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尼克松主义，“白熊”和“导弹指南” : 韩民族日报
https://t.cn/A6V6Ccih
权赫哲 评论员
1969年美国提出“亚洲问题由亚洲人解决”的尼克松主义后，开始从越南战争中抽身。1971年，位于京畿道东豆川市的第7师团驻韩美军也被美方撤回。当时韩国为支援美军共向越南派遣了5万名士兵，但美国无视韩国的反对，强行撤走了第7师军团。
无法信任美国的朴正熙总统开始走上自主国防道路。他在韩国展开提升军队战斗力的“栗谷计划”，并秘密着手开发核武器和导弹。武器开发使用“伪装项目”命名来保障安全。1974年，韩国的导弹开发计划打着“航空工业计划”的名号获得总统批准。导弹研究所伪装成“大田机械仓”，位于忠清南道泰安的国防科学研究所(ADD)安兴飞行试验场则伪装成“安兴气候观测所”。
1978年9月26日，韩国自主研发的导弹试射成功，韩国随之成为世界上第7个拥有自主研发导弹的国家。第一枚韩国自研导弹是由美国“奈基大力神”导弹改装而成的地对地导弹。该导弹外号“白熊”。 取名“白熊”是因为冬天冒着暴雪在安兴飞行试验场野外工作的研究员就像北极熊一样。
韩国“白熊”导弹发射后，引起周边强国强烈反感。它们将“白熊”视为韩国核武器的载体。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称“可能与核武器开发有关”；苏联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对韩国核武器开发提出警告”；美国也质问韩国政府“在开发弹道导弹后是否会继续开发核武器”，并施压韩国“将导弹射程控制在首尔到平壤的180公里内”。当时，驻韩美军司令官约翰•威克姆(John A. Wickham, Jr.) 、驻韩美国大使、美国政府特使也来到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要求韩国政府中断导弹开发。
1979年7月，威克姆司令官向国防部长官卢载铉致信警告：“不要制造导弹。”同年9月，卢载铉回信称，“（美国可以容忍的）导弹射程在180公里以内，弹头重量在500公斤以内。” 文在寅总统和拜登总统的首脑会谈重新开启了已经结束的“导弹指南”。此前该指南虽然被称为“韩美导弹指南”，但称其为针对韩国的“导弹指南”才正确。因为这不并是两国间的协议，而是韩国告诫自己要遵守的“导弹开发自律限制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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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赫哲 评论员
1969年美国提出“亚洲问题由亚洲人解决”的尼克松主义后，开始从越南战争中抽身。1971年，位于京畿道东豆川市的第7师团驻韩美军也被美方撤回。当时韩国为支援美军共向越南派遣了5万名士兵，但美国无视韩国的反对，强行撤走了第7师军团。
无法信任美国的朴正熙总统开始走上自主国防道路。他在韩国展开提升军队战斗力的“栗谷计划”，并秘密着手开发核武器和导弹。武器开发使用“伪装项目”命名来保障安全。1974年，韩国的导弹开发计划打着“航空工业计划”的名号获得总统批准。导弹研究所伪装成“大田机械仓”，位于忠清南道泰安的国防科学研究所(ADD)安兴飞行试验场则伪装成“安兴气候观测所”。
1978年9月26日，韩国自主研发的导弹试射成功，韩国随之成为世界上第7个拥有自主研发导弹的国家。第一枚韩国自研导弹是由美国“奈基大力神”导弹改装而成的地对地导弹。该导弹外号“白熊”。 取名“白熊”是因为冬天冒着暴雪在安兴飞行试验场野外工作的研究员就像北极熊一样。
韩国“白熊”导弹发射后，引起周边强国强烈反感。它们将“白熊”视为韩国核武器的载体。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称“可能与核武器开发有关”；苏联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对韩国核武器开发提出警告”；美国也质问韩国政府“在开发弹道导弹后是否会继续开发核武器”，并施压韩国“将导弹射程控制在首尔到平壤的180公里内”。当时，驻韩美军司令官约翰•威克姆(John A. Wickham, Jr.) 、驻韩美国大使、美国政府特使也来到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要求韩国政府中断导弹开发。
