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回复某某某人评论《“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的说法是错误的》一文
我写一篇“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的说法是错误的论文，发表在网上。这一发表引起了不少人的一片哗然。说好话的我就不说了。有人说我不懂中医。有人说我不可理喻。有人说我看书少，还得学。有人让我学《黄帝内经》，学易经。更有甚者，不会写论文驳我，象狗一样旺旺咬人。我一时想不起来回答的话语。后来，我翻箱倒柜找书，查资料，终于找到了说“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的说法是错误理论根据。
请看，贺志光主编的《中医学》中说：“上部为阳，下部为阴；……上部心肺属于阳，下部肝肾属于阴。”以上是贺志光主编的《中医学》中说的一段话。按照这个理论来说肺为阳，肝为阴。按照上边说的“阳主升发，阴主肃降”的理论。《中医学》中说：“心肺属于阳、肝肾属于阴”理论，又说左为阳升，右为阴降，那就是肺阳主升发，肝阴主肃降。故从肝和肺的生理功能特点来说应该是“右肝左肺”。这两个“上为阳，下为阴”和“左为阳，右为阴”都是原中医理论的说法，正好相反。自相矛盾。所以说“左肝右肺”的说法和“右肝左肺”的说法是矛盾的，都是出于原中医理论，所以“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的说法是不能说是对的。“左肝右肺”不是指解剖部位而言，而是指其功能特点而言。”纯属是狡辩或诡辩。
所以人体没有什么气（或物质）从左升，从右降。也没有什么气（或物质）从右升，从左降之说。
再请看，“五脏为阴属地气,六腑为阳属天气,故五脏需升则健,六腑以降为顺,但五脏六腑又各有升降，如心肺居上,属清阳之天;肝肾居下,属浊阴之地;脾居中央,为清浊共处之所。”
分析这句话“五脏为阴属地气,六腑为阳属天气”，意思是说五脏为阴在下，六腑为阳在上，所以，五脏需要上升身体才能健康。六腑需要下降才能顺当健康。这话说的好像很对。但五脏六腑又各有升降，如心肺居上,属清阳之天;肝肾居下,属浊阴之地; 脾居中央,为清浊共处之所。这话说的也像很对。可是你要细看用脑分析就都不对了。你看，前边说五脏为阴属地气，后边又说心肺居上,属清阳之天;意思是说心肺（是脏）又为阳属地了。心肺到底是为阴还是为阳，到底是属地还是属天。后边肝肾是为阴还是为阳，是属阴还是属阳？前后有矛盾。
图1
图2
图3
再看上面这个图1：“人体气机升降”图，这个图上说胆属甲木和胃、肺都是主肃降。再看图2 ：“黄元御人体气机升降图” 和图3：也说胆随胃而降。这三个图都说胆主肃降。又有书上说：“胆气主升：胆为阳中之少阳，禀东方木德，属甲木，主少阳春升之气，故称胆气主升。胆气主升，实为胆的升发条达之性，与肝喜条达而恶抑郁同义。甲子为五运六气之首，其时应春，且为阳中之少阳。春气升则万物皆安，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人与天地相参，在人体则胆主甲子，胆气升发条达，如春气之升，则脏腑之气机调畅。胆气主升之升，谓木之升，即木之升发疏泄。胆气升发疏泄正常，则脏腑之气机升降出人正常，从而维持其正常的生理功能。故曰：“胆者，少阳春升之气，春气升则万物化安，故胆气春升，则余脏从之。胆气不升，则飧泄、肠痹不一而起矣”（《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这一段意思是说胆属甲木，主少阳春升之气，故称胆气主升。再看《黄帝内经•素问•刺禁论》中说：“肝生于左，肺藏于右”。《黄帝内经》（白话释译）解释说：“肝气生发于左，肺气肃降于右，”还有人解释说：“肝为阳主升发，肺为阴主肃降。这一段意思是说肝胆都属甲木同主升发。前面三个图又说胆主肃降。看这就出现了矛盾。有的说胆主升发，有的说胆主肃降。所以我说人体没有什么气从左升，也没有什么气从右降。
我写一篇“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的说法是错误的论文，发表在网上。这一发表引起了不少人的一片哗然。说好话的我就不说了。有人说我不懂中医。有人说我不可理喻。有人说我看书少，还得学。有人让我学《黄帝内经》，学易经。更有甚者，不会写论文驳我，象狗一样旺旺咬人。我一时想不起来回答的话语。后来，我翻箱倒柜找书，查资料，终于找到了说“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的说法是错误理论根据。
