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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纯孝油画作品欣赏
林纯孝，生于1943年，汕头市人，祖籍庵埠乔林，师从美籍潮人画家洪世杰先生。林纯孝是当今 区屈指可数的油画家。他执画笔已近半个世纪。虽非科班出身,但早年曾师承著名油画家洪世杰先生。随其左右,秉承他的绘画风格。又经几十年的刻苦磨炼,终已形成自己独特的画风。他是一位唯美主义者。一切都追求美,他深知"丹青难写是精神"。为了体现东方女性的形体美和文化内涵,他对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行了深入的刻画与描绘.
【中国】林纯孝油画作品欣赏
林纯孝，生于1943年，汕头市人，祖籍庵埠乔林，师从美籍潮人画家洪世杰先生。林纯孝是当今 区屈指可数的油画家。他执画笔已近半个世纪。虽非科班出身,但早年曾师承著名油画家洪世杰先生。随其左右,秉承他的绘画风格。又经几十年的刻苦磨炼,终已形成自己独特的画风。他是一位唯美主义者。一切都追求美,他深知"丹青难写是精神"。为了体现东方女性的形体美和文化内涵,他对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行了深入的刻画与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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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敦煌壁画，那是真正的国风漫画
公元1900年，作为那个世纪的最终年。
中国西北，一处黄沙遍野之地，一个意外的发现，让它成为了海内外学者专家趋之若鹜的地方，诞生了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还在后来成为了一处旅游胜地。
我想你已经猜到了，是的，它就是「敦煌」。1900年在那里意外发现了藏有5万卷古籍的「藏经洞」，从而诞生了「敦煌学」。
可能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都知道那里有很多佛窟，佛窟里面有佛像和壁画，那个藏经洞里面所藏古籍90%也都是佛经。
但其实它并非单是佛学文化，它在美学、历史学、语言学等种种学上面的意义、价值，都早已是超越了宗教。
就拿「敦煌壁画」来说，在我眼中，它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跨越了千年的漫画，且还是一部画风、色彩极美，故事极有趣，连载时间极长的漫画。
漫画，虽是一个近现代的概念，和敦煌壁画在时间上相隔了千年，但它们也都是以图像为载体的艺术形式。
我问身边人，他们都喜欢什么风格的漫画，有说美漫风的，有说日漫风的，我最喜欢的还是国风。
敦煌壁画，从颜色上看，就已是最纯正的国风漫画。
如果我们拿着一个电脑取色器，对着敦煌壁画进行一番取色。接下来会发现，我们已经得到了一堆最传统的、最美丽的中国色。
并且它们都有着仿佛只能承载在汉字上的文青名字：
P.S.在现代化学颜料出现前，古人们所使用的色彩都是来自于矿物或植物，正是因为来自于自然，这些色彩都极其的经典，但也同是因为来自于自然，它们很容易受时间、光线、湿度的影响而产生变化，有些色彩会慢慢地变暗，所以，我们才看到壁画中有些都变得黑黑的了。
敦煌壁画在色彩上是纯正国风，但是在绘画风格上，在当时并非是纯正的“国风”，我们也许可以说它是取西方之精华而衍生出来的“新国风”。
