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秋松的经前乳胀汤治疗经前乳胀有良效
导读：经前乳胀汤，是一张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和临床实际的正确经验方，值得推广。该方对本病各型患者，不论病程长短均有良效，尤其对病程在半年以内者疗效尤佳。
值得推广的有效方——经前乳胀汤
古人谓：“千方易得，一效难求。”当我们先后看到《浙江中医药》杂志（1978年第5期）和《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79年第5期）高秋松同志写的《经前乳胀证治》和《经前乳胀的病机和辨证》报道后，当读再三，获益不浅。
自1978年12月，我根据高氏论述，照方施用，经治52例（治疗一次25例，二次15例，三次7例，四次5例），皆获效验（痊愈47例，显效3例，有效2例），深受医者、病者欢迎。
如患者余××，25岁，工人，1978年12月7日初诊：患者经前乳胀已三年，因精神刺激而引起。经前一周，乳房胀痛，胸闷脘痞，烦躁易怒，头痛口苦，精神抑郁，时时叹息，纳减。月经先期。舌质红，苔薄黄，脉弦数。证属肝郁化火，治拟疏肝解郁、健脾和胃，方以经前乳胀汤出入：大麦芽25克，龙胆草、丹皮各15克，蒲公英、苡米仁各12克，制香附、广郁金、白蒺藜、茯苓、左金丸（吞）各9克，青皮3克，柴胡5克。嘱服4剂。服2剂后诸症减半，尽剂后诸症消失而月经来潮。次月再宗前方加减施治，诸症痊愈，月经正常。随访半年，未见复发。
为了系统地观察该方实用价值，我们在临床上，均依据高氏辨证分型和加减用药经验出入为方，均应收效。证明该方和文确为经验之谈。
所以我认为经前乳胀汤，是一张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和临床实际的正确经验方，值得推广。该方对本病各型患者，不论病程长短均有良效，尤其对病程在半年以内者疗效尤佳。
今春，我特地介绍一医友试用，他照方施用后，一次特地对我说：“你介绍的药方确实是一张有效方。目前我们在临床上仍继续使用该方，详情有待今后进一步总结。
经前乳胀的病机和辨证
《浙江中医药》杂志一九七八年第五期，载有拙作《经前乳胀证治》一文，概略地介绍了个人治疗经前乳胀的经验，并附病例加以佐证。本文进一步就经前乳胀的病机、临床的辨证分型、方药的加减运用和几点粗浅体会补充介绍如下。
病机探讨
现代医学认为，经前乳胀的发生，多数系内分泌失调所致，其中主要和性激素的过多或过少有关（雌激素多了，或因黄体素过少而显得雌激素增多），从而发生“经前期紧张症”“乳痛症”及“乳腺小叶增生症”等疾病。由于内分泌紊乱，使体内的钠盐排出减少，因而使水分大量潴留，结果引起组织水肿，水肿发生在脑，就产生精神抑郁，心烦急躁，头痛头晕，失眠多梦等症；水肿发生在胸腹、四肢，则有胸闷不适，乳房作胀，触之疼痛，少腹下坠感，颜面、四肢发胀甚至浮肿等症。内分泌-卵巢功能失调，还必然影响月经和孕育的机能。因内分泌紊乱呈周期性变化，所以经前乳胀也颇有规律。
祖国医学认为，乳头属肝，乳房属胃。经前乳胀一症，与肝胃两经相关，尤与肝经的关系最为密切。肝为刚脏，喜条达，主疏泄，司周身血液及情志活动，女子又常有余于气（不足于血）而善郁，若因七情内伤，最易肝郁气滞，气滞则难于疏泄，影响中焦，胃失和降，于是肝郁胃阻，其肝胃两经经脉郁滞难泄，其经络所过之乳房就作胀，甚则疼痛。轻者兼脘腹痞胀不适，进一步则肝气横逆，犯胃克脾，兼见脘腹胀满，胃纳减退，恶心，呕吐，四肢胀重或浮肿，泄泻等症，甚而郁久化热，热甚化火，见肝火犯胃而口苦吞酸，或激动肝阳上亢，则烦躁易怒，头痛，眩晕，目赤，耳鸣等症蜂拥而至。
凡此种种，都离不开“肝郁”两字，故朱丹溪曰：“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百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郑守谦亦说：“郁非一病之专名，乃百病之所由起也。”
