪时，他体会良久，悟到罪性如幻，跟心一样，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这是般若（智慧）的观照。学佛学禅，讲究的是智慧的解脱，所以才有唯“智”能度的说法。

三祖在觅罪了不可得的当下，二祖就顺著三祖的心意说，为你忏好罪了。在此，我们必须注意一点，一切罪业，一切因果虽然如幻，但在幻化过程当中，使我们有真实的感受，既然有真实的感受，我们怎么可以不怕呢？！如果在证到罪性是“空”的时候，应该要乘悟并销，所谓“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如果只是在意识上认为罪性是“空无”的，而随随便便，马马虎虎，认为就是“禅”，一切不在乎，认为就是“解脱”，这绝对不是“禅”的道理。

佛、法、僧在现象的作用上说，分为三个，故称三宝。二祖要三祖宜依“佛、法、僧住”的时候，三祖说：我现在见到你，知道是僧，但不知道什么是佛？什么是法？二祖说：心就是佛，心就是法，佛、法合起来就是僧。三祖顿时悟入“一心三宝”。二祖非常器重他，就与他剃度，是为三祖，并赐名僧璨。

见微知著

三祖来见二祖的时候，是一位在家人（居士），并不讲出他的姓名与来历。从这一点，去探索自初祖至于二、三祖之间，当时社会的形态，变乱太大，再配合上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等，就可以找出一条“文化发展史”的正确方向。而一般研究中国文化发展史，往往只走独条道路，并不配合这些因素来研究。

当时的佛学，偏重于“义理”的阐述，因此造成很多佛学的学阀，自以为是。达摩祖师来了以后，提倡脱掉学术的外衣，直指“心性”，做实证的工夫，这在当时，犯了很大的忌讳。初祖被毒，二祖被害，皆种因于此。后来三祖四祖，为了避国难或教难，干脆把真实姓名隐去了。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发展史，关于这一点，应该加以注意。

李长者的奇遇

由于三祖隐姓埋名，使我想起一个故事。

唐代有一位注“华严经”的李长者，只知他是唐代宗室，或是一位世子。唐代在高宗以后，政治非常纷乱，尤其武则天杀唐李氏后裔，使李家后代，大都逃亡流落于他方。《华严经》是佛学里头一部大经典，共有八十卷。有人说：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李长者国为不见容于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所以就发心修道。他想注解《华严经》，便背着一部《华严经》及笔墨用具，往深山里去。在山中转了很久，都找不到适当的地方。只见一只白额吊睛大虫，从山前在一纵跳到他的身边，匍匐在地，像一只狗见到主人一样，竖着尾巴直摇。他看到这种情形，晓得是神迹出现，就上前拍拍老虎的头说：我发心注解《华严经》，请你帮我忙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好吗？说著就骑上虎背，老虎驮着他跑过好几个山头，最后找到一个山洞，他就在此洞作注解的工作。据说，他由于太专心的缘故，把时间都忘记了，到了晚上，洞中就放光，因此他可以不分昼夜的工作。而吃饭的时候，有两位天女为他送饭，并且随时补充必需要的用品。

这些奇异的事情，听起来好像很迷信，然而也是很真实的。李长者注完了《华严经》，把稿子留下，人便不知所终了。这一部《华严经》注解，影响后代研究《华严经》的思想很大。李长者这种作风，说明了两点：第一：是受隐士思想的影响，第二：是回避政治上的恩怨。而三祖的情形，可能与李长者同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