敦煌壁画上所画的内容就已经决定了这门艺术从一开始就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也正如它上面所画的内容（佛教）一样，传入中国后，就逐渐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呈现出具有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格。
举两个例子吧。
一是有些佛脸上的小胡子。
你从小到大看到过的佛像脸上有长胡子的吗？这就直接是受了来源地印度的影响，后来被中原文化同化得更多后，嘴上的几撇胡子就很少画了。
二是写实。
这个主要反应在人物的肢体造型结构上，我们都知道长久以来，中国画的人物造型比较平面化，不见筋骨，用笔飘逸且洒脱。而敦煌壁画上的人物，在人体的解剖上要准确得多，比例真实，写实程度很高，这明显就是受到了西方那套的影响。
“敦煌漫画”的绘画风格除了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外，因为其“连载时间”很长，自己内部也在更新，产生变化。
比如发展到了盛唐时期，壁画的风格就很能够让人直观地感受到那种盛世才有的气象，场面宏大、结构严谨、建筑恢宏、富丽堂皇，线条也变得更加精细。
若要定义绘画为“漫画”，不仅仅是画的就行，不然所有绘画是不是都可以叫漫画了，而那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故事”。
别以为敦煌壁画单纯就是画佛像的哦，它里面不仅仅有故事，且这些故事上至天界，下至人间，包罗万象，情节丰富，极其有趣。我就在这里举几个类别吧。
本生故事画
本生故事，就是指佛教创始人，同时他也叫佛陀、释迦牟尼、佛祖、乔达摩·悉达多，他的前生前世的那些故事。
在这些本生故事中，他的前世曾是国王、太子、贤者...或者是动物，比如鹿王、猴王、狮王...有着很多不同的化身，在这里就分别讲一个作为人和作为动物的例子吧。
第一个是叫做《四门出游》，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太子出门游玩，走了四次不同的门。第一次他走东门，看见一位老人，于是他感叹老去的悲哀；第二次是走南门，遇到了一位病人，感叹疾病的痛苦；第三次走的是西门，看到了死人出殡，感叹生离死别；最后一次，走的是北门，遇到了一位僧人，便善哉善哉，遁入空门而去了...
另外一个要出名得多了，它叫《鹿王本生》，在上世纪还被翻拍成动画片过。
讲的就是有一人掉进了水里，九色鹿王把他救了上来，被救人发毒誓不会暴露它的位置。后来，被救人见到国王张贴告示寻找九色鹿，便见利忘义，带着国王去寻找。找到九色鹿后，九色鹿告诉国王被救人见利忘义违背誓言的事情，突然被救人就浑身生疮死去了...
知道故事与否，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其实在于，当我们知道故事后，再去看那些不动的壁画时，会感觉它们在脑海中就慢慢地开始联动起来了，这种感受其实跟我们平时看漫画是一样的。
经变画
经变画，就是指用图像的形式，把佛经里面思想、故事等内容表现出来。
比如说壁画《观无量寿经变》，就是根据《无量寿经》绘制而成的。里面描绘的就是人们根据《无量寿经》的内容所想象出的佛国景象，也就是我们常能听到的“西方极乐世界”。
想象是根据现实而来的，古人想象出的极乐世界其实跟现实中所能看见的最美好的世界应该相差不远，唐朝时期的人的话，能想到的可能就是大唐盛世时期的长安城了吧。
这幅唐朝时的《观无量寿经变》就非常典型了，亭台楼阁、富丽堂皇、蔚为壮观，可以说是大唐盛世的图像再现。
还有几乎每一个洞窟里面都会出现的，像不断使用“复制粘贴”出来的一堆堆平铺排列的小佛像，这些是根据《三千佛名经》和《观药王药上经》绘制的以三劫建立的三世三千佛。
除了关于神佛的壁画外，其实里面还有非常多表现人间百态的现实生活壁画。
商人、猎人、军人、贵族、强盗、农夫、妓女...
结婚、抢劫、战争、出行、狩猎、农桑、冶炼...
