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杭州某殡仪馆里，早已死去的老人安静地躺着，突然，女人的懊丧的嚎哭打破寂静，“你居然瞒了我们整整21年！图啥啊！？”
死后仍被埋怨的老人名叫韦思浩。
他曾是杭州图书馆的“网红”。
2003年，杭州图书馆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入馆只有一个要求——洗干净手再读书。
一张苍老的、嶙峋的脸庞，一根竹棍挑着装有塑料废瓶的袋子，拾荒者韦思浩便成了众人围观的对象。
有人讥讽，有人不满，有人说他附庸风雅，有人无法接受，甚至想将他驱离。
世人为他争论不休，但事件中心的他，却不惊不恼，不怒不慌，不去解释，也不与人争论，只是埋头于书，不改其乐。
每次入馆，他放下竹竿和垃圾袋，认真洗好手，仔细卷起袖口，用里衣包住外衣那层，露出干净部分，显得恭谨甚至庄重。
他是谁，没人知道，也没人想知道。
他就那样静静地惹人注目，也静静地回归平静，直到，2015年的那个雨夜——
那晚的雨很大，过马路时，韦思浩过马路时被一辆出租车撞倒，最终抢救无效离世。
猝然离世后，当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才发现，这个男人，带给我们的故事，却远比图书馆中的那抹宁静的背影，更加触动人心——
他并非目不识丁的拾荒老人。
相反，他是浙江大学1957级中文系的高材生学生，是备受尊敬的人民教师。
上世纪80年代，韦思浩曾参与过《汉语大词典》杭大编写组工作，后辗转在宁波、杭州教书。
1999年，从杭州夏衍中学退休时，韦思浩已经是中学一级教师，而他的退休工资是5600元。
在杭州，足以过得衣食无忧。
韦思浩的三个女儿都远嫁外地，平时留他一人在杭州。
从退休开始，她们突然发现父亲“性情大变”
——
从温文有礼变得不修边幅，宛若乞丐。
韦思浩居然开始拾荒！
三个女儿一时间难以接受。
“您这样，我们都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啊！丢不丢人！”
她们实在不明白，拿着高昂的退休金，放着晚年清福不享，为啥非要一个人独居，还要满街拾荒，他这是图什么呢？
埋怨、不解、心疼，复杂的情绪一直夹杂在父女之间。
直到他出了事，多年来的所有误会才解开——
韦思浩的家，是一间80多平方米的毛坯房，家徒四壁，只有一张木板床，一个书柜，装着他多年收藏的书籍，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和捡回来的塑料瓶，清减到了极致。
只有一个小铁盒被小心翼翼地珍藏着。
女儿们打开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堆堆浙江省社会团体收费专用票据、浙江省希望工程结对救助报名卡、扶贫公益助学金证书……
除了泛黄的捐资助学凭证，还有厚厚一叠受助孩子的来信。
这些孩子，或许至今都不知道捐助人就是韦思浩——因为，凭证和信件中，落款以化名“魏丁兆”替代了。
原来20多年来，韦思浩一直以化名默默在未教育捐款，从开始的几百到后来的几千，大部分工资都捐光了，还嫌不够，才放下所谓的“体面”选择拾荒……
女儿们终于明白，父亲的“不体面”与“丢人”是为了孩子们“体面”与“不丢人”！
拾荒，“补贴”的不是他自己的生活，而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更让女儿们震惊的是，夹杂在各种捐助凭证和感谢信中的，还有一纸韦思浩亲手写的志愿捐献遗体登记表，上面清晰地写着：
“本人决定身后捐献遗体及所有可用器官，骨灰洒江河”。
青春，给了遍天下的桃李。
钱财，给了待哺的寒门学子。
而身体，也早就决定给了亟待重生的病患！
这就是韦思浩，一个老教师，一位拾荒者，卑微而孤独园丁！
我们遗落的美好，他在帮我们捡起。
我们丢弃的可贵，他在替我们看守！
如今，韦思浩老人化身雕像，日日夜夜留在了他最爱的杭州图书馆里。
以平凡之姿，成为这座城市最温暖、最明亮的所在……
究竟什么样的人生才是高贵的？
是锦衣玉食，还是高官厚禄，亦或是位高权重？
韦思浩用他的一生诠释了高贵的意义——
他的脸上布满皱纹，他的手上满是泥垢，他不取锦衣玉食，不问身份地位，在城市的边缘，在卑微的角落，却以一根拾荒竹棍挑起我们最长久的敬仰。
他需要的并不多，却燃尽生命的烛火，他在乎的、抱守的、留世的，皆是令我们更深爱世间的理由。
正是像韦思浩那样或勇敢、或执着、或善良、或奉献的人或事，让我们明白，在广袤的神舟大地上，无尽的数字空间里，暖流从未断流、热情从未熄灭，精神从未消退……
浮躁的今天，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横行其道，而真正的悲悯，仍如流水般涓涓流淌于至善者心中。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但总有人用不凡成就伟大！
韦老师过得太清贫，走得太突然，以至于连一张可以做遗照的相片都没有，灵堂里，只有一副挽联！
但这位老人，已经在我们心里树立了一座伟大的丰碑，不是吗？
#历史故事#
死后仍被埋怨的老人名叫韦思浩。
他曾是杭州图书馆的“网红”。
2003年，杭州图书馆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入馆只有一个要求——洗干净手再读书。
一张苍老的、嶙峋的脸庞，一根竹棍挑着装有塑料废瓶的袋子，拾荒者韦思浩便成了众人围观的对象。
