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驾驶# #理想汽车##小鹏汽车##零跑汽车#【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发生事故，该由谁承担责任？】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号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的持续走高，有关于电池安全和辅助驾驶系统安全的问题一直争议不断。作为新能源车企的典型代表“蔚小理”三家，也因一些事故导致质疑声不断。
有网友曝光，8月8日，一辆理想ONE在某高速路段以77公里/时的车速径直撞上一辆打着双闪且停在路边的工程车辆，事发时驾驶人开启了ACC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辅助功能。
8月10日，浙江宁波机场南路高架上，一辆小鹏P7汽车冲向了前方停在路上的故障车辆，导致一名黑衣男子身亡。驾驶人称事发时已经开启了LCC（车道居中辅助功能），但车辆并没有自动刹停。
8月14日，一辆零跑汽车在沈海高速温州萧江路段行驶过程中与前车发生追尾事故。有媒体报道，驾驶人自称在事故发生时开启了ACC自适应巡航。
目前对于事故与辅助驾驶系统的关联度尚无定论，车辆当时是否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也还未确定，但仍在网络上引起热议。事实上，对于多数网友而言，对这几起事故的讨论多少有几分“感同身受”的缘故。LCC、ACC等辅助驾驶功能，在近几年的多数车型上都有配置，车主日常驾驶中也经常使用这些功能。所以看到这些事故后，难免心存疑虑：辅助驾驶，真的不安全吗？
司机“失神”
通过梳理三起事故案件可以发现，三位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前均自称开启了辅助驾驶系统，但在事故发生时，驾驶员不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就是走神了。
对于8月8日事故，理想官方做出回应：“用户是开启了 NOA（导航辅助驾驶）功能，但用户一直处于脱手情况也就是没有握方向盘。此外这个事故时超出了2021款理想ONE的ADAS的工作范围（静止车辆）。”同时还称，“目前事故已经处理完成，用户认可发生事故的原因。”
8月11日，事件发酵后，小鹏汽车做出回应：“经核实，8月10日下午，宁波一车主驾驶车辆与前方检查车辆故障人员发生碰撞，发生人员伤亡。我们为本次事故中不幸离世的遇难者感到悲痛和惋惜。目前交警部门已经立案处理，门店已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协助处理。我们将全力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持续跟进后续结果，并协助客户处理后续相关事宜。”
一段疑似事故中小鹏P7驾驶员的聊天截图显示，其在行驶中突遇道路前方车辆故障抛锚，前车车主（被撞人）站在故障车辆后，但辅助驾驶功能“没识别到”“没有预警”，自己“又刚好分神”，致其驾驶的车辆撞上前车及前车车主。
8月15日，零跑汽车回应称，涉事车辆的车型为零跑C11，被追尾车内一人伤势轻微。由于后台数据和用户的对话内容涉及隐私，授权流程还需要时间，因此事故原因等相关信息暂时不便披露。经确认，车辆发生碰撞事故前处于人为驾驶状态，并非开启ACC模式（自适应巡航控制）。
据媒体报道，肇事车主称，涉事车辆是买回一个月左右的新车，事故发生时自己开启了“自适应巡航”功能，正巧当时自己喝了口水，“发现跑偏了，立马拉回来已经来不及了”。
即便信息有限，仍不难看出这几起事故的共同点：驾驶人员都没有全神贯注，且对辅助驾驶功能的信赖程度较高，而在事后都表达了辅助驾驶系统并未能如预期般发挥功能。
尽管人为因素并不能排除，但网友仍对此争议不休。L2级辅助驾驶系统早已应用于多数车型上，为何仍未能及时识别障碍物并做出应急反应？几起事故都存在放松驾驶警惕的行为，应该由驾驶员负责，还是车企负责？
辅助“失灵”
近几年智能驾驶系统的不断升级，令人们对于无人驾驶的期待越来越高。但一个早已被抛出的话题，却至今仍无答案：当车辆的控制权被交给系统，发生事故后，责任应归于没有驾驶行为的驾驶员，还是生产制造车辆的企业？
近期理想与小鹏的事故，均是撞上了前方静止车辆。当辅助驾驶系统面对静止车辆，为何完全没有反应，也是被质疑的关键点。毕竟，几家新势力造车企业都曾反复宣传其在车辆智能方面的先进性。
从网传的聊天记录来看，小鹏P7车主称，以前也遇到过紧急情况，车辆是有预警的，但这次完全没有预警。
实际上，当下所有拥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型，都会标配AEB（自动紧急制动）功能，目的是防止追尾，减轻碰撞。但问题在于，AEB生效的条件比较严苛——应对加塞容易失效，对静止物体容易失效，车速超过一定范围（通常是60km/h-80km/h）也可能失效。
8月10日涉事的小鹏P7搭载的是小鹏辅助驾驶XPILOT 2.5版本软件，包括LCC（车道居中辅助）、ACC（自适应巡航）和自动变道辅助等功能。这些功能主要是依托视觉和毫米波雷达的融合来感知外界，而毫米波雷达在速度过快的情况下，对静态物体的识别能力很弱。
理想汽车创始人李想曾表示：“目前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的组合像青蛙的眼睛，对于动态物体判断还好，对于非标准的静态物体几乎无能。视觉在这个层面的进展几乎停滞，哪怕是动态，车辆以外的识别率也低于80％，千万别真当自动驾驶来使用。”
可以说，现有辅助驾驶系统大多数时候都在依靠单目摄像头加传统毫米波雷达两个“二维生物”认识世界——摄像头看不到深度，毫米波雷达测不到高度。但问题在于，现实是复杂的三维，辅助驾驶系统需要人类这一智慧的三维生物来兜底。
但在相关事故发生后，也很难真的让车企来背这个“锅”。
小鹏汽车用户手册中显示，LCC（车道居中辅助）是“一项舒适性辅助驾驶功能”，通过配置单目摄像头+前置毫米波雷达，辅助驾驶员控制方向盘，持续将车辆居中在当前车道，前提是在激活ACC（自适应巡航）功能后，LCC（车道居中辅助）才可使用，该功能属于最基本的L2级辅助驾驶范畴。
