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兴华 | 书法创作就是前识意图与形式理念的统一
书法归根到底是给人看的
书法是视觉艺术，归根到底是给人看的，说狂话有什么用？作品是硬道理。“百年之想”是虚幻的。百年后人会不会想你，不取决于你想不想，而取决于你的作品能不能进入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化所造成的特定视阈，这种时代文化你无法预知，更无法掌握，因此所谓的“百年之想”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但是它有积极作用，可以让我们对当下创作怀抱一种敬畏的心情、认真的态度和勤勉的作风，我想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当要有一点“百年之想”。
书法的形式构成
我在《形势衍》一书中说：“书法就是线条对空间的分割”，这个观点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分割的结果，讲空间造型与关系，要求‘致广大’，追求宏观效果，使作品具有撼人的气势；二是分割的手段，讲线条本身的质量，要求‘尽精微’，追求微观细节，使作品具有耐人琢磨的韵味。空间与线条并重，片面追求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都会损害书法艺术的魅力。因此，我在创作时力求广大与精微兼顾。然而在写文章时，强调形式构成，线质方面谈的比较少。原因是我觉得关于线质古人讲得很多，“卑之无甚高论”，充其量只能作系统化的整理，如我在《书法技法新论》的笔法章和点画章中所做的那样。关于形式构成古人极少论述，而它恰恰是当代书法发展所面临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当大谈特谈。
这种迫切性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古代书法是文本式的，注重阅读，因此强调点画和结体的表现。现代书法是图式的，注重观看，因此特别强调章法，强调形式构成。第二，书法艺术的发展是内因与外因合力作用的结果，外力的推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书写工具和展示空间。受书写工具变化的推动，书法内部应变的次序为从点画到结体再到章法，点画因为与书写工具的关系最密切而变得最重要；受展示空间变化的推动，书法内部应变的次序为从章法到结体再到点画，章法因为与展示空间的关系最密切而变得最重要。
古代书法发展的外力影响主要来自书写工具，汉代蔡邕说：“唯笔软则奇怪生焉”，毛笔的改进促进了字体书风的变化发展，从秦汉到今天，两千多年来，毛笔的性能已被充分开发，各种表现都趋于极致，当代书法家要想精微很难超越神龙《兰亭》，要想浑厚很难超越邓石如，要想跌宕很难超越米芾，要想雅致很难超越董其昌……无论想要追求什么，都会有一座高峰矗立在前，这意味着借助书写工具来促进书法艺术发展的路已经走到头了。然而从展示空间来看，由于当代建筑式样和装潢风格的改变，今天书法的展示空间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大不相同，书法作品如果不在幅式、章法、结体、点画乃至装裱上做一番改变，就很难进入现代的展示空间，与其协调，并且相映成辉。而作品要与展示空间相结合，最重要的就是章法，就是形式构成。
先讲形式。在艺术上，人们一般都将作品所表现的情感称为内容，而将表现情感的方法称为形式。具体说，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有点画结体和章法三个层次，再具体来说，就是点画的粗细方圆、轻重快慢；结体的正侧大小、收放开合；章法的疏密虚实、离合断续等等，它们都是以对比关系的方式出现的，点画结体和章法所包含的各种对比关系很多，远不止这些，如果加以归并的话，可以概括为形和势两大类型。形即空间的状态和位置，如粗细方圆、大小正侧、疏密虚实等等；势即时间的运动和速度，如轻重快慢、离合断续等等。因此汉代蔡邕在《九势》中说：“夫书肇自然，自然既出，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焉”。他所说的自然，就是书法艺术所要表现的内容，包括我们所说的情感，他所说的阴阳就是各种各样的对比关系，所说的形势就是对比关系的高度概括，书法艺术是通过各种形和势的变化来表现情感内容的。
再说构成。书法作品中的点画结体和章法都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整体，另一方面又是局部。点画既是起笔行笔和收笔的组合，是整体，同时又是结体的局部。结体既是各种点画的组合，是个整体，同时又是章法的局部。章法既是作品中所有造型元素的组合，是个整体，同时又是展示空间的局部。
点画结体和章法的双重性格决定了双重的表现要求。当它们作为相对独立的整体时，各种组合元素的处理要完整、平衡和统一，要表现出一定的审美价值，当它们作为局部时，各种组合元素的处理要不完整、不平衡和不统一，以开放的姿态与其他局部相组合，在组合中1+1>2，产生新的审美价值。
整体和局部各有各的审美价值，书法创作应当两者兼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不能二视而明”，人们常常会在兼顾的基础上有所偏重，比较来说，传统书法偏重于将每个层次都当作相对独立的整体，强调它们本身的审美价值，结果使得宋代以后的形式研究越来越往精细方向发展，以楷书的点画形式来说，晋唐时代只有八种，欧阳询称为《八诀》，到元代陈绎曾的《翰林要诀》变为三十六种；就楷书的结体来说，唐代欧阳询有《三十六法》，明代李淳发展为《大字结构八十四法》，到清代黄自元又进一步细化为九十二法。所有这些研究都就事论事，就点画论点画，就结体论结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使得书法创作在技法表现上，一方面越来越细腻，另一方面却因为忽视了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关系，琐碎呆板，没有整体感，缺乏生气，走到极端，便堕落到馆阁体的魔障里去了。当代书法家看到这种毛病，认识到它的危险性，因此主张要在关注局部之美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局部与局部之间的组合关系之美，这种局部与局部的组合，用一个现代的词来表示，那就是构成。构成就是组合，组合就是构成。
总而言之，形式构成的创作注重两个方面，一是形式，任何情感都必须通过点画结体和章法中的各种对比关系来表现，因此特别强调对比关系，认为作品中对比关系越多，作品的内涵就越丰富，作品中对比关系的反差越大，作品的视觉效果就越强烈。二是构成，在兼顾点画结体和章法的局部之美的基础上，特别强调点画与点画、结体与结体、章法与展示空间之间的组合关系之美。努力把点画放到结体中去表现，把结体放到章法中去表现，把章法放在展示环境中去表现，让它们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组合中通过变形，表现出更大的审美价值。
用笔和线质的两点体会
其实在创作上我是非常注重用笔和线质的，只是在表述时因为上面两个原因而讲得少了，以后我要注意，不要讲得太偏。说改就改，现在马上就纠正一下，讲讲我对用笔和线质的两点体会：第一，线质要好无非两个方面，一是粗细方圆，造型丰富，二是轻重快慢，节奏鲜明。而无论粗细方圆还是轻重快慢都是一种对比的存在，对比双方都不能单独产生意义，只有被纳入到一个系统之内，通过有机组合，建立起对立统一关系，才能相得益彰，显示出各自的美感，而这种系统的组合形式就是笔法。