世间百态，应有尽有。
他们有些是出现在佛画旁边，作为佛画的一部分，有些是单独画出来的，比如历史故事、供养人画像之类的。
这些都是以图像的形式反映古代人民生活的第一手史料，且能够直观地了解到当时的一些服饰、妆容、家具、建筑等，人称“墙壁上的图书馆”。
对了，还有，我们可以看到敦煌壁画上经常会有这样一些写有字的小框框，这些小框框的作用就是介绍人物，介绍故事等，从这点上是不是也感觉跟漫画很像了。
说完了“敦煌漫画”的“画风”和“故事”，我们来说下这部漫画的“作者”和“背景”吧。
公元366年，有个喜欢云游四方的僧人，叫乐（yuè）僔，他路过敦煌时，看到一座山上金光万丈，便觉得这里非比寻常，若有所悟，感觉是佛祖显灵，于是在那里开凿了第一个佛龛（kān）。
那一年，是为前秦建元二年，是属于北边的五胡十六国里面的，此时并行南边的朝廷是东晋。
后来则就是南北朝时期，敦煌就是属于那个北朝的。
我想你一定背过这样一首诗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在这首诗里面，虽然作者杜牧仅仅说南朝寺庙多，但其实当时南北佛教都是非常兴盛的，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敦煌石窟在这个时间段有着很大的发展，现有一些佛窟就是开凿于这个时间段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些窟的朝代是北魏、北周（都属于北朝）之类的。
到了隋唐时期，中国总算是统一且安定了一段时间，国家富强，导致这个时间段的佛窟可谓是大爆发，保存到现在的都有数百个。
后来爆发了安史之乱，吐蕃趁乱把这块地区给侵占了。过了好几十年后，这时出来了一个叫张议潮的人物，实在是受不了吐蕃的暴政，便起兵占领了沙州（敦煌）、瓜州等一大片地区，后来他将这些地区全数归复唐朝，唐朝政府封他为归义军节度使。因此在敦煌壁画中，有一些就是关于张议潮的，我们可以看到还有画他出征的壁画。
壁画中除了张议潮这个大红人外，还有一个叫曹议金，他跟张议潮除了中间名字都有个“议”之外，其实他还是张议潮的外孙婿，也是归义军节度使。
这个地区其实很有意思，中间还建立过“敦煌国”，后因为一些内内外外的原因，这个地区从张改姓了曹，曹议金上位后复称归义军节度使。其实节度使实际上就算是地方政权的主人了，可以世袭继承，在当地的实际权力是很大的。
敦煌这个地方位置很特殊，它所处的位置左下边是青藏高原，右上边是蒙古高原，我们看比如唐朝开元时期的地图，也可以发现，它就像一个走廊一样，一边连着中原，一边连着西域，这条走廊就是很出名的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连通西域和中原，是商贸的必经之路，著名的丝绸之路就要走这里经过。从敦煌往不同的方向走，可能就能遇见不同的民族聚居地。
总之，有了商贸就有了交流，有了交流，大家就可以一起来信奉佛教了呀～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到敦煌壁画中还出现了除了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供养人。
一直差不多到了宋元时期，丝绸之路从陆地转移到了海上，此后敦煌也就慢慢地衰落了。
一个地区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时而兴盛，时而衰落，这或许是不可控的，但若能将一些能反映文化的东西保存下来，兴许千年后的后人，就能通过那些痕迹，窥见那个时代的美丽。
敦煌壁画，就是这样一份古人留给全人类的最美丽的遗产。
(来源：丝路遗产 如有侵权 请联系我们删除）
公元1900年，作为那个世纪的最终年。
中国西北，一处黄沙遍野之地，一个意外的发现，让它成为了海内外学者专家趋之若鹜的地方，诞生了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还在后来成为了一处旅游胜地。
我想你已经猜到了，是的，它就是「敦煌」。1900年在那里意外发现了藏有5万卷古籍的「藏经洞」，从而诞生了「敦煌学」。
可能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都知道那里有很多佛窟，佛窟里面有佛像和壁画，那个藏经洞里面所藏古籍90%也都是佛经。
但其实它并非单是佛学文化，它在美学、历史学、语言学等种种学上面的意义、价值，都早已是超越了宗教。
就拿「敦煌壁画」来说，在我眼中，它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跨越了千年的漫画，且还是一部画风、色彩极美，故事极有趣，连载时间极长的漫画。
漫画，虽是一个近现代的概念，和敦煌壁画在时间上相隔了千年，但它们也都是以图像为载体的艺术形式。