小鹏用户手册中ACC+LCC（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辅助）使用警告长达52条，列举了各种系统可能无法工作的场景，其中就包括可能无法响应静态障碍物。除此之外，也有小鹏汽车用户表示，车主首次培训时，小鹏汽车就指明ACC+LCC无法识别低速或静止的工程车/清扫车、横停的事故车、凸出的隔离带或者水泥墩等，需要车主立即接管车辆。
在特斯拉网站上，也清楚说明了主动巡航控制是个辅助功能，车主的手不能脱离方向盘，且注意力得一直放在驾驶上，准备迅速采取修正措施。
“就该情况而言，车企的确已经通过用户手册进行了风险提示，车主本应尽到注意的义务。 ”一名汽车行业资深律师坦言。
也有专家认为，辅助驾驶系统“失灵”问题可能不在静止上，而是在这些较为罕见的、低频出现的场景，比如高速路上有侧翻卡车，这种场景出现的频率太低了。在目前的技术框架下，瓶颈还是在罕见场景的数据量上，而不在于传感器。
总体而言，要绕过静态物体这个“致命杀手”，辅助驾驶系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营销“失真”
在辅助驾驶系统相关的事故中，让车企完全担责并不公平，但要说企业无辜，却更难令人信服。
无论官方如何定义，在销售终端，销售顾问对于辅助驾驶系统的解释往往更加宽泛，让只能实现部分自动化、离不开驾驶者参与的辅助驾驶功能，被消费者默认为“自动驾驶”。
销售人员在这一过程中的言谈，很难说没有刻意引导。
“现实生活中，很少用户真的会在开车之前特意去看说明书，时刻牢记哪些工况才能开启功能。”一位拥有传统车型和新能源车型销售从业经验的销售顾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甚至于在日常使用过程中，用户将辅助驾驶功能有意无意当做自动驾驶使用乃至炫耀的行为并不鲜见。
新手司机张明（化名）在高速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后称，自己只敢在路上车辆较少的高速路上用，接电话，紧急回复个微信，吃东西喝水，还是很方便的。
而这种多数车主都会有的普遍想法，却是最需警惕的关键问题。“最可怕的不是驾驶员把辅助驾驶系统当成全自动驾驶，而是逐渐了解它的能力后，开始不由自主的放松警惕，也允许自己放松警惕，似乎从前对于辅助驾驶系统不信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然消失。”上述销售顾问表示。
另一方面，汽车厂商科技感十足的宣传也容易令用户对汽车智能化的理解存有偏差，出现巨大的信息断层。
辅助驾驶系统的全方位宣传的确增加了车主对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期待值，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也渐渐产生了“依赖”。但透支预期功能，往往会让用户对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抱有不合理期待。用户觉得可以走神，反正有摄像头监控、有各种摄像头、雷达等传感器，但实际上，系统仅仅是辅助驾驶而已，还远远不能实现替代功能。
“人工智能哪怕可以识别99.999%，但达不到100%。而往往出事就是那0.001%的不能识别。这是AI的局限性。”有业内人士表示，对于消费者来说，99次成功，1次失败，或许就是致命的。
虽然现在的辅助驾驶功能很多都配合上驾驶员监控，保证司机在目视前方、手握方向盘、保持注意力，但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几秒之间，智能系统仍旧无法完美识别出人类的“分神”。
值得注意的是，交通事故中涉及辅助驾驶或自动驾驶的，人作为主要驾驶责任人的前提已经明确。
今年8月1日，中国首部自动驾驶法规在深圳开始实施。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有驾驶人的智能网联汽车发生交通违法或者有责任的事故，由驾驶人承担违法和赔偿责任。若因汽车本身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车辆驾驶人或者所有人、管理人完成规定赔偿后，可以依法向生产者、销售者请求赔偿。
不过该法规适用的主体仍是测试车辆，而非乘用车、私家车。更何况，再完善的法律法规，也只能在事后明确责任，并不能消除事故。在智能汽车大行其道的当下，许多车主对于“辅助”二字的理解，似乎远远超过了其本身。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号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的持续走高，有关于电池安全和辅助驾驶系统安全的问题一直争议不断。作为新能源车企的典型代表“蔚小理”三家，也因一些事故导致质疑声不断。
有网友曝光，8月8日，一辆理想ONE在某高速路段以77公里/时的车速径直撞上一辆打着双闪且停在路边的工程车辆，事发时驾驶人开启了ACC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辅助功能。
8月10日，浙江宁波机场南路高架上，一辆小鹏P7汽车冲向了前方停在路上的故障车辆，导致一名黑衣男子身亡。驾驶人称事发时已经开启了LCC（车道居中辅助功能），但车辆并没有自动刹停。
8月14日，一辆零跑汽车在沈海高速温州萧江路段行驶过程中与前车发生追尾事故。有媒体报道，驾驶人自称在事故发生时开启了ACC自适应巡航。
目前对于事故与辅助驾驶系统的关联度尚无定论，车辆当时是否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也还未确定，但仍在网络上引起热议。事实上，对于多数网友而言，对这几起事故的讨论多少有几分“感同身受”的缘故。LCC、ACC等辅助驾驶功能，在近几年的多数车型上都有配置，车主日常驾驶中也经常使用这些功能。所以看到这些事故后，难免心存疑虑：辅助驾驶，真的不安全吗？
司机“失神”
通过梳理三起事故案件可以发现，三位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前均自称开启了辅助驾驶系统，但在事故发生时，驾驶员不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就是走神了。
对于8月8日事故，理想官方做出回应：“用户是开启了 NOA（导航辅助驾驶）功能，但用户一直处于脱手情况也就是没有握方向盘。此外这个事故时超出了2021款理想ONE的ADAS的工作范围（静止车辆）。”同时还称，“目前事故已经处理完成，用户认可发生事故的原因。”