笔法的要义是将点画的书写分成起笔、行笔和收笔三个部分，让运笔走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提按顿挫，在造型上产生粗细方圆的变化，通过轻重快慢，在节奏上产生抑扬起伏的变化，最后通过造型与节奏的组合，使点画成为一个整体，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点画有没有笔法意识，造型与节奏的表现是不是丰富而且细腻，这是写好点画的根本前提。第二，线质要好还必须避免偃卧，笔锋受压后打开，一进入行笔，就会偏向与运动方向相反的一边，使笔肚接触纸面。笔按得越重，笔肚接触纸面越多，笔锋的偏侧就越大，这种偏侧便是偃卧。它使书写的沉着之力因为笔锋的偏侧而转移为与纸面平行的力量，不能力透纸背，入木三分；而且，笔肚擦过纸面，墨色扁薄飘浮，没有注入感。因此为了在中段行笔时避免偃卧，董其昌说：“发笔处便要提得笔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传之语”。意思是尽量提起笔，让笔尖在纸上行走，以此保证中锋，这是帖学的中段行笔方法。包世臣《艺舟双楫》说：“盖笔向左迤后稍偃，是笔尖着纸即逆，而毫不得不平铺纸上矣。石工镌字，画右行者，其錞必向左，验而实之，则纸犹石也，笔犹钻也，指犹锤也。……锋既着纸，即宜转换，于画下行者，管转向上；画上行者，管转向下；画左行者，管转向右。”主张将笔管朝笔画运行的相反方向倾斜，抬起笔肚，让笔尖受压后强力反弹，紧紧咬住纸面逆行，保证写出苍茫浑厚的点画，这是碑学的中段行笔方法。
帖学和碑学的行笔方法不同，表现效果大相径庭，但是殊途同归，都避免了行笔过程中笔锋偃卧的毛病。帖学提笔运行的效果是清挺遒劲，适宜于写小字；碑学逆顶运行的效果是浑厚苍茫，适宜于写大字。理解和掌握这两种方法，创作时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应变，点画的粗与细、快与慢，力度和速度的变化，轻松与沉郁的表现，全在于这两种方法的灵活使用。
这两种用笔方法太重要了，现在有许多人写字只求痛快，不讲笔法，起笔、行笔和收笔没有变化，点画苍白空洞，尤其是不知道如何避免偃卧，运笔像拖地板一样，点画扁薄轻浮，这些运笔都被董其昌斥之为“信笔”。
我的创作方法
我就谈谈自己的创作方法，它到底是出于脑还是出于心，你去分析分析看。我认为：书法创作就是前识意图与形式理念的统一。
所谓前识意图，顾名思义就是在创作之前，对作品的一种意象性预构，它是不明确的，如老子说的：“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精”，因此称为“前识”。而且作为一种意象，它具有强烈的表现冲动，因此称为意图。前识意图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审美趣味和生活状态等等，是作者生命的表现。
所谓形式理念，是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在高度概括以后，抽绎出来的最高原则。书法的表现形式是点画结体的造型及其对比组合，具体来说，就是用笔的轻重快慢，点画的粗细方圆，结体的大小正侧，章法的疏密虚实，用墨的枯湿浓淡等，这些对比组合变化无穷，其最高原则就是四个字“以他平他”，不断地以不同的造型元素与前面的造型元素相联接，让它们相反相成，相映成辉，组成和谐的整体关系并生生不息地展开下去，这是作品生命的表现。
前识意图是作者情绪在受到某种刺激之后引起的反应，不同刺激，不同反应，造成不同的前识意图。形式理念是“以他平他”，前面的点画写得粗了、细了，后面的点画就要写得细些、粗些......前面字写正了，后面字就写得斜些；右边字写大了，左边字就写得小些；前面一行右倾了，后面一行就往左斜一些。至于怎么粗怎么细，怎么正怎么斜，怎么大怎么小，会激发出作者在平时训练中所储备的各种技法规范，王羲之的，颜真卿的，苏黄米蔡的等等，全部变成各种具体情况下的具体运用。
二是轮换做主的原则。在创作过程中，落笔的时候，线条是粗是细？是长是短？结体是方是圆？上下字是连续的还是间断的……所有表现都以前识意图为主，由前识意图定下作品的风格基调。开了头以后，形式理念逐渐显现，影响越来越大，到一件作品快要完成的时候，怎么写已经完全被形式理念所规定了，前面疏了，后面必须要密一点；前面轻了，后面必须重一点……你别无选择，只能够跟着形式理念走。尤其是落款，写在什么地方，是穷款还是长款，你不要再顾及什么前识意图，必须老老实实地根据形式理念去“以他平他”，求得通篇关系的完整与和谐。这种轮换原则古人也讲过，但不明确。王铎说，一个字中，前面的笔画好写，最后一笔难写。为什么？就是因为前面几笔根据前识意图，你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最后一笔要调整关系，必须符合“以他平他”的形式理念，落在什么地方，粗一点还是细一点，干一些还是湿一些，实际上都是被规定的，你要发现这种规定，并且把它表现出来，所以难写。书法创作的过程，前面以前识意图为主，后面以形式理念为主，这个道理与写文章一样。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未破题前，文章由我，既破题后，我由文章”。八股文讲起承转合，“起”就是破题，破题的时候，文章怎么写，以我为主，好比书法中的以前识意图为主。“起”了之后，破题了，观点亮出来了，后面怎么承，怎么转，怎么合，就由不得你了，你必须跟着文章本身的逻辑走，好比书法中跟着形式理念走。只有这样，书法创作才能将作者的生命与作品的生命融为一体，既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又符合传统文化的精神。
书法归根到底是给人看的
书法是视觉艺术，归根到底是给人看的，说狂话有什么用？作品是硬道理。“百年之想”是虚幻的。百年后人会不会想你，不取决于你想不想，而取决于你的作品能不能进入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化所造成的特定视阈，这种时代文化你无法预知，更无法掌握，因此所谓的“百年之想”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但是它有积极作用，可以让我们对当下创作怀抱一种敬畏的心情、认真的态度和勤勉的作风，我想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当要有一点“百年之想”。
书法的形式构成
我在《形势衍》一书中说：“书法就是线条对空间的分割”，这个观点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分割的结果，讲空间造型与关系，要求‘致广大’，追求宏观效果，使作品具有撼人的气势；二是分割的手段，讲线条本身的质量，要求‘尽精微’，追求微观细节，使作品具有耐人琢磨的韵味。空间与线条并重，片面追求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都会损害书法艺术的魅力。因此，我在创作时力求广大与精微兼顾。然而在写文章时，强调形式构成，线质方面谈的比较少。原因是我觉得关于线质古人讲得很多，“卑之无甚高论”，充其量只能作系统化的整理，如我在《书法技法新论》的笔法章和点画章中所做的那样。关于形式构成古人极少论述，而它恰恰是当代书法发展所面临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当大谈特谈。
