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个细节教你#如何掌握社交分寸感#】总是不合时宜地开玩笑，不懂得换位思考，管理不好自己的情绪……人与人的交往，不只是修炼说话的技巧，还应该要学会在乎他人的感受，懂得将心比心的善良。掌握好社交中的分寸，是一种体谅，也是一种修养。9个社交提示↓↓共勉，早安。 声明:本帐号为公司AI测试账号，所发作品均转载自网络，目的在于传递更多的信息，不承担此类作品侵权行为的直接责任及连带责任，如有侵权请留言联系删除。
索达吉堪布：须弥山是如何存在的？唯有性空缘起能理解。（二）
索达吉堪布：因此，广博的闻思不仅是实修佛法的前提，也是佛教徒引生正信的基础。那么，到底有没有须弥山呢？如果有，又是如何存在的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而且也希望能在各位的相续中生起真实的定解。……所以，唯有按照大乘性空缘起的观点，方能真正理解佛教不同的宇宙观，如果不能通达究竟圆融的观点，只是相似地依靠小乘须弥山的说法，则因其与地球学说存在矛盾，故难以对佛教生起信心。……
其实，类似的事情有许多，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只不过一般的凡夫无法理解，包括科学家也是无法解释，因为科学家毕竟也是凡夫。但是，没有见到或者无法解释，都不能证明其不存在，因为只要有一次这种事情发生，就必定存在它的道理，更何况人们已经见到或者听到无数次了。如果对这些都视而不见、不予理睬，而认为这些人都有问题，那么，这种态度恐怕也是有一些问题。因此，轻易地否定一件事情是不合理的，而对于须弥山的存在，只是因为没有看见就加以否认，则绝非智者的行为。面对科学的说法，作为佛教徒执持佛教的宇宙观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具有绝对的说服力，佛陀已经将真理宣说得非常清楚。
以上是佛教与科学对于器世间的不同认识，不仅佛教与科学的认识不同，就连佛教内部下下乘与上上乘的观点也是不尽相同。而《俱舍论》所宣说的须弥山，也只是佛教中的一种说法，并不是所有的观点皆同于此。以前，印度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狮子贤论师——《现观庄严论》的注释者，尊者在《般若经》的注释中说：《俱舍论》承许四大部洲及须弥山，这种说法实际只是小乘对法藏的一种观点（即使在小乘中也还是有不同的说法）；而以大乘对法藏的观点，世界有无量无边。虽然小乘与大乘有不同的宇宙观，但是二者的观点并不相违，因为胜义中一切诸法不生不灭，而于名言中则可以显现各种各样的世界。以上是论师的观点。由此可见，佛教并不只是承认一种须弥山的观点，而是因为有种种的世界存在，故而承认有不同的世界观。如《华严经》当中对世界的认识方法，与现代科学以及《俱舍论》的说法即有很大的不同。
根登群佩尊者曾说：《俱舍论》的观点是不了义的说法，而大乘经典中的世界观是了义的说法。说《俱舍论》的观点不了义，乃是因为当时印度的众生执著世间为实有，佛陀随顺于此，故而宣说了须弥山等的世界；说大乘的观点了义，乃是因为世界本来就无量无边，而大乘经典也作了如是宣说。
以上对比了小乘与大乘，下面介绍一下密乘的须弥山。密宗在《时轮金刚》中也宣说了须弥山，但不像小乘所讲的那样是四边形等等，而是七金山在里面，须弥山在周围，这与现在的地球基本相似，但是其真实的距离、形状等与地球还是不相同。虽然密乘的须弥山与小乘的说法不同，但是二者亦不相违。正如《时轮金刚无垢光疏》中所说：“《俱舍论》的宇宙观不会妨害于密宗《时轮金刚》的宇宙观。”对此，疏中举了个例子：“比如，由诸佛菩萨所加持过的六尺大的山洞，在其中可以容纳转轮王及其五大眷属，如此容纳之时，转轮王等没有缩小，而山洞也没有扩大，只是由于诸佛菩萨的加持与幻变力，二者皆是原原本本地存在，而山洞容纳轮王等人也是无欺地呈现。”这个例子是在说明，如此看似相违的显现，唯以诸佛菩萨的三福德力方能现前，而不同的须弥山，只是以不同的业力而有各自的显现。就如有些人以其罪业力所致，很微小的事物也会看成很大；或如一些饿鬼，到了非常富裕的人家，对其家中的所有财宝却一无所见。可见，上述的种种，皆是依众生的善业与恶业而形成。因此，《时轮金刚无垢光疏》中又说：“虽然种种世界的形状、大小各不相同，但在胜义中一切世间之量皆不存在，而佛陀是依不同众生的业力而宣说了不同的世界。”因此，小乘《俱舍论》的观点对密宗的观点并无妨害。
全知麦彭仁波切《时轮金刚大疏》中说：“所谓不同的世界，皆是依众生的心及不同的业力而作的宣讲。”《白莲花论》中也有这样一段，当时舍利子尊者问佛陀：“您曾说过几次发心，您曾说在大释迦牟尼佛面前发心，又说在另一位佛陀面前发心，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您所谓的发心呢？”佛陀说：“我所说的发心对境有所不同，是根据众生种种根基不同而作的宣讲。”所以我们应该了知，不同的世界观，也是佛陀根据众生不同的业和根基而作的宣说。对于这个问题，在对大乘缘起性空的道理没有了解之前，理解上可能有一些困难，然而这确实是非常关键的所在。
总之，理解了缘起性空，则不论是佛教内部的各种观点，还是科学的说法，都是可以理解而不会有任何矛盾的。如果并不了知此理，而一定要破斥科学的说法，则是非常困难的。假如非得说地球不是圆的，而一定要按照佛教所说的须弥山那样去安立，那么请问八万由旬的须弥山又去哪里寻找，是在美国、亚洲，还是欧洲？
