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周出现10种奥密克戎变异株#】自今年7月6日，西安确认中国首例感染奥密克戎BA.5变异株的本土病例以来，截至7月17日的不到两周时间内，中国多地已报告了多达10种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新冠病毒的加速进化也引起科学家们的担忧。
7月17日，成都通报，最新一轮疫情基因测序分析，感染者感染的是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BA.2.12.1，在国内本土疫情数据库中尚未发现同源序列。#成都本轮疫情毒株在国内无同源序列#
所有变异株均为境外输入
BA.2.12.1是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最先发现的，为BA.2变异株分支，但传播性较BA.2高出23%至27%。BA.2.12.1一度成为美国主导的流行株，不过后来被BA.5逐步替代。目前在美国，BA.5已经占到了65%以上的新病例。
另外，在甘肃兰州最新一轮疫情中，监测到了奥密克戎变异株BA.2.38，该变异株也是BA.2变异株的分支，近期在印度流行。在截至7月2日的30天内，BA.2.38占据了印度约30%的新增病例。
中国本土监测到的其他奥密克戎变异株还包括上海、天津和青岛报告的BA.5.2.1变异株；广州、佛山和北海报告的BA.2.3变异株；广东、上海和临沂报告的BA.2.2变异株；西安报告的BA.5.2变异株；大连报告的BA.5变异株以及天津报告的BA.2和BA.4变异株；珠海报告的BA.5.1变异株。
值得关注的是，以上所有的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都为境外流行的毒株输入我国的。例如上海首次监测到的BA.5.2.1变异株，就是今年5月首次在比利时发现的，并在欧洲多个国家传播；BA.2.3变异株也是美国首次发现的。
“这意味着我们仍然应该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动态清零政策。发现输入性的疫情扩散，就要及时扑灭。”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按照中国第九版新冠防控方案要求，对入境人员进行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天居家健康监测。
在截至7月17日的一周内，中国内地平均每天报告了390例本土新增新冠病例，较前一周的340例有所增长。然而对于多地的疫情，流行病学调查都尚未发现病毒感染来源。
感染人越多，变异几率越大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在今年3月开始的一轮中国疫情中，大部分人感染了奥密克戎BA.2变异株。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奥密克戎已经进化出更多的变异株，病毒传播速度也更快。例如首次在南非发现的BA.4和BA.5变异株就比BA.2有大约13%至15%的传播优势，并且还可以逃避BA.2的免疫力。
有病毒学家介绍称，虽然这些变异株的名字各异，但都属于奥密克戎，从病毒结构来看差别不大，病毒传播过程中，平均每个月大约出现2个左右的氨基酸位点变化，基本特性相似，免疫反应也差不多。
尽管从目前真实世界报告的数据来看，无论是BA.2.12.1、还是BA.2.38或者BA.5变异株，都显示它们并不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疾病，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放松警惕，因为这些变异株逃避免疫的能力会导致大量的再感染，而且由于它们的传播速度很快，也可能会加速新的变异。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发布的最新数据，在BA.2和BA.2.12.1流行的情况下，接种两剂mRNA疫苗对抗新冠重症的有效性大幅降至24%，而接种第三剂加强疫苗对抗重症的有效性可提升至52%至69%。
“数据显示，从病毒感染细胞的情况来看，奥密克戎的致病力下降了，但病毒的复制速度增加了，而且病毒仍在不断地变异和进化，这可能会导致现有疫苗的保护力下降，已经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建国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徐建国认为，感染的人越多，病毒变异的几率也越大，这是不争的事实。“病毒变异速度很快，一些变异株的抗原性可能会发生变化。”他表示，“所以我们一定要寻找新的方法和技术，切切不能大意，应该高度警惕疫情的发展。”
7月17日，成都通报，最新一轮疫情基因测序分析，感染者感染的是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BA.2.12.1，在国内本土疫情数据库中尚未发现同源序列。#成都本轮疫情毒株在国内无同源序列#
所有变异株均为境外输入
BA.2.12.1是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最先发现的，为BA.2变异株分支，但传播性较BA.2高出23%至27%。BA.2.12.1一度成为美国主导的流行株，不过后来被BA.5逐步替代。目前在美国，BA.5已经占到了65%以上的新病例。
另外，在甘肃兰州最新一轮疫情中，监测到了奥密克戎变异株BA.2.38，该变异株也是BA.2变异株的分支，近期在印度流行。在截至7月2日的30天内，BA.2.38占据了印度约30%的新增病例。
中国本土监测到的其他奥密克戎变异株还包括上海、天津和青岛报告的BA.5.2.1变异株；广州、佛山和北海报告的BA.2.3变异株；广东、上海和临沂报告的BA.2.2变异株；西安报告的BA.5.2变异株；大连报告的BA.5变异株以及天津报告的BA.2和BA.4变异株；珠海报告的BA.5.1变异株。
