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雪地址时确实彻底差异在叮咛的身份被发表当前这里曾被神都监接管属于任何[佩奇]朝官的禁地在[求饶]捷越[求饶]陈监国都叛出长陵神捷越都监都名不虚传当前接管这处街巷的便是黄真卫的城捷[偷乐]捷越[偷乐]越门卫当前黄真卫不复具有接管这处街巷的便是徐福的数名老仆这数名老仆只间[允悲]捷越[允悲]接恪守于徐福对于这里的管控比起神都监在时还要严苛唯有这数名老仆捷越晓得[钟]捷越[钟]元武到这里的次数比任何人都多是元武呼吁这外观的一草一木都必捷越须放弃原样并[思考]捷越[思考]非是对本身终身中最强大的敌手的崇敬而是叮咛这样的修行者所居的地方经常会[好喜欢]捷越[好喜欢]留下修行的古迹元武此时就坐在叮咛和长孙浅雪泛泛夜晚修行的床榻上在他[舔屏]捷越[舔屏]的感知里床榻周围的墙壁里空中之下处处都是幽深幽寒的[佩奇]味道这是九幽冥王剑的烙印然而除此之外却有一种格外宁静卤莽的气味仿佛
【我说文艺】林森：“知青”原点与时间之书 ——论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下篇）
“日”与“夜”之二：革命与日常
《日夜书》在革命与日常之间处理得最有意味、最为复杂的人物，显然是马涛。作为叙述者陶小布的妻子马楠的哥哥，在《日夜书》中，马涛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也是全书中韩少功刻画得最耗心力的一位人物。马涛是一位“革命者”，或者说自以为的“革命者”，他读书甚多，有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体内涌动着革命者的坚韧，不少的知青都被他的魅力所倾倒，包括小说中的“我”——陶小布。除了有革命的理想，马涛也有胆量，在因密谋被揭发入狱之后，他仍然不改其志，他犹如永动机，一直喷涌出“革命”的力量。而且，他身上保持着这种状态数十年，直到多年后身处国外，仍是一副引领全世界思想革命的派头。在这个意义上，马涛是一个超脱之人，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世俗生活，为了某种“理想之光”便把一切都压了上去，从不后悔。我们可以不认可他的思想，可我们又很难不为他这种追索的毅力所震撼。马涛的让人难忘，当然不仅是因为这“伟光正”的一面，甚至可以说，韩少功刻画他、读者记住他，完全是因为他的另外一面。作为革命者的反面，马涛在日常生活当中，完全没有了那种面对历史、面对思想、面对时代的如鱼得水，他失去了那种“对自己入迷的书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某一段，甚至能准确锁定哪一页，讲一个小说或电影里的故事，也能风生水起和准确无误”的“超能力”。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把姓王的喊成姓刘的，把杀猪的叫成弹棉花的，把人家的三大姨叫成四姑娘……”饭烧焦了，他路过几次也不熄火。马涛的这种“与生命相脱节的纯粹来自知识演绎的思想狂妄。他内心的自我膨胀和傲慢来自于知识给人带来的心理优越，他忽略了思想的奇葩只有落实到常识的现实才能开出真实的花”。马涛把一家人尤其是马楠伤害极深，陶小布作为旁观者，在讲述之时饱含愤恨。马涛对家人、朋友的伤害是持久性地，他甚至把自己的女儿笑月也丢给马楠，基本放弃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这也酿成了小说结尾处笑月自杀的惨剧。而马涛本人，对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毫无知觉，只认为所有人都轻慢了他，他的“伟大”被所有人扼杀了——他认为马楠为保护他而在他下狱期间烧掉他的手稿，造成了他曾提出的某个伟大思想未被承认，这对他是摧毁性的。马涛的这些自以为是和思想狂妄，都身披一件“伟大”的外衣，他永远觉得身边人没有给他创造足够多的条件，让他一展身手，于是把“匕首”一次次刺向最亲的人。
革命的轰轰烈烈和日常的鸡毛蒜皮，在这里形成了某种刺眼的对比。一个个疑问也由此诞生：以牺牲身边最亲的人来完成的“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连最亲的人都可以如此肆意践踏的理想，是否仍然值得尊敬？革命与日常的摩擦、冲突，是否就像“夜”未能融于“日”？
日”与“夜”之三：身体与精神