有人讥讽，有人不满，有人说他附庸风雅，有人无法接受，甚至想将他驱离。
世人为他争论不休，但事件中心的他，却不惊不恼，不怒不慌，不去解释，也不与人争论，只是埋头于书，不改其乐。
每次入馆，他放下竹竿和垃圾袋，认真洗好手，仔细卷起袖口，用里衣包住外衣那层，露出干净部分，显得恭谨甚至庄重。
他是谁，没人知道，也没人想知道。
他就那样静静地惹人注目，也静静地回归平静，直到，2015年的那个雨夜——
那晚的雨很大，过马路时，韦思浩过马路时被一辆出租车撞倒，最终抢救无效离世。
猝然离世后，当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才发现，这个男人，带给我们的故事，却远比图书馆中的那抹宁静的背影，更加触动人心——
他并非目不识丁的拾荒老人。
相反，他是浙江大学1957级中文系的高材生学生，是备受尊敬的人民教师。
上世纪80年代，韦思浩曾参与过《汉语大词典》杭大编写组工作，后辗转在宁波、杭州教书。
1999年，从杭州夏衍中学退休时，韦思浩已经是中学一级教师，而他的退休工资是5600元。
在杭州，足以过得衣食无忧。
韦思浩的三个女儿都远嫁外地，平时留他一人在杭州。
从退休开始，她们突然发现父亲“性情大变”
——
从温文有礼变得不修边幅，宛若乞丐。
韦思浩居然开始拾荒！
三个女儿一时间难以接受。
“您这样，我们都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啊！丢不丢人！”
她们实在不明白，拿着高昂的退休金，放着晚年清福不享，为啥非要一个人独居，还要满街拾荒，他这是图什么呢？
埋怨、不解、心疼，复杂的情绪一直夹杂在父女之间。
直到他出了事，多年来的所有误会才解开——
韦思浩的家，是一间80多平方米的毛坯房，家徒四壁，只有一张木板床，一个书柜，装着他多年收藏的书籍，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和捡回来的塑料瓶，清减到了极致。
只有一个小铁盒被小心翼翼地珍藏着。
女儿们打开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堆堆浙江省社会团体收费专用票据、浙江省希望工程结对救助报名卡、扶贫公益助学金证书……
除了泛黄的捐资助学凭证，还有厚厚一叠受助孩子的来信。
这些孩子，或许至今都不知道捐助人就是韦思浩——因为，凭证和信件中，落款以化名“魏丁兆”替代了。
原来20多年来，韦思浩一直以化名默默在未教育捐款，从开始的几百到后来的几千，大部分工资都捐光了，还嫌不够，才放下所谓的“体面”选择拾荒……
女儿们终于明白，父亲的“不体面”与“丢人”是为了孩子们“体面”与“不丢人”！
拾荒，“补贴”的不是他自己的生活，而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更让女儿们震惊的是，夹杂在各种捐助凭证和感谢信中的，还有一纸韦思浩亲手写的志愿捐献遗体登记表，上面清晰地写着：
“本人决定身后捐献遗体及所有可用器官，骨灰洒江河”。
青春，给了遍天下的桃李。
钱财，给了待哺的寒门学子。
而身体，也早就决定给了亟待重生的病患！
这就是韦思浩，一个老教师，一位拾荒者，卑微而孤独园丁！
我们遗落的美好，他在帮我们捡起。
我们丢弃的可贵，他在替我们看守！
如今，韦思浩老人化身雕像，日日夜夜留在了他最爱的杭州图书馆里。
以平凡之姿，成为这座城市最温暖、最明亮的所在……
究竟什么样的人生才是高贵的？
是锦衣玉食，还是高官厚禄，亦或是位高权重？
韦思浩用他的一生诠释了高贵的意义——
他的脸上布满皱纹，他的手上满是泥垢，他不取锦衣玉食，不问身份地位，在城市的边缘，在卑微的角落，却以一根拾荒竹棍挑起我们最长久的敬仰。
他需要的并不多，却燃尽生命的烛火，他在乎的、抱守的、留世的，皆是令我们更深爱世间的理由。
正是像韦思浩那样或勇敢、或执着、或善良、或奉献的人或事，让我们明白，在广袤的神舟大地上，无尽的数字空间里，暖流从未断流、热情从未熄灭，精神从未消退……
浮躁的今天，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横行其道，而真正的悲悯，仍如流水般涓涓流淌于至善者心中。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但总有人用不凡成就伟大！
韦老师过得太清贫，走得太突然，以至于连一张可以做遗照的相片都没有，灵堂里，只有一副挽联！
但这位老人，已经在我们心里树立了一座伟大的丰碑，不是吗？
#历史故事#
【行业e线】光伏扩产带动核心设备需求，行业“卖铲人”迎来业绩增长期
近期，多个光伏投资大项目浮出水面。晶澳科技拟在云南曲靖投资光伏电池、组件、新能源电站项目，总投资约100亿元；隆基股份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195亿元建设单晶硅棒、电池、组件等项目；新特能源拟在新疆昌吉建设年产20万吨多晶硅项目，总投资176亿元。
类似的百亿元光伏项目投资早已屡见不鲜，2020-2021年，行业扩产的主角是硅片，2021年末以来，硅料扩产风头正盛。然而，各制造环节产能落地后依然面临市场供需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还原炉、单晶炉、HJT生产线等光伏核心设备“卖铲人”已经率先尝到了行业扩产的红利。
硅片扩产拉动单晶炉需求
毫无疑问，硅片是近两年光伏扩产的主要环节之一，其中，拉棒工序的核心设备是单晶炉。
