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13年从宁东镇人民政府买的房子，到2014年就裂缝了，我就去找宁东镇人民政府，宁东镇人民政府说是危房子，当时我不懂得什么是危房子，我就没管，我也不知道危房的要害，到后来听别人说危房的厉害，我又多次找宁东填人民政府，宁东镇人民政府不管，不问，怎么办，到最后我又多次找银川自治区信防办，宁东镇信防办，也不管用，因他们是同流合污，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不为老百姓办事的人，光说好听的，不为民作为，最后我又上微博，这一次管用了，镇长亲自到我家去了，镇长说十天给我答复，我一直等呀等，等到现再也没动静，这不是斯骗人吗？你是宁东镇老百姓的父母官，办事的官，说实话的官，怎么能欺骗老百姓的心，我们老两口都是残疾人，不知道该找谁就，请帮帮我们老两口，可以来我家视察，宁夏银川市灵武市宁东镇塞上新村7区121号楼 https://t.cn/R2WxDOi
房产跌价能找物业赔偿吗？法院判了！
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 2021-11-12
住房商品化后，物业纠纷成为老百姓极为关心的问题。然而，美好的社区生活、优质的物业服务，不是靠“花式”营销或不交物业费式的“维权”即能实现。在温岭市，环雅公司依约履行着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的义务，而业主江某却因邻居违建、房产跌价，及向该物业公司反映没得到满意结果而拒不支付物业费。日前，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作出裁判，依法支持了环雅公司的诉求。
物业收费明约定
浙江温岭某房地产商于2012年在城区建造了一商品房小区。
同年4月，房地产商与环雅公司签订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载明小区的物业由环雅公司管理，业主按其拥有房子的建筑面积交纳物业费。业主或物业使用人于办理交房手续之日次月起交纳全年的物业费等等。合同订立后，环雅公司依约对小区里的房屋及配套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小区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
2015年，市民江某在该小区买了一套建筑面积为83.17平方米的房子，满心期待着住在新房子里的未来生活。
邻居违建起纠纷
在收房时，江某发现：隔壁邻居私自将进户门外移并装了外开式的房门，占据一米多的公共通道，房门一开就能挨到自己家，进出十分逼仄，并破坏了消防、通信、水电的设施及外部墙面，当即拒绝签收。
房地产商多次与他沟通，说这事找环雅公司就能办好。2016年8月，江某为了早点拿到房产证而最终签字收了房。
随即，江某找到环雅公司反映情况。环雅公司及时向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报告，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也表示愿意配合江某将违建部分恢复原状。
验收当日，江某发现被占楼道虽已恢复原状，但墙面凹凸不平，粉刷色差大。另外，他还丈量了门与门之间的距离，邻居仍占用约13厘米宽的公共通道部分。
他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从2018年11月开始就一直拒绝支付物业费。2019年底，江某把小区的房子卖给了别人。
房产跌价由谁赔
2019年以来，环雅公司曾两次提起诉讼，却均以撤诉终了。
迫于无奈，2020年环雅公司提起了第三次诉讼，要求江某支付物业费2811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
庭审中，江某提出，因为物业监管不到位导致房屋楼道短13厘米，且破坏了包括消防、通信、水电在内的设施，很不安全，导致卖房时亏了10万余元。
他还提出，环雅公司作为一个有偿服务的机构，有义务监管业主的各项行为，房价下跌的原因就是该公司在业主违建时没有尽到阻却义务，其应当承担自己卖房差价20%的赔偿责任。
环雅公司则认为，他们对江某对门的业主违建一事曾进行积极的跟进，也通知过相关部门进行干预，对门业主也非常配合，将违建部分拆除并恢复原状。
由于更换了大门，原来的位置无法安装，因此占据了约13厘米宽的楼道位置。针对这种情况，公司也积极与江某沟通，江某最终在询问了相关部门后，也同意了对方将大门安装在现在的位置上。可上述情况没有形成书面协议。
物业公司已尽责
温岭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环雅公司只是在提供物业服务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瑕疵，比如未及时制止江某邻居的搭建行为等，但并不属于严重违法或严重违约的情形。江某不能以此为正当理由而拒付物业费。
涉案事件经江某反映后，环雅公司积极地与江某的邻居沟通，也向行政执法部门报告，有关部门亦已介入其中，制止了江某邻居的违法行为，其违法状况亦得到整改，且整改过程中，环雅公司积极对整改后遗留的破损墙面等部位进行了修复，该行为亦得到江某的认可，其已尽到相应的义务，无需赔付江某损失。
