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政” 走向 “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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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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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兔子碎碎念时刻
明天是个普通又不普通的日子，于我而言不过一个普通周末，可是于闺蜜而言，是她复试的重要日子。
我希望她可以如愿以偿，所有的努力都应该被看见。借用小幂的话，“我们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努力奔跑，在不同的跑道上为对方加油打气，愿每次互相遥望都能看到更好的彼此”[心]
老天爷一定保佑她
明天是个普通又不普通的日子，于我而言不过一个普通周末，可是于闺蜜而言，是她复试的重要日子。
我希望她可以如愿以偿，所有的努力都应该被看见。借用小幂的话，“我们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努力奔跑，在不同的跑道上为对方加油打气，愿每次互相遥望都能看到更好的彼此”[心]
老天爷一定保佑她
在陈佩斯缺席的这22年时间里，春晚变得太多了。
1984年，陈佩斯第一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与朱时茂一起出演了小品《吃面条》。
那年的大年三十，陈佩斯在舞台上“吃”了整整一桶的面条，从此一炮而红，成为了全民皆知的喜剧明星。
可以这么说，在那个文娱节目有限的年代里，陈佩斯所给人们带来的快乐，是最直接、也是最纯粹的。
只可惜，天才的命运总是多舛。
时隔22年后，陈佩斯再次回归了央视的舞台，成为了《金牌喜剧班》的首席导师。
对于全国观众而言，陈佩斯的回归，的确有些太晚了。
可他总归还是回来了。
1、出走的陈佩斯
在陈佩斯消失的这些年里，跑去哪儿了？
2004年11月26日，四川成都。
陈佩斯正站在一栋高楼上，想要跳楼。
不过他并不是真正想跳，而是用生命来做威胁，要回那些农民工们被拖欠的工资。
没成想，竟真掉下去了。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这事儿也不是真的，上述的剧情，是陈佩斯表演的一场话剧，名字叫做《阳台》。
这部戏里面有三帮人，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们，贪污、包小三的老板，还有陈佩斯饰演的包工头。
2004年，敢做出这种题材的话剧，陈佩斯的魄力，可想而知。
骨子里作为一个东北人，陈佩斯的身上，有股子天然的倔强。
离开央视的舞台后，陈佩斯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话剧事业当中去，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喜剧自然是他的侧重点，但陈佩斯的喜剧中，从没有轻浮的笑。
更多的，是讽刺的、沉重的笑。
这也是陈佩斯离开大众视线的初衷：站着，也要把钱给挣了。
成都首次表演过后，在接下来的一整年时间里，《阳台》在全国各地巡演，票房突破了6000万。
可以说，这场近乎于破釜沉舟的战役，最后以这个6000万的票房，画上了句点。
可以说，陈佩斯和他的父亲一样，运气总是不好，可总不愿放下内心的那份倔强。
1950年，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陈佩斯的父亲陈强正随着国家歌剧院巡演，节目是《白毛女》，他饰演的是黄世仁。
演出期间，陈强接了个电话，知道自己的孩子出生了，高兴得不得了，为了纪念这个时刻，便给孩子起名叫“布达”。
后来二儿子出生了，便取名叫“佩斯”，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陈佩斯。
在那个年代，话剧多数都是歌颂祖国，以及批判封建思想的主题。
由于陈强的形象限制，在话剧的选角当中，他所出演的角色一般都是反派。
除了刚刚提到的黄世仁以外，他还出演过《红色娘子军》里面的南霸天。
正是因为如此，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陈强的日子并不好过。
这一切，陈佩斯都看在眼里。
不久之前，他还是个万众瞩目的明星，却因演了坏蛋，成了人人唾弃的对象。
所以，要那些荣誉，又有什么用呢？
2、学不会弯腰
陈佩斯说：这社会太烂，可我命硬，学不会弯腰。
