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酒吧往事》 作者 | 黑麦
我爷爷家住在酒厂宿舍区，30多年前，国贸东边有一片工厂，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就在其间，生产夜光杯葡萄酒和红星二锅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八王坟这个地名已经被大望路取代，酒厂也搬迁到了很远的地方。
1986年，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电视台来到我家，在我的奶油蛋糕前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电视广告。想必当时的观众对未成年饮酒画面没有什么禁忌，我在电视上举起了迷你葡萄酒杯，舔了一口露出憨笑，自此和酒也算有了一点缘分。
常听酒厂的老人们讲起，北京的胡同里原有不少小酒铺，好酒的老头领着空瓶打酒，几毛钱就能换俩二两“白干”。下酒菜也很简单，油豆腐、肉皮冻、煮蚕豆，年月不好的时候拌个白菜梆子也能喝半瓶。长大后，我在汪曾祺和唐鲁孙、王世襄的文章里都读到过这种情景，只是那些描述也会让我想起《孔乙己》这样的语文课文。
粮食酒能主导着北京的餐桌，大概和历史有些关联，据说造酒方式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70年代，红粮大曲投产，二锅头大行其道，顶替了原先廉价的红薯酒。我爷爷在酒厂工作了一辈子，中午晚上两顿饭必喝一小杯二锅头佐餐。在他看来，酒是一种日常的饮料，就像我喝汽水一样。在没有调味工业的年代，酒很珍贵，红酒香甜、啤酒干爽、白酒醇厚，他总是给我细数自己喝过的酒，然后常常加上一句，在酒厂上班，那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好工作。
80年代，北京开了几家酒吧，几家歌舞厅，不像是平头百姓消费得起的地方。在电视剧《海马歌舞厅》里，人们把酒言欢，人们烂醉如泥，《过把瘾》里的杜梅和方言说，你看这些人醉生梦死那劲儿。
随着电视剧改变的，首先是人们家里的酒柜，烧刀子、特区、女儿红，在80年代末变成了清一色的人头马，这些酒几乎都不为喝，名义上是为了招待贵客，实则是为了装点。直至今日，打开瓶的也寥寥无几，落满尘土。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年后，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副总理给北京的个体户们拜年，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并嘱咐店主，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出来喝酒的人就变多了，卖酒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那时候主要是啤酒。记得小时候见过最“奔放”的散装啤酒，是在隆福寺的牛肉面馆里，面锅旁有个大酒缸，服务员像盛汤一样，把啤酒舀到破了边的搪瓷杯子里，想必那啤酒没什么气，也不够冰，但足以让人品尝到些放松。忘了是谁说的，啤酒是最廉价的自由。一点没错。
大绿棒子一度占领着北京85%的市场份额，90年代中，随着“燕京”大量涌入市场，随处可见喝啤酒的人，和拿着空瓶子给家里换啤酒的小孩。“退瓶价”一块五，比矿泉水还便宜，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常以没钱为借口，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分享一瓶啤酒，教务主任见了直摇头，拿我们没有脾气。总之，这种浓度不高，却格外亲民的酒，很快充满了地摊、大排档、小餐馆，最终也被大饭店和酒楼接纳，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的过渡期，成为消费的主流。
三里屯因距北京城墙三里地而得名，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在此开业，由于紧挨着使馆区，1995年时，这里孕育出一条酒吧街。其中兰桂坊、“男孩女孩”较为出众，很多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使得这条街一度成为了北京新文化的标志，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这里，只为享受北京下午有些刺眼的阳光。鼎盛时期，这条街一直开到路南，沿着工体不断扩张，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得不说，经济的上行也为酒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00年后，约有近千家大小酒吧散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商务应酬还是私人聚会，人们都把酒吧当作最新潮的社交场所。