值得关注的是，以上所有的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都为境外流行的毒株输入我国的。例如上海首次监测到的BA.5.2.1变异株，就是今年5月首次在比利时发现的，并在欧洲多个国家传播；BA.2.3变异株也是美国首次发现的。
“这意味着我们仍然应该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动态清零政策。发现输入性的疫情扩散，就要及时扑灭。”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按照中国第九版新冠防控方案要求，对入境人员进行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天居家健康监测。
在截至7月17日的一周内，中国内地平均每天报告了390例本土新增新冠病例，较前一周的340例有所增长。然而对于多地的疫情，流行病学调查都尚未发现病毒感染来源。
感染人越多，变异几率越大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在今年3月开始的一轮中国疫情中，大部分人感染了奥密克戎BA.2变异株。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奥密克戎已经进化出更多的变异株，病毒传播速度也更快。例如首次在南非发现的BA.4和BA.5变异株就比BA.2有大约13%至15%的传播优势，并且还可以逃避BA.2的免疫力。
有病毒学家介绍称，虽然这些变异株的名字各异，但都属于奥密克戎，从病毒结构来看差别不大，病毒传播过程中，平均每个月大约出现2个左右的氨基酸位点变化，基本特性相似，免疫反应也差不多。
尽管从目前真实世界报告的数据来看，无论是BA.2.12.1、还是BA.2.38或者BA.5变异株，都显示它们并不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疾病，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放松警惕，因为这些变异株逃避免疫的能力会导致大量的再感染，而且由于它们的传播速度很快，也可能会加速新的变异。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发布的最新数据，在BA.2和BA.2.12.1流行的情况下，接种两剂mRNA疫苗对抗新冠重症的有效性大幅降至24%，而接种第三剂加强疫苗对抗重症的有效性可提升至52%至69%。
“数据显示，从病毒感染细胞的情况来看，奥密克戎的致病力下降了，但病毒的复制速度增加了，而且病毒仍在不断地变异和进化，这可能会导致现有疫苗的保护力下降，已经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建国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徐建国认为，感染的人越多，病毒变异的几率也越大，这是不争的事实。“病毒变异速度很快，一些变异株的抗原性可能会发生变化。”他表示，“所以我们一定要寻找新的方法和技术，切切不能大意，应该高度警惕疫情的发展。”
【#中国两周出现10种奥密克戎变异株#】自今年7月6日，西安确认中国首例感染奥密克戎BA.5变异株的本土病例以来，截至7月17日的不到两周时间内，中国多地已报告了多达10种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新冠病毒的加速进化也引起科学家们的担忧。
7月17日，成都通报，最新一轮疫情基因测序分析，感染者感染的是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BA.2.12.1，在国内本土疫情数据库中尚未发现同源序列。#成都本轮疫情毒株在国内无同源序列#
所有变异株均为境外输入
BA.2.12.1是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最先发现的，为BA.2变异株分支，但传播性较BA.2高出23%至27%。BA.2.12.1一度成为美国主导的流行株，不过后来被BA.5逐步替代。目前在美国，BA.5已经占到了65%以上的新病例。
另外，在甘肃兰州最新一轮疫情中，监测到了奥密克戎变异株BA.2.38，该变异株也是BA.2变异株的分支，近期在印度流行。在截至7月2日的30天内，BA.2.38占据了印度约30%的新增病例。
中国本土监测到的其他奥密克戎变异株还包括上海、天津和青岛报告的BA.5.2.1变异株；广州、佛山和北海报告的BA.2.3变异株；广东、上海和临沂报告的BA.2.2变异株；西安报告的BA.5.2变异株；大连报告的BA.5变异株以及天津报告的BA.2和BA.4变异株；珠海报告的BA.5.1变异株。
值得关注的是，以上所有的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都为境外流行的毒株输入我国的。例如上海首次监测到的BA.5.2.1变异株，就是今年5月首次在比利时发现的，并在欧洲多个国家传播；BA.2.3变异株也是美国首次发现的。
“这意味着我们仍然应该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动态清零政策。发现输入性的疫情扩散，就要及时扑灭。”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按照中国第九版新冠防控方案要求，对入境人员进行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天居家健康监测。
在截至7月17日的一周内，中国内地平均每天报告了390例本土新增新冠病例，较前一周的340例有所增长。然而对于多地的疫情，流行病学调查都尚未发现病毒感染来源。
感染人越多，变异几率越大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在今年3月开始的一轮中国疫情中，大部分人感染了奥密克戎BA.2变异株。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奥密克戎已经进化出更多的变异株，病毒传播速度也更快。例如首次在南非发现的BA.4和BA.5变异株就比BA.2有大约13%至15%的传播优势，并且还可以逃避BA.2的免疫力。