我问身边人，他们都喜欢什么风格的漫画，有说美漫风的，有说日漫风的，我最喜欢的还是国风。
敦煌壁画，从颜色上看，就已是最纯正的国风漫画。
如果我们拿着一个电脑取色器，对着敦煌壁画进行一番取色。接下来会发现，我们已经得到了一堆最传统的、最美丽的中国色。
并且它们都有着仿佛只能承载在汉字上的文青名字：
P.S.在现代化学颜料出现前，古人们所使用的色彩都是来自于矿物或植物，正是因为来自于自然，这些色彩都极其的经典，但也同是因为来自于自然，它们很容易受时间、光线、湿度的影响而产生变化，有些色彩会慢慢地变暗，所以，我们才看到壁画中有些都变得黑黑的了。
敦煌壁画在色彩上是纯正国风，但是在绘画风格上，在当时并非是纯正的“国风”，我们也许可以说它是取西方之精华而衍生出来的“新国风”。
敦煌壁画上所画的内容就已经决定了这门艺术从一开始就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也正如它上面所画的内容（佛教）一样，传入中国后，就逐渐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呈现出具有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格。
举两个例子吧。
一是有些佛脸上的小胡子。
你从小到大看到过的佛像脸上有长胡子的吗？这就直接是受了来源地印度的影响，后来被中原文化同化得更多后，嘴上的几撇胡子就很少画了。
二是写实。
这个主要反应在人物的肢体造型结构上，我们都知道长久以来，中国画的人物造型比较平面化，不见筋骨，用笔飘逸且洒脱。而敦煌壁画上的人物，在人体的解剖上要准确得多，比例真实，写实程度很高，这明显就是受到了西方那套的影响。
“敦煌漫画”的绘画风格除了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外，因为其“连载时间”很长，自己内部也在更新，产生变化。
比如发展到了盛唐时期，壁画的风格就很能够让人直观地感受到那种盛世才有的气象，场面宏大、结构严谨、建筑恢宏、富丽堂皇，线条也变得更加精细。
若要定义绘画为“漫画”，不仅仅是画的就行，不然所有绘画是不是都可以叫漫画了，而那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故事”。
别以为敦煌壁画单纯就是画佛像的哦，它里面不仅仅有故事，且这些故事上至天界，下至人间，包罗万象，情节丰富，极其有趣。我就在这里举几个类别吧。
本生故事画
本生故事，就是指佛教创始人，同时他也叫佛陀、释迦牟尼、佛祖、乔达摩·悉达多，他的前生前世的那些故事。
在这些本生故事中，他的前世曾是国王、太子、贤者...或者是动物，比如鹿王、猴王、狮王...有着很多不同的化身，在这里就分别讲一个作为人和作为动物的例子吧。
第一个是叫做《四门出游》，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太子出门游玩，走了四次不同的门。第一次他走东门，看见一位老人，于是他感叹老去的悲哀；第二次是走南门，遇到了一位病人，感叹疾病的痛苦；第三次走的是西门，看到了死人出殡，感叹生离死别；最后一次，走的是北门，遇到了一位僧人，便善哉善哉，遁入空门而去了...
另外一个要出名得多了，它叫《鹿王本生》，在上世纪还被翻拍成动画片过。
讲的就是有一人掉进了水里，九色鹿王把他救了上来，被救人发毒誓不会暴露它的位置。后来，被救人见到国王张贴告示寻找九色鹿，便见利忘义，带着国王去寻找。找到九色鹿后，九色鹿告诉国王被救人见利忘义违背誓言的事情，突然被救人就浑身生疮死去了...
知道故事与否，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其实在于，当我们知道故事后，再去看那些不动的壁画时，会感觉它们在脑海中就慢慢地开始联动起来了，这种感受其实跟我们平时看漫画是一样的。
经变画
经变画，就是指用图像的形式，把佛经里面思想、故事等内容表现出来。
比如说壁画《观无量寿经变》，就是根据《无量寿经》绘制而成的。里面描绘的就是人们根据《无量寿经》的内容所想象出的佛国景象，也就是我们常能听到的“西方极乐世界”。
想象是根据现实而来的，古人想象出的极乐世界其实跟现实中所能看见的最美好的世界应该相差不远，唐朝时期的人的话，能想到的可能就是大唐盛世时期的长安城了吧。
这幅唐朝时的《观无量寿经变》就非常典型了，亭台楼阁、富丽堂皇、蔚为壮观，可以说是大唐盛世的图像再现。
还有几乎每一个洞窟里面都会出现的，像不断使用“复制粘贴”出来的一堆堆平铺排列的小佛像，这些是根据《三千佛名经》和《观药王药上经》绘制的以三劫建立的三世三千佛。
除了关于神佛的壁画外，其实里面还有非常多表现人间百态的现实生活壁画。
商人、猎人、军人、贵族、强盗、农夫、妓女...