江某要想彻底解决违建等问题，应当继续向有关职能部门反映加以解决，确实有证据证明存在损失的，可以另案向侵权方主张；对于物业服务瑕疵，其有权要求环雅公司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
另外，《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未按时足额交纳物业服务费产生的违约责任作了明确约定。江某拒付物业费，已构成违约，理应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故法院判决江某支付给环雅公司物业费2811元及2018年11月开始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宣判后，江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判决解析：
物业服务企业没有执法权
本案承办法官、温岭市人民法院石陈人民法庭庭长陈泳滨介绍：业主和物业公司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业主在享受着服务的同时，也应当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环雅公司作为小区的“管家”，有配合业主维护相关权利并提供便利条件的义务，保障小区的居住环境。其在接到江某反映后，对江某邻居采取了劝阻、上报行政执法部门等措施。双方还加强了沟通交流，江某邻居也积极配合，对违规占用部分进行恢复。
江某陈述其所在的小区邻居占用公共区域而损害其利益，责怪环雅公司未帮其处理好而拒付物业费，实质上夸大了环雅公司的职能。环雅公司本身没有任何行政权力，既不能挥起拳头粉碎违建，也不能坐在原告席起诉要求江某的邻居拆违。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江某不能因为其他业主违规占用部分未恢复至自己满意的程度，而把所有的责任归罪到环雅公司头上。其拒不支付物业费和要求物业承担卖房亏损价20%的赔偿责任，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整治违建应各负其责
毁绿扩院、占用平台、搭建阳光房等违规行为及其带来的安全隐患是住宅小区的“通病”。整治小区违建的问题，需多方努力，多管齐下。本案中虽只涉及两个主体，但是在事情推进的过程中，相关的参与者却有以下四种，各自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
一是把楼道公共空间“圈”成“储藏室”的违法改建的业主。面积不够楼道凑。楼道公共空间被占用并不是个例。部分业主甚至认为自己对房屋附近的楼道区域享有专有权利，可自行处置。
然而，法律早有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私自侵占共有领域，均属于侵犯业主之共有权利。都在一栋楼里，装修改造必然会影响邻居的生活：在临时占用时要采取措施保障安全并及时恢复原状；在改变房屋结构时更要慎重，要征询邻居的同意，并向物业询问报备，避免造成不能修复的损害。
二是维权“不成”的业主。业主消极地拒绝交纳物业费来表达自己心中的不满，并不是理性的做法。
业主在发现邻居擅自占用、改建公共区域时，有权请求其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在维权过程中，双方要加强沟通交流。如果谈不拢，业主可以找业委会、社区调解或是向物业服务企业征询解决的方法。调解不成，可以请求行政执法部门监管。行政执法部门若不作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加以纠正。当然，也可以直接以违建侵权者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
三是“真的没有执法权”的物业服务企业。部分业主违规搭建是物业服务企业最头痛的问题，影响到公共区域的安全、卫生及邻里关系。物业服务企业只是小区的管理者，没有行政执法权，发现问题也只能加以劝导、提醒。
物业服务企业遇到业主违建等问题，首先要加强监管检查，及时予以制止。行为人不听劝的，向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投诉；其次要加大宣传力度，让业主意识到擅自占用公共区域不仅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也会造成隐患；还要建议业委会和业主大会发挥自治监督作用，及时劝阻违规业主。
四是具有“实权”的行政执法部门。违规者利用住宅的特殊性和隐蔽性“躲猫猫”，使得执法人员“进门难”。只能靠投诉举报、随机抽查等方式来发现问题，从而影响到治理的效果。
因此，行政执法部门要保持对新生违建“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强化“城管+社区+物业”三方联动机制，充分发挥社区、物业巡查作用，实现小区违建全天候、全覆盖监管。同时，要有效整合社区、物业、居民等多方力量，强化巡查监管，力求做到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
（责任编辑：赵子贺)
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 2021-11-12