《日夜书》里，韩少功极力回归传统长篇的表达，更多地以故事本身来讲述，作者的强行介入不多，但也还是有。韩少功在故事讲述的中间，插入一些章节，分析人物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有“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泄点与醉点”先分析了这两者的不同，这两个描述生理高潮的概念，“泄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饱”，“醉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好”。之后则是分析N、安燕、姚大甲、吴天保、贺亦民等人的性经历，试图从这里头，挖掘性经历与他们的性格演变、命运走向之间的隐秘关系。“准精神病”则是以蔡海伦、马楠、万哥、马涛几人的某些几近精神病的性格表现作为分析对象：蔡海伦无论任何场合，都把女权挂在嘴边，把所有的话题都引向关于女权的争论；马楠任何时候都让陶小布表达对她的爱，以此来证明他没有变心；万哥是一个穷怕的人，到南方最早开放的城市见识一番之后，心态失衡，导致后来被骗，而这个经历颇多的人，最后变成了喋喋不休的“营养专家”；马涛永远活在他的伟大理想和现实庸常的摩擦当中。“器官与身体”则主要是关于贺亦民的奇人奇事，贺身材很矮，也不识几个字，要谈女朋友还得请别人介绍《红楼梦》等名著中的典故，以方便其“找话题”，就是这么一个人，竟极有偏才，发现了电表上的极大漏洞，长期用电而表不走动，他还有多项技术专利……这个奇人也是畸人，他的腿与腰、手、脑、舌、耳、心等器官被韩少功缓缓道来。
身体作用于精神，精神也支撑着身体。很显然，这相对、相反的概念，被插入完整、线性的叙事当中，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花活儿，而是要在人物的命运向前发展的时候，稍微歇一歇，停下来思考那些被故事裹挟着往前的人物，除了社会的、时代的浪潮裹挟，还有没有一些不被注意的因素，潜在地影响着那群人的生命走向？作为个体，精神方面的追求、喜好甚至怪癖，其实也在左右着一个人——虽然这可能很难被我们所看见。除了精神，身体、样貌也跟一个人的成长息息相关，贺亦民就是一个例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泄点”和“醉点”，这本是身体上的反应，可这种身体反应，又往往抵达精神层面。身体和精神，显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连一体、互相转化的，就像“日”与“夜”的永远相连，不可分割。
日”与“夜”之四：少年与老年
《日夜书》里，人物从知青时期的少年，变成活在当下，逐步退出职场的老年。针对少年时期，韩少功少见地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当中书写爱情了——而对情感的书写，往往被视为韩少功的一个“薄弱环节”。《日夜书》不仅仅写爱情，甚至也有了性描写，这更是韩少功作品中罕见的。马楠为救哥哥马涛，去找徐副主任，被夺了初夜。后来的第22章、23章里，陶小布和马楠两人进行着让人唏嘘心碎的“第一次”。所谓的性描写，当然不是为了描写性，而是在对话、动作当中，写出马楠和陶小布所受到的身体、心理伤害。陶小布失败的第一次，当然是因为介怀马楠被徐副主任夺取了初夜——虽然他极力否认；马楠后来没法生育，跟当初的徐副主任是不是也有着某些隐秘的关系？这些被时代抛到山沟沟里的少年人，其被时代给予的伤害，通过一次“失败”的性关系，被折射出来。他们下乡之前的那种冲天豪情，被现实雨打风吹去。可以看出，韩少功在书写知青这一段少年生活的时候，既对那个时代保持着警惕性的思考，“将与自己同时代并且命运交集在一起的人作为麻雀，加以刻薄地剖析”，也有对这一段少年经历保持着某种刻骨的痛惜。
老年这一段，韩少功还写了职场，写了办公室政治。比如说第28章突然出现的陆学文，这个在厅长陶小布手下任副厅长的活宝，和陶小布来了一场“宫斗”。韩少功也写到了家庭里的日常，马涛和妻子离婚后，把女儿笑月丢给了马楠，陶小布和马楠之间为笑月的教育，发生了诸多摩擦。而马涛作为一个“时代英雄”，自以为在国外能呼风唤雨，却不过落得一个被鄙夷、嘲笑的下场，他开启一场国内之旅时，已经身患绝症，仍再次把陶小布等人折磨得七零八落。陶小布只能把这当成一个绝症之人的最后任性，把所有委屈吞回肚子。
抛弃掉历史的浪潮，仅仅时间本身，仅仅是少年变成老年的过程，就让人如此触目惊心。这种时间不舍昼夜的流逝感，通过少年和老年的对比，更显清晰，这也是属于作者的感怀，如黄灯所言，“在史铁生无法克服生理的极限早已离世之后，在张承志已越来越远离主流并自动边缘化的形单影只中，韩少功是否感到了一代人被历史的风吹雨打之后的落寞和悲凉？”
“日”与“夜”之五：畸人与英雄
《日夜书》里，韩少功一反《暗示》当中人物和故事只提供例证的方式，开始用心刻画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关于这一点，韩少功自己也说：“《日夜书》讲的是一些‘50后’国人的故事……他们是畸人，也是英雄。说畸人，是他们困于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有怯懦，有幻想，有自负，有盲目，有粗鄙……说英雄，是他们抗打击，能折腾，用于反抗，富于激情，相当于一片蓬蓬勃勃的野草，有顽强的生命力度和底层根系。”韩少功本人特别清楚这一代人身上的两面性，他看到了那些同龄人，在这数十年里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在这里，有人性暗淡的一面，也有人性光辉的一面；有时代不堪的一面，也有时代动人心魄的一面。很显然，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真正感人的人物，都绝非仅有所谓“正面”“正能量”的那一面，一定是两面甚至多面的混杂交织，其丰富性才足以让人从不同的入口进入，其丰富性才经得起推敲和细品，畸人和英雄同为一体两面，也是“日”与“夜”混杂交织的一种。
