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纷繁复杂煎熬，充满竞争诱惑的社会，人们总是企盼没有的，却忘了当下现成的；苦苦追求渺茫遥远的，却无视眼前身边的，就会带来一件件焦虑着承受扰人闹心的痛苦，就会失去一次次微笑着感受人生喜悦的机会。境由心生，心随境转，由心做主，真正在现实生活中，心情好不好，是心左右，其实，不必羡慕别人，不要轻贱自己，在茫茫人海里，凡人都是舵手， 自己开自己的船，无人可替代，必须自己掌舵。安然的，过自已喜欢过的日子，就是最好的日子，悠然的，活自己喜欢的活法，就是最好的活法！
【遇到陌生人和你说话，怎么办？】 老师平时灌输安全意识方面的知识是应该的，但社会比较复杂，骗子很狡猾，大人有时也很难区分，况且孩子这么小。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家长，给孩子灌输“不要轻易听陌生人话”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幼儿园和家长要把好接送孩子这道关，这样孩子才能得到安全保障。[蛋糕]#幼升小学堂# https://t.cn/EL42N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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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絕倫／智慧美文（書蟲僻好版，娛乐者勿入）
萨特（法國）
文学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
没有为自己写作这一回事：如果有人这样做，他必将遭到最惨的失败；人们在把自己的情感倾泻到纸上去的时候，充其量只不过使这些情感得到一种软弱无力的延伸而已。
创作行为只不过是（一部作品的生产过程中）一个不完备的、抽象的瞬间；如果世上只有作者一个人，他尽可以爱写多少就写多少，但是作品作为对象，永远不会问世，于是作者必定会搁笔或陷于绝望。
但是在写作行动里包含着阅读行动，后者与前者辩证地相互依存，这两个相关联的行为需要两个不同的施动者。精神产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像出来的对象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现。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
阅读确实好像是知觉和创造的综合；阅读既确定主体的本质性，又确定对象的本质性；对象具有本质性，因为它不折不扣地具有超越性，因为它把它自身的结构强加于人，因为人们应该期待它、观察它；但是主体也是有本质性的，因为它不仅是为揭示对象所必需的，而且是为这一对象绝对地是它那个样子所必需的。
简单地说，读者意识到自己既在揭示又在创造，在创造过程中进行揭示，在揭示过程中进行创造。确实不应该认为阅读是一项机械性的行动，认为它像照相底版感光那样受符号的感应。如果读者分心、疲乏、愚笨、漫不经心，他就会漏掉书里的大部分关系，他就不能使对象“站”起来。
由于主动性是为了更好地创造对象而把自己变成被动的，相应地被动性就变成行动，读书的人就上升到最大的高度。所以人们会看到一些出名铁石心肠的人在读到臆想出来的不幸遭遇时会掉下眼泪；他们在这个瞬间已变成他们本来会成为的那种人——如果他们不是把毕生精力都用来对自己掩盖他们的自由的话。
因此，作家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他只有得到这个自由才能使他的作品存在。但是他不能局限于此，他还要求读者们把他给与他们的信任再归还给他，要求他们承认他的创造自由，要求他们通过一项对称的、方向相反的回应来吁请他的自由。这里确实出现了阅读过程中的另一个辩证矛盾：我们越是感到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就越承认别人的自由；别人要求于我们越多，我们要求于他们的就越多。