记者从相关设备企业获得的数据显示，以最新的1600型单晶炉为例，每1000台设备对应的硅片产能在12GW左右。另据机构测算，1GW硅片对应的单晶炉投资额约为1.4亿元。
●行业机构的数据显示，目前已建成的硅片产能已经到了330GW左右，预计还将新增超过100GW高纯大尺寸硅片。中国光伏行业协会表示，大尺寸硅片（182mm+210mm）2020年的占比为4.5%，2021年提升至45%，预计今年降提升至75%。
潜在的硅片扩产规模为新增设备及设备更新需求提供了空间。上市公司的签单情况也反映出这一趋势，3月初，双良节能与晶盛机电签订买卖合同，向后者采购直拉单晶炉，将应用于公司大尺寸单晶硅片项目。供货范围包括所有设备、技术资料等，合同金额为8.09亿元。
记者注意到，去年5月，双良节能与晶盛机电也曾签订直拉单晶炉买卖合同，合同金额为14亿元，交货期为2021年10-12月；去年11月，双方就5月份的合同进行了调整，采购总金额由14亿元增至22.4亿元，交货日期在原基础上延至2022年5月。
●根据机构测算，去年11月，双良节能锁定的单晶炉设备对应产能已经从10GW提升至16GW。双良节能在近期的调研中表示，今年年内将会尽快实现20GW的年产能；到2023年，将实现40GW+的年产能，体现公司的规模优势。
站在设备供应商的角度，晶盛机电与双良节能的签单只是冰山一角。去年8月，晶盛机电与宁夏中环签订合同，将向宁夏中环销售全自动晶体生长炉设备，合同金额60.83亿元；去年3月，中环协鑫也曾向晶盛机电采购晶体生长及硅棒加工设备。另外，去年3月、5月、10月，青海高景先后三次向晶盛机电采购单晶炉及配套设备，合同金额共计27.6亿元。
稍早前，晶盛机电披露的业绩快报显示，2021年公司实现营收59.6亿元，净利润17.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6.44%和100.23%。业绩变动原因之一是，受益于下游硅片厂商积极推进扩产进度，公司持续提升设备交付能力，订单量、营收规模大幅增长。
除晶盛机电以外，具备单晶炉设备供应能力的还有连城数控和京运通。3月初，双良节能也公告称，将向连城数控全资子公司连城凯克斯采购直拉单晶炉，涉及金额6.2亿元，去年5月，双良节能也曾向连城凯克斯采购8.46亿元的直拉单晶炉。另外，今年2月，京运通公告称，将向曲靖晶澳出售软轴全自动单晶炉及单晶生长控制系统，总金额5.4亿元。
从主要单晶炉供应商格局来看，晶盛机电独立性最强，获得下游订单也最多；连城数控重点供应关联方隆基股份，后者硅片产能位列行业首位；京运通拓展硅片业务后，单晶炉业务的定位也转向为首先满足自用。
一位单晶炉供应商人士告诉记者，市场上可以供应单晶炉的厂商屈指可数，如果单晶炉供应商直接或间接从事硅片业务，就会与其他硅片厂商形成竞争关系，后者在确定向谁采购单晶炉时也会有所选择；反过来，直接或间接涉足硅片业务的单晶炉供应商认为自己掌握了制造设备的关键技术，因此，也不太愿意与其他硅片厂商分享这些技术。
还原炉市场吸引新玩家
正如前述，硅料已经接棒硅片成为当下光伏扩产的新热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3月，共有18家企业公布扩产规划，硅料总规模超310万吨，投资金额达千亿元，建设年限在2-5年不等。具体项目包括新特能源计划在新疆昌吉投建20万吨多晶硅产能，中来股份计划在山西太原投建10万吨产能，上机数控计划在内蒙古包头投建10万吨产能等。
硅料项目的核心设备是多晶硅还原炉，今年2月，双良节能一口气签订了多个还原炉销售合同。先是在2月8日，双良节能控股子公司与合盛硅业、东方希望子公司签下两笔多对棒还原炉设备合同，金额共计约7.44亿元；随后的2月14日，又与甘肃瓜州宝丰硅材料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涉及多对棒还原炉设备及相应的备品备件、专用工具，金额2.6亿元。
●双良节能人士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公司还原炉市场占有率在65%以上。根据双良节能在调研中的表态，一万吨硅料产能对应的多晶硅还原炉（以42对棒还原炉为例）数量大概在15-17台套，所对应的价值量在5000万元左右；如果一台还原炉再配以一套撬块，一万吨硅料产能对应的多晶硅还原炉系统价值量将在8000万元左右。
记者注意到，去年，双良节能多晶硅还原炉及相关产品实现营收9.79亿元，同比增幅高达453.6%，毛利率也增加了5.81个百分点至38.53%。双良节能表示，公司还原炉市场份额长期稳居国内第一，目前多晶硅新老玩家纷纷抛出投产扩产计划，在未来光伏“碳中和”清洁能源替代政策的驱动下，多晶硅还原炉作为光伏上游硅料核心生产设备需求将持续增长。
根据以上硅料扩产规模及单位投资成本数据，可以粗略估算多晶硅还原炉的市场规模。除了双良节能以外，目前国内能够提供还原炉设备的厂商还有上海森松，东方电热旗下的瑞吉格泰等。当然，还原炉市场也吸引了新的进入者，例如兰石重装。
2月初，由兰石重装研制的青海亚洲硅业60000t/a电子级多晶硅项目还原炉完工发运，此前，公司还完成了该项目冷氢化反应器、换热器设备，由此成为国内市场上极少数实现成套化生产多晶硅设备的供应商之一。公司现已获得亚洲硅业、东方希望等多晶硅项目产品订单，并表示，将加大力度开拓多晶硅市场，提高在光伏多晶硅核心装备领域市场占有率。