肝经又与冲、任两脉密切相关。肝之经脉“循股阴，入毛中，过阴器，抵小腹”（《灵枢·经脉篇》），与任脉相会于曲骨穴；冲脉起于胞中，为十二经气血汇聚之所，受任脉之资助，是全身运行之要冲，故有“血海”之称；任脉也起于胞中，其经脉络于肝、脾、肾三脏，取三经之精血以为养，并与冲脉会于咽喉，得冲脉之相辅。人体精、血、津、液都属任脉总司，故又称“阴脉之海”。由此可知，肝经通过冲、任两脉与胞宫互相联系，而肝藏血，主疏泄，司血海，对胞宫之行经和孕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月经将来之前，冲脉渐盛，血海渐盈，由于肝郁气滞，影响冲任两脉气血畅流，肝经郁滞之象更为明显，故见经前胸闷、乳胀甚则作痛等症。一旦“任脉通”“月事下”，则血海渐空，肝郁气滞也减缓，故诸症亦见平复。如此往复不愈，故颇呈规律。
辨证分型
经前乳胀，是女子在月经前因由肝郁气滞、胃失和降并影响冲任后所出现一系列症候中的其中一症，如能在临证时抓住经前乳胀这一独特症状，结合望、闻、问、切四诊进行辨证论治，则往往容易切中病机，收到满意的疗效。
根据经前乳胀患者的临床见症，作者将肝郁胃阻所出现的月经前胸闷脘痞，乳房发胀或胀痛，精神抑郁，时欲叹息，嗳气，纳减，或小腹亦胀，甚则常自按胸摩腹，月经正常或延期，舌苔薄腻，脉弦等症作为基本类型，然后以虚实为纲，进一步辨别脾虚、血虚、肾虚和肝火犯胃、肝阳上亢、瘀血痰凝等兼证之差别，归纳如下：
脾虚：
兼脘腹胀满，不思饮食，恶心，呕吐，腹痛，泄泻，颜面或四肢胀重或浮肿，面色㿠白，全身乏力，少腹下垂感。月经或先或后。舌质淡，苔薄白或白腻。脉弦细。
血虚：
兼头晕心悸，神疲寐劣，面色萎黄，唇爪淡白。月经或先或后，量少质淡，或经后少腹隐痛喜按。舌淡，少苔。脉弦细无力。
肾虚：
兼腰酸疼痛，头晕耳鸣，肢冷畏寒。或带下清稀量多。月经量少。舌质淡，苔薄白；偏阴虚者，则兼眼干涩燥，咽喉干痛，五心烦热。月经量多先期。舌红无苔，脉弦细或弦细数。
肝火犯胃：
兼胃脘嘈杂疼痛，口苦，吞酸。月经正常或先期。舌质红，苔薄黄。脉弦或弦数。
肝阳上亢：
兼头痛眩晕，耳鸣，目赤，口苦，大便干结。月经先期。舌尖边红赤，苔黄；偏阴虚者，舌干少津，苔少，脉弦细数。
瘀血痰凝：
兼乳房、胸胁疼痛如针刺状，乳房内有结块，触之疼痛，目眶或面部发黑，唇色紫暗。月经常延期，量少、色紫有块，或经来腹痛。舌边可见紫点或紫斑，脉弦或弦涩。
治疗方法
现代医学对本症的治疗，除采用激素、适当控制食盐和饮水及理疗和手术外，尚缺乏有效的方法。祖国医学却积有丰富的治疗经验。
作者根据本症的主要病机责于肝郁，遵照《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木郁达之”的原则，采用经前乳胀汤（自拟方）治疗，取得比较满意的疗效，方由柴胡3～9克，制香附6～9克，广郁金6～12克，大麦芽15～30克，蒲公英12～30克，白蒺藜6～9克，青皮3～6克，茯苓9～12克，米仁12～30克，淮山药12～30克等十味组成，适用于单纯的肝郁胃阻型。
方中柴胡，制香附，白蒺藜，郁金能疏肝解郁、活血消胀；大麦芽，蒲公英能散结止胀；淮山药，青皮，米仁，茯苓以健脾和胃，共奏疏健之功。临床根据虚实兼证之异，进行如下加减：
脾虚者选加党参、黄芪、苍白术、姜半夏、木香、砂仁；
血虚者选加当归、熟地、白芍、丹参、黄芪、枣仁；
肾阳虚者选加杜仲、川断、巴戟天、仙茅、仙灵脾、鹿角片；
肾阴虚者选加川柏、知母、生地、元参、山萸肉、女贞子、旱莲草；
肝火犯胃的选加山栀、丹皮、左金丸、白芍、陈皮；
肝阳上亢的选加珍珠母、双钩、甘菊、龙胆草、黄芩、丹皮；
阴虚阳亢者选加牡蛎、鳖甲、阿胶、生地、麦冬；
瘀血痰凝的选加桃仁、红花、川芎、归尾、山楂、橘核、山甲、王不留行、丹参、乳没。
几点体会
一、经前乳胀是妇科临床上特有的症状，其特点为轻者在月经前一、二日发生，重者则在半月前就开始，多数在月经来潮后自行消失，而在下次月经前又重复发作，呈一定的规律。祖国医学文献中对此症记载甚少，估计与封建社会对女子隐晦之处的描述讳忌有关。