这种迫切性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古代书法是文本式的，注重阅读，因此强调点画和结体的表现。现代书法是图式的，注重观看，因此特别强调章法，强调形式构成。第二，书法艺术的发展是内因与外因合力作用的结果，外力的推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书写工具和展示空间。受书写工具变化的推动，书法内部应变的次序为从点画到结体再到章法，点画因为与书写工具的关系最密切而变得最重要；受展示空间变化的推动，书法内部应变的次序为从章法到结体再到点画，章法因为与展示空间的关系最密切而变得最重要。
古代书法发展的外力影响主要来自书写工具，汉代蔡邕说：“唯笔软则奇怪生焉”，毛笔的改进促进了字体书风的变化发展，从秦汉到今天，两千多年来，毛笔的性能已被充分开发，各种表现都趋于极致，当代书法家要想精微很难超越神龙《兰亭》，要想浑厚很难超越邓石如，要想跌宕很难超越米芾，要想雅致很难超越董其昌……无论想要追求什么，都会有一座高峰矗立在前，这意味着借助书写工具来促进书法艺术发展的路已经走到头了。然而从展示空间来看，由于当代建筑式样和装潢风格的改变，今天书法的展示空间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大不相同，书法作品如果不在幅式、章法、结体、点画乃至装裱上做一番改变，就很难进入现代的展示空间，与其协调，并且相映成辉。而作品要与展示空间相结合，最重要的就是章法，就是形式构成。
先讲形式。在艺术上，人们一般都将作品所表现的情感称为内容，而将表现情感的方法称为形式。具体说，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有点画结体和章法三个层次，再具体来说，就是点画的粗细方圆、轻重快慢；结体的正侧大小、收放开合；章法的疏密虚实、离合断续等等，它们都是以对比关系的方式出现的，点画结体和章法所包含的各种对比关系很多，远不止这些，如果加以归并的话，可以概括为形和势两大类型。形即空间的状态和位置，如粗细方圆、大小正侧、疏密虚实等等；势即时间的运动和速度，如轻重快慢、离合断续等等。因此汉代蔡邕在《九势》中说：“夫书肇自然，自然既出，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焉”。他所说的自然，就是书法艺术所要表现的内容，包括我们所说的情感，他所说的阴阳就是各种各样的对比关系，所说的形势就是对比关系的高度概括，书法艺术是通过各种形和势的变化来表现情感内容的。
再说构成。书法作品中的点画结体和章法都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整体，另一方面又是局部。点画既是起笔行笔和收笔的组合，是整体，同时又是结体的局部。结体既是各种点画的组合，是个整体，同时又是章法的局部。章法既是作品中所有造型元素的组合，是个整体，同时又是展示空间的局部。
点画结体和章法的双重性格决定了双重的表现要求。当它们作为相对独立的整体时，各种组合元素的处理要完整、平衡和统一，要表现出一定的审美价值，当它们作为局部时，各种组合元素的处理要不完整、不平衡和不统一，以开放的姿态与其他局部相组合，在组合中1+1>2，产生新的审美价值。
整体和局部各有各的审美价值，书法创作应当两者兼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不能二视而明”，人们常常会在兼顾的基础上有所偏重，比较来说，传统书法偏重于将每个层次都当作相对独立的整体，强调它们本身的审美价值，结果使得宋代以后的形式研究越来越往精细方向发展，以楷书的点画形式来说，晋唐时代只有八种，欧阳询称为《八诀》，到元代陈绎曾的《翰林要诀》变为三十六种；就楷书的结体来说，唐代欧阳询有《三十六法》，明代李淳发展为《大字结构八十四法》，到清代黄自元又进一步细化为九十二法。所有这些研究都就事论事，就点画论点画，就结体论结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使得书法创作在技法表现上，一方面越来越细腻，另一方面却因为忽视了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关系，琐碎呆板，没有整体感，缺乏生气，走到极端，便堕落到馆阁体的魔障里去了。当代书法家看到这种毛病，认识到它的危险性，因此主张要在关注局部之美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局部与局部之间的组合关系之美，这种局部与局部的组合，用一个现代的词来表示，那就是构成。构成就是组合，组合就是构成。
总而言之，形式构成的创作注重两个方面，一是形式，任何情感都必须通过点画结体和章法中的各种对比关系来表现，因此特别强调对比关系，认为作品中对比关系越多，作品的内涵就越丰富，作品中对比关系的反差越大，作品的视觉效果就越强烈。二是构成，在兼顾点画结体和章法的局部之美的基础上，特别强调点画与点画、结体与结体、章法与展示空间之间的组合关系之美。努力把点画放到结体中去表现，把结体放到章法中去表现，把章法放在展示环境中去表现，让它们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组合中通过变形，表现出更大的审美价值。
用笔和线质的两点体会
其实在创作上我是非常注重用笔和线质的，只是在表述时因为上面两个原因而讲得少了，以后我要注意，不要讲得太偏。说改就改，现在马上就纠正一下，讲讲我对用笔和线质的两点体会：第一，线质要好无非两个方面，一是粗细方圆，造型丰富，二是轻重快慢，节奏鲜明。而无论粗细方圆还是轻重快慢都是一种对比的存在，对比双方都不能单独产生意义，只有被纳入到一个系统之内，通过有机组合，建立起对立统一关系，才能相得益彰，显示出各自的美感，而这种系统的组合形式就是笔法。
笔法的要义是将点画的书写分成起笔、行笔和收笔三个部分，让运笔走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提按顿挫，在造型上产生粗细方圆的变化，通过轻重快慢，在节奏上产生抑扬起伏的变化，最后通过造型与节奏的组合，使点画成为一个整体，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点画有没有笔法意识，造型与节奏的表现是不是丰富而且细腻，这是写好点画的根本前提。第二，线质要好还必须避免偃卧，笔锋受压后打开，一进入行笔，就会偏向与运动方向相反的一边，使笔肚接触纸面。笔按得越重，笔肚接触纸面越多，笔锋的偏侧就越大，这种偏侧便是偃卧。它使书写的沉着之力因为笔锋的偏侧而转移为与纸面平行的力量，不能力透纸背，入木三分；而且，笔肚擦过纸面，墨色扁薄飘浮，没有注入感。因此为了在中段行笔时避免偃卧，董其昌说：“发笔处便要提得笔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传之语”。意思是尽量提起笔，让笔尖在纸上行走，以此保证中锋，这是帖学的中段行笔方法。包世臣《艺舟双楫》说：“盖笔向左迤后稍偃，是笔尖着纸即逆，而毫不得不平铺纸上矣。石工镌字，画右行者，其錞必向左，验而实之，则纸犹石也，笔犹钻也，指犹锤也。……锋既着纸，即宜转换，于画下行者，管转向上；画上行者，管转向下；画左行者，管转向右。”主张将笔管朝笔画运行的相反方向倾斜，抬起笔肚，让笔尖受压后强力反弹，紧紧咬住纸面逆行，保证写出苍茫浑厚的点画，这是碑学的中段行笔方法。