一家还原炉供应商告诉记者，还原炉在设备工艺和材料方面有一定技术门槛，但是，产能方面不会受到太多限制，“人员、厂房、设备都没有问题，可以及时满足客户需要；我们不是只有一个还原炉车间，还有其他车间、工人都是可以调度的，如果还原炉订单较多、生产紧张，这些资源都是可以灵活安排的。”
还原炉、单晶炉作为光伏上游环节的核心生产设备，受益于行业扩产的逻辑也较为相似。不过，由于硅料、硅片的扩产周期不同，这两类设备面临的市场需求释放节奏也有差异，例如，硅料扩产周期长，已规划的项目将在未来2-5年陆续释放，设备需求释放更为平滑。
相比之下，一家单晶炉供应商人士就向记者表达了其担忧，“单晶炉的使用周期是比较长的，这一两年增加的炉子比较多，但是，如果过了当前旺盛的扩产周期，对单晶炉的需求量就没有这么大了。从我们之前的经验来看，单晶炉如果出现新炉型也是会刺激更新需求的，但是目前1600型单晶炉已经是最先进的了，要切换到下一代单晶炉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HJT、TOPCon电池设备频频招标
不久前，隆基股份公布了195亿元的扩产计划，涉及20GW单晶硅棒和切片项目、30GW高效单晶电池项目及5GW高效光伏组件项目，投资额预计分别为76亿元、103亿元和16亿，其中，电池项目是重头戏，也被视作隆基在补自身短板。
●根据去年三季度的数据，隆基股份自有电池产能37.3GW，自有组件57.7GW，公司自有电池与组件产能并不匹配，电池产能年化缺口20.4GW。
天风证券指出，隆基股份本次电池扩产，单位投资额为3.43亿元，预计投资主要用于生产和工艺设备购置、安装及调试。该机构认为，此次30GW的扩产路线尚未明确，但隆基此前在IBC、HJT（异质结）、TOPCon领域均有较大进展，此次扩产有望以新型电池路线为主。
事实上，电池设备需求也有较大增量，不同于还原炉和单晶炉的情况，光伏电池技术路线正迎来更迭期，电池制造设备对新技术的要求更高。HJT，TOPCon等电池设备等都是光伏电池厂商采购的重点。
记者注意到，今年2月，三一集团连续发布14条光伏设备招标公告，设备类型涵盖单晶炉、切片机、丝网印刷设备等。从项目标名来看，三一集团本次招标的设备将应用于三一光伏项目单晶试制线、三一光伏TOPCon光伏电池试制线项目。
此外，协鑫集成稍早前发布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的公告，计划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乐山协鑫集成科技有限公司10GW高效TOPCon光伏电池生产基地（一期5GW）项目。
新型电池制造设备除了新增量以外，其单位投资也较高。记者从产业链了解到，目前，1GWHJT设备的投资额在4亿元至4.5亿元左右，远高于同等规模PERC设备2亿元的投资额。
虽然有机构预测HJT设备将在2022、2023年快速降本，但一家头部企业人士向记者反馈说，如果HJT设备的核心部件全部实现国产替代，那么1GWHJT设备成本降至3亿元水平是可以实现的，但要降到与当前主流PERC设备相当的2亿元水平依然有难度。
迈为股份在近期的调研中表示，今年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铝件，钢件成本上升；标准件又大量与半导体设备共用部件导致成本上升，所以今年HJT整线设备的成本下降不乐观。另外，迈为股份预计，2022年异质结整体市场扩产计划会在20至30GW的规模。
从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预测的数据来看，今年，N型电池（HJT、TOPCon）占比有望从3%提升至13.4%，TOPCon电池2022年底产能有望超过35GW、HJT则有望超过13GW。由此可见，新型光伏电池占比提升也将拉动相应设备的需求增长。
迈为股份表示，公司HJT设备产能目前处于超负荷状态，公司通过租赁新厂房满足客户订单要求。公司募投项目一期85亩土地已经获得施工许可证，施工单位已经进场施工，预计今年底、明年初有望投产。公司称，去年HJT订单情况很好，今年HJT订单情况会更好。
记者了解到，与电池设备技术更新类似，组件环节也面临技术迭代带来的设备更新，而且迭代周期已缩短至约2年，后续串焊机的技术更新关键在于大尺寸持续渗透、HJT带来的硅片减薄需求及高精度串焊。东吴证券认为，串焊机市场空间有望翻倍。
落实到具体公司，今年以来，奥特维发布了三份产品中标公告，采购方为晶澳科技、晶科能源，涉及产品包括高速划焊一体机、无损激光划片机、硅片分选机、多主栅划焊联体机等，披露的中标金额合计约3.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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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个光伏投资大项目浮出水面。晶澳科技拟在云南曲靖投资光伏电池、组件、新能源电站项目，总投资约100亿元；隆基股份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195亿元建设单晶硅棒、电池、组件等项目；新特能源拟在新疆昌吉建设年产20万吨多晶硅项目，总投资176亿元。
类似的百亿元光伏项目投资早已屡见不鲜，2020-2021年，行业扩产的主角是硅片，2021年末以来，硅料扩产风头正盛。然而，各制造环节产能落地后依然面临市场供需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还原炉、单晶炉、HJT生产线等光伏核心设备“卖铲人”已经率先尝到了行业扩产的红利。