住房商品化后，物业纠纷成为老百姓极为关心的问题。然而，美好的社区生活、优质的物业服务，不是靠“花式”营销或不交物业费式的“维权”即能实现。在温岭市，环雅公司依约履行着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的义务，而业主江某却因邻居违建、房产跌价，及向该物业公司反映没得到满意结果而拒不支付物业费。日前，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作出裁判，依法支持了环雅公司的诉求。
物业收费明约定
浙江温岭某房地产商于2012年在城区建造了一商品房小区。
同年4月，房地产商与环雅公司签订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载明小区的物业由环雅公司管理，业主按其拥有房子的建筑面积交纳物业费。业主或物业使用人于办理交房手续之日次月起交纳全年的物业费等等。合同订立后，环雅公司依约对小区里的房屋及配套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小区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
2015年，市民江某在该小区买了一套建筑面积为83.17平方米的房子，满心期待着住在新房子里的未来生活。
邻居违建起纠纷
在收房时，江某发现：隔壁邻居私自将进户门外移并装了外开式的房门，占据一米多的公共通道，房门一开就能挨到自己家，进出十分逼仄，并破坏了消防、通信、水电的设施及外部墙面，当即拒绝签收。
房地产商多次与他沟通，说这事找环雅公司就能办好。2016年8月，江某为了早点拿到房产证而最终签字收了房。
随即，江某找到环雅公司反映情况。环雅公司及时向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报告，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也表示愿意配合江某将违建部分恢复原状。
验收当日，江某发现被占楼道虽已恢复原状，但墙面凹凸不平，粉刷色差大。另外，他还丈量了门与门之间的距离，邻居仍占用约13厘米宽的公共通道部分。
他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从2018年11月开始就一直拒绝支付物业费。2019年底，江某把小区的房子卖给了别人。
房产跌价由谁赔
2019年以来，环雅公司曾两次提起诉讼，却均以撤诉终了。
迫于无奈，2020年环雅公司提起了第三次诉讼，要求江某支付物业费2811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
庭审中，江某提出，因为物业监管不到位导致房屋楼道短13厘米，且破坏了包括消防、通信、水电在内的设施，很不安全，导致卖房时亏了10万余元。
他还提出，环雅公司作为一个有偿服务的机构，有义务监管业主的各项行为，房价下跌的原因就是该公司在业主违建时没有尽到阻却义务，其应当承担自己卖房差价20%的赔偿责任。
环雅公司则认为，他们对江某对门的业主违建一事曾进行积极的跟进，也通知过相关部门进行干预，对门业主也非常配合，将违建部分拆除并恢复原状。
由于更换了大门，原来的位置无法安装，因此占据了约13厘米宽的楼道位置。针对这种情况，公司也积极与江某沟通，江某最终在询问了相关部门后，也同意了对方将大门安装在现在的位置上。可上述情况没有形成书面协议。
物业公司已尽责
温岭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环雅公司只是在提供物业服务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瑕疵，比如未及时制止江某邻居的搭建行为等，但并不属于严重违法或严重违约的情形。江某不能以此为正当理由而拒付物业费。
涉案事件经江某反映后，环雅公司积极地与江某的邻居沟通，也向行政执法部门报告，有关部门亦已介入其中，制止了江某邻居的违法行为，其违法状况亦得到整改，且整改过程中，环雅公司积极对整改后遗留的破损墙面等部位进行了修复，该行为亦得到江某的认可，其已尽到相应的义务，无需赔付江某损失。
江某要想彻底解决违建等问题，应当继续向有关职能部门反映加以解决，确实有证据证明存在损失的，可以另案向侵权方主张；对于物业服务瑕疵，其有权要求环雅公司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
另外，《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未按时足额交纳物业服务费产生的违约责任作了明确约定。江某拒付物业费，已构成违约，理应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故法院判决江某支付给环雅公司物业费2811元及2018年11月开始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宣判后，江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判决解析：
物业服务企业没有执法权
本案承办法官、温岭市人民法院石陈人民法庭庭长陈泳滨介绍：业主和物业公司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业主在享受着服务的同时，也应当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环雅公司作为小区的“管家”，有配合业主维护相关权利并提供便利条件的义务，保障小区的居住环境。其在接到江某反映后，对江某邻居采取了劝阻、上报行政执法部门等措施。双方还加强了沟通交流，江某邻居也积极配合，对违规占用部分进行恢复。