当我欣赏一处风景的时候，我很明白不是我创造出这处风景来的，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没有我，树木、绿叶、土地、芳草之间在我眼前建立起来的关系就完全不能存在。对于我在色调的配合、在风中的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和谐之中发现的表面上的符合目的性，我很清楚我不能说明它的理由。然而这一表面上的符合目的性是存在的，而且归根结底，只有当存有已经在那儿的时候，我才能使它有；不过，即使我相信上帝，我也不能在神的普遍关注与我观瞻的特殊景色之间确立任何过渡关系，除非是一种纯粹字面上的过渡关系：
如果有人说上帝为使我喜悦而创造风景，或者说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使得我能在风景中感到喜悦，那就是把问题当作答案了。这个蓝色和这个绿色的和谐配合是否有意安排的？我又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神明无所不在这一观念并不能保证在每件个别事情上都体现这个神明的意图；特别是在上面举的例子里，既然草的绿色可以用生理规律、特殊恒量和地缘决定论来苛刻的承认，而另一方面审美快感因其本身是以一种价值的形式被知觉的，它就包括对别人提出的一项绝对要求：要求任何人，就其是自由而言，在读同一部作品的时候产生同样的快感。
就这样，全人类带着它最高限度的自由都在场了，全人类支撑着一个世界的存有，这个世界既是它的世界又是“外部”世界。在审美喜悦里，位置意识是对于世界整体的意象意识，这个世界同时既作为存有又作为应当存有，既作为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又作为完全异己的，而且它越是异己就越属于我们。非位置意识确实包罗人们的自由的和谐整体，在这里这种和谐整体既是一种普遍信任又是一项普遍要求的对象。
因此，写作既是揭示世界又是把世界当作任务提供给读者。写作是求助于别人的意识以便使自己被承认为对于存有的总汇而言是本质性的东西；写作就是通过其他人为媒介而体验这一本质性，但是，由于另一方面现实世界只是显示在行动中，由于人们只能在为了改变它而超越它的时候才感到自己置身于世界之中，小说家的天地就会缺乏厚度，如果人们不是在一个超越它的行动中去发现它的话。
人们经常注意到这一点：一个故事中的一个物件的存在密度并非来自人们对它所做的描述的次数和长度，而是来自它与不同人物的联系的复杂性；物件越被人物摆弄，被拿起来又放下来，简括地说它越是被人物为达到他们自身的目的而超越，它就越显得真实。
小说世界，即物和人的存有的总汇，正是如此：为了使得这一世界具有最大密度，那就必须让读者藉以发现它的这个“揭示—创造”过程也是想象当中的投入行动过程；换句话说，人们越对改变它感到兴味，它就越显得生动。
现实主义的谬误在于它曾经相信，只要用心观察，现实就会展现出来，因此人们可以对现实做出公正的描绘。这又怎么可能呢，既然连知觉本身都是不公正的，既然只消人们叫出对象的名字，人们就改变了这个对象？再者，作家既然意欲自己对于世界而言具有本质性，他又怎么能意欲自己对于这个世界包藏的种种非正义行为而言也具有本质性呢？然而他却必定是这样的：只不过，如果说他同意做非正义行为的创造者，那只是在一个为消灭非正义行为而超越它们的过程中同意这么做罢了。
至于正在阅读的我，如果我创造一个非正义的世界并维持它的存在，我就不能不使自己对之负责。而作者的全部艺术迫使我创造他揭示的东西，也就是说把我牵连进去。现在是我们俩承担着整个世界的责任。正因为这个世界由我们俩的自由合力支撑，因为作者企图通过我的媒介把这个世界归入人间，那么这个世界就必须真正以它自己的本来面目，以它最深部的原型状态出现，它就必须受到一个自由的贯穿与支持，而这个自由要以人的自由为目的。
如果这个世界不真正是它应该成为的目的的归宿，至少它必须是通向这个目的的归宿的一个阶段，简单说，它必须是一个生成，人们必须始终把它不是当作压在我们身上的庞然大物来看待、介绍，而是从它是为通向这个目的的归宿而作的超越努力这个观点来看待、介绍它；不管作品描绘的人类有多恶毒，绝望，作品也必须有一种豪迈的神情。