硅片扩产拉动单晶炉需求
毫无疑问，硅片是近两年光伏扩产的主要环节之一，其中，拉棒工序的核心设备是单晶炉。
记者从相关设备企业获得的数据显示，以最新的1600型单晶炉为例，每1000台设备对应的硅片产能在12GW左右。另据机构测算，1GW硅片对应的单晶炉投资额约为1.4亿元。
●行业机构的数据显示，目前已建成的硅片产能已经到了330GW左右，预计还将新增超过100GW高纯大尺寸硅片。中国光伏行业协会表示，大尺寸硅片（182mm+210mm）2020年的占比为4.5%，2021年提升至45%，预计今年降提升至75%。
潜在的硅片扩产规模为新增设备及设备更新需求提供了空间。上市公司的签单情况也反映出这一趋势，3月初，双良节能与晶盛机电签订买卖合同，向后者采购直拉单晶炉，将应用于公司大尺寸单晶硅片项目。供货范围包括所有设备、技术资料等，合同金额为8.09亿元。
记者注意到，去年5月，双良节能与晶盛机电也曾签订直拉单晶炉买卖合同，合同金额为14亿元，交货期为2021年10-12月；去年11月，双方就5月份的合同进行了调整，采购总金额由14亿元增至22.4亿元，交货日期在原基础上延至2022年5月。
●根据机构测算，去年11月，双良节能锁定的单晶炉设备对应产能已经从10GW提升至16GW。双良节能在近期的调研中表示，今年年内将会尽快实现20GW的年产能；到2023年，将实现40GW+的年产能，体现公司的规模优势。
站在设备供应商的角度，晶盛机电与双良节能的签单只是冰山一角。去年8月，晶盛机电与宁夏中环签订合同，将向宁夏中环销售全自动晶体生长炉设备，合同金额60.83亿元；去年3月，中环协鑫也曾向晶盛机电采购晶体生长及硅棒加工设备。另外，去年3月、5月、10月，青海高景先后三次向晶盛机电采购单晶炉及配套设备，合同金额共计27.6亿元。
稍早前，晶盛机电披露的业绩快报显示，2021年公司实现营收59.6亿元，净利润17.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6.44%和100.23%。业绩变动原因之一是，受益于下游硅片厂商积极推进扩产进度，公司持续提升设备交付能力，订单量、营收规模大幅增长。
除晶盛机电以外，具备单晶炉设备供应能力的还有连城数控和京运通。3月初，双良节能也公告称，将向连城数控全资子公司连城凯克斯采购直拉单晶炉，涉及金额6.2亿元，去年5月，双良节能也曾向连城凯克斯采购8.46亿元的直拉单晶炉。另外，今年2月，京运通公告称，将向曲靖晶澳出售软轴全自动单晶炉及单晶生长控制系统，总金额5.4亿元。
从主要单晶炉供应商格局来看，晶盛机电独立性最强，获得下游订单也最多；连城数控重点供应关联方隆基股份，后者硅片产能位列行业首位；京运通拓展硅片业务后，单晶炉业务的定位也转向为首先满足自用。
一位单晶炉供应商人士告诉记者，市场上可以供应单晶炉的厂商屈指可数，如果单晶炉供应商直接或间接从事硅片业务，就会与其他硅片厂商形成竞争关系，后者在确定向谁采购单晶炉时也会有所选择；反过来，直接或间接涉足硅片业务的单晶炉供应商认为自己掌握了制造设备的关键技术，因此，也不太愿意与其他硅片厂商分享这些技术。
还原炉市场吸引新玩家
正如前述，硅料已经接棒硅片成为当下光伏扩产的新热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3月，共有18家企业公布扩产规划，硅料总规模超310万吨，投资金额达千亿元，建设年限在2-5年不等。具体项目包括新特能源计划在新疆昌吉投建20万吨多晶硅产能，中来股份计划在山西太原投建10万吨产能，上机数控计划在内蒙古包头投建10万吨产能等。
硅料项目的核心设备是多晶硅还原炉，今年2月，双良节能一口气签订了多个还原炉销售合同。先是在2月8日，双良节能控股子公司与合盛硅业、东方希望子公司签下两笔多对棒还原炉设备合同，金额共计约7.44亿元；随后的2月14日，又与甘肃瓜州宝丰硅材料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涉及多对棒还原炉设备及相应的备品备件、专用工具，金额2.6亿元。
●双良节能人士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公司还原炉市场占有率在65%以上。根据双良节能在调研中的表态，一万吨硅料产能对应的多晶硅还原炉（以42对棒还原炉为例）数量大概在15-17台套，所对应的价值量在5000万元左右；如果一台还原炉再配以一套撬块，一万吨硅料产能对应的多晶硅还原炉系统价值量将在8000万元左右。
记者注意到，去年，双良节能多晶硅还原炉及相关产品实现营收9.79亿元，同比增幅高达453.6%，毛利率也增加了5.81个百分点至38.53%。双良节能表示，公司还原炉市场份额长期稳居国内第一，目前多晶硅新老玩家纷纷抛出投产扩产计划，在未来光伏“碳中和”清洁能源替代政策的驱动下，多晶硅还原炉作为光伏上游硅料核心生产设备需求将持续增长。
根据以上硅料扩产规模及单位投资成本数据，可以粗略估算多晶硅还原炉的市场规模。除了双良节能以外，目前国内能够提供还原炉设备的厂商还有上海森松，东方电热旗下的瑞吉格泰等。当然，还原炉市场也吸引了新的进入者，例如兰石重装。
