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AG超玩会[超话]# 我是最惨的大学生嘛?上了个大一,感觉自己经历了社会的毒打。进入校级部门,明明部长很看好我,但换届时,我输给了一个男生。班干部,党员,我永远是当分子那个[泪]因为我班三十九个人只有九个女生,男生都选男生。现在选班助选举也是,连面试都没有,直接选好了。我很差很丑嘛?[泪]上了一个大一给我整自卑,自闭了。没一次选举成功过的。好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随着年龄增加,这位曾经与春晚一起被大家记忆在脑海里的主持人,已经走完了人生的旅程,永远地离开了喜爱他的观众们。当众人感慨怀念赵忠祥时,很多人却发现,在早年间,持续登上春晚的小品演员蔡明,仿佛也很难再见到了。甚至在网上,有人感慨:老艺术家赵忠祥走了,蔡明也“走”了。人们说赵忠祥走了可以理解,毕竟这位老艺术家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历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为何人们会说蔡明也“走”了呢?这主要是蔡明也离开了春晚舞台,在以后的春晚上,我们看不到她了。一、时代赋予机会,走出人生华彩篇章。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传承,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传统节日,而春节无疑是国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伴随电视传媒的普及,春晚会从诞生之日起,在每年的除夕夜,成为了国人必不可少的娱乐节目。全家人欢聚一堂,围拢在电视机旁,看着精彩的春晚,这无疑给欢乐的节日,增添了不少幸福的色彩。精彩的联欢晚会,其实背后包含了很多人的付出。在每年的下半年,基本上就开始筹备彩排了,大量的演员付出了很长的时间,并且艰辛的努力工作。在众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俨然成为国内关注度最高的电视节目。与此同时,那些经常登上春晚的演员们,也成为了全国观众耳熟能详的大明星。赵忠祥作为春晚初创时期的主持人,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那磁性的声音,几乎伴随了春晚初期那十几年的成长历程,让几代人都留下了深刻的时代记忆。提起赵忠祥,或许有些年轻的网友们不是很熟悉,但对于那些年龄比较大的人,或者说曾伴随电视传媒的普及,一起成长起来的观众们。赵忠祥的名字,似乎更像是一种“时代符号”。那种时代赋予了人们的记忆,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但却又显得那么遥远。赵忠祥出生在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他天生有一副富含磁性的好嗓子。这也为他在以后的播音事业上取得辉煌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长大后,赵忠祥通过层层筛选,进入了北京地区的一家电视台工作。那时候,我国还没有专业播音主持人,而赵忠祥却成为第一位男的播音员。从此之后,他的声音几乎伴随着电视台播放,传遍了北京市区。他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播音主持人。而且当时年轻力壮的赵忠祥,承担着非常艰巨且繁重的播音工作,但他从来不喊苦,也不喊累,始终用内心的热爱,坚持着这份工作。时光流逝,一转眼十年过去了,赵忠祥也从一位青年播音员,成长为顶级播音主持人了。后来,时代在进步,电视传媒也在发生着快速的转变。以前的电视台,它的节目类别很少,基本上都是以新闻为主。为了更好地传播信息,后来也开始积极拓展节目类型,丰富节目的内容。赵忠祥作为我国第一位男播音员,他不仅要承担播放新闻的重任,而且在新的电视栏目中,他也要挑起大梁。其中一个就是春晚了,赵忠祥搭档倪萍,从第一届春晚开始,他连续主持了十几年的春晚。赵忠祥优雅稳健的气质,加上那不紧不慢的语速,再配上那磁性的声音,简直就是那个时代最完美的主持人。而他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签。倘若赵忠祥的人生的发展历程,有着浓厚的时代烙印,而另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喜剧明星蔡明,几乎就是被时代改变命运的典范了。一九六一年出生的蔡明,起初是一名影视演员。而且她还是我国第一批涉足荧幕的童星。在蔡明十二岁的时候,便登上荧屏,拍摄了一部电影。她当时表现得很好,也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可。而且蔡明也凭借在电影上的优秀表现,让自己小小年纪便有了“工作”。时光荏苒,社会变迁,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娱乐市场蓬勃发展。而走过十几年银幕生涯的蔡明,她开始了大胆的转型。当时蔡明这位电影演员,选择去尝试演小品。而她选择的起点比较高,而且合作对象也是当时北京小品界比较知名的陈佩斯和朱时茂。他们一起搭档演了一个小品,播出后的反响很热烈。这是蔡明第一次涉足小品领域,也是她在小品舞台上的第一个作品,却走红了。蔡明在小品中的表现,让众人大吃一惊。她处理包袱得当,跟陈佩斯和朱时茂这种小品演员配合得也很默契。于是,观众们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了蔡明。