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法国统治集团选中的人# ？旅法资深媒体人这么看这次大选…】24日，法国大选即将举行第二轮投票，由现任总统马克龙对战“极右翼”色彩浓重的“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谁将在大选中胜出？在常驻法国二十余年的媒体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郑若麟眼中，马克龙胜出“几乎没有悬念”。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跳出传统的民调分析等视角，从法国统治集团的角度来看待这次大选，不难发现，马克龙是法国统治集团“选中的那个人”。
而对于这次大选显示出的传统政治势力在法国彻底失势、小众极端政党纷纷崛起等现状，郑若麟则认为，这背后是法国民众多年来的失望情绪和对“美好旧时光”的怀恋。“在法国的‘荣光三十年’，西方在各个领域都拥有霸权，无论选谁，经济总在发展，社会总在进步。但时过境迁，当西方霸权不在，选谁都解决不了问题。”
环球时报：您此前提及，这次法国大选没有太大悬念，马克龙的当选是大概率事件。您为什么这么判断？
郑若麟：我们观察这次法国大选也许可以换一个视角，即从法国统治集团的角度来看。
在我看来，马克龙是法国的统治集团集体选中的一个人。一方面，马克龙本人很有才华，很聪明，另一方面，他也非常为资本着想。2017年马克龙上台后不久就取消了巨富税，这对富人非常有利；但他后来却增加了汽油税，以至于引发了黄背心运动，汽油税是对富人来讲不算什么，但对穷人来讲，汽油税的几毛钱足以令他们本不宽裕的开支进一步增加。
因此，虽然马克龙过去五年的执政也有争议，但他迄今为止没有犯任何统治阶级无法接受的重大错误。所以，他们会通过大众传媒等各种手段支持马克龙当选。
法国的统治集团包括两部分，一金融资本，二是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已经和欧洲其他资本融为一体形成了跨国资本，而产业资本则依然带有较强的国家民族属性。两种资本一手握着资金，一手握着法国95%以上的传媒，几乎可以决定大选的结果。当然，资本操控总统大选，并不像世袭王位那样100%保险，有时候也会出现意外，但出现偶然的可能性很小。
我自己就曾亲身感受过这种操控的力量。法国团结和进步党的一名政治家叫舍米纳德，他在1995年、2012年和2017年三次成为法国总统候选人。2012年我在法国常驻时，一家非常大的电视台邀请我作为外国记者采访一位法国总统候选人，分配给我的采访对象正是舍米纳德。
当时，所有的法国媒体都在说他是一个极右翼的疯子，说他要“工业化月球”。要知道，在法国能成为总统候选人也没那么容易，需要有500个民选官员或议员的签名支持，而他拿到了。这样的人怎么会是一个极右翼的疯子呢？我很好奇。
于是，我开始研究他那本厚厚的政纲，研究完我才发现，他从来没提过什么“工业化月球”的事，他只是说过，“如果我当选，要在联合国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提一个议案，把所有国家的军费集中起来，不再打仗，而是去开发月球，造福人类。”就是这样一个有些书生气的、过于理想化的想法，却被法国媒体一起描述成了“工业化月球”的笑料，完全不是他的本意。
在采访中，我也问他，“你怎么定位你自己？你是右翼，还是极右翼？”他答道，“我是中左翼，我要为工人阶级而奋斗”。但他却被法国媒体描绘成一个“极右翼分子”。
当时我很想在采访中还原他的本来面目，让法国选民真正认识舍米纳德。于是我很认真地采访了他50分钟。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最后这家法国电视台把这次采访剪辑成了10分钟，而呈现出的舍米纳德的形象，依然是一个要“工业化月球”的极右翼疯子。
也正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资本可以通过媒体控制选民对候选人的认知，这是他们操控选举的法宝。所以，这些年来，我不再说西方是民主体制，它只是一种选举体制。所以，在这次法国大选中，我认为马克龙的当选几乎没有悬念。
环球时报：勒庞当选的“黑天鹅”有多大可能？她可能像2017年特朗普那样成为“黑马”吗？有没有什么突发因素可能导致“黑天鹅”的出现？
郑若麟：美国和法国在选举体制上有很大不同。美国只有一轮投票，各种偶然因素更大，而法国有两轮投票，在第二轮投票中，所有人都会更仔细斟酌手中的选票，而法国的统治集团更会非常仔细地把勒庞的得票率抑制在50%以下。
特朗普当时能成为“黑马”，在所有民调和专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胜出，主要有两个因素，而这两个因素勒庞都不具备。一是选举最重要的因素——资金。特朗普有可以源源不断投入的资金，因此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的选民积极性被各种活动调动得非常彻底，而勒庞缺乏竞选资金，以至于她甚至不得不去俄罗斯贷款，这很说明问题。
二是在当时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反对的情况下，特朗普通过推特突破了主流媒体对他的“封锁”，而法国的主流媒体明里暗里也都反对勒庞，但法国没有像推特这样可以突破主流媒体一致性反对的工具。因此，我认为勒庞很难像2017年特朗普那样成为“黑马”。
环球时报：我们注意到，最近巴黎爆发了近万人的示威游行，主要有法国的大学生组成。他们同时对马克龙和勒庞表示不满，并呼喊“既不要马克龙，也不要勒庞”的口号。你怎么看法国“既不也不”一族的产生？
郑若麟：法国的选民现在其实非常失望。这些年来，他们试过了右翼的萨科齐，试过了左翼的奥朗德，也试过了不左不右的马克龙，更早些时候，他们还试过了右翼的希拉克、左翼的密特朗，但没有一个人能重现法国的荣光。
最失望的是年轻一代，他们发现在这个体制中，自己是没有前途的。我在法国的时候，当地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子不如父，父不如祖”，就是一种“今不如昔”“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感觉。今天的年轻人，生活没有他们的父辈好，购买力没有上一代人强，但失业率却比那时的人高。最近以大学生为代表的法国年轻人发起抗议，正是这种失望情绪的一种体现。
为什么会这样？法国在战后有过三十年的荣光，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时西方有军事霸权、经济霸权、货币霸权、市场霸权、能源霸权，在几乎一切领域都占据统治地位。那时，无论西方选出什么样的领导人，经济都在发展，社会都在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在提升。但在这二十年里，无论选谁，经济都在往下走，失业率都在提升，因为西方已经失去了霸权。马克龙自己心里对此也非常清楚。
环球时报：从第一轮投票结果来看，有分析认为，法国已经成为传统政治势力失势最彻底、极端势力崛起最严重的西方大国。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郑若麟：传统的左翼-中间派-右翼的线条式划分已无法解释今天西方的政治演变了。今天西方阵营的划分，主要取决于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左翼和右翼都支持全球化，而无论极左翼的梅朗雄还是极右翼的勒庞，都是反对全球化。
在我看来，这一现象产生的背后是西方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裂。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的跨国金融资本和民族产业资本都曾从中获利，因此他们曾经都非常支持全球化。然而，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并成为西方工业国强大的竞争对手后，民族产业资本开始反对全球化，而跨国金融资本则仍然站在支持全球化的一方。
出卖劳动力的西方劳工阶层，也包括一大部分中产阶级，他们站在了民族产业资本的一方，也反对全球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支持极右翼的勒庞和极左翼的梅朗雄的人群，呈现明显的膨胀趋势。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民族产业资本在法国的力量已经非常小了——三十年前，产业资本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30%左右，而今天已经下降到了10%，要战胜跨国金融资本非常不容易。
