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新款iPhone，为何困于中国？
5月25日，《日经亚洲评论》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受中国大陆疫情封控影响，苹果今年至少一款新旗舰iPhone的开发已落后于原计划。而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加快产品开发进度，以弥补损失的时间。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影响新手机的生产进度和初始产量。
而据台湾《联合新闻网》5月26日援引岛内人士报道称，出现延误的机型是由台湾企业和硕代工、今年首度推出的iPhone14 Max，富士康负责的iPhone14 Pro与iPhone14 Pro Max不受影响，因此苹果要求富士康增加新机备货量，至少3000万部以上。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截图
上海地区自3月底开始实施严格封控，尽管目前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对供应链的影响仍在持续。“弥补失去的时间是具有挑战性的，苹果及其供应商正夜以继日地加快开发，”苹果供应商的一名高管表示，重新开放的步伐仍“相当缓慢”。
在2022年一季度财报会上，苹果CEO库克表示，供应链问题将使二季度的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冲击远大于上一季度。他还提到，供应链问题仍然持续在与5G芯片配套的其他芯片上。而苹果CFO梅斯特里表示，供应问题目前主要集中在与上海相关的一个供应链条上，反映了因疫情封锁而导致的芯片短缺。
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苹果今年准备推出四款新iPhone，初步命名为iPhone14、14 Pro、14 Max和14 Pro Max。iPhone14和Pro系列将配备6.1英寸屏幕，而Max和Pro Max系列将配备6.7英寸屏幕。另外，该公司今年将停止5.4英寸的iPhone mini生产线。
iPhone的主要代工厂富士康和和硕负责新产品导入（NPI）流程。在这个过程中，苹果和供应商规划出制造流程，将最新的设计转化为实际的产品，用于大规模生产。NPI之后是一系列的验证过程，按照严格的时间表进行，以满足苹果希望量产的时间，这个时间大约在每年8月底。
前述日媒称，中国企业立讯精密虽然不负责新款iPhone的NPI流程，但今年已获得生产四款iPhone中两款的部分订单。该公司去年约拿到3%的iPhone13系列代工订单，并首次获得iPhone13 Pro的订单。对比来看，富士康去年获得约75%的iPhone13代工订单，且更高端的iPhone13 Pro Max由富士康独家代工。
5月25日，观察者网就目前疫情形势联系了立讯精密的投资者关系部门，对方表示，疫情虽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该公司在上海市内有一家规模较小的工厂，疫情发生后已严格执行防控政策，产能已转移到其他地区，苏州地区的工厂也在严格执行当地的防控政策。
苹果CEO库克 图源：英国《太阳报》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称，和硕在上海和昆山的iPhone代工厂，同时也是该公司与苹果业务相关的主要中心，在疫情影响下不得不停工数周，其中上海工厂于5月16日获准以闭环管理的方式恢复生产。
苹果曾希望今年新款iPhone的开发可以顺利进行，但知情人士称，由于最重要的电子产业链被疫情封控影响了一个月，让苹果感到措手不及。但好在中国大陆的疫情形势已经得到控制，供应商也适应了在严格的封控措施下进行生产运营。
据知情人士透露，苹果计划今年发布的四款新手机已进入工程验证测试（EVT）阶段。在这个阶段，供应商为新款iPhone设计机械零部件和制造流程，并制定物料清单（BOM）来计算制造成本。
