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华经》有得缘觉不退菩萨
（第六十九段）
【诸子是时，欢喜踊跃，乘是宝车，游于四方，嬉戏快乐，自在无碍。告舍利弗：我亦如是，众圣中尊，世间之父，一切众生，皆是吾子。深著世乐，无有慧心，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常有生死，病死忧患，如是等火，炽燃不息。如来已离，三界火宅，寂然闲居，安处林野，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众生，悉是吾子，而今此处，多诸患难，唯我一人，能为救护。虽复教诏，而不信受，于诸欲染，贪著深故。以是方便，为说三乘，令诸众生，知三界苦，开示演说，出世间道，是诸子等，若心决定，具足三明，及六神通，有得缘觉，不退菩萨。】
世尊说：“诸子”这个时候，听说父亲要送比三车更好的大宝车给他们，非常欢喜，踊跃而起，乘坐着父亲送予的大车，到处旅游，去参观四方所有的世界，相互嬉戏，快乐无比，随处所到，身心自在，没有一丝障碍。
以上所说的“诸子”比喻已出离生死的小乘声闻众、“是时”即一时。声闻众一时听了佛开示的大乘法，明白了大乘法的义趣和无穷妙用，都非常高兴，欢喜得跳了起来，愿意回小乘、向大乘，于是都进入了大乘法的修证，乘上了通往无上大道的一乘宝车。他们非常高兴地修四摄六度，菩萨万行，游于四方，入一乘了义，得法喜充满，心无羁绊，嬉戏快乐，于一切时、一切处，自由自在，无一障碍。
世尊告诉舍利弗说：我和前面说的长者是一样的，长者为世间之尊、我为圣贤之尊，为十方世间之父，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儿子。他们追逐世间的名利地位，深深的染著于酒色财气之乐，丢失了自己本有的般若慧心，不知三界之内，并无安身之处，四面都是欲火燃烧，三苦八苦，充满世间；不测之灾，随时可至，夺人性命，毁其财物，十分恐怖，令人生畏。世事无常、生死无常，尽在瞬息之间。更有病痛，生不如死，死亦生悲，忧患不绝，像这些焚烧众生之无明火，众生不知，却越烧越猛，无有止息。
世尊说：如来已经远离了三界火宅，早已了断生死，灭尽了所有的烦恼，生活在常寂光净土里，清净自在，所居闲适，常安处于林泉野外，独享怡人景色，并且非常富有，现在这三界里的一切，都是我所拥有，三界内的众生，都是我的儿子，他们在三界里，正遭受着许许多多的悲苦患难，只有我一人，才有能力救护他们。
世尊说：为了救护众生，我反复教化诏示，为他们说大乘法的道理，但他们不相信、不接受，因为他们受“财、色、名、食、睡”这诸多之欲的染污太重，在虚幻的尘境里陷得太深。鉴于众生，染污太重，只好用方便权巧的办法，说三乘法，即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再给众生讲这虚空宇宙的成、住、坏、空，三灾八难等，让众生知道三界之内，处处皆苦，使他们有了清醒的认识，愿意离这三界之苦，然后我才开示出世间的大乘菩萨道。
世尊说：觉醒了的诸多众生，如果已下了出离生死的大决心，决心修出世法，就能具足得到“三明”及“六神通”。“三明”“六通”指的是三种智慧和六种神通。三种智慧是：能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种智慧，即：
一、宿命明：知自身、他身宿世之生死相。二、天眼明：知自身、他身未来世之生死相。三、漏尽明：四谛成就、断一切见思烦恼。此三明又名：一、宿住智证明；二、死生智证明；三、漏尽智证明。六神通则指的是六种超天地造化而自由无碍之力，即：
1、神境通：又作身通、身如意通、神足通。具有自由无碍，随心所欲，可变天地万物并具有变化无穷之能力。
2、天眼通：能见六道众生生死苦乐之相，及见世间一切种种形色，无有障碍。
3、天耳通：能听闻六道众生苦乐忧喜之语言，及世间种种之音声。
4、他心通：能知六道众生心中所思之事，对别人的心理活动，一览无余。
5、宿命通：又作宿住通，能知自身及六道众生之百千万世宿命及所作之事。
6、漏尽通：已断尽三界内一切见思惑，不受三界生死，而得漏尽神通之力。
在“三明六通”的基础上，修十二因缘法，可证得“缘觉”果位。《华严经行愿品疏钞》卷四，举出缘觉有三种：一、缘觉之缘觉：此与因果俱相同。二、声闻之缘觉：其中“因”指声闻、“果”成缘觉。三、菩萨之缘觉：其中“因”指菩萨、“果”成缘觉。
《大乘义章》卷十七对声闻、缘觉有四种分别，即：一、是声闻而非缘觉：即声闻人。二、是缘觉而非声闻：即麟角喻人。麟角比喻独觉，与缘觉同义。三、是声闻也是缘觉：即为部行。四、是缘觉也是声闻：即因缘觉。
声闻、缘觉相比较，则有五同六异之说，五同即：一、见理同：同见生空之理。二、断障同：同断四住之烦恼。三、修行同：同修三十七道品法。四、得果同：同得尽智、无生智果。五、证灭同：同证有余、无余涅槃。
六异指：一、根异：声闻为钝根、缘觉为利根。二、所依异：声闻依师、缘觉不依师。三、藉缘异：声闻藉教法为缘而得悟道、缘觉藉事相之现缘而悟道。四、所观异：声闻观察四真谛法、缘觉观察十二因缘法。五、向果异：声闻人中四向四果。四向是：须陀洹向、斯陀含向、阿那含向、阿罗汉向。四果是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向的意思是：向须陀洹得须陀洹果、向斯陀含得斯陀含果、向阿那含得阿那含果、向阿罗汉得阿罗汉果。如此所得名四双八士。
所谓“四双八士”指的是声闻修行者从入圣道到证入阿罗汉的八个阶段，就是修四向四果的阶段。而缘觉人则是一向一果。一向是缘觉：一果是辟支佛果。是缘觉人修十二因缘法的一个修证阶段。六、通用异：声闻之人二千国土为通境界、缘觉之人三千国土为通境界。在声闻缘觉的基础上，如果转修四摄六度法，可证得“不退菩萨”位。不退菩萨有三个含义，即：
一、位不退：指修得之位不退失。二、行不退：指所修之行法不退失。三、念不退：指正念不退转。此三不退配以菩萨行位，诸宗说法不一。法相宗依万劫修因入十住之位，成就唯识观，无复退堕恶业流转生死之位，称“位不退”；既入初地，成就真唯识观，对利他之行不退失，称为“行不退”；八地以上，得无功用之智，念念入真如海，即在定散中亦恒常自在，称为“念不退”。
天台宗则以别教之初住至第七住为“位不退”、在此间断灭见思惑而永超三界生死；以第八住至十回向之终为“行不退”，在此间破除尘沙惑而不退失利他之心；又以初地以上为“念不退”，此时已断多品无明惑，永不退失中道之正念。如配以圆教，则初信至第七信为“位不退”；第八信至第十信之终为“行不退”；初住以上为“念不退”。
以上不论是用哪一宗证此三不退，除了定位名称不同以外，意义都是一样的，都已安住于大乘菩提道，得不退菩萨位。得此不退菩萨位，就意味着决定能成佛了。
（第六十九段）
