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想要修道
所有的债主都来讨债
◎宣化上人 开示于万佛圣城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
“要学好，冤孽找；要成佛，先受魔。”
若不想好，则冤孽不会来找，愈想好，冤孽愈来找。因为从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所造的善恶业夹杂不清，因此一旦想要修道，所有的债主都来讨债。好像你本来是个普通人，借了很多钱，没有还清楚，在你未发财之前，这些债主知道你没钱，所以不会来找你。可是等你一发财，这些债主便登门来讨债了。为什么？因为你有钱了，若不向你要，就没有其它时候可以要回。
所以在修道中遇到逆境，更应该向前勇猛精进，而不退失菩提心。所有的债主来讨债，就还他们，我们不能扛债不还的。我们将自己所得的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们，令他们得到功德，而离苦得乐，了生脱死。
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因为各种不同的因缘，不知做错了多少事。单是今生仔细想想，我们杀了多少生？做了多少不公平的事？你或许没有杀大的生命（譬如狮、象、马、羊、牛、鸡、犬等），但可能杀了小的生命（如青蛙、蚊虫、蚂蚁、苍蝇等），也可能你心里有杀念存在。
好像小的时候，因为无知，杀了很多小动物、小昆虫，这都是无知之罪。一旦你将众生的生命夺取、伤害了，现在你想修道，它们都会来讨债的。这种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无以数计，生生世世日积月累来的，这种债说也说不完。
所以我们不能不讲公道，说：“我修行了，可是我不认所有的冤业债。”你如果有这种思想，那永远都不会成道的，因为你心里不公平。心里若公平，就要认账，还债就没事了。所以说：“要学好，冤孽找。”你要学好，就好像一个暴发户，所有的穷朋友都登门来找你了，他们都想得些利益。
“要成佛，先受魔。”佛是魔帮助他成道的，若没有魔，就没有佛。魔是来考验你，令你更进一步，所谓：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也是来看看你的火候够不够？若是够，则千魔不改，万魔不退，不会退失菩提心。愈在难处愈精进，一切横逆交加，皆处之泰然，不觉得不公平，也不怨天，不尤人，能逆来顺受，修忍辱波罗蜜。所有魔障来了，都不与魔起敌对，自己吃一点苦不要紧，要发愿度魔，使其皈依三宝，发菩提心。我们对谁都不生怨仇心，如此可化干戈为玉帛，化仇恨为慈祥。
我们应该在反面找好处，“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不要为自己做辩护律师，无论什么事：“真认自己错，莫论他人非，他非即我非，同体名大悲。”同体亦包括魔，魔也是自性的一部分。
若自性有魔，就会引进外边的魔，若自性无魔，外魔就不会进来。什么是自性魔？就是贪瞋痴。“若无猫食碗，则不招苍蝇。”魔因为觉得你有点油水，他可以浑水摸鱼得些好处，所以来捣乱你，显他的魔通。
所以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老老实实，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不打妄语。如果怕认自己错，尽是覆讳过失，这不是修道的行为。必须要开诚布公，很坦白慷慨地做事，本照义理道德良心去行事。若是与道德良心有不合之处，则绝不去做。
凡是修道人，必须具足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就是不会自赞毁他，说：“你看我，我是最第一、最清高的，他们都是那么贱。”凡是自赞的人，已经是没有前途的，虽然活着，其实是已死了。因为他违背良心道德，看不起他人，只知道有自己，这是诸佛菩萨所最不欢喜的人。若想得诸佛菩萨的欢喜与保护，则要言行一致，“言顾行，行顾言”，互相不矛盾。不要常夸自己如何好，一旦做事就坏了。
修道人不要有自私心、自利心，要利益他人，不要尽损人利己，或看不起他人。每个人都应迴光返照，照照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再照照将来。能念兹在兹，时刻不忘良心道德，时间一久，善根自然会增长，菩提心也会发得大，进一步就会去行菩萨道，利益众生，这是有连带关系的。
人不要怕魔，而退失菩提心，魔障是考验。好像学生刚开始读书，觉得课程很难，可是时间一久，读得入门了，就不觉得困难了。你读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开始的时候，都有这种情形发生。所谓：
不经一番寒彻骨，
怎得梅花扑鼻香？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在修行时，不要尽想出风头。出家后，还求名求利，是最要不得的。我们出家之后，一定要认真脚踏实地来修行，栽培修植福慧。修福，就要利益人，修慧，就要多研究经典。
常做利益人的事，就会生出福德。有人问：“要如何利益人？是否要用钱去做功德？”不需要。只要你心里没有杀心、盗心、邪淫心、打妄语心，不饮酒了，这都是培福的地方。所谓：