从某种程度上，法国正面临一个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勒庞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匹“黑马”？假如法国的民族产业资本下定决心，在这次选举中支持勒庞和跨国金融资本斗一斗，勒庞胜出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明显的信号。
环球时报：这次法国大选的结果会对欧洲的政治版图产生哪些影响？
郑若麟：如果勒庞当选，法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关注度将会在未来五年中下降。而如果马克龙当选的话，法国将在接下来五年中在欧盟内起主导作用。自从默克尔离任后，德国的新总理不再是马克龙的对手。法国原本就是一个政治大国、核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再加上领导人个人因素，法国将再次成为欧盟的头号“话事人”，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马克龙当选，他将开启自己的第二个任期，也是最后一个任期。西方民选体制的总统，只有在第二个任期才有可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而采取一些行动，而不是为了寻求连任而执政。我认为马克龙有望在未来五年推出一些比较重要的政策，比如在国际上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和中国加强合作，对俄罗斯的态度会比现在更加积极主动一点，和印度也会加强联系。这意味着法国将在国际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我相信如果马克龙连任，他此任第一个访问的亚洲国家会是中国，就像他五年前当选时那样。马克龙依然会把中国列为亚洲对法国来说最重要的国家。（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白云怡 陈青青）
而对于这次大选显示出的传统政治势力在法国彻底失势、小众极端政党纷纷崛起等现状，郑若麟则认为，这背后是法国民众多年来的失望情绪和对“美好旧时光”的怀恋。“在法国的‘荣光三十年’，西方在各个领域都拥有霸权，无论选谁，经济总在发展，社会总在进步。但时过境迁，当西方霸权不在，选谁都解决不了问题。”
环球时报：您此前提及，这次法国大选没有太大悬念，马克龙的当选是大概率事件。您为什么这么判断？
郑若麟：我们观察这次法国大选也许可以换一个视角，即从法国统治集团的角度来看。
在我看来，马克龙是法国的统治集团集体选中的一个人。一方面，马克龙本人很有才华，很聪明，另一方面，他也非常为资本着想。2017年马克龙上台后不久就取消了巨富税，这对富人非常有利；但他后来却增加了汽油税，以至于引发了黄背心运动，汽油税是对富人来讲不算什么，但对穷人来讲，汽油税的几毛钱足以令他们本不宽裕的开支进一步增加。
因此，虽然马克龙过去五年的执政也有争议，但他迄今为止没有犯任何统治阶级无法接受的重大错误。所以，他们会通过大众传媒等各种手段支持马克龙当选。
法国的统治集团包括两部分，一金融资本，二是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已经和欧洲其他资本融为一体形成了跨国资本，而产业资本则依然带有较强的国家民族属性。两种资本一手握着资金，一手握着法国95%以上的传媒，几乎可以决定大选的结果。当然，资本操控总统大选，并不像世袭王位那样100%保险，有时候也会出现意外，但出现偶然的可能性很小。
我自己就曾亲身感受过这种操控的力量。法国团结和进步党的一名政治家叫舍米纳德，他在1995年、2012年和2017年三次成为法国总统候选人。2012年我在法国常驻时，一家非常大的电视台邀请我作为外国记者采访一位法国总统候选人，分配给我的采访对象正是舍米纳德。
当时，所有的法国媒体都在说他是一个极右翼的疯子，说他要“工业化月球”。要知道，在法国能成为总统候选人也没那么容易，需要有500个民选官员或议员的签名支持，而他拿到了。这样的人怎么会是一个极右翼的疯子呢？我很好奇。
于是，我开始研究他那本厚厚的政纲，研究完我才发现，他从来没提过什么“工业化月球”的事，他只是说过，“如果我当选，要在联合国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提一个议案，把所有国家的军费集中起来，不再打仗，而是去开发月球，造福人类。”就是这样一个有些书生气的、过于理想化的想法，却被法国媒体一起描述成了“工业化月球”的笑料，完全不是他的本意。
在采访中，我也问他，“你怎么定位你自己？你是右翼，还是极右翼？”他答道，“我是中左翼，我要为工人阶级而奋斗”。但他却被法国媒体描绘成一个“极右翼分子”。
当时我很想在采访中还原他的本来面目，让法国选民真正认识舍米纳德。于是我很认真地采访了他50分钟。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最后这家法国电视台把这次采访剪辑成了10分钟，而呈现出的舍米纳德的形象，依然是一个要“工业化月球”的极右翼疯子。
也正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资本可以通过媒体控制选民对候选人的认知，这是他们操控选举的法宝。所以，这些年来，我不再说西方是民主体制，它只是一种选举体制。所以，在这次法国大选中，我认为马克龙的当选几乎没有悬念。
环球时报：勒庞当选的“黑天鹅”有多大可能？她可能像2017年特朗普那样成为“黑马”吗？有没有什么突发因素可能导致“黑天鹅”的出现？
郑若麟：美国和法国在选举体制上有很大不同。美国只有一轮投票，各种偶然因素更大，而法国有两轮投票，在第二轮投票中，所有人都会更仔细斟酌手中的选票，而法国的统治集团更会非常仔细地把勒庞的得票率抑制在50%以下。
特朗普当时能成为“黑马”，在所有民调和专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胜出，主要有两个因素，而这两个因素勒庞都不具备。一是选举最重要的因素——资金。特朗普有可以源源不断投入的资金，因此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的选民积极性被各种活动调动得非常彻底，而勒庞缺乏竞选资金，以至于她甚至不得不去俄罗斯贷款，这很说明问题。
二是在当时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反对的情况下，特朗普通过推特突破了主流媒体对他的“封锁”，而法国的主流媒体明里暗里也都反对勒庞，但法国没有像推特这样可以突破主流媒体一致性反对的工具。因此，我认为勒庞很难像2017年特朗普那样成为“黑马”。
环球时报：我们注意到，最近巴黎爆发了近万人的示威游行，主要有法国的大学生组成。他们同时对马克龙和勒庞表示不满，并呼喊“既不要马克龙，也不要勒庞”的口号。你怎么看法国“既不也不”一族的产生？
郑若麟：法国的选民现在其实非常失望。这些年来，他们试过了右翼的萨科齐，试过了左翼的奥朗德，也试过了不左不右的马克龙，更早些时候，他们还试过了右翼的希拉克、左翼的密特朗，但没有一个人能重现法国的荣光。
最失望的是年轻一代，他们发现在这个体制中，自己是没有前途的。我在法国的时候，当地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子不如父，父不如祖”，就是一种“今不如昔”“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感觉。今天的年轻人，生活没有他们的父辈好，购买力没有上一代人强，但失业率却比那时的人高。最近以大学生为代表的法国年轻人发起抗议，正是这种失望情绪的一种体现。
为什么会这样？法国在战后有过三十年的荣光，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时西方有军事霸权、经济霸权、货币霸权、市场霸权、能源霸权，在几乎一切领域都占据统治地位。那时，无论西方选出什么样的领导人，经济都在发展，社会都在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在提升。但在这二十年里，无论选谁，经济都在往下走，失业率都在提升，因为西方已经失去了霸权。马克龙自己心里对此也非常清楚。