1979年7月，威克姆司令官向国防部长官卢载铉致信警告：“不要制造导弹。”同年9月，卢载铉回信称，“（美国可以容忍的）导弹射程在180公里以内，弹头重量在500公斤以内。” 文在寅总统和拜登总统的首脑会谈重新开启了已经结束的“导弹指南”。此前该指南虽然被称为“韩美导弹指南”，但称其为针对韩国的“导弹指南”才正确。因为这不并是两国间的协议，而是韩国告诫自己要遵守的“导弹开发自律限制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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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鸢回头》读书笔记2
不妨站在今天人类的立场，想象一下我们与两千五百年后人类的关系。我们大约会在两种担忧之间徘徊。第一种担忧，是彼时的人类几乎忘记了我们，尽管他们仍然是我们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直系后代（但愿如此，然而谁能保证不出现其他情况呢？而且这需要进化论在那时仍然有效），但在社会意义上，文化或哲学上，甚至在科学史中，他们对我们的光荣成就弃若敝屣。我们日常念诵的伟大名字，“如泪水消失在雨水中”，只有最显赫的几个，尚保存在历史教材中，却只是在几本最为厚重、只有学者才会光顾的历史书中；我们的连绵战争以及伴随的血汗和歌谣，给缩写为书中的一页，我们引以为豪的科技成就，被形容为粗糙的工具；我们自以为相当成熟的世界观，哲学或物理学的，挤入历史书的首章首节，给漫不经心地贴上“原始”标签；还令我们伤心的，是他们明明继承着我们的经验，却对我们辛辛苦苦总结及传递的生活制度，我们视如瑰宝的格言，我们的教训、禁忌和伦理，以及把一切融合起来的风俗，或者一无所知，或者满不在乎，或者当作猎奇的对象，只留在追求奇异风格的酒吧的墙饰上（假设酒吧这一伟大事物会流传到那个时候）。
第二种担忧与此相反。哪一种未来更可怕，是前面形容的，还是另一种对我们来说亲切然而绝望的景象？设想两千五百年之后的人，在拥有我们无法想象的先进技术的同时，仍然保留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愚蠢和偏见；仍然歧视或仇恨与己不同的人；仍然用火把和石头对付让他们恐惧的先知；仍然同我们一样绞尽脑汁，把珍贵的智力用于如何在队列中占些便宜；仍然头脑薄弱而意志坚决，无视明明可以依赖的知识与教训。这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我们之前，世界上曾有许多区域，两千年里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进步。我们甚至不知道，停滞与进步，哪一种更是人类的常态。
假设我们知道今天某个人的著作，某些规定性的解释，在一千年或两千五百年后，仍被奉为金科玉律，我们是应该欢喜还是应该悲哀？这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确实有一些是难以（如果不是永不）变化的，那么，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将长期有效。不过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方面的智慧，并不是人类智慧中最精华的部分，实际上，任何时代的人都能够独立地产生这样一批经验，在这些地方，我们之所以使用古典的格言，主要的原因不是我们必须经由前人的教导，而是我们乐于采用现成的表述。
自汉代以降的两千年里，中国社会的演化异常缓慢，如果不是佛教的传人，作为读者，我们大概更难感受到明显的精神变迁。孔子的时代问题，便一直给确定为一件不存在的事情，他的形象，超越时代，像每个人的邻家老人。
然而他不是。他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登过的最高的山是泰山，欣赏过的最美音乐是名为“韶”的宫廷乐舞，喜欢精致的食物，讨厌粗野的人。他是一个智者、有德行的人、搜集书籍的人、长寿的人。他是时代的教师、君主的宾客，由于不谙权术，没有成为他想成为的政治家。他关心的中心问题也是春秋时代很多人的共同理想，即建成一种很少纷争、秩序井然的合理社会。他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目标，用伦理语言予以形容，至于如何实现，他也想不出办法（复古主义本身就证明着没有办法）；所以《论语》的精华不是政治，而是合理的个人生活、德行的个人实践，如何与世风对抗又不陷入激烈危险的情绪。
