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好日子，天都是一片天，蔚蓝色也一致，空气海洋味道。哲学问题永远不变：问：你是谁？答：我是胡卫东。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去干什么？答：参加女儿婚礼。（看女儿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职证明）然后又问：你退休了吗？答：我自已在做自己喜欢的事。他说：我也想这样！你通过了！ https://t.cn/RI7nYAL
【新兴市场连续5个月资本流出，创17年来最长外流纪录】“近期，多家跟踪IMF全球经济预测配置全球资产的大型资管机构也开始将资金撤回美国，相应缩减新兴市场投资组合。”一位华尔街大型资管机构资产配置部主管指出。在他看来，如何遏制资本流出所带来的主权债务危机与货币大幅贬值，正成为新兴市场国家急需解决的新挑战。
记者多方了解到，目前越来越多新兴市场国家正通过大幅加息等措施遏制资本流出压力。此外，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央行已动用外汇储备干预汇市稳定本国货币汇率。“但是，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依然无法扭转资本流出趋势。”上述新兴市场投资基金负责人坦言。
详见：https://t.cn/A6asYXKV（21财经）
记者多方了解到，目前越来越多新兴市场国家正通过大幅加息等措施遏制资本流出压力。此外，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央行已动用外汇储备干预汇市稳定本国货币汇率。“但是，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依然无法扭转资本流出趋势。”上述新兴市场投资基金负责人坦言。
详见：https://t.cn/A6asYXKV（21财经）
廖群：我国宏观杠杆率高企的当然性成因
廖群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摘要
国际比较显示我国宏观杠杆率水平总体偏高、企业部门高企，据此市场得出我国企业进而整体债务水平过高的结论。但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企的成因有当然性和非当然性之分；当然性成因当然地，非当然性成因非当然地推高此杠杆率。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企的四大当然性成因为：重经济占比大、储蓄率/投资率高、债权融资主导和经济增长预期强。鉴于这四大当然性成因的存在，宏观杠杆率高估了我国企业进而整体的债务水平；当前放松对宏观杠杆率的要求是明智选择；相比债务规模更应关注资产质量。
引言
我国的国家债务水平问题近10年来成为市场的关注焦点。债务水平是指债务的负担水平，高则债务风险大，否则反之。当前学界和市场采用宏观杠杆率，即债务总额/GDP比率来衡量国家债务水平，并根据我国这一杠杆率高于很多其他经济体的事实，得出我国债务水平过高的结论。
这一结论可靠吗 ？即，我国的宏观杠杆率高于其他国家，就一定说明我国的债务水平高于其他国家吗 ？要回答此问题，必须搞清楚我国宏观杠杆率为何高企，即须深入分析这一杠杆率高企的成因。
数据表明，国际比较，我国总体宏观杠杆率偏高，主要是由于企业部门的宏观杠杆率高企，所以问题归结为我国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高企的成因。
关键在于，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高企的成因，有当然性和非当然性之分。非当然性成因非当然地提高宏观杠杆率，确实推高企业债务水平，但当然性成因当然地推升此杠杆率，并不意味着企业债务水平上升。
本文旨在解析我国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高企的四大当然性成因，表明这些成因当然地推高了我国企业部门进而总体的宏观杠杆率，却不意味着我国企业进而整体的债务水平过高；就是说，宏观杠杆率高估了我国企业进而整体的债务水平。
第一节对我国宏观杠杆率研究的主流观点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并指出其局限性，然后阐述政府关于宏观杠杆率的新政策信号；第二节呈现我国宏观杠杆率的国际比较结果，并指出导致此结果的当然性和非当然性成因；第三节解析四大当然性成因，即重经济占比大、储蓄/投资率高、债权融资主导和经济增长预期强，以及这些成因对宏观杠杆率的涵义；第四节得出启示，即，宏观杠杆率高估了我国企业进而整体的债务水平，因而当前放松对于宏观杠杆率的要求是明智选择，且相比债务规模更应关注资产质量。