环球时报：从第一轮投票结果来看，有分析认为，法国已经成为传统政治势力失势最彻底、极端势力崛起最严重的西方大国。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郑若麟：传统的左翼-中间派-右翼的线条式划分已无法解释今天西方的政治演变了。今天西方阵营的划分，主要取决于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左翼和右翼都支持全球化，而无论极左翼的梅朗雄还是极右翼的勒庞，都是反对全球化。
在我看来，这一现象产生的背后是西方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裂。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的跨国金融资本和民族产业资本都曾从中获利，因此他们曾经都非常支持全球化。然而，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并成为西方工业国强大的竞争对手后，民族产业资本开始反对全球化，而跨国金融资本则仍然站在支持全球化的一方。
出卖劳动力的西方劳工阶层，也包括一大部分中产阶级，他们站在了民族产业资本的一方，也反对全球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支持极右翼的勒庞和极左翼的梅朗雄的人群，呈现明显的膨胀趋势。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民族产业资本在法国的力量已经非常小了——三十年前，产业资本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30%左右，而今天已经下降到了10%，要战胜跨国金融资本非常不容易。
从某种程度上，法国正面临一个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勒庞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匹“黑马”？假如法国的民族产业资本下定决心，在这次选举中支持勒庞和跨国金融资本斗一斗，勒庞胜出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明显的信号。
环球时报：这次法国大选的结果会对欧洲的政治版图产生哪些影响？
郑若麟：如果勒庞当选，法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关注度将会在未来五年中下降。而如果马克龙当选的话，法国将在接下来五年中在欧盟内起主导作用。自从默克尔离任后，德国的新总理不再是马克龙的对手。法国原本就是一个政治大国、核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再加上领导人个人因素，法国将再次成为欧盟的头号“话事人”，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马克龙当选，他将开启自己的第二个任期，也是最后一个任期。西方民选体制的总统，只有在第二个任期才有可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而采取一些行动，而不是为了寻求连任而执政。我认为马克龙有望在未来五年推出一些比较重要的政策，比如在国际上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和中国加强合作，对俄罗斯的态度会比现在更加积极主动一点，和印度也会加强联系。这意味着法国将在国际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我相信如果马克龙连任，他此任第一个访问的亚洲国家会是中国，就像他五年前当选时那样。马克龙依然会把中国列为亚洲对法国来说最重要的国家。（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白云怡 陈青青）
【环时深度：斯里兰卡经济危机，根源在哪？】刚刚过去的周末，数以万计的斯里兰卡民众并未欢欢喜喜地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做准备，而是纷纷走上街头，抗议该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英国《金融时报》称，俄乌冲突使不少发展中国家都遭受燃油价格和粮食价格上涨，斯里兰卡可能会成为首个出现经济动荡的发展中国家。俄乌距离斯里兰卡6000多公里，俄乌冲突如何扇动蝴蝶翅膀，导致这个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岛国经历7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当地正在发生什么？危机根源在哪？《环球时报》记者为此近距离观察并采访多名斯里兰卡民众和专家。
斯里兰卡正在发生什么
当前，斯里兰卡正遭遇自该国1948年独立以来的最严重经济危机。根据斯中央银行最新数据显示，美元兑换斯里兰卡卢比的汇率已突破1比300大关，该数据在3月初时为1比203，一个月跌幅超过32%。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斯里兰卡的官方货币斯里兰卡卢比“已跌至历史最低点，成为世界上表现最差的货币”。英国媒体称，斯里兰卡很有可能会在2022年破产。
生活在首都科伦坡的萨曼蒂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市场里的商品价格都在飞涨，大米、奶粉、汽油、瓦斯等等，但唯独工资没有涨”。
“所有的东西都变贵了，1公斤大米的价格在2019年只有不到100卢比，现在已经超过200卢比了，汽油价格也从137卢比涨到了254卢比。”萨曼蒂说。
萨曼蒂告诉记者，她的丈夫是科伦坡市警察局一名高级警察，“我丈夫的月薪在两年以前就是10万卢比（依照当时汇率约合人民币3000元），而现在仍然是10万卢比（现约合人民币2000元）”。萨曼蒂还说，长时间的停电让生活更加艰难，“我所居住的地区每天要停电几个小时，尤其是在晚上，我甚至没办法给我儿子做饭”。
《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到，由于外汇危机导致缺少美元用以支付燃油进口，数周以来，几乎每个加油站外从早到晚都排着长队。
“能花几个小时加到油已经谢天谢地了”，在科伦坡二区一家加油站外排队加油的司机黑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不确定什么时候能运来油，所以很多司机都不得不整天整夜地等在加油站外”。
为什么斯里兰卡可能最先倒下
旅游业是斯里兰卡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之一，《环球时报》记者10日电话连线从事旅游业的斯里兰卡青年兰吉特，他说：“2019年斯里兰卡恐怖袭击事件，对我们旅游行业冲击太大了，又加上疫情两年多的影响，真的苦不堪言，我失业至今，靠着打零工度日。”
斯里兰卡的旅游业自去年起正在缓慢复苏，但俄乌冲突使该国的旅游业雪上加霜。数据显示，今年初以来至俄乌冲突前约有30%的游客来自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和白俄罗斯，而冲突使得斯里兰卡失去这几个国家的游客来源，时至今日，仍有数千名来自乌克兰游客滞留该国。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导致全球油价上涨，也使斯需要花费更多的外汇用以进口燃油。
“有人认为俄乌冲突导致斯经济危机爆发，对此，我难以苟同。”斯里兰卡货币委员会成员、科伦坡大学经济学教授西里马尔·阿贝拉特内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认为疫情对旅游业的冲击等酿成经济危机，这其实也是一种误区。旅游业是斯经济中一个小的组成部分，而真正重要的部分是纺织和侨汇。然而，在疫情和债务等因素的叠加下，侨汇锐减加剧经济危机。2020年斯里兰卡海外侨汇收入达71亿美元，2021年降至54.9亿美元。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部主任、研究员钱峰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斯里兰卡作为发展中国家，外汇收入主要依靠服装出口、旅游业以及境外斯里兰卡人向国内的汇款。但疫情以来，三项外汇收入都出现明显萎缩，使得国家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钱峰解释说，斯里兰卡经济过于依赖旅游业，因为疫情原因，旅游业受重创，与此相关的航空、酒店、餐饮等服务业都出现下滑，致使斯里兰卡经济这两年每况愈下。斯里兰卡政府急于改革，大幅举债，导致债台高筑，可能成为疫情后“最先倒下”的经济体。