不过受疫情封控影响，其中一款机型的进度比正常计划晚了大约三周。通常情况下，所有新款iPhone都要在6月底完成EVT并进入验收阶段。这样就有时间在8月底或9月的第一个星期前为大规模生产做好准备。
“如果开发进程能够加快，并在6月底或7月初进入下一阶段，那么应该仍有可能赶上9月初的量产最后期限，”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但这实际上取决于这个过程是否能进一步加速。”
台湾岛内供应链人士则透露，由于大陆东部地区防疫封控一段时间，确实导致某款iPhone新机开发进度有点落后，但问题不大。由于富士康产能主要位于中部地区的郑州，因此判断这次受耽误的新机是主要由和硕代工、今年首度亮相用来取代Mini版的Max机型。接近富士康的人士认为，基于苹果目前的产能顾虑，今年iPhone14系列的备货工作提前至少两个月，预计iPhone14备货量比上一代iPhone13的3000万部更多。
“恢复生产的进展并不是很顺利，因为上海及周边地区在生活和旅行方面仍然有很多限制，即使这些生产场所可以在一个闭环运行，”Isaiah Research的分析师埃迪·韩表示，“目前，我们认为这一延迟不会立即影响（苹果）产品发布的时间表，但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是否存在一些隐藏的、长期的影响。”
台湾经济研究所资深供应链分析师赵世芳也持类似的谨慎态度。她表示，即使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开放，但整个大陆供应链的运营仍没有恢复正常。这不仅会影响生产，还会影响新产品的开发，“这是可以理解的，供应链恢复至少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每当在中国遇到问题，苹果和一些媒体总会想到印度和越南。
《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苹果公司告诉一些合同制造商，希望增加在中国以外的生产。报道还提到，苹果已经在印度和越南建立了生产基地，分析师表示，包括iPhone、iPad和MacBook笔记本电脑在内，逾90%的苹果产品仍是由外包商在中国制造的。苹果CEO库克今年4月在回应苹果供应链面临的挑战时表示，“我们的供应链是真正的全球供应链，因此产品在各地生产。我们将继续进行优化。”
实是，苹果早在2017年就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 SE，但直到2020年，印度产iPhone的比例仅为苹果全球产能的1.3%，到2021年，iPhone在印度的产能达到了800万台，占比将将上升到3.1%。
更重要的是，由于苹果的整个产业链绝大多数在中国，在印度的“生产”更多是将从中国运来的零件进行组装和包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2019年，中美贸易战最白热化时，苹果将其在美国本土的最后一条生产线迁往中国，当时的一份统计显示，苹果供应商及工厂，90%都在中国，iPhone原材料及零件供应链来自于31个国家，其中中国的供应商数量最多，达到349家，不仅如此，美国的其他很多供应商也都有在中国投资生产。
一位在印度设厂的ODM厂商代表曾向媒体表示，印度当地劳动力充足，比越南劳动力成本更加廉价，适合从事大规模的组装、包装等相对较低的技术环节，很多精密部件从国内运往印度组装。
对此，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宁南山认为，与其过分关注所谓“产业链转移”，不如着眼中国大陆在产业链上的主导地位，他分享过三个观点：
第一，以代工制造为典型的低端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但是中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从许多代工制造转移的例子可以看出，代工制造转移的主导方，是下游的强势品牌（耐克，阿迪，三星，苹果），而不是代工厂本身，品牌厂家的态度决定了工厂是否要迁移。