8月11日，事件发酵后，小鹏汽车做出回应：“经核实，8月10日下午，宁波一车主驾驶车辆与前方检查车辆故障人员发生碰撞，发生人员伤亡。我们为本次事故中不幸离世的遇难者感到悲痛和惋惜。目前交警部门已经立案处理，门店已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协助处理。我们将全力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持续跟进后续结果，并协助客户处理后续相关事宜。”
一段疑似事故中小鹏P7驾驶员的聊天截图显示，其在行驶中突遇道路前方车辆故障抛锚，前车车主（被撞人）站在故障车辆后，但辅助驾驶功能“没识别到”“没有预警”，自己“又刚好分神”，致其驾驶的车辆撞上前车及前车车主。
8月15日，零跑汽车回应称，涉事车辆的车型为零跑C11，被追尾车内一人伤势轻微。由于后台数据和用户的对话内容涉及隐私，授权流程还需要时间，因此事故原因等相关信息暂时不便披露。经确认，车辆发生碰撞事故前处于人为驾驶状态，并非开启ACC模式（自适应巡航控制）。
据媒体报道，肇事车主称，涉事车辆是买回一个月左右的新车，事故发生时自己开启了“自适应巡航”功能，正巧当时自己喝了口水，“发现跑偏了，立马拉回来已经来不及了”。
即便信息有限，仍不难看出这几起事故的共同点：驾驶人员都没有全神贯注，且对辅助驾驶功能的信赖程度较高，而在事后都表达了辅助驾驶系统并未能如预期般发挥功能。
尽管人为因素并不能排除，但网友仍对此争议不休。L2级辅助驾驶系统早已应用于多数车型上，为何仍未能及时识别障碍物并做出应急反应？几起事故都存在放松驾驶警惕的行为，应该由驾驶员负责，还是车企负责？
辅助“失灵”
近几年智能驾驶系统的不断升级，令人们对于无人驾驶的期待越来越高。但一个早已被抛出的话题，却至今仍无答案：当车辆的控制权被交给系统，发生事故后，责任应归于没有驾驶行为的驾驶员，还是生产制造车辆的企业？
近期理想与小鹏的事故，均是撞上了前方静止车辆。当辅助驾驶系统面对静止车辆，为何完全没有反应，也是被质疑的关键点。毕竟，几家新势力造车企业都曾反复宣传其在车辆智能方面的先进性。
从网传的聊天记录来看，小鹏P7车主称，以前也遇到过紧急情况，车辆是有预警的，但这次完全没有预警。
实际上，当下所有拥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型，都会标配AEB（自动紧急制动）功能，目的是防止追尾，减轻碰撞。但问题在于，AEB生效的条件比较严苛——应对加塞容易失效，对静止物体容易失效，车速超过一定范围（通常是60km/h-80km/h）也可能失效。
8月10日涉事的小鹏P7搭载的是小鹏辅助驾驶XPILOT 2.5版本软件，包括LCC（车道居中辅助）、ACC（自适应巡航）和自动变道辅助等功能。这些功能主要是依托视觉和毫米波雷达的融合来感知外界，而毫米波雷达在速度过快的情况下，对静态物体的识别能力很弱。
理想汽车创始人李想曾表示：“目前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的组合像青蛙的眼睛，对于动态物体判断还好，对于非标准的静态物体几乎无能。视觉在这个层面的进展几乎停滞，哪怕是动态，车辆以外的识别率也低于80％，千万别真当自动驾驶来使用。”
可以说，现有辅助驾驶系统大多数时候都在依靠单目摄像头加传统毫米波雷达两个“二维生物”认识世界——摄像头看不到深度，毫米波雷达测不到高度。但问题在于，现实是复杂的三维，辅助驾驶系统需要人类这一智慧的三维生物来兜底。
但在相关事故发生后，也很难真的让车企来背这个“锅”。
小鹏汽车用户手册中显示，LCC（车道居中辅助）是“一项舒适性辅助驾驶功能”，通过配置单目摄像头+前置毫米波雷达，辅助驾驶员控制方向盘，持续将车辆居中在当前车道，前提是在激活ACC（自适应巡航）功能后，LCC（车道居中辅助）才可使用，该功能属于最基本的L2级辅助驾驶范畴。
小鹏用户手册中ACC+LCC（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辅助）使用警告长达52条，列举了各种系统可能无法工作的场景，其中就包括可能无法响应静态障碍物。除此之外，也有小鹏汽车用户表示，车主首次培训时，小鹏汽车就指明ACC+LCC无法识别低速或静止的工程车/清扫车、横停的事故车、凸出的隔离带或者水泥墩等，需要车主立即接管车辆。
在特斯拉网站上，也清楚说明了主动巡航控制是个辅助功能，车主的手不能脱离方向盘，且注意力得一直放在驾驶上，准备迅速采取修正措施。
“就该情况而言，车企的确已经通过用户手册进行了风险提示，车主本应尽到注意的义务。 ”一名汽车行业资深律师坦言。
也有专家认为，辅助驾驶系统“失灵”问题可能不在静止上，而是在这些较为罕见的、低频出现的场景，比如高速路上有侧翻卡车，这种场景出现的频率太低了。在目前的技术框架下，瓶颈还是在罕见场景的数据量上，而不在于传感器。
总体而言，要绕过静态物体这个“致命杀手”，辅助驾驶系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营销“失真”
在辅助驾驶系统相关的事故中，让车企完全担责并不公平，但要说企业无辜，却更难令人信服。
无论官方如何定义，在销售终端，销售顾问对于辅助驾驶系统的解释往往更加宽泛，让只能实现部分自动化、离不开驾驶者参与的辅助驾驶功能，被消费者默认为“自动驾驶”。
销售人员在这一过程中的言谈，很难说没有刻意引导。
“现实生活中，很少用户真的会在开车之前特意去看说明书，时刻牢记哪些工况才能开启功能。”一位拥有传统车型和新能源车型销售从业经验的销售顾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甚至于在日常使用过程中，用户将辅助驾驶功能有意无意当做自动驾驶使用乃至炫耀的行为并不鲜见。
新手司机张明（化名）在高速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后称，自己只敢在路上车辆较少的高速路上用，接电话，紧急回复个微信，吃东西喝水，还是很方便的。
而这种多数车主都会有的普遍想法，却是最需警惕的关键问题。“最可怕的不是驾驶员把辅助驾驶系统当成全自动驾驶，而是逐渐了解它的能力后，开始不由自主的放松警惕，也允许自己放松警惕，似乎从前对于辅助驾驶系统不信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然消失。”上述销售顾问表示。
另一方面，汽车厂商科技感十足的宣传也容易令用户对汽车智能化的理解存有偏差，出现巨大的信息断层。