请看，贺志光主编的《中医学》中说：“上部为阳，下部为阴；……上部心肺属于阳，下部肝肾属于阴。”以上是贺志光主编的《中医学》中说的一段话。按照这个理论来说肺为阳，肝为阴。按照上边说的“阳主升发，阴主肃降”的理论。《中医学》中说：“心肺属于阳、肝肾属于阴”理论，又说左为阳升，右为阴降，那就是肺阳主升发，肝阴主肃降。故从肝和肺的生理功能特点来说应该是“右肝左肺”。这两个“上为阳，下为阴”和“左为阳，右为阴”都是原中医理论的说法，正好相反。自相矛盾。所以说“左肝右肺”的说法和“右肝左肺”的说法是矛盾的，都是出于原中医理论，所以“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的说法是不能说是对的。“左肝右肺”不是指解剖部位而言，而是指其功能特点而言。”纯属是狡辩或诡辩。
所以人体没有什么气（或物质）从左升，从右降。也没有什么气（或物质）从右升，从左降之说。
再请看，“五脏为阴属地气,六腑为阳属天气,故五脏需升则健,六腑以降为顺,但五脏六腑又各有升降，如心肺居上,属清阳之天;肝肾居下,属浊阴之地;脾居中央,为清浊共处之所。”
分析这句话“五脏为阴属地气,六腑为阳属天气”，意思是说五脏为阴在下，六腑为阳在上，所以，五脏需要上升身体才能健康。六腑需要下降才能顺当健康。这话说的好像很对。但五脏六腑又各有升降，如心肺居上,属清阳之天;肝肾居下,属浊阴之地; 脾居中央,为清浊共处之所。这话说的也像很对。可是你要细看用脑分析就都不对了。你看，前边说五脏为阴属地气，后边又说心肺居上,属清阳之天;意思是说心肺（是脏）又为阳属地了。心肺到底是为阴还是为阳，到底是属地还是属天。后边肝肾是为阴还是为阳，是属阴还是属阳？前后有矛盾。
图1
图2
图3
再看上面这个图1：“人体气机升降”图，这个图上说胆属甲木和胃、肺都是主肃降。再看图2 ：“黄元御人体气机升降图” 和图3：也说胆随胃而降。这三个图都说胆主肃降。又有书上说：“胆气主升：胆为阳中之少阳，禀东方木德，属甲木，主少阳春升之气，故称胆气主升。胆气主升，实为胆的升发条达之性，与肝喜条达而恶抑郁同义。甲子为五运六气之首，其时应春，且为阳中之少阳。春气升则万物皆安，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人与天地相参，在人体则胆主甲子，胆气升发条达，如春气之升，则脏腑之气机调畅。胆气主升之升，谓木之升，即木之升发疏泄。胆气升发疏泄正常，则脏腑之气机升降出人正常，从而维持其正常的生理功能。故曰：“胆者，少阳春升之气，春气升则万物化安，故胆气春升，则余脏从之。胆气不升，则飧泄、肠痹不一而起矣”（《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这一段意思是说胆属甲木，主少阳春升之气，故称胆气主升。再看《黄帝内经•素问•刺禁论》中说：“肝生于左，肺藏于右”。《黄帝内经》（白话释译）解释说：“肝气生发于左，肺气肃降于右，”还有人解释说：“肝为阳主升发，肺为阴主肃降。这一段意思是说肝胆都属甲木同主升发。前面三个图又说胆主肃降。看这就出现了矛盾。有的说胆主升发，有的说胆主肃降。所以我说人体没有什么气从左升，也没有什么气从右降。
[微风][2022] 保罗·蒂利希的“存在性忧虑”说：理性之根本的有限性。
保罗.蒂利希认为凡人皆有三种忧虑终生无法去之，非属心理学范畴，故称之为“存在性忧虑”。一是对死亡和命运的忧虑，一是对空虚和无意义 的忧虑，一是对内疚和罪责的忧虑。正像生存的两歧一样，这三种存在性忧虑同样也是理性所对付不了的，即使我们的生活信心是由最健全的理性武装起来的，在这三种忧虑的真实性面前，这种信心也立即暴露出其全部充满空隙的不稳定性。我们的内心最深处，时时为这三种忧虑所困扰，不管我们在清醒的理性的支配下如何力图向自己坚定地否认这一点。有人曾用一个虚构的故事来说明蒂利希所说的存在性忧虑。
一对夫妇生了一个孩子，组成了一个通常的核心家庭。这个家庭的中心是这个新生的生命。夫妇俩欢欣鼓舞地迎来他们的儿子，这儿子代表了他们对于未来的大部分憧憬。他们立誓要把这儿子培养成将来能出人头地的人物。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养育计划并尽可能严格地遵照计划行事。一切都如他们所预料和期待的那样展开，孩子健康成长而且聪明，看上去大有前途。尽管这对年轻的夫妇为此付出了多年辛勤的努力，但计划的一步一步实现是那样地合情合理，使他们极感欣慰。然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不幸正等在前面。一次偶然的车祸竟夺去了他们的孩子。他们原先为孩子成长所制定的长远计划，由于命运的突然闯入而中止。他们的计划原是严密而周到的，并且始终不渝地尽了努力，所以他们不能明白这灾难是怎么可能发生的。未来的蓝图在一瞬间化为泡影。这对夫妇从其儿子的这场灾难中深刻地感受到命运的不可捉摸，命运是不可知的和不合情理的，是随时可以摧毁一切出自理性的安排的。