以前，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之初，多瓦西绕降措格西，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格西，也是非常有名的佛学家和哲学家，在其传记中这样记载，有一天他说：“我今天一定要和他们辩论！让承认地球是圆形的这些人全都哑口无言，一定要和他们辩论！”更登群佩大师当时也在场，更登群佩大师说：“你去辩论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说地球不存在，他们可能不会回答你的，大家都会笑你的。”也就是说，这个地球是人们的现量所见，如果说它不存在，则如同在饿鬼面前说脓不存在，对此，饿鬼都会笑而不答的，因为他明明见到的是脓，你说不是脓如何能够令之信服呢？因此，不从性空缘起上解释，彼此的沟通是非常困难的。
听说许多法师和专门研究佛教的人士，因为佛教的须弥山与地球的说法不同，因而时常担心：“释迦牟尼佛会不会说了妄语？我们以后会不会失败？在这方面我们佛教徒会不会很困难呢？”不会有任何困难！只要你通达了这个缘起性空，尤其是当你了知了，佛陀是针对不同业力的众生而宣说了不同的世界，之后便不会再有任何的畏惧。因此，缘起性空的道理非常重要，基于此理，须弥山的观点即可成立。当然，须弥山的存在，并非只是在理论上可以成立，而是在某些根基的众生面前确实能够显现这样的世界，所以《俱舍论》才作了如此的宣讲。
然而，虽然须弥山是存在的，但并非实有，如果世界实有，即究竟上是实有的东西，那么我们只能讲一个，不能说有很多。比如，如果每一个众生所安住之处就是这个圆形的地球，那么科学家必须这样讲，佛教徒也必须这样讲。但是，因为地球的本体是空性，故于不同业力的众生面前所显现的世界也绝不相同，佛陀于不同教法下宣说了不同的世界，而不同的世界都是以众生的不同业力所招感，绝非子虚乌有。对于此理，最好的比喻，就是一碗水在六道众生面前，彼此所见均不相同。我们的喇荣佛学院也是这样，来到这里的人有两种，有些人对佛教很有信心，觉得这里真是一个极乐世界，这里的山啊水啊皆不同于别处，甚至连老山羊也写成是菩萨；但是有些人排斥佛教，一来到这里，就说学院又脏又乱、鱼龙混杂等等。二者对学院的认识不相同，同样的学院，只是因为众生的根基而显现出了不同。其实，我们这个喇荣在实相当中有没有一个好与坏呢？没有，因为在胜义中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是空性的，只不过在名言中，以众生的不同业力而有不同的显现，以其善业力所显现的则是好的地方；以其不善业力所显现的则是不好的地方。以前，梵天来到释迦牟尼佛所安住的地方，说这里都是清净的地方，但舍利子却说这里并不清净，于是二人争论不休，佛陀问：“你们在争论什么？”梵天说：“我说这里是清净的所在，而舍利子却不承认。”舍利子说：“我所见的皆不清净，而他也不承认。”佛陀说：“我的刹土本来都是清净的，如梵天所讲的一样，只不过舍利子你看不到而已。”可见，外境的好坏完全是由心而造作的，不同的心，对其面前的显现皆会执著为真实，而其余不同的安立，因为并非现量，所以很难被认同。因此，对于这个世界，成千上万的众生所见的唯是地球，因为观待这些众生的现量，地球是真实的存在，我们没有必要去破其现量，而破也是破不掉的。如果到每一位科学家面前，说其所见都不真实，说地球并不存在，而只有须弥山存在，如此的做法能否破到对方呢？显然这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要破也只能于胜义中遮破诸法的存在，而于名言中则无需破其现量的成立。所以，唯有按照大乘性空缘起的观点，方能真正理解佛教不同的宇宙观，如果不能通达究竟圆融的观点，只是相似地依靠小乘须弥山的说法，则因其与地球学说存在矛盾，故难以对佛教生起信心。而有的人甚至会因此而生起怀疑，并始终担心：“释迦牟尼佛对宇宙的观点是不是说错了？如果说错了，那我们佛教徒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的老师……”不用这样担心，因为释迦牟尼佛是通达一切万法的，而且于两千多年前就对轮回也好，涅槃也好，乃至众生的所作所为，全部都讲得清清楚楚，因此，佛陀对于世界与宇宙的认识，也是根本不会有任何过失的。何以见得呢？我们就以天文的历算作个例子，比如，藏历是按《时轮金刚》的推算，有时候有两个十号，有时候一个十号也没有，以这样的推算，每次十五号月亮都是圆的，这就是以佛教理论进行推算的结果。但按农历进行推算，很有可能十六号的月亮才是圆的，或十七号才会月圆，存在有这样的过失。因此，就是因为我们懂得佛教的天文历算学，才不会有这种过失，也正是因为我们懂得缘起性空的道理，才不会陷入科学与佛教的矛盾之中。如同《时轮金刚大疏》及《时轮金刚无垢光疏》中所说：“释迦牟尼佛绝对不会说妄语，表面看似相违的教言，实际毫无相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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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向文:
愿以此转载流通之功德，回向一切法界众生，同生西方极乐国土！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索达吉堪布：因此，广博的闻思不仅是实修佛法的前提，也是佛教徒引生正信的基础。那么，到底有没有须弥山呢？如果有，又是如何存在的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而且也希望能在各位的相续中生起真实的定解。……所以，唯有按照大乘性空缘起的观点，方能真正理解佛教不同的宇宙观，如果不能通达究竟圆融的观点，只是相似地依靠小乘须弥山的说法，则因其与地球学说存在矛盾，故难以对佛教生起信心。……