辅助驾驶系统的全方位宣传的确增加了车主对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期待值，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也渐渐产生了“依赖”。但透支预期功能，往往会让用户对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抱有不合理期待。用户觉得可以走神，反正有摄像头监控、有各种摄像头、雷达等传感器，但实际上，系统仅仅是辅助驾驶而已，还远远不能实现替代功能。
“人工智能哪怕可以识别99.999%，但达不到100%。而往往出事就是那0.001%的不能识别。这是AI的局限性。”有业内人士表示，对于消费者来说，99次成功，1次失败，或许就是致命的。
虽然现在的辅助驾驶功能很多都配合上驾驶员监控，保证司机在目视前方、手握方向盘、保持注意力，但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几秒之间，智能系统仍旧无法完美识别出人类的“分神”。
值得注意的是，交通事故中涉及辅助驾驶或自动驾驶的，人作为主要驾驶责任人的前提已经明确。
今年8月1日，中国首部自动驾驶法规在深圳开始实施。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有驾驶人的智能网联汽车发生交通违法或者有责任的事故，由驾驶人承担违法和赔偿责任。若因汽车本身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车辆驾驶人或者所有人、管理人完成规定赔偿后，可以依法向生产者、销售者请求赔偿。
不过该法规适用的主体仍是测试车辆，而非乘用车、私家车。更何况，再完善的法律法规，也只能在事后明确责任，并不能消除事故。在智能汽车大行其道的当下，许多车主对于“辅助”二字的理解，似乎远远超过了其本身。
#夫妻反目抢走幼龄儿侵害平等监护权#【夫妻分居“抢”闺女，真的是在爱她吗】小勇和小洁夫妇因家庭琐事产生纠纷，双方互不让步开始分居，两人的婚生女随女方一起生活。小勇及其母亲来看望孩子时，从小洁母亲手中将尚在母乳喂养期的孩子抱走带回老家抚养，并以各种理由始终未让小洁探望孩子。
小洁随后提起离婚诉讼，诉讼期间双方亲属还因孩子的抚养问题发生冲突。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小洁以监护权纠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小勇及其母亲将孩子送回，并由小洁依法继续行使对孩子的监护权。
近日，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判决被上诉人小勇及其母亲在指定期限内将上诉人小洁与被上诉人小勇的婚生女送交小洁，由小洁直接抚养；同时，为保障小勇的合法权益，判决中也详细明确了小勇的探望权。
据悉，保定中院参照民法典相关处理原则，并依据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婚内监护权的行使等规定作出判决，在国内尚属首例。
夫妻反目男方带走孩子藏匿
小洁与小勇经交往于2019年登记结婚，婚后在保定市居住工作，婚后一年小洁生育一女。孩子的降临让这对夫妻感到喜悦，照顾孩子却让他们措手不及。于是，小勇请母亲前来共同居住帮忙照顾孩子。
然而，在共同生活中，因为没有妥善解决生活琐事，造成夫妻之间、婆媳之间矛盾不断升级。孩子5个月时，小勇母亲私自将其带回农村老家，在小洁强烈要求下，第二天小勇母亲将孩子送回。小洁与小勇在家庭矛盾中互不让步，两人开始分居，之后协议离婚未果，孩子一直跟随小洁生活。
几个月后，小勇及其母亲从老家到保定看望孩子时，以带孩子买东西为由，从小洁母亲手中将尚在哺乳期内的孩子抱走带回老家，自此孩子由小勇及其母亲抚养。此后，小勇出于各种原因始终未让小洁探望孩子，双方亲属还因孩子的抚养问题发生过冲突并报警。
随后，小洁提起离婚诉讼。同时，为了要回孩子的监护权，小洁以监护权纠纷诉至法院，诉请小勇及其母亲将孩子送回，并由自己依法继续行使对孩子的监护权。因不服法院一审判决，小洁向保定中院提起上诉。
抢走幼龄儿侵害平等监护权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小洁依法享有婚生女的监护权不持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集中于两个问题，即小勇接走孩子的行为是否正当、孩子由谁来抚养监护？
首先，关于小勇接走婚生女行为的正当性问题，保定中院审理认为：从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看，小勇及其母亲擅自将尚在母乳喂养期的婚生女接走并拒绝将孩子送回母亲身边，直接导致孩子被迫中断母乳，母女不得相见。小勇及其母亲的行为并未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角度考虑，而是出于对自己情感需求的满足，以爱之名剥夺了孩子享有母爱的权利。
从妇女权益保障的角度看，小洁与小勇作为婚生女的父母，对孩子的关爱毋庸置疑，同样享有法律规定的监护权，且父母双方的监护权平等，即使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行使监护权时亦不应当侵害、阻止另一方行使权利。小勇未经夫妻双方协商一致擅自将婚生女带走藏匿，此后对小洁探望孩子的要求一直持消极态度，致使小洁长期不能探望孩子，其行为不仅对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也是对小洁平等监护权的不当侵害。小勇及其母亲的行为违反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保障妇女权益以及平等行使监护权的原则，二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行为给予否定性评价。
其次，关于对婚生女由谁抚养监护的处理依据，保定中院审理认为，确定婚生女抚养权的法定基本原则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本案中，从案件事实看，孩子自出生起一直由小洁母乳喂养，在双方当事人因感情纠纷分居期间亦随母生活，至今未满两周岁，对于低幼龄未成年人而言，母爱不可替代，更不应被人为剥夺。从法律原则分析，无论是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是民法典，均将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作为处理原则。