2004年后，工体西路上的娱乐场所变得越来越多，90年代去迪厅的人好像都钻进了夜店和KTV，音乐突然变成了喝酒的主题。芝华士、黑方、灰雁，混着干姜水、苏打水，替代了90年代葡萄酒加雪碧的组合，电子音乐取代了的士高，点歌变成了自己唱，在这段时间，夜生活给职场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感，一种解压的方式，同时也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多了些现代的色彩。
最近被吊销执照的“天堂超市酒吧”，就是后夜店时期的产物，这个起初贩售烟酒的小卖部，因价格低廉，聚集了不少客人，随即，这里增设了桌椅，经历了两次扩大和升级，最终变成了一家酒吧。“天堂超市酒吧”与脏街遥相呼应，引来的大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麻辣烫、烧烤摊、啤酒、薯条的味道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2017年5月，“脏街”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环境治理，5年后，“天堂”也关门了。
这几年，饮酒的场所似乎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餐厅的精致化，又细分出精酿酒吧、居酒屋和小酒馆。我那些从小喝“大绿棒子”的朋友偏爱精酿，他们对啤酒的味道似乎有了依赖，对清爽的口感情有独钟；喜欢居酒屋的朋友大多是些上班族，平日里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加班，在居酒屋，他们畅饮獭祭50，获得暂时的慰藉；喜欢葡萄酒馆的朋友，大多对自己的口味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迷恋成熟果实的气味，也在乎时间给酒带来的陈年感。
小酒馆的概念来自英文Bistro（Bistronomy）一词，它的原意是小酒吧，随后根据餐食演变出不同的风格，这一风潮由米其林星级餐厅带起，主理人精简掉了那些繁缛的规矩和繁复的菜肴，试图让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美味的烹饪和酒。在这些地方，啤酒、葡萄酒和日本酒一度泾渭分明，却也在今日开始变得融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种酒类也先后出现了品鉴与侍酒的考级培训，总之，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喝什么，要喝什么了。
今年初夏，北京的餐饮都有些消沉，各种酒馆更甚，夜晚走过曾经热闹的三里屯、一番街、鼓楼、五道营，不由得担心是否还能再次踏足曾经去过的小店。于我而言，喝酒不光是为了开心或感伤，也不止社交或是倾诉，我总觉得酒精有时候像是一种润滑剂，拉近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干杯，期待热闹的夏天回来。
我爷爷家住在酒厂宿舍区，30多年前，国贸东边有一片工厂，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就在其间，生产夜光杯葡萄酒和红星二锅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八王坟这个地名已经被大望路取代，酒厂也搬迁到了很远的地方。
1986年，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电视台来到我家，在我的奶油蛋糕前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电视广告。想必当时的观众对未成年饮酒画面没有什么禁忌，我在电视上举起了迷你葡萄酒杯，舔了一口露出憨笑，自此和酒也算有了一点缘分。
常听酒厂的老人们讲起，北京的胡同里原有不少小酒铺，好酒的老头领着空瓶打酒，几毛钱就能换俩二两“白干”。下酒菜也很简单，油豆腐、肉皮冻、煮蚕豆，年月不好的时候拌个白菜梆子也能喝半瓶。长大后，我在汪曾祺和唐鲁孙、王世襄的文章里都读到过这种情景，只是那些描述也会让我想起《孔乙己》这样的语文课文。