当然不是说这一豪情应该由旨在感化人的说教或由敦品励行的人物来体现，它甚至不应该是蓄意安排的，而且千真万确人们带着善良的感情是写不出好书来的。但是这个豪情应该是书的经纬，应该是人与物从中受型的原材料：不管写什么题材，一种本质性的轻盈应该无所不在，提醒人们作品从来不是一个天生的已知数，而是一个要求，一个奉献。如果人们把这个世界连同它的非正义行为一起给了我，这不是为了让我冷漠地端详这些非正义行为，而是为了让我用自己的愤怒使它们活跃起来，让我去揭露它们，创造它们，让我连同它们作为非正义行为、即作为应被取缔的弊端的本性一块儿去揭露并创造它们。
因此，作家的世界只有当读者予以审查，对之表示赞赏、愤怒的时候才能显示它的全部深度；而豪迈的爱情便是宣誓要维持现状，豪迈的愤怒是宣誓要改变现状，赞赏则是宣誓要模仿现状；虽然文学是一回事，道德是另一回事，我们还是能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到道德命令。
因为，既然写作者由于他不辞劳苦去从事写作，他就承认了他的读者们的自由，既然新闻记者者光凭他打开书本这一件事，他就承认了作家的自由，所以不管人们从哪个角度去看待艺术品，后者总是一个对于人们的自由表示信任的行为。既然读者们和作者一样之所以承认这个自由只是为了要求它显示自身，对作品就可以这样下定义：在世界要求人的自由的意义上，作品以想象方式介绍世界。
由此，首先可以推导：没有黑色文学，因为不管人们用多么阴暗的颜色去描绘世界，人们描绘世界是为了一些自由的人能在它面前感到自己的自由。因此只有好的或坏的小说。坏小说是这样一种小说，它旨在奉承阿谀，献媚取宠，而好小说是一项要求，一个表示信任的行为。
当作家在为实现个别的自由之间的协调而向它们介绍世界的时候，他只能从唯一的角度出发，即认为这是一个有待于人们愈益用自己的自由去浸透的世界。不能设想，为作家引起的这一连串豪情是被用来核准一个非正义行为的，也不能设想，如果一部作品赞同、接受人奴役人的现象，或者只是不去谴责这一现象，读者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还会享用自己的自由。
人们可以想象，一个美国黑人会写出一部好小说，即使整本书都流露出对白人的仇恨。这是因为，通过这个仇恨，作者要求得到的只是他的种族的自由。由于他吁请我也采取豪迈的态度，当我作为纯粹自由感知自己的时候，我就不能容忍人家把我与一个压迫人的种族等同起来。因此我在反对白种人，并在我是白种人的一员这个意义上反对我自己的时候，我便向所有的自由发出号召，要求它们去争取有色人种的解放。然而任何时候也没有人会假设人们可以写出一部颂扬反犹太主义的好小说。因为当我感知自己的自由是与所有其他人的自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人们不能要求我使用这个自由去赞同对他们其中某些人的奴役。因此，不管作家写的是随笔、抨击文章、讽刺作品还是小说，不管他只谈论个人的情感还是攻击社会制度，作家作为自由人诉诸另一些自由人，他只有一个题材：自由。
因此，任何奴役他的读者们的企图都威胁着作家的艺术本身。对于一个铁匠来说，法西斯主义将要损害的是他作为一个人的生活，但不一定损害他的职业；对于一个作家，他的生活和职业都将受到损害，而且后者受到的损害更甚于前者。我见过一些作者，他们在战前衷心祝愿法西斯主义来临，然而正当纳粹使他们备享尊荣的时候，他们却写不出作品来了。
我特别想到特里欧·拉罗舍尔：他弄错了，但他是诚恳的，他证明了这一点。他答应去领导一家有背景的杂志。头几个月他申斥、责备、教训他的同胞们。谁也不回答他：因为人们不再有回答的自由。他因此恼火，他不再感觉到自己的读者们了，他显得更加恳切、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信号证明他已被理解。既无仇恨、也无愤怒的信号：什么也没有。他不知所措，愈益不安，他辛酸地向德国人诉苦：他的文章曾经趾高气扬，现在变得满纸牢骚；最后他落到顿足捶胸的地步：仍旧没有回音，除非来自他蔑视的那帮卖身求荣的新闻记者那里。他提出辞呈，然后又收回去，继续发表议论，但是总像在沙漠里一样，没有人听他。最后他闭嘴了，是其他人的沉默堵住了他的嘴。他曾要求奴役其他人，但是在他疯狂的头脑里，他必定想像这一奴役是自愿接受的，仍是自由的；奴役果然来到了；他作为人对之满怀喜悦，但是作为作家他忍受不了。