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婚内监护权的行使虽无明确具体规定，但考虑双方当事人正在离婚纠纷期间且处于矛盾较易激化的分居状态，为最大程度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参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的处理原则，本案中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分居后子女抚养争议亦采取该原则作为处理依据。据此，小洁和小勇的孩子未满两周岁，以暂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宜。
最终，保定中院依法判决小勇及其母亲在指定期限内将小洁与小勇的婚生女送交小洁，由小洁直接抚养；同时，为保障小勇的合法权益，也对小勇探望权的行使作出了详细具体的明确。
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孩子是祖国的希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远发展。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其中确立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人民法院在审理涉未成年人的婚姻家庭类案件时，应以未成年人的利益保护为首要原则。
保定中院从最大程度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原则出发，确定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行使，同时对目前婚姻家庭纠纷中较为常见的“抢孩子”现象给予否定评价，对于引导夫妻双方从未成年人利益保护的角度考虑、合法合理正确行使监护权具有正向作用。
民法典第三十五条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未成年人保护法确定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与之一致，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在行使监护权时应当把保护孩子利益作为行动的出发点。
该案二审主审法官表示，妇女儿童作为社会特殊群体，法律对其给予倾向性保护。本案的判决结果同时保护了未成年人利益和妇女合法权益的实现。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夫妻双方要珍视婚姻、珍重感情，努力给自己和孩子完整幸福的家庭。即便双方身陷家庭矛盾的焦头烂额之中，也还是要以未成年人的利益为重，把孩子的身心健康放在首位作出选择。”该案二审主审法官说。（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来源:法治日报）
小洁随后提起离婚诉讼，诉讼期间双方亲属还因孩子的抚养问题发生冲突。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小洁以监护权纠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小勇及其母亲将孩子送回，并由小洁依法继续行使对孩子的监护权。
近日，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判决被上诉人小勇及其母亲在指定期限内将上诉人小洁与被上诉人小勇的婚生女送交小洁，由小洁直接抚养；同时，为保障小勇的合法权益，判决中也详细明确了小勇的探望权。
据悉，保定中院参照民法典相关处理原则，并依据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婚内监护权的行使等规定作出判决，在国内尚属首例。
夫妻反目男方带走孩子藏匿
小洁与小勇经交往于2019年登记结婚，婚后在保定市居住工作，婚后一年小洁生育一女。孩子的降临让这对夫妻感到喜悦，照顾孩子却让他们措手不及。于是，小勇请母亲前来共同居住帮忙照顾孩子。
然而，在共同生活中，因为没有妥善解决生活琐事，造成夫妻之间、婆媳之间矛盾不断升级。孩子5个月时，小勇母亲私自将其带回农村老家，在小洁强烈要求下，第二天小勇母亲将孩子送回。小洁与小勇在家庭矛盾中互不让步，两人开始分居，之后协议离婚未果，孩子一直跟随小洁生活。
几个月后，小勇及其母亲从老家到保定看望孩子时，以带孩子买东西为由，从小洁母亲手中将尚在哺乳期内的孩子抱走带回老家，自此孩子由小勇及其母亲抚养。此后，小勇出于各种原因始终未让小洁探望孩子，双方亲属还因孩子的抚养问题发生过冲突并报警。
随后，小洁提起离婚诉讼。同时，为了要回孩子的监护权，小洁以监护权纠纷诉至法院，诉请小勇及其母亲将孩子送回，并由自己依法继续行使对孩子的监护权。因不服法院一审判决，小洁向保定中院提起上诉。
抢走幼龄儿侵害平等监护权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小洁依法享有婚生女的监护权不持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集中于两个问题，即小勇接走孩子的行为是否正当、孩子由谁来抚养监护？
首先，关于小勇接走婚生女行为的正当性问题，保定中院审理认为：从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看，小勇及其母亲擅自将尚在母乳喂养期的婚生女接走并拒绝将孩子送回母亲身边，直接导致孩子被迫中断母乳，母女不得相见。小勇及其母亲的行为并未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角度考虑，而是出于对自己情感需求的满足，以爱之名剥夺了孩子享有母爱的权利。