出道这么多年来，为国家的文艺事业贡献了那么多的作品，可陈佩斯从未接受过任何一个官方的奖项。
在易立竞的采访当中，陈佩斯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从未拿过奖。
也正是因为陈佩斯的刚正不阿，才给了他状告央视的底气。
1999年，陈佩斯发现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在未经他和朱时茂的允许下，擅自发行了两人小品的VCD。
从开始的投诉，到后来的登门拜访，层层上访，得到的回应永远是回去等等。
愤怒之下，陈佩斯一纸诉讼，将中国国际电影总公司告上了法庭，寻求法律的公正。
最后的结果是，陈佩斯最终得到了16万的赔偿，但也就此断送了在春晚的旅程。
“必须有人要人去说！否则的话，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后人看我们今天祖先是这么生存的，他们会愤怒，他愤怒不是强权，而是愤怒每一个接受强权的这个人，我的后代一定会为我丢脸。”
尽管动了“太岁”头上的土，但陈佩斯并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就像他说的一样，总有些话要人去说，总有些事让人去做。
所有的傲骨，都是有代价的，但那时候的陈佩斯，并没有意识到。
离开央视的舞台以后，陈佩斯转战了话剧行业。
他拍的第一部话剧，叫做《托儿》，为了拍这部戏，他几乎把所有的身家都砸了进去。
排练的日子里，陈佩斯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体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掉，头发白了一大片。
为了让话剧卖得更好，他找来了朱时茂参演，企图用两个人的影响力，撑起这部话剧。
本来答应全国巡演三十场，后来硬是撑到了三十三场，演到最后，朱时茂都有点吃不消了。
朱时茂说：“我挺佩服他的，我是个喜欢放松的人，但他是个有追求的人。”
在那个话剧市场并不高涨的年代，陈佩斯硬是凭着自己的执念，从话剧这条道路上杀出了一条血路。
3、不演戏光坐着，会被观众骂的
从那以后，陈佩斯几乎与春晚再无瓜葛。
2013年，哈文找到了陈佩斯，希望他能够放下昔日的恩怨，重新回归春晚的舞台。
陈佩斯回绝了。
后来哈文又劝说：“你哪怕不上台，坐在台下看看也好。”
陈佩斯说：“不演戏光坐着，会被观众骂的。”
时隔一年以后，2014年的春晚，冯小刚又找到了陈佩斯和朱时茂，希望他们能给个面子，重新“出山”。
可陈佩斯和朱时茂还是回绝了。
朱时茂给出的理由是，如今的春晚，已经不是当年的春晚，而现在的他们，也很难超越当初的自己了。
事隔境迁过后，一切都变得物是人非，与其砸了自己的招牌，不如让他留在过去。
不过最后朱时茂还是表示，等两人到了七八十的时候，或许会来个收官之作，也算是留个念想。
2020年，在离开春晚舞台整整22年后，陈佩斯66岁，朱时茂比他小一个多月，算起来也66岁了。
别人问陈佩斯：“你还要搞多少年喜剧？”
陈佩斯的回答是：“那就看老天赏我多少年了。”
但愿未来的某天，我们可以再次从春晚的舞台上见到他的身影，喊出那句经典的台词：“队长！别开枪！是我！”
1984年，陈佩斯第一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与朱时茂一起出演了小品《吃面条》。
那年的大年三十，陈佩斯在舞台上“吃”了整整一桶的面条，从此一炮而红，成为了全民皆知的喜剧明星。
可以这么说，在那个文娱节目有限的年代里，陈佩斯所给人们带来的快乐，是最直接、也是最纯粹的。
只可惜，天才的命运总是多舛。
时隔22年后，陈佩斯再次回归了央视的舞台，成为了《金牌喜剧班》的首席导师。
对于全国观众而言，陈佩斯的回归，的确有些太晚了。
可他总归还是回来了。
1、出走的陈佩斯
在陈佩斯消失的这些年里，跑去哪儿了？
2004年11月26日，四川成都。
陈佩斯正站在一栋高楼上，想要跳楼。
不过他并不是真正想跳，而是用生命来做威胁，要回那些农民工们被拖欠的工资。
没成想，竟真掉下去了。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这事儿也不是真的，上述的剧情，是陈佩斯表演的一场话剧，名字叫做《阳台》。
这部戏里面有三帮人，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们，贪污、包小三的老板，还有陈佩斯饰演的包工头。
2004年，敢做出这种题材的话剧，陈佩斯的魄力，可想而知。
骨子里作为一个东北人，陈佩斯的身上，有股子天然的倔强。
离开央视的舞台后，陈佩斯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话剧事业当中去，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喜剧自然是他的侧重点，但陈佩斯的喜剧中，从没有轻浮的笑。