【诸子是时，欢喜踊跃，乘是宝车，游于四方，嬉戏快乐，自在无碍。告舍利弗：我亦如是，众圣中尊，世间之父，一切众生，皆是吾子。深著世乐，无有慧心，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常有生死，病死忧患，如是等火，炽燃不息。如来已离，三界火宅，寂然闲居，安处林野，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众生，悉是吾子，而今此处，多诸患难，唯我一人，能为救护。虽复教诏，而不信受，于诸欲染，贪著深故。以是方便，为说三乘，令诸众生，知三界苦，开示演说，出世间道，是诸子等，若心决定，具足三明，及六神通，有得缘觉，不退菩萨。】
世尊说：“诸子”这个时候，听说父亲要送比三车更好的大宝车给他们，非常欢喜，踊跃而起，乘坐着父亲送予的大车，到处旅游，去参观四方所有的世界，相互嬉戏，快乐无比，随处所到，身心自在，没有一丝障碍。
以上所说的“诸子”比喻已出离生死的小乘声闻众、“是时”即一时。声闻众一时听了佛开示的大乘法，明白了大乘法的义趣和无穷妙用，都非常高兴，欢喜得跳了起来，愿意回小乘、向大乘，于是都进入了大乘法的修证，乘上了通往无上大道的一乘宝车。他们非常高兴地修四摄六度，菩萨万行，游于四方，入一乘了义，得法喜充满，心无羁绊，嬉戏快乐，于一切时、一切处，自由自在，无一障碍。
世尊告诉舍利弗说：我和前面说的长者是一样的，长者为世间之尊、我为圣贤之尊，为十方世间之父，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儿子。他们追逐世间的名利地位，深深的染著于酒色财气之乐，丢失了自己本有的般若慧心，不知三界之内，并无安身之处，四面都是欲火燃烧，三苦八苦，充满世间；不测之灾，随时可至，夺人性命，毁其财物，十分恐怖，令人生畏。世事无常、生死无常，尽在瞬息之间。更有病痛，生不如死，死亦生悲，忧患不绝，像这些焚烧众生之无明火，众生不知，却越烧越猛，无有止息。
世尊说：如来已经远离了三界火宅，早已了断生死，灭尽了所有的烦恼，生活在常寂光净土里，清净自在，所居闲适，常安处于林泉野外，独享怡人景色，并且非常富有，现在这三界里的一切，都是我所拥有，三界内的众生，都是我的儿子，他们在三界里，正遭受着许许多多的悲苦患难，只有我一人，才有能力救护他们。
世尊说：为了救护众生，我反复教化诏示，为他们说大乘法的道理，但他们不相信、不接受，因为他们受“财、色、名、食、睡”这诸多之欲的染污太重，在虚幻的尘境里陷得太深。鉴于众生，染污太重，只好用方便权巧的办法，说三乘法，即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再给众生讲这虚空宇宙的成、住、坏、空，三灾八难等，让众生知道三界之内，处处皆苦，使他们有了清醒的认识，愿意离这三界之苦，然后我才开示出世间的大乘菩萨道。
世尊说：觉醒了的诸多众生，如果已下了出离生死的大决心，决心修出世法，就能具足得到“三明”及“六神通”。“三明”“六通”指的是三种智慧和六种神通。三种智慧是：能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种智慧，即：
一、宿命明：知自身、他身宿世之生死相。二、天眼明：知自身、他身未来世之生死相。三、漏尽明：四谛成就、断一切见思烦恼。此三明又名：一、宿住智证明；二、死生智证明；三、漏尽智证明。六神通则指的是六种超天地造化而自由无碍之力，即：
1、神境通：又作身通、身如意通、神足通。具有自由无碍，随心所欲，可变天地万物并具有变化无穷之能力。
2、天眼通：能见六道众生生死苦乐之相，及见世间一切种种形色，无有障碍。
3、天耳通：能听闻六道众生苦乐忧喜之语言，及世间种种之音声。
4、他心通：能知六道众生心中所思之事，对别人的心理活动，一览无余。
5、宿命通：又作宿住通，能知自身及六道众生之百千万世宿命及所作之事。
6、漏尽通：已断尽三界内一切见思惑，不受三界生死，而得漏尽神通之力。
在“三明六通”的基础上，修十二因缘法，可证得“缘觉”果位。《华严经行愿品疏钞》卷四，举出缘觉有三种：一、缘觉之缘觉：此与因果俱相同。二、声闻之缘觉：其中“因”指声闻、“果”成缘觉。三、菩萨之缘觉：其中“因”指菩萨、“果”成缘觉。
《大乘义章》卷十七对声闻、缘觉有四种分别，即：一、是声闻而非缘觉：即声闻人。二、是缘觉而非声闻：即麟角喻人。麟角比喻独觉，与缘觉同义。三、是声闻也是缘觉：即为部行。四、是缘觉也是声闻：即因缘觉。
声闻、缘觉相比较，则有五同六异之说，五同即：一、见理同：同见生空之理。二、断障同：同断四住之烦恼。三、修行同：同修三十七道品法。四、得果同：同得尽智、无生智果。五、证灭同：同证有余、无余涅槃。
六异指：一、根异：声闻为钝根、缘觉为利根。二、所依异：声闻依师、缘觉不依师。三、藉缘异：声闻藉教法为缘而得悟道、缘觉藉事相之现缘而悟道。四、所观异：声闻观察四真谛法、缘觉观察十二因缘法。五、向果异：声闻人中四向四果。四向是：须陀洹向、斯陀含向、阿那含向、阿罗汉向。四果是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向的意思是：向须陀洹得须陀洹果、向斯陀含得斯陀含果、向阿那含得阿那含果、向阿罗汉得阿罗汉果。如此所得名四双八士。
所谓“四双八士”指的是声闻修行者从入圣道到证入阿罗汉的八个阶段，就是修四向四果的阶段。而缘觉人则是一向一果。一向是缘觉：一果是辟支佛果。是缘觉人修十二因缘法的一个修证阶段。六、通用异：声闻之人二千国土为通境界、缘觉之人三千国土为通境界。在声闻缘觉的基础上，如果转修四摄六度法，可证得“不退菩萨”位。不退菩萨有三个含义，即：
一、位不退：指修得之位不退失。二、行不退：指所修之行法不退失。三、念不退：指正念不退转。此三不退配以菩萨行位，诸宗说法不一。法相宗依万劫修因入十住之位，成就唯识观，无复退堕恶业流转生死之位，称“位不退”；既入初地，成就真唯识观，对利他之行不退失，称为“行不退”；八地以上，得无功用之智，念念入真如海，即在定散中亦恒常自在，称为“念不退”。
天台宗则以别教之初住至第七住为“位不退”、在此间断灭见思惑而永超三界生死；以第八住至十回向之终为“行不退”，在此间破除尘沙惑而不退失利他之心；又以初地以上为“念不退”，此时已断多品无明惑，永不退失中道之正念。如配以圆教，则初信至第七信为“位不退”；第八信至第十信之终为“行不退”；初住以上为“念不退”。
以上不论是用哪一宗证此三不退，除了定位名称不同以外，意义都是一样的，都已安住于大乘菩提道，得不退菩萨位。得此不退菩萨位，就意味着决定能成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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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