阿贝拉特内认为，典型的“双赤字经济体”（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是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斯外债高、贸易与经常性账户长期处于赤字状态，财政管理不善的问题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俄乌冲突的确加速了斯经济危机的爆发，但不是主因，因为这场危机迟早会来。
斯央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斯里兰卡官方外汇储备下降至17.24亿美元。同时，斯里兰卡今年将有大约70亿美元的债务到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斯里兰卡公共债务已经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其外汇储备不足以支付短期债务。
下一个是谁？
谈到斯里兰卡政府是否有良策度过眼前危机时，阿贝拉特内认为，形势不容乐观。有分析认为，斯里兰卡经济危机的成因，与其说是政策失误，或者是俄乌冲突波及，倒不如说是一曲劳动力输出国的悲歌。而这曲悲歌也许只是更多经济脆弱国家的序曲。
钱峰表示，南亚其他国家，如孟加拉国，利用本国丰富劳动力，大力发展服装加工，经济转型比较务实并卓有成效。再如巴基斯坦对于财政赤字控制得也比斯里兰卡要好。相比之下，斯里兰卡成了最先没有经受得起考验的国家。
“斯里兰卡经济问题的出现表明，全球产业链条上，最脆弱一环总是最先出现断裂”，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万喆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现在很难评估继斯里兰卡后谁又将倒下，但是斯里兰卡的问题对全球敲响警钟，外部风险不断聚集，风险敞口正慢慢打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本国经济薄弱、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会面临更大风险。（《环球时报》4月12日7版文章，环球时报驻斯里兰卡特约记者 艾岚卡 王一同 环球时报记者 倪浩）
斯里兰卡正在发生什么
当前，斯里兰卡正遭遇自该国1948年独立以来的最严重经济危机。根据斯中央银行最新数据显示，美元兑换斯里兰卡卢比的汇率已突破1比300大关，该数据在3月初时为1比203，一个月跌幅超过32%。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斯里兰卡的官方货币斯里兰卡卢比“已跌至历史最低点，成为世界上表现最差的货币”。英国媒体称，斯里兰卡很有可能会在2022年破产。
生活在首都科伦坡的萨曼蒂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市场里的商品价格都在飞涨，大米、奶粉、汽油、瓦斯等等，但唯独工资没有涨”。
“所有的东西都变贵了，1公斤大米的价格在2019年只有不到100卢比，现在已经超过200卢比了，汽油价格也从137卢比涨到了254卢比。”萨曼蒂说。
萨曼蒂告诉记者，她的丈夫是科伦坡市警察局一名高级警察，“我丈夫的月薪在两年以前就是10万卢比（依照当时汇率约合人民币3000元），而现在仍然是10万卢比（现约合人民币2000元）”。萨曼蒂还说，长时间的停电让生活更加艰难，“我所居住的地区每天要停电几个小时，尤其是在晚上，我甚至没办法给我儿子做饭”。
《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到，由于外汇危机导致缺少美元用以支付燃油进口，数周以来，几乎每个加油站外从早到晚都排着长队。
“能花几个小时加到油已经谢天谢地了”，在科伦坡二区一家加油站外排队加油的司机黑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不确定什么时候能运来油，所以很多司机都不得不整天整夜地等在加油站外”。
为什么斯里兰卡可能最先倒下
旅游业是斯里兰卡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之一，《环球时报》记者10日电话连线从事旅游业的斯里兰卡青年兰吉特，他说：“2019年斯里兰卡恐怖袭击事件，对我们旅游行业冲击太大了，又加上疫情两年多的影响，真的苦不堪言，我失业至今，靠着打零工度日。”
斯里兰卡的旅游业自去年起正在缓慢复苏，但俄乌冲突使该国的旅游业雪上加霜。数据显示，今年初以来至俄乌冲突前约有30%的游客来自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和白俄罗斯，而冲突使得斯里兰卡失去这几个国家的游客来源，时至今日，仍有数千名来自乌克兰游客滞留该国。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导致全球油价上涨，也使斯需要花费更多的外汇用以进口燃油。
“有人认为俄乌冲突导致斯经济危机爆发，对此，我难以苟同。”斯里兰卡货币委员会成员、科伦坡大学经济学教授西里马尔·阿贝拉特内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认为疫情对旅游业的冲击等酿成经济危机，这其实也是一种误区。旅游业是斯经济中一个小的组成部分，而真正重要的部分是纺织和侨汇。然而，在疫情和债务等因素的叠加下，侨汇锐减加剧经济危机。2020年斯里兰卡海外侨汇收入达71亿美元，2021年降至54.9亿美元。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部主任、研究员钱峰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斯里兰卡作为发展中国家，外汇收入主要依靠服装出口、旅游业以及境外斯里兰卡人向国内的汇款。但疫情以来，三项外汇收入都出现明显萎缩，使得国家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钱峰解释说，斯里兰卡经济过于依赖旅游业，因为疫情原因，旅游业受重创，与此相关的航空、酒店、餐饮等服务业都出现下滑，致使斯里兰卡经济这两年每况愈下。斯里兰卡政府急于改革，大幅举债，导致债台高筑，可能成为疫情后“最先倒下”的经济体。
阿贝拉特内认为，典型的“双赤字经济体”（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是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斯外债高、贸易与经常性账户长期处于赤字状态，财政管理不善的问题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俄乌冲突的确加速了斯经济危机的爆发，但不是主因，因为这场危机迟早会来。
斯央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斯里兰卡官方外汇储备下降至17.24亿美元。同时，斯里兰卡今年将有大约70亿美元的债务到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斯里兰卡公共债务已经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其外汇储备不足以支付短期债务。
下一个是谁？
谈到斯里兰卡政府是否有良策度过眼前危机时，阿贝拉特内认为，形势不容乐观。有分析认为，斯里兰卡经济危机的成因，与其说是政策失误，或者是俄乌冲突波及，倒不如说是一曲劳动力输出国的悲歌。而这曲悲歌也许只是更多经济脆弱国家的序曲。
钱峰表示，南亚其他国家，如孟加拉国，利用本国丰富劳动力，大力发展服装加工，经济转型比较务实并卓有成效。再如巴基斯坦对于财政赤字控制得也比斯里兰卡要好。相比之下，斯里兰卡成了最先没有经受得起考验的国家。