可以看出，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通过一组组相对概念的对照、彼此映射，来构建他心中的“50后”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它们有时是界限分明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日就是日夜就是夜；可更多时候，它们又是混合交织、互相转化的，黑可以逐步过度到白、日可以慢慢变成夜。所谓《日夜书》，有日、有夜，也得有“书”，有记录的冲动、有书写中的沉思和犹豫，才能组成这一代人、这一个时代的故事。
感性的“回归”
《日夜书》有着结构方面上的考量，比如说，大量的插叙、倒叙，使得过去的时空和后来的时空，得以穿插、映照。这种手法的运用，对于大体上知晓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读者，阅读障碍不算太大，可对于境外的读者，其进入难度肯定是存在的，以至于《日夜书》的台湾繁体字版、韩文版，不得不“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除了跳跃和闪回的大量运用，还在一些章节中间插入“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隔断完整的阅读，让读者有放慢脚步、略作沉思的时间。
《日夜书》的首版简介上写着“知青一代的精神史，具有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心灵书写，灵动的言表与深刻的思辨自然融合，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这话我们可以当广告词来理解，前面的话则是对这部小说的概括。相对国内其他作家的作品，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相对韩少功自己的作品，其“思辨”其实是在“后撤”的，因为韩少功最擅长的思想，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最大的“压制”。《马桥词典》和《暗示》中，韩少功本人经常会跑出来，和作为叙事者的“我”混为一体，而且，因为这两部小说中，那个叙事者“我”都是没有姓名的，这就让作者韩少功和叙事者“我”的串场特别厉害。而在《日夜书》中，这一做法基本绝迹，韩少功本人隐遁了，只有作为叙事者的陶小布存在。从这一个小切片便可发现，韩少功在努力压制着思考的冲动，让故事本身去阐释，让故事自然生发意义，也就是说，在《日夜书》里，感性在大面积“回归”。
为什么在思考一代人命运的作品当中，韩少功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思辨，而“臣服”于故事本身？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在于，韩少功或许认为，他本人的思辨与历史的“真实”相比，他更愿意诚实地记录，而不是交出个人的思考——又或许，年满耳顺之年的韩少功，内心萦绕着当年知青生活里遇到的念念不忘的人，他的记录冲动远远大于他的思考冲动。“岁月流逝，数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弹指之间，千年变局。天地之间，唯心是归。当熠熠闪光的那么多人和物正变得模糊，相伴相守的日子渐次凋零，受惠者的一眼回望岂是多余？……放下技法，放下风格，放下创新野心，放下禁忌掐算和风险规避，一切从内心开始，便成了一件轻松的事。”把这些既畸人又英雄的旧日故交记录下来，以免他们被遗忘在历史的烟尘处，是韩少功写《日夜书》最大的缘由。把这些后来成为了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的知青一代如实呈现，让后人从活生生的人物和生活中，感受当时的历史现场，便是《日夜书》最大的价值。
也正是出于这最质朴的记录、“书”的初心，“感性”在《日夜书》里得到了“回归”，《日夜书》也成为韩少功笔下最像传统长篇小说的作品。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完全符合我们对经典中短篇的理解，很少在作品当中直接以思辨性的语言进行介入，而多以故事来自然呈现。可长篇小说里，他的探索性太强，于是老老实实地讲故事，成为了一种“奢侈”，《日夜书》的出现，算是一个意外的特例。
——原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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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作家，《天涯》杂志副主编。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小镇及其他》，长篇小说《关关雎鸠》《暖若春风》《岛》，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随笔集《乡野之神》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北京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海南文学双年奖等，作品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扬子江评论》文学排行榜等。