第二，发展中国的代工大厂，在转移出去的产能中分一杯羹。
在苹果向中国以外转移部分产能过程中，立讯精密和歌尔股份的例子告诉我们，中国不仅可以通过零部件+组装代工技术的结合，在中国大陆实现本土公司替代台系代工厂实现价值提升。同时也可以通过在海外建厂，而从代工厂向海外转移中也分一杯羹。
第三，中国应加强对上游电子零部件企业的扶持，着眼于提升产业链的价值。组装代工的利润在产品的产业链价值占比是非常低的，组装加工在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非常好看，大进大出，但是实际获取的利润是很低，希望中国大陆的电子零部件和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取代台系厂家。
5月25日，《日经亚洲评论》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受中国大陆疫情封控影响，苹果今年至少一款新旗舰iPhone的开发已落后于原计划。而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加快产品开发进度，以弥补损失的时间。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影响新手机的生产进度和初始产量。
而据台湾《联合新闻网》5月26日援引岛内人士报道称，出现延误的机型是由台湾企业和硕代工、今年首度推出的iPhone14 Max，富士康负责的iPhone14 Pro与iPhone14 Pro Max不受影响，因此苹果要求富士康增加新机备货量，至少3000万部以上。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截图
上海地区自3月底开始实施严格封控，尽管目前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对供应链的影响仍在持续。“弥补失去的时间是具有挑战性的，苹果及其供应商正夜以继日地加快开发，”苹果供应商的一名高管表示，重新开放的步伐仍“相当缓慢”。
在2022年一季度财报会上，苹果CEO库克表示，供应链问题将使二季度的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冲击远大于上一季度。他还提到，供应链问题仍然持续在与5G芯片配套的其他芯片上。而苹果CFO梅斯特里表示，供应问题目前主要集中在与上海相关的一个供应链条上，反映了因疫情封锁而导致的芯片短缺。
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苹果今年准备推出四款新iPhone，初步命名为iPhone14、14 Pro、14 Max和14 Pro Max。iPhone14和Pro系列将配备6.1英寸屏幕，而Max和Pro Max系列将配备6.7英寸屏幕。另外，该公司今年将停止5.4英寸的iPhone mini生产线。
iPhone的主要代工厂富士康和和硕负责新产品导入（NPI）流程。在这个过程中，苹果和供应商规划出制造流程，将最新的设计转化为实际的产品，用于大规模生产。NPI之后是一系列的验证过程，按照严格的时间表进行，以满足苹果希望量产的时间，这个时间大约在每年8月底。
前述日媒称，中国企业立讯精密虽然不负责新款iPhone的NPI流程，但今年已获得生产四款iPhone中两款的部分订单。该公司去年约拿到3%的iPhone13系列代工订单，并首次获得iPhone13 Pro的订单。对比来看，富士康去年获得约75%的iPhone13代工订单，且更高端的iPhone13 Pro Max由富士康独家代工。
5月25日，观察者网就目前疫情形势联系了立讯精密的投资者关系部门，对方表示，疫情虽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该公司在上海市内有一家规模较小的工厂，疫情发生后已严格执行防控政策，产能已转移到其他地区，苏州地区的工厂也在严格执行当地的防控政策。