二、通过临床实践，作者认为经前乳胀的病机责于肝郁胃阻，并与冲、任两脉的盛衰有关，所以临床上常见到此症患者伴有月经不调和不孕症史，治疗上如能抓住经前乳胀这一独特症候，针对病机进行治疗，往往收效满意。
三、自拟经前乳胀汤一方，具有解郁疏肝、消胀健胃之功，根据虚实兼证的不同随证加减运用，实践证明效果良好，是否具有调整内分泌-卵巢的作用，尚待进一步研究探索。
四、治疗之时，当重视服药方法。应在预感胸闷乳胀之日开始服用，至经来一、二日方停，连续三个月至六个月方可停药，否则虽有效但仍易复发。
五、经前乳胀患者，多见情怀悒郁，性格急躁易怒，或沉默寡言，故在治疗时，做好思想劝说工作也很重要，并适当加强体育锻炼，对疾病的早日痊愈也有很大帮助。
本文第一篇摘自《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作者/程爵棠；第二篇摘自《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79年第5期。作者/高秋松。
提示：文中处方，请在专业中医指导下使用。
导读：经前乳胀汤，是一张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和临床实际的正确经验方，值得推广。该方对本病各型患者，不论病程长短均有良效，尤其对病程在半年以内者疗效尤佳。
值得推广的有效方——经前乳胀汤
古人谓：“千方易得，一效难求。”当我们先后看到《浙江中医药》杂志（1978年第5期）和《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79年第5期）高秋松同志写的《经前乳胀证治》和《经前乳胀的病机和辨证》报道后，当读再三，获益不浅。
自1978年12月，我根据高氏论述，照方施用，经治52例（治疗一次25例，二次15例，三次7例，四次5例），皆获效验（痊愈47例，显效3例，有效2例），深受医者、病者欢迎。
如患者余××，25岁，工人，1978年12月7日初诊：患者经前乳胀已三年，因精神刺激而引起。经前一周，乳房胀痛，胸闷脘痞，烦躁易怒，头痛口苦，精神抑郁，时时叹息，纳减。月经先期。舌质红，苔薄黄，脉弦数。证属肝郁化火，治拟疏肝解郁、健脾和胃，方以经前乳胀汤出入：大麦芽25克，龙胆草、丹皮各15克，蒲公英、苡米仁各12克，制香附、广郁金、白蒺藜、茯苓、左金丸（吞）各9克，青皮3克，柴胡5克。嘱服4剂。服2剂后诸症减半，尽剂后诸症消失而月经来潮。次月再宗前方加减施治，诸症痊愈，月经正常。随访半年，未见复发。
为了系统地观察该方实用价值，我们在临床上，均依据高氏辨证分型和加减用药经验出入为方，均应收效。证明该方和文确为经验之谈。
所以我认为经前乳胀汤，是一张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和临床实际的正确经验方，值得推广。该方对本病各型患者，不论病程长短均有良效，尤其对病程在半年以内者疗效尤佳。
今春，我特地介绍一医友试用，他照方施用后，一次特地对我说：“你介绍的药方确实是一张有效方。目前我们在临床上仍继续使用该方，详情有待今后进一步总结。
经前乳胀的病机和辨证
《浙江中医药》杂志一九七八年第五期，载有拙作《经前乳胀证治》一文，概略地介绍了个人治疗经前乳胀的经验，并附病例加以佐证。本文进一步就经前乳胀的病机、临床的辨证分型、方药的加减运用和几点粗浅体会补充介绍如下。
病机探讨
现代医学认为，经前乳胀的发生，多数系内分泌失调所致，其中主要和性激素的过多或过少有关（雌激素多了，或因黄体素过少而显得雌激素增多），从而发生“经前期紧张症”“乳痛症”及“乳腺小叶增生症”等疾病。由于内分泌紊乱，使体内的钠盐排出减少，因而使水分大量潴留，结果引起组织水肿，水肿发生在脑，就产生精神抑郁，心烦急躁，头痛头晕，失眠多梦等症；水肿发生在胸腹、四肢，则有胸闷不适，乳房作胀，触之疼痛，少腹下坠感，颜面、四肢发胀甚至浮肿等症。内分泌-卵巢功能失调，还必然影响月经和孕育的机能。因内分泌紊乱呈周期性变化，所以经前乳胀也颇有规律。