江某陈述其所在的小区邻居占用公共区域而损害其利益，责怪环雅公司未帮其处理好而拒付物业费，实质上夸大了环雅公司的职能。环雅公司本身没有任何行政权力，既不能挥起拳头粉碎违建，也不能坐在原告席起诉要求江某的邻居拆违。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江某不能因为其他业主违规占用部分未恢复至自己满意的程度，而把所有的责任归罪到环雅公司头上。其拒不支付物业费和要求物业承担卖房亏损价20%的赔偿责任，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整治违建应各负其责
毁绿扩院、占用平台、搭建阳光房等违规行为及其带来的安全隐患是住宅小区的“通病”。整治小区违建的问题，需多方努力，多管齐下。本案中虽只涉及两个主体，但是在事情推进的过程中，相关的参与者却有以下四种，各自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
一是把楼道公共空间“圈”成“储藏室”的违法改建的业主。面积不够楼道凑。楼道公共空间被占用并不是个例。部分业主甚至认为自己对房屋附近的楼道区域享有专有权利，可自行处置。
然而，法律早有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私自侵占共有领域，均属于侵犯业主之共有权利。都在一栋楼里，装修改造必然会影响邻居的生活：在临时占用时要采取措施保障安全并及时恢复原状；在改变房屋结构时更要慎重，要征询邻居的同意，并向物业询问报备，避免造成不能修复的损害。
二是维权“不成”的业主。业主消极地拒绝交纳物业费来表达自己心中的不满，并不是理性的做法。
业主在发现邻居擅自占用、改建公共区域时，有权请求其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在维权过程中，双方要加强沟通交流。如果谈不拢，业主可以找业委会、社区调解或是向物业服务企业征询解决的方法。调解不成，可以请求行政执法部门监管。行政执法部门若不作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加以纠正。当然，也可以直接以违建侵权者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
三是“真的没有执法权”的物业服务企业。部分业主违规搭建是物业服务企业最头痛的问题，影响到公共区域的安全、卫生及邻里关系。物业服务企业只是小区的管理者，没有行政执法权，发现问题也只能加以劝导、提醒。
物业服务企业遇到业主违建等问题，首先要加强监管检查，及时予以制止。行为人不听劝的，向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投诉；其次要加大宣传力度，让业主意识到擅自占用公共区域不仅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也会造成隐患；还要建议业委会和业主大会发挥自治监督作用，及时劝阻违规业主。
四是具有“实权”的行政执法部门。违规者利用住宅的特殊性和隐蔽性“躲猫猫”，使得执法人员“进门难”。只能靠投诉举报、随机抽查等方式来发现问题，从而影响到治理的效果。
因此，行政执法部门要保持对新生违建“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强化“城管+社区+物业”三方联动机制，充分发挥社区、物业巡查作用，实现小区违建全天候、全覆盖监管。同时，要有效整合社区、物业、居民等多方力量，强化巡查监管，力求做到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
（责任编辑：赵子贺)
贺星龙：以人民健康记录时代变迁
“我出诊的村子，老百姓以前都住土窑洞，通过扶贫搬迁，现在他们都住进了移民村的新房，不仅生命财产安全有了保障，更过得安心舒心。而且医疗保险制度也更加完善，乡亲们看病负担越来越轻，病人在我这里的‘赊账本’可以退休了……”10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党代表、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党支部副书记、乡村医生贺星龙讲述着他所见证的“山西变化”。
出诊路上的乡村医生贺星龙。受访者供图
从窑洞到明亮新居，从“一人生病拖垮全家”，到医疗保险“全覆盖”，生于1980年的贺星龙，是临汾市大宁县百姓生活变化的见证者，更是乡亲们如今幸福生活的缔造者。自2000年从医以来，这位乡村医生骑着一辆摩托车奔波了40万公里的山路，守护了20万人次的健康，他始终遵循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以及医者对百姓的不变承诺。他说：“医生的荣光，莫过于用职业的发展和人民的健康记录时代变迁。”
21年来，贺星龙骑着摩托车走过40万公里山路为百姓服务。受访者供图
大宁县曾是国定贫困县，很多小山村位置偏僻，山多路险。过去，由于不能及时求医问药，百姓得病只能熬着。在贺星龙的记忆中，当时周围村没有一个专业的医生，乡亲们得了病，只有很严重时才去70里外的县医院看。12岁那年，他50多岁的爷爷因为一场重感冒引起并发症而去世，家乡贫瘠的医疗环境让贺星龙下定了学医的决心，没有钱上学，乡亲们就一点一点帮他凑起来。最终，他拿着乡亲们凑来的3025元，带着大家的期望，进入卫校读书。