苹果CEO库克 图源：英国《太阳报》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称，和硕在上海和昆山的iPhone代工厂，同时也是该公司与苹果业务相关的主要中心，在疫情影响下不得不停工数周，其中上海工厂于5月16日获准以闭环管理的方式恢复生产。
苹果曾希望今年新款iPhone的开发可以顺利进行，但知情人士称，由于最重要的电子产业链被疫情封控影响了一个月，让苹果感到措手不及。但好在中国大陆的疫情形势已经得到控制，供应商也适应了在严格的封控措施下进行生产运营。
据知情人士透露，苹果计划今年发布的四款新手机已进入工程验证测试（EVT）阶段。在这个阶段，供应商为新款iPhone设计机械零部件和制造流程，并制定物料清单（BOM）来计算制造成本。
不过受疫情封控影响，其中一款机型的进度比正常计划晚了大约三周。通常情况下，所有新款iPhone都要在6月底完成EVT并进入验收阶段。这样就有时间在8月底或9月的第一个星期前为大规模生产做好准备。
“如果开发进程能够加快，并在6月底或7月初进入下一阶段，那么应该仍有可能赶上9月初的量产最后期限，”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但这实际上取决于这个过程是否能进一步加速。”
台湾岛内供应链人士则透露，由于大陆东部地区防疫封控一段时间，确实导致某款iPhone新机开发进度有点落后，但问题不大。由于富士康产能主要位于中部地区的郑州，因此判断这次受耽误的新机是主要由和硕代工、今年首度亮相用来取代Mini版的Max机型。接近富士康的人士认为，基于苹果目前的产能顾虑，今年iPhone14系列的备货工作提前至少两个月，预计iPhone14备货量比上一代iPhone13的3000万部更多。
“恢复生产的进展并不是很顺利，因为上海及周边地区在生活和旅行方面仍然有很多限制，即使这些生产场所可以在一个闭环运行，”Isaiah Research的分析师埃迪·韩表示，“目前，我们认为这一延迟不会立即影响（苹果）产品发布的时间表，但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是否存在一些隐藏的、长期的影响。”
台湾经济研究所资深供应链分析师赵世芳也持类似的谨慎态度。她表示，即使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开放，但整个大陆供应链的运营仍没有恢复正常。这不仅会影响生产，还会影响新产品的开发，“这是可以理解的，供应链恢复至少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每当在中国遇到问题，苹果和一些媒体总会想到印度和越南。
《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苹果公司告诉一些合同制造商，希望增加在中国以外的生产。报道还提到，苹果已经在印度和越南建立了生产基地，分析师表示，包括iPhone、iPad和MacBook笔记本电脑在内，逾90%的苹果产品仍是由外包商在中国制造的。苹果CEO库克今年4月在回应苹果供应链面临的挑战时表示，“我们的供应链是真正的全球供应链，因此产品在各地生产。我们将继续进行优化。”
实是，苹果早在2017年就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 SE，但直到2020年，印度产iPhone的比例仅为苹果全球产能的1.3%，到2021年，iPhone在印度的产能达到了800万台，占比将将上升到3.1%。
更重要的是，由于苹果的整个产业链绝大多数在中国，在印度的“生产”更多是将从中国运来的零件进行组装和包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2019年，中美贸易战最白热化时，苹果将其在美国本土的最后一条生产线迁往中国，当时的一份统计显示，苹果供应商及工厂，90%都在中国，iPhone原材料及零件供应链来自于31个国家，其中中国的供应商数量最多，达到349家，不仅如此，美国的其他很多供应商也都有在中国投资生产。
一位在印度设厂的ODM厂商代表曾向媒体表示，印度当地劳动力充足，比越南劳动力成本更加廉价，适合从事大规模的组装、包装等相对较低的技术环节，很多精密部件从国内运往印度组装。