从妇女权益保障的角度看，小洁与小勇作为婚生女的父母，对孩子的关爱毋庸置疑，同样享有法律规定的监护权，且父母双方的监护权平等，即使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行使监护权时亦不应当侵害、阻止另一方行使权利。小勇未经夫妻双方协商一致擅自将婚生女带走藏匿，此后对小洁探望孩子的要求一直持消极态度，致使小洁长期不能探望孩子，其行为不仅对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也是对小洁平等监护权的不当侵害。小勇及其母亲的行为违反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保障妇女权益以及平等行使监护权的原则，二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行为给予否定性评价。
其次，关于对婚生女由谁抚养监护的处理依据，保定中院审理认为，确定婚生女抚养权的法定基本原则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本案中，从案件事实看，孩子自出生起一直由小洁母乳喂养，在双方当事人因感情纠纷分居期间亦随母生活，至今未满两周岁，对于低幼龄未成年人而言，母爱不可替代，更不应被人为剥夺。从法律原则分析，无论是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是民法典，均将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作为处理原则。
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婚内监护权的行使虽无明确具体规定，但考虑双方当事人正在离婚纠纷期间且处于矛盾较易激化的分居状态，为最大程度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参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的处理原则，本案中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分居后子女抚养争议亦采取该原则作为处理依据。据此，小洁和小勇的孩子未满两周岁，以暂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宜。
最终，保定中院依法判决小勇及其母亲在指定期限内将小洁与小勇的婚生女送交小洁，由小洁直接抚养；同时，为保障小勇的合法权益，也对小勇探望权的行使作出了详细具体的明确。
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孩子是祖国的希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远发展。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其中确立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人民法院在审理涉未成年人的婚姻家庭类案件时，应以未成年人的利益保护为首要原则。
保定中院从最大程度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原则出发，确定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行使，同时对目前婚姻家庭纠纷中较为常见的“抢孩子”现象给予否定评价，对于引导夫妻双方从未成年人利益保护的角度考虑、合法合理正确行使监护权具有正向作用。
民法典第三十五条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未成年人保护法确定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与之一致，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在行使监护权时应当把保护孩子利益作为行动的出发点。
该案二审主审法官表示，妇女儿童作为社会特殊群体，法律对其给予倾向性保护。本案的判决结果同时保护了未成年人利益和妇女合法权益的实现。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夫妻双方要珍视婚姻、珍重感情，努力给自己和孩子完整幸福的家庭。即便双方身陷家庭矛盾的焦头烂额之中，也还是要以未成年人的利益为重，把孩子的身心健康放在首位作出选择。”该案二审主审法官说。（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来源:法治日报）
#货币每年都在超发为什么很少进入工资？##金融#
大家都清楚，国家每年都在大量印钞，但是普通老百姓总感觉这些钱没有流入到自己口袋里，货币年年超发，大家的工资涨幅却十分有限，这是绝大多数人最直观的感受，为了验证大家感受的真实性，我查阅了一些数据：1999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M2余额）是11.99万亿，到了2021年年底M2余额变成了238.29万亿，足足增长了19.87倍，而同时期中国的GDP总量则从8.9677万亿增长到了110万亿，22年涨幅为12.26倍，再来看城镇居民收入，199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854元，到了2021年，这个数据变成了47412元，22年增长了8倍，由这三组数据，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出，中国货币超发的速度，不仅远远高于咱们工资增长的速度，甚至比GDP的增速都要高出一大截。
所以大家就好奇了，超发了那么多钱，为什么很少进入工资？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中国的货币发行机制。
最近几年总有一些专家在呼吁给老百姓直接发钱，可国家却一直都没有实施，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14.1亿人，直接发钱的操作难度太大，就以中国的精准扶贫为例，早些年的时候，政府制定了标准给贫困户直接发钱，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总是出现该拿到钱的人没拿到钱，不该拿到钱的人拿到了钱的案例，开着宝马车冒领贫困津贴的事一再发生。