其实，类似的事情有许多，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只不过一般的凡夫无法理解，包括科学家也是无法解释，因为科学家毕竟也是凡夫。但是，没有见到或者无法解释，都不能证明其不存在，因为只要有一次这种事情发生，就必定存在它的道理，更何况人们已经见到或者听到无数次了。如果对这些都视而不见、不予理睬，而认为这些人都有问题，那么，这种态度恐怕也是有一些问题。因此，轻易地否定一件事情是不合理的，而对于须弥山的存在，只是因为没有看见就加以否认，则绝非智者的行为。面对科学的说法，作为佛教徒执持佛教的宇宙观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具有绝对的说服力，佛陀已经将真理宣说得非常清楚。
以上是佛教与科学对于器世间的不同认识，不仅佛教与科学的认识不同，就连佛教内部下下乘与上上乘的观点也是不尽相同。而《俱舍论》所宣说的须弥山，也只是佛教中的一种说法，并不是所有的观点皆同于此。以前，印度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狮子贤论师——《现观庄严论》的注释者，尊者在《般若经》的注释中说：《俱舍论》承许四大部洲及须弥山，这种说法实际只是小乘对法藏的一种观点（即使在小乘中也还是有不同的说法）；而以大乘对法藏的观点，世界有无量无边。虽然小乘与大乘有不同的宇宙观，但是二者的观点并不相违，因为胜义中一切诸法不生不灭，而于名言中则可以显现各种各样的世界。以上是论师的观点。由此可见，佛教并不只是承认一种须弥山的观点，而是因为有种种的世界存在，故而承认有不同的世界观。如《华严经》当中对世界的认识方法，与现代科学以及《俱舍论》的说法即有很大的不同。
根登群佩尊者曾说：《俱舍论》的观点是不了义的说法，而大乘经典中的世界观是了义的说法。说《俱舍论》的观点不了义，乃是因为当时印度的众生执著世间为实有，佛陀随顺于此，故而宣说了须弥山等的世界；说大乘的观点了义，乃是因为世界本来就无量无边，而大乘经典也作了如是宣说。
以上对比了小乘与大乘，下面介绍一下密乘的须弥山。密宗在《时轮金刚》中也宣说了须弥山，但不像小乘所讲的那样是四边形等等，而是七金山在里面，须弥山在周围，这与现在的地球基本相似，但是其真实的距离、形状等与地球还是不相同。虽然密乘的须弥山与小乘的说法不同，但是二者亦不相违。正如《时轮金刚无垢光疏》中所说：“《俱舍论》的宇宙观不会妨害于密宗《时轮金刚》的宇宙观。”对此，疏中举了个例子：“比如，由诸佛菩萨所加持过的六尺大的山洞，在其中可以容纳转轮王及其五大眷属，如此容纳之时，转轮王等没有缩小，而山洞也没有扩大，只是由于诸佛菩萨的加持与幻变力，二者皆是原原本本地存在，而山洞容纳轮王等人也是无欺地呈现。”这个例子是在说明，如此看似相违的显现，唯以诸佛菩萨的三福德力方能现前，而不同的须弥山，只是以不同的业力而有各自的显现。就如有些人以其罪业力所致，很微小的事物也会看成很大；或如一些饿鬼，到了非常富裕的人家，对其家中的所有财宝却一无所见。可见，上述的种种，皆是依众生的善业与恶业而形成。因此，《时轮金刚无垢光疏》中又说：“虽然种种世界的形状、大小各不相同，但在胜义中一切世间之量皆不存在，而佛陀是依不同众生的业力而宣说了不同的世界。”因此，小乘《俱舍论》的观点对密宗的观点并无妨害。
全知麦彭仁波切《时轮金刚大疏》中说：“所谓不同的世界，皆是依众生的心及不同的业力而作的宣讲。”《白莲花论》中也有这样一段，当时舍利子尊者问佛陀：“您曾说过几次发心，您曾说在大释迦牟尼佛面前发心，又说在另一位佛陀面前发心，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您所谓的发心呢？”佛陀说：“我所说的发心对境有所不同，是根据众生种种根基不同而作的宣讲。”所以我们应该了知，不同的世界观，也是佛陀根据众生不同的业和根基而作的宣说。对于这个问题，在对大乘缘起性空的道理没有了解之前，理解上可能有一些困难，然而这确实是非常关键的所在。
总之，理解了缘起性空，则不论是佛教内部的各种观点，还是科学的说法，都是可以理解而不会有任何矛盾的。如果并不了知此理，而一定要破斥科学的说法，则是非常困难的。假如非得说地球不是圆的，而一定要按照佛教所说的须弥山那样去安立，那么请问八万由旬的须弥山又去哪里寻找，是在美国、亚洲，还是欧洲？
以前，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之初，多瓦西绕降措格西，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格西，也是非常有名的佛学家和哲学家，在其传记中这样记载，有一天他说：“我今天一定要和他们辩论！让承认地球是圆形的这些人全都哑口无言，一定要和他们辩论！”更登群佩大师当时也在场，更登群佩大师说：“你去辩论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说地球不存在，他们可能不会回答你的，大家都会笑你的。”也就是说，这个地球是人们的现量所见，如果说它不存在，则如同在饿鬼面前说脓不存在，对此，饿鬼都会笑而不答的，因为他明明见到的是脓，你说不是脓如何能够令之信服呢？因此，不从性空缘起上解释，彼此的沟通是非常困难的。