再假定这对夫妇不再有生育的可能，那么，原先那种和孩子一起创造理想生活的毕生计划也随之永远消失。我们不能说，理性本来就告诉他们一切计划所追求的目标只有相对的价值，且是变幻不居的东西，我们应返回内心的理性而漠视人间的沧桑之变。这样讲其实毫无意义，因为，假如在现实中只应听任盲目的外部力量的摆布，理性又有什么重要性呢？对于这对夫妇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节哀顺变，而是往后那没有孩子参与的生活已成为空虚和无意义的了。既然希望和计划已经破灭，未来便成了使他们茫无所适的东西。空虚之感时时袭上他们的心头，即使健全的理性也填补不了这一份空虚。
他们还在回忆中继续折磨着自己，他们觉得一定还存在着某种他们如果去做了就会避免那场灾难的事，但他们却“疏忽”了此事，这种想法造成了使他们隐隐作痛的内疚和罪责感，尽管他们永远不会弄明白他们未曾去做的那件事究竟是什么。
上述三种感受——命运、空虚和罪责——是理性不可能将之驱散的意识，理性无法理解突如其来且无缘无故的命运之力量；理性无法填补某种价值和意义对于个人的人生而言的永远空缺；理性也同样不能驱除扎根于心灵深处的隐秘的罪责感。这三项，对于理性而言，确实是不可理喻的，理性的原则是必须否定它们，但它们却极为真实，并不因为它们被理性拒斥而成为病态的和虚假的。相反，在这种真实面前，理性本身倒显得是虚假的。
上述故事集中体现了保罗·蒂利希所说的“存在性忧虑”，当然，这种以一场灾变来体现的情况绝非在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都会出现。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即使这种灾难并未发生，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中实际上都始终这样或那样地面对这些忧虑。这些忧虑即使在我们信心百倍地行事时，仍隐藏在内心深处：我们确实觉知到命运的不可思议和死亡的根本可能性，我们确实力图避免空虚和丧失目标，我们也确实一直害怕着由罪责所造成的追悔莫及。所以，所谓“存在性忧虑”，正是意指它们是我们的存在的一个确定的真实部分，这部分捅破了理性的完整性，使之支离破碎，充满空隙。
生存的两歧也好，存在性的忧虑也好，说明的只是一个基本实情，即，理性在虚无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根本的有限性。即使一个人还未在实际上面对死亡之威胁，他在其日常生存中也经常遭遇到虚无。
（注：此《保罗·蒂利希的“存在性忧虑”说：理性之根本的有限性》和上一篇《埃里希·弗洛姆的“生存两歧”说：理性之根本的有限性》，都是摘自复旦王德峰教授的《哲学导论》中的章节。之所以要费力巴拉地把这些文字搬运到这里，不是为了凑数目，而是觉得王教授写得太好了，对我而言，真是醍醐灌顶！这个虚构的故事，也让我们能够把形而上的意识与精神领域的理性拉回到客观存在之中，与人的现实生活相结合，并用于指导人的思维、意识与精神活动。）
保罗.蒂利希认为凡人皆有三种忧虑终生无法去之，非属心理学范畴，故称之为“存在性忧虑”。一是对死亡和命运的忧虑，一是对空虚和无意义 的忧虑，一是对内疚和罪责的忧虑。正像生存的两歧一样，这三种存在性忧虑同样也是理性所对付不了的，即使我们的生活信心是由最健全的理性武装起来的，在这三种忧虑的真实性面前，这种信心也立即暴露出其全部充满空隙的不稳定性。我们的内心最深处，时时为这三种忧虑所困扰，不管我们在清醒的理性的支配下如何力图向自己坚定地否认这一点。有人曾用一个虚构的故事来说明蒂利希所说的存在性忧虑。
一对夫妇生了一个孩子，组成了一个通常的核心家庭。这个家庭的中心是这个新生的生命。夫妇俩欢欣鼓舞地迎来他们的儿子，这儿子代表了他们对于未来的大部分憧憬。他们立誓要把这儿子培养成将来能出人头地的人物。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养育计划并尽可能严格地遵照计划行事。一切都如他们所预料和期待的那样展开，孩子健康成长而且聪明，看上去大有前途。尽管这对年轻的夫妇为此付出了多年辛勤的努力，但计划的一步一步实现是那样地合情合理，使他们极感欣慰。然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不幸正等在前面。一次偶然的车祸竟夺去了他们的孩子。他们原先为孩子成长所制定的长远计划，由于命运的突然闯入而中止。他们的计划原是严密而周到的，并且始终不渝地尽了努力，所以他们不能明白这灾难是怎么可能发生的。未来的蓝图在一瞬间化为泡影。这对夫妇从其儿子的这场灾难中深刻地感受到命运的不可捉摸，命运是不可知的和不合情理的，是随时可以摧毁一切出自理性的安排的。