而且即便这个钱真的发到了老百姓手上，又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就以多年以前四川山区的扶贫故事为案例，一开始扶贫干部确实是带着真金白银补贴每一个家庭，短时间内的确解决了当地的贫困问题，但是拿到钱的大部分人很快就把这笔钱给挥霍光了，从脱贫到返贫，仅仅只用了一年时间。
扶贫干部很快就发现直接给钱的方法治标不治本，所以他们就改变了思路，把直接发钱变成拿着这笔钱给山区百姓做技能培训，不管你是想种果树还是想养鱼，不管你是想当厨师还是想开拖拉机，只要你来，国家出钱教你，事实证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种方式确实比直接发钱更有效。
正是因为直接发钱操作难度太大，不容易把钱发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上，而且还不一定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国政府发钱一般通过另外两种方式：
一种是发放消费券，通过发出100-30，50-10这样的优惠券，吸引大家去买生活必需品，这样一方面降低了大家的生活开支，相当于变相给大家发了钱，另一方面，由于优惠券只能购买生活物品，不能去赌博和购买奢侈品，所以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对经济发展也有益。
另一种就是通过金融手段放水，比如说降息，当利息降低的时候，意味着钱存在银行里不值钱了，大家自然就会把钱拿出去花，而且这个时候企业去银行贷款的利息也更低了，老板们也更愿意去贷款扩大生产，当企业扩大生产，利润增加的时候，老百姓才有了工资增长的可能性，所以，理论上来说，货币超发的确有可能带来工资的增长，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每次国家通过金融手段放水的时候，到底哪些人更容易从银行拿到钱？
是普通老百姓吗？当然不是，一个没房没车的人，跑到银行说我要贷款100万去享受享受，你看工作人员理不理你，但是如果你是老板，以公司的名义去贷款1000万，银行就会很乐意，如果你和银行说，我不是要享受，我贷款是要买房，每年给你们付利息，银行可能又会愿意把100万贷给你。
所以，每次货币超发，最容易拿到钱的都是老板和购房者，这就导致中国超发的钱大量流入到有钱人手里以及楼市。
国家本来是好意，想着借钱给企业扩大生产，企业赚钱了就会给员工涨工资，你好我好大家好，但资本是逐利的，如果做实体每年累死累活利润才5%，而买房炒股每年利润高达10%，那老板们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选择，这就是为什么金融行业和地产行业都支持大放水的原因，因为只要放水，他们就能第一个拿到钱。
这就是货币超发之后第一次分配的不公平，有钱人天然的更容易比穷人拿到钱，他们拿到钱就可以去投资继续倍增自己的财富，而穷人则错过了这次货币超发的红利期，只能眼巴巴的等着老板好心给自己涨点工资。
有人肯定会说了，那你也可以加杠杆去买房啊，的确是这样的，从2001年到2015年，中国有很多老百姓通过买房改变了命运，原本价值10万块的房子，转手就可以卖出100万，财富直接倍增10倍，但这个操作的前提是房子要卖得出去，如果卖不出去，就算你的房子价值1个亿，那也是纯负债，现在持有房产却卖不出去的那些人，说白了就是你的钱转移到了部分人的口袋里。
既然货币超发的第一次分配不容易实现公平，那就通过二次分配来调节嘛，但中国现在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资产少税，劳动重税，啥意思呢？大家应该都发现了，像马云刘强东这些企业家他们都喜欢鼓吹自己不要工资，或者工资很低，是因为他们高尚吗？并不是，因为高工资是要纳税的，超过100万年收入，纳税比例高达45%，工资越高到你口袋的钱越少，所以真正厉害的人，没几个会要高工资，他们更想要股权和其他资产，为什么？因为资产是不需要纳税或者纳税很少的，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有钱人的钱不好收，老百姓本就不多的工资却还要不断纳税，长此以往，自然会出现两极分化的场景。
而一旦老百姓没钱了，那就没办法去消费，经济也就增长乏力，因为钱都堵在了有钱人那里，但有钱人又消费不了多少钱，马云虽然资产过千亿，但他的日常消费，每个月能花1000万就了不起了，这样就会出现生产过剩工厂不断生产商品，老百姓却买不起的情况，老百姓不买，工厂就会削减产能，裁员，老百姓失业了更加买不起，就会出现恶性循环，最后经济危机也就出现了。
国家也看明白了这个问题，所以最近两年一直在提要征收房产税和遗产税，这就是想从富人手上收钱，然后重新进行二次分配，但实施的阻力非常大，到现在还停留在试点阶段。
除了上面的原因，之所以货币超发我们的工资涨幅却有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即便你的老板从银行那里拿到了钱，他也不会全部用来涨工资，买设备、装修店面、扩大生产都需要钱，涨工资只是花钱的一部分，再加上中国长期劳动力过剩的局面，你嫌工资低不愿意干，多的是其他人干，这就又影响了中国工资的涨幅。
如果要想改变当下的困局，我认为只有两条出路：
1. 产业升级，增加高收入的工作岗位。
2. 调整分配方式，让老百姓手里的钱更多一点。
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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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清楚，国家每年都在大量印钞，但是普通老百姓总感觉这些钱没有流入到自己口袋里，货币年年超发，大家的工资涨幅却十分有限，这是绝大多数人最直观的感受，为了验证大家感受的真实性，我查阅了一些数据：1999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M2余额）是11.99万亿，到了2021年年底M2余额变成了238.29万亿，足足增长了19.87倍，而同时期中国的GDP总量则从8.9677万亿增长到了110万亿，22年涨幅为12.26倍，再来看城镇居民收入，199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854元，到了2021年，这个数据变成了47412元，22年增长了8倍，由这三组数据，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出，中国货币超发的速度，不仅远远高于咱们工资增长的速度，甚至比GDP的增速都要高出一大截。