慈悲口，方便舌，
有钱无钱都作德。
你在口头上不骂人了，不说粗言暴语伤害他人，这也都是功德。我们处处要惜福，处处不舍福，处处修福修慧。修福慧非一朝一夕所成，而是时时刻刻、朝朝夕夕、年年月月，都要继续做下去，不能“一日曝之，十日寒之。”你若是这样子，永远不会有进步。所以我们要认定宗旨，勇猛精进，不要向后退，这是每个修道人应该具有的条件。
【编注】恭录自《宣化上人開示錄（四）》
所有的债主都来讨债
◎宣化上人 开示于万佛圣城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
“要学好，冤孽找；要成佛，先受魔。”
若不想好，则冤孽不会来找，愈想好，冤孽愈来找。因为从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所造的善恶业夹杂不清，因此一旦想要修道，所有的债主都来讨债。好像你本来是个普通人，借了很多钱，没有还清楚，在你未发财之前，这些债主知道你没钱，所以不会来找你。可是等你一发财，这些债主便登门来讨债了。为什么？因为你有钱了，若不向你要，就没有其它时候可以要回。
所以在修道中遇到逆境，更应该向前勇猛精进，而不退失菩提心。所有的债主来讨债，就还他们，我们不能扛债不还的。我们将自己所得的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们，令他们得到功德，而离苦得乐，了生脱死。
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因为各种不同的因缘，不知做错了多少事。单是今生仔细想想，我们杀了多少生？做了多少不公平的事？你或许没有杀大的生命（譬如狮、象、马、羊、牛、鸡、犬等），但可能杀了小的生命（如青蛙、蚊虫、蚂蚁、苍蝇等），也可能你心里有杀念存在。
好像小的时候，因为无知，杀了很多小动物、小昆虫，这都是无知之罪。一旦你将众生的生命夺取、伤害了，现在你想修道，它们都会来讨债的。这种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无以数计，生生世世日积月累来的，这种债说也说不完。
所以我们不能不讲公道，说：“我修行了，可是我不认所有的冤业债。”你如果有这种思想，那永远都不会成道的，因为你心里不公平。心里若公平，就要认账，还债就没事了。所以说：“要学好，冤孽找。”你要学好，就好像一个暴发户，所有的穷朋友都登门来找你了，他们都想得些利益。
“要成佛，先受魔。”佛是魔帮助他成道的，若没有魔，就没有佛。魔是来考验你，令你更进一步，所谓：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也是来看看你的火候够不够？若是够，则千魔不改，万魔不退，不会退失菩提心。愈在难处愈精进，一切横逆交加，皆处之泰然，不觉得不公平，也不怨天，不尤人，能逆来顺受，修忍辱波罗蜜。所有魔障来了，都不与魔起敌对，自己吃一点苦不要紧，要发愿度魔，使其皈依三宝，发菩提心。我们对谁都不生怨仇心，如此可化干戈为玉帛，化仇恨为慈祥。
我们应该在反面找好处，“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不要为自己做辩护律师，无论什么事：“真认自己错，莫论他人非，他非即我非，同体名大悲。”同体亦包括魔，魔也是自性的一部分。
若自性有魔，就会引进外边的魔，若自性无魔，外魔就不会进来。什么是自性魔？就是贪瞋痴。“若无猫食碗，则不招苍蝇。”魔因为觉得你有点油水，他可以浑水摸鱼得些好处，所以来捣乱你，显他的魔通。
所以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老老实实，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不打妄语。如果怕认自己错，尽是覆讳过失，这不是修道的行为。必须要开诚布公，很坦白慷慨地做事，本照义理道德良心去行事。若是与道德良心有不合之处，则绝不去做。
凡是修道人，必须具足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就是不会自赞毁他，说：“你看我，我是最第一、最清高的，他们都是那么贱。”凡是自赞的人，已经是没有前途的，虽然活着，其实是已死了。因为他违背良心道德，看不起他人，只知道有自己，这是诸佛菩萨所最不欢喜的人。若想得诸佛菩萨的欢喜与保护，则要言行一致，“言顾行，行顾言”，互相不矛盾。不要常夸自己如何好，一旦做事就坏了。
修道人不要有自私心、自利心，要利益他人，不要尽损人利己，或看不起他人。每个人都应迴光返照，照照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再照照将来。能念兹在兹，时刻不忘良心道德，时间一久，善根自然会增长，菩提心也会发得大，进一步就会去行菩萨道，利益众生，这是有连带关系的。
人不要怕魔，而退失菩提心，魔障是考验。好像学生刚开始读书，觉得课程很难，可是时间一久，读得入门了，就不觉得困难了。你读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开始的时候，都有这种情形发生。所谓：
不经一番寒彻骨，