帖学和碑学的行笔方法不同，表现效果大相径庭，但是殊途同归，都避免了行笔过程中笔锋偃卧的毛病。帖学提笔运行的效果是清挺遒劲，适宜于写小字；碑学逆顶运行的效果是浑厚苍茫，适宜于写大字。理解和掌握这两种方法，创作时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应变，点画的粗与细、快与慢，力度和速度的变化，轻松与沉郁的表现，全在于这两种方法的灵活使用。
这两种用笔方法太重要了，现在有许多人写字只求痛快，不讲笔法，起笔、行笔和收笔没有变化，点画苍白空洞，尤其是不知道如何避免偃卧，运笔像拖地板一样，点画扁薄轻浮，这些运笔都被董其昌斥之为“信笔”。
我的创作方法
我就谈谈自己的创作方法，它到底是出于脑还是出于心，你去分析分析看。我认为：书法创作就是前识意图与形式理念的统一。
所谓前识意图，顾名思义就是在创作之前，对作品的一种意象性预构，它是不明确的，如老子说的：“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精”，因此称为“前识”。而且作为一种意象，它具有强烈的表现冲动，因此称为意图。前识意图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审美趣味和生活状态等等，是作者生命的表现。
所谓形式理念，是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在高度概括以后，抽绎出来的最高原则。书法的表现形式是点画结体的造型及其对比组合，具体来说，就是用笔的轻重快慢，点画的粗细方圆，结体的大小正侧，章法的疏密虚实，用墨的枯湿浓淡等，这些对比组合变化无穷，其最高原则就是四个字“以他平他”，不断地以不同的造型元素与前面的造型元素相联接，让它们相反相成，相映成辉，组成和谐的整体关系并生生不息地展开下去，这是作品生命的表现。
前识意图是作者情绪在受到某种刺激之后引起的反应，不同刺激，不同反应，造成不同的前识意图。形式理念是“以他平他”，前面的点画写得粗了、细了，后面的点画就要写得细些、粗些......前面字写正了，后面字就写得斜些；右边字写大了，左边字就写得小些；前面一行右倾了，后面一行就往左斜一些。至于怎么粗怎么细，怎么正怎么斜，怎么大怎么小，会激发出作者在平时训练中所储备的各种技法规范，王羲之的，颜真卿的，苏黄米蔡的等等，全部变成各种具体情况下的具体运用。
二是轮换做主的原则。在创作过程中，落笔的时候，线条是粗是细？是长是短？结体是方是圆？上下字是连续的还是间断的……所有表现都以前识意图为主，由前识意图定下作品的风格基调。开了头以后，形式理念逐渐显现，影响越来越大，到一件作品快要完成的时候，怎么写已经完全被形式理念所规定了，前面疏了，后面必须要密一点；前面轻了，后面必须重一点……你别无选择，只能够跟着形式理念走。尤其是落款，写在什么地方，是穷款还是长款，你不要再顾及什么前识意图，必须老老实实地根据形式理念去“以他平他”，求得通篇关系的完整与和谐。这种轮换原则古人也讲过，但不明确。王铎说，一个字中，前面的笔画好写，最后一笔难写。为什么？就是因为前面几笔根据前识意图，你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最后一笔要调整关系，必须符合“以他平他”的形式理念，落在什么地方，粗一点还是细一点，干一些还是湿一些，实际上都是被规定的，你要发现这种规定，并且把它表现出来，所以难写。书法创作的过程，前面以前识意图为主，后面以形式理念为主，这个道理与写文章一样。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未破题前，文章由我，既破题后，我由文章”。八股文讲起承转合，“起”就是破题，破题的时候，文章怎么写，以我为主，好比书法中的以前识意图为主。“起”了之后，破题了，观点亮出来了，后面怎么承，怎么转，怎么合，就由不得你了，你必须跟着文章本身的逻辑走，好比书法中跟着形式理念走。只有这样，书法创作才能将作者的生命与作品的生命融为一体，既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又符合传统文化的精神。
#文物有话说# 在民族文化宫主楼东二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之“民族瑰宝——民族文化宫馆藏文物精品展”中，展出了一部形制特殊的《龙藏》，此部是乾隆三年首次印刷的100部之一。
一、 汉文大藏经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经典经过历代的翻译、流通，数量日益增多，最后汇集、编纂成“藏”，卷帙浩繁。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也互不相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书写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是清代官刻的汉文版大藏经。自宋朝开始，即开始出现官刻版大藏经。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始刻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全部刻成。因始刻于北宋开宝时，后世遂称为《开宝藏》。这一版因为刻在益州（四川成都），所以也通称为“蜀版”。又因它是朝廷所刻，也称做“北宋官版”，是后续宋代闽浙私刻和辽刻、金刻以及高丽所刻各版大藏共同依据的祖本，《开宝藏》被称为汉文大藏经的祖本。《开宝藏》首创了以“千字文”为顺序的目录体系，之后我国数种大型类书的编目都沿用了这个目录体系。
二、 何谓之《龙藏》
《龙藏》亦称《清藏》或《乾隆大藏经》，为清代最后一部官刻汉文大藏经。更难能可贵的是，《龙藏》经版至今保存，成为我国唯一一部刷印经版尚存的大藏经。有关《龙藏》名称的来历说法不一，主要有三：一是该汉文大藏经由皇帝敕令雕刻，所以称之《龙藏》；二是认为该经页边栏饰以龙纹而称之《龙藏》；三是认为它是《乾隆大藏经》的简称，因《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刊刻完成并印刷，而“隆”、“龙”谐音，乾隆皇帝乃真龙天子，所以僧俗尊称为《龙藏》。
三、为何要雕刻《龙藏》
清初帝王，笃信佛教，大清定鼎中原，汉满蒙藏民众皆信奉佛教，四体同文，方显国力之盛，《大藏经》成为各民族和平共处、维护社会稳定、巩固阶级统治的最好媒介之一。在已有各版本汉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及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之后，雍正帝仍敕修此部大藏经，其初衷是为了弘扬佛法，以此加强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凝聚力，增进各民族团结，让社会更稳定。同时想要纠正前朝大藏经之错讹，让这部汉文大藏经成为中国历代大藏经中的权威。
《龙藏》始刻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年），是我国历代官刻大藏经极为重要的一部。全藏共计5600多万字，共收录经、律、论、杂著等1669部，7168卷。该藏是在明朝《永乐北藏》基础上编校而成的，全藏共分正藏和续藏两类，以千字文编号，正藏从“天”至“漆”，续藏从“书”至“机”。
四、《龙藏》到底有多珍贵
《龙藏》卷帙浩繁，是一部规模空前的佛典巨著，其编刊工程浩大，旷日持久。雍正帝敕命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主持编修，负责其事的官员、学者、高僧等达60余人，监造人员80余人，还募集刻字、刷印和装帧等优秀工匠860余人，其中仅刻字工匠即向全国征用了近700人。
