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新音乐[超话]#大约是2018年才听到这首#不老梦[音乐]#，那时候只是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也是因为我并没有看到这歌的歌词。
后来我看了这歌曲的词时，那一次听我感觉浑身都在发抖，大概是觉得歌词唱出我的心声“天意总将人捉弄，怎奈何身不由己情衷”。
那段时间我一直循环听着这首歌，我的脑海里也是媗与将军的故事，并且每一次没有不感动的。
2019年再听时，我沉迷于“若要忘却年少轻狂的痛，不如作蜉蝣麻衣霜染淋漓死生。”更纠结于“卸去人间妆红，我终于读懂，痴心熬尽才可倾城”。
大约我听歌总是感性的，并且又因着临姐的嗓音，所以总觉得每一次听这首歌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时光荏苒，已是2020年，彼时我听这首歌已没有最初那种发抖想哭的冲动，但总会有一种情绪悄然的划过心间。
我很喜欢听这首歌，因这歌词背景，因这歌词，因这曲，也因这唱歌的人[心]
后来我看了这歌曲的词时，那一次听我感觉浑身都在发抖，大概是觉得歌词唱出我的心声“天意总将人捉弄，怎奈何身不由己情衷”。
那段时间我一直循环听着这首歌，我的脑海里也是媗与将军的故事，并且每一次没有不感动的。
2019年再听时，我沉迷于“若要忘却年少轻狂的痛，不如作蜉蝣麻衣霜染淋漓死生。”更纠结于“卸去人间妆红，我终于读懂，痴心熬尽才可倾城”。
大约我听歌总是感性的，并且又因着临姐的嗓音，所以总觉得每一次听这首歌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时光荏苒，已是2020年，彼时我听这首歌已没有最初那种发抖想哭的冲动，但总会有一种情绪悄然的划过心间。
我很喜欢听这首歌，因这歌词背景，因这歌词，因这曲，也因这唱歌的人[心]
【唐代“黄袍”才成为帝王的专用衣着】
“黄袍”的流行始于隋唐时期，由于当时崇尚“以黄为贵”，“黄袍”成为帝王的专用衣着。但“黄袍”正式成为皇权的象征，则始于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陈桥兵变。到宋仁宗赵祯时，还规定一般人士衣着不许以黄袍为底或配制花样。自此，不仅黄袍为皇帝所独有，黄色亦为皇帝专用。黄袍又因袍上绣有龙形图案，索性被叫成了“龙袍”。
11月23日，故宫吉祥物“壮壮”、“美美”甫一曝光，即引发了人们诸多关注，有人点赞，有人吐槽，各种质疑之声更是不绝于耳：“故宫是明朝皇室建的，为什么吉祥物要穿清朝皇室的衣服？”“龙皇帝”和“凤皇后”首选清朝，对于还不太知道历史的小朋友或者外国人来说，提到故宫就只记得清朝，“这会带来误区的！”“蓝头凤凰站在明黄龙身边，是不是有点违和感？”“皇帝的龙袍一定是黄色的吗？”……
在中国古代唐宋之前，君王对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没有明确规定。据《礼记》记载，西周、东周时期“天子着青衣”。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纷争，袍服更是五花八门。进入封建社会后，皇帝所穿的“龙袍”也并非都是黄色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穿的就是黑色袍服。因为秦始皇对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深信不疑，认为夏是木德， 殷是金德，周是火德，殷取代夏是金克木，周取代殷商为火克金， 而秦取代周王朝，理所当然是水克火了。根据阴阳五行学说，东方为木，色青；南方为火，色赤；西方为金，色白；北方为水，色黑；中央为土，色黄。因此，秦代的“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
西汉龙袍主要是沿袭秦朝龙袍的特点：“以水德居，服黑色。”到汉文帝刘恒时，开始弃用黑色，“汉文帝十五年，服黄色；十六年，服红色。”据《史记·孝文帝本纪》记载，这是缘于刘恒认为大汉王朝应“协于火德”。晋代时，转而崇尚金德，以赤色为贵，所以晋代的皇袍采用的都是大红色。