怎得梅花扑鼻香？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在修行时，不要尽想出风头。出家后，还求名求利，是最要不得的。我们出家之后，一定要认真脚踏实地来修行，栽培修植福慧。修福，就要利益人，修慧，就要多研究经典。
常做利益人的事，就会生出福德。有人问：“要如何利益人？是否要用钱去做功德？”不需要。只要你心里没有杀心、盗心、邪淫心、打妄语心，不饮酒了，这都是培福的地方。所谓：
慈悲口，方便舌，
有钱无钱都作德。
你在口头上不骂人了，不说粗言暴语伤害他人，这也都是功德。我们处处要惜福，处处不舍福，处处修福修慧。修福慧非一朝一夕所成，而是时时刻刻、朝朝夕夕、年年月月，都要继续做下去，不能“一日曝之，十日寒之。”你若是这样子，永远不会有进步。所以我们要认定宗旨，勇猛精进，不要向后退，这是每个修道人应该具有的条件。
【编注】恭录自《宣化上人開示錄（四）》
（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1999年，一架韩国货机在上海坠落，大韩航空竟将责任推给了中方，关键时刻，叶毅干仅通过一个信息，便令韩国哑口无言。
1999年4月15日，一架大韩航空公司的货机飞到上海闵行区上空时，竟突然冲向地面。
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极速坠落的飞机把地面撞出一个深达4米、直径20米左右的深坑。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当时就造成3名韩国机组人员遇难，地面5个人死亡，40多人受伤。
事故发生当晚，国外媒体就大传“韩国货机在上海空中爆炸后坠毁”。
而大韩航空公司却一再撇清自己的责任，认定了这架货机在上海失事的原因是“空中爆炸”和“人为破坏”，并大造舆论。
一时之间，国际舆论喧哗，美国也连着发表了几篇不实的报道，将我国陷入了极为不利的舆论陷阱。
这个时候，中国民航华东管理局局长叶毅干临危受命，全权负责此次事故调查工作。
与此同时，空中管制、飞行、公安、运输小组都全力以赴投入先期调查。
针对大韩航空公司提出 “空中爆炸”的质疑，叶毅干想着要找到现场目睹人员再次确认。
可是，由于速度太快，周边居民并未亲眼看到是空中爆炸还是坠地后爆炸，只是形容爆炸 “声音很大，地面都在摇晃”。
这条线索行不通，叶毅干只能找新的突破口。不知谁说了一句“就像地震一样”，叶毅干突然想到了一个方法：确定震级。
经地震部门核准后最终确定：飞机失事震感时间为下午4时04分35.2秒，撞击的强度相当于1.6级地震。
那么，答案就很清楚了：飞机肯定是坠机后爆炸，如果是空中爆炸，绝对不会产生这样的震感。
面对这个事实数据，大韩航空公司依然不松口：“既然不是空中爆炸，那就可能是人为破坏。”
为何他们会说出这样的定论呢？
原来，3名遇难的韩国机组人员的尸体检验报告上显示血型分别为“B、B、O”，而之前在公司登记的三人血型为“A、B、O”。所以，韩航人员就提出了新的疑问：“是不是飞机上还有第四个人？是不是有人劫机导致的事故？”
这些问题，又让调查工作陷入了僵局。
这时，调查组中国公安人员提出用DNA再次进行血型检验。韩航人员嗤之以鼻：“难道他们的血型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中国公安人员也不退让：“DNA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检验手段，一切等检查结果出来再作定论。”
最终，检验结果出来，竟然是“B、B、O”，这让韩航人员哑口无言。
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检验结果，调查组建议去韩国联系遇难机组人员的直系亲属确认血型。经机组人员妻子的确认，原来那位机组人员的血型确实是B，只是他自己一直误认为是A，登记错而已。
真相终于大白，数据证明大韩航空公司的质疑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为此，大韩航空公司对事故调查组诚恳道歉。
而此时，叶毅干却并未停止调查工作。为了彻底消除国际上的舆论疑虑，他下达了一个命令：找到黑匣子！
因为黑匣子是查明飞机事故原因的关键依据，只有找到黑匣子，才能最终得知事故的真正原因。
于是，上海市武警部队派出了150名官兵，闵行区政府派出100多名民工，一起搜寻黑匣子。
大家来到飞机坠机的地方，那是一个长20米，宽约十几米、深约4米的大坑，坑内都是飞机的残骸，再加上下了一场雨，搜寻工作更难了。
从中午到晚上5点，大家都一无所获。
第二天下午，搜寻人员终于找到了两块橘红色的已严重摔坏、完全变形的“黑匣子”外壳碎片。大家都非常震惊：黑匣子摔碎了？那它关键部件还能找到吗？
叶毅干知道这个消息后，沉默了一会，对大家说：“一定要找到，不论多困难，都要找！”
指令一下，大家又投入搜寻的工作中，一边用铲子挖出泥土，一边用手抠，铆足了劲，一遍遍仔细地在泥土中寻找。
奇迹终于出现了，18日下午3时，一名搜寻人员在一块泥土中挖出了一块与众不同的、香烟盒一样大小的芯片，用手轻轻抹去上面的泥土，见上面写着“FLASH”的英文字母。
他激动地拿给韩航工作人员，最终确定是失事飞机舱音记录器的内存芯片。这时，大家都欢呼雀跃：“芯片找到了！”
叶毅干得知后，也很激动：“真是太不容易了，这个比金子都宝贵啊！”
经过4天的修复和破译，黑匣子终于“说话”了。