• 对话的辩证法（2009 笔记）
语言 (Sprache ) 的原形动词为言说 (sprechen) 。“言说”不是“我”向自己描述被提及的事物，它是面向听者“你”的。因而，“在语言中理解”表现为“你”和“我”的对话结构。然当我们说，理解只在“你”和“我”之间发生，这种说法已表明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对话结构。事实上，这里不存在“你”和“我”，而只是在“我”之中的“你说”以及与之相对的“我说”。因此，“我”理解的根本不是“你”，而是向“我”所述说的东西，是“你”的语言。当然，伽达默尔所说的“你”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称代词，它实际上涵盖着包括文献、艺术品、历史，文化传统、乃至整个世界等等一切与理解者发生关系的对象。显然，这里的理解不再是某种主体的行为向着所设定的客体的运动，不是主体作为纯粹的旁观者去认识特定的外在客体，而是通过对话——诸如传统与现实，过去与现在，自我与它者等等之间的对话——通向效果历史的运动。真理也不是超验的东西，不是黑格尔所设定的“绝对精神”，理解作为真理和意义的显示，只能存在于对话双方的关系之中；真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一个发生过程，此一过程便是对话过程。（[下雨]#脚注#：嘉映先生在《真理掌握我们》一问中最后写到——……就真理之为真相而言，确实如此；但我们凡人，诚而已矣，我们为真理的临现做好了准备，这就是我们的至高真理了。经上说，只要有两个人在场，我就在你们中间了。[下雨]）
毫无疑问，对话的整个过程是语言性质的，语言是两个人在所谈的对象上取得一致看法、并由此而相互理解的共同拥有的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对话双方都向着对方开放着自己，他人向我展示的是他自己的体验，表明了他人的意见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合法存在，它已经存在着；我从中领悟了它，说明我们在对话的主题上已取得了一致，我对它作出自己的判断，或赞同，或反对，这种判断表达了我对所言及的事物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是我自己的，却是通过他人才成为清晰可见的，这就是说，我是通过他人才认识了自己，理解了自己，因此，对他人的理解同时就是自我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过对话结构达到理解，表明伽达默尔和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在理解问题上的本质区别：理解不是基于理解者进入被理解者的“内心”，不是在内心中重新体验被理解者的经验，以到达他们在心灵状态上的神秘交流与重合，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想象，历史学家在理解不同的历史人物时，竟需要在心理上承担起扮演各种人物角色的任务；理解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对话所言及的对象，即被讨论的事物之“主题”，从而分享其公共的意义。
对话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在对话中，我所说的是直接指向“你”的，“你”的意见乃是向我提出的问题，我的意见就是这一问题的回答，另一方面，我的回答同时也是向“你”所提出的问题，一切对话就是这样地围绕着“提问——回答”结构展开的，对话主题的一致性就首先表现为对所提问题的的理解，正因如此，对话双方都是为对方所引导的，是“你”的言谈引出了我的言谈，反之也一样，结果竟是这样，“对话越是涉及根本问题，对话的进行就越加不受对话者意志的支配。所以一次涉及根本问题的对话永远也不是我们想要进行的对话”。 ( 伽达默尔：《语言作为解释学经验的媒介》 ) 我们无法预见对话的结果，无法预见那个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它只是在对话的过程展现开来，只要对话还在进行，它就继续展现着，真理由此而表现为一个过程，即在对话中显现自身的过程。“所有这些都表明一次对话具有其本身的精神，而且对话所用的语言在对话中就带有其本身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它显示某种今后存在的东西”。 ( 同上 )
在此分析的对话已预先假设了一个前提，这就是他们都使用着同一种语言。这个“同一种语言”不可理解为“同一的语种”，乃至“同一母语”，而是指在同一的此在关系中形成的语言，因此这是一个纯粹的假设。此在关系乃是特定此在的自身的关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的关系，这种情境上的区别决定了此在在语言理解上的差别，对他人的理解，因此必须是把他人的语言纳入自己的生活语境中加以理解才有可能，就是说，要把他人的语言“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为能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现实意义上的“翻译”入手，把对话理解为使用不同语种的人之间的对话。伽达默尔认为，借助翻译完成的不同语言之对话过程，对我们特别有启发。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一条天然的鸿沟，这不仅是说它们是用不同的符号系统表达着，而且还意味着对所言及的对象独特理解，这是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中形成的。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走狗”一词在汉语中含有明显贬义的成份，但在西方人眼里，跑动起来的狗是尤其可爱的。因此在翻译中，仅仅指出另一种语言所指涉的对象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把握它的意蕴。翻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保持原意的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通过另一种方式重新表达出来，就此而言，翻译就是解释，把所理解的东西解释出来。正因为翻译不仅是“再现”，而且还是“解释”，是翻译者对语言在理解的基础上的重新塑造，这就使得翻译的东西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是再创造。翻译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翻译者和对话者的处境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如果进一步扩展开来，他是与一切“文本”的解释者的处境相同的，“翻译者进行再创造的任务，与任何文本所提出的一般解释学任务之间，只有程度上的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 ( 同上 )