2月初，由兰石重装研制的青海亚洲硅业60000t/a电子级多晶硅项目还原炉完工发运，此前，公司还完成了该项目冷氢化反应器、换热器设备，由此成为国内市场上极少数实现成套化生产多晶硅设备的供应商之一。公司现已获得亚洲硅业、东方希望等多晶硅项目产品订单，并表示，将加大力度开拓多晶硅市场，提高在光伏多晶硅核心装备领域市场占有率。
一家还原炉供应商告诉记者，还原炉在设备工艺和材料方面有一定技术门槛，但是，产能方面不会受到太多限制，“人员、厂房、设备都没有问题，可以及时满足客户需要；我们不是只有一个还原炉车间，还有其他车间、工人都是可以调度的，如果还原炉订单较多、生产紧张，这些资源都是可以灵活安排的。”
还原炉、单晶炉作为光伏上游环节的核心生产设备，受益于行业扩产的逻辑也较为相似。不过，由于硅料、硅片的扩产周期不同，这两类设备面临的市场需求释放节奏也有差异，例如，硅料扩产周期长，已规划的项目将在未来2-5年陆续释放，设备需求释放更为平滑。
相比之下，一家单晶炉供应商人士就向记者表达了其担忧，“单晶炉的使用周期是比较长的，这一两年增加的炉子比较多，但是，如果过了当前旺盛的扩产周期，对单晶炉的需求量就没有这么大了。从我们之前的经验来看，单晶炉如果出现新炉型也是会刺激更新需求的，但是目前1600型单晶炉已经是最先进的了，要切换到下一代单晶炉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HJT、TOPCon电池设备频频招标
不久前，隆基股份公布了195亿元的扩产计划，涉及20GW单晶硅棒和切片项目、30GW高效单晶电池项目及5GW高效光伏组件项目，投资额预计分别为76亿元、103亿元和16亿，其中，电池项目是重头戏，也被视作隆基在补自身短板。
●根据去年三季度的数据，隆基股份自有电池产能37.3GW，自有组件57.7GW，公司自有电池与组件产能并不匹配，电池产能年化缺口20.4GW。
天风证券指出，隆基股份本次电池扩产，单位投资额为3.43亿元，预计投资主要用于生产和工艺设备购置、安装及调试。该机构认为，此次30GW的扩产路线尚未明确，但隆基此前在IBC、HJT（异质结）、TOPCon领域均有较大进展，此次扩产有望以新型电池路线为主。
事实上，电池设备需求也有较大增量，不同于还原炉和单晶炉的情况，光伏电池技术路线正迎来更迭期，电池制造设备对新技术的要求更高。HJT，TOPCon等电池设备等都是光伏电池厂商采购的重点。
记者注意到，今年2月，三一集团连续发布14条光伏设备招标公告，设备类型涵盖单晶炉、切片机、丝网印刷设备等。从项目标名来看，三一集团本次招标的设备将应用于三一光伏项目单晶试制线、三一光伏TOPCon光伏电池试制线项目。
此外，协鑫集成稍早前发布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的公告，计划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乐山协鑫集成科技有限公司10GW高效TOPCon光伏电池生产基地（一期5GW）项目。
新型电池制造设备除了新增量以外，其单位投资也较高。记者从产业链了解到，目前，1GWHJT设备的投资额在4亿元至4.5亿元左右，远高于同等规模PERC设备2亿元的投资额。
虽然有机构预测HJT设备将在2022、2023年快速降本，但一家头部企业人士向记者反馈说，如果HJT设备的核心部件全部实现国产替代，那么1GWHJT设备成本降至3亿元水平是可以实现的，但要降到与当前主流PERC设备相当的2亿元水平依然有难度。
迈为股份在近期的调研中表示，今年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铝件，钢件成本上升；标准件又大量与半导体设备共用部件导致成本上升，所以今年HJT整线设备的成本下降不乐观。另外，迈为股份预计，2022年异质结整体市场扩产计划会在20至30GW的规模。
从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预测的数据来看，今年，N型电池（HJT、TOPCon）占比有望从3%提升至13.4%，TOPCon电池2022年底产能有望超过35GW、HJT则有望超过13GW。由此可见，新型光伏电池占比提升也将拉动相应设备的需求增长。
迈为股份表示，公司HJT设备产能目前处于超负荷状态，公司通过租赁新厂房满足客户订单要求。公司募投项目一期85亩土地已经获得施工许可证，施工单位已经进场施工，预计今年底、明年初有望投产。公司称，去年HJT订单情况很好，今年HJT订单情况会更好。
记者了解到，与电池设备技术更新类似，组件环节也面临技术迭代带来的设备更新，而且迭代周期已缩短至约2年，后续串焊机的技术更新关键在于大尺寸持续渗透、HJT带来的硅片减薄需求及高精度串焊。东吴证券认为，串焊机市场空间有望翻倍。
落实到具体公司，今年以来，奥特维发布了三份产品中标公告，采购方为晶澳科技、晶科能源，涉及产品包括高速划焊一体机、无损激光划片机、硅片分选机、多主栅划焊联体机等，披露的中标金额合计约3.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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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美食# #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飞出南京# 南京人喜欢吃鸭，早已声名在外。伴随遍地开花的南京大排档，还有国民美食鸭血粉丝汤的流行，我敢肯定，即使你没来过南京，多少也会了解鸭子与这座城市不寻常的关系。