对此，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宁南山认为，与其过分关注所谓“产业链转移”，不如着眼中国大陆在产业链上的主导地位，他分享过三个观点：
第一，以代工制造为典型的低端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但是中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从许多代工制造转移的例子可以看出，代工制造转移的主导方，是下游的强势品牌（耐克，阿迪，三星，苹果），而不是代工厂本身，品牌厂家的态度决定了工厂是否要迁移。
第二，发展中国的代工大厂，在转移出去的产能中分一杯羹。
在苹果向中国以外转移部分产能过程中，立讯精密和歌尔股份的例子告诉我们，中国不仅可以通过零部件+组装代工技术的结合，在中国大陆实现本土公司替代台系代工厂实现价值提升。同时也可以通过在海外建厂，而从代工厂向海外转移中也分一杯羹。
第三，中国应加强对上游电子零部件企业的扶持，着眼于提升产业链的价值。组装代工的利润在产品的产业链价值占比是非常低的，组装加工在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非常好看，大进大出，但是实际获取的利润是很低，希望中国大陆的电子零部件和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取代台系厂家。
【還敢提去WTO告大陸？！台媒曝光： 台灣禁了大陸830項農產品】https://t.cn/A6MysNyI
繼台灣菠蘿被禁止輸入後，中國海關總署19日發佈通知稱，因檢出檢疫性有害生物，自20日起暫停台灣釋迦和蓮霧輸入大陸。民進黨當局揚言要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申訴，不過島內輿論對此根本不看好。
釋迦很難賣到日本
與菠蘿一樣，釋迦和蓮霧輸入大陸的比例都超過九成，對島內農業影響巨大。台灣《中國時報》21日援引北京資深涉台學者的話稱，有植物疫情風險，海關就暫停進口，這是通行做法，沒必要過多聯想，是純粹的防控措施，“兩岸若能抓住機會進行溝通，兩岸溝通之路就會越走越順，如果借機進行口水戰，只會越來越糟”。上海東亞研究所助理所長包承柯也表示，此事為技術性問題的處理，而非“政治處理”。針對有人臆測大陸暫停進口台灣蓮霧和釋迦是對台北駐美代表處擬更名的“報復性措施”，包承柯認為，大陸沒必要因此進入對抗層面，產生經濟面的制裁。
但民進黨當局還在操弄“反中”。蔡英文20日聲稱大陸不遵守國際貿易規範，片面破壞雙方貿易秩序，“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揚言，如果大陸在9月30日前對台方提出的技術協商第9度“已讀不回”，就會向WTO提出申訴，但只針對釋迦與蓮霧，不提菠蘿，原因是菠蘿明年不打算外銷大陸。
與此同時，民進黨當局又將大陸禁止菠蘿進口之後的那套伎倆搬出來，台“外交部”21日在社交媒體上推薦中秋節除了吃月餅和柚子，還可以吃釋迦、蓮霧和菠蘿，並標註所謂的“自由水果”。“農委會”規劃拿出10億元新台幣，針對新加坡、加拿大、馬來西亞、印尼、港澳等市場加強推銷釋迦與蓮霧。有台媒21日稱，許多日本網友表示台灣水果很好吃，如果釋迦和蓮霧進口到日本，他們願意消費。
但《水果政治學》一書作者焦鈞直言，日本只有極少數民眾認識釋迦，菠蘿和釋迦是完全不同的品項，菠蘿的經驗難以復制在釋迦上；即使日本政府準入，若日本民眾對釋迦熱度不高也沒辦法，畢竟生意人不會和錢過不去。
民進黨被批搞“雙標”
對於台當局揚言告到世貿組織，島內輿論也直呼“打不贏”。國民黨主席江啟臣21日批評稱，不能每次出事就轉移焦點、找理由搪塞，“蔡政府在政治上、專業上應該有能力處理，否則就是失職”。“立委”陳以信21日稱，蔡英文要和大陸討公道，其實大家更應該和蔡討公道，過去馬英九執政不是沒有發生類似狀況，但只要一有狀況發生，馬當局會立即與對岸進行咨商，並建立緊急協調機制，才化解一次次危機。他批評蔡英文當局不與對岸進行協商，反要舍近求遠走WTO途徑解決爭端，刻意把兩岸問題國際化。台北市議員王鴻薇還說，陳吉仲已經沒招了，因為民進黨當局每次遇到類似問題，就只會訴諸仇恨加大撒錢，但貿易問題要靠談判，而非利用民眾幫民進黨擦屁股。中時電子報21日還提及，新西蘭今年6月暫停進口台灣荔枝和芒果，陳吉仲的回應是“尊重輸入國”，而針對本次大陸暫停台灣釋迦和蓮霧進口，“農委會”卻準備向WTO申訴，明顯搞“雙標”。