与前人相比，伽达默尔立足于“对话”对理解的分析更能体现诠释的精神。人们常常忽视对话特殊的结构功能，现实的对话呈现为“提问——回答”的结构模式 ( 即使在纯粹的阅读中，也要求把被阅读的文本当作对话的一方 ) ，正是这一结构，确保了对话双方主题的一致性，因为回答只是展开了的提问。这是理解的重要前提，这无非是说，唯有双方在谈论同一的事物时，对话以及对话的理解才是可能的，并且，这样的理解因其避免了主观任意性而具有客观意义；对话本质上是平等、宽容的，它要求承认对立意见的合法性，才能使对话成为平等的语言交流；它要求任何一方都不能拘泥于自己成见倾听对方，使对方的体验进入“我”的体验之中而成为“我”的理解的重要方面，反之也一样，并由于这种互相渗透，各自的视界不断趋向融合；对话本身还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对它者的开放，使“你”能够进入“我”之中，还意味着对历史、创统的开放，使历史进入现代，并与现代一起构成“我”的新视界，一同走向未来。从中证明了伽达默尔的一个重要论断：“理解从来不是一种达到所设定的‘对象'之主体行为，而是一种达到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 ( 《全集》第二卷，第 441 页 ) 它不把历史认作是作已经逝去了的陈迹，而是肯定它对现代所持续产生的作用，它作为“传统”、作为理解的“前结构”，推动且又限制着当代人的理解，并在这基础上把自己的影响延伸到未来。
伽达默尔进一步揭示了对话之所以能被理解的根据。他指出，沟通对话双方的桥梁乃是“体验”。据伽达默尔，是黑格尔首次使用了这个词，经由狄尔泰，这个词才获得一种概念性的功能，而到了伽达默尔，这一概念变得至关重要了，他提示我们：“在我的探索中，有关体验的章节在全书 ( 指《真理与方法》——笔者注 ) 中就有着一个纲领性的关键地位” ( 《全集》第二卷，第 445 页 ) 。与自我意识之反思 ( 比如黑格尔哲学 ) 相对立，这一概念适用于一种“浓缩着的、强化着的意义”，它所指向的是通过上述凝结了的意义而聚合成的统一的“感知整体”。此种“感知”要求对构成意义的东西追溯到它最初的源头，即那个在意识中最初被给定的东西。在这个源头上，体验作为感知的整体表现为体验的统一体。可见，能被称为体验的不是某个现实的自我体验的特殊性，也不单纯是在意识生命之流中短暂流逝的东西，它溶化在生命运动的整体中，并由于生命的运动而成为不断更新的统一体。从中显示了理解的真正奥秘：[下雨]理解者感知着语言所展示的被理解的经验和体验，通过此一感知达到构成意义的源头，这个源头便是一切理解的共同基础，不同理解者对这一最初构成意义的东西之再体验因之而具有某种共同性，并且，就体验而言，理解者通过语言与已逝去的意义构成物形成一种直接性关联，一种新的体验统一体。“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的秘密便在于此——我们的体验超越时空的在构成意义的源头上达到了统一[下雨]。
伽达默尔从对话中提炼出来“提问——回答”的结构，如上所述，这个“对话”须得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即把一切对“文本”的理解都看作是文本与理解者的对话，这样，这种问答式的结构就表现为整个诠释现象所包含的一种普遍结构，成为一种“问答的逻辑”。在这个结构中，文本被视为向解释者所提出的问题，正因为它提出了问题，才成为理解的对象，而理解文本也就是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解乃是对所提问题的回答，在回答问题中，我们敞开了自己的意义，即我们所理解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并没有向我们直接提出问题，相反地，它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一种回答，确切地说，是作为以前所提出的问题之回答，因此，我们在此所回答的问题，乃是我们自己提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问题，而只是“重建以留传下来的文本为其回答的问题”， ( 伽达默尔：《问答的逻辑》 )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文本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或者说，继续回答文本所回答的问题。然此一“重建”是我们自己在重建，这意味着，重建的问题已不是处于其原来的视界中，而是在我们的视界中重建的问题，由于视界的不同，重建的问题必定与原初的问题有着某种区别，这种区别表明了一切“重建”都变成了我们在自己视界中的提问。不言而喻，我们的回答是针对被重建的问题的，因此，我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作为对重建的问题之回答，就打上了理解者的烙印。在这里，“问题与理解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就是赋予解释学经验以真正方向的东西”， ( 同上 ) 它植根于文本之中，无论是问题的重建还是对重建的问题的理解，都是以文本为基础的，一切理解，归根结底都是对文本的理解，所理解的是文本向我们敞开的意义，就此而言，它不同于单纯的重新创造意义；但理解又不是纯粹的再现文本的意义，它通过问题的重建融入了新的意义，也就是在新的视界中所理解的意义，就此而言，[下雨]理解过程就是意义的创造过程[下雨]。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对话的具体化形式， ( 参见伽达默尔：《全集》，第一卷，第 491 页 ) 通过对游戏的分析，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领会对话的实质。如同在“深入根本的对话”中，对话过程摆脱了对话者的主观意志一样，“游戏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并且是独立于从事游戏活动者的意识的，由此，游戏也就存在于，甚至真正地存在于这样一种境界中，在这境界里，没有一个主体性的自为存在限制了主题上的视界……游戏者并不就是游戏的主体，而是游戏通过游戏活动者才达到表现”。 (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148 页 ) 在游戏中，游戏本身即为主体，它超越了一切游戏者，向他们展示了自身的魅力，将游戏者吸引进来。