“斯里兰卡经济问题的出现表明，全球产业链条上，最脆弱一环总是最先出现断裂”，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万喆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现在很难评估继斯里兰卡后谁又将倒下，但是斯里兰卡的问题对全球敲响警钟，外部风险不断聚集，风险敞口正慢慢打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本国经济薄弱、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会面临更大风险。（《环球时报》4月12日7版文章，环球时报驻斯里兰卡特约记者 艾岚卡 王一同 环球时报记者 倪浩）
【环时深度：事实胜于雄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美国和欧盟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不断加码，然而它们制裁的不光是俄罗斯，还波及了世界其他国家——随着俄乌军事冲突的持续，另一场危机——粮食危机，已在路上。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说，俄乌冲突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导致的粮食供给减少，或让多国陷入粮食危机。#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面临多重危机，现在本应是国际社会在俄乌之间劝和促谈、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之时，然而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媒体却再次利用危机兴风作浪，从中寻找抹黑中国的“兴奋点”。“中国已出现粮食短缺”“中国在全球市场疯狂囤粮”……它们炮制了一个又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环球时报》调查发现，虽然外部挑战严峻，但由于进行了周密且长远的部署，中国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14亿多人口不但能到点吃饭，而且越吃越好。各项数据都表明，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中国不仅“家底厚实”，还有宽阔的“护城河”。
“为打击俄罗斯，美国准备饿死全世界”
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之前，许多人或许并不了解，乌克兰其实是谷物、蔬菜、禽肉等食品的主要出口国，有着“欧洲粮仓”乃至“世界粮仓”的美誉。同样，俄罗斯也是小麦等农产品以及化肥的主要出口国。因此，俄乌持续的军事冲突引发了人们对多国是否面临饥饿风险的担忧。据媒体公开报道，目前俄乌两国黑海港口已经没有货物运输，乌克兰的粮食出口限制和俄罗斯遭到的大规模经济制裁正使全球供应链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
首当其冲的是小麦供应。俄乌两国都是重要的小麦出口国。《环球时报》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俄罗斯小麦约占全球供应量的17%，俄罗斯和乌克兰合计占全球小麦出口的近30%。此外，俄乌两国共占全球玉米供应量的17%、大麦的32%、葵花籽油的75%。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乌克兰出口的小麦和玉米中，40%运往中东和非洲国家。亚美尼亚、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和厄立特里亚，这些国家几乎所有的小麦都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此外，土耳其、埃及、孟加拉国和伊朗等国也有60%以上的小麦来自俄乌两国。多家媒体的报道显示，俄乌冲突恶化后，上述传统从乌克兰进口小麦和玉米的国家已不得不寻找新卖家。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3月17日警告称，中东和北非地区已经出现食品价格上涨，相关影响正在向更多脆弱国家扩散。
俄乌军事冲突还使乌克兰的农作物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联合国粮农组织3月29日发出警告，称该组织在对乌克兰19个州进行评估后认为，随着冲突的发展，乌克兰能否收获现有农作物、种植新作物或维持牲畜生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联合国粮农组织紧急情况和复原力办公室主任保尔森表示，冲突可能会严重扰乱乌克兰数以万计小农的生产。为支持更广泛的救济工作，联合国粮农组织已呼吁各方向乌克兰提供5000万美元资助，但目前只有10%的资金到位。
“灾难之上的灾难”——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比斯利3月29日向联合国安理会做简报时，曾这样形容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连锁反应，并认为世界正在面临二战以来最大的粮食不安全。比斯利警告称，萨赫勒地区、北非和中东地区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可能在今年6月和7月恶化，因为这些地区的小麦和其他主要粮食供应大部分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而6月和7月原本应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小麦等农作物收获的季节。
俄乌军事冲突导致粮食供应量下滑，而更糟的是，美国威胁制裁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化肥的消息传出后，全球化肥价格开启新一轮上涨，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不安全的风险。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估算，美国对俄白化肥的制裁措施，或将导致一些国家的粮食产量下降50%以上。
要知道，俄罗斯对全球化肥市场至关重要：俄罗斯化肥年产量超5000万吨，占全球化肥产量的13%。在出口方面，2021年，俄罗斯氮、磷、钾三种化肥的出口贸易值均位居世界前三，占比均在15%-20%，是国际市场重要的化肥供应方。
农业大国巴西对俄罗斯化肥的依赖度就非常高。巴西是全球咖啡、糖、大豆、玉米、棉花、小麦等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同时也是化肥的最大进口国，85%的化肥供应都来自进口，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合计占其进口总量的28%。《纽约时报》近期报道称，巴西近一半钾肥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现在只剩下3个月的库存。巴西全国大豆农民协会已指示成员在本季节减少使用钾肥，而巴西大豆的产量也可能因此减少。
“为打击俄罗斯，美国准备饿死全世界”，俄罗斯《观点报》曾这样形容华盛顿对莫斯科的制裁。话语虽然有些夸张，但现实却着实令人忧心。
外媒恶意炒作“中国粮食危机”
在全球粮食安全面对极大不稳定性的背景下，一些外媒也找到了抹黑、攻击中国的新角度。在炒作所谓中国“粮食危机”的过程中，最常见的论调是“中国的粮食供应危险了”“中国已出现粮食短缺”。名声比较臭的“美国之音”在3月的一篇报道中声称，虽然中国是粮食生产大国，但是除原本就有的耕地流失等“内忧”外，俄乌冲突的“外患”也将使中国“缺粮危机”雪上加霜。《华尔街日报》发文称，俄乌冲突引发中国“粮食不安全”。印度TFI Global新闻网写道：“在中国，没有人想当农民。土地正在变得有毒，（农业）回报率很低，使得农民很难成为可行的职业选择。此外，来自中国农村的人正在向城市中心迁移，以寻求更好的生活。”