儒家在战国至汉初的胜利，不在于他们在辩论中处于上风（可以参考好辩的孟子对竞争者的批判，那大多是浅薄的），不在于他们的政治理论更深刻完善（特别是相比法家而言），而在于他们比其他派别更广博、包容，善于改造他人的理论，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人多。孔子无意中建立了最大的门派，在政治上，这一派别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清晰的面目和明显的参与。但继承着孔子的风格。也由于他们的出身，他们几乎垄断了对既有的礼乐制度的解释（而另一些激进的派别不屑于此），民间的图书，也大半在他们手中；君主转过头去时，战国的儒者转而向失意的同行传播自己的声音，蛰伏在战火中，等待机会。当天下厌倦了纷争，君主寻求一种有威严的平静时，他们的保守特征便闪闪发光了。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儒家需要孔子来充当精神上的王，没有这样一位教主，儒家不过是图书馆员和保守派官吏的混合体，很难在王朝的频繁更替中维持自己。两千年来，国灭了又兴，人生了又死，唯孔子不朽。孔子的政治目标是乌托邦式的，甚至可以说是非政治的，至于途径，他并没有给出可能会令后世的尊奉者为难的具体建议，作为日常语录的《论语》，因为语境往往不明，更是易于引用，易于解释。这些都使孔子成为友好的工具，孔子的地位高，大家都欢喜。
做一个可怕的假设。假设《论语》这本书，在下个星期的什么时候突然消失了，我们会怎么样？我的猜想是，几无感觉。原因之一，是《论语》已经渗入我们的文化，特别是语言，它的影响早巳不依赖独立的文本；原因之二，是《论语》与现代生活的距离是遥远的，有时我们觉得《论语》中的命题和论断常读常新，如在谈论我们眼前的事，那不过是因为人类生活状态的延续造成了《论语》的这种适用特征，这并不是它的精彩之处，反倒是里面一些平淡无奇的部分。在人类永远不可能解决也不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如对人要不要和气，和气到什么程度），《论语》有一些很好的处理建议，但对一些人类必须解决以获得进步的问题，遥远的孔子没有回答的责任。
我绝不相信一个黄口小儿会打心眼里喜欢哇啦哇啦背诵他所不理解的东西，不然，世上怎么会有糖果与戒尺？
初中生正当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年岁，他的兴趣像藤蔓一样四处爬伸，有时缠绕住一种事物，有时一触便离开。他品尝各种滋味，形成自己的口味；他观看他人的表达，以鼓励或压制自己的情感；他模仿所有，来找成人世界的人口。他像一个贪婪、急切而且不择手段的程序员，四处拷贝别人的代码，以凑成自己的世界版本，而他的个性，正等待发生。有些书令他发展自己的见解或情感，却往往羞于发布，除非是积攒至盛，才被我们视为轻狂的表达；有些书，他想那既然对成人是重要的，想必有大道理在里面，或者有些用处一其实他本来并无兴趣，而在这类勉强的阅读中，谁也无法判断，他收获的是什么，他的接受与抵抗到底是什么比例。
向未成年人推荐读物，本身就是冒险。我们采取哪种方式呢？我们固然可以用保守的姿态，将各种书本不加分别地摊在他面前，有点像抓周，任他采撷，但这样做，未免拋弃了我们的责任。有人反对干涉，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一旦为人父母，看到孩子被色彩鲜艳的封面吸引，或者把手伸向他明知其为不像一读的书，会不会暗中着急，会不会另动心思，将他认为有价值的读物，摆在更显著的位置，或使用其他一些伎俩。如果父母把书买到家里，那时已经按自己的喜好过滤一遍；如果带孩子到书店，会不会用价格、版本等理由拒绝孩子的索要呢？在我看来，父母依据自己口味以及对孩子的期望为其选择读物，这本身毫无过错，理由之一是在我们所议论的年龄上，孩子并不会全盘接受父母的塑造，家庭不是监狱，学校和街道也不是。如果因为处处存在的强迫与诱导，有人将所有成长环境比喻为监狱，那也无妨，因为这样的监狱有无数种，其间的歧异足以让少年人拥有发展的自由。如果将来孩子没有成为我们所期望的人，我们用不着为当年诱使他阅读过某一本书而后悔，因为没有一本书有那样的能力，使人不再有自我纠正的机会。我们所要小心的，不是引导孩子的资格，而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或之前，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特别是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是否在中年之后变得狭窄了。