自我表现是游戏的存在方式，“游戏的自我表现就这样导致了游戏活动者通过他玩味某种东西，即表现某种东西，仿佛达到了他特有的自我表现”。 ( 同上，第 157 页 ) 游戏活动者把游戏作为一种超越他的真实性来感受，并且在游戏中超越自己。伽达默尔指出，只在“观照游戏”中，游戏才获得了完整的意义。在这里，游戏者虽然是一如既往的自我表现着，但却同时是为了观者的表现，游戏者与观者组由此而构成了游戏的整体，观者并未直接出现在游戏活动中，却参与着游戏，从根本上说，游戏是由观者去感受的。由于观照游戏是为观者而存在的，这就表明，[下雨]“游戏在自身中含有一种意义内容，这意义内容是应该被理解的，而且因此也是可从游戏活动者的行为中分析出来的，……在游戏的意义内容中去把握游戏本身，这一要求对游戏者和观者来说是共同的”[下雨]。 ( 同上 )
艺术作品、乃至一切文本就是游戏，这无非是说，它们与游戏一样的是在其表现中获得其真正存在的，同时，这也意味着，游戏是象作品一样的创造物。作为创造物，游戏获得了它的观念性，成为一种意义整体，并作为意义整体被重复地表现着，反复地被理解着，就如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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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
• 对话的辩证法（2009 笔记）
语言 (Sprache ) 的原形动词为言说 (sprechen) 。“言说”不是“我”向自己描述被提及的事物，它是面向听者“你”的。因而，“在语言中理解”表现为“你”和“我”的对话结构。然当我们说，理解只在“你”和“我”之间发生，这种说法已表明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对话结构。事实上，这里不存在“你”和“我”，而只是在“我”之中的“你说”以及与之相对的“我说”。因此，“我”理解的根本不是“你”，而是向“我”所述说的东西，是“你”的语言。当然，伽达默尔所说的“你”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称代词，它实际上涵盖着包括文献、艺术品、历史，文化传统、乃至整个世界等等一切与理解者发生关系的对象。显然，这里的理解不再是某种主体的行为向着所设定的客体的运动，不是主体作为纯粹的旁观者去认识特定的外在客体，而是通过对话——诸如传统与现实，过去与现在，自我与它者等等之间的对话——通向效果历史的运动。真理也不是超验的东西，不是黑格尔所设定的“绝对精神”，理解作为真理和意义的显示，只能存在于对话双方的关系之中；真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一个发生过程，此一过程便是对话过程。（[下雨]#脚注#：嘉映先生在《真理掌握我们》一问中最后写到——……就真理之为真相而言，确实如此；但我们凡人，诚而已矣，我们为真理的临现做好了准备，这就是我们的至高真理了。经上说，只要有两个人在场，我就在你们中间了。[下雨]）
毫无疑问，对话的整个过程是语言性质的，语言是两个人在所谈的对象上取得一致看法、并由此而相互理解的共同拥有的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对话双方都向着对方开放着自己，他人向我展示的是他自己的体验，表明了他人的意见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合法存在，它已经存在着；我从中领悟了它，说明我们在对话的主题上已取得了一致，我对它作出自己的判断，或赞同，或反对，这种判断表达了我对所言及的事物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是我自己的，却是通过他人才成为清晰可见的，这就是说，我是通过他人才认识了自己，理解了自己，因此，对他人的理解同时就是自我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过对话结构达到理解，表明伽达默尔和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在理解问题上的本质区别：理解不是基于理解者进入被理解者的“内心”，不是在内心中重新体验被理解者的经验，以到达他们在心灵状态上的神秘交流与重合，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想象，历史学家在理解不同的历史人物时，竟需要在心理上承担起扮演各种人物角色的任务；理解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对话所言及的对象，即被讨论的事物之“主题”，从而分享其公共的意义。
对话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在对话中，我所说的是直接指向“你”的，“你”的意见乃是向我提出的问题，我的意见就是这一问题的回答，另一方面，我的回答同时也是向“你”所提出的问题，一切对话就是这样地围绕着“提问——回答”结构展开的，对话主题的一致性就首先表现为对所提问题的的理解，正因如此，对话双方都是为对方所引导的，是“你”的言谈引出了我的言谈，反之也一样，结果竟是这样，“对话越是涉及根本问题，对话的进行就越加不受对话者意志的支配。所以一次涉及根本问题的对话永远也不是我们想要进行的对话”。 ( 伽达默尔：《语言作为解释学经验的媒介》 ) 我们无法预见对话的结果，无法预见那个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它只是在对话的过程展现开来，只要对话还在进行，它就继续展现着，真理由此而表现为一个过程，即在对话中显现自身的过程。“所有这些都表明一次对话具有其本身的精神，而且对话所用的语言在对话中就带有其本身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它显示某种今后存在的东西”。 ( 同上 )