只是最初吸引我来这里写吃鸭文化的，除了六朝的烟水气息，还有美食家唐鲁孙的一段文字：“其实南京鸭子供应，十之八九来自安徽芜湖、巢县等地，小鸭子孵出来个把月，就由鸭贩子带着‘牧鸭犬’一站一站往南京赶。沿路上田边河汊拾谷粒、吃泥鳅，外带随时洗澡。鸭子一路上跑马拉松，又吃的是活食，自然特别肥硕健壮，所以做出来的白油板鸭、琵琶鸭子，尤其中秋前后做的桂花鸭子特别腴润，别有风味。”
想想看，一群羽翼未丰的小鸭子，被赶鸭人一路赶着，穿过秋风吹拂的收割后的稻田，蹚过溪流河汊，渡过大江，只为供给南京人饭桌上的一顿美食。一路上，技艺高超的赶鸭人风餐露宿，伴随鸭子一起成长，最后走向美食的终点，这几乎是我能想象的农业时代关于收成、美食、技艺的最为真切的图景。
到南京后，我向遇到的美食家、酒店大厨、卤菜馆老板，逐一打听这段赶鸭进京的历史。有趣的是，他们每个人都能为我丰富更多的细节。有百年历史的清真馆金宏兴鸭子店传人，70岁的金长明回忆：“赶鸭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较多，80年代以后就没了。我父亲那会儿烤的全是麻鸭，和县乌江镇那边的一条小船上，两个人一前一后赶鸭子下来，鸭子一路吃东西，沿着长江就到南京了。那种鸭子漂亮。”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我和摄影记者黄宇，在和县乌江镇做卤菜20多年的师傅窦方亮家吃了一碗羊肉面后，赶往本地禽类宰杀龙头企业德隆禽业，试图寻找南京鸭子的产地来源。和县人窦方亮口中，与南京浦口区一桥之隔的乌江镇，这个项羽兵败自杀的地方，历来为南京源源不断地输出人力还有鸭子。
我们到达德隆的屠宰车间时，工人们正在取下流水线上一条条宰杀清理好的麻鸭，装入层层叠叠的筐中。8000只麻鸭，从活着进来，到干干净净进入冷链运输车，需要4个小时。据介绍，德隆禽业拥有日屠宰6万只樱桃谷鸭生产线，6万只湖水老鸭、水鸭生产线，2万只白番鸭、麻鸭生产线，2万只肉鹅生产线，6万只肉鸡生产线，1万只肉鸽生产线等六条大型生产线。
老窦告诉我，和县以前养鸭规模很大，但十几年前，这种家庭养殖模式受外来大型养殖场冲击，亏损较大，加上小型养殖面临的环保压力，规模已大不如前。近10年来，南京市区禁止宰杀活禽后，鸭子的集中宰杀，便交给和县大大小小的禽类屠宰厂。
一些养殖散户会将鸭子卖给小型屠宰厂，而像德隆这样的大型禽类屠宰企业，宰杀的鸭子主要来自山东、河南、苏北、东北等地。
我没有想到，是在和县的一家禽类屠宰厂，开始了解南京鸭子的鸭种变迁与食用分类。上世纪80年代末，引入美国樱桃谷鸭（也叫白条鸭、北京鸭）前，南京人不管做盐水鸭还是烤鸭，采用的都是传统麻鸭。
美食家金存海告诉我，与麻鸭相比，“樱桃谷鸭长得快，经济效益好，也肥也香，但是缺少风味，老一代人不爱吃这种鸭子”。
金陵饭店冷菜间主管陈恒斌，将这种风味描述为“麻鸭做的盐水鸭，吃起来会有一种板鸭的风味。同样的腌制时间，因为麻鸭的脂肪薄，肉更紧实”。一般来说，用来做盐水鸭的麻鸭，放养需要半年以上，饲养也要4个月。
樱桃谷鸭一般饲养3个月就可上市，有些地方甚至养一个多月就会出售。陈恒斌告诉我，虽然麻鸭风味更好，可由于品相不好，出肉率低，金陵饭店后来还是以白条鸭取代了麻鸭。
在屠宰厂，烤鸭和盐水鸭所用的鸭子宰杀后，取出内脏的开口位置不同，前者在翅膀下面，后者则在屁股下面。宰杀完毕的鸭子进入冷链车，一小时内便可抵达南京。樱桃谷鸭主要供给南京做烤鸭和盐水鸭，麻鸭则主要供给浙江做酱板鸭。
73岁的盐水鸭制作传人彭庆福，曾长期在金陵饭店做盐水鸭，退休后又帮助南京华泰万丽酒店做盐水鸭，他做盐水鸭的时间已近60年。
到南京不久，我的一个固有认识便被打破，原来南京人不仅爱吃盐水鸭，同样爱吃烤鸭。在大街小巷人头攒动的卤菜店，烤鸭与盐水鸭几乎平分秋色。一个在南京居住十几年的朋友告诉我，南京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斩只鸭子吃吃”。对他们来说，两三天不吃鸭子，心里发慌。
南京人为何如此爱吃鸭子，以至南京成为远近闻名的“鸭都”？刚到南京那天，美食达人蒋鹤鸣带我们到以烧传统南京菜出名的春满园餐厅吃饭。
在他看来，南京人吃鸭子多，除了周边河汊遍布、适于养鸭外，与当地人口构成也有很大关系。“有句老话叫‘天下回回半金陵’，这里回民特别多，回民不吃猪肉，这里又不是山区，养不出多少牛羊，鸭子又比鸡好养，吃鸭子便成了一种自然选择。”
唐鲁孙也曾写道，当南京人詹吉第问他“为什么南京城里城外大小清真教的饭馆都多”，他的回答是：“我第一次到南京，发现城西一带穆斯林人数众多、清真寺多、教门馆子多，世交江士新兄告诉我说，因为明太祖的马皇后是一位穆斯林，所以回教在明朝极为盛行。后来到几座大的清真寺巡礼，发现那些寺院都是洪武年间兴建的，才知所言不假。”足见明代以来，南京回民便多。
金存海便出生在一个回民家庭。他发现早在元代，伊斯兰教信仰的阿拉伯人，便从泉州和杭州两个方向进入南京定居。金存海打开手机地图，特意标出两个地名：“这是长江，这个地方是浦口区的星甸，这里是江宁区的湖熟，两个地方一个江北一个江南夹住南京城。这两个地方都有大量回民居住，还在养殖传统麻鸭。”
如果说回民带动了南京人的吃鸭风潮，那么在金陵大厨与卤菜师傅的共同努力下，鸭子则成为南京人共同的美食标签。
节选自《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飞出南京》文 | 艾江涛