“俄乌冲突的确推高了国际粮价，但这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影响是很小的，”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首先，从中国粮食的进口组成来看，大豆和小麦是中国进口的两种主要粮食作物，但这两种作物都大部分来自美国，而不是俄乌。
陕西一所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吃饭。
李国祥表示，其次，中国粮食主要还是依赖国内生产。“前些年确实有农民觉得种粮不赚钱，但这几年情况明显改善，现在是农民到处抢地种。比如东北的一些农民告诉我，他们现在种一亩玉米可以赚1700-1800元。”李国祥称，“美国之音”等外媒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外媒炒作中国粮食问题的第二大论调是，中国在全球“抢粮、囤粮，推高全球粮食价格”。《日本经济新闻》声称，为缓解“粮食危机”，中国大量进口并囤积粮食，甚至导致一些国家出现饥荒。还有外媒污蔑“中国像没有明天一样疯狂囤粮”。
《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对此进行了批驳。“中国其实并不缺少作为主粮的小麦，进口主要是为了调剂国内品种余缺，比如进口一些饲料用途的玉米和小麦，”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李刚华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粮食危机”，更没有“在全球疯狂囤粮”。
相反，中国专家认为，中国的进口不仅有助于促进国际市场的稳定，还有利于保证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华贸易逆差国家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美国等国家总是对中国的粮食进口有很多意见。当我们进口粮食比较多时，它们说中国面临‘粮食危机’；当我们减少进口时，它们又说我们是贸易保护主义。”李国祥表示，美国舆论这种“逢华必黑”的做法实在是“让人遗憾”。
为何外媒热衷于炒作中国的“粮食危机”？CNN此前的一篇报道或许能让人们一窥它们的真正用心。去年11月，CNN援引中国商务部鼓励民众储存一定数量生活必需品的通知报道称，中国“粮食危机”引发民众焦虑和对政府“不信任”。专家认为，外媒对所谓中国“粮食危机”的炒作，本质上还是“中国崩溃论”的又一版本。恰逢俄乌冲突，西方试图借此向中国施压，让中国的态度向西方希望的方向转变。此外，外媒炒作中国“粮食危机”，有助于转移民众对本国国内经济状况的不满。
手握多张“王牌”，中国能保证14亿多人不饿肚子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的粮食供应安全吗？客观的数据会给我们答案。“中国14亿多人口，每天一张嘴，就要消耗70万吨粮食、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在今年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为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算了这样一笔账。他介绍说，去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74公斤，今年达到483公斤，比去年增加9公斤，所以在总量的保障下，不管国际形势怎么变化，中国都有能力保证14亿多人每天到点开饭、不饿肚子。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粮食产量已连续七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供给总量充足，库存充实，中国14亿多人的粮食安全问题完全有切实保障。李国祥说，国际上对粮食的定义比较宽泛，国内对粮食的定义一开始主要包括大米和小麦等基本口粮，而现在玉米以及大豆等都被囊括在粮食的范围之内，这个范围还在不断扩大。
李国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粮食安全取决于供给，而供给主要由生产、库存和进口三者共同决定。截至2021年，中国粮食生产已实现连续18年丰产，尤其是2015年以来，粮食产量连续七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为中国的粮食安全提供了基本保障。“目前中国粮食库存规模大，足够安全。”清华大学国际生物经济中心主任王宏广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2021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超过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人均400公斤粮食安全线的21%，眼下俄乌冲突或增加中国粮食进口成本，但不可能动摇中国粮食安全以及“吃饱没问题”的基本格局。李国祥也赞同他的观点。根据历年的数据，中国人均粮食年消费量上限未超过300公斤，中国人“年年有余”的祈福早已成为现实。
除了持续稳定的供给，中国粮食库存也有“相当厚实的家底”，其中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品种占总库存的比例超过了70%。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小麦分析师孙恒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以小麦为例介绍说，中国小麦完全能够自给，虽然每年也会少量进口，但主要用于品种调剂，用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前中国小麦库存处于历史高位，可以满足国内一年以上消费需求。
玉米是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重要的饲料粮。去年，中国玉米进口出现大幅增长，但也是在这一年，玉米价格的上涨使得农民播种积极性得到提高——2021年，全国玉米播种面积达6.50亿亩，比上年增加3090万亩，增长5%，尤其是作为中国粮食安全“压舱石”的东北地区，单产提高明显。2021年，玉米产量为5451亿斤，比上年增加238亿斤，增长4.6%，再加上进口和库存，能够满足国内消费需求。
《华尔街日报》分析称，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把粮食安全放在首位，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粮食储备，并在2008年粮食价格危机后开始稳步建立国家战略储备。
中国粮食安全还有一个重要的基础支撑，那就是耕地。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是中国粮食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础支撑。唐仁健在两会期间强调，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关键是落实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夯实粮食生产物质基础。在耕地上，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
在进口方面，公开资料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的粮食进口没有受到影响。《华尔街日报》援引农业市场数据提供商AgFlow的数据称，2020年，中国购买的谷物和油菜籽比2019年增加26%。2021年，中国粮食进口量增长11%，并在今年1月和2月继续呈同比增长。
尽管国际形势复杂多变，2022年中国粮食安全仍然没有问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闻发言人秦玉云2月25日表示，2021年全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达到13657亿斤，比上年增加267亿斤。此外，2021年中国进口粮食1.65亿吨，第四季度超过3600万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将增加今年的市场供应。目前，我国粮食库存处于历史高位，保供稳价的物质基础非常扎实。秦玉云指出，中国能够确保“口粮绝对安全”。