我们或许采取激进的办法，毫不掩饰地劝诱甚至强迫孩子读某些书，特别是那些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即使怀着厌恨之心，阅读后也将受益的书。这样做时，我们指望有朝一日，孩子会感谢我们，或者即或不然，他也被影响了，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式。
多数人走中间路线，免于过度控制的风险，也承当应有之责。然而，在这种方针下，为孩子购买、推荐著作，不但没有省心，反而更费思量。前两种家长，或者以丰富的名义，随意买一批书即可，或者只考虑自己的意愿，干脆从书架上选出自己喜爱的书，搬到孩子的卧室。而既不愿把孩子的成长交付靠不住的运气，也不想限制他的内心发展的父母，难免对有些书犹豫起来。
幸运的是，不是所有的书都需要再三掂量。多数读物，本身的性质并没有在流传的过程中给埋没、扭曲；或者，一些书自身足够强壮，如同有自我清洗的功能，里面的故事或道理，足以克服简介或序言所代表的先人之见，洗掉一代代读者或研究家设下的装饰。即便（或尤其）对少年来说，丰富生动的细节和显豁晓畅的论述，因其朴素而拥有吸引力，作为父母，正可放心地将书推荐给孩子，而且，这样的书是很多的。
不妨站在今天人类的立场，想象一下我们与两千五百年后人类的关系。我们大约会在两种担忧之间徘徊。第一种担忧，是彼时的人类几乎忘记了我们，尽管他们仍然是我们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直系后代（但愿如此，然而谁能保证不出现其他情况呢？而且这需要进化论在那时仍然有效），但在社会意义上，文化或哲学上，甚至在科学史中，他们对我们的光荣成就弃若敝屣。我们日常念诵的伟大名字，“如泪水消失在雨水中”，只有最显赫的几个，尚保存在历史教材中，却只是在几本最为厚重、只有学者才会光顾的历史书中；我们的连绵战争以及伴随的血汗和歌谣，给缩写为书中的一页，我们引以为豪的科技成就，被形容为粗糙的工具；我们自以为相当成熟的世界观，哲学或物理学的，挤入历史书的首章首节，给漫不经心地贴上“原始”标签；还令我们伤心的，是他们明明继承着我们的经验，却对我们辛辛苦苦总结及传递的生活制度，我们视如瑰宝的格言，我们的教训、禁忌和伦理，以及把一切融合起来的风俗，或者一无所知，或者满不在乎，或者当作猎奇的对象，只留在追求奇异风格的酒吧的墙饰上（假设酒吧这一伟大事物会流传到那个时候）。
第二种担忧与此相反。哪一种未来更可怕，是前面形容的，还是另一种对我们来说亲切然而绝望的景象？设想两千五百年之后的人，在拥有我们无法想象的先进技术的同时，仍然保留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愚蠢和偏见；仍然歧视或仇恨与己不同的人；仍然用火把和石头对付让他们恐惧的先知；仍然同我们一样绞尽脑汁，把珍贵的智力用于如何在队列中占些便宜；仍然头脑薄弱而意志坚决，无视明明可以依赖的知识与教训。这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我们之前，世界上曾有许多区域，两千年里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进步。我们甚至不知道，停滞与进步，哪一种更是人类的常态。
假设我们知道今天某个人的著作，某些规定性的解释，在一千年或两千五百年后，仍被奉为金科玉律，我们是应该欢喜还是应该悲哀？这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确实有一些是难以（如果不是永不）变化的，那么，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将长期有效。不过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方面的智慧，并不是人类智慧中最精华的部分，实际上，任何时代的人都能够独立地产生这样一批经验，在这些地方，我们之所以使用古典的格言，主要的原因不是我们必须经由前人的教导，而是我们乐于采用现成的表述。
自汉代以降的两千年里，中国社会的演化异常缓慢，如果不是佛教的传人，作为读者，我们大概更难感受到明显的精神变迁。孔子的时代问题，便一直给确定为一件不存在的事情，他的形象，超越时代，像每个人的邻家老人。
然而他不是。他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登过的最高的山是泰山，欣赏过的最美音乐是名为“韶”的宫廷乐舞，喜欢精致的食物，讨厌粗野的人。他是一个智者、有德行的人、搜集书籍的人、长寿的人。他是时代的教师、君主的宾客，由于不谙权术，没有成为他想成为的政治家。他关心的中心问题也是春秋时代很多人的共同理想，即建成一种很少纷争、秩序井然的合理社会。他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目标，用伦理语言予以形容，至于如何实现，他也想不出办法（复古主义本身就证明着没有办法）；所以《论语》的精华不是政治，而是合理的个人生活、德行的个人实践，如何与世风对抗又不陷入激烈危险的情绪。