听说许多法师和专门研究佛教的人士，因为佛教的须弥山与地球的说法不同，因而时常担心：“释迦牟尼佛会不会说了妄语？我们以后会不会失败？在这方面我们佛教徒会不会很困难呢？”不会有任何困难！只要你通达了这个缘起性空，尤其是当你了知了，佛陀是针对不同业力的众生而宣说了不同的世界，之后便不会再有任何的畏惧。因此，缘起性空的道理非常重要，基于此理，须弥山的观点即可成立。当然，须弥山的存在，并非只是在理论上可以成立，而是在某些根基的众生面前确实能够显现这样的世界，所以《俱舍论》才作了如此的宣讲。
然而，虽然须弥山是存在的，但并非实有，如果世界实有，即究竟上是实有的东西，那么我们只能讲一个，不能说有很多。比如，如果每一个众生所安住之处就是这个圆形的地球，那么科学家必须这样讲，佛教徒也必须这样讲。但是，因为地球的本体是空性，故于不同业力的众生面前所显现的世界也绝不相同，佛陀于不同教法下宣说了不同的世界，而不同的世界都是以众生的不同业力所招感，绝非子虚乌有。对于此理，最好的比喻，就是一碗水在六道众生面前，彼此所见均不相同。我们的喇荣佛学院也是这样，来到这里的人有两种，有些人对佛教很有信心，觉得这里真是一个极乐世界，这里的山啊水啊皆不同于别处，甚至连老山羊也写成是菩萨；但是有些人排斥佛教，一来到这里，就说学院又脏又乱、鱼龙混杂等等。二者对学院的认识不相同，同样的学院，只是因为众生的根基而显现出了不同。其实，我们这个喇荣在实相当中有没有一个好与坏呢？没有，因为在胜义中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是空性的，只不过在名言中，以众生的不同业力而有不同的显现，以其善业力所显现的则是好的地方；以其不善业力所显现的则是不好的地方。以前，梵天来到释迦牟尼佛所安住的地方，说这里都是清净的地方，但舍利子却说这里并不清净，于是二人争论不休，佛陀问：“你们在争论什么？”梵天说：“我说这里是清净的所在，而舍利子却不承认。”舍利子说：“我所见的皆不清净，而他也不承认。”佛陀说：“我的刹土本来都是清净的，如梵天所讲的一样，只不过舍利子你看不到而已。”可见，外境的好坏完全是由心而造作的，不同的心，对其面前的显现皆会执著为真实，而其余不同的安立，因为并非现量，所以很难被认同。因此，对于这个世界，成千上万的众生所见的唯是地球，因为观待这些众生的现量，地球是真实的存在，我们没有必要去破其现量，而破也是破不掉的。如果到每一位科学家面前，说其所见都不真实，说地球并不存在，而只有须弥山存在，如此的做法能否破到对方呢？显然这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要破也只能于胜义中遮破诸法的存在，而于名言中则无需破其现量的成立。所以，唯有按照大乘性空缘起的观点，方能真正理解佛教不同的宇宙观，如果不能通达究竟圆融的观点，只是相似地依靠小乘须弥山的说法，则因其与地球学说存在矛盾，故难以对佛教生起信心。而有的人甚至会因此而生起怀疑，并始终担心：“释迦牟尼佛对宇宙的观点是不是说错了？如果说错了，那我们佛教徒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的老师……”不用这样担心，因为释迦牟尼佛是通达一切万法的，而且于两千多年前就对轮回也好，涅槃也好，乃至众生的所作所为，全部都讲得清清楚楚，因此，佛陀对于世界与宇宙的认识，也是根本不会有任何过失的。何以见得呢？我们就以天文的历算作个例子，比如，藏历是按《时轮金刚》的推算，有时候有两个十号，有时候一个十号也没有，以这样的推算，每次十五号月亮都是圆的，这就是以佛教理论进行推算的结果。但按农历进行推算，很有可能十六号的月亮才是圆的，或十七号才会月圆，存在有这样的过失。因此，就是因为我们懂得佛教的天文历算学，才不会有这种过失，也正是因为我们懂得缘起性空的道理，才不会陷入科学与佛教的矛盾之中。如同《时轮金刚大疏》及《时轮金刚无垢光疏》中所说：“释迦牟尼佛绝对不会说妄语，表面看似相违的教言，实际毫无相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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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神秘面纱”！陕西考古博物馆今起试行开放陕西考古博物馆的百年使命】#陕西考古博物馆今天试行开放# #西安多个景区五一门票开始预约# 当文明的曙光照耀人类最初的面庞，人类一面执着前行，一面自豪回望。第一柄石斧、第一只陶罐、第一个铜鼎、第一把铁犁……它们是智慧的结晶，更是文明的记忆。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记忆藏在中国的大地上，也藏在每个国人的心里。它字里行间书写的是民族的血脉和传奇，发现它是使命，传承它是热爱。
用遗迹实证民族的过往是中国考古人的初心，这初心中充满了爱国的情感。曾经，在满目疮痍的中国，以保存国故、重建古史、振奋人心为宏愿的中国学术界将目光投向了西北地区，一批身着长衫大褂的社会精英在陕西寻求以实物资料索解周秦汉唐史迹、探索民族渊源，叩问大地，上下求索。
他们不会想到，百年后，陕西终以一座考古博物馆完成了他们当初的使命。
一把洛阳铲，在爱国情中实证文明信史和华夏史脉
930年前，陕西蓝田的吕大临写下《考古图》。当然，把文物作为金石学研究的吕大临不会想到，在他故乡的土地上，考古最终超越了他当初“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的方向而最终成为实证中华文明信史的重要学科。