2000年毕业后，贺星龙拒绝了城市工作机会，毅然回乡成为一名村医。“刚回村那几年，村里年轻人大都陆陆续续出去打工，留下来的都是老年人和儿童，每天有95%的病人需要我上门送医送药。为了方便就诊，我印制了1000多张名片，保证‘24小时服务，随叫随到’”。一孔窑洞当诊所，一辆摩托伴出诊。21年来，他走遍了附近28个村，4600多位村民的健康档案就存在他心里，看病开药、预防接种，他事无巨细始终如一。
贺星龙在村民家中看病问诊。受访者供图。
这些年，贺星龙共计为百姓们垫付10万元医药费，免收出诊费高达35万余元。“以前山区老百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不少。看病赊账多，有的病人光赊账本就有整整七本。但现在老百姓看病要花的钱越来越少了。”贺星龙告诉记者，大宁县云居村70岁的冯好乐大爷前段时间做了膝关节手术，原来14万元的费用，经过医保报销最终只花了2万余元。
近年来，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惠民政策，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特别是山西推出的“三保险、三救助”以及“136健康扶贫政策”，让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
与此同时，乡村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也让乡亲们的求医路越来越好走，“以前坑坑洼洼、崎岖不平的山路被宽敞平整的水泥路所取代，我出诊时间大大缩短，也更加方便了乡亲们就医。而且在网络进村后，我还教会了乡亲们通过微信视频来看病。我现在有三个不同的卫生室都安装了摄像头，乡亲们不用来回跑路看医生了，有的还学会了远程取药。”
卫生室内进行网上远程问诊。受访者供图
贺星龙看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他的心中时常涌起一种成就感和幸福感。“乡亲们得了小病能及时治疗，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放手去劳动，靠勤劳的双手走上致富道路。”
在村里，贺星龙不仅是一名医生，他还是村民们脱贫致富的领头人。多年来，他带领村民引水、修田间路、栽果树，修路灯、推销农副产品。为了提高农作物生产效率，他还购买了发电机、打药机、扬场机及割草机等农机，提供给村民免费使用。乐堂村地势高、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贺星龙因地制宜带领村民累计发展苹果、核桃等经济林果200余亩，预计平均每户增收几百元，为村民们拓宽了致富的渠道。
2021年，贺星龙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还曾经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最美奋斗者”“白求恩奖章”等称号。他和无数基层医疗工作者一起，用数年如一日的坚守，为“以全民健康托起全面小康”而努力奋斗。
贺星龙为老人提供医疗服务。受访者供图
“这五年，山区农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乡亲们生活水平、健康意识逐步提高，看病就医、医疗保险制度更加完善，基层医生的队伍也在逐渐壮大。”贺星龙告诉记者，从2019年7月起，大宁县从村集体收益中为贫困村村医每月补贴1000元。村医待遇提高后，先后增加了43名年轻的乡村医生，村医年龄结构从原来65岁以上占70%变为45岁以上占50%，学历结构也趋于专业化，本科学历占比为1.3%、大专学历占比为19.9%。同时，大宁县投入600余万元对全县村卫生室进行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提高了村医办公环境，大大提升了村医队伍工作积极性，确保了健康扶贫质量和水平。
贺星龙为百姓发放日常药品。受访者供图
大宁县的变化，也是千千万万山西乡村的变化，医疗保险制度更加完善，大大减轻农民看病就医负担；健康扶贫“双签约”服务团队，健全了县、乡、村医联体建设机制，打通了服务贫困患者的“最后一公里”，所有的政策都实实在在地惠及百姓，改善民生。
“如今，乡亲们的健康已经不是我一个人在守护。今后，我还要继续扎根基层，守护乡亲们的健康幸福，讲好山西故事、临汾故事、乡村振兴故事，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作贡献。”贺星龙说。
（来源：中国日报）
“我出诊的村子，老百姓以前都住土窑洞，通过扶贫搬迁，现在他们都住进了移民村的新房，不仅生命财产安全有了保障，更过得安心舒心。而且医疗保险制度也更加完善，乡亲们看病负担越来越轻，病人在我这里的‘赊账本’可以退休了……”10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党代表、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党支部副书记、乡村医生贺星龙讲述着他所见证的“山西变化”。
出诊路上的乡村医生贺星龙。受访者供图
从窑洞到明亮新居，从“一人生病拖垮全家”，到医疗保险“全覆盖”，生于1980年的贺星龙，是临汾市大宁县百姓生活变化的见证者，更是乡亲们如今幸福生活的缔造者。自2000年从医以来，这位乡村医生骑着一辆摩托车奔波了40万公里的山路，守护了20万人次的健康，他始终遵循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以及医者对百姓的不变承诺。他说：“医生的荣光，莫过于用职业的发展和人民的健康记录时代变迁。”
