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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加班中。今天又有一个Offer,这个Case不是开的最高的一个，但能成功我真的很开心，前后延续了一个多月。最终定薪阶段客户方给的薪资税前不到60万，而候选人本身固定薪资加上劳务费已经有60多万，只是1/3劳务费无法提供正常流水。客户方薪酬部门对此并不认可。和候选人讨论这个情况，候选人表示不太能接受，想要70万左右。于是我告诉客户方HR：该候选人低于70万不会考虑。并且同类型目标公司市场上人才基本已经看完，暂无更加合适人选，即使后期有新发现，流程走下来也要耗费几个月。然后老板也一起影响了很多。最后客户方重新出了薪资方案，开了71万的Offer，候选人最终也欣然接受。
现在做乙方很惨，所以这次没由任性甲方来决断，为候选人争取到想要的结果，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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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已有10名重量级药企高管离职】
应该说，陈文德的离任，以及边欣的继任，这两件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也在两个不同的维度上展现出了如今中国医药行业中，高级职业经理人的流动轨迹。对于跨国药企高管转战本土企业来说，水土不服或许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重返外资药企两年半之后，行业知名经理人陈文德再次做出离开的决定，只是目前暂未透露新的去向。而接替他的，则是此前不久从百济神州离职的首席商务官边欣。
2016年10月10日，陈文德正式由一名独立咨询专家和投资顾问，接替原罗氏中国VP罗永庆，转而担任上海罗氏制药企业事务和市场准入及渠道管理副总裁。迄今三十几年的医药行业生涯中，陈文德的履历相当丰富：其在安徽省一家公立医院拥有7年的儿科医生的工作经验，在医药行业中则有长达二十余年的经验，其中既包括辉瑞、阿斯利康、罗氏这样的外资药企，也包括绿叶制药、海正药业这样的本土企业；所负责的范围也包括众多治疗领域，以及从销售、渠道管理到公共政策、药品注册等多项职能。
而接任陈文德的边欣职业履历则稍显得有些不同。在此之前，边欣最重要的职业经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在外资药企西安杨森的13年。这段工作经历中，其从肿瘤医学事务经理开始不断晋升，最终至西安杨森副总裁、创新产品事业部负责人；而第二段，则是在本土生物医药新贵百济神州不到一年的工作时间，在此期间边欣以首席商务官的身份，负责百济神州市场部、新产品上市、商业模式创新与战略等部门的工作。
应该说，陈文德的离任，以及边欣的继任，这两件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也在两个不同的维度上展现出了如今中国医药行业中，高级职业经理人的流动轨迹。在国家高度鼓励医药创新以及医药研发、生产、销售日益呈现全球化趋势的当下，跨国药企向本土药企的人才流动愈加频繁。
1.高管离职潮已现
很显然，陈文德不是2019年第一个从跨国药企离职的明星人物，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至今，至少已经有10位药企重量级高管从原公司离职，转而向外部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2019年已离职的重量级药企高管
其中，除了此次接任陈文德的边欣，以及履新18天后即从哈药辞职的刘帮民两人此前所属的公司不能被定义为跨国药企之外，其余九人均是从跨国药企的重要岗位上离开。而除了陈文德及GSK原中国副总裁、呼吸业务部负责人高嵩两人的去向暂未明确之外，其余人的新岗位也很快就被公布。
有意思的是，从去向来看，剩下的六人之中，选择继续留在跨国药企的，与选择转向本土药企的，刚好分别为三人，各占一半。
事实上，这也正是当下跨国药企之中人才流动趋势的一个真实写照。一直以来，跨国药企在中国的流动率并不低，但更多的集中于外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相互流动，这些企业组织框架或是文化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有相似之处，因此转换起来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与此同时，跨国药企高管的流动对于公司本身来说有一定影响，但一般并不至于“伤筋动骨”。现任阿斯利康中国副总裁、商业战略和卓越运营部负责人的刘谦此前曾在E药经理人撰文表示，“跨国药企细致的分工、严密的流程和强大的内部支持体系已经把个人的作用压缩，完全能缓冲个别或者一部分高管人员流动的影响。”