粮食酒能主导着北京的餐桌，大概和历史有些关联，据说造酒方式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70年代，红粮大曲投产，二锅头大行其道，顶替了原先廉价的红薯酒。我爷爷在酒厂工作了一辈子，中午晚上两顿饭必喝一小杯二锅头佐餐。在他看来，酒是一种日常的饮料，就像我喝汽水一样。在没有调味工业的年代，酒很珍贵，红酒香甜、啤酒干爽、白酒醇厚，他总是给我细数自己喝过的酒，然后常常加上一句，在酒厂上班，那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好工作。
80年代，北京开了几家酒吧，几家歌舞厅，不像是平头百姓消费得起的地方。在电视剧《海马歌舞厅》里，人们把酒言欢，人们烂醉如泥，《过把瘾》里的杜梅和方言说，你看这些人醉生梦死那劲儿。
随着电视剧改变的，首先是人们家里的酒柜，烧刀子、特区、女儿红，在80年代末变成了清一色的人头马，这些酒几乎都不为喝，名义上是为了招待贵客，实则是为了装点。直至今日，打开瓶的也寥寥无几，落满尘土。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年后，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副总理给北京的个体户们拜年，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并嘱咐店主，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出来喝酒的人就变多了，卖酒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那时候主要是啤酒。记得小时候见过最“奔放”的散装啤酒，是在隆福寺的牛肉面馆里，面锅旁有个大酒缸，服务员像盛汤一样，把啤酒舀到破了边的搪瓷杯子里，想必那啤酒没什么气，也不够冰，但足以让人品尝到些放松。忘了是谁说的，啤酒是最廉价的自由。一点没错。
大绿棒子一度占领着北京85%的市场份额，90年代中，随着“燕京”大量涌入市场，随处可见喝啤酒的人，和拿着空瓶子给家里换啤酒的小孩。“退瓶价”一块五，比矿泉水还便宜，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常以没钱为借口，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分享一瓶啤酒，教务主任见了直摇头，拿我们没有脾气。总之，这种浓度不高，却格外亲民的酒，很快充满了地摊、大排档、小餐馆，最终也被大饭店和酒楼接纳，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的过渡期，成为消费的主流。
三里屯因距北京城墙三里地而得名，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在此开业，由于紧挨着使馆区，1995年时，这里孕育出一条酒吧街。其中兰桂坊、“男孩女孩”较为出众，很多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使得这条街一度成为了北京新文化的标志，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这里，只为享受北京下午有些刺眼的阳光。鼎盛时期，这条街一直开到路南，沿着工体不断扩张，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得不说，经济的上行也为酒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00年后，约有近千家大小酒吧散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商务应酬还是私人聚会，人们都把酒吧当作最新潮的社交场所。
2004年后，工体西路上的娱乐场所变得越来越多，90年代去迪厅的人好像都钻进了夜店和KTV，音乐突然变成了喝酒的主题。芝华士、黑方、灰雁，混着干姜水、苏打水，替代了90年代葡萄酒加雪碧的组合，电子音乐取代了的士高，点歌变成了自己唱，在这段时间，夜生活给职场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感，一种解压的方式，同时也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多了些现代的色彩。
最近被吊销执照的“天堂超市酒吧”，就是后夜店时期的产物，这个起初贩售烟酒的小卖部，因价格低廉，聚集了不少客人，随即，这里增设了桌椅，经历了两次扩大和升级，最终变成了一家酒吧。“天堂超市酒吧”与脏街遥相呼应，引来的大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麻辣烫、烧烤摊、啤酒、薯条的味道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2017年5月，“脏街”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环境治理，5年后，“天堂”也关门了。