所以大家就好奇了，超发了那么多钱，为什么很少进入工资？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中国的货币发行机制。
最近几年总有一些专家在呼吁给老百姓直接发钱，可国家却一直都没有实施，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14.1亿人，直接发钱的操作难度太大，就以中国的精准扶贫为例，早些年的时候，政府制定了标准给贫困户直接发钱，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总是出现该拿到钱的人没拿到钱，不该拿到钱的人拿到了钱的案例，开着宝马车冒领贫困津贴的事一再发生。
而且即便这个钱真的发到了老百姓手上，又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就以多年以前四川山区的扶贫故事为案例，一开始扶贫干部确实是带着真金白银补贴每一个家庭，短时间内的确解决了当地的贫困问题，但是拿到钱的大部分人很快就把这笔钱给挥霍光了，从脱贫到返贫，仅仅只用了一年时间。
扶贫干部很快就发现直接给钱的方法治标不治本，所以他们就改变了思路，把直接发钱变成拿着这笔钱给山区百姓做技能培训，不管你是想种果树还是想养鱼，不管你是想当厨师还是想开拖拉机，只要你来，国家出钱教你，事实证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种方式确实比直接发钱更有效。
正是因为直接发钱操作难度太大，不容易把钱发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上，而且还不一定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国政府发钱一般通过另外两种方式：
一种是发放消费券，通过发出100-30，50-10这样的优惠券，吸引大家去买生活必需品，这样一方面降低了大家的生活开支，相当于变相给大家发了钱，另一方面，由于优惠券只能购买生活物品，不能去赌博和购买奢侈品，所以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对经济发展也有益。
另一种就是通过金融手段放水，比如说降息，当利息降低的时候，意味着钱存在银行里不值钱了，大家自然就会把钱拿出去花，而且这个时候企业去银行贷款的利息也更低了，老板们也更愿意去贷款扩大生产，当企业扩大生产，利润增加的时候，老百姓才有了工资增长的可能性，所以，理论上来说，货币超发的确有可能带来工资的增长，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每次国家通过金融手段放水的时候，到底哪些人更容易从银行拿到钱？
是普通老百姓吗？当然不是，一个没房没车的人，跑到银行说我要贷款100万去享受享受，你看工作人员理不理你，但是如果你是老板，以公司的名义去贷款1000万，银行就会很乐意，如果你和银行说，我不是要享受，我贷款是要买房，每年给你们付利息，银行可能又会愿意把100万贷给你。
所以，每次货币超发，最容易拿到钱的都是老板和购房者，这就导致中国超发的钱大量流入到有钱人手里以及楼市。
国家本来是好意，想着借钱给企业扩大生产，企业赚钱了就会给员工涨工资，你好我好大家好，但资本是逐利的，如果做实体每年累死累活利润才5%，而买房炒股每年利润高达10%，那老板们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选择，这就是为什么金融行业和地产行业都支持大放水的原因，因为只要放水，他们就能第一个拿到钱。
这就是货币超发之后第一次分配的不公平，有钱人天然的更容易比穷人拿到钱，他们拿到钱就可以去投资继续倍增自己的财富，而穷人则错过了这次货币超发的红利期，只能眼巴巴的等着老板好心给自己涨点工资。
有人肯定会说了，那你也可以加杠杆去买房啊，的确是这样的，从2001年到2015年，中国有很多老百姓通过买房改变了命运，原本价值10万块的房子，转手就可以卖出100万，财富直接倍增10倍，但这个操作的前提是房子要卖得出去，如果卖不出去，就算你的房子价值1个亿，那也是纯负债，现在持有房产却卖不出去的那些人，说白了就是你的钱转移到了部分人的口袋里。
既然货币超发的第一次分配不容易实现公平，那就通过二次分配来调节嘛，但中国现在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资产少税，劳动重税，啥意思呢？大家应该都发现了，像马云刘强东这些企业家他们都喜欢鼓吹自己不要工资，或者工资很低，是因为他们高尚吗？并不是，因为高工资是要纳税的，超过100万年收入，纳税比例高达45%，工资越高到你口袋的钱越少，所以真正厉害的人，没几个会要高工资，他们更想要股权和其他资产，为什么？因为资产是不需要纳税或者纳税很少的，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有钱人的钱不好收，老百姓本就不多的工资却还要不断纳税，长此以往，自然会出现两极分化的场景。
而一旦老百姓没钱了，那就没办法去消费，经济也就增长乏力，因为钱都堵在了有钱人那里，但有钱人又消费不了多少钱，马云虽然资产过千亿，但他的日常消费，每个月能花1000万就了不起了，这样就会出现生产过剩工厂不断生产商品，老百姓却买不起的情况，老百姓不买，工厂就会削减产能，裁员，老百姓失业了更加买不起，就会出现恶性循环，最后经济危机也就出现了。
国家也看明白了这个问题，所以最近两年一直在提要征收房产税和遗产税，这就是想从富人手上收钱，然后重新进行二次分配，但实施的阻力非常大，到现在还停留在试点阶段。
除了上面的原因，之所以货币超发我们的工资涨幅却有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即便你的老板从银行那里拿到了钱，他也不会全部用来涨工资，买设备、装修店面、扩大生产都需要钱，涨工资只是花钱的一部分，再加上中国长期劳动力过剩的局面，你嫌工资低不愿意干，多的是其他人干，这就又影响了中国工资的涨幅。
如果要想改变当下的困局，我认为只有两条出路：
1. 产业升级，增加高收入的工作岗位。
2. 调整分配方式，让老百姓手里的钱更多一点。
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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