1921年，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大门。此时，距离吕大临著录《考古图》已过去829年，而主持此次考古的瑞典人安特生，却将考古发掘的结论导向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西方通行的史学观点却认为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四千年前的夏代算起，此前的一千年只能作为传说对待，原因是缺乏实物证据。
中国人的历史需要中国人来证明。13年后，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把目光投向陕西，在宝鸡斗鸡台开启对周秦历史文化的实证和研究。
彼时在宝鸡考古工地上，有一位年轻人的身影，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大家的苏秉琦。这一年，他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在这里，他触摸着周人的瓦鬲。这些瓦鬲向他讲述了商人、周人及至秦人之间文化传递的“秘密”。在陕西的土地上，苏秉琦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的类型学研究方法，也懂得了考古工作者的历史使命。1994年，苏秉琦过85岁生日时，他的学生写下祝寿词：“历史已逝，考古学使他复活。”
苏秉琦这样解释他的探索：“考古学最终是为阐明把亿万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
凝聚亿万人，似乎每一位挖开陕西土地的考古学家都有这样的体验。1954年，31岁的石兴邦，在西安城东郊开始了半坡遗址的挖掘。在一座六千多年前的村落，留下神秘的人面鱼纹盆、尖底瓶、孩子的瓮棺、女人的纺轮……这是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第一次发掘出古人类完整的史前居住遗迹。1958年，我国首座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建立。石兴邦说，他就是想通过这个博物馆让中国人了解史前的中国。
考古学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在陕西的土地上，这样的论断不断地被证实——每一处考古发现都重现着历史，展示着中华民族历史的荣耀。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罗文利这样评论陕西考古的意义：陕西考古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全新研究资料。
洛阳铲就是历史的如椽巨笔。文明的熠熠光辉终将通过这柄手铲刻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这样评论考古工作者手中的手铲：一把手铲连通古今，把春秋代序的细节延伸至远古蛮荒，使王朝更替的真实生动触手可及，将文明发展的历史娓娓道来……这柄手铲也掘出了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大部分重要馆藏。100年，20余万件出土文物，数以千计的古代遗址，数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为这座以考古为主题的博物馆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所研究院，在黄土地建世界一流考古研究机构中国样板
如果说一柄手铲是连通古今的钥匙，那么研究机构则更像是文明薪火相传的学校。
1958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导了第一次全省文物普查。同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正式组建。谁都不曾怀疑，陕西的考古研究注定会成为中国考古事业辉煌的一页。
从潼关到陇原，从塞北沙漠到汉水盆地，从115万年前的蓝田人，到五六千年前的半坡人，直至周秦汉唐，陕西考古走出了自己的风采！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考古学迎来新的春天。改革开放以来，陕西考古迈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法门寺地宫、汉阳陵、北周武帝孝陵等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改写我们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院、梁带村芮国博物馆等蜚声中外的博物馆，成为展现中华文明辉煌成就的重要载体。
进入21世纪，陕西考古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人类起源探索方面，秦岭地区、黄河沿岸旧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汉中疥疙洞遗址的发掘，首次在秦岭地区发现早期现代人化石，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考古学证据。