这对于蔡明而言,简直是很大的鼓励。并且也意味着蔡明,从影视演员到小品演员转型上的成功。蔡明身上有那种坚持不懈、勇于挑战的精神。当第一个小品获得成功后,她并没有沾沾自喜,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而是向更高的舞台发起挑战。随后她登上了春晚舞台。在一九九一年,她与巩汉林搭档,在春晚的舞台上,表演了一个经典小品。而她的春晚作品,传遍了大江南北,蔡明从此被全国观众所熟知,她也正式开启了以后二十几年的春晚小品之路。从那一年起,蔡明连续二十几年都未曾缺席春晚的表演,她也靠着春晚小品,成了家喻户晓的喜剧明星,在小品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长久以来,蔡明在春晚舞台上搭档过郭冬临、郭达和巩汉林等不同演员,尽管小品伙伴在不停地更换,但她依然保持高度专注,从未降低小品的质量,而她给观众们奉献的一个个经典的小品,依然成为很多人难以抹去的记忆。蔡明也成了春晚舞台上的小品节目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时代赋予了蔡明最好的事业转型机会,同时也让她走出了华彩的演艺人生。每个时代,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印记,而时代也总会赋予那些努力的人机会,让其获得巨大的成功。赵忠祥踩着时代的步伐,成为了历史上最受人们尊敬的主持人,而蔡明也利用时代赋予的巨大机会,从影视演员,变成了小品舞台上的大腕明星。在他们二人身上,都有着浓厚的时代特征,但他们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除了抓住时代赋予的机会,还有什么呢?二、坚守艺术,赢得掌声。赵忠祥和蔡明这样的老艺术家,之所以会赢得大家的尊重,在艺术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其实除了时代原因之外,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是根本因素。尤其是蔡明这位老艺术家,她早期在电影制片厂有着稳定的工作,并且拍电影和电视剧的机会很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演艺行业发生了巨变,蔡明勇敢地做出了选择,转行到了小品舞台。而从她第一次演小品的时候,她就坚持不懈地努力,有着永不放弃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驱使下,蔡明连续二十几年不间断地去参加春晚。在很多年轻演员看来,春晚舞台是吸引流量的巨大机会。但对于蔡明这种老艺术家来说,登上春晚舞台,基本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艺术上的追求。通过各种媒体报道,大家似乎也有所了解,春晚舞台关注度高的同时,演员的压力也非常大。曾经宋丹丹在结束春晚节目录制后,用一场大哭来解压。而蔡明作为跟宋丹丹几乎一样的小品大腕演员,在这么多年的春晚岁月中,其承受过的压力,自然不言而喻了,肯定也十分巨大。但她却用超强的意志力,挺了过来。蔡明和赵忠祥等老艺术家,经常被观众们称为春晚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但当他们给一代代观众带来快乐的同时,背后所付出的艰辛,或许常人难以理解。而他们成名这么多年来,几乎也把全部的精力,都奉献在了艺术上,对于浮华的娱乐圈,他们没有迷失,也没有去做那些被人诟病的事情。时光流逝,人终究会老去,甚至离开世间,这是人生不可逆转的事实。赵忠祥和蔡明跟春晚有几十年之久的缘分,但年龄对于每位艺术家来说,似乎很残酷,当他们老去之时,终究也要接受离开舞台的残酷现实。三、艺术没有终点,人生终究敌不过“岁月”老艺术家赵忠祥一生致力于播音主持事业,从一位青年播音员做起,在往后的几十年里,他从来没离开过这个行业,一直致力于钟爱的主持事业,不断努力,不断提高,长期坚守,着实令人钦佩。在浩瀚的艺术领域,或许没有尽头,但人生终有尽头,即便是赵忠祥这样优秀的艺术家,也终究敌不过岁月。优秀艺术家赵忠祥老师,由于重病的缘故,永远地离开了喜爱他的观众们,享年七十八岁。钟爱小品事业,在春晚舞台奋斗二十几年的蔡明,也在后期由于身体疾病,主动离开了春晚舞台。当时尽管她自己以及很多观众都恋恋不舍,但现实依然无法让她继续坚持在春晚舞台上。或许观众也会发现,在蔡明后来参加的两场春晚上,她都是坐着轮椅演小品,这说明她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了,完全是依靠精神支撑。蔡明后来也解释说,自己尽管很喜欢春晚舞台,但碍于身体疾病以及为了给更多年轻人崭露头角的机会,她还是选择了离开。四、他们的“走”,意味着“艺术传承”。赵忠祥和蔡明这种陪伴观众多年的老艺术家,当他们离开春晚舞台时,不免会让人难过。甚至有很多人都感慨悲观地说:赵忠祥老师走了,蔡明老师也“走”了。其实,发出这种感叹之声的人们,内心更多的是怀念,尤其是带给无数欢乐的春晚舞台。他们说蔡明老师走了,其实是想表达对蔡明老师离开春晚舞台的一份留恋之情。时代在不停的发展,尽管这些老艺术家们离开了春晚,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他们身上展现出的那种对艺术毕生追求的精神,依然没有“走”。而这种精神,终将化为艺术的传承,永远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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