在此分析的对话已预先假设了一个前提，这就是他们都使用着同一种语言。这个“同一种语言”不可理解为“同一的语种”，乃至“同一母语”，而是指在同一的此在关系中形成的语言，因此这是一个纯粹的假设。此在关系乃是特定此在的自身的关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的关系，这种情境上的区别决定了此在在语言理解上的差别，对他人的理解，因此必须是把他人的语言纳入自己的生活语境中加以理解才有可能，就是说，要把他人的语言“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为能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现实意义上的“翻译”入手，把对话理解为使用不同语种的人之间的对话。伽达默尔认为，借助翻译完成的不同语言之对话过程，对我们特别有启发。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一条天然的鸿沟，这不仅是说它们是用不同的符号系统表达着，而且还意味着对所言及的对象独特理解，这是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中形成的。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走狗”一词在汉语中含有明显贬义的成份，但在西方人眼里，跑动起来的狗是尤其可爱的。因此在翻译中，仅仅指出另一种语言所指涉的对象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把握它的意蕴。翻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保持原意的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通过另一种方式重新表达出来，就此而言，翻译就是解释，把所理解的东西解释出来。正因为翻译不仅是“再现”，而且还是“解释”，是翻译者对语言在理解的基础上的重新塑造，这就使得翻译的东西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是再创造。翻译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翻译者和对话者的处境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如果进一步扩展开来，他是与一切“文本”的解释者的处境相同的，“翻译者进行再创造的任务，与任何文本所提出的一般解释学任务之间，只有程度上的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 ( 同上 )
与前人相比，伽达默尔立足于“对话”对理解的分析更能体现诠释的精神。人们常常忽视对话特殊的结构功能，现实的对话呈现为“提问——回答”的结构模式 ( 即使在纯粹的阅读中，也要求把被阅读的文本当作对话的一方 ) ，正是这一结构，确保了对话双方主题的一致性，因为回答只是展开了的提问。这是理解的重要前提，这无非是说，唯有双方在谈论同一的事物时，对话以及对话的理解才是可能的，并且，这样的理解因其避免了主观任意性而具有客观意义；对话本质上是平等、宽容的，它要求承认对立意见的合法性，才能使对话成为平等的语言交流；它要求任何一方都不能拘泥于自己成见倾听对方，使对方的体验进入“我”的体验之中而成为“我”的理解的重要方面，反之也一样，并由于这种互相渗透，各自的视界不断趋向融合；对话本身还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对它者的开放，使“你”能够进入“我”之中，还意味着对历史、创统的开放，使历史进入现代，并与现代一起构成“我”的新视界，一同走向未来。从中证明了伽达默尔的一个重要论断：“理解从来不是一种达到所设定的‘对象'之主体行为，而是一种达到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 ( 《全集》第二卷，第 441 页 ) 它不把历史认作是作已经逝去了的陈迹，而是肯定它对现代所持续产生的作用，它作为“传统”、作为理解的“前结构”，推动且又限制着当代人的理解，并在这基础上把自己的影响延伸到未来。
伽达默尔进一步揭示了对话之所以能被理解的根据。他指出，沟通对话双方的桥梁乃是“体验”。据伽达默尔，是黑格尔首次使用了这个词，经由狄尔泰，这个词才获得一种概念性的功能，而到了伽达默尔，这一概念变得至关重要了，他提示我们：“在我的探索中，有关体验的章节在全书 ( 指《真理与方法》——笔者注 ) 中就有着一个纲领性的关键地位” ( 《全集》第二卷，第 445 页 ) 。与自我意识之反思 ( 比如黑格尔哲学 ) 相对立，这一概念适用于一种“浓缩着的、强化着的意义”，它所指向的是通过上述凝结了的意义而聚合成的统一的“感知整体”。此种“感知”要求对构成意义的东西追溯到它最初的源头，即那个在意识中最初被给定的东西。在这个源头上，体验作为感知的整体表现为体验的统一体。可见，能被称为体验的不是某个现实的自我体验的特殊性，也不单纯是在意识生命之流中短暂流逝的东西，它溶化在生命运动的整体中，并由于生命的运动而成为不断更新的统一体。从中显示了理解的真正奥秘：[下雨]理解者感知着语言所展示的被理解的经验和体验，通过此一感知达到构成意义的源头，这个源头便是一切理解的共同基础，不同理解者对这一最初构成意义的东西之再体验因之而具有某种共同性，并且，就体验而言，理解者通过语言与已逝去的意义构成物形成一种直接性关联，一种新的体验统一体。“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的秘密便在于此——我们的体验超越时空的在构成意义的源头上达到了统一[下雨]。