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方面，高陵杨官寨、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等遗址先后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研究课题项目。其中，杨官寨遗址是关中地区已知的庙底沟时期唯一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时期的大型成人墓地，意义重大。石峁遗址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近10年来的考古收获表明，石峁城址是距今4300年至3800年间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巨型石雕、精美玉器、壮观的石砌城垣，无不展现了黄土高原上早期王国都邑的辉煌。
唯有前行可抵岁月漫长，打造世界一流考古研究机构中国样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有自己明确的目标。
64载春华秋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有40余项考古项目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田野考古奖”“中国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重大荣誉。
陕西考古工作机构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瑞士、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所知名高校与文博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了中国文明史、东方社会史乃至世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在世界考古领域独具魅力。
一座博物馆，在新时代开启中国考古新篇章
陕西的考古人常常思考，如果说百年前的洛阳铲挖出的除了文物还有一片爱国心，那么今天的考古事业究竟应该由什么来承载？
陕西的考古事业造就了无数的博物馆。从1958年开始，陕西几乎每十年就有一个依托重大考古发现建设的博物馆出现，孕育了半坡、秦始皇陵兵马俑、法门寺、汉阳陵等一批蜚声中外的大型遗址博物馆，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金色名片”。
似乎只有一座博物馆才能承载令人惊叹的发现。而一座考古主题的博物馆，无疑能让每个普通人更深刻理解考古学的真正含义。它不是挖宝，不是探秘，甚至都不仅限于补全一段历史，它体现的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
基于丰富的考古研究成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筹建了国内首家考古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博物馆按照科研和展示相结合的原则，分设“一馆五中心”，包括了考古博物馆、科技考古中心、资料信息中心、公众考古中心、后勤动力中心及科研中心。博物馆通过多种手段集中展示考古学家如何通过丰富的地下物质遗存，来解读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旨在弘扬传统文化，增加文化自信。
“通过一组组器物让人们重返文明现场，洞悉历史秘密，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使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种建荣说。
科学发掘、保护利用、阐释展示，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定位。这座博物馆将向社会大众介绍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还有考古人的执着和考古学的魅力。
历史总以默契致敬执着，从1921年仰韶文化开启中国现代考古，到2022年陕西考古博物馆开馆，中国现代考古学以百年历程完成了从田野零星调查到博物馆系统展示研究的进步。陕西考古博物馆装下的已经不再是几组文物，或是考古工作的一面，抑或是文明现场的一瞥，它装下的是百年来考古工作者的赤子心。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考古学正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坚强支撑学科。秦岭山脚下的中国第一座考古博物馆无疑在承载中国考古百年使命的同时，也用无比的自信开启了中国考古的新篇章。（陕西日报 ）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记忆藏在中国的大地上，也藏在每个国人的心里。它字里行间书写的是民族的血脉和传奇，发现它是使命，传承它是热爱。
用遗迹实证民族的过往是中国考古人的初心，这初心中充满了爱国的情感。曾经，在满目疮痍的中国，以保存国故、重建古史、振奋人心为宏愿的中国学术界将目光投向了西北地区，一批身着长衫大褂的社会精英在陕西寻求以实物资料索解周秦汉唐史迹、探索民族渊源，叩问大地，上下求索。
他们不会想到，百年后，陕西终以一座考古博物馆完成了他们当初的使命。
一把洛阳铲，在爱国情中实证文明信史和华夏史脉