正是这个时候，另一些人——幸亏他们是大多数——才懂得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能为奴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当一方受到威胁的时候，另一方也不能幸免。用笔杆子来保卫它们还不够，有朝一日笔杆子被迫搁置，那个时候作家就有必要拿起武器。因此，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
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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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法國）
文学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
没有为自己写作这一回事：如果有人这样做，他必将遭到最惨的失败；人们在把自己的情感倾泻到纸上去的时候，充其量只不过使这些情感得到一种软弱无力的延伸而已。
创作行为只不过是（一部作品的生产过程中）一个不完备的、抽象的瞬间；如果世上只有作者一个人，他尽可以爱写多少就写多少，但是作品作为对象，永远不会问世，于是作者必定会搁笔或陷于绝望。
但是在写作行动里包含着阅读行动，后者与前者辩证地相互依存，这两个相关联的行为需要两个不同的施动者。精神产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像出来的对象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现。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
阅读确实好像是知觉和创造的综合；阅读既确定主体的本质性，又确定对象的本质性；对象具有本质性，因为它不折不扣地具有超越性，因为它把它自身的结构强加于人，因为人们应该期待它、观察它；但是主体也是有本质性的，因为它不仅是为揭示对象所必需的，而且是为这一对象绝对地是它那个样子所必需的。
简单地说，读者意识到自己既在揭示又在创造，在创造过程中进行揭示，在揭示过程中进行创造。确实不应该认为阅读是一项机械性的行动，认为它像照相底版感光那样受符号的感应。如果读者分心、疲乏、愚笨、漫不经心，他就会漏掉书里的大部分关系，他就不能使对象“站”起来。
由于主动性是为了更好地创造对象而把自己变成被动的，相应地被动性就变成行动，读书的人就上升到最大的高度。所以人们会看到一些出名铁石心肠的人在读到臆想出来的不幸遭遇时会掉下眼泪；他们在这个瞬间已变成他们本来会成为的那种人——如果他们不是把毕生精力都用来对自己掩盖他们的自由的话。
因此，作家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他只有得到这个自由才能使他的作品存在。但是他不能局限于此，他还要求读者们把他给与他们的信任再归还给他，要求他们承认他的创造自由，要求他们通过一项对称的、方向相反的回应来吁请他的自由。这里确实出现了阅读过程中的另一个辩证矛盾：我们越是感到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就越承认别人的自由；别人要求于我们越多，我们要求于他们的就越多。
当我欣赏一处风景的时候，我很明白不是我创造出这处风景来的，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没有我，树木、绿叶、土地、芳草之间在我眼前建立起来的关系就完全不能存在。对于我在色调的配合、在风中的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和谐之中发现的表面上的符合目的性，我很清楚我不能说明它的理由。然而这一表面上的符合目的性是存在的，而且归根结底，只有当存有已经在那儿的时候，我才能使它有；不过，即使我相信上帝，我也不能在神的普遍关注与我观瞻的特殊景色之间确立任何过渡关系，除非是一种纯粹字面上的过渡关系：