農漁業經濟學者李武忠21日撰文稱，台灣農產品過去也曾因病蟲害等問題被日本、新西蘭、新加坡和加拿大等國暫停進口，台灣當局並未做出如此大動作，此舉“無異火上澆油，讓問題更加復雜化”。文章說，蔡英文當局上任以來大力推動“新南向”，宣稱要擺脫對大陸市場的高度依賴，但事實證明大陸依舊是台灣農產品最重要的出口市場。前“經濟部長”尹啟銘稱，台灣先前也因瘦肉精管制美國豬牛進口，大陸若在WTO拿出證據，台灣恐難勝訴。
台禁大陸800多項農產品
“台灣禁陸830項農產品，官司告得贏嗎”，《中國時報》21日以此為題評論稱，台灣對大陸830項農產品管制進口，其實已違反WTO平等互惠精神，“政府恐須思考，若真的訴諸WTO，不僅曠日廢時，且難有具體成果，不如審慎思考如何讓兩岸重回咨商正軌，以解農民生計壓力的燃眉之急”。況且如果提告WTO有效，“農委會”在今年3月菠蘿被禁時就該著手進行，何以拖到現在？理由是明年不準備賣菠蘿給大陸，難道明年蓮霧、釋迦還能賣到大陸去？文章直言，蔡當局一再喊告，激起“仇中”意識後最後只能用納稅人的錢補貼農產品，“農業為政治服務，這就是民進黨的終極手段”。
聯合新聞網21日稱，台灣水果之所以大量銷往大陸，除了地理環境相近、縮短運送時間外，更重要的關鍵卻是蔡當局避而不談的大陸讓利。陳吉仲譴責對岸片面中斷水果進口違反WTO貿易規範，“國際貿易講求平等互惠，請問現在大陸的水果可以賣到台灣嗎？為何這時農委會就不說台灣也違反國際貿易原則？”文章說，台灣把讓利當成理所當然，現在大陸不過是回歸正常貿易做法，陳吉仲就像耍無賴的小孩在地上打滾，“既然要反中，那就有骨氣一點，別又要收割反中紅利又要對方讓利，天底下沒有這麽便宜的事”。
（來源：環球時報 圖源：香港中通社）
#暂停台湾番荔枝和莲雾输入大陆#
繼台灣菠蘿被禁止輸入後，中國海關總署19日發佈通知稱，因檢出檢疫性有害生物，自20日起暫停台灣釋迦和蓮霧輸入大陸。民進黨當局揚言要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申訴，不過島內輿論對此根本不看好。
釋迦很難賣到日本
與菠蘿一樣，釋迦和蓮霧輸入大陸的比例都超過九成，對島內農業影響巨大。台灣《中國時報》21日援引北京資深涉台學者的話稱，有植物疫情風險，海關就暫停進口，這是通行做法，沒必要過多聯想，是純粹的防控措施，“兩岸若能抓住機會進行溝通，兩岸溝通之路就會越走越順，如果借機進行口水戰，只會越來越糟”。上海東亞研究所助理所長包承柯也表示，此事為技術性問題的處理，而非“政治處理”。針對有人臆測大陸暫停進口台灣蓮霧和釋迦是對台北駐美代表處擬更名的“報復性措施”，包承柯認為，大陸沒必要因此進入對抗層面，產生經濟面的制裁。
但民進黨當局還在操弄“反中”。蔡英文20日聲稱大陸不遵守國際貿易規範，片面破壞雙方貿易秩序，“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揚言，如果大陸在9月30日前對台方提出的技術協商第9度“已讀不回”，就會向WTO提出申訴，但只針對釋迦與蓮霧，不提菠蘿，原因是菠蘿明年不打算外銷大陸。
與此同時，民進黨當局又將大陸禁止菠蘿進口之後的那套伎倆搬出來，台“外交部”21日在社交媒體上推薦中秋節除了吃月餅和柚子，還可以吃釋迦、蓮霧和菠蘿，並標註所謂的“自由水果”。“農委會”規劃拿出10億元新台幣，針對新加坡、加拿大、馬來西亞、印尼、港澳等市場加強推銷釋迦與蓮霧。有台媒21日稱，許多日本網友表示台灣水果很好吃，如果釋迦和蓮霧進口到日本，他們願意消費。
但《水果政治學》一書作者焦鈞直言，日本只有極少數民眾認識釋迦，菠蘿和釋迦是完全不同的品項，菠蘿的經驗難以復制在釋迦上；即使日本政府準入，若日本民眾對釋迦熱度不高也沒辦法，畢竟生意人不會和錢過不去。
民進黨被批搞“雙標”