“日”与“夜”之二：革命与日常
《日夜书》在革命与日常之间处理得最有意味、最为复杂的人物，显然是马涛。作为叙述者陶小布的妻子马楠的哥哥，在《日夜书》中，马涛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也是全书中韩少功刻画得最耗心力的一位人物。马涛是一位“革命者”，或者说自以为的“革命者”，他读书甚多，有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体内涌动着革命者的坚韧，不少的知青都被他的魅力所倾倒，包括小说中的“我”——陶小布。除了有革命的理想，马涛也有胆量，在因密谋被揭发入狱之后，他仍然不改其志，他犹如永动机，一直喷涌出“革命”的力量。而且，他身上保持着这种状态数十年，直到多年后身处国外，仍是一副引领全世界思想革命的派头。在这个意义上，马涛是一个超脱之人，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世俗生活，为了某种“理想之光”便把一切都压了上去，从不后悔。我们可以不认可他的思想，可我们又很难不为他这种追索的毅力所震撼。马涛的让人难忘，当然不仅是因为这“伟光正”的一面，甚至可以说，韩少功刻画他、读者记住他，完全是因为他的另外一面。作为革命者的反面，马涛在日常生活当中，完全没有了那种面对历史、面对思想、面对时代的如鱼得水，他失去了那种“对自己入迷的书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某一段，甚至能准确锁定哪一页，讲一个小说或电影里的故事，也能风生水起和准确无误”的“超能力”。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把姓王的喊成姓刘的，把杀猪的叫成弹棉花的，把人家的三大姨叫成四姑娘……”饭烧焦了，他路过几次也不熄火。马涛的这种“与生命相脱节的纯粹来自知识演绎的思想狂妄。他内心的自我膨胀和傲慢来自于知识给人带来的心理优越，他忽略了思想的奇葩只有落实到常识的现实才能开出真实的花”。马涛把一家人尤其是马楠伤害极深，陶小布作为旁观者，在讲述之时饱含愤恨。马涛对家人、朋友的伤害是持久性地，他甚至把自己的女儿笑月也丢给马楠，基本放弃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这也酿成了小说结尾处笑月自杀的惨剧。而马涛本人，对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毫无知觉，只认为所有人都轻慢了他，他的“伟大”被所有人扼杀了——他认为马楠为保护他而在他下狱期间烧掉他的手稿，造成了他曾提出的某个伟大思想未被承认，这对他是摧毁性的。马涛的这些自以为是和思想狂妄，都身披一件“伟大”的外衣，他永远觉得身边人没有给他创造足够多的条件，让他一展身手，于是把“匕首”一次次刺向最亲的人。
革命的轰轰烈烈和日常的鸡毛蒜皮，在这里形成了某种刺眼的对比。一个个疑问也由此诞生：以牺牲身边最亲的人来完成的“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连最亲的人都可以如此肆意践踏的理想，是否仍然值得尊敬？革命与日常的摩擦、冲突，是否就像“夜”未能融于“日”？
日”与“夜”之三：身体与精神
《日夜书》里，韩少功极力回归传统长篇的表达，更多地以故事本身来讲述，作者的强行介入不多，但也还是有。韩少功在故事讲述的中间，插入一些章节，分析人物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有“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泄点与醉点”先分析了这两者的不同，这两个描述生理高潮的概念，“泄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饱”，“醉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好”。之后则是分析N、安燕、姚大甲、吴天保、贺亦民等人的性经历，试图从这里头，挖掘性经历与他们的性格演变、命运走向之间的隐秘关系。“准精神病”则是以蔡海伦、马楠、万哥、马涛几人的某些几近精神病的性格表现作为分析对象：蔡海伦无论任何场合，都把女权挂在嘴边，把所有的话题都引向关于女权的争论；马楠任何时候都让陶小布表达对她的爱，以此来证明他没有变心；万哥是一个穷怕的人，到南方最早开放的城市见识一番之后，心态失衡，导致后来被骗，而这个经历颇多的人，最后变成了喋喋不休的“营养专家”；马涛永远活在他的伟大理想和现实庸常的摩擦当中。“器官与身体”则主要是关于贺亦民的奇人奇事，贺身材很矮，也不识几个字，要谈女朋友还得请别人介绍《红楼梦》等名著中的典故，以方便其“找话题”，就是这么一个人，竟极有偏才，发现了电表上的极大漏洞，长期用电而表不走动，他还有多项技术专利……这个奇人也是畸人，他的腿与腰、手、脑、舌、耳、心等器官被韩少功缓缓道来。