结婚、抢劫、战争、出行、狩猎、农桑、冶炼...
世间百态，应有尽有。
他们有些是出现在佛画旁边，作为佛画的一部分，有些是单独画出来的，比如历史故事、供养人画像之类的。
这些都是以图像的形式反映古代人民生活的第一手史料，且能够直观地了解到当时的一些服饰、妆容、家具、建筑等，人称“墙壁上的图书馆”。
对了，还有，我们可以看到敦煌壁画上经常会有这样一些写有字的小框框，这些小框框的作用就是介绍人物，介绍故事等，从这点上是不是也感觉跟漫画很像了。
说完了“敦煌漫画”的“画风”和“故事”，我们来说下这部漫画的“作者”和“背景”吧。
公元366年，有个喜欢云游四方的僧人，叫乐（yuè）僔，他路过敦煌时，看到一座山上金光万丈，便觉得这里非比寻常，若有所悟，感觉是佛祖显灵，于是在那里开凿了第一个佛龛（kān）。
那一年，是为前秦建元二年，是属于北边的五胡十六国里面的，此时并行南边的朝廷是东晋。
后来则就是南北朝时期，敦煌就是属于那个北朝的。
我想你一定背过这样一首诗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在这首诗里面，虽然作者杜牧仅仅说南朝寺庙多，但其实当时南北佛教都是非常兴盛的，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敦煌石窟在这个时间段有着很大的发展，现有一些佛窟就是开凿于这个时间段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些窟的朝代是北魏、北周（都属于北朝）之类的。
到了隋唐时期，中国总算是统一且安定了一段时间，国家富强，导致这个时间段的佛窟可谓是大爆发，保存到现在的都有数百个。
后来爆发了安史之乱，吐蕃趁乱把这块地区给侵占了。过了好几十年后，这时出来了一个叫张议潮的人物，实在是受不了吐蕃的暴政，便起兵占领了沙州（敦煌）、瓜州等一大片地区，后来他将这些地区全数归复唐朝，唐朝政府封他为归义军节度使。因此在敦煌壁画中，有一些就是关于张议潮的，我们可以看到还有画他出征的壁画。
壁画中除了张议潮这个大红人外，还有一个叫曹议金，他跟张议潮除了中间名字都有个“议”之外，其实他还是张议潮的外孙婿，也是归义军节度使。
这个地区其实很有意思，中间还建立过“敦煌国”，后因为一些内内外外的原因，这个地区从张改姓了曹，曹议金上位后复称归义军节度使。其实节度使实际上就算是地方政权的主人了，可以世袭继承，在当地的实际权力是很大的。
敦煌这个地方位置很特殊，它所处的位置左下边是青藏高原，右上边是蒙古高原，我们看比如唐朝开元时期的地图，也可以发现，它就像一个走廊一样，一边连着中原，一边连着西域，这条走廊就是很出名的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连通西域和中原，是商贸的必经之路，著名的丝绸之路就要走这里经过。从敦煌往不同的方向走，可能就能遇见不同的民族聚居地。
总之，有了商贸就有了交流，有了交流，大家就可以一起来信奉佛教了呀～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到敦煌壁画中还出现了除了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供养人。
一直差不多到了宋元时期，丝绸之路从陆地转移到了海上，此后敦煌也就慢慢地衰落了。
一个地区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时而兴盛，时而衰落，这或许是不可控的，但若能将一些能反映文化的东西保存下来，兴许千年后的后人，就能通过那些痕迹，窥见那个时代的美丽。
敦煌壁画，就是这样一份古人留给全人类的最美丽的遗产。
(来源：丝路遗产 如有侵权 请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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