但近几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医药企业开始将视线从仿制药转向创新药，国家对于新药研发的扶持政策也愈发明确，大量的人才需求就开始呈现出来，研发、商业化、准入等均是如此。而本土企业能够给予的往往一方面是更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包括但不限于工资、股票、期权等等，另一方面则是新的职业发展机会，对于已经在外资药企中浸淫多年的职业经理人来说，很多时候选择一条新的赛道重新从零开始，这种挑战本身不能不说也是一种乐趣。
2.18个月魔咒仍然存在
史宾沙顾问生命科学亚太地区负责人项行之曾在《创新和全球化趋势下的领导力需求》报告中提及，对于外部人才引进来讲，从入职开始之后的18个月期间，往往需要建立有效的融入计划。
言外之意，如果在18个月中被引进的人才还并不能顺畅的融入到新公司的组织文化、战略计划以及行动方案之中，往往意味着这一跳槽是不成功的。体现在医药行业的人才流动里面，则是难以打破的“18个月魔咒”。
仍然以此次罗氏中国的人士变动为例。拥有丰富行业经验的陈文德尽管只在罗氏中国待了时间不长，但却完成了很多工作，罗氏制药中国总裁周虹在一封信中这样表示：
在罗氏任职的两年半期间，文德在拓展药物准入、大幅提升中国患者对创新药物可及性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017年成功将赫赛汀、美罗华、安维汀和特罗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2018年又推动佐博伏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还将DTP药店模式成功推广到中国超过150个地级市。
但即便如此，陈文德在罗氏工作的时间也仅有两年半。至于为什么选择在此时离开，已经下一站会是哪里，官方并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
而接任的边欣，毫无疑问的是，作为在西安杨森工作了13年的老将，并且最终做到西安杨森副总裁，边欣在行业中是被普遍认可的，周虹的评价是，边欣在跨国与本土企业的丰富经验以及良好的团队管理能力，将为罗氏带来深入的市场洞察。但其在百济神州则只短暂停留了不到一年，如今则是再度回归跨国药企。
更具有代表性的，或许是原朗生医药集团行政总裁刘帮民。尽管此前所任职的朗生医药同样是一家本土企业，但其到哈药集团就任副总经理仅18天后便闪电辞职，其中原由或许更值得深思。
应该说，陈文德的离任，以及边欣的继任，这两件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也在两个不同的维度上展现出了如今中国医药行业中，高级职业经理人的流动轨迹。对于跨国药企高管转战本土企业来说，水土不服或许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重返外资药企两年半之后，行业知名经理人陈文德再次做出离开的决定，只是目前暂未透露新的去向。而接替他的，则是此前不久从百济神州离职的首席商务官边欣。
2016年10月10日，陈文德正式由一名独立咨询专家和投资顾问，接替原罗氏中国VP罗永庆，转而担任上海罗氏制药企业事务和市场准入及渠道管理副总裁。迄今三十几年的医药行业生涯中，陈文德的履历相当丰富：其在安徽省一家公立医院拥有7年的儿科医生的工作经验，在医药行业中则有长达二十余年的经验，其中既包括辉瑞、阿斯利康、罗氏这样的外资药企，也包括绿叶制药、海正药业这样的本土企业；所负责的范围也包括众多治疗领域，以及从销售、渠道管理到公共政策、药品注册等多项职能。
而接任陈文德的边欣职业履历则稍显得有些不同。在此之前，边欣最重要的职业经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在外资药企西安杨森的13年。这段工作经历中，其从肿瘤医学事务经理开始不断晋升，最终至西安杨森副总裁、创新产品事业部负责人；而第二段，则是在本土生物医药新贵百济神州不到一年的工作时间，在此期间边欣以首席商务官的身份，负责百济神州市场部、新产品上市、商业模式创新与战略等部门的工作。