因当时北京城中刻字匠人严重不足，庄亲王上奏乾隆帝，建议：集全国良匠赴京，刊刻《龙藏》。此重任交给江南三大织造在南方招揽大量精工良匠赴京，这才让人力亏空问题得以解决。这部大藏经乃是举全国之力，集各族工匠智慧于一体的产物，其特别珍贵，在刊刻过程中，南北方的工匠技艺和文化有了很好的交流与促进。
《龙藏》全藏字体秀丽，镌刻精湛，如出一人；佛像等图版以白描手法绘刻，庄严而不失生动，历时近6年方才完成。为了传承久远，《龙藏》在经版选材上非常考究，也极为耗时耗力和耗财。经版要求选取梨木，选取的梨木又必须是整块优质梨木板，《龙藏》经板近8万块，数量巨大，虽然当时直隶、山东等地产梨木，但如此精挑细选，时近一年才采得1万块。近8万块经版，仅采办经版和雕刻经版就花费白银8万多两。经版重约400吨，这些经版相连可达120华里（60公里），能绕北京二环路两圈半。《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首次刷印了100部，颁赐给全国各地的各大寺院。从乾隆四年(1739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将近200年一共印了不过137部，加上各地请印的总数不超过150部。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所藏《龙藏》从它未装订的特质来看，应该是乾隆三年首次刷印的100部之一。经过200多年的历史，这100部《龙藏》现在所剩无几，无论是装订的和未装订的都已属罕见，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这部《龙藏》尤显珍贵。
现在图书馆珍藏有《龙藏》两部，一部为经折装的《龙藏》，另一部就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珍稀的、装帧形式特殊的《龙藏》。《龙藏》存世量稀少，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龙藏》为幸存的珍贵版本。其按千字文排序，用特制黄缎锦盒保存，现存637盒6060卷。著名佛经研究专家李际宁在他所著《佛经版本》一书中写到：“《龙藏》国内外都有收藏，以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一部为罕见。一般单位的收藏品都装帧成经折装式，而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是按卷次卷成一卷，没有经过装潢，所有印张按照次序卷起来，外面用经签封口。这是因为当初印刷以后，为了便于运输，故未装帧成册。由此可以知道，印刷经卷与装帧经卷是在不同地方进行的”。
结束语
民族文化宫图书馆馆藏《龙藏》体量巨大，保存相对完好，有着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版本鉴赏价值。不论是前期筹备，还是采办经版、经版雕刻、刷印藏经、经版保存等，《龙藏》都凝聚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不仅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伟大历史巨著，更是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一、 汉文大藏经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经典经过历代的翻译、流通，数量日益增多，最后汇集、编纂成“藏”，卷帙浩繁。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也互不相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书写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是清代官刻的汉文版大藏经。自宋朝开始，即开始出现官刻版大藏经。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始刻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全部刻成。因始刻于北宋开宝时，后世遂称为《开宝藏》。这一版因为刻在益州（四川成都），所以也通称为“蜀版”。又因它是朝廷所刻，也称做“北宋官版”，是后续宋代闽浙私刻和辽刻、金刻以及高丽所刻各版大藏共同依据的祖本，《开宝藏》被称为汉文大藏经的祖本。《开宝藏》首创了以“千字文”为顺序的目录体系，之后我国数种大型类书的编目都沿用了这个目录体系。
二、 何谓之《龙藏》
《龙藏》亦称《清藏》或《乾隆大藏经》，为清代最后一部官刻汉文大藏经。更难能可贵的是，《龙藏》经版至今保存，成为我国唯一一部刷印经版尚存的大藏经。有关《龙藏》名称的来历说法不一，主要有三：一是该汉文大藏经由皇帝敕令雕刻，所以称之《龙藏》；二是认为该经页边栏饰以龙纹而称之《龙藏》；三是认为它是《乾隆大藏经》的简称，因《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刊刻完成并印刷，而“隆”、“龙”谐音，乾隆皇帝乃真龙天子，所以僧俗尊称为《龙藏》。
三、为何要雕刻《龙藏》
清初帝王，笃信佛教，大清定鼎中原，汉满蒙藏民众皆信奉佛教，四体同文，方显国力之盛，《大藏经》成为各民族和平共处、维护社会稳定、巩固阶级统治的最好媒介之一。在已有各版本汉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及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之后，雍正帝仍敕修此部大藏经，其初衷是为了弘扬佛法，以此加强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凝聚力，增进各民族团结，让社会更稳定。同时想要纠正前朝大藏经之错讹，让这部汉文大藏经成为中国历代大藏经中的权威。
《龙藏》始刻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年），是我国历代官刻大藏经极为重要的一部。全藏共计5600多万字，共收录经、律、论、杂著等1669部，7168卷。该藏是在明朝《永乐北藏》基础上编校而成的，全藏共分正藏和续藏两类，以千字文编号，正藏从“天”至“漆”，续藏从“书”至“机”。
四、《龙藏》到底有多珍贵
《龙藏》卷帙浩繁，是一部规模空前的佛典巨著，其编刊工程浩大，旷日持久。雍正帝敕命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主持编修，负责其事的官员、学者、高僧等达60余人，监造人员80余人，还募集刻字、刷印和装帧等优秀工匠860余人，其中仅刻字工匠即向全国征用了近700人。
因当时北京城中刻字匠人严重不足，庄亲王上奏乾隆帝，建议：集全国良匠赴京，刊刻《龙藏》。此重任交给江南三大织造在南方招揽大量精工良匠赴京，这才让人力亏空问题得以解决。这部大藏经乃是举全国之力，集各族工匠智慧于一体的产物，其特别珍贵，在刊刻过程中，南北方的工匠技艺和文化有了很好的交流与促进。