再假定这对夫妇不再有生育的可能，那么，原先那种和孩子一起创造理想生活的毕生计划也随之永远消失。我们不能说，理性本来就告诉他们一切计划所追求的目标只有相对的价值，且是变幻不居的东西，我们应返回内心的理性而漠视人间的沧桑之变。这样讲其实毫无意义，因为，假如在现实中只应听任盲目的外部力量的摆布，理性又有什么重要性呢？对于这对夫妇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节哀顺变，而是往后那没有孩子参与的生活已成为空虚和无意义的了。既然希望和计划已经破灭，未来便成了使他们茫无所适的东西。空虚之感时时袭上他们的心头，即使健全的理性也填补不了这一份空虚。
他们还在回忆中继续折磨着自己，他们觉得一定还存在着某种他们如果去做了就会避免那场灾难的事，但他们却“疏忽”了此事，这种想法造成了使他们隐隐作痛的内疚和罪责感，尽管他们永远不会弄明白他们未曾去做的那件事究竟是什么。
上述三种感受——命运、空虚和罪责——是理性不可能将之驱散的意识，理性无法理解突如其来且无缘无故的命运之力量；理性无法填补某种价值和意义对于个人的人生而言的永远空缺；理性也同样不能驱除扎根于心灵深处的隐秘的罪责感。这三项，对于理性而言，确实是不可理喻的，理性的原则是必须否定它们，但它们却极为真实，并不因为它们被理性拒斥而成为病态的和虚假的。相反，在这种真实面前，理性本身倒显得是虚假的。
上述故事集中体现了保罗·蒂利希所说的“存在性忧虑”，当然，这种以一场灾变来体现的情况绝非在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都会出现。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即使这种灾难并未发生，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中实际上都始终这样或那样地面对这些忧虑。这些忧虑即使在我们信心百倍地行事时，仍隐藏在内心深处：我们确实觉知到命运的不可思议和死亡的根本可能性，我们确实力图避免空虚和丧失目标，我们也确实一直害怕着由罪责所造成的追悔莫及。所以，所谓“存在性忧虑”，正是意指它们是我们的存在的一个确定的真实部分，这部分捅破了理性的完整性，使之支离破碎，充满空隙。
生存的两歧也好，存在性的忧虑也好，说明的只是一个基本实情，即，理性在虚无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根本的有限性。即使一个人还未在实际上面对死亡之威胁，他在其日常生存中也经常遭遇到虚无。
（注：此《保罗·蒂利希的“存在性忧虑”说：理性之根本的有限性》和上一篇《埃里希·弗洛姆的“生存两歧”说：理性之根本的有限性》，都是摘自复旦王德峰教授的《哲学导论》中的章节。之所以要费力巴拉地把这些文字搬运到这里，不是为了凑数目，而是觉得王教授写得太好了，对我而言，真是醍醐灌顶！这个虚构的故事，也让我们能够把形而上的意识与精神领域的理性拉回到客观存在之中，与人的现实生活相结合，并用于指导人的思维、意识与精神活动。）
世界愈悲伤，我要愈快乐。当人心愈险恶，我要愈善良。当挫折来了，我要挺身面对。我要做一个乐观向上，不退缩不屈不饶不怨天尤人的人，勇敢去接受人生所有挑战的人。
一个人对人民的服务不一定要站在大会上讲演或是作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随时随地，点点滴滴地把自己知道的想到的告诉人家，无形中就是替国家播种垦植。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後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一个人对人民的服务不一定要站在大会上讲演或是作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随时随地，点点滴滴地把自己知道的想到的告诉人家，无形中就是替国家播种垦植。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後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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