3月5日在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唐仁健表示，在粮食总量的保障下，不管国际形势怎么变化，中国都有能力保证14亿多人民每天到点开饭，不饿肚子，而且饭碗能够越端越稳，也吃得越来越好。全文：https://t.cn/A66nQlGs（《环球时报》4月12日8版文章，作者 白云怡 倪 浩 沈维多 黄兰岚 林小艺）
面临多重危机，现在本应是国际社会在俄乌之间劝和促谈、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之时，然而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媒体却再次利用危机兴风作浪，从中寻找抹黑中国的“兴奋点”。“中国已出现粮食短缺”“中国在全球市场疯狂囤粮”……它们炮制了一个又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环球时报》调查发现，虽然外部挑战严峻，但由于进行了周密且长远的部署，中国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14亿多人口不但能到点吃饭，而且越吃越好。各项数据都表明，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中国不仅“家底厚实”，还有宽阔的“护城河”。
“为打击俄罗斯，美国准备饿死全世界”
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之前，许多人或许并不了解，乌克兰其实是谷物、蔬菜、禽肉等食品的主要出口国，有着“欧洲粮仓”乃至“世界粮仓”的美誉。同样，俄罗斯也是小麦等农产品以及化肥的主要出口国。因此，俄乌持续的军事冲突引发了人们对多国是否面临饥饿风险的担忧。据媒体公开报道，目前俄乌两国黑海港口已经没有货物运输，乌克兰的粮食出口限制和俄罗斯遭到的大规模经济制裁正使全球供应链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
首当其冲的是小麦供应。俄乌两国都是重要的小麦出口国。《环球时报》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俄罗斯小麦约占全球供应量的17%，俄罗斯和乌克兰合计占全球小麦出口的近30%。此外，俄乌两国共占全球玉米供应量的17%、大麦的32%、葵花籽油的75%。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乌克兰出口的小麦和玉米中，40%运往中东和非洲国家。亚美尼亚、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和厄立特里亚，这些国家几乎所有的小麦都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此外，土耳其、埃及、孟加拉国和伊朗等国也有60%以上的小麦来自俄乌两国。多家媒体的报道显示，俄乌冲突恶化后，上述传统从乌克兰进口小麦和玉米的国家已不得不寻找新卖家。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3月17日警告称，中东和北非地区已经出现食品价格上涨，相关影响正在向更多脆弱国家扩散。
俄乌军事冲突还使乌克兰的农作物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联合国粮农组织3月29日发出警告，称该组织在对乌克兰19个州进行评估后认为，随着冲突的发展，乌克兰能否收获现有农作物、种植新作物或维持牲畜生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联合国粮农组织紧急情况和复原力办公室主任保尔森表示，冲突可能会严重扰乱乌克兰数以万计小农的生产。为支持更广泛的救济工作，联合国粮农组织已呼吁各方向乌克兰提供5000万美元资助，但目前只有10%的资金到位。
“灾难之上的灾难”——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比斯利3月29日向联合国安理会做简报时，曾这样形容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连锁反应，并认为世界正在面临二战以来最大的粮食不安全。比斯利警告称，萨赫勒地区、北非和中东地区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可能在今年6月和7月恶化，因为这些地区的小麦和其他主要粮食供应大部分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而6月和7月原本应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小麦等农作物收获的季节。
俄乌军事冲突导致粮食供应量下滑，而更糟的是，美国威胁制裁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化肥的消息传出后，全球化肥价格开启新一轮上涨，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不安全的风险。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估算，美国对俄白化肥的制裁措施，或将导致一些国家的粮食产量下降50%以上。
要知道，俄罗斯对全球化肥市场至关重要：俄罗斯化肥年产量超5000万吨，占全球化肥产量的13%。在出口方面，2021年，俄罗斯氮、磷、钾三种化肥的出口贸易值均位居世界前三，占比均在15%-20%，是国际市场重要的化肥供应方。
农业大国巴西对俄罗斯化肥的依赖度就非常高。巴西是全球咖啡、糖、大豆、玉米、棉花、小麦等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同时也是化肥的最大进口国，85%的化肥供应都来自进口，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合计占其进口总量的28%。《纽约时报》近期报道称，巴西近一半钾肥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现在只剩下3个月的库存。巴西全国大豆农民协会已指示成员在本季节减少使用钾肥，而巴西大豆的产量也可能因此减少。
“为打击俄罗斯，美国准备饿死全世界”，俄罗斯《观点报》曾这样形容华盛顿对莫斯科的制裁。话语虽然有些夸张，但现实却着实令人忧心。
外媒恶意炒作“中国粮食危机”
在全球粮食安全面对极大不稳定性的背景下，一些外媒也找到了抹黑、攻击中国的新角度。在炒作所谓中国“粮食危机”的过程中，最常见的论调是“中国的粮食供应危险了”“中国已出现粮食短缺”。名声比较臭的“美国之音”在3月的一篇报道中声称，虽然中国是粮食生产大国，但是除原本就有的耕地流失等“内忧”外，俄乌冲突的“外患”也将使中国“缺粮危机”雪上加霜。《华尔街日报》发文称，俄乌冲突引发中国“粮食不安全”。印度TFI Global新闻网写道：“在中国，没有人想当农民。土地正在变得有毒，（农业）回报率很低，使得农民很难成为可行的职业选择。此外，来自中国农村的人正在向城市中心迁移，以寻求更好的生活。”
“俄乌冲突的确推高了国际粮价，但这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影响是很小的，”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首先，从中国粮食的进口组成来看，大豆和小麦是中国进口的两种主要粮食作物，但这两种作物都大部分来自美国，而不是俄乌。
陕西一所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吃饭。
李国祥表示，其次，中国粮食主要还是依赖国内生产。“前些年确实有农民觉得种粮不赚钱，但这几年情况明显改善，现在是农民到处抢地种。比如东北的一些农民告诉我，他们现在种一亩玉米可以赚1700-1800元。”李国祥称，“美国之音”等外媒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外媒炒作中国粮食问题的第二大论调是，中国在全球“抢粮、囤粮，推高全球粮食价格”。《日本经济新闻》声称，为缓解“粮食危机”，中国大量进口并囤积粮食，甚至导致一些国家出现饥荒。还有外媒污蔑“中国像没有明天一样疯狂囤粮”。