“黄袍”的流行始于隋唐时期，由于当时崇尚“以黄为贵”，“黄袍”成为帝王的专用衣着。据《唐六典》记载：“隋文帝着柘黄袍，巾带听朝。”柘黄，是用柘木汁染成的赤黄色，也就是杏黄色，但在当时还未禁民间穿着黄色服饰。唐承隋制，《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此后的天子穿赤黄色的袍衫，而臣民“仍许通着黄”。真正在民间禁用黄色是在唐高祖武德年间，皇帝不愿意和一般人同着黄袍，于是下诏“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据宋代王楙所撰的《野客丛书·禁用黄》记载：“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遂禁止庶不得服，而服黄有禁自此始。”据《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志》记载：“至唐高祖，以赭黄袍、中带为常服……禁臣民服。”并规定了其他官员袍子的颜色：三品以上为紫，四品五品为朱，六品七品为绿，八品九品为青。唐高宗李治更于总章年间颁诏强调 “一切不许着黄”。
但“黄袍”正式成为皇权的象征，则始于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陈桥兵变。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崩，8岁的周恭帝柴宗训即位。殿前都点检、归德节度使赵匡胤等掌握了军权。公元960年正月初一，传闻契丹兵将南下攻周，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行至陈桥驿，赵匡胤手下众将便将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他的身上，跪拜在地山呼万岁，拥立他为皇帝。到宋仁宗赵祯时，还规定一般人士衣着不许以黄袍为底或配制花样。自此，不仅黄袍为皇帝所独有，黄色亦为皇帝专用。黄袍又因袍上绣有龙形图案，索性被叫成了“龙袍”。
那么，黄袍上为什么要绣上龙的图案？龙袍上到底绣有几条龙？皇帝和龙是从何时开始有了联系？
对于龙为何物，《辞海》中的解释是：“古代传说中一种有鳞有须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山海经》记载，夏后启、蓐收、句芒等都“乘两龙”。另有史籍记有“颛顼乘龙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等传说。龙成为帝王的象征，最早见于史书的是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附会“五德终始说”， 为宣扬“君权神授”，曾自诩“祖龙”。司马迁在《史记》中还讲了一个刘邦为蛟龙之子的故事：一天，刘邦的母亲在大水域边上休息时突然下了雷雨，刘邦的父亲出来找她，看到一条蛟龙盘在刘邦母亲的身上，后来刘邦的母亲就怀上了刘邦。刘邦成为“真龙天子”原本就是天意。
龙不仅是皇权的象征，龙袍上的龙形图案也都有相应规定。龙数一般为9条：前后身各3条，左右肩各1条，襟里藏1条，而且从正面或背面看都是5条，正好吻合帝位“九五之尊”。清代龙袍还绣“水脚”，即袍子的下摆等部位有水浪山石图案，隐喻山河一统。不过也有例外的，明代皇帝龙袍的龙纹就多于九条。1958年出土的万历皇帝的缂丝十二章衮服，就有十二条龙，被绣在一个圆形的中间，俗称“团龙”。十二条龙因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位于衮服前胸和后背位置的龙，是正身的龙，也就是面向外的龙，称为“正龙”或者是“坐龙”；侧身的龙叫做“行龙”，而行龙又按照朝向上下的不同分为升龙和降龙。
“黄袍”的流行始于隋唐时期，由于当时崇尚“以黄为贵”，“黄袍”成为帝王的专用衣着。但“黄袍”正式成为皇权的象征，则始于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陈桥兵变。到宋仁宗赵祯时，还规定一般人士衣着不许以黄袍为底或配制花样。自此，不仅黄袍为皇帝所独有，黄色亦为皇帝专用。黄袍又因袍上绣有龙形图案，索性被叫成了“龙袍”。
11月23日，故宫吉祥物“壮壮”、“美美”甫一曝光，即引发了人们诸多关注，有人点赞，有人吐槽，各种质疑之声更是不绝于耳：“故宫是明朝皇室建的，为什么吉祥物要穿清朝皇室的衣服？”“龙皇帝”和“凤皇后”首选清朝，对于还不太知道历史的小朋友或者外国人来说，提到故宫就只记得清朝，“这会带来误区的！”“蓝头凤凰站在明黄龙身边，是不是有点违和感？”“皇帝的龙袍一定是黄色的吗？”……