《龙藏》全藏字体秀丽，镌刻精湛，如出一人；佛像等图版以白描手法绘刻，庄严而不失生动，历时近6年方才完成。为了传承久远，《龙藏》在经版选材上非常考究，也极为耗时耗力和耗财。经版要求选取梨木，选取的梨木又必须是整块优质梨木板，《龙藏》经板近8万块，数量巨大，虽然当时直隶、山东等地产梨木，但如此精挑细选，时近一年才采得1万块。近8万块经版，仅采办经版和雕刻经版就花费白银8万多两。经版重约400吨，这些经版相连可达120华里（60公里），能绕北京二环路两圈半。《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首次刷印了100部，颁赐给全国各地的各大寺院。从乾隆四年(1739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将近200年一共印了不过137部，加上各地请印的总数不超过150部。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所藏《龙藏》从它未装订的特质来看，应该是乾隆三年首次刷印的100部之一。经过200多年的历史，这100部《龙藏》现在所剩无几，无论是装订的和未装订的都已属罕见，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这部《龙藏》尤显珍贵。
现在图书馆珍藏有《龙藏》两部，一部为经折装的《龙藏》，另一部就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珍稀的、装帧形式特殊的《龙藏》。《龙藏》存世量稀少，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龙藏》为幸存的珍贵版本。其按千字文排序，用特制黄缎锦盒保存，现存637盒6060卷。著名佛经研究专家李际宁在他所著《佛经版本》一书中写到：“《龙藏》国内外都有收藏，以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一部为罕见。一般单位的收藏品都装帧成经折装式，而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是按卷次卷成一卷，没有经过装潢，所有印张按照次序卷起来，外面用经签封口。这是因为当初印刷以后，为了便于运输，故未装帧成册。由此可以知道，印刷经卷与装帧经卷是在不同地方进行的”。
结束语
民族文化宫图书馆馆藏《龙藏》体量巨大，保存相对完好，有着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版本鉴赏价值。不论是前期筹备，还是采办经版、经版雕刻、刷印藏经、经版保存等，《龙藏》都凝聚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不仅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伟大历史巨著，更是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中华民俗汇览# 【古人也用戒指来告白吗？】
戒指对现代人来说寓意非凡，代表着浪漫的爱情，代表着一生只爱一个人的承诺。
宋 徐崇矩 《仕女扑蝶图》（局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那么，“戒指”这一物件究竟从何而来？它有着怎样奇妙的历史？不妨让我们一起走进戒指的前世……
远古·骨之戒
五千多年以前，当人类还处在原始社会时，“戒指”就已诞生。那时，它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名字，只是佩戴于人们指上的一个环状物件。
1959年，考古学家在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龙山文化墓葬中发现了二十枚指环，其中有几枚仍然佩戴于死者的指骨上。
新石器时期 骨戒 大汶口龙山文化墓葬出土
这些指环取材于天然的兽骨、牙骨、玉石等，虽然工艺简单，但制作精良，表面被打磨光滑，有的还镶嵌有绿松石。这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戒指”。史书上还没有关于它的记录，它便已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殷商·英勇之戒
《诗经·芄兰》云“芄兰之叶，童子佩韘”，说得是芄兰叶子卷成筒状，就像是童子所佩戴的“韘”。
所谓的韘，是春秋战国时期盛行的一种饰物。它最早出现于殷商。《说文解字·韦部》注释为：“韘，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韦系。著右巨指。”它是一种由玉、骨、木等材料制作的指环，为古人射箭之用。
战国 玉韘形佩 阜阳宁老庄尚庄楚墓出土
由于弓弦较细，反复拉曳容易导致大拇指磨伤，将这种特殊的戒指——韘佩戴其上，便可以有效起到保护作用。它的形状和作用都类似于今日所说的“扳指”，因此也被看作是扳指的鼻祖。
清 乾隆题诗青玉鸡兔纹扳指 故宫博物院藏
妇好是商朝君主武丁的妻子，她英勇善战，带领军队扩展疆土，是中国第一位有史可查的女性军事统帅。在她的墓葬中，就发现了一枚“玉韘”。它的形状如短管，一端平齐，一端斜口，上面雕有精致的兽面纹饰，兽面下有二个小孔，可以穿着细绳缚于手腕。
商 玉韘 殷墟妇好墓出土
这枚小小的“玉韘”穿越四千多年的时光来到我们面前，可见在那时，戒指已广泛制作和使用，只不过它并没有关于爱情的寓意，而是更多作为军事用途。
秦汉·禁戒之戒
到了秦汉时期，戒指有了新的称呼“约指”。除了字面意思“环束于指”，它还有一层更深层次的含义。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毛诗笺》中记录了一段话：“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月日，授之以环，以进退之。生子月辰，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着于左手；既御者，于右手。”
元 佚名 《宫女游园图立轴》（局部）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戒指是“进御”的标识。
每每夜晚降临，皇宫的后妃们排成一队等待临幸。女官按规矩分发“指环”。来大姨妈的给金环一边凉快，适合侍寝的给银环戴于左手进御，已被临幸的戴右手，下次再来。如此省时省力，还非常科学、公正。
后妃们用戒指代表“避忌”，有身孕或其它特殊情况不能侍寝的，将金环套在左手，以避免帝王的临幸。平时，则用银环套在右手表示“正在服务区”。
妇女们佩戴它并非为了炫美，而是起约束、禁戒之用。许多学者认为，这也是后来“戒指”一称的由来。
当然，还有一些关于戒指的含义也开始流行起来。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将戒指与鬼魅联系起来，在《春秋繁露》中写道：“纣刑鬼侯之女，取其环。”他认为戒指是鬼神所戴之物，能驱魔辟邪、减灾减厄。
唐·灵异之戒
戒指所承载的灵异意味一直延续到唐朝，各种与戒指有关的鬼怪传说层出不穷。
北齐颜之推编著的志怪小说集《集灵记》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王諿，琅琊人也。仕梁，为南康王记室。亡后数年，妻子困於衣食。岁暮，諿见形谓妇曰：“卿困乏衣食。”妻因与之酒，别而去。諿曰：“我若得财物，当以相寄。”后月，小女探得金指环一双。
王諿是颜之推的琅琊老乡，他死后，鬼魂见到妻女生活艰辛，便托梦说，我如果发了财，一定寄给你们。不久后，女儿果真翻出了一对指环。
更骇人听闻的鬼故事，可见于南朝梁任昉编的《述异记》：
晋有士人买得鲜卑女，名怀顺。自说其姑女为赤苋所魅。始见一丈夫，容质妍净，著赤衣，自云家在厕北。女于是恒歌谣自得，每至将夕，辄结束去屋后。其家伺候，唯见有一株赤苋，女手指环挂其苋上， 芟之而女号泣，经宿遂死。