有病毒学家介绍称，虽然这些变异株的名字各异，但都属于奥密克戎，从病毒结构来看差别不大，病毒传播过程中，平均每个月大约出现2个左右的氨基酸位点变化，基本特性相似，免疫反应也差不多。
尽管从目前真实世界报告的数据来看，无论是BA.2.12.1、还是BA.2.38或者BA.5变异株，都显示它们并不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疾病，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放松警惕，因为这些变异株逃避免疫的能力会导致大量的再感染，而且由于它们的传播速度很快，也可能会加速新的变异。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发布的最新数据，在BA.2和BA.2.12.1流行的情况下，接种两剂mRNA疫苗对抗新冠重症的有效性大幅降至24%，而接种第三剂加强疫苗对抗重症的有效性可提升至52%至69%。
“数据显示，从病毒感染细胞的情况来看，奥密克戎的致病力下降了，但病毒的复制速度增加了，而且病毒仍在不断地变异和进化，这可能会导致现有疫苗的保护力下降，已经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建国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徐建国认为，感染的人越多，病毒变异的几率也越大，这是不争的事实。“病毒变异速度很快，一些变异株的抗原性可能会发生变化。”他表示，“所以我们一定要寻找新的方法和技术，切切不能大意，应该高度警惕疫情的发展。”
7月17日，成都通报，最新一轮疫情基因测序分析，感染者感染的是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BA.2.12.1，在国内本土疫情数据库中尚未发现同源序列。#成都本轮疫情毒株在国内无同源序列#
所有变异株均为境外输入
BA.2.12.1是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最先发现的，为BA.2变异株分支，但传播性较BA.2高出23%至27%。BA.2.12.1一度成为美国主导的流行株，不过后来被BA.5逐步替代。目前在美国，BA.5已经占到了65%以上的新病例。
另外，在甘肃兰州最新一轮疫情中，监测到了奥密克戎变异株BA.2.38，该变异株也是BA.2变异株的分支，近期在印度流行。在截至7月2日的30天内，BA.2.38占据了印度约30%的新增病例。
中国本土监测到的其他奥密克戎变异株还包括上海、天津和青岛报告的BA.5.2.1变异株；广州、佛山和北海报告的BA.2.3变异株；广东、上海和临沂报告的BA.2.2变异株；西安报告的BA.5.2变异株；大连报告的BA.5变异株以及天津报告的BA.2和BA.4变异株；珠海报告的BA.5.1变异株。
值得关注的是，以上所有的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都为境外流行的毒株输入我国的。例如上海首次监测到的BA.5.2.1变异株，就是今年5月首次在比利时发现的，并在欧洲多个国家传播；BA.2.3变异株也是美国首次发现的。
“这意味着我们仍然应该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动态清零政策。发现输入性的疫情扩散，就要及时扑灭。”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按照中国第九版新冠防控方案要求，对入境人员进行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天居家健康监测。
在截至7月17日的一周内，中国内地平均每天报告了390例本土新增新冠病例，较前一周的340例有所增长。然而对于多地的疫情，流行病学调查都尚未发现病毒感染来源。
感染人越多，变异几率越大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在今年3月开始的一轮中国疫情中，大部分人感染了奥密克戎BA.2变异株。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奥密克戎已经进化出更多的变异株，病毒传播速度也更快。例如首次在南非发现的BA.4和BA.5变异株就比BA.2有大约13%至15%的传播优势，并且还可以逃避BA.2的免疫力。
有病毒学家介绍称，虽然这些变异株的名字各异，但都属于奥密克戎，从病毒结构来看差别不大，病毒传播过程中，平均每个月大约出现2个左右的氨基酸位点变化，基本特性相似，免疫反应也差不多。
尽管从目前真实世界报告的数据来看，无论是BA.2.12.1、还是BA.2.38或者BA.5变异株，都显示它们并不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疾病，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放松警惕，因为这些变异株逃避免疫的能力会导致大量的再感染，而且由于它们的传播速度很快，也可能会加速新的变异。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发布的最新数据，在BA.2和BA.2.12.1流行的情况下，接种两剂mRNA疫苗对抗新冠重症的有效性大幅降至24%，而接种第三剂加强疫苗对抗重症的有效性可提升至52%至69%。
“数据显示，从病毒感染细胞的情况来看，奥密克戎的致病力下降了，但病毒的复制速度增加了，而且病毒仍在不断地变异和进化，这可能会导致现有疫苗的保护力下降，已经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建国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徐建国认为，感染的人越多，病毒变异的几率也越大，这是不争的事实。“病毒变异速度很快，一些变异株的抗原性可能会发生变化。”他表示，“所以我们一定要寻找新的方法和技术，切切不能大意，应该高度警惕疫情的发展。”
CEJ论文精要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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