祖国医学认为，乳头属肝，乳房属胃。经前乳胀一症，与肝胃两经相关，尤与肝经的关系最为密切。肝为刚脏，喜条达，主疏泄，司周身血液及情志活动，女子又常有余于气（不足于血）而善郁，若因七情内伤，最易肝郁气滞，气滞则难于疏泄，影响中焦，胃失和降，于是肝郁胃阻，其肝胃两经经脉郁滞难泄，其经络所过之乳房就作胀，甚则疼痛。轻者兼脘腹痞胀不适，进一步则肝气横逆，犯胃克脾，兼见脘腹胀满，胃纳减退，恶心，呕吐，四肢胀重或浮肿，泄泻等症，甚而郁久化热，热甚化火，见肝火犯胃而口苦吞酸，或激动肝阳上亢，则烦躁易怒，头痛，眩晕，目赤，耳鸣等症蜂拥而至。
凡此种种，都离不开“肝郁”两字，故朱丹溪曰：“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百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郑守谦亦说：“郁非一病之专名，乃百病之所由起也。”
肝经又与冲、任两脉密切相关。肝之经脉“循股阴，入毛中，过阴器，抵小腹”（《灵枢·经脉篇》），与任脉相会于曲骨穴；冲脉起于胞中，为十二经气血汇聚之所，受任脉之资助，是全身运行之要冲，故有“血海”之称；任脉也起于胞中，其经脉络于肝、脾、肾三脏，取三经之精血以为养，并与冲脉会于咽喉，得冲脉之相辅。人体精、血、津、液都属任脉总司，故又称“阴脉之海”。由此可知，肝经通过冲、任两脉与胞宫互相联系，而肝藏血，主疏泄，司血海，对胞宫之行经和孕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月经将来之前，冲脉渐盛，血海渐盈，由于肝郁气滞，影响冲任两脉气血畅流，肝经郁滞之象更为明显，故见经前胸闷、乳胀甚则作痛等症。一旦“任脉通”“月事下”，则血海渐空，肝郁气滞也减缓，故诸症亦见平复。如此往复不愈，故颇呈规律。
辨证分型
经前乳胀，是女子在月经前因由肝郁气滞、胃失和降并影响冲任后所出现一系列症候中的其中一症，如能在临证时抓住经前乳胀这一独特症状，结合望、闻、问、切四诊进行辨证论治，则往往容易切中病机，收到满意的疗效。
根据经前乳胀患者的临床见症，作者将肝郁胃阻所出现的月经前胸闷脘痞，乳房发胀或胀痛，精神抑郁，时欲叹息，嗳气，纳减，或小腹亦胀，甚则常自按胸摩腹，月经正常或延期，舌苔薄腻，脉弦等症作为基本类型，然后以虚实为纲，进一步辨别脾虚、血虚、肾虚和肝火犯胃、肝阳上亢、瘀血痰凝等兼证之差别，归纳如下：
脾虚：
兼脘腹胀满，不思饮食，恶心，呕吐，腹痛，泄泻，颜面或四肢胀重或浮肿，面色㿠白，全身乏力，少腹下垂感。月经或先或后。舌质淡，苔薄白或白腻。脉弦细。
血虚：
兼头晕心悸，神疲寐劣，面色萎黄，唇爪淡白。月经或先或后，量少质淡，或经后少腹隐痛喜按。舌淡，少苔。脉弦细无力。
肾虚：
兼腰酸疼痛，头晕耳鸣，肢冷畏寒。或带下清稀量多。月经量少。舌质淡，苔薄白；偏阴虚者，则兼眼干涩燥，咽喉干痛，五心烦热。月经量多先期。舌红无苔，脉弦细或弦细数。
肝火犯胃：
兼胃脘嘈杂疼痛，口苦，吞酸。月经正常或先期。舌质红，苔薄黄。脉弦或弦数。
肝阳上亢：
兼头痛眩晕，耳鸣，目赤，口苦，大便干结。月经先期。舌尖边红赤，苔黄；偏阴虚者，舌干少津，苔少，脉弦细数。
瘀血痰凝：
兼乳房、胸胁疼痛如针刺状，乳房内有结块，触之疼痛，目眶或面部发黑，唇色紫暗。月经常延期，量少、色紫有块，或经来腹痛。舌边可见紫点或紫斑，脉弦或弦涩。
治疗方法
现代医学对本症的治疗，除采用激素、适当控制食盐和饮水及理疗和手术外，尚缺乏有效的方法。祖国医学却积有丰富的治疗经验。
作者根据本症的主要病机责于肝郁，遵照《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木郁达之”的原则，采用经前乳胀汤（自拟方）治疗，取得比较满意的疗效，方由柴胡3～9克，制香附6～9克，广郁金6～12克，大麦芽15～30克，蒲公英12～30克，白蒺藜6～9克，青皮3～6克，茯苓9～12克，米仁12～30克，淮山药12～30克等十味组成，适用于单纯的肝郁胃阻型。