更多的，是讽刺的、沉重的笑。
这也是陈佩斯离开大众视线的初衷：站着，也要把钱给挣了。
成都首次表演过后，在接下来的一整年时间里，《阳台》在全国各地巡演，票房突破了6000万。
可以说，这场近乎于破釜沉舟的战役，最后以这个6000万的票房，画上了句点。
可以说，陈佩斯和他的父亲一样，运气总是不好，可总不愿放下内心的那份倔强。
1950年，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陈佩斯的父亲陈强正随着国家歌剧院巡演，节目是《白毛女》，他饰演的是黄世仁。
演出期间，陈强接了个电话，知道自己的孩子出生了，高兴得不得了，为了纪念这个时刻，便给孩子起名叫“布达”。
后来二儿子出生了，便取名叫“佩斯”，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陈佩斯。
在那个年代，话剧多数都是歌颂祖国，以及批判封建思想的主题。
由于陈强的形象限制，在话剧的选角当中，他所出演的角色一般都是反派。
除了刚刚提到的黄世仁以外，他还出演过《红色娘子军》里面的南霸天。
正是因为如此，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陈强的日子并不好过。
这一切，陈佩斯都看在眼里。
不久之前，他还是个万众瞩目的明星，却因演了坏蛋，成了人人唾弃的对象。
所以，要那些荣誉，又有什么用呢？
2、学不会弯腰
陈佩斯说：这社会太烂，可我命硬，学不会弯腰。
出道这么多年来，为国家的文艺事业贡献了那么多的作品，可陈佩斯从未接受过任何一个官方的奖项。
在易立竞的采访当中，陈佩斯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从未拿过奖。
也正是因为陈佩斯的刚正不阿，才给了他状告央视的底气。
1999年，陈佩斯发现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在未经他和朱时茂的允许下，擅自发行了两人小品的VCD。
从开始的投诉，到后来的登门拜访，层层上访，得到的回应永远是回去等等。
愤怒之下，陈佩斯一纸诉讼，将中国国际电影总公司告上了法庭，寻求法律的公正。
最后的结果是，陈佩斯最终得到了16万的赔偿，但也就此断送了在春晚的旅程。
“必须有人要人去说！否则的话，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后人看我们今天祖先是这么生存的，他们会愤怒，他愤怒不是强权，而是愤怒每一个接受强权的这个人，我的后代一定会为我丢脸。”
尽管动了“太岁”头上的土，但陈佩斯并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就像他说的一样，总有些话要人去说，总有些事让人去做。
所有的傲骨，都是有代价的，但那时候的陈佩斯，并没有意识到。
离开央视的舞台以后，陈佩斯转战了话剧行业。
他拍的第一部话剧，叫做《托儿》，为了拍这部戏，他几乎把所有的身家都砸了进去。
排练的日子里，陈佩斯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体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掉，头发白了一大片。
为了让话剧卖得更好，他找来了朱时茂参演，企图用两个人的影响力，撑起这部话剧。
本来答应全国巡演三十场，后来硬是撑到了三十三场，演到最后，朱时茂都有点吃不消了。
朱时茂说：“我挺佩服他的，我是个喜欢放松的人，但他是个有追求的人。”
在那个话剧市场并不高涨的年代，陈佩斯硬是凭着自己的执念，从话剧这条道路上杀出了一条血路。
3、不演戏光坐着，会被观众骂的
从那以后，陈佩斯几乎与春晚再无瓜葛。
2013年，哈文找到了陈佩斯，希望他能够放下昔日的恩怨，重新回归春晚的舞台。
陈佩斯回绝了。
后来哈文又劝说：“你哪怕不上台，坐在台下看看也好。”
陈佩斯说：“不演戏光坐着，会被观众骂的。”
时隔一年以后，2014年的春晚，冯小刚又找到了陈佩斯和朱时茂，希望他们能给个面子，重新“出山”。
可陈佩斯和朱时茂还是回绝了。
朱时茂给出的理由是，如今的春晚，已经不是当年的春晚，而现在的他们，也很难超越当初的自己了。
事隔境迁过后，一切都变得物是人非，与其砸了自己的招牌，不如让他留在过去。
不过最后朱时茂还是表示，等两人到了七八十的时候，或许会来个收官之作，也算是留个念想。
2020年，在离开春晚舞台整整22年后，陈佩斯66岁，朱时茂比他小一个多月，算起来也66岁了。
别人问陈佩斯：“你还要搞多少年喜剧？”
陈佩斯的回答是：“那就看老天赏我多少年了。”
但愿未来的某天，我们可以再次从春晚的舞台上见到他的身影，喊出那句经典的台词：“队长！别开枪！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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