儒家在战国至汉初的胜利，不在于他们在辩论中处于上风（可以参考好辩的孟子对竞争者的批判，那大多是浅薄的），不在于他们的政治理论更深刻完善（特别是相比法家而言），而在于他们比其他派别更广博、包容，善于改造他人的理论，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人多。孔子无意中建立了最大的门派，在政治上，这一派别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清晰的面目和明显的参与。但继承着孔子的风格。也由于他们的出身，他们几乎垄断了对既有的礼乐制度的解释（而另一些激进的派别不屑于此），民间的图书，也大半在他们手中；君主转过头去时，战国的儒者转而向失意的同行传播自己的声音，蛰伏在战火中，等待机会。当天下厌倦了纷争，君主寻求一种有威严的平静时，他们的保守特征便闪闪发光了。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儒家需要孔子来充当精神上的王，没有这样一位教主，儒家不过是图书馆员和保守派官吏的混合体，很难在王朝的频繁更替中维持自己。两千年来，国灭了又兴，人生了又死，唯孔子不朽。孔子的政治目标是乌托邦式的，甚至可以说是非政治的，至于途径，他并没有给出可能会令后世的尊奉者为难的具体建议，作为日常语录的《论语》，因为语境往往不明，更是易于引用，易于解释。这些都使孔子成为友好的工具，孔子的地位高，大家都欢喜。
做一个可怕的假设。假设《论语》这本书，在下个星期的什么时候突然消失了，我们会怎么样？我的猜想是，几无感觉。原因之一，是《论语》已经渗入我们的文化，特别是语言，它的影响早巳不依赖独立的文本；原因之二，是《论语》与现代生活的距离是遥远的，有时我们觉得《论语》中的命题和论断常读常新，如在谈论我们眼前的事，那不过是因为人类生活状态的延续造成了《论语》的这种适用特征，这并不是它的精彩之处，反倒是里面一些平淡无奇的部分。在人类永远不可能解决也不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如对人要不要和气，和气到什么程度），《论语》有一些很好的处理建议，但对一些人类必须解决以获得进步的问题，遥远的孔子没有回答的责任。
我绝不相信一个黄口小儿会打心眼里喜欢哇啦哇啦背诵他所不理解的东西，不然，世上怎么会有糖果与戒尺？
初中生正当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年岁，他的兴趣像藤蔓一样四处爬伸，有时缠绕住一种事物，有时一触便离开。他品尝各种滋味，形成自己的口味；他观看他人的表达，以鼓励或压制自己的情感；他模仿所有，来找成人世界的人口。他像一个贪婪、急切而且不择手段的程序员，四处拷贝别人的代码，以凑成自己的世界版本，而他的个性，正等待发生。有些书令他发展自己的见解或情感，却往往羞于发布，除非是积攒至盛，才被我们视为轻狂的表达；有些书，他想那既然对成人是重要的，想必有大道理在里面，或者有些用处一其实他本来并无兴趣，而在这类勉强的阅读中，谁也无法判断，他收获的是什么，他的接受与抵抗到底是什么比例。
向未成年人推荐读物，本身就是冒险。我们采取哪种方式呢？我们固然可以用保守的姿态，将各种书本不加分别地摊在他面前，有点像抓周，任他采撷，但这样做，未免拋弃了我们的责任。有人反对干涉，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一旦为人父母，看到孩子被色彩鲜艳的封面吸引，或者把手伸向他明知其为不像一读的书，会不会暗中着急，会不会另动心思，将他认为有价值的读物，摆在更显著的位置，或使用其他一些伎俩。如果父母把书买到家里，那时已经按自己的喜好过滤一遍；如果带孩子到书店，会不会用价格、版本等理由拒绝孩子的索要呢？在我看来，父母依据自己口味以及对孩子的期望为其选择读物，这本身毫无过错，理由之一是在我们所议论的年龄上，孩子并不会全盘接受父母的塑造，家庭不是监狱，学校和街道也不是。如果因为处处存在的强迫与诱导，有人将所有成长环境比喻为监狱，那也无妨，因为这样的监狱有无数种，其间的歧异足以让少年人拥有发展的自由。如果将来孩子没有成为我们所期望的人，我们用不着为当年诱使他阅读过某一本书而后悔，因为没有一本书有那样的能力，使人不再有自我纠正的机会。我们所要小心的，不是引导孩子的资格，而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或之前，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特别是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是否在中年之后变得狭窄了。