930年前，陕西蓝田的吕大临写下《考古图》。当然，把文物作为金石学研究的吕大临不会想到，在他故乡的土地上，考古最终超越了他当初“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的方向而最终成为实证中华文明信史的重要学科。
1921年，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大门。此时，距离吕大临著录《考古图》已过去829年，而主持此次考古的瑞典人安特生，却将考古发掘的结论导向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西方通行的史学观点却认为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四千年前的夏代算起，此前的一千年只能作为传说对待，原因是缺乏实物证据。
中国人的历史需要中国人来证明。13年后，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把目光投向陕西，在宝鸡斗鸡台开启对周秦历史文化的实证和研究。
彼时在宝鸡考古工地上，有一位年轻人的身影，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大家的苏秉琦。这一年，他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在这里，他触摸着周人的瓦鬲。这些瓦鬲向他讲述了商人、周人及至秦人之间文化传递的“秘密”。在陕西的土地上，苏秉琦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的类型学研究方法，也懂得了考古工作者的历史使命。1994年，苏秉琦过85岁生日时，他的学生写下祝寿词：“历史已逝，考古学使他复活。”
苏秉琦这样解释他的探索：“考古学最终是为阐明把亿万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
凝聚亿万人，似乎每一位挖开陕西土地的考古学家都有这样的体验。1954年，31岁的石兴邦，在西安城东郊开始了半坡遗址的挖掘。在一座六千多年前的村落，留下神秘的人面鱼纹盆、尖底瓶、孩子的瓮棺、女人的纺轮……这是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第一次发掘出古人类完整的史前居住遗迹。1958年，我国首座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建立。石兴邦说，他就是想通过这个博物馆让中国人了解史前的中国。
考古学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在陕西的土地上，这样的论断不断地被证实——每一处考古发现都重现着历史，展示着中华民族历史的荣耀。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罗文利这样评论陕西考古的意义：陕西考古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全新研究资料。
洛阳铲就是历史的如椽巨笔。文明的熠熠光辉终将通过这柄手铲刻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这样评论考古工作者手中的手铲：一把手铲连通古今，把春秋代序的细节延伸至远古蛮荒，使王朝更替的真实生动触手可及，将文明发展的历史娓娓道来……这柄手铲也掘出了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大部分重要馆藏。100年，20余万件出土文物，数以千计的古代遗址，数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为这座以考古为主题的博物馆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所研究院，在黄土地建世界一流考古研究机构中国样板
如果说一柄手铲是连通古今的钥匙，那么研究机构则更像是文明薪火相传的学校。
1958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导了第一次全省文物普查。同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正式组建。谁都不曾怀疑，陕西的考古研究注定会成为中国考古事业辉煌的一页。
从潼关到陇原，从塞北沙漠到汉水盆地，从115万年前的蓝田人，到五六千年前的半坡人，直至周秦汉唐，陕西考古走出了自己的风采！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考古学迎来新的春天。改革开放以来，陕西考古迈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法门寺地宫、汉阳陵、北周武帝孝陵等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改写我们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院、梁带村芮国博物馆等蜚声中外的博物馆，成为展现中华文明辉煌成就的重要载体。
进入21世纪，陕西考古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人类起源探索方面，秦岭地区、黄河沿岸旧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汉中疥疙洞遗址的发掘，首次在秦岭地区发现早期现代人化石，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考古学证据。