这几年，饮酒的场所似乎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餐厅的精致化，又细分出精酿酒吧、居酒屋和小酒馆。我那些从小喝“大绿棒子”的朋友偏爱精酿，他们对啤酒的味道似乎有了依赖，对清爽的口感情有独钟；喜欢居酒屋的朋友大多是些上班族，平日里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加班，在居酒屋，他们畅饮獭祭50，获得暂时的慰藉；喜欢葡萄酒馆的朋友，大多对自己的口味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迷恋成熟果实的气味，也在乎时间给酒带来的陈年感。
小酒馆的概念来自英文Bistro（Bistronomy）一词，它的原意是小酒吧，随后根据餐食演变出不同的风格，这一风潮由米其林星级餐厅带起，主理人精简掉了那些繁缛的规矩和繁复的菜肴，试图让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美味的烹饪和酒。在这些地方，啤酒、葡萄酒和日本酒一度泾渭分明，却也在今日开始变得融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种酒类也先后出现了品鉴与侍酒的考级培训，总之，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喝什么，要喝什么了。
今年初夏，北京的餐饮都有些消沉，各种酒馆更甚，夜晚走过曾经热闹的三里屯、一番街、鼓楼、五道营，不由得担心是否还能再次踏足曾经去过的小店。于我而言，喝酒不光是为了开心或感伤，也不止社交或是倾诉，我总觉得酒精有时候像是一种润滑剂，拉近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干杯，期待热闹的夏天回来。
百姓幸福安居是头等大事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光明日报》聚焦红桥“渔村”故事
小编：今天，《光明日报》3版《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专栏报道我区“渔村”居民住房变迁的故事，生动讲述“渔村”搬迁改造让居民切身感受到“安居就是幸福”！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外孙娶媳妇，中午11点58分婚宴准时开席。
“日子真是越过越好，就像做梦一样！”一大早，天津65岁的吉淑平就进进出出忙乎着，脸上笑开了花。
“一间6平方米的土坯房，进门就是炕”
天津市红桥区子牙河北岸曾有一片渔民聚居的村落，叫郭家菜园“渔村”。在2018年整体搬迁改造前，“渔村”已有130年历史。吉淑平一家曾在这里住了40多年。
“我嫁过来时嘛也没有，全部家当就是婆婆给的一间6平方米的小土坯房。”吉淑平回忆说。
当时的“渔村”，很多人仍靠打鱼为生。吉淑平听老人讲，渔民们上岸时会搭个临时窝棚落脚，后来在岸上待得时间长了，各家各户才一点点盖起土坯房。
在这个进门就是炕的“小家”里，夫妻俩迎来了女儿的降生。添丁进口本是好事，但光指着丈夫抓鱼卖鱼，家里日子一度捉襟见肘。吉淑平说最难的时候，只能吃盐水泡窝头。
要强的她开始琢磨自己挣钱，炒果仁、蘸糖堆儿、煮乌豆，靠着勤劳的双手，一家人生活有了起色，攒钱在附近一块地上盖起了上下各十几平方米的“小二楼”，还在屋外搭了间厨房。
居住环境改善了，但生活仍然很糟心。房子由于建在河堤上，常年特别潮，夏天苍蝇、蚊子打不尽，而且一下雨，水就会漫进屋里，得忙不迭地往外倒。
“还记得刚搬进去的第一年就遇上了暴雨，把外面那间厨房连带着锅碗瓢盆都冲走了。”后来，吉淑平和丈夫重新建了个牢固点儿的厨房，不过每每赶上大雨，还是漏水。
“一直盼着能搬走”
转眼间，吉淑平的女儿也到了结婚年纪，老两口把大屋腾给女儿女婿做婚房。但有了外孙后，“大屋”也变得局促起来。
伴随着结婚生子，“渔村”人口越来越多，房子也越搭越密。吉淑平介绍，那些年巷子越来越窄，遇上火灾或急病，消防车、救护车都开不进来。胡同里私拉乱扯的电线在半空缠绕，经常能听到短路的“滋啦”声。家家户户的生活垃圾也是直接往河里倒，夏天根本没法开窗。不过最无法忍受的，还是563户人家共用一个旱厕。
这些问题让他们不得不忧心。“特别是一到汛期，天天提心吊胆，就害怕房子被冲垮。一直盼着能搬走。”有了孙辈后，吉淑平想搬走的意愿更强烈了。
“但是没办法，上有老下有小，我身体还不好，平常过日子都得靠姊妹们帮衬着，哪还有钱买楼房呢！”眼瞅着周围高楼拔地而起，身边有点能力的邻居也都搬走了，她却只能干着急。