在中国古代唐宋之前，君王对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没有明确规定。据《礼记》记载，西周、东周时期“天子着青衣”。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纷争，袍服更是五花八门。进入封建社会后，皇帝所穿的“龙袍”也并非都是黄色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穿的就是黑色袍服。因为秦始皇对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深信不疑，认为夏是木德， 殷是金德，周是火德，殷取代夏是金克木，周取代殷商为火克金， 而秦取代周王朝，理所当然是水克火了。根据阴阳五行学说，东方为木，色青；南方为火，色赤；西方为金，色白；北方为水，色黑；中央为土，色黄。因此，秦代的“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
西汉龙袍主要是沿袭秦朝龙袍的特点：“以水德居，服黑色。”到汉文帝刘恒时，开始弃用黑色，“汉文帝十五年，服黄色；十六年，服红色。”据《史记·孝文帝本纪》记载，这是缘于刘恒认为大汉王朝应“协于火德”。晋代时，转而崇尚金德，以赤色为贵，所以晋代的皇袍采用的都是大红色。
“黄袍”的流行始于隋唐时期，由于当时崇尚“以黄为贵”，“黄袍”成为帝王的专用衣着。据《唐六典》记载：“隋文帝着柘黄袍，巾带听朝。”柘黄，是用柘木汁染成的赤黄色，也就是杏黄色，但在当时还未禁民间穿着黄色服饰。唐承隋制，《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此后的天子穿赤黄色的袍衫，而臣民“仍许通着黄”。真正在民间禁用黄色是在唐高祖武德年间，皇帝不愿意和一般人同着黄袍，于是下诏“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据宋代王楙所撰的《野客丛书·禁用黄》记载：“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遂禁止庶不得服，而服黄有禁自此始。”据《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志》记载：“至唐高祖，以赭黄袍、中带为常服……禁臣民服。”并规定了其他官员袍子的颜色：三品以上为紫，四品五品为朱，六品七品为绿，八品九品为青。唐高宗李治更于总章年间颁诏强调 “一切不许着黄”。
但“黄袍”正式成为皇权的象征，则始于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陈桥兵变。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崩，8岁的周恭帝柴宗训即位。殿前都点检、归德节度使赵匡胤等掌握了军权。公元960年正月初一，传闻契丹兵将南下攻周，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行至陈桥驿，赵匡胤手下众将便将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他的身上，跪拜在地山呼万岁，拥立他为皇帝。到宋仁宗赵祯时，还规定一般人士衣着不许以黄袍为底或配制花样。自此，不仅黄袍为皇帝所独有，黄色亦为皇帝专用。黄袍又因袍上绣有龙形图案，索性被叫成了“龙袍”。
那么，黄袍上为什么要绣上龙的图案？龙袍上到底绣有几条龙？皇帝和龙是从何时开始有了联系？
对于龙为何物，《辞海》中的解释是：“古代传说中一种有鳞有须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山海经》记载，夏后启、蓐收、句芒等都“乘两龙”。另有史籍记有“颛顼乘龙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等传说。龙成为帝王的象征，最早见于史书的是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附会“五德终始说”， 为宣扬“君权神授”，曾自诩“祖龙”。司马迁在《史记》中还讲了一个刘邦为蛟龙之子的故事：一天，刘邦的母亲在大水域边上休息时突然下了雷雨，刘邦的父亲出来找她，看到一条蛟龙盘在刘邦母亲的身上，后来刘邦的母亲就怀上了刘邦。刘邦成为“真龙天子”原本就是天意。