一．关于我国宏观杠杆率的主流观点与新政策信号
（一）主流观点及其局限性
国际清算银行（以下简称为BIS）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为IMF）等国际组织2010年左右开始提倡以一国的非金融债务总额（以下简称为债务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为GDP）之比，即债务总额/GDP比率来衡量该国的国家债务水平；债务总额和GDP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即均为名义值。这一比率，市场通常称之为宏观杠杆率。
2012年左右我国的国家债务水平问题开始引起市场关注；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五项重要任务，大幅提高了债务水平问题的关注度，市场关于我国国家债务水平的研究随之不断扩展与深入。基于BIS和IMF的建议，也由于债务总额和GDP数据相对较高的可获性，到目前为止学界和市场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以宏观杠杆率为依据。
相关的研究很多，有影响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为CNBS）李扬、张晓晶等[1]、[2]，中国人民银行金融论坛课题组[3]、中国政科学研究院潘泽清和张斯靓[4]、 任泽平[5]、纪敏[6]、马勇和陈雨露[7]、高瑞东和赵格格[8]、周琼[9]、刘晓光和张杰平[10]、徐忠[11]、曾刚[12]等。现CNBS每季度定期公布我国的国家总体及各宏观经济部门的宏观杠杆率数据，并以此为依据发布我国国家债务水平分析报告[13]；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也不定期地发布此杠杆率的数据及以其为依据的国家债务分析报告[14]。
同时，国际上，BIS和IMF经常发布包括我国在内的部分国家的宏观杠杆率数据以及分析报告及文章[15]、[16]，国际评级机构也不时地据此数据分析与预测我国的债务水平。
国内、外的这些研究发现，我国的宏观杆杆率近10年来上升很快，现国际比较已处于较高水平，尤其是企业部门的宏观杠杆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据此，大部分机构和学者得出我国企业进而整体的债务水平过高的结论。国、内外相比，BIS测算的这一杠杆率数据更高于CNBS的，国际机构对我国债务水平的评估更为负面，国际评级公司穆迪和标准普尔于2017年均认为我国的债务水平已预示着金融危机并据此分别下调了我国的主权信用评级[17]、[18]。
至于以宏观杆杆率衡量国家债务水平合理与否，很多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其中部分指出了其局限性，主要是从债务总额与GDP一个是存量一个是流量和作为偿债测度有其他指标比债务总额更好的角度考虑，但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另有研究者指出与宏观率高度相关的M2/GDP比率分别由于产业结构、通胀传输机制和重经济占比大的原因高估了我国的货币超发程度[19]、[20]、21。
详情链接：https://t.cn/A6asjW8t
廖群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摘要
国际比较显示我国宏观杠杆率水平总体偏高、企业部门高企，据此市场得出我国企业进而整体债务水平过高的结论。但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企的成因有当然性和非当然性之分；当然性成因当然地，非当然性成因非当然地推高此杠杆率。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企的四大当然性成因为：重经济占比大、储蓄率/投资率高、债权融资主导和经济增长预期强。鉴于这四大当然性成因的存在，宏观杠杆率高估了我国企业进而整体的债务水平；当前放松对宏观杠杆率的要求是明智选择；相比债务规模更应关注资产质量。
引言
我国的国家债务水平问题近10年来成为市场的关注焦点。债务水平是指债务的负担水平，高则债务风险大，否则反之。当前学界和市场采用宏观杠杆率，即债务总额/GDP比率来衡量国家债务水平，并根据我国这一杠杆率高于很多其他经济体的事实，得出我国债务水平过高的结论。
这一结论可靠吗 ？即，我国的宏观杠杆率高于其他国家，就一定说明我国的债务水平高于其他国家吗 ？要回答此问题，必须搞清楚我国宏观杠杆率为何高企，即须深入分析这一杠杆率高企的成因。
数据表明，国际比较，我国总体宏观杠杆率偏高，主要是由于企业部门的宏观杠杆率高企，所以问题归结为我国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高企的成因。