晋朝有一个士人买了一名鲜卑女子，名叫怀顺。怀顺说她姑妈的女儿被一棵赤苋菜精迷住了。起因是，有一日那女子遇见了一位风度翩翩的成年男子，男子说他家住在厕北，那女孩便着了迷似的，每到天黑就穿戴整齐到屋后去见那男子。她家里派人窥视，却没有看见男子，只见一棵赤苋菜，女孩的指环挂在苋菜的茎上。割除苋菜后，女孩嚎啕大哭，过了一夜就死了。
南宋 林庭珪 《五百罗汉之施饭饿鬼》（局部）波士顿美术馆藏
诸如此类的故事数不胜数。在这些故事的语境中，戒指无一不带着神秘的色彩，作为一种灵异的元素出现。但是，至唐朝时，也有一种更加清新脱俗的戒指含义出现在诗歌中。
“念子还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翫，循环无终极。”这首诗出自唐代李景亮所著传奇小说《李章武传》：
章武系事告归长安，（与王氏子妇）殷勤叙别，章武留交颈鸳鸯绮一端……子妇答白玉指环一双，赠诗曰：念子还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翫，循环无终极。
小说中，李章武与王氏子妇分别，两人恋恋不舍，互赠信物，其中，子妇所赠的便是一枚“白玉戒指”。
唐 蓝宝石戒指 都兰县博物馆
在这里，戒指不再与鬼魅和灵异事件相关，而是以一种定情信物存在——圆环的形状代表着“循环无终极”的意义，暗含着情人之间相思无绝期的绵绵情意。
戒指渐渐去魅，它从一个魑魅魍魉的世界，兜兜转转来到了人间，开始见证情人们的爱恨别离。其中，最为缠绵悱恻的莫过于唐代范摅《云溪友议》中记载的韦皋与玉箫的爱情故事。
诗人韦皋游历江夏时与小婢女玉箫结下情缘，分别之际，两人约定短则五年、长则七年便成亲，并留下一枚玉指环作为信物。然而七年过去，玉箫未等到韦郎，郁郁而终，玉指环随葬入墓。韦郎归来，见佳人已殒，肝肠寸断。多年之后，韦皋纳一小歌姬，亦名玉箫，她的中指有环形凸起，正是昔年信物指环的样子。
宋、明、清·爱情之戒
唐时的人们赋予戒指的一丝爱情的温情，为宋代以后戒指发展成为婚姻嫁妆奠定了基础。
将戒指与婚姻联系在一起，最初源于胡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发，同时也带来了民族文化的大交融。
《晋书·大宛国传》云：“其俗娶妇先以金同心指环为聘。”可见，戒指和婚姻已经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太平御览·外国杂俗》亦有相关记载：“诸问妇许婚，下全同心指环，保同志不改。”因戒指是个同心圆，代表永结同心，所以胡人们将它用于婚配。
宋朝以后，戒指作为婚配信物的风俗在民间流传开。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嫁娶”条载：“且论聘礼，富贵之家当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镯、金帔坠者是也。若铺席宅舍或无金器，以银镀代之。”
北宋 刻花银戒指 浙江博物馆藏
这里的“金镯”便是指金戒指。富贵人家娶亲时，必须准备聘礼“三金”，即金戒指、金手镯、金帔坠，以表达夫家对未来儿媳的重视和喜爱。自此，戒指正式作为民间嫁娶风俗的标配登场。
元代关汉卿的戏曲《望江亭中秋切鲙》第三折中，谭记儿只身一人勇闯虎穴，凭借着机智神武，骗走了杨衙内的金牌、势剑、文书。其中，有这样的一句台词：“衙内见爱我，与我打戒指儿罢。”这是“戒指”一词首先出现在文本中，它的含义亦与男女婚嫁和爱情有关。
明代 嵌宝石戒指 河南鹤壁市博物馆藏
明代出土的戒指颇多，金龙头连珠戒指、银鎏金婴戏纹戒指、金镶宝葫芦戒指……然而，在当朝法典《大明会典》罗列的“皇帝纳后仪”礼单中，头饰、镯钏、耳环、面花、玉佩玎珰、霞帔坠头等首饰一应俱全，却无戒指的踪影。
直至清代，随着满族文化进入中原，戒指才得以进入官方聘礼清单。《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记载，顺治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定婚娶之制：
“和硕亲王、及和硕亲王未分家之子。婚娶，行纳币礼……金项圈一、合包一、大簪三枝、小簪三枝、耳坠一副、戒指十枚。”
“世子、多罗郡王、及世子、多罗郡王未分家之子……合包、簪、耳坠数量同上，戒指八枚。”“多罗贝勒，及多罗贝勒未分家之子……戒指六枚。”
“固山贝子未分家之子……戒指四枚。”
戒指作为重要的聘礼之一，直接与主人的地位尊卑挂钩，是彰显身份的金银首饰。
清末民初，西风东渐，戒指也开始作为订婚的纪念物。徐珂编著的《清稗类钞》中明确记载：“大宛娶妇先以同心指环为聘，今乃以为订婚之纪念品，则欧风所渐也。”
如今，戒指的所蕴含的婚恋意义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无需过多阐释。
纵观戒指发展的历史，从一枚深埋于土地的原始骨戒，到具有着神秘力量的灵异之物，再到寄托着人间真挚爱情的信物，人类为它注入了无限的蜜意柔情，使原本冰凉的物件变得有温度，有故事。
这或许便是古人的浪漫，也是人类刻在骨子里对美好的执着追求。
戒指对现代人来说寓意非凡，代表着浪漫的爱情，代表着一生只爱一个人的承诺。
宋 徐崇矩 《仕女扑蝶图》（局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那么，“戒指”这一物件究竟从何而来？它有着怎样奇妙的历史？不妨让我们一起走进戒指的前世……
远古·骨之戒
五千多年以前，当人类还处在原始社会时，“戒指”就已诞生。那时，它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名字，只是佩戴于人们指上的一个环状物件。
1959年，考古学家在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龙山文化墓葬中发现了二十枚指环，其中有几枚仍然佩戴于死者的指骨上。
新石器时期 骨戒 大汶口龙山文化墓葬出土
这些指环取材于天然的兽骨、牙骨、玉石等，虽然工艺简单，但制作精良，表面被打磨光滑，有的还镶嵌有绿松石。这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戒指”。史书上还没有关于它的记录，它便已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殷商·英勇之戒
《诗经·芄兰》云“芄兰之叶，童子佩韘”，说得是芄兰叶子卷成筒状，就像是童子所佩戴的“韘”。
所谓的韘，是春秋战国时期盛行的一种饰物。它最早出现于殷商。《说文解字·韦部》注释为：“韘，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韦系。著右巨指。”它是一种由玉、骨、木等材料制作的指环，为古人射箭之用。
战国 玉韘形佩 阜阳宁老庄尚庄楚墓出土
由于弓弦较细，反复拉曳容易导致大拇指磨伤，将这种特殊的戒指——韘佩戴其上，便可以有效起到保护作用。它的形状和作用都类似于今日所说的“扳指”，因此也被看作是扳指的鼻祖。
清 乾隆题诗青玉鸡兔纹扳指 故宫博物院藏
妇好是商朝君主武丁的妻子，她英勇善战，带领军队扩展疆土，是中国第一位有史可查的女性军事统帅。在她的墓葬中，就发现了一枚“玉韘”。它的形状如短管，一端平齐，一端斜口，上面雕有精致的兽面纹饰，兽面下有二个小孔，可以穿着细绳缚于手腕。
商 玉韘 殷墟妇好墓出土
这枚小小的“玉韘”穿越四千多年的时光来到我们面前，可见在那时，戒指已广泛制作和使用，只不过它并没有关于爱情的寓意，而是更多作为军事用途。
秦汉·禁戒之戒