2018年夏天，新调任的红桥区委主要负责同志到“渔村”暗访，看到像吉淑平一样的居民“只是活着，离生活还有一段距离，离美好生活还有很大距离”。
随后，红桥区委把常委会地点搬到“渔村”现场办公，之后又召开区委扩大会，具体研究搬迁改造事宜。
“这辈子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知足了”
搬迁消息传来，吉淑平和老伴儿在兴奋之余，也有隐忧。“先走会不会吃亏”“我这面积这么小，拆迁款够买房吗”“孩子上学不方便了咋办”……
一把尺子量到底，打消顾虑；托底保障，让居民不怕没房住；一户一策，困难精准帮扶……大伙儿担心的，红桥区委区政府都提前想到了。在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房源的同时，区领导蹲点一线，广大干部职工日夜奋战，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群众工作。
2018年7月3日，“渔村”最后一户居民完成封房搬迁。短短13天，563户居民在当年主汛期来临前全部搬离“渔村”，开启了幸福新生活。
2019年春，吉淑平一家人正式搬入新居，是北辰区和春里小区的一套两居室。“有70多平方米，南北通透，看着就高兴。”
2019年11月1日，红桥区提前并超额完成棚户区改造“三年清零”行动计划任务，累计完成征收73.77万平方米，超15万群众像吉淑平一样出棚入楼，圆了安居梦。
吉淑平至今还保留着“渔村”老房的门牌“郭家菜园39号”，时不时就会拿出来看看。“这辈子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知足了。安居就是幸福，剩下的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
曾经的百年“渔村”，如今已经化身风光秀美的滨水生态绿廊，静静流淌的子牙河水和几株参天槐树用另一种方式述说着几代人的生活记忆。
（本报记者 刘茜 陈建强 本报通讯员 王屹然）
小编：今天，《光明日报》3版《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专栏报道我区“渔村”居民住房变迁的故事，生动讲述“渔村”搬迁改造让居民切身感受到“安居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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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孙娶媳妇，中午11点58分婚宴准时开席。
“日子真是越过越好，就像做梦一样！”一大早，天津65岁的吉淑平就进进出出忙乎着，脸上笑开了花。
“一间6平方米的土坯房，进门就是炕”
天津市红桥区子牙河北岸曾有一片渔民聚居的村落，叫郭家菜园“渔村”。在2018年整体搬迁改造前，“渔村”已有130年历史。吉淑平一家曾在这里住了40多年。
“我嫁过来时嘛也没有，全部家当就是婆婆给的一间6平方米的小土坯房。”吉淑平回忆说。
当时的“渔村”，很多人仍靠打鱼为生。吉淑平听老人讲，渔民们上岸时会搭个临时窝棚落脚，后来在岸上待得时间长了，各家各户才一点点盖起土坯房。
在这个进门就是炕的“小家”里，夫妻俩迎来了女儿的降生。添丁进口本是好事，但光指着丈夫抓鱼卖鱼，家里日子一度捉襟见肘。吉淑平说最难的时候，只能吃盐水泡窝头。
要强的她开始琢磨自己挣钱，炒果仁、蘸糖堆儿、煮乌豆，靠着勤劳的双手，一家人生活有了起色，攒钱在附近一块地上盖起了上下各十几平方米的“小二楼”，还在屋外搭了间厨房。
居住环境改善了，但生活仍然很糟心。房子由于建在河堤上，常年特别潮，夏天苍蝇、蚊子打不尽，而且一下雨，水就会漫进屋里，得忙不迭地往外倒。
“还记得刚搬进去的第一年就遇上了暴雨，把外面那间厨房连带着锅碗瓢盆都冲走了。”后来，吉淑平和丈夫重新建了个牢固点儿的厨房，不过每每赶上大雨，还是漏水。
“一直盼着能搬走”
转眼间，吉淑平的女儿也到了结婚年纪，老两口把大屋腾给女儿女婿做婚房。但有了外孙后，“大屋”也变得局促起来。
伴随着结婚生子，“渔村”人口越来越多，房子也越搭越密。吉淑平介绍，那些年巷子越来越窄，遇上火灾或急病，消防车、救护车都开不进来。胡同里私拉乱扯的电线在半空缠绕，经常能听到短路的“滋啦”声。家家户户的生活垃圾也是直接往河里倒，夏天根本没法开窗。不过最无法忍受的，还是563户人家共用一个旱厕。
这些问题让他们不得不忧心。“特别是一到汛期，天天提心吊胆，就害怕房子被冲垮。一直盼着能搬走。”有了孙辈后，吉淑平想搬走的意愿更强烈了。
“但是没办法，上有老下有小，我身体还不好，平常过日子都得靠姊妹们帮衬着，哪还有钱买楼房呢！”眼瞅着周围高楼拔地而起，身边有点能力的邻居也都搬走了，她却只能干着急。