从录音中，大家可以清晰地听到在坠机前3分钟的对话，里面没有爆炸声，也没有有人劫机搏斗的声音，更没有飞机出现不正常状况的声音。
听到这，叶毅干局长终于露出了笑容。
4月27日，美国、韩国和中国几乎同时发布了失事飞机调查的真相，消息传遍了全世界。
在巨大的国际舆论面前，以叶毅干为首的中国调查组，不惧困难，用科学、严谨的态度分析事件，用智慧维护和捍卫了祖国的尊严，提升了祖国的国际形象，更用实力证明，日益强大的中国，再不允许任何人随意诋毁！
来源：《人民日报：用科学捍卫尊严》
作者：尤宝
编辑：剩草#创作力计划#
1999年4月15日，一架大韩航空公司的货机飞到上海闵行区上空时，竟突然冲向地面。
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极速坠落的飞机把地面撞出一个深达4米、直径20米左右的深坑。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当时就造成3名韩国机组人员遇难，地面5个人死亡，40多人受伤。
事故发生当晚，国外媒体就大传“韩国货机在上海空中爆炸后坠毁”。
而大韩航空公司却一再撇清自己的责任，认定了这架货机在上海失事的原因是“空中爆炸”和“人为破坏”，并大造舆论。
一时之间，国际舆论喧哗，美国也连着发表了几篇不实的报道，将我国陷入了极为不利的舆论陷阱。
这个时候，中国民航华东管理局局长叶毅干临危受命，全权负责此次事故调查工作。
与此同时，空中管制、飞行、公安、运输小组都全力以赴投入先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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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由于速度太快，周边居民并未亲眼看到是空中爆炸还是坠地后爆炸，只是形容爆炸 “声音很大，地面都在摇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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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又让调查工作陷入了僵局。
这时，调查组中国公安人员提出用DNA再次进行血型检验。韩航人员嗤之以鼻：“难道他们的血型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中国公安人员也不退让：“DNA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检验手段，一切等检查结果出来再作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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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终于大白，数据证明大韩航空公司的质疑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为此，大韩航空公司对事故调查组诚恳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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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黑匣子是查明飞机事故原因的关键依据，只有找到黑匣子，才能最终得知事故的真正原因。
于是，上海市武警部队派出了150名官兵，闵行区政府派出100多名民工，一起搜寻黑匣子。
大家来到飞机坠机的地方，那是一个长20米，宽约十几米、深约4米的大坑，坑内都是飞机的残骸，再加上下了一场雨，搜寻工作更难了。
从中午到晚上5点，大家都一无所获。
第二天下午，搜寻人员终于找到了两块橘红色的已严重摔坏、完全变形的“黑匣子”外壳碎片。大家都非常震惊：黑匣子摔碎了？那它关键部件还能找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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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毅干得知后，也很激动：“真是太不容易了，这个比金子都宝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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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用科学捍卫尊严》
作者：尤宝
编辑：剩草#创作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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