龙不仅是皇权的象征，龙袍上的龙形图案也都有相应规定。龙数一般为9条：前后身各3条，左右肩各1条，襟里藏1条，而且从正面或背面看都是5条，正好吻合帝位“九五之尊”。清代龙袍还绣“水脚”，即袍子的下摆等部位有水浪山石图案，隐喻山河一统。不过也有例外的，明代皇帝龙袍的龙纹就多于九条。1958年出土的万历皇帝的缂丝十二章衮服，就有十二条龙，被绣在一个圆形的中间，俗称“团龙”。十二条龙因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位于衮服前胸和后背位置的龙，是正身的龙，也就是面向外的龙，称为“正龙”或者是“坐龙”；侧身的龙叫做“行龙”，而行龙又按照朝向上下的不同分为升龙和降龙。
丘处机的政治主张和伦理学说
丘处机从宗教家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匡救时弊的政治主张和伦理学说。他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在面见成吉思汗时提出的。针对当时蒙古统治者对所征服地人民的残暴肆虐，他提出了统治者应当不滥杀无辜、使民修养生息并实行选贤用能政策的主张，其主要内容如下：
1. 不滥杀无辜
在面见成吉思汗时，丘处机曾告诫成吉思汗应当“除残去暴”，并宣扬“天道好生”，以为为治之方须以“敬天爱民为本”，主张“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元史》卷 202 《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5 册，第 4524--4525 页。）成吉思汗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些主张，曾对左右说：“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也。”（《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道藏》第 34 册，第 493 页。）又曾下诏禁止蒙古军队滥杀无辜。这对深受蒙古军队蹂躏之苦的广大人民无疑是有利的。丘处机也因此而赢得了广大中原汉族人民的称赞，《元史· 释老传》载：“中州人至今称道之。"（《元史》卷 202 《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5 册，第 4525 页。）
2. 使民修养生息
丘处机曾以山东、河北为例而向成吉思汗说：当地百姓屡遭兵火而“流散未集", 故“宜差知彼中子细事务者”前往治理，并“当与免三年税赋，使军国足丝帛之用，黔黎获苏息之安，一举而两得之”。还告诉成吉思汗此举”亦安民祈福之一端耳，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玄风庆会录》，《道藏》第 3 册，第 390 页。）
3. 选贤用能
丘处机曾向成吉思汗宣扬中原地区的重要性，说： “四海之外，普天之下，所有国士，不啻亿兆，奇珍异宝，比比出之，皆不如中原。……山东、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鱼、盐、丝、蚕，以给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为大国，所以历代有国家者唯争此地耳。”并建议选派精明能干的官员前往治理，以为“如差清干官前去，依上措画（划），必当天心”，“苟授以非才，不徒无益，反为害也”。（《玄风庆会录》，《道藏》第 3 册，第 390 页。）
为了加强其政治主张的说服力，丘处机还利用宗教神学宣称上述主张皆是“天意”，又说“帝王悉天神谪降人间”，若能遵从“天”意则可“功成限毕，升天复位”，若再能行善修福则“升天之时位逾前职”，而“不行善修福则反是"。（《玄风庆会录》，《道藏》第 3 册，第 388 、 389 页。） 这种披着神学外衣的政治主张令成吉思汗很容易接受。
史载成吉思汗“深契其言”，并说： “天锡仙翁，以寝朕志。”还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元史》卷 202 《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5 册，第 4525 页。）上述政治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下层人民，含有一些合理的因素，但总的来说却难免受到了时代的局限，在根本上是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的。