我们或许采取激进的办法，毫不掩饰地劝诱甚至强迫孩子读某些书，特别是那些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即使怀着厌恨之心，阅读后也将受益的书。这样做时，我们指望有朝一日，孩子会感谢我们，或者即或不然，他也被影响了，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式。
多数人走中间路线，免于过度控制的风险，也承当应有之责。然而，在这种方针下，为孩子购买、推荐著作，不但没有省心，反而更费思量。前两种家长，或者以丰富的名义，随意买一批书即可，或者只考虑自己的意愿，干脆从书架上选出自己喜爱的书，搬到孩子的卧室。而既不愿把孩子的成长交付靠不住的运气，也不想限制他的内心发展的父母，难免对有些书犹豫起来。
幸运的是，不是所有的书都需要再三掂量。多数读物，本身的性质并没有在流传的过程中给埋没、扭曲；或者，一些书自身足够强壮，如同有自我清洗的功能，里面的故事或道理，足以克服简介或序言所代表的先人之见，洗掉一代代读者或研究家设下的装饰。即便（或尤其）对少年来说，丰富生动的细节和显豁晓畅的论述，因其朴素而拥有吸引力，作为父母，正可放心地将书推荐给孩子，而且，这样的书是很多的。
#香港出口品必须标“中国制造” 港府回应了# 港媒称，根据一份美国政府公告草案，在香港制造、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在9月25日后必须标明“中国制造”。这将导致香港公司面临与中国内地出口商同样的贸易战关税，如果它们生产这些关税所针对的产品的话。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8月11日报道称，8月11日在美国《联邦政府纪事》上发布的公告规定，“自发布之日起45天后”，商品“必须标明其原产地为‘中国’”。此举“出于以下判定，即香港不再具有足以证明有理由将其与中国区别对待的自治权”。
此举获得批准是对正在苦苦挣扎的香港经济和高价值、低数量的香港出口商品的又一打击。未能遵守此规定的商品将在美国港口面临10%的惩罚性关税。
香港对美贸易逆差大于这座城市与其他任何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尽管2019年这一数字已下降16%至260亿美元。今年1月至5月，香港对美出口量同比下降22.3%。
香港作为再出口中心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它作为直接贸易中心本身的重要性。目前，其经济状况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截然不同，当时，它是一个制造业要塞。现在，运出香港的商品中只有1%是在香港制造的。对在中国内地制造的货物以及输往中国内地的货物而言，香港发挥着物流门户的作用。
香港贸易发展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该市的本地对美出口为4.71亿美元，占包括再出口在内的出口货物总额的0.1%。
其中，以价值计，香港今年上半年对美出口的本地产品中有48.5%是珠宝。价值第二高的行业是食品，占本地出口货物的10.7%。
根据目前的关税制度，要对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珠宝征收7.5%关税——在今年1月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后，此项关税比之前的15%已降低一半。
2020年第二季度，香港经济同比收缩9%，略低于第一季度的9.1%这一创纪录降幅。现在，在严格的社交疏离和新冠疫情控制措施下，这座城市在继续承受着经济压力。
贸易法专家桑德勒、特拉维斯和罗森伯格11日在一篇研究报告中写道：“这一变化也引发了如下担忧：出于（征收）美国目前对中国产品征收的301条款关税这一目的，在香港生产或进行了实质性改造的商品将被视为原产于中国。”
目前，美国专门针对价值5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将香港制造的商品包括在内将扩大征收范围，尽管不会大量增加。