對於台當局揚言告到世貿組織，島內輿論也直呼“打不贏”。國民黨主席江啟臣21日批評稱，不能每次出事就轉移焦點、找理由搪塞，“蔡政府在政治上、專業上應該有能力處理，否則就是失職”。“立委”陳以信21日稱，蔡英文要和大陸討公道，其實大家更應該和蔡討公道，過去馬英九執政不是沒有發生類似狀況，但只要一有狀況發生，馬當局會立即與對岸進行咨商，並建立緊急協調機制，才化解一次次危機。他批評蔡英文當局不與對岸進行協商，反要舍近求遠走WTO途徑解決爭端，刻意把兩岸問題國際化。台北市議員王鴻薇還說，陳吉仲已經沒招了，因為民進黨當局每次遇到類似問題，就只會訴諸仇恨加大撒錢，但貿易問題要靠談判，而非利用民眾幫民進黨擦屁股。中時電子報21日還提及，新西蘭今年6月暫停進口台灣荔枝和芒果，陳吉仲的回應是“尊重輸入國”，而針對本次大陸暫停台灣釋迦和蓮霧進口，“農委會”卻準備向WTO申訴，明顯搞“雙標”。
農漁業經濟學者李武忠21日撰文稱，台灣農產品過去也曾因病蟲害等問題被日本、新西蘭、新加坡和加拿大等國暫停進口，台灣當局並未做出如此大動作，此舉“無異火上澆油，讓問題更加復雜化”。文章說，蔡英文當局上任以來大力推動“新南向”，宣稱要擺脫對大陸市場的高度依賴，但事實證明大陸依舊是台灣農產品最重要的出口市場。前“經濟部長”尹啟銘稱，台灣先前也因瘦肉精管制美國豬牛進口，大陸若在WTO拿出證據，台灣恐難勝訴。
台禁大陸800多項農產品
“台灣禁陸830項農產品，官司告得贏嗎”，《中國時報》21日以此為題評論稱，台灣對大陸830項農產品管制進口，其實已違反WTO平等互惠精神，“政府恐須思考，若真的訴諸WTO，不僅曠日廢時，且難有具體成果，不如審慎思考如何讓兩岸重回咨商正軌，以解農民生計壓力的燃眉之急”。況且如果提告WTO有效，“農委會”在今年3月菠蘿被禁時就該著手進行，何以拖到現在？理由是明年不準備賣菠蘿給大陸，難道明年蓮霧、釋迦還能賣到大陸去？文章直言，蔡當局一再喊告，激起“仇中”意識後最後只能用納稅人的錢補貼農產品，“農業為政治服務，這就是民進黨的終極手段”。
聯合新聞網21日稱，台灣水果之所以大量銷往大陸，除了地理環境相近、縮短運送時間外，更重要的關鍵卻是蔡當局避而不談的大陸讓利。陳吉仲譴責對岸片面中斷水果進口違反WTO貿易規範，“國際貿易講求平等互惠，請問現在大陸的水果可以賣到台灣嗎？為何這時農委會就不說台灣也違反國際貿易原則？”文章說，台灣把讓利當成理所當然，現在大陸不過是回歸正常貿易做法，陳吉仲就像耍無賴的小孩在地上打滾，“既然要反中，那就有骨氣一點，別又要收割反中紅利又要對方讓利，天底下沒有這麽便宜的事”。
（來源：環球時報 圖源：香港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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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港分子周庭升级为甲级犯# 服刑期仍伺机宣传自己】乱港分子周庭早前承认于2019年6月21日参与及煽惑包围湾仔警察总部的未经批准集结，被判监10个月，其后被囚于罗湖惩教所。据港媒31日爆料，周庭早前已被惩教署“升级”为甲类犯人，并被安排转仓往大榄女惩教所服刑。
据港媒31日报道，有香港资深惩教人员估计，周庭自入狱后，仍然不断通过探访渠道宣传狱内生活，形容“似做真人秀”，延续对外界的影响力，同时也间接吸引其他在狱中的追随者，以此凝聚“势力”。
该资深惩教人员还指出，为降低其影响力及保安考虑，所以将周庭的保安级别升为甲级，方便管理。过往也有类似情况，例如一些有势力及影响力的囚犯，刑期即使较短，也会放在甲级仓处理。（海外网）
据港媒31日报道，有香港资深惩教人员估计，周庭自入狱后，仍然不断通过探访渠道宣传狱内生活，形容“似做真人秀”，延续对外界的影响力，同时也间接吸引其他在狱中的追随者，以此凝聚“势力”。
该资深惩教人员还指出，为降低其影响力及保安考虑，所以将周庭的保安级别升为甲级，方便管理。过往也有类似情况，例如一些有势力及影响力的囚犯，刑期即使较短，也会放在甲级仓处理。（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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