身体作用于精神，精神也支撑着身体。很显然，这相对、相反的概念，被插入完整、线性的叙事当中，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花活儿，而是要在人物的命运向前发展的时候，稍微歇一歇，停下来思考那些被故事裹挟着往前的人物，除了社会的、时代的浪潮裹挟，还有没有一些不被注意的因素，潜在地影响着那群人的生命走向？作为个体，精神方面的追求、喜好甚至怪癖，其实也在左右着一个人——虽然这可能很难被我们所看见。除了精神，身体、样貌也跟一个人的成长息息相关，贺亦民就是一个例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泄点”和“醉点”，这本是身体上的反应，可这种身体反应，又往往抵达精神层面。身体和精神，显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连一体、互相转化的，就像“日”与“夜”的永远相连，不可分割。
日”与“夜”之四：少年与老年
《日夜书》里，人物从知青时期的少年，变成活在当下，逐步退出职场的老年。针对少年时期，韩少功少见地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当中书写爱情了——而对情感的书写，往往被视为韩少功的一个“薄弱环节”。《日夜书》不仅仅写爱情，甚至也有了性描写，这更是韩少功作品中罕见的。马楠为救哥哥马涛，去找徐副主任，被夺了初夜。后来的第22章、23章里，陶小布和马楠两人进行着让人唏嘘心碎的“第一次”。所谓的性描写，当然不是为了描写性，而是在对话、动作当中，写出马楠和陶小布所受到的身体、心理伤害。陶小布失败的第一次，当然是因为介怀马楠被徐副主任夺取了初夜——虽然他极力否认；马楠后来没法生育，跟当初的徐副主任是不是也有着某些隐秘的关系？这些被时代抛到山沟沟里的少年人，其被时代给予的伤害，通过一次“失败”的性关系，被折射出来。他们下乡之前的那种冲天豪情，被现实雨打风吹去。可以看出，韩少功在书写知青这一段少年生活的时候，既对那个时代保持着警惕性的思考，“将与自己同时代并且命运交集在一起的人作为麻雀，加以刻薄地剖析”，也有对这一段少年经历保持着某种刻骨的痛惜。
老年这一段，韩少功还写了职场，写了办公室政治。比如说第28章突然出现的陆学文，这个在厅长陶小布手下任副厅长的活宝，和陶小布来了一场“宫斗”。韩少功也写到了家庭里的日常，马涛和妻子离婚后，把女儿笑月丢给了马楠，陶小布和马楠之间为笑月的教育，发生了诸多摩擦。而马涛作为一个“时代英雄”，自以为在国外能呼风唤雨，却不过落得一个被鄙夷、嘲笑的下场，他开启一场国内之旅时，已经身患绝症，仍再次把陶小布等人折磨得七零八落。陶小布只能把这当成一个绝症之人的最后任性，把所有委屈吞回肚子。
抛弃掉历史的浪潮，仅仅时间本身，仅仅是少年变成老年的过程，就让人如此触目惊心。这种时间不舍昼夜的流逝感，通过少年和老年的对比，更显清晰，这也是属于作者的感怀，如黄灯所言，“在史铁生无法克服生理的极限早已离世之后，在张承志已越来越远离主流并自动边缘化的形单影只中，韩少功是否感到了一代人被历史的风吹雨打之后的落寞和悲凉？”
“日”与“夜”之五：畸人与英雄
《日夜书》里，韩少功一反《暗示》当中人物和故事只提供例证的方式，开始用心刻画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关于这一点，韩少功自己也说：“《日夜书》讲的是一些‘50后’国人的故事……他们是畸人，也是英雄。说畸人，是他们困于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有怯懦，有幻想，有自负，有盲目，有粗鄙……说英雄，是他们抗打击，能折腾，用于反抗，富于激情，相当于一片蓬蓬勃勃的野草，有顽强的生命力度和底层根系。”韩少功本人特别清楚这一代人身上的两面性，他看到了那些同龄人，在这数十年里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在这里，有人性暗淡的一面，也有人性光辉的一面；有时代不堪的一面，也有时代动人心魄的一面。很显然，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真正感人的人物，都绝非仅有所谓“正面”“正能量”的那一面，一定是两面甚至多面的混杂交织，其丰富性才足以让人从不同的入口进入，其丰富性才经得起推敲和细品，畸人和英雄同为一体两面，也是“日”与“夜”混杂交织的一种。
可以看出，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通过一组组相对概念的对照、彼此映射，来构建他心中的“50后”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它们有时是界限分明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日就是日夜就是夜；可更多时候，它们又是混合交织、互相转化的，黑可以逐步过度到白、日可以慢慢变成夜。所谓《日夜书》，有日、有夜，也得有“书”，有记录的冲动、有书写中的沉思和犹豫，才能组成这一代人、这一个时代的故事。