分析人士说，美国最近几周对香港采取的一系列贸易行动中，更重要的是进行出口管制，这意味着香港的进口商无法获得某些敏感的美国技术。分析人士和业界人士警告，这可能阻碍大学研究，甚至阻碍消费者技术的获取。
另据香港特区政府网站消息，香港特区政府8月11日发布新闻稿，就美国海关及边境保衞局当日于联邦公报网站上载有关香港货品产地来源标记新规定的通告，特区政府表示强烈反对。
特区政府表示，新规定源于美国上月14日发出的总统行政命令，反映美国无视香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单独成员的地位。
有关规定除了可能不符合世贸规定，也无助保障消费者利益，更会带来混乱，损害各方包括美国自身的利益。
特区政府会与业界保持沟通和作出解说，并会仔细研究美国的措施有否违反世贸规则，如有需要，不排除根据世贸规则采取行动，维护香港利益。
(来源:参考消息)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8月11日报道称，8月11日在美国《联邦政府纪事》上发布的公告规定，“自发布之日起45天后”，商品“必须标明其原产地为‘中国’”。此举“出于以下判定，即香港不再具有足以证明有理由将其与中国区别对待的自治权”。
此举获得批准是对正在苦苦挣扎的香港经济和高价值、低数量的香港出口商品的又一打击。未能遵守此规定的商品将在美国港口面临10%的惩罚性关税。
香港对美贸易逆差大于这座城市与其他任何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尽管2019年这一数字已下降16%至260亿美元。今年1月至5月，香港对美出口量同比下降22.3%。
香港作为再出口中心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它作为直接贸易中心本身的重要性。目前，其经济状况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截然不同，当时，它是一个制造业要塞。现在，运出香港的商品中只有1%是在香港制造的。对在中国内地制造的货物以及输往中国内地的货物而言，香港发挥着物流门户的作用。
香港贸易发展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该市的本地对美出口为4.71亿美元，占包括再出口在内的出口货物总额的0.1%。
其中，以价值计，香港今年上半年对美出口的本地产品中有48.5%是珠宝。价值第二高的行业是食品，占本地出口货物的10.7%。
根据目前的关税制度，要对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珠宝征收7.5%关税——在今年1月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后，此项关税比之前的15%已降低一半。
2020年第二季度，香港经济同比收缩9%，略低于第一季度的9.1%这一创纪录降幅。现在，在严格的社交疏离和新冠疫情控制措施下，这座城市在继续承受着经济压力。
贸易法专家桑德勒、特拉维斯和罗森伯格11日在一篇研究报告中写道：“这一变化也引发了如下担忧：出于（征收）美国目前对中国产品征收的301条款关税这一目的，在香港生产或进行了实质性改造的商品将被视为原产于中国。”
目前，美国专门针对价值5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将香港制造的商品包括在内将扩大征收范围，尽管不会大量增加。
分析人士说，美国最近几周对香港采取的一系列贸易行动中，更重要的是进行出口管制，这意味着香港的进口商无法获得某些敏感的美国技术。分析人士和业界人士警告，这可能阻碍大学研究，甚至阻碍消费者技术的获取。
另据香港特区政府网站消息，香港特区政府8月11日发布新闻稿，就美国海关及边境保衞局当日于联邦公报网站上载有关香港货品产地来源标记新规定的通告，特区政府表示强烈反对。
特区政府表示，新规定源于美国上月14日发出的总统行政命令，反映美国无视香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单独成员的地位。
有关规定除了可能不符合世贸规定，也无助保障消费者利益，更会带来混乱，损害各方包括美国自身的利益。
特区政府会与业界保持沟通和作出解说，并会仔细研究美国的措施有否违反世贸规则，如有需要，不排除根据世贸规则采取行动，维护香港利益。
(来源: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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