2018年夏天，新调任的红桥区委主要负责同志到“渔村”暗访，看到像吉淑平一样的居民“只是活着，离生活还有一段距离，离美好生活还有很大距离”。
随后，红桥区委把常委会地点搬到“渔村”现场办公，之后又召开区委扩大会，具体研究搬迁改造事宜。
“这辈子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知足了”
搬迁消息传来，吉淑平和老伴儿在兴奋之余，也有隐忧。“先走会不会吃亏”“我这面积这么小，拆迁款够买房吗”“孩子上学不方便了咋办”……
一把尺子量到底，打消顾虑；托底保障，让居民不怕没房住；一户一策，困难精准帮扶……大伙儿担心的，红桥区委区政府都提前想到了。在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房源的同时，区领导蹲点一线，广大干部职工日夜奋战，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群众工作。
2018年7月3日，“渔村”最后一户居民完成封房搬迁。短短13天，563户居民在当年主汛期来临前全部搬离“渔村”，开启了幸福新生活。
2019年春，吉淑平一家人正式搬入新居，是北辰区和春里小区的一套两居室。“有70多平方米，南北通透，看着就高兴。”
2019年11月1日，红桥区提前并超额完成棚户区改造“三年清零”行动计划任务，累计完成征收73.77万平方米，超15万群众像吉淑平一样出棚入楼，圆了安居梦。
吉淑平至今还保留着“渔村”老房的门牌“郭家菜园39号”，时不时就会拿出来看看。“这辈子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知足了。安居就是幸福，剩下的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
曾经的百年“渔村”，如今已经化身风光秀美的滨水生态绿廊，静静流淌的子牙河水和几株参天槐树用另一种方式述说着几代人的生活记忆。
（本报记者 刘茜 陈建强 本报通讯员 王屹然）
找一个你爱和他聊天的人在一起，当你年龄大了以后就会发现，喜欢聊天是一个人最大的优点。
但这个世界上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能和你聊得来的人，却万里挑一。
两个人是否能聊得来，不仅要看兴趣爱好是否相似，还要看你们的知识储备，对生活及人生各方面的看法和态度，感受是否在同一个频道上，看到的是否是同一个世界。
只有同频的两个人，才能互相理解彼此说话和交流时的某个点，也才能有来有往地把话题继续接下去。
比如你说你喜欢看书追剧，他也能回应你说某部剧，某本书他有看过，听过，觉得有趣，然后还可以饶有兴趣的跟你共同分享和讨论。
而不是你一开口，他就兴趣全无，还嘲讽你假装文艺。
一段好的感情，是一定很需要一个聊得来的另一半的。
很多时候，那种两个人在生活当中的细碎语言和交流，倾诉和倾听，则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和人生痛苦疲惫时的解药。
这让我想起了曾经莫言说过的一段话：“精神上的慰藉，胜过物质上的给予；心灵的相通，超越距离障碍！最深的感情，就是让一个人住进你的心里，空闲下来的时候，是你心灵的归宿，忙碌起来的时候，是你前进的动力。”
就像我对于你所有的爱，在我心中只有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有你真好”。#情感##青春恋一夏#
但这个世界上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能和你聊得来的人，却万里挑一。
两个人是否能聊得来，不仅要看兴趣爱好是否相似，还要看你们的知识储备，对生活及人生各方面的看法和态度，感受是否在同一个频道上，看到的是否是同一个世界。
只有同频的两个人，才能互相理解彼此说话和交流时的某个点，也才能有来有往地把话题继续接下去。
比如你说你喜欢看书追剧，他也能回应你说某部剧，某本书他有看过，听过，觉得有趣，然后还可以饶有兴趣的跟你共同分享和讨论。
而不是你一开口，他就兴趣全无，还嘲讽你假装文艺。
一段好的感情，是一定很需要一个聊得来的另一半的。
很多时候，那种两个人在生活当中的细碎语言和交流，倾诉和倾听，则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和人生痛苦疲惫时的解药。
这让我想起了曾经莫言说过的一段话：“精神上的慰藉，胜过物质上的给予；心灵的相通，超越距离障碍！最深的感情，就是让一个人住进你的心里，空闲下来的时候，是你心灵的归宿，忙碌起来的时候，是你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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