关键在于，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高企的成因，有当然性和非当然性之分。非当然性成因非当然地提高宏观杠杆率，确实推高企业债务水平，但当然性成因当然地推升此杠杆率，并不意味着企业债务水平上升。
本文旨在解析我国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高企的四大当然性成因，表明这些成因当然地推高了我国企业部门进而总体的宏观杠杆率，却不意味着我国企业进而整体的债务水平过高；就是说，宏观杠杆率高估了我国企业进而整体的债务水平。
第一节对我国宏观杠杆率研究的主流观点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并指出其局限性，然后阐述政府关于宏观杠杆率的新政策信号；第二节呈现我国宏观杠杆率的国际比较结果，并指出导致此结果的当然性和非当然性成因；第三节解析四大当然性成因，即重经济占比大、储蓄/投资率高、债权融资主导和经济增长预期强，以及这些成因对宏观杠杆率的涵义；第四节得出启示，即，宏观杠杆率高估了我国企业进而整体的债务水平，因而当前放松对于宏观杠杆率的要求是明智选择，且相比债务规模更应关注资产质量。
一．关于我国宏观杠杆率的主流观点与新政策信号
（一）主流观点及其局限性
国际清算银行（以下简称为BIS）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为IMF）等国际组织2010年左右开始提倡以一国的非金融债务总额（以下简称为债务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为GDP）之比，即债务总额/GDP比率来衡量该国的国家债务水平；债务总额和GDP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即均为名义值。这一比率，市场通常称之为宏观杠杆率。
2012年左右我国的国家债务水平问题开始引起市场关注；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五项重要任务，大幅提高了债务水平问题的关注度，市场关于我国国家债务水平的研究随之不断扩展与深入。基于BIS和IMF的建议，也由于债务总额和GDP数据相对较高的可获性，到目前为止学界和市场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以宏观杠杆率为依据。
相关的研究很多，有影响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为CNBS）李扬、张晓晶等[1]、[2]，中国人民银行金融论坛课题组[3]、中国政科学研究院潘泽清和张斯靓[4]、 任泽平[5]、纪敏[6]、马勇和陈雨露[7]、高瑞东和赵格格[8]、周琼[9]、刘晓光和张杰平[10]、徐忠[11]、曾刚[12]等。现CNBS每季度定期公布我国的国家总体及各宏观经济部门的宏观杠杆率数据，并以此为依据发布我国国家债务水平分析报告[13]；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也不定期地发布此杠杆率的数据及以其为依据的国家债务分析报告[14]。
同时，国际上，BIS和IMF经常发布包括我国在内的部分国家的宏观杠杆率数据以及分析报告及文章[15]、[16]，国际评级机构也不时地据此数据分析与预测我国的债务水平。
国内、外的这些研究发现，我国的宏观杆杆率近10年来上升很快，现国际比较已处于较高水平，尤其是企业部门的宏观杠杆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据此，大部分机构和学者得出我国企业进而整体的债务水平过高的结论。国、内外相比，BIS测算的这一杠杆率数据更高于CNBS的，国际机构对我国债务水平的评估更为负面，国际评级公司穆迪和标准普尔于2017年均认为我国的债务水平已预示着金融危机并据此分别下调了我国的主权信用评级[17]、[18]。
至于以宏观杆杆率衡量国家债务水平合理与否，很多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其中部分指出了其局限性，主要是从债务总额与GDP一个是存量一个是流量和作为偿债测度有其他指标比债务总额更好的角度考虑，但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另有研究者指出与宏观率高度相关的M2/GDP比率分别由于产业结构、通胀传输机制和重经济占比大的原因高估了我国的货币超发程度[19]、[20]、21。
详情链接：https://t.cn/A6asjW8t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