如果有人说上帝为使我喜悦而创造风景，或者说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使得我能在风景中感到喜悦，那就是把问题当作答案了。这个蓝色和这个绿色的和谐配合是否有意安排的？我又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神明无所不在这一观念并不能保证在每件个别事情上都体现这个神明的意图；特别是在上面举的例子里，既然草的绿色可以用生理规律、特殊恒量和地缘决定论来苛刻的承认，而另一方面审美快感因其本身是以一种价值的形式被知觉的，它就包括对别人提出的一项绝对要求：要求任何人，就其是自由而言，在读同一部作品的时候产生同样的快感。
就这样，全人类带着它最高限度的自由都在场了，全人类支撑着一个世界的存有，这个世界既是它的世界又是“外部”世界。在审美喜悦里，位置意识是对于世界整体的意象意识，这个世界同时既作为存有又作为应当存有，既作为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又作为完全异己的，而且它越是异己就越属于我们。非位置意识确实包罗人们的自由的和谐整体，在这里这种和谐整体既是一种普遍信任又是一项普遍要求的对象。
因此，写作既是揭示世界又是把世界当作任务提供给读者。写作是求助于别人的意识以便使自己被承认为对于存有的总汇而言是本质性的东西；写作就是通过其他人为媒介而体验这一本质性，但是，由于另一方面现实世界只是显示在行动中，由于人们只能在为了改变它而超越它的时候才感到自己置身于世界之中，小说家的天地就会缺乏厚度，如果人们不是在一个超越它的行动中去发现它的话。
人们经常注意到这一点：一个故事中的一个物件的存在密度并非来自人们对它所做的描述的次数和长度，而是来自它与不同人物的联系的复杂性；物件越被人物摆弄，被拿起来又放下来，简括地说它越是被人物为达到他们自身的目的而超越，它就越显得真实。
小说世界，即物和人的存有的总汇，正是如此：为了使得这一世界具有最大密度，那就必须让读者藉以发现它的这个“揭示—创造”过程也是想象当中的投入行动过程；换句话说，人们越对改变它感到兴味，它就越显得生动。
现实主义的谬误在于它曾经相信，只要用心观察，现实就会展现出来，因此人们可以对现实做出公正的描绘。这又怎么可能呢，既然连知觉本身都是不公正的，既然只消人们叫出对象的名字，人们就改变了这个对象？再者，作家既然意欲自己对于世界而言具有本质性，他又怎么能意欲自己对于这个世界包藏的种种非正义行为而言也具有本质性呢？然而他却必定是这样的：只不过，如果说他同意做非正义行为的创造者，那只是在一个为消灭非正义行为而超越它们的过程中同意这么做罢了。
至于正在阅读的我，如果我创造一个非正义的世界并维持它的存在，我就不能不使自己对之负责。而作者的全部艺术迫使我创造他揭示的东西，也就是说把我牵连进去。现在是我们俩承担着整个世界的责任。正因为这个世界由我们俩的自由合力支撑，因为作者企图通过我的媒介把这个世界归入人间，那么这个世界就必须真正以它自己的本来面目，以它最深部的原型状态出现，它就必须受到一个自由的贯穿与支持，而这个自由要以人的自由为目的。
如果这个世界不真正是它应该成为的目的的归宿，至少它必须是通向这个目的的归宿的一个阶段，简单说，它必须是一个生成，人们必须始终把它不是当作压在我们身上的庞然大物来看待、介绍，而是从它是为通向这个目的的归宿而作的超越努力这个观点来看待、介绍它；不管作品描绘的人类有多恶毒，绝望，作品也必须有一种豪迈的神情。
当然不是说这一豪情应该由旨在感化人的说教或由敦品励行的人物来体现，它甚至不应该是蓄意安排的，而且千真万确人们带着善良的感情是写不出好书来的。但是这个豪情应该是书的经纬，应该是人与物从中受型的原材料：不管写什么题材，一种本质性的轻盈应该无所不在，提醒人们作品从来不是一个天生的已知数，而是一个要求，一个奉献。如果人们把这个世界连同它的非正义行为一起给了我，这不是为了让我冷漠地端详这些非正义行为，而是为了让我用自己的愤怒使它们活跃起来，让我去揭露它们，创造它们，让我连同它们作为非正义行为、即作为应被取缔的弊端的本性一块儿去揭露并创造它们。
因此，作家的世界只有当读者予以审查，对之表示赞赏、愤怒的时候才能显示它的全部深度；而豪迈的爱情便是宣誓要维持现状，豪迈的愤怒是宣誓要改变现状，赞赏则是宣誓要模仿现状；虽然文学是一回事，道德是另一回事，我们还是能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到道德命令。