在伦理道德方面，丘处机主张为人应当行善积德，如其《寄杨五信士》诗言：“题诗欲寄纸还无，检铁搜文得故书。书后殷勤题一绝，嘱君行善莫踟蹰。”（《瑶溪集》卷 2 《寄杨五信士》，《道藏》第 25 册，第 817 页。）又有《示众》诗言：“圣贤非道远，功德在人修。不向此心觅，更于何处求？”《答樊生》诗则言：“莫问天机事怎生，唯修阴德念常更。人情反复皆仙道，日用操持尽力行。”（《瑶溪集》卷 2 《答樊生》，《道藏》第 25 册，第 816 页。）
需要指出的是，丘处机所宣扬的伦理学说仍然是借助于宗教神学的力量来维持的，如他声称行善积德乃是免除祸殃、得道成仙的条件之一，所谓：“为人不解修阴德，转壳何由免祸殃？”（《瑶溪集》卷 3 《侧隐》，《道藏》第 25 册，第 818 页。）又说：“但能积善行道，胡患不能为仙乎?” （《玄风庆会录》，《道藏》第 3 册，第 388—389 页。）同时，丘处机的这套伦理学说也是服务于全真道的宗教修炼的。
如前所述，丘处机认为“修性”成仙之关键乃在于“心”静，所谓“心上无尘到处宜”（《瑶溪集》卷 3 《雏州城北于户新观》，《道藏》第 25 册，第 825 页。）“身心不动到仙乡”（《瑶溪集》卷 1 《平山堂》，《道藏》第 25 册，第 813 页。）而获得“心”静的最佳途径就是熄灭一切是非、对立的观念，各安其“分”不为世间的一切不平等现象所扰，如他有诗言：“是非人我绝谈论，却返生前混沌。一性昭彰乍显，二仪混合初融。飘飘法界任西东，到处神光覆拥。”（《瑶溪集》卷 6 《自咏》，《道藏》第 25 册，第 842 页。）又言：“高下如能各处分，始终即得免罹殃。今之曷故多灾障，盖为人心胡纵放。”（《潘溪集》卷 3 《因旱作》，《道藏》第 25 册，第 824 页。）这种“各安其分”的思想，无非是要求广大人民承认现实的一切不合理现象，放弃试图改变现实秩序的思想和斗争
前述丘处机于贞佑二年（公元 1214 年）帮助金廷招降登州、宁海起义军，即是将这种思想落实到行动上的表现。无疑，上述主张在客观上是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因此，它虽令全真道赢得了早期蒙元统治者的扶持，但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却是消极的。
作者：卿希泰 | 《中国道教史》第四卷
文章录入：龙泉道人
丘处机从宗教家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匡救时弊的政治主张和伦理学说。他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在面见成吉思汗时提出的。针对当时蒙古统治者对所征服地人民的残暴肆虐，他提出了统治者应当不滥杀无辜、使民修养生息并实行选贤用能政策的主张，其主要内容如下：
1. 不滥杀无辜
在面见成吉思汗时，丘处机曾告诫成吉思汗应当“除残去暴”，并宣扬“天道好生”，以为为治之方须以“敬天爱民为本”，主张“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元史》卷 202 《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5 册，第 4524--4525 页。）成吉思汗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些主张，曾对左右说：“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也。”（《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道藏》第 34 册，第 493 页。）又曾下诏禁止蒙古军队滥杀无辜。这对深受蒙古军队蹂躏之苦的广大人民无疑是有利的。丘处机也因此而赢得了广大中原汉族人民的称赞，《元史· 释老传》载：“中州人至今称道之。"（《元史》卷 202 《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5 册，第 4525 页。）
2. 使民修养生息
丘处机曾以山东、河北为例而向成吉思汗说：当地百姓屡遭兵火而“流散未集", 故“宜差知彼中子细事务者”前往治理，并“当与免三年税赋，使军国足丝帛之用，黔黎获苏息之安，一举而两得之”。还告诉成吉思汗此举”亦安民祈福之一端耳，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玄风庆会录》，《道藏》第 3 册，第 390 页。）