感性的“回归”
《日夜书》有着结构方面上的考量，比如说，大量的插叙、倒叙，使得过去的时空和后来的时空，得以穿插、映照。这种手法的运用，对于大体上知晓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读者，阅读障碍不算太大，可对于境外的读者，其进入难度肯定是存在的，以至于《日夜书》的台湾繁体字版、韩文版，不得不“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除了跳跃和闪回的大量运用，还在一些章节中间插入“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隔断完整的阅读，让读者有放慢脚步、略作沉思的时间。
《日夜书》的首版简介上写着“知青一代的精神史，具有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心灵书写，灵动的言表与深刻的思辨自然融合，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这话我们可以当广告词来理解，前面的话则是对这部小说的概括。相对国内其他作家的作品，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相对韩少功自己的作品，其“思辨”其实是在“后撤”的，因为韩少功最擅长的思想，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最大的“压制”。《马桥词典》和《暗示》中，韩少功本人经常会跑出来，和作为叙事者的“我”混为一体，而且，因为这两部小说中，那个叙事者“我”都是没有姓名的，这就让作者韩少功和叙事者“我”的串场特别厉害。而在《日夜书》中，这一做法基本绝迹，韩少功本人隐遁了，只有作为叙事者的陶小布存在。从这一个小切片便可发现，韩少功在努力压制着思考的冲动，让故事本身去阐释，让故事自然生发意义，也就是说，在《日夜书》里，感性在大面积“回归”。
为什么在思考一代人命运的作品当中，韩少功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思辨，而“臣服”于故事本身？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在于，韩少功或许认为，他本人的思辨与历史的“真实”相比，他更愿意诚实地记录，而不是交出个人的思考——又或许，年满耳顺之年的韩少功，内心萦绕着当年知青生活里遇到的念念不忘的人，他的记录冲动远远大于他的思考冲动。“岁月流逝，数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弹指之间，千年变局。天地之间，唯心是归。当熠熠闪光的那么多人和物正变得模糊，相伴相守的日子渐次凋零，受惠者的一眼回望岂是多余？……放下技法，放下风格，放下创新野心，放下禁忌掐算和风险规避，一切从内心开始，便成了一件轻松的事。”把这些既畸人又英雄的旧日故交记录下来，以免他们被遗忘在历史的烟尘处，是韩少功写《日夜书》最大的缘由。把这些后来成为了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的知青一代如实呈现，让后人从活生生的人物和生活中，感受当时的历史现场，便是《日夜书》最大的价值。
也正是出于这最质朴的记录、“书”的初心，“感性”在《日夜书》里得到了“回归”，《日夜书》也成为韩少功笔下最像传统长篇小说的作品。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完全符合我们对经典中短篇的理解，很少在作品当中直接以思辨性的语言进行介入，而多以故事来自然呈现。可长篇小说里，他的探索性太强，于是老老实实地讲故事，成为了一种“奢侈”，《日夜书》的出现，算是一个意外的特例。
——原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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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作家，《天涯》杂志副主编。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小镇及其他》，长篇小说《关关雎鸠》《暖若春风》《岛》，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随笔集《乡野之神》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北京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海南文学双年奖等，作品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扬子江评论》文学排行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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