方中柴胡，制香附，白蒺藜，郁金能疏肝解郁、活血消胀；大麦芽，蒲公英能散结止胀；淮山药，青皮，米仁，茯苓以健脾和胃，共奏疏健之功。临床根据虚实兼证之异，进行如下加减：
脾虚者选加党参、黄芪、苍白术、姜半夏、木香、砂仁；
血虚者选加当归、熟地、白芍、丹参、黄芪、枣仁；
肾阳虚者选加杜仲、川断、巴戟天、仙茅、仙灵脾、鹿角片；
肾阴虚者选加川柏、知母、生地、元参、山萸肉、女贞子、旱莲草；
肝火犯胃的选加山栀、丹皮、左金丸、白芍、陈皮；
肝阳上亢的选加珍珠母、双钩、甘菊、龙胆草、黄芩、丹皮；
阴虚阳亢者选加牡蛎、鳖甲、阿胶、生地、麦冬；
瘀血痰凝的选加桃仁、红花、川芎、归尾、山楂、橘核、山甲、王不留行、丹参、乳没。
几点体会
一、经前乳胀是妇科临床上特有的症状，其特点为轻者在月经前一、二日发生，重者则在半月前就开始，多数在月经来潮后自行消失，而在下次月经前又重复发作，呈一定的规律。祖国医学文献中对此症记载甚少，估计与封建社会对女子隐晦之处的描述讳忌有关。
二、通过临床实践，作者认为经前乳胀的病机责于肝郁胃阻，并与冲、任两脉的盛衰有关，所以临床上常见到此症患者伴有月经不调和不孕症史，治疗上如能抓住经前乳胀这一独特症候，针对病机进行治疗，往往收效满意。
三、自拟经前乳胀汤一方，具有解郁疏肝、消胀健胃之功，根据虚实兼证的不同随证加减运用，实践证明效果良好，是否具有调整内分泌-卵巢的作用，尚待进一步研究探索。
四、治疗之时，当重视服药方法。应在预感胸闷乳胀之日开始服用，至经来一、二日方停，连续三个月至六个月方可停药，否则虽有效但仍易复发。
五、经前乳胀患者，多见情怀悒郁，性格急躁易怒，或沉默寡言，故在治疗时，做好思想劝说工作也很重要，并适当加强体育锻炼，对疾病的早日痊愈也有很大帮助。
本文第一篇摘自《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作者/程爵棠；第二篇摘自《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79年第5期。作者/高秋松。
提示：文中处方，请在专业中医指导下使用。
（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新冠自2019年冬至今已经爆发三年。幸而生于华夏，除了起始的武汉，中国一直能游刃有余的抗击疫情。虽然生活的方方面面被影响，但是我从未觉得疫情离我如此之近。上海愈演愈烈，波及全国。最近几天读了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一部作品《鼠疫》，希望以窥得先驱们的一些经验，或者是得出某些感悟来消化时光。
北非阿尔及利亚的一座小城市奥兰，爆发了鼠疫。主人公里厄大夫和塔鲁带领着众多志愿者与疫情进行殊死搏斗，最终鼠疫消失了。文字平铺直叙，冷淡压抑，稀松平常的文字却透漏着几句真知灼见。持续十个月的鼠疫颠覆着这个城市的社会秩序，行政管理，情感，道德，宗教……仿佛神预测，与我们现在的情形是如此相似。（其实好多人说鼠疫隐含当时的法西斯主义）
时代的每一粒沙子落在每个人肩头都是一座山。希望政府和每个人都众志成城，少一些投机取巧，与疫情抗争，共度难关。凛冬散尽 ，星河长明。
北非阿尔及利亚的一座小城市奥兰，爆发了鼠疫。主人公里厄大夫和塔鲁带领着众多志愿者与疫情进行殊死搏斗，最终鼠疫消失了。文字平铺直叙，冷淡压抑，稀松平常的文字却透漏着几句真知灼见。持续十个月的鼠疫颠覆着这个城市的社会秩序，行政管理，情感，道德，宗教……仿佛神预测，与我们现在的情形是如此相似。（其实好多人说鼠疫隐含当时的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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