到了秦汉时期，戒指有了新的称呼“约指”。除了字面意思“环束于指”，它还有一层更深层次的含义。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毛诗笺》中记录了一段话：“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月日，授之以环，以进退之。生子月辰，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着于左手；既御者，于右手。”
元 佚名 《宫女游园图立轴》（局部）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戒指是“进御”的标识。
每每夜晚降临，皇宫的后妃们排成一队等待临幸。女官按规矩分发“指环”。来大姨妈的给金环一边凉快，适合侍寝的给银环戴于左手进御，已被临幸的戴右手，下次再来。如此省时省力，还非常科学、公正。
后妃们用戒指代表“避忌”，有身孕或其它特殊情况不能侍寝的，将金环套在左手，以避免帝王的临幸。平时，则用银环套在右手表示“正在服务区”。
妇女们佩戴它并非为了炫美，而是起约束、禁戒之用。许多学者认为，这也是后来“戒指”一称的由来。
当然，还有一些关于戒指的含义也开始流行起来。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将戒指与鬼魅联系起来，在《春秋繁露》中写道：“纣刑鬼侯之女，取其环。”他认为戒指是鬼神所戴之物，能驱魔辟邪、减灾减厄。
唐·灵异之戒
戒指所承载的灵异意味一直延续到唐朝，各种与戒指有关的鬼怪传说层出不穷。
北齐颜之推编著的志怪小说集《集灵记》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王諿，琅琊人也。仕梁，为南康王记室。亡后数年，妻子困於衣食。岁暮，諿见形谓妇曰：“卿困乏衣食。”妻因与之酒，别而去。諿曰：“我若得财物，当以相寄。”后月，小女探得金指环一双。
王諿是颜之推的琅琊老乡，他死后，鬼魂见到妻女生活艰辛，便托梦说，我如果发了财，一定寄给你们。不久后，女儿果真翻出了一对指环。
更骇人听闻的鬼故事，可见于南朝梁任昉编的《述异记》：
晋有士人买得鲜卑女，名怀顺。自说其姑女为赤苋所魅。始见一丈夫，容质妍净，著赤衣，自云家在厕北。女于是恒歌谣自得，每至将夕，辄结束去屋后。其家伺候，唯见有一株赤苋，女手指环挂其苋上， 芟之而女号泣，经宿遂死。
晋朝有一个士人买了一名鲜卑女子，名叫怀顺。怀顺说她姑妈的女儿被一棵赤苋菜精迷住了。起因是，有一日那女子遇见了一位风度翩翩的成年男子，男子说他家住在厕北，那女孩便着了迷似的，每到天黑就穿戴整齐到屋后去见那男子。她家里派人窥视，却没有看见男子，只见一棵赤苋菜，女孩的指环挂在苋菜的茎上。割除苋菜后，女孩嚎啕大哭，过了一夜就死了。
南宋 林庭珪 《五百罗汉之施饭饿鬼》（局部）波士顿美术馆藏
诸如此类的故事数不胜数。在这些故事的语境中，戒指无一不带着神秘的色彩，作为一种灵异的元素出现。但是，至唐朝时，也有一种更加清新脱俗的戒指含义出现在诗歌中。
“念子还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翫，循环无终极。”这首诗出自唐代李景亮所著传奇小说《李章武传》：
章武系事告归长安，（与王氏子妇）殷勤叙别，章武留交颈鸳鸯绮一端……子妇答白玉指环一双，赠诗曰：念子还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翫，循环无终极。
小说中，李章武与王氏子妇分别，两人恋恋不舍，互赠信物，其中，子妇所赠的便是一枚“白玉戒指”。
唐 蓝宝石戒指 都兰县博物馆
在这里，戒指不再与鬼魅和灵异事件相关，而是以一种定情信物存在——圆环的形状代表着“循环无终极”的意义，暗含着情人之间相思无绝期的绵绵情意。
戒指渐渐去魅，它从一个魑魅魍魉的世界，兜兜转转来到了人间，开始见证情人们的爱恨别离。其中，最为缠绵悱恻的莫过于唐代范摅《云溪友议》中记载的韦皋与玉箫的爱情故事。
诗人韦皋游历江夏时与小婢女玉箫结下情缘，分别之际，两人约定短则五年、长则七年便成亲，并留下一枚玉指环作为信物。然而七年过去，玉箫未等到韦郎，郁郁而终，玉指环随葬入墓。韦郎归来，见佳人已殒，肝肠寸断。多年之后，韦皋纳一小歌姬，亦名玉箫，她的中指有环形凸起，正是昔年信物指环的样子。
宋、明、清·爱情之戒
唐时的人们赋予戒指的一丝爱情的温情，为宋代以后戒指发展成为婚姻嫁妆奠定了基础。
将戒指与婚姻联系在一起，最初源于胡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发，同时也带来了民族文化的大交融。
《晋书·大宛国传》云：“其俗娶妇先以金同心指环为聘。”可见，戒指和婚姻已经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太平御览·外国杂俗》亦有相关记载：“诸问妇许婚，下全同心指环，保同志不改。”因戒指是个同心圆，代表永结同心，所以胡人们将它用于婚配。
宋朝以后，戒指作为婚配信物的风俗在民间流传开。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嫁娶”条载：“且论聘礼，富贵之家当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镯、金帔坠者是也。若铺席宅舍或无金器，以银镀代之。”
北宋 刻花银戒指 浙江博物馆藏
这里的“金镯”便是指金戒指。富贵人家娶亲时，必须准备聘礼“三金”，即金戒指、金手镯、金帔坠，以表达夫家对未来儿媳的重视和喜爱。自此，戒指正式作为民间嫁娶风俗的标配登场。
元代关汉卿的戏曲《望江亭中秋切鲙》第三折中，谭记儿只身一人勇闯虎穴，凭借着机智神武，骗走了杨衙内的金牌、势剑、文书。其中，有这样的一句台词：“衙内见爱我，与我打戒指儿罢。”这是“戒指”一词首先出现在文本中，它的含义亦与男女婚嫁和爱情有关。
明代 嵌宝石戒指 河南鹤壁市博物馆藏
明代出土的戒指颇多，金龙头连珠戒指、银鎏金婴戏纹戒指、金镶宝葫芦戒指……然而，在当朝法典《大明会典》罗列的“皇帝纳后仪”礼单中，头饰、镯钏、耳环、面花、玉佩玎珰、霞帔坠头等首饰一应俱全，却无戒指的踪影。
直至清代，随着满族文化进入中原，戒指才得以进入官方聘礼清单。《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记载，顺治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定婚娶之制：
“和硕亲王、及和硕亲王未分家之子。婚娶，行纳币礼……金项圈一、合包一、大簪三枝、小簪三枝、耳坠一副、戒指十枚。”
“世子、多罗郡王、及世子、多罗郡王未分家之子……合包、簪、耳坠数量同上，戒指八枚。”“多罗贝勒，及多罗贝勒未分家之子……戒指六枚。”
“固山贝子未分家之子……戒指四枚。”
戒指作为重要的聘礼之一，直接与主人的地位尊卑挂钩，是彰显身份的金银首饰。
清末民初，西风东渐，戒指也开始作为订婚的纪念物。徐珂编著的《清稗类钞》中明确记载：“大宛娶妇先以同心指环为聘，今乃以为订婚之纪念品，则欧风所渐也。”
如今，戒指的所蕴含的婚恋意义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无需过多阐释。
纵观戒指发展的历史，从一枚深埋于土地的原始骨戒，到具有着神秘力量的灵异之物，再到寄托着人间真挚爱情的信物，人类为它注入了无限的蜜意柔情，使原本冰凉的物件变得有温度，有故事。
这或许便是古人的浪漫，也是人类刻在骨子里对美好的执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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