应该说，陈文德的离任，以及边欣的继任，这两件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也在两个不同的维度上展现出了如今中国医药行业中，高级职业经理人的流动轨迹。在国家高度鼓励医药创新以及医药研发、生产、销售日益呈现全球化趋势的当下，跨国药企向本土药企的人才流动愈加频繁。
1.高管离职潮已现
很显然，陈文德不是2019年第一个从跨国药企离职的明星人物，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至今，至少已经有10位药企重量级高管从原公司离职，转而向外部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2019年已离职的重量级药企高管
其中，除了此次接任陈文德的边欣，以及履新18天后即从哈药辞职的刘帮民两人此前所属的公司不能被定义为跨国药企之外，其余九人均是从跨国药企的重要岗位上离开。而除了陈文德及GSK原中国副总裁、呼吸业务部负责人高嵩两人的去向暂未明确之外，其余人的新岗位也很快就被公布。
有意思的是，从去向来看，剩下的六人之中，选择继续留在跨国药企的，与选择转向本土药企的，刚好分别为三人，各占一半。
事实上，这也正是当下跨国药企之中人才流动趋势的一个真实写照。一直以来，跨国药企在中国的流动率并不低，但更多的集中于外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相互流动，这些企业组织框架或是文化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有相似之处，因此转换起来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与此同时，跨国药企高管的流动对于公司本身来说有一定影响，但一般并不至于“伤筋动骨”。现任阿斯利康中国副总裁、商业战略和卓越运营部负责人的刘谦此前曾在E药经理人撰文表示，“跨国药企细致的分工、严密的流程和强大的内部支持体系已经把个人的作用压缩，完全能缓冲个别或者一部分高管人员流动的影响。”
但近几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医药企业开始将视线从仿制药转向创新药，国家对于新药研发的扶持政策也愈发明确，大量的人才需求就开始呈现出来，研发、商业化、准入等均是如此。而本土企业能够给予的往往一方面是更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包括但不限于工资、股票、期权等等，另一方面则是新的职业发展机会，对于已经在外资药企中浸淫多年的职业经理人来说，很多时候选择一条新的赛道重新从零开始，这种挑战本身不能不说也是一种乐趣。
2.18个月魔咒仍然存在
史宾沙顾问生命科学亚太地区负责人项行之曾在《创新和全球化趋势下的领导力需求》报告中提及，对于外部人才引进来讲，从入职开始之后的18个月期间，往往需要建立有效的融入计划。
言外之意，如果在18个月中被引进的人才还并不能顺畅的融入到新公司的组织文化、战略计划以及行动方案之中，往往意味着这一跳槽是不成功的。体现在医药行业的人才流动里面，则是难以打破的“18个月魔咒”。
仍然以此次罗氏中国的人士变动为例。拥有丰富行业经验的陈文德尽管只在罗氏中国待了时间不长，但却完成了很多工作，罗氏制药中国总裁周虹在一封信中这样表示：
在罗氏任职的两年半期间，文德在拓展药物准入、大幅提升中国患者对创新药物可及性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017年成功将赫赛汀、美罗华、安维汀和特罗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2018年又推动佐博伏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还将DTP药店模式成功推广到中国超过150个地级市。
但即便如此，陈文德在罗氏工作的时间也仅有两年半。至于为什么选择在此时离开，已经下一站会是哪里，官方并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
而接任的边欣，毫无疑问的是，作为在西安杨森工作了13年的老将，并且最终做到西安杨森副总裁，边欣在行业中是被普遍认可的，周虹的评价是，边欣在跨国与本土企业的丰富经验以及良好的团队管理能力，将为罗氏带来深入的市场洞察。但其在百济神州则只短暂停留了不到一年，如今则是再度回归跨国药企。
更具有代表性的，或许是原朗生医药集团行政总裁刘帮民。尽管此前所任职的朗生医药同样是一家本土企业，但其到哈药集团就任副总经理仅18天后便闪电辞职，其中原由或许更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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