21年来，贺星龙骑着摩托车走过40万公里山路为百姓服务。受访者供图
大宁县曾是国定贫困县，很多小山村位置偏僻，山多路险。过去，由于不能及时求医问药，百姓得病只能熬着。在贺星龙的记忆中，当时周围村没有一个专业的医生，乡亲们得了病，只有很严重时才去70里外的县医院看。12岁那年，他50多岁的爷爷因为一场重感冒引起并发症而去世，家乡贫瘠的医疗环境让贺星龙下定了学医的决心，没有钱上学，乡亲们就一点一点帮他凑起来。最终，他拿着乡亲们凑来的3025元，带着大家的期望，进入卫校读书。
2000年毕业后，贺星龙拒绝了城市工作机会，毅然回乡成为一名村医。“刚回村那几年，村里年轻人大都陆陆续续出去打工，留下来的都是老年人和儿童，每天有95%的病人需要我上门送医送药。为了方便就诊，我印制了1000多张名片，保证‘24小时服务，随叫随到’”。一孔窑洞当诊所，一辆摩托伴出诊。21年来，他走遍了附近28个村，4600多位村民的健康档案就存在他心里，看病开药、预防接种，他事无巨细始终如一。
贺星龙在村民家中看病问诊。受访者供图。
这些年，贺星龙共计为百姓们垫付10万元医药费，免收出诊费高达35万余元。“以前山区老百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不少。看病赊账多，有的病人光赊账本就有整整七本。但现在老百姓看病要花的钱越来越少了。”贺星龙告诉记者，大宁县云居村70岁的冯好乐大爷前段时间做了膝关节手术，原来14万元的费用，经过医保报销最终只花了2万余元。
近年来，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惠民政策，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特别是山西推出的“三保险、三救助”以及“136健康扶贫政策”，让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
与此同时，乡村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也让乡亲们的求医路越来越好走，“以前坑坑洼洼、崎岖不平的山路被宽敞平整的水泥路所取代，我出诊时间大大缩短，也更加方便了乡亲们就医。而且在网络进村后，我还教会了乡亲们通过微信视频来看病。我现在有三个不同的卫生室都安装了摄像头，乡亲们不用来回跑路看医生了，有的还学会了远程取药。”
卫生室内进行网上远程问诊。受访者供图
贺星龙看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他的心中时常涌起一种成就感和幸福感。“乡亲们得了小病能及时治疗，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放手去劳动，靠勤劳的双手走上致富道路。”
在村里，贺星龙不仅是一名医生，他还是村民们脱贫致富的领头人。多年来，他带领村民引水、修田间路、栽果树，修路灯、推销农副产品。为了提高农作物生产效率，他还购买了发电机、打药机、扬场机及割草机等农机，提供给村民免费使用。乐堂村地势高、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贺星龙因地制宜带领村民累计发展苹果、核桃等经济林果200余亩，预计平均每户增收几百元，为村民们拓宽了致富的渠道。
2021年，贺星龙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还曾经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最美奋斗者”“白求恩奖章”等称号。他和无数基层医疗工作者一起，用数年如一日的坚守，为“以全民健康托起全面小康”而努力奋斗。
贺星龙为老人提供医疗服务。受访者供图
“这五年，山区农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乡亲们生活水平、健康意识逐步提高，看病就医、医疗保险制度更加完善，基层医生的队伍也在逐渐壮大。”贺星龙告诉记者，从2019年7月起，大宁县从村集体收益中为贫困村村医每月补贴1000元。村医待遇提高后，先后增加了43名年轻的乡村医生，村医年龄结构从原来65岁以上占70%变为45岁以上占50%，学历结构也趋于专业化，本科学历占比为1.3%、大专学历占比为19.9%。同时，大宁县投入600余万元对全县村卫生室进行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提高了村医办公环境，大大提升了村医队伍工作积极性，确保了健康扶贫质量和水平。
贺星龙为百姓发放日常药品。受访者供图
大宁县的变化，也是千千万万山西乡村的变化，医疗保险制度更加完善，大大减轻农民看病就医负担；健康扶贫“双签约”服务团队，健全了县、乡、村医联体建设机制，打通了服务贫困患者的“最后一公里”，所有的政策都实实在在地惠及百姓，改善民生。
“如今，乡亲们的健康已经不是我一个人在守护。今后，我还要继续扎根基层，守护乡亲们的健康幸福，讲好山西故事、临汾故事、乡村振兴故事，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作贡献。”贺星龙说。
（来源：中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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