伽达默尔从对话中提炼出来“提问——回答”的结构，如上所述，这个“对话”须得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即把一切对“文本”的理解都看作是文本与理解者的对话，这样，这种问答式的结构就表现为整个诠释现象所包含的一种普遍结构，成为一种“问答的逻辑”。在这个结构中，文本被视为向解释者所提出的问题，正因为它提出了问题，才成为理解的对象，而理解文本也就是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解乃是对所提问题的回答，在回答问题中，我们敞开了自己的意义，即我们所理解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并没有向我们直接提出问题，相反地，它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一种回答，确切地说，是作为以前所提出的问题之回答，因此，我们在此所回答的问题，乃是我们自己提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问题，而只是“重建以留传下来的文本为其回答的问题”， ( 伽达默尔：《问答的逻辑》 )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文本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或者说，继续回答文本所回答的问题。然此一“重建”是我们自己在重建，这意味着，重建的问题已不是处于其原来的视界中，而是在我们的视界中重建的问题，由于视界的不同，重建的问题必定与原初的问题有着某种区别，这种区别表明了一切“重建”都变成了我们在自己视界中的提问。不言而喻，我们的回答是针对被重建的问题的，因此，我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作为对重建的问题之回答，就打上了理解者的烙印。在这里，“问题与理解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就是赋予解释学经验以真正方向的东西”， ( 同上 ) 它植根于文本之中，无论是问题的重建还是对重建的问题的理解，都是以文本为基础的，一切理解，归根结底都是对文本的理解，所理解的是文本向我们敞开的意义，就此而言，它不同于单纯的重新创造意义；但理解又不是纯粹的再现文本的意义，它通过问题的重建融入了新的意义，也就是在新的视界中所理解的意义，就此而言，[下雨]理解过程就是意义的创造过程[下雨]。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对话的具体化形式， ( 参见伽达默尔：《全集》，第一卷，第 491 页 ) 通过对游戏的分析，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领会对话的实质。如同在“深入根本的对话”中，对话过程摆脱了对话者的主观意志一样，“游戏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并且是独立于从事游戏活动者的意识的，由此，游戏也就存在于，甚至真正地存在于这样一种境界中，在这境界里，没有一个主体性的自为存在限制了主题上的视界……游戏者并不就是游戏的主体，而是游戏通过游戏活动者才达到表现”。 (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148 页 ) 在游戏中，游戏本身即为主体，它超越了一切游戏者，向他们展示了自身的魅力，将游戏者吸引进来。
自我表现是游戏的存在方式，“游戏的自我表现就这样导致了游戏活动者通过他玩味某种东西，即表现某种东西，仿佛达到了他特有的自我表现”。 ( 同上，第 157 页 ) 游戏活动者把游戏作为一种超越他的真实性来感受，并且在游戏中超越自己。伽达默尔指出，只在“观照游戏”中，游戏才获得了完整的意义。在这里，游戏者虽然是一如既往的自我表现着，但却同时是为了观者的表现，游戏者与观者组由此而构成了游戏的整体，观者并未直接出现在游戏活动中，却参与着游戏，从根本上说，游戏是由观者去感受的。由于观照游戏是为观者而存在的，这就表明，[下雨]“游戏在自身中含有一种意义内容，这意义内容是应该被理解的，而且因此也是可从游戏活动者的行为中分析出来的，……在游戏的意义内容中去把握游戏本身，这一要求对游戏者和观者来说是共同的”[下雨]。 ( 同上 )
艺术作品、乃至一切文本就是游戏，这无非是说，它们与游戏一样的是在其表现中获得其真正存在的，同时，这也意味着，游戏是象作品一样的创造物。作为创造物，游戏获得了它的观念性，成为一种意义整体，并作为意义整体被重复地表现着，反复地被理解着，就如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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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
[唐] 杜甫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注："多病所须唯药物"，另外一个版本是"但有故人供禄米"。
[注释]
（1）清江：清澈的江水。抱：围绕。
（2）长夏：长长的夏夜。幽：幽静。
（3）棋局：棋盘。
（4）微躯：微*的身体。
[译文]清澈的江水曲折地绕村流过，长长的夏日里，村中的一切都显得幽雅。梁上的燕子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水中的鸥鸟互相追逐嬉戏，亲亲热热。妻子在纸上画着棋盘，小儿敲针作鱼钩。我老了，多病的身体需要的只是治病的药物，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奢求呢？
这首诗写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在几个月之前，诗人经过四年的流亡生活，从同州经由绵州，来到了这不曾遭到战乱骚扰的、暂时还保持安静的西南富庶之乡成都郊外浣花溪畔。他依靠亲友故旧的资助而辛苦经营的草堂已经初具规模；饱经离乡背井的苦楚、备尝颠沛流离的艰虞的诗人，终于获得了一个暂时安居的栖身之所。时值初夏，浣花溪畔，江流曲折，水木清华，一派恬静幽雅的田园景象。诗人拈来《江村》诗题，放笔咏怀，愉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本诗首联第二句“事事幽”三字，是全诗关紧的话，提挈一篇旨意。中间四句，紧紧贴住“事事幽”，一路叙下。梁间燕子，时来时去，自由而自在；江上白鸥，忽远忽近，相伴而相随。从诗人眼里看来，燕子也罢，鸥鸟也罢，都有一种忘机不疑、乐群适性的意趣。物情如此幽静，人事的幽趣尤其使诗人惬心快意：老妻画纸为棋局的痴情憨态，望而可亲；稚子敲针作钓钩的天真无邪，弥觉可爱。棋局最宜消夏，清江正好垂钓，村居乐事，件件如意。经历长期离乱之后，重新获得家室儿女之乐，诗人怎么不感到欣喜和满足呢？结句“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虽然表面上是喜幸之词，而骨子里正包藏着不少悲苦之情。曰“但有”，就不能保证必有；曰“更何求”，正说明已有所求。杜甫确实没有忘记，自己眼前优游闲适的生活，是建筑在“故人供禄米”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压痛点。一旦分禄赐米发生了问题，一切就都谈不到了。所以，我们无妨说，这结末两句，与其说是幸词，倒毋宁说是苦情。艰窭贫困、依人为活的一代诗宗，在暂得栖息，甫能安居的同时，便吐露这样悲酸的话语，实在是对封建统治阶级摧残人才的强烈控诉。