《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对此进行了批驳。“中国其实并不缺少作为主粮的小麦，进口主要是为了调剂国内品种余缺，比如进口一些饲料用途的玉米和小麦，”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李刚华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粮食危机”，更没有“在全球疯狂囤粮”。
相反，中国专家认为，中国的进口不仅有助于促进国际市场的稳定，还有利于保证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华贸易逆差国家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美国等国家总是对中国的粮食进口有很多意见。当我们进口粮食比较多时，它们说中国面临‘粮食危机’；当我们减少进口时，它们又说我们是贸易保护主义。”李国祥表示，美国舆论这种“逢华必黑”的做法实在是“让人遗憾”。
为何外媒热衷于炒作中国的“粮食危机”？CNN此前的一篇报道或许能让人们一窥它们的真正用心。去年11月，CNN援引中国商务部鼓励民众储存一定数量生活必需品的通知报道称，中国“粮食危机”引发民众焦虑和对政府“不信任”。专家认为，外媒对所谓中国“粮食危机”的炒作，本质上还是“中国崩溃论”的又一版本。恰逢俄乌冲突，西方试图借此向中国施压，让中国的态度向西方希望的方向转变。此外，外媒炒作中国“粮食危机”，有助于转移民众对本国国内经济状况的不满。
手握多张“王牌”，中国能保证14亿多人不饿肚子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的粮食供应安全吗？客观的数据会给我们答案。“中国14亿多人口，每天一张嘴，就要消耗70万吨粮食、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在今年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为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算了这样一笔账。他介绍说，去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74公斤，今年达到483公斤，比去年增加9公斤，所以在总量的保障下，不管国际形势怎么变化，中国都有能力保证14亿多人每天到点开饭、不饿肚子。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粮食产量已连续七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供给总量充足，库存充实，中国14亿多人的粮食安全问题完全有切实保障。李国祥说，国际上对粮食的定义比较宽泛，国内对粮食的定义一开始主要包括大米和小麦等基本口粮，而现在玉米以及大豆等都被囊括在粮食的范围之内，这个范围还在不断扩大。
李国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粮食安全取决于供给，而供给主要由生产、库存和进口三者共同决定。截至2021年，中国粮食生产已实现连续18年丰产，尤其是2015年以来，粮食产量连续七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为中国的粮食安全提供了基本保障。“目前中国粮食库存规模大，足够安全。”清华大学国际生物经济中心主任王宏广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2021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超过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人均400公斤粮食安全线的21%，眼下俄乌冲突或增加中国粮食进口成本，但不可能动摇中国粮食安全以及“吃饱没问题”的基本格局。李国祥也赞同他的观点。根据历年的数据，中国人均粮食年消费量上限未超过300公斤，中国人“年年有余”的祈福早已成为现实。
除了持续稳定的供给，中国粮食库存也有“相当厚实的家底”，其中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品种占总库存的比例超过了70%。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小麦分析师孙恒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以小麦为例介绍说，中国小麦完全能够自给，虽然每年也会少量进口，但主要用于品种调剂，用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前中国小麦库存处于历史高位，可以满足国内一年以上消费需求。
玉米是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重要的饲料粮。去年，中国玉米进口出现大幅增长，但也是在这一年，玉米价格的上涨使得农民播种积极性得到提高——2021年，全国玉米播种面积达6.50亿亩，比上年增加3090万亩，增长5%，尤其是作为中国粮食安全“压舱石”的东北地区，单产提高明显。2021年，玉米产量为5451亿斤，比上年增加238亿斤，增长4.6%，再加上进口和库存，能够满足国内消费需求。
《华尔街日报》分析称，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把粮食安全放在首位，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粮食储备，并在2008年粮食价格危机后开始稳步建立国家战略储备。
中国粮食安全还有一个重要的基础支撑，那就是耕地。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是中国粮食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础支撑。唐仁健在两会期间强调，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关键是落实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夯实粮食生产物质基础。在耕地上，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
在进口方面，公开资料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的粮食进口没有受到影响。《华尔街日报》援引农业市场数据提供商AgFlow的数据称，2020年，中国购买的谷物和油菜籽比2019年增加26%。2021年，中国粮食进口量增长11%，并在今年1月和2月继续呈同比增长。
尽管国际形势复杂多变，2022年中国粮食安全仍然没有问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闻发言人秦玉云2月25日表示，2021年全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达到13657亿斤，比上年增加267亿斤。此外，2021年中国进口粮食1.65亿吨，第四季度超过3600万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将增加今年的市场供应。目前，我国粮食库存处于历史高位，保供稳价的物质基础非常扎实。秦玉云指出，中国能够确保“口粮绝对安全”。
3月5日在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唐仁健表示，在粮食总量的保障下，不管国际形势怎么变化，中国都有能力保证14亿多人民每天到点开饭，不饿肚子，而且饭碗能够越端越稳，也吃得越来越好。全文：https://t.cn/A66nQlGs（《环球时报》4月12日8版文章，作者 白云怡 倪 浩 沈维多 黄兰岚 林小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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