只是最初吸引我来这里写吃鸭文化的，除了六朝的烟水气息，还有美食家唐鲁孙的一段文字：“其实南京鸭子供应，十之八九来自安徽芜湖、巢县等地，小鸭子孵出来个把月，就由鸭贩子带着‘牧鸭犬’一站一站往南京赶。沿路上田边河汊拾谷粒、吃泥鳅，外带随时洗澡。鸭子一路上跑马拉松，又吃的是活食，自然特别肥硕健壮，所以做出来的白油板鸭、琵琶鸭子，尤其中秋前后做的桂花鸭子特别腴润，别有风味。”
想想看，一群羽翼未丰的小鸭子，被赶鸭人一路赶着，穿过秋风吹拂的收割后的稻田，蹚过溪流河汊，渡过大江，只为供给南京人饭桌上的一顿美食。一路上，技艺高超的赶鸭人风餐露宿，伴随鸭子一起成长，最后走向美食的终点，这几乎是我能想象的农业时代关于收成、美食、技艺的最为真切的图景。
到南京后，我向遇到的美食家、酒店大厨、卤菜馆老板，逐一打听这段赶鸭进京的历史。有趣的是，他们每个人都能为我丰富更多的细节。有百年历史的清真馆金宏兴鸭子店传人，70岁的金长明回忆：“赶鸭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较多，80年代以后就没了。我父亲那会儿烤的全是麻鸭，和县乌江镇那边的一条小船上，两个人一前一后赶鸭子下来，鸭子一路吃东西，沿着长江就到南京了。那种鸭子漂亮。”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我和摄影记者黄宇，在和县乌江镇做卤菜20多年的师傅窦方亮家吃了一碗羊肉面后，赶往本地禽类宰杀龙头企业德隆禽业，试图寻找南京鸭子的产地来源。和县人窦方亮口中，与南京浦口区一桥之隔的乌江镇，这个项羽兵败自杀的地方，历来为南京源源不断地输出人力还有鸭子。
我们到达德隆的屠宰车间时，工人们正在取下流水线上一条条宰杀清理好的麻鸭，装入层层叠叠的筐中。8000只麻鸭，从活着进来，到干干净净进入冷链运输车，需要4个小时。据介绍，德隆禽业拥有日屠宰6万只樱桃谷鸭生产线，6万只湖水老鸭、水鸭生产线，2万只白番鸭、麻鸭生产线，2万只肉鹅生产线，6万只肉鸡生产线，1万只肉鸽生产线等六条大型生产线。
老窦告诉我，和县以前养鸭规模很大，但十几年前，这种家庭养殖模式受外来大型养殖场冲击，亏损较大，加上小型养殖面临的环保压力，规模已大不如前。近10年来，南京市区禁止宰杀活禽后，鸭子的集中宰杀，便交给和县大大小小的禽类屠宰厂。
一些养殖散户会将鸭子卖给小型屠宰厂，而像德隆这样的大型禽类屠宰企业，宰杀的鸭子主要来自山东、河南、苏北、东北等地。
我没有想到，是在和县的一家禽类屠宰厂，开始了解南京鸭子的鸭种变迁与食用分类。上世纪80年代末，引入美国樱桃谷鸭（也叫白条鸭、北京鸭）前，南京人不管做盐水鸭还是烤鸭，采用的都是传统麻鸭。
美食家金存海告诉我，与麻鸭相比，“樱桃谷鸭长得快，经济效益好，也肥也香，但是缺少风味，老一代人不爱吃这种鸭子”。
金陵饭店冷菜间主管陈恒斌，将这种风味描述为“麻鸭做的盐水鸭，吃起来会有一种板鸭的风味。同样的腌制时间，因为麻鸭的脂肪薄，肉更紧实”。一般来说，用来做盐水鸭的麻鸭，放养需要半年以上，饲养也要4个月。
樱桃谷鸭一般饲养3个月就可上市，有些地方甚至养一个多月就会出售。陈恒斌告诉我，虽然麻鸭风味更好，可由于品相不好，出肉率低，金陵饭店后来还是以白条鸭取代了麻鸭。
在屠宰厂，烤鸭和盐水鸭所用的鸭子宰杀后，取出内脏的开口位置不同，前者在翅膀下面，后者则在屁股下面。宰杀完毕的鸭子进入冷链车，一小时内便可抵达南京。樱桃谷鸭主要供给南京做烤鸭和盐水鸭，麻鸭则主要供给浙江做酱板鸭。
73岁的盐水鸭制作传人彭庆福，曾长期在金陵饭店做盐水鸭，退休后又帮助南京华泰万丽酒店做盐水鸭，他做盐水鸭的时间已近60年。
到南京不久，我的一个固有认识便被打破，原来南京人不仅爱吃盐水鸭，同样爱吃烤鸭。在大街小巷人头攒动的卤菜店，烤鸭与盐水鸭几乎平分秋色。一个在南京居住十几年的朋友告诉我，南京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斩只鸭子吃吃”。对他们来说，两三天不吃鸭子，心里发慌。
南京人为何如此爱吃鸭子，以至南京成为远近闻名的“鸭都”？刚到南京那天，美食达人蒋鹤鸣带我们到以烧传统南京菜出名的春满园餐厅吃饭。
在他看来，南京人吃鸭子多，除了周边河汊遍布、适于养鸭外，与当地人口构成也有很大关系。“有句老话叫‘天下回回半金陵’，这里回民特别多，回民不吃猪肉，这里又不是山区，养不出多少牛羊，鸭子又比鸡好养，吃鸭子便成了一种自然选择。”
唐鲁孙也曾写道，当南京人詹吉第问他“为什么南京城里城外大小清真教的饭馆都多”，他的回答是：“我第一次到南京，发现城西一带穆斯林人数众多、清真寺多、教门馆子多，世交江士新兄告诉我说，因为明太祖的马皇后是一位穆斯林，所以回教在明朝极为盛行。后来到几座大的清真寺巡礼，发现那些寺院都是洪武年间兴建的，才知所言不假。”足见明代以来，南京回民便多。
金存海便出生在一个回民家庭。他发现早在元代，伊斯兰教信仰的阿拉伯人，便从泉州和杭州两个方向进入南京定居。金存海打开手机地图，特意标出两个地名：“这是长江，这个地方是浦口区的星甸，这里是江宁区的湖熟，两个地方一个江北一个江南夹住南京城。这两个地方都有大量回民居住，还在养殖传统麻鸭。”
如果说回民带动了南京人的吃鸭风潮，那么在金陵大厨与卤菜师傅的共同努力下，鸭子则成为南京人共同的美食标签。
节选自《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飞出南京》文 | 艾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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