中联四句，从物态人情方面，写足了江村幽事，然后，在结句上，用“此外更何求”一句，关合“事事幽”，收足了一篇主题，最为简净，最为稳当。
《江村》一诗，在艺术处理上，也有独特之处。
一是复字不犯复。此诗首联的两句中，“江”字、“村”字皆两见。照一般做律诗的规矩，颔、颈两联同一联中忌有复字，首尾两联散行的句子，要求虽不那么严格，但也应该尽可能避复字。现在用一对复字，就有一种轻快俊逸的感觉，并不觉得是犯复了。这情况，很象律句中的拗救，拗句就要用拗句来救正，复字也要用复字来弥补。况且，第二句又安下了另外两个叠字“事事”，这样一来，头两句诗在读起来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枝撑之感了。
二是全诗前后啮合，照应紧凑。“梁上燕”属“村”，“水中鸥”属“江”；“棋局”正顶“长夏”，“钓钩”又暗寓“清江”。颔联“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两“自”字，两“相”字，当句自对；“去”“来”与“亲”“近”又上下句为对。自对而又互对，读起来轻快流荡。颈联的“画”字、“敲”字，字皆现成。且两句皆用朴直的语气，最能表达夫妻投老，相敬弥笃，稚子痴顽，不隔贤愚的意境。
三是结句，忽转凄婉，很有杜甫咏怀诗的特色。杜甫有两句诗自道其做诗的甘苦，说是“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至后》）。此诗本是写闲适心境，但他写着写着，最后结末的地方，也不免吐露落寞不欢之情，使人有怅怅之感。杜甫很多登临即兴感怀的诗篇，几乎都是如此。前人谓杜诗“沉郁”，其契机恐怕就在此处。
(韩小默)
[唐] 杜甫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注："多病所须唯药物"，另外一个版本是"但有故人供禄米"。
[注释]
（1）清江：清澈的江水。抱：围绕。
（2）长夏：长长的夏夜。幽：幽静。
（3）棋局：棋盘。
（4）微躯：微*的身体。
[译文]清澈的江水曲折地绕村流过，长长的夏日里，村中的一切都显得幽雅。梁上的燕子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水中的鸥鸟互相追逐嬉戏，亲亲热热。妻子在纸上画着棋盘，小儿敲针作鱼钩。我老了，多病的身体需要的只是治病的药物，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奢求呢？
这首诗写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在几个月之前，诗人经过四年的流亡生活，从同州经由绵州，来到了这不曾遭到战乱骚扰的、暂时还保持安静的西南富庶之乡成都郊外浣花溪畔。他依靠亲友故旧的资助而辛苦经营的草堂已经初具规模；饱经离乡背井的苦楚、备尝颠沛流离的艰虞的诗人，终于获得了一个暂时安居的栖身之所。时值初夏，浣花溪畔，江流曲折，水木清华，一派恬静幽雅的田园景象。诗人拈来《江村》诗题，放笔咏怀，愉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本诗首联第二句“事事幽”三字，是全诗关紧的话，提挈一篇旨意。中间四句，紧紧贴住“事事幽”，一路叙下。梁间燕子，时来时去，自由而自在；江上白鸥，忽远忽近，相伴而相随。从诗人眼里看来，燕子也罢，鸥鸟也罢，都有一种忘机不疑、乐群适性的意趣。物情如此幽静，人事的幽趣尤其使诗人惬心快意：老妻画纸为棋局的痴情憨态，望而可亲；稚子敲针作钓钩的天真无邪，弥觉可爱。棋局最宜消夏，清江正好垂钓，村居乐事，件件如意。经历长期离乱之后，重新获得家室儿女之乐，诗人怎么不感到欣喜和满足呢？结句“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虽然表面上是喜幸之词，而骨子里正包藏着不少悲苦之情。曰“但有”，就不能保证必有；曰“更何求”，正说明已有所求。杜甫确实没有忘记，自己眼前优游闲适的生活，是建筑在“故人供禄米”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压痛点。一旦分禄赐米发生了问题，一切就都谈不到了。所以，我们无妨说，这结末两句，与其说是幸词，倒毋宁说是苦情。艰窭贫困、依人为活的一代诗宗，在暂得栖息，甫能安居的同时，便吐露这样悲酸的话语，实在是对封建统治阶级摧残人才的强烈控诉。
中联四句，从物态人情方面，写足了江村幽事，然后，在结句上，用“此外更何求”一句，关合“事事幽”，收足了一篇主题，最为简净，最为稳当。
《江村》一诗，在艺术处理上，也有独特之处。
一是复字不犯复。此诗首联的两句中，“江”字、“村”字皆两见。照一般做律诗的规矩，颔、颈两联同一联中忌有复字，首尾两联散行的句子，要求虽不那么严格，但也应该尽可能避复字。现在用一对复字，就有一种轻快俊逸的感觉，并不觉得是犯复了。这情况，很象律句中的拗救，拗句就要用拗句来救正，复字也要用复字来弥补。况且，第二句又安下了另外两个叠字“事事”，这样一来，头两句诗在读起来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枝撑之感了。
二是全诗前后啮合，照应紧凑。“梁上燕”属“村”，“水中鸥”属“江”；“棋局”正顶“长夏”，“钓钩”又暗寓“清江”。颔联“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两“自”字，两“相”字，当句自对；“去”“来”与“亲”“近”又上下句为对。自对而又互对，读起来轻快流荡。颈联的“画”字、“敲”字，字皆现成。且两句皆用朴直的语气，最能表达夫妻投老，相敬弥笃，稚子痴顽，不隔贤愚的意境。
三是结句，忽转凄婉，很有杜甫咏怀诗的特色。杜甫有两句诗自道其做诗的甘苦，说是“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至后》）。此诗本是写闲适心境，但他写着写着，最后结末的地方，也不免吐露落寞不欢之情，使人有怅怅之感。杜甫很多登临即兴感怀的诗篇，几乎都是如此。前人谓杜诗“沉郁”，其契机恐怕就在此处。
(韩小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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