3. 选贤用能
丘处机曾向成吉思汗宣扬中原地区的重要性，说： “四海之外，普天之下，所有国士，不啻亿兆，奇珍异宝，比比出之，皆不如中原。……山东、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鱼、盐、丝、蚕，以给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为大国，所以历代有国家者唯争此地耳。”并建议选派精明能干的官员前往治理，以为“如差清干官前去，依上措画（划），必当天心”，“苟授以非才，不徒无益，反为害也”。（《玄风庆会录》，《道藏》第 3 册，第 390 页。）
为了加强其政治主张的说服力，丘处机还利用宗教神学宣称上述主张皆是“天意”，又说“帝王悉天神谪降人间”，若能遵从“天”意则可“功成限毕，升天复位”，若再能行善修福则“升天之时位逾前职”，而“不行善修福则反是"。（《玄风庆会录》，《道藏》第 3 册，第 388 、 389 页。） 这种披着神学外衣的政治主张令成吉思汗很容易接受。
史载成吉思汗“深契其言”，并说： “天锡仙翁，以寝朕志。”还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元史》卷 202 《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5 册，第 4525 页。）上述政治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下层人民，含有一些合理的因素，但总的来说却难免受到了时代的局限，在根本上是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的。
在伦理道德方面，丘处机主张为人应当行善积德，如其《寄杨五信士》诗言：“题诗欲寄纸还无，检铁搜文得故书。书后殷勤题一绝，嘱君行善莫踟蹰。”（《瑶溪集》卷 2 《寄杨五信士》，《道藏》第 25 册，第 817 页。）又有《示众》诗言：“圣贤非道远，功德在人修。不向此心觅，更于何处求？”《答樊生》诗则言：“莫问天机事怎生，唯修阴德念常更。人情反复皆仙道，日用操持尽力行。”（《瑶溪集》卷 2 《答樊生》，《道藏》第 25 册，第 816 页。）
需要指出的是，丘处机所宣扬的伦理学说仍然是借助于宗教神学的力量来维持的，如他声称行善积德乃是免除祸殃、得道成仙的条件之一，所谓：“为人不解修阴德，转壳何由免祸殃？”（《瑶溪集》卷 3 《侧隐》，《道藏》第 25 册，第 818 页。）又说：“但能积善行道，胡患不能为仙乎?” （《玄风庆会录》，《道藏》第 3 册，第 388—389 页。）同时，丘处机的这套伦理学说也是服务于全真道的宗教修炼的。
如前所述，丘处机认为“修性”成仙之关键乃在于“心”静，所谓“心上无尘到处宜”（《瑶溪集》卷 3 《雏州城北于户新观》，《道藏》第 25 册，第 825 页。）“身心不动到仙乡”（《瑶溪集》卷 1 《平山堂》，《道藏》第 25 册，第 813 页。）而获得“心”静的最佳途径就是熄灭一切是非、对立的观念，各安其“分”不为世间的一切不平等现象所扰，如他有诗言：“是非人我绝谈论，却返生前混沌。一性昭彰乍显，二仪混合初融。飘飘法界任西东，到处神光覆拥。”（《瑶溪集》卷 6 《自咏》，《道藏》第 25 册，第 842 页。）又言：“高下如能各处分，始终即得免罹殃。今之曷故多灾障，盖为人心胡纵放。”（《潘溪集》卷 3 《因旱作》，《道藏》第 25 册，第 824 页。）这种“各安其分”的思想，无非是要求广大人民承认现实的一切不合理现象，放弃试图改变现实秩序的思想和斗争
前述丘处机于贞佑二年（公元 1214 年）帮助金廷招降登州、宁海起义军，即是将这种思想落实到行动上的表现。无疑，上述主张在客观上是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因此，它虽令全真道赢得了早期蒙元统治者的扶持，但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却是消极的。
作者：卿希泰 | 《中国道教史》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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