因为，既然写作者由于他不辞劳苦去从事写作，他就承认了他的读者们的自由，既然新闻记者者光凭他打开书本这一件事，他就承认了作家的自由，所以不管人们从哪个角度去看待艺术品，后者总是一个对于人们的自由表示信任的行为。既然读者们和作者一样之所以承认这个自由只是为了要求它显示自身，对作品就可以这样下定义：在世界要求人的自由的意义上，作品以想象方式介绍世界。
由此，首先可以推导：没有黑色文学，因为不管人们用多么阴暗的颜色去描绘世界，人们描绘世界是为了一些自由的人能在它面前感到自己的自由。因此只有好的或坏的小说。坏小说是这样一种小说，它旨在奉承阿谀，献媚取宠，而好小说是一项要求，一个表示信任的行为。
当作家在为实现个别的自由之间的协调而向它们介绍世界的时候，他只能从唯一的角度出发，即认为这是一个有待于人们愈益用自己的自由去浸透的世界。不能设想，为作家引起的这一连串豪情是被用来核准一个非正义行为的，也不能设想，如果一部作品赞同、接受人奴役人的现象，或者只是不去谴责这一现象，读者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还会享用自己的自由。
人们可以想象，一个美国黑人会写出一部好小说，即使整本书都流露出对白人的仇恨。这是因为，通过这个仇恨，作者要求得到的只是他的种族的自由。由于他吁请我也采取豪迈的态度，当我作为纯粹自由感知自己的时候，我就不能容忍人家把我与一个压迫人的种族等同起来。因此我在反对白种人，并在我是白种人的一员这个意义上反对我自己的时候，我便向所有的自由发出号召，要求它们去争取有色人种的解放。然而任何时候也没有人会假设人们可以写出一部颂扬反犹太主义的好小说。因为当我感知自己的自由是与所有其他人的自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人们不能要求我使用这个自由去赞同对他们其中某些人的奴役。因此，不管作家写的是随笔、抨击文章、讽刺作品还是小说，不管他只谈论个人的情感还是攻击社会制度，作家作为自由人诉诸另一些自由人，他只有一个题材：自由。
因此，任何奴役他的读者们的企图都威胁着作家的艺术本身。对于一个铁匠来说，法西斯主义将要损害的是他作为一个人的生活，但不一定损害他的职业；对于一个作家，他的生活和职业都将受到损害，而且后者受到的损害更甚于前者。我见过一些作者，他们在战前衷心祝愿法西斯主义来临，然而正当纳粹使他们备享尊荣的时候，他们却写不出作品来了。
我特别想到特里欧·拉罗舍尔：他弄错了，但他是诚恳的，他证明了这一点。他答应去领导一家有背景的杂志。头几个月他申斥、责备、教训他的同胞们。谁也不回答他：因为人们不再有回答的自由。他因此恼火，他不再感觉到自己的读者们了，他显得更加恳切、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信号证明他已被理解。既无仇恨、也无愤怒的信号：什么也没有。他不知所措，愈益不安，他辛酸地向德国人诉苦：他的文章曾经趾高气扬，现在变得满纸牢骚；最后他落到顿足捶胸的地步：仍旧没有回音，除非来自他蔑视的那帮卖身求荣的新闻记者那里。他提出辞呈，然后又收回去，继续发表议论，但是总像在沙漠里一样，没有人听他。最后他闭嘴了，是其他人的沉默堵住了他的嘴。他曾要求奴役其他人，但是在他疯狂的头脑里，他必定想像这一奴役是自愿接受的，仍是自由的；奴役果然来到了；他作为人对之满怀喜悦，但是作为作家他忍受不了。
正是这个时候，另一些人——幸亏他们是大多数——才懂得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能为奴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当一方受到威胁的时候，另一方也不能幸免。用笔杆子来保卫它们还不够，有朝一日笔杆子被迫搁置，那个时候作家就有必要拿起武器。因此，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
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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