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方面，高陵杨官寨、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等遗址先后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研究课题项目。其中，杨官寨遗址是关中地区已知的庙底沟时期唯一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时期的大型成人墓地，意义重大。石峁遗址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近10年来的考古收获表明，石峁城址是距今4300年至3800年间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巨型石雕、精美玉器、壮观的石砌城垣，无不展现了黄土高原上早期王国都邑的辉煌。
唯有前行可抵岁月漫长，打造世界一流考古研究机构中国样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有自己明确的目标。
64载春华秋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有40余项考古项目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田野考古奖”“中国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重大荣誉。
陕西考古工作机构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瑞士、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所知名高校与文博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了中国文明史、东方社会史乃至世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在世界考古领域独具魅力。
一座博物馆，在新时代开启中国考古新篇章
陕西的考古人常常思考，如果说百年前的洛阳铲挖出的除了文物还有一片爱国心，那么今天的考古事业究竟应该由什么来承载？
陕西的考古事业造就了无数的博物馆。从1958年开始，陕西几乎每十年就有一个依托重大考古发现建设的博物馆出现，孕育了半坡、秦始皇陵兵马俑、法门寺、汉阳陵等一批蜚声中外的大型遗址博物馆，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金色名片”。
似乎只有一座博物馆才能承载令人惊叹的发现。而一座考古主题的博物馆，无疑能让每个普通人更深刻理解考古学的真正含义。它不是挖宝，不是探秘，甚至都不仅限于补全一段历史，它体现的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
基于丰富的考古研究成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筹建了国内首家考古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博物馆按照科研和展示相结合的原则，分设“一馆五中心”，包括了考古博物馆、科技考古中心、资料信息中心、公众考古中心、后勤动力中心及科研中心。博物馆通过多种手段集中展示考古学家如何通过丰富的地下物质遗存，来解读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旨在弘扬传统文化，增加文化自信。
“通过一组组器物让人们重返文明现场，洞悉历史秘密，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使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种建荣说。
科学发掘、保护利用、阐释展示，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定位。这座博物馆将向社会大众介绍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还有考古人的执着和考古学的魅力。
历史总以默契致敬执着，从1921年仰韶文化开启中国现代考古，到2022年陕西考古博物馆开馆，中国现代考古学以百年历程完成了从田野零星调查到博物馆系统展示研究的进步。陕西考古博物馆装下的已经不再是几组文物，或是考古工作的一面，抑或是文明现场的一瞥，它装下的是百年来考古工作者的赤子心。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考古学正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坚强支撑学科。秦岭山脚下的中国第一座考古博物馆无疑在承载中国考古百年使命的同时，也用无比